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懷宏 | 美國大選背後的價值衝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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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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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背後的價值衝突（下）

何懷宏 |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原載於《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3期

美國獨立之後：

平等自由的擴展與幸福的物化

 人們對《獨立宣言》中楬櫫的新的價值觀念的反應是有些滯後的，當時的一個異議是將譴責英王奴隸貿易的一段刪掉。儘管傑弗遜、華盛頓等獨立領袖們從理念上並不贊成奴隸制度，但為了盡量消除分歧，共同面對迫切的獨立大計這樣重大的政治問題，他們做出了讓步。而對像「平等」「自由」這樣比較抽象的價值原則，當時參加大陸會議的人們反而不那麼重視。但在後來的歷史中，價值觀念尤其是載入開國經典文件的價值觀念則顯示出了它們的巨大力量，無論支持還是反對的人們不久都意識到了這一點。

獨立宣言的起草過程

1787年制定的《美國憲法》正文，主要解決了國家何以成為一個真正有實力的國家，以及權力如何分配和互相制衡的問題。雖然只要權力受到制衡，就會有權利的相當空間，但權利還必須直接得到保障，於是緊接著補入後來陸續有增補的權利修正案，直接處理了公民個人平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問題。

比憲法更重要的是社會觀念的改變，或者說法律和觀念是一個互動的過程。而一個根本性的觀念革命，就在獨立前後的半個世紀中差不多基本完成。戈登·伍德指出，1760年的時候，殖民地的200萬居民仍舊理所當然地認為社會就是，也應該是等級制和從屬制的。但在隨後不到50年的時間裡，這一共和制的國家已發展到近千萬人且具有了平等的觀念，「成了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最具經濟頭腦和最現代的人民」。而這一社會變革的關鍵就是使美國獨立並建立共和的革命。這場革命「也使後來的廢除奴隸制和19世紀的婦女解放運動成為可能」。它摧毀了貴族制度，普通民眾有了受尊重的社會地位，原本卑下的勞作也獲得了尊重，它還推動產生了全新的大眾政治和新型的民主化官員，把人們對幸福的追求變成了社會和政府的工作目標。它也釋放了民眾中幾乎未被覺察的巨大的經營企業和商業的能量，從而改變了這個國家的經濟形勢。「總之，這場革命是美國歷史上最激進、意義最深遠的事件。」

美國革命不像法國革命那樣疾風驟雨，而導致國家先是走向恐怖，然後是個人獨裁，但它仍然是一場社會革命。就其深刻地改變了社會的結構而言，它不僅是一場革命，甚至是一場更成功或者說真正成功了的革命。美國在擺脫歐洲的君主、建立共和之後，下一步就是走向民主了。其中平等的觀念所發揮的作用至為關鍵。伍德寫道：「平等的觀念對人民能量的爆發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平等的觀念是美國革命中產生的最激進和最強大的思想力量。它具有十分強大的感染力，這是革命者們沒有認識到的。平等觀念一旦被激發出來，就勢不可擋，以驚人的力量在美國社會和文化中迅猛發展。它成為赫爾曼·麥爾維爾所說的『偉大的上帝！民主的中心與外圍！』」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也共享著一些根本的理念，甚至欲達到的目的也有不少共同之處。但是所採用的手段卻相當不同，所呈現的面貌迥異，而最後達到的結果也相當不同。美國革命是一場似乎和風細雨但卻非常深刻的革命，從最後所達到結果來看，幾乎沒有任何革命比它所獲更多。

總之，1776年仍然是一個明顯的標誌線。如伍德所言，在獨立革命之前，「人們很難想像一個文明社會除了是某種等級社會之外，它還會是什麼別的類型的社會」。當時的人們「認為這種等級制度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他們覺得生活在這個社會裡，沒有人是微不足道的，即便是最下等的僕人也不例外，他們由此獲得了極大的精神上的滿足，而這種滿足足以彌補不平等造成的缺陷。在這個傳統里，『人各有其位，又休戚相關』。」當然，他們也相信，從一個等級向另一個等級的升遷不單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要升遷的人必須具備和展示那個新的等級或地位所需的素質。革命之前和之後已經像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一個時代的觀念以等級制度為「天經地義」；另一個時代的觀念則以「平等」為「金科玉律」。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正確」。

