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容易——威權社會掃描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17日14:27 南風窗

 威權新勢力         威權是民主大潮下的一個概念，指兼具民主與專權兩面的新統治形式，或曰專制與民主之間的過渡形態。上世紀70年代以來，經由政變方式上台的威權政府紛紛倒台，而藉操弄選舉把持政權的威權卻度過了這一波低潮期，不少國家通過修憲悄悄撤除了領袖連任的限制，少數國家更在新世紀以令人眩目的姿態重登國際舞台，向美國的地區政策發起挑戰。

　　近年來，以普京、查韋斯等人為代表的「威權新勢力」，施展出了與前輩不同的治國方略。比如搞民族圖騰、文化輸出、經濟援助，新威權是一套一套的。而老威權慣用的對內高壓或對美臣服姿態，則被慎用武力鎮壓的「溫柔」和敢於厲聲斥美的「耍酷」形象所取代。而且，威權新勢力彼此抱團，互相參照的程度超越了各自為戰、爭當老大的舊模式，乃至成為一種國際潮流。

　　但不管是進化中的新威權還是退化中的老威權，大抵都擺脫不了這樣的印記：威權領袖往往是「開國之父」、「再造共和的功臣」；威權政黨則常常自命為代表全民的大眾黨，而不願被歸類為意識形態激進的革命黨；威權國家的知識分子動輒會被戴上「異議分子」的高帽，人權活動家則被視為別有用心的木馬，而扶不起的反對派也有「蟑螂」、「小丑」一類的綽號。

　　與指令經濟國家不同，威權通常並不害怕市場經濟，而喜歡秩序和穩定所帶來的物質富足感，冀以此犒勞自己的朋黨，增添自己的合法性；威權甚至也不害怕普選，它擔心的只有換屆前夕走漏消息、投票後被國際組織追著查票以及執政後被念叨憲政制衡原則的緊箍咒。

　　從大歷史角度看，存在諸多阿喀琉斯之踵的威權的平均壽命要短於世襲王朝和獨裁政權。但這些年來，威權也一直在改變自身以適應時代的大環境。全球化時代的威權，不僅整體上學乖了，摩登起來了，善於標榜人權而不主動攻擊某些社會階層，其中一些國家還在不斷地給西方國家挑刺兒，製造威權復興的泡沫或假象。尤其是在有強人傳統的國家，威權正以世人對它的依賴和畏懼，沖淡那股固有的令人憎惡和反抗的氣味，這也向愛好自由民主的人們提出了新課題。

　　——謝奕秋

　

　2008年春，隱世於喜馬拉雅山麓最後的香格里拉——不丹王國，由於新老國王自願放棄其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特權，而通過全民普選國會議員一舉嬗變為世界上最年輕的議會民主制國家。然而，在歷史的長河中，像不丹這樣順利向民主轉型的例子實在是鳳毛麟角，而在當今世界很多地方，如泰國、緬甸、巴基斯坦，民主的進程充滿了反覆、非議和流血鬥爭。

　　據粗略統計，始於19世紀初的「民主化長波」到1920年為止，導致了民主在約30個國家取得勝利，然後，由於威權主義復辟和法西斯主義興起，到1942年止，民主國家的數量降到了約12個；二戰後的「民主化短波」再次使民主國家增加到30個以上，但不久後，又有許多民主政權垮台；始於葡萄牙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規模空前，但在新世紀還是出現了威權反撲的現象，如前蘇聯國家篡改民主政體以及拉美近年來的「向左轉」風潮。

　　數年前在烏克蘭、喬治亞等國興起的「顏色革命」，由於反對派造勢及執政過程中存在的朝野對峙、爭權奪利甚至流血問題而面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無法進一步有大的作為。大大小小的威權統治者也不失時機地對此加以利用以恐嚇人民，力圖維持現狀。更為弔詭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威權殘忍的一面會漸漸褪去，留下的往往是溫情的回憶——蘇哈托死後所享受的國葬和大量的溢美之詞就是明證。那麼，是什麼在決定著從威權到民主的演進方式？如何才能將轉變成本減至最低？如何看待在某些國家甚囂塵上的「威權懷舊症」？

