【言必稱希臘 63】有夷人自遠方來，無動於衷乎
現在國家間交往，平等相待是國際慣例。全方位的真正平等，因為各種原因不可能做到，但在禮儀上做到平等並不困難。18世紀末一個英國使團訪問清朝，因為當時中國在國際交往中沒有平等觀念，為此還鬧出了一些不愉快。
1728年在俄國任職的丹麥航海家白令穿過後來以他名字命名的白令海峽，證明亞洲與美洲並不相連。作為大航海時代最後的輝煌，1770年英國航海家庫克（1728-1779）探險至澳大利亞，找到了最後一塊適宜人類居住的大陸。至此，除了寒冷的南極洲，歐洲人基本清楚了地球的大致面貌，海洋連成一體，陸地塊狀分離。於是如何藉助海洋，調配資源，實現更大的利益，成為列強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英國在失去美國之後，戰略重心日漸偏向東方，以印度為基地，中國自然進入了視野。能和中國直接正常通商，是歐洲各國夢寐以求的願望，但是此前的遭遇表明，溝通障礙很多，難以形成規章制度。與其他各國商人使節零敲碎打不同，英國政府決定派遣高級使團正式登門拜訪談判。
馬戛爾尼（1737-1806）是英國外交家，也是一名比較了解東方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學者。1792年9月法國大革命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馬戛爾尼受英王喬治三世委派，經過長途航行，於1793年8月在中國天津登岸，借為乾隆（1711-1799）皇帝祝壽之名，希望中國多開通商口岸進行貿易，派使節留京常駐與中國平等交往。乾隆知道英國是海外強國，聞聽有使前來，非常高興，將其視為萬國來朝中的一員，還特別指示給出一些特殊照顧。整個過程一波三折，雙方在避暑山莊，關於覲見禮儀是否要三拜九叩的爭執是後世的一則趣談。馬戛爾尼贈送了天體儀、軍艦模型、航海儀器、鐘錶、火器等精心準備的禮物，展現英國的技術發達和先進生產力，希望能夠打動對方。乾隆懷柔遠人，依照薄來厚往的朝貢制度，賜予數量眾多的瓷器、玉器等中國工藝品。最後乾隆拒絕了英國的要求，斥責對方不懂天朝制度，派官員護送使團離開中國。馬戛爾尼的回程特意選擇了一條艱苦漫長的路線，從北京沿大運河南下到杭州，然後水旱交替，經浙江、江西、廣東各省，12月在廣州登船離開，又在澳門停留一段時間，次年3月離開中國，9月回到英國，用時近兩年，完成了這次不成功的出訪。馬戛爾尼訪華是中國近現代史前傳中的重要章節，雙方記述詳實，史料豐富，尤其是英方資料圖文並茂，頗為生動。
通商要求沒能實現，後世有人大呼可惜，畢竟當時雙方平等，未動刀槍，看上去有點希望，其實沒有任何希望。中國曆朝通常監管對外商貿都很嚴格，以利國家安全和政府獲取壟斷利益。明朝後期的南方亂局以及鄭成功建立台灣政權，這些破壞國家穩定的教訓都促使清朝執行更嚴厲的海禁政策。雖然清初在南方沿海曾設有多個官辦性質的對外通商口岸，但後來只保留廣州一處，與陸路商業重鎮蒙古的恰克圖（即買賣城）形成南北對應。從事對外貿易的中國商人多為坐商、官商，演變成「廣東十三行」。此次英國的要求即便都是合理的內容，甚至換成對英方不平等的內容，但只要有自由通商一條，就觸犯大忌，不要說是乾隆，其他朝代也難同意。另外還有一個關鍵問題與內容無關，涉及形式，英國人對此領悟不深。商談本是漫天要價就地還錢的過程，可是跟中國皇帝平等商談簡直是天方夜譚。自封為「十全老人」的乾隆爺，向來都是一言九鼎，怎能容忍商人式的討價還價，更何況還是面對蠻夷之輩。