這樣，到19世紀初，原來的白人契約奴就基本銷聲匿跡。而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傑克遜總統所帶來的大眾民主，則已經使覆蓋幾乎全體成年白人男子的政治參與權利基本得到落實，財產、地位、出身等因素不再成為限制。托克維爾1831年訪問時所看到的美國，就已經大致是一種大眾民主的景象。而婦女的參政權也已經在各州逐漸入法，直到1920年在美國完全落實，載入憲法。

但是，對於平等自由來說，最重要也是最棘手的問題還是黑人奴隸制度。而對於推動解決這一問題，信仰起了極大的作用。基督教喚醒了所有人在上帝面前皆平等的觀念：平等的主體應當包括所有人，而不只是一部分人，甚至它更關注那些貧困和弱勢的人們，認為高貴者和富人比卑賤者和窮人更難進天堂。但是，直到中世紀，基督教社會的確也是更關注天堂、永恆和拯救而非塵世的問題。它將平等的主體擴展到所有人，但在平等的適用範圍上，因為其時將此岸主要是看作奔赴彼岸的一段旅程，它並不著力於爭取社會政治的平等，爭取這種平等的普遍觀念以及運動和革命要到近代以後才出現。而當持有這種平等精神信仰的人們將視線轉向世俗社會，奴隸制度就會變得越來越不可忍受了。福格爾認為：「美國的反奴隸制運動首先是從宗教領域而不是從政治領域開始的。」如果不是主要出於信仰和價值觀念而是只考慮利益，很難出現居多數和強勢地位的白人為居人口少數和弱勢地位的黑人呼籲、吶喊，乃至最後浴血奮戰的情況。

那些仍然想維護這種制度的人們，比較直接的理由看來是以州權來抗衡，這時南方的州想從聯邦爭取獨立，有的理由和當年殖民地從英國爭取獨立也有類似之處，他們也想維護他們已經習慣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但這樣的方式卻建立在另一些人被奴役的基礎上。這樣，我們看到固有的信仰與獨立的價值觀念也就已經有了一些裂痕和衝突。當然，從深處來說，南方人還提出了一些更多的價值理由。卡爾霍恩1837年2月6日在國會「關於廢奴請願書的演說」中認為，南方蓄奴制從雙方看都沒有損害到人，即奴隸們並沒有處境悲慘，而主人們也沒有道德墮落。還留在非洲故鄉的黑人「都不曾像（美國）南方黑人那樣，達到此等的文明和舒適程度，無論是從物質角度看還是從道德和理智角度看，都是如此」。「與此同時，白人或者歐洲人也並未因此墮落下去。」「南方的白人在德行、理智、愛國精神、勇氣、超脫以及那些裝點了人類本性的重大品行方面，與北方的白人相比，並沒有任何遜色之處。」他認為，北方作者對南方黑人的描述是不真實的，奴隸們其實被留下了很大的一塊物質財富的份額，從生老病死都得到悉心的關懷和照顧。但無論卡爾霍恩怎樣辯護，奴隸制在道德上的不正當，尤其是不可能見容於現代社會是明顯的。就像福格爾所說的，「反對奴隸制的人們認為，無論奴隸主對待奴隸如何，奴隸制本身都是一種罪惡」。這是一個歷史的沉重負擔和現代的最大不義，人們忍受這個負擔和不義也已經夠久了。

總之，1863年的廢除奴隸制度，解放黑人，看起來只是自由主體的平等擴展，但對整個國家來說，正如林肯總統所言是「自由的新生」。處在現代世界的美國不再會像古代的雅典、羅馬那樣，對一部分人自由、另一部分人被奴役（哪怕他們是少數）的社會狀況視若無睹、安之若素，這是基督教和啟蒙運動的雙重結果。「所有人都被創造為是平等的」，而且，這不再只是精神的平等，也是實質的社會平等；不再只是彼岸的平等，也是此岸的平等。奴隸制度若不廢除，它就將是美國的一道永遠流血的傷口，是面對現代世界的一個巨大羞恥。

但是，黑人從奴隸身份的解放並沒有使他們獲得真正廣泛平等的社會和法律地位，而貧困的人們即便有19世紀末的進步主義運動所帶來的改善，也一直沒有得到國家制度和政策的根本性保障，對不同種族的移民也有歧視性的政策。直到1929年經濟大蕭條發生，許多人墮入靠自身難於解決的窮困之中，這才引起了比較根本性的變化。為了應對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局面，羅斯福「新政」開始的社會福利政策廣泛惠及了下層民眾，同時也大大擴展了聯邦國家的權力，包括重新解釋了「自由」的概念，使後來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開始成形。