　　威權的容忍

　　和專制體制相比，威權下的個體擁有了一些選擇的自由，甚至被允許私下對統治者冷嘲熱諷。但威權體制最大的問題是，它剝奪了人民自由選擇統治者的權力，人民在對現實不滿時，只好期待下一位統治者是「明君」，而「任何假定存在超人或英雄美德的政治制度只能產生罪惡和腐敗」。事實上，好的制度比好的領袖更重要。陳水扁再猖狂、再狡詐，也不敢隨便調動軍警鎮壓人民，不敢賴著不下台，軍隊也不敢政變，這就是制度之力。

　　而對掙扎於威權淫威之下的國家和民眾來說，相比造成重大破壞的革命方式，類似智利皮諾切特軍政府選敗下台的不流血方式更值得推崇。而要實現這種轉變，固然需要方方面面的條件，但威權的容忍和審時度勢是必不可少的。歷史經驗證明，領袖個人的良知往往可能在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起很大作用，華盛頓、佛朗哥和蔣經國都是很好的實例。

　　以台灣地區的情形為例。台灣地區的民主化歷程，雖然有過雷震和許多黨外人士的奮鬥與抗爭，對當局形成強大的壓力，但如果不是蔣經國臨終的最後半年大發慈悲，由上而下地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報禁，台灣地區的民主化轉型是否會在1988年就開始，恐怕很有疑問。

　　在蔣經國執政後期，大批台灣本土精英和青年才俊開始被重用，紛紛走上政治舞台；台、澎、金、馬地區「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舉和改選亦不斷擴大對黨外的開放；對於黨外勢力的挑戰，蔣經國本人也持相對寬容的態度，主要通過司法渠道處理應對，而不再重施其父向群眾與學生開槍、搞大規模政治迫害的故技，與此相應地，公民社會成長了。

　　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在台灣圓山飯店成立。台灣情治部門立即呈上反動分子名單，蔣經國未批，他淡淡地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當有人質疑「這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時，蔣答道：「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此時的台灣社會，雖然經濟高速發展，但民主呼聲已經很高了，特別是台灣本土人，他們迫切希望能參與政治，為此不惜採用極端的手段。如果繼續推行威權統治，難保不會發生大亂子。所以也可以說，台灣地區的政治轉型是統治者在內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面對逐漸增大的壓力的情勢下，基於對容忍成本和鎮壓成本的考量所做出的理性策略選擇。

　　但是，並非所有威權領袖在此情況下都會順應時勢，自動放棄權力。對於一個沒有人文素養和人文關懷的統治集團而言，更大的可能是，它會用鎮壓和逮捕來應付眼前的危機，並用「擊鼓傳花」式的權力更迭來拖延解決問題的時機。最要命的是，但凡威權統治者，哪怕開明如蔣經國，都很難聽到不同的聲音，正如張國榮在《紅色戀人》中的那句台詞：「他只能聽得見槍聲。」這樣的話，最高統治者往往昧於形勢，被自己一手製造的歌舞昇平景象所迷惑，產生權力幻覺，對變革的要求反應遲鈍，最終延誤和平解決問題的時機。

　　而威權領袖不同的應對方式，不僅會影響這個國家的民主進程，更根本的是，它會影響這個統治集團在未來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一般來說，極權或威權的政黨垮台以後就很難在新的政治環境中生存，起碼部分政治人物被審判、原有政治勢力分化瓦解在所難免，但是台灣地區的情形有所不同：國民黨雖被分化但主體部分仍得以存在，並且號召力仍然很大，現在，百年老黨重新煥發出生機和活力。正是藉助原先執政時相對的「非殘暴」和對台灣地區民主的貢獻，國民黨並沒有被徹底地清算，仍然獲得了在民主制度下生存和發展的機會。

　　像蔣經國那樣，能夠從良知出發，對迫在眉睫或遲早會發生的變革持支持、順應、樂觀其成的態度、至少沒有通過屠殺阻止歷史進程的威權者，一般都能在未來的政治版圖裡謀得一席之地；而那些「不見棺材不落淚」、把一切的妥協和讓步視為軟弱和背叛、試圖通過壓制輿論、壓制民間組織來鞏固統治的威權者，不僅是對國家、民族的極不負責任，也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史有明鑒，英國的王室從12世紀的「大憲章」開始就一直在與民間作妥協，所以在今天仍得到了體面的對待。而法國波旁王室則對來自第三等級的呼聲採取迴避和拖延的態度，導致矛盾激化，最終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斷頭台，波旁王室也一蹶不振。