乾隆年事已高，昏聵自傲，無視西方科技的先進，自視天朝物產應有盡有的態度也被後人詬病，不過並不全面。明清兩朝皇室和權貴對於很多西洋器物非常喜好，是上流社會的高檔奢侈品，不惜重金購買，甚至命工匠仿造。歐洲對此早已知曉，所以馬戛爾尼這次出訪，贈送的全是精品，希望通過介紹能吸引清政府對通商的興趣，沒想到又觸犯中國大忌。看到這些禮物，乾隆及官員們能夠感覺出其中有精妙，但是就像對待此前收入囊中的西洋器物一樣，還是當做玩物，包括其中具有軍事用途的槍炮，仍然拒絕了解背後的門道和知識。試想，在一群極其自戀、又自認為無比強大的中國上層人士面前展現優勢項目，還滔滔不絕地進行講解，再進一步襯托出他們的無知，結果就是遭到冷淡、不屑和排斥。而當這種自戀的成功心態上升為一種國家或民族的群體意識後，「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必然成為一句空話，因此也就不難理解中國後來緩慢的艱辛學習歷程了。中國自進入農業中央集權時代，通常都充斥著乾隆皇帝的這種心態，今天也不少見。面對不只限於戰爭的慘敗，口服心服的情況絕少出現，口不服心服是可以理解的正常反應，為學習和趕超做準備。最可怕的是口不服心也不服，罔顧現實，墨守成規，只能迎接下一次慘敗。乾隆的傲慢既是對外界的無知，也是對自身實力的自信。更何況當時的清朝尚未遭遇戰爭失敗，哪有心情向蠻夷不恥下問。
清朝是外來政權，在前期非常注重學習，當然對象只能是漢文化，通過取長補短，革除許多前朝弊端。康熙、雍正、乾隆時期被合稱為「康乾盛世」，經濟、軍事、政治表現都有值得稱道之處，解決民生問題和民族問題的成績堪比唐朝盛世，疆域版圖的面積和實際控制能力更勝於唐朝，康熙「千古一帝」的稱號並非浪得虛名。如果拋棄民族主義視角，清朝皇帝的綜合水平在中國歷史的大王朝中可以排名第一，除了後期三個小皇帝淪為傀儡之外，至少沒有暴君，也沒有放棄職責的荒政之君，最多算是一群沒有跟上時代變化的昏君。而這個變化的時代，恐怕漢武帝、唐太宗再世也不易跟上。
清前期能獲得如此成績，除了自身的努力和朝代更替等內部因素，如人口總量大幅變化，外部因素是周邊地區實力太弱。東南方向的海上強敵還沒有到來，西南方向的煙瘴之地和青藏高原依然是千年屏障，西部絲綢之路已經徹底衰落，各種反叛均被剿平招撫，北部的蒙古高原收入囊中，新興的俄羅斯還無暇南顧。安全的外部環境給清朝帶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可惜這些成績都是縱向對比得來。康乾盛世只是中國人自己的記憶，藉助引進的高產農作物和農業中央集權，最後一次對農業文明精耕細作、吃干榨凈，再無任何潛力。康熙時期「盛世滋丁、永不加賦」的政策看上去很美，而後患要由後輩承擔。康乾盛世與唐朝盛世可以一比，但是形似實非。如果視野放大，清朝對世界發展並無太多積極貢獻，與唐朝有天壤之別。
歐洲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期間，對東方几個強國的印象，有一個漸變至轉折的過程。起初在王權興起的過程中，比較尊重奧斯曼、莫卧兒等伊斯蘭國家，對奧斯曼帝國甚至是恐懼，而對中國有一種近乎於無知的崇拜之情。儒家思想代表道德治國，王朝龐大長久代表聖主明君具有高超的執政能力，科舉考試、文官制度代表社會公平、人盡其才。尤其是國家能夠遠離戰爭，彷彿沐浴在上帝的光輝之下，像一個天堂般的國度。總之，在當時歐洲人眼裡，至少在很多學者眼裡，或因社會變革需要，或因地理相隔遙遠，對傳教士們傳回的信息經過篩選後，中國總是展現出完美的一面，評價遠高於幾個伊斯蘭大國。