20世紀6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通過反對南方的種族隔離，使黑人的社會地位大大提升，也普遍提升了其他少數族裔的社會地位。與反對越戰大致平行的學生運動則大大擴展了個人的選擇自由，年輕人試圖突破所有的禁忌和界限，探索似乎無窮的自由的可能性，乃至包括性交、毒品和暴力的自由。而反對的力量——保守主義和傳統信仰的思潮也在此時開始上升，「沉默的多數」開始用選票「發聲」，且在80年代迎來了里根、老布希的連續執政，自由世界幾乎是「不戰而勝」，乃至到柯林頓時期，在經濟政策方面還是沿襲了相對中間甚至偏右的路線。左翼的激進運動受挫，學生們回到安靜的校園，但許多左翼的思想觀念，尤其是弱勢的個人和群體的選擇自由、平等福利的觀念大為流行，越來越在知識界和媒體界佔據主流。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潮流攜冷戰結束的聲勢也依舊強勁，宗教開始了被稱為「第四次大覺醒」的復興。也許還是先在觀念上，然後再在行動和政策上，左右兩翼對峙、互不相讓的局面開始形成。

在這200多年間，平等觀念的普及化、全面化及其在社會層面上的不斷落實，是主要的潮流，而伴隨的還有幸福觀念的物化，過去的幸福觀念的精神層面因素總體來說是趨於淡化了。

伍德也描述了這一潮流的濫觴。他認為，美國人在獨立戰爭之後50年對幸福的理解日益傾向物質化的根本性變革，與大眾民主大致是同步的。美國人在拋棄對君主制的效忠之後，需要尋找一種新的社會紐帶和基礎，最終他們在普通百姓的實際行為，在他們每日渴望掙錢的自由，渴望去追求現時的幸福的舉動中，找到了新型的民主黏合劑。美國革命的第一代領袖們難於阻止人們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去實現自己所理解的「幸福」——可能主要是物質利益。而他們試圖採取的法律手段，看來最後反足以保障和引導了人民的致富和平等意願；當然，它們也使這種意願進入了一個也是比較平穩和健全的發展軌道。「到了19世紀初，美國已經開始變成西方歷史上最平等、最實利主義、最個人主義的社會，……這個新型的民主社會在許多方面同革命領導人曾經設想的社會恰恰相反。」許多建國領袖不免失望，但大多數美國人卻歡欣鼓舞。

在「傑克遜民主」時期來到美國考察的托克維爾也描述了這一情景。他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專門有一節寫到了「美國人對物質福利的愛好」。他談到，在美國，對於物質福利的熱愛並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的。雖然不是每個人都以同樣的方式去熱愛，但至少人人都有這種熱愛。他認為這種追求物質享樂的激情，本質上是中產階級的激情。這種激情正是從中產階級向社會的上層和一般老百姓擴散的。喜愛物質生活的享樂，正在變成全國性的和居於統治地位的愛好。人心所向的這股巨流，正把所有的人卷進它的狂濤。當然，托克維爾也指出，他們也主要是應用他們的自由，通過自力去追求財富和享樂。他說，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國家能像美國那樣很少有遊手好閒的人。在美國，凡是有勞動能力的人，都熱火朝天地去追求財富。而他還注意到美國人在熱烈追求物質財富的同時，也有一種與宗教精神的微妙平衡。至少在禮拜日，全國的工商業活動都好像完全停頓，人們來到教堂，進入了一種莊嚴的凝思時刻，靈魂也開始自我反省。他們從教堂回到家裡，也並不去看他們的商業賬簿，而是要打開《聖經》，進行禱告。物質與精神在這種演變的幸福價值觀中還是保持了一種微妙的平衡。宗教精神雖然淡化，但不時還是有強烈的反彈，甚至依然能夠產生影響巨大的社會運動。

當前的價值衝突

價值觀念是一個複數。不僅在社會那裡，甚至在個人那裡也是如此。人們追求的價值往往差異甚大，當然，在一些社會和個人那裡，這些價值觀念可以組合為一個高低有序的價值系統，有一個統攝或者支配性的價值觀念。比如在中世紀歐洲社會，基督教信仰就是一個支配性的價值觀念，甚至「幸福」也可以是世俗社會、現代多元社會的一個統攝性概念。雖然有些人可能不願意用「幸福」這個概念來概括，或者即便用它來概括，對它也有差異甚大的理解，但還是可能自然而然地出現對幸福的主流理解。

既然價值觀念是一個複數，它們就有歧異和衝突的可能，至少會產生一些不能兼得的