　　民主不容易

　　時至今日，民主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潮流和政治正確，但民主化的實現仍是不容易的，民主的鞏固和穩定更是難上加難。

　　在許多成功實現了威權到民主轉型的國家，民主制度的運作並不是很理想。很多時候，新民主政府在解決該社會特有問題上的失敗導致了民眾的冷漠、挫折和幻滅感，進而降低了人們對民主這種基本制度的評價。

　　面對這些讓人沮喪的現實，首先必須明確的是，民主不是萬靈藥，那種把過去所有難纏問題的解決完全寄望於民主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民主最重要的功效是為國家提供了最為穩定的合法性基礎。一個以理性意識形態為合法性基礎的政府，一旦不能向大眾提供該意識形態所許諾的東西，就會出現社會信仰危機。信仰危機到來時，政績本身難以為一個政權提供穩定的核心合法性，因為沒有一種經濟模式能夠一直保持經濟的高增長率；倘若以政府官員的道德表率作為合法性基礎，就會將貪污這樣的法律問題提升為政治問題，從而在根本上削弱國家的合法性。而在民主制度下，競爭性選舉只要被認為是公正的，執政者即使在上台後表現很差，政權仍然具有合法性。這就是為什麼2006年秋天陳水扁在「紅衫軍」的激烈抗議下，仍然能輕鬆挺過來的原因。

　　從促進經濟發展的角度講，民主只是為經濟發展創造條件，並不必然帶來經濟增長和管理效率；民主之外，法治、自然條件和人的因素等也很重要。但在一個不民主的社會，經濟也可能在一段時期內高速發展，卻缺少長久的生命力，有可能前功盡棄。在這一點上，人們應該有更長遠的眼光。何況在災害面前，民主能夠保護窮人——從經驗上看，獨立和民主的國家都能遠離饑荒。

　　再次，對政治家而言，民主是最麻煩、最困難的一種形式，充滿了矛盾、張力甚至衝突。它要求政治家在多黨競爭、利益衝突、選舉拉票、權力制約等種種不穩定的制度安排中尋求相對的穩定，在不平衡中尋求相對的平衡。威權的垮台大快人心，令人豪情滿懷，相比之下，民主制度內部的政治鬥爭則往往被視為不道德。但是，激情總要過去，人們遲早要面對瑣碎的現實。民主制度要運作良好，就必須給予其一種不可談判性或霸權性的地位，即不管誰上台，他既不會，也沒有想像力和能力去改變這一體制運作的基本規則。而這一切的實現，是要經過多次博弈、折衝和妥協的。

　　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執政黨和反對黨的議員分列女皇的兩側，反對黨議員是為了女皇陛下而對執政黨的執政進行監督。英國反對黨的這一性質被稱為「為了女皇的反對」，在現代政治學中又被稱為「忠於反對」。一個民主社會要穩定，執政黨與反對黨必須擁有共通的價值觀，它們之間的不同應體現在具體政策及執行技巧上，而非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這也是對剛剛恢復民主的巴基斯坦的最大考驗，執政聯盟如果只是想清算穆沙拉夫、報仇雪恨的話，國家仍免不了新一輪的震蕩。

　　另外，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沒耐心的人往往會從民主一時一事上的失誤出發，判定民主已經失敗。但經過20年的發展，時至今日，恐怕沒有人能否認，台灣地區的民主正在變好，正在走向理性和良性。如果以更長遠的尺度來衡量，50年過後，所謂的「槍擊案」、「特別費案」都變成過眼雲煙，被時間留存下來的，只有台灣地區的民主制度和每個台灣人的民主權利：人人暢所欲言，可以根據自己而非他人的意願自由選擇政治領導人；官員毫無「官威」可言，對百姓須曲意逢迎；政府或政治家要影響人們的選擇，唯有依靠說服，而非命令與強制。這些就是民主的真諦。打架的立法院也比不出聲的議會好。幸運的是，民主制度具有一種自我完善的本能，只要轉型時不遭遇大的動蕩，只要基本制度沒有被重大偶然事變破壞或扭曲，民主制下的社會，向善就是必然。

