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命理學史論》對梁湘潤老師的評價(一)

 

   2010年以來,在兩岸多年隔絕之後,梁湘潤老師的祿命文化著作陸續傳到大陸,由於台灣出版的書籍均用繁體字豎排,大陸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對此很不適應,覺得梁師的著作很「難讀」,或「無法讀」,或「不知如何讀」,故很少有人能夠讀完梁師的全部祿命學著作,很多人基本不了解梁師在台灣五術界的「領軍人物」的地位,至於能夠全面了解梁湘潤老師對祿命文化的貢獻者則更寥寥,甚至會產生一些誤解。如認為他只是個「書房派」,是只能理論不能實戰的一介書生。更個別所謂「大師級」的人物讀到梁師的命理學著作後,深感震撼又覺得無法逾越,又深怕大陸愛好者知道梁師的成就後,都去看梁師的書了,會危及其地位,於是明裡暗裡對梁師的著作作出負面的評價,有些話說得還比較難聽。

   梁湘潤老師對中國祿命文化的貢獻,是客觀的存在,已經在中國祿命文化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其深遠的影響將逐步顯現出來。

   《中國命理學史論》是迄今為止大陸正式出版的唯一一本「命理學史」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作者陸致極先生是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碩士,美國伊利諾大學語言學系博士。

   陸先生在上海原五十一中學畢業,他的太太是我上海中學的同學,屬「高幹子女」。歷史的原因,曾經有不少「高幹子女」在上海中學就讀,因此我有好幾位「高幹子女」同學與陸先生認識。當他們得知陸先生在撰寫《中國命理學史論》後,就將陸先生介紹給我。他是搞命理史論的,我是搞命理實戰的,互補性強,因此一見如故,每次見面都會有許多信息和想法的交流,且許多想法具有共識。

   他收集了中國(台港澳)及世界華人界公開出版的幾乎所有命理學著作(含歷代命理學史籍),當然也包括了梁湘潤老師2008年之前出版的數十本命理學著作。歷經數載,認真閱讀、分析、研究後,在美國芝加哥「閉關」一年,寫出這本命理學史著作,史實內容的真實客觀,歷史評價的公正權威,受到廣大讀者的一致認同。

   陸致極先生按照他的理解,把中國命理學分為「孕育時期」、「古法時期」、「今法時期」、「深化時期」、「轉型時期」,共五個時期。前面三個時期,屬明代中葉之前。「深化時期」的開始,以明代中葉出現的《三命通會》為分水嶺;

   「轉型時期」,即自民國初年開始,一直到現在,陸先生在「轉型時期」的標題後,特地標明:「從近代到現代」。

   每個時期,均有其標誌性著作及代表性人物,這些人物,也可以說是為中國命理學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物。

   陸先生又把「轉型時期」細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現代前期或近代階段」,時間跨度是自2011年民國成立開始,至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陸先生認為,這個階段的代表人物首推徐樂吾,此外還有袁樹珊、韋千里等。

   第二個階段,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開始。

   陸先生說:「由於中國大陸自五十年代起,算命被看作是一種騙人的迷信活動,屬於被取消的對象,較有系統的研究自然就銷聲匿跡了。因此,有關命理學的探討,只能是在台灣、香港以及海外華人地區展開。顯然,台灣命理學家對這一時期的研究,是起著主導作用的,其代表人物有梁湘潤、鍾義民等。」(第348頁)

   陸先生認為,命理學的這個階段,是從「疑古」到「創新」,以及向不不的新領域作出探索性的開拓。正因為有「疑古」,命理界的人士,對大量的命理古籍又作了一次新的整理和詮釋,探索傳統命理學規則,在現代社會中的運用。

   陸先生在此明確提出:「這項工作的扛旗人物,首推台灣的梁湘潤先生。」(第349頁)

 