但是隨著社會進步，尤其是啟蒙運動中對王權的不滿，東方強國在歐洲的形象發生逆轉，由近及遠，逐一破滅。伊斯蘭諸國的沒落，讓越來越多的歐洲人對中國的美好形象也提出質疑，例如英國作家笛福在1719年出版的小說《魯濱遜漂流記》中就有對中國的負面描寫。不過要想證明地球是圓的，必須通過環球航海，要想證明中國是腐朽落後的國家，必須有人進行實地考察，刺探情報後傳回信息。職業間諜最為神秘，故事曲折動人，以至於有人總結說：「最偉大的間諜都已經消失在歷史中，不為人知。」其實相比於技術層面的職業間諜，某些人員在宏觀戰略層面的間諜作用更大，不必出生入死，只要根據邏輯和常識做出正確判斷即可。
後世將關注的重點通常放在馬戛爾尼這次出訪毫無懸念的前半程，而容易忽略真正發揮歷史作用的後半程。馬戛爾尼外交使命的失敗不能掩蓋另一種成功，堪稱偉大的外交官間諜。在中國的回程期間，沒有了繁文縟節的束縛，從北到南，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記，一路想，依據外交官的職業素質和知識積累，為歐洲總結出一條簡單而重要的結論：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弱國。對於這件事，當時所有的中國人並不知曉。不止馬戛爾尼，使團其他多位成員也以親歷者的身份詳細記錄來華過程。避暑山莊和紫禁城的宏偉幾乎被忽略，技術、交通、民居、軍隊、普通民眾的生活是重點，將前人描繪的中國正面形象徹底顛覆，多使用貧窮、落後、骯髒、停滯、專制、野蠻等辭彙。中國被形容為一艘腐朽的大船，可以輕易沉沒。
回想二百年前，利瑪竇在明朝末期還總體誇讚中國。乾隆末期只是露出由盛轉衰的先兆，就遭到英國使團的惡評，幾乎是全盤否定。出現巨大反差，是因為中國還是那個中國，而歐洲已經不再是那個歐洲，英國人確實有惡評中國的資本。正在經歷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的歐洲由於進步迅速，通過對比，很容易對中國的落後做出判斷，馬戛爾尼訪華只是完成了從懷疑到驗證的過程。相反在中國，這次訪問除了多一次朝貢記錄，沒有給清朝帶來絲毫影響。突破歷史的首次東西方政府級的重要會面雖然無果而終，但是後果很嚴重。神話破滅後必然要戳穿謊言，武力較量遲早發生。
馬戛爾尼回國後，英國因參加反法戰爭，沒有繼續進行接觸。1815年拿破崙戰敗，英國又將注意力轉向中國，決定再試一次。1816年派遣特使阿美士德組團出訪中國，主要目的與前次相同，希望清政府廢除外貿中的官辦制度，多開商埠進行自由貿易。這次因使團為保持大英帝國的尊嚴，不願行三拜九叩之禮，連嘉慶皇帝的面都沒有見到，就被遣送出境。阿美士德返程，途經南大西洋上的聖赫勒拿島，拜訪被軟禁的拿破崙，兩人還引發了一場關於中國是泥足巨人或睡獅的討論。阿美士德回國後，稱指望通過和平外交手段與中國發展擴大貿易是不可能的，不想維持現狀或放棄貿易，只能訴諸武力。結果英國選擇維持現狀，因為他們發現有一種商品，既可以避開清政府禁止全面通商的政策，又可以獲利。這就是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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