　　告別「威權懷舊症」

　　在一些轉型成功的國家裡，久不久會出現對歷史上威權人物的懷念思潮。西班牙人對佛朗哥，阿根廷人對庇隆，印尼人對蘇哈托，都是這種「威權懷舊症」廣為人知的例子。在這些國家，受迫害的記憶逐漸消失，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被一種威權時期經濟增長、繁榮和秩序的印象所取代。那麼，這代表了民主的失敗嗎？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人們之所以懷念威權，不是希望回到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去，而更多的是表達對現狀的不滿和批評。而能自由地表達不滿和進行批評本身，就是民主確立的重要標誌。威權當局當然也需要社會上的批評，但這種批評不會是對自身現狀的批評，而是對之前統治者的批評，對同時代其他國家的批評。這種批評營造了一種時間和空間的錯位，其目的自然是通過批評他人來實現對自身的歌頌。

　　另外，人們對威權領袖的情感糾葛，還有著更為複雜的心理生成機制。威權領袖因為可以隨心所欲地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不計代價地在很短時間裡實現一些重大目標，這讓許多人印象深刻，難免對他的力量產生了敬畏；威權領袖往往深深理解權力的奧秘，懂得什麼時候該對群眾露出微笑，什麼時候該把他們撕碎。他們的才能與威儀是任何其他類型的統治者所無法比擬的，因此他們必然受到一部分人歇斯底里般的擁護與愛戴。這些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半是陶醉，半是羨慕，其中還夾雜著瘋狂。

　　這就使相當一部分人成了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對威權領袖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操在統治者手裡，統治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統治者共命運，把統治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統治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許多中國人津津樂道的不是漢文帝、隋文帝這樣懷柔天下的統治者，而是秦始皇、成吉思汗這樣殺人如麻的暴君；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在談論某個政治家的失敗時，許多人會歸咎於這個人不夠狠，殺的人還不夠多了。

　　在學術界，為威權提供辯護的大都經由歷史功利主義的邏輯，即：威權統治的結果能為威權本身提供合法性，如果威權治理的效果好過自由社會，那麼威權統治就是合法的。在他們看來，威權因為提供了平均主義，提供了經濟發展，所以也沒什麼不好，如果在其中有對人權的踐踏等不足的地方，那也是必要的代價。

　　問題是，這是一種沒有價值前提的機會主義邏輯，它假設人活著就是為了吃穿，為此可以犧牲人之為人的自由和尊嚴，這並不符合實際。阿馬蒂亞·森就以印度的例子證明了，有經濟需求的人也需要政治上的聲音，沒有證據表明窮人在可能的情況下會拒絕民主。

　　而所謂的「威權治理的優越性」，常常來自權力話語，而非一種客觀實際。他們既然壟斷了治理權，掌握了話語評價權，那麼不優越都難。問題的關鍵在於，優越性必須要在比較和競爭中才能體現，不是和別的落後國家比較，而是在自己的國家內部，進行威權和自由的長期比較。至於「威權帶來平等」的說法，就更是站不住腳。經濟上或許是真的平均主義了，但從權利上來說呢？那往往是一個等級森嚴完全無平等可言的社會。而為了實現這樣的平均主義，對人性的犧牲和摧殘的代價又是多大呢？

　　勉強說得過去的，就是威權提供的秩序往往能助經濟發展一臂之力，其典型代表是新加坡。不過應該看到，新加坡政府對人民權利的限制，是以經濟民主、管理高效和極端廉潔來做交換的。在新加坡的威權政治中，政府部門即使進入市場，也是作為一個企業主體去參與競爭的；政府建立了嚴密的肅貪機制，重視選拔合格的人才從事公共服務，小心翼翼地維護政府誠實、公正、有效率的形象。這一切在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是可行的，因為一切盡在政府掌握中，但要推廣到更大的範圍就會出問題。香港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而且，我們也不能設想：如果除掉鐐銬的話，它會否跳得更好。　

(趙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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