   梁師是看到過《中國命理學史論》這部著作的。他在「兩岸祿命(上海、台北)交流」這篇文章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有一位同道送我一本上海研究命理人士的一本著作《中國命理學史論》,作者是陸致極先生。贈我書的友人說,在陸致極先生的著作中,有提及我的著作,及我的名字,至少有十次。當我閱讀此書之時,體會到我的作品,已經受到上海市同道之重視,由於我自己就是上海人,更有著一種同根生的情感」。「尤其是無巧不成書,何重建君與《中國命理學史論》作者陸致極君,彼此二人原是相識,也是復旦大學同學,我就請何君見到陸致極君時,代我致上問候之誠意」。後面這段話,是在2010年去台北拜師時,梁師親口對作者講的。作者回上海後,向陸先生轉達了梁師對他的誠摯問候。

 

   作者仔細閱讀過《中國命理學史論》,實際上陸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梁師,或援引梁師著作的論述達17處之多,有些地方還是大段引用,並加以正面、中肯的分析、贊同,有些還引為「立論」的依據。作者認為,這首先表明陸致極先生對梁師的著作,進行過全面的閱讀和細緻的分析;同時也是陸致極先生就梁師對命理學研究的成就,及對祿命文化發展所做的貢獻,作出了客觀的評價。

 

   我們先看看陸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國命理學史論》中,十七處引用梁師著作的具體內容:

   第一處、第四章,傳統命理學發展的歷史分期。

   第75頁,「傳統命理學的實際研究,不可能早於東漢中期」。

   注四:梁湘潤《淵海喜忌隨筆》認為:「算命一事,最早不會早過"東漢順帝』,最遲不會遲過"東漢獻帝』。也就是說世間有用人之"生辰』不算命者,是起於東漢末年。。。。。。自漢順帝起,才以年柱用干支來紀年。昔日之干支只用來記載日柱之用。」(第23頁)

 

   第二處,同上。

   第81頁,「由此可見,傳統命理學當發軔於東漢末年,在三國時已見端倪。」

   注二:梁湘潤《命學大辭典》說:「東漢末管略亦為早期命學有關之人士,介在他著作之中並無有關命學之盡收眼底,在後漢書藝文志詳載有"管略周易林四卷,管略鳥情逆佔一卷』,信知管輅對五行之術甚精,可能以"呂、律、商』之甲子,能占鳥語,是乃高人也。可信其與命學有局部聯繫,不足以證命學由他起。至隋代命學之五行乃已成定則而甚為流行。未幾,而唐太宗召呂才問詢祿命推論之對與否,可見已足以令人君關問,事已經十分普遍而流行矣。」(第293—294頁)

 

   第三處、第五章  孕育時期:神煞、四時和刑沖會合

   第96頁:「誠如梁湘潤先生指出的:有一項不可不否認之事實,即是"祿命法』之"神煞』,十之八九皆沿用於原有"擇日法』之神煞。」

   注二:梁湘潤:《神煞探源》第153頁

 

   第四處,第五章,同上。

   第103頁:「其實,神煞的取捨,是在長期對年月日時干支的對應關係的的觀察中,積累起來的在統計意義上的徵驗,本身很難----予以義理的解釋」。

   注一:梁湘潤《神煞探源》指出:「神煞之形成,大抵是依據八個原則而成立。即是:一卦理;二日月行度;三奇偶方圓;四統計累積;五象形字義;六俯情理;七先天數理;八特殊排列組組合。神煞之成立,很少是脫離以上之八種組合之推理。」(第17頁,作者說明,原書遺漏了第「六」個原則)。

 

   第五處,第五章,同上。

   第111頁:「梁湘潤先生認為,這是陽死、陰生之說----以"乙亥七月生當在病鄉』,甲見"亥』在長生,"乙亥』為病死之位。」

   注一:梁湘潤《李虛中命書》第120頁。

 

   第六處,第六章,古法時期:古典模型。

   第118頁:「據梁湘潤先生考證,《李虛中命書》中所提到的職官名,大都為宋代的官職。故此並無真正作者。」

   注二:梁湘潤《李虛中命書》第2頁。

 

   第七處,第十章,今法時期(四)格局系統

   第219頁至220頁:「《淵海子平》中《寶法第一》、《寶法第二》對此有這樣的記載:子平一法,專以日干為主,而取提綱所用之物為令,次及年月時支以表其端。凡格用月令提綱,勿求年日時為格。今人多不知其法於此,百法百失。。。。。。」

   注二:下面引文,參考了梁湘潤《命學大辭典》所錄「寶法卷一」「寶法卷二」,作了訂正。

 

   第八處,第十二章,深化時期(二),《子平真詮》

   第267頁:「沈孝瞻在命理學上的殫精竭慮的創造,經徐樂吾的"注釋』,都"化為烏有』了」。

   注二:梁湘潤先生在《滴天髓、子平真詮》今注中也指出:「沈氏之著作,受了徐樂吾的個人習慣,曲解了很多沈氏的原意。。。。。。。所以我們只宜對沈氏的原文多予研究,不必多分心於徐樂吾的附筆架詞」。第153—154頁。

 

   第九處,第十二章,同上。

   第266頁起,陸先生說:進入「此書最重要的論題----格局」(即《中國命理學史論》)。第271頁之注一:「以下命例沒有註明的,皆取自梁湘潤編著的《沈氏用神例解》。」

   作者說明,實際上,第271—283頁,陸先生共引用了20個命例,來說明《子平真詮》,達到「格局理論探索的高峰」。而引自梁師《沈氏用神例解》的佔到18個,也就是說,引用梁師著作所分析的案例,佔到90%。

   其餘兩個案例引自徐樂吾《子平真詮評註》和尤達人《太人知命四十年》。

   陸先生在本章最後(第286頁)總結說:到《子平真詮》,則更深入到格局內部的條理分析,用一套更為精細的程序和規則來辨認格局的吉凶成敗。《子平真詮》無疑代表了格局理論探索的高峰。而傳統命理學在推理上不斷朝精微的高度推進,由此可見一斑。

 

   第十處,第十四章,深化時期(四)《窮通寶鑒》及《命學玄通》

   第321—322頁:「《窮通寶鑒》,原名《攔江網》,從書中大多列舉明朝名人宰輔的命例分析來看,可以判斷,此書作於明朝末年。然而,當是僅為一種"私人密錄式的抄本』,在江湖上流傳。」

   注一:見梁湘潤《余氏用神辭淵》P12。

 

   第十一處,第十四章,同上。

   第323頁:「梁湘潤稱之為"四明丁丑版』。他指出:"這一個四明丁丑版,內容雖然不敢與原抄本完全一樣,至少可以證明丁丑版是比余春台的潤筆版本,更為接近原抄本。。。。。。此盡收眼底的作者,可能也與徐氏的觀點相同,認為《攔江網》盡收眼底名俚俗,文筆簡陋而有局部應驗而已,因而代為作出詞賦。此文並無書名,實際上即是沒有標明《攔江網》之《攔江網》』」。「梁先生的話是有道理的。只要比較一下兩者的內容,不難發現它們實際上來自同一個源頭。」

   注三:《余氏用神辭淵》P15。

 

   第十二處,第十四章,同上。

   第331頁:「如果用一種故弄玄虛的說法,就是"秘本』了。當時,《攔江網》就是其中的一個秘本。有了這樣一個大綱,對於任何一個命造,就很容易用對號入座的方法,在極短的時間內找出推理的頭緒來。」

   注一:見梁湘潤《星相書簡法卷》(天冊、地冊合訂本)

 

   第十三處,第十四章,同上。

   第341頁:據梁湘潤《命略本紀》所說:明代之江湖層次,不論「文」、「武」,以及「三教、九流」之任何一種「流派」,都是在「刑部」----「東廠、西廠」,兩廠錦衣衛控制之中,借各地遊方,為朝廷作耳目。到了清代,《命略本紀》接著說:祿命、星相人士,又能是依附洪門、清幫兩大組織。原因是清廷全國運糧、皆由漕幫、安慶幫承包,各地有水站碼頭,算命先生外出遊走營生,可以跟著糧船,遊走碼頭,並通過船幫的老大,安排地點遊方行業。陸路也是如此。這種外出行走營業之大環境,延續連綿六百年以上。(P341)

   注三:見《命略本紀》第182—184頁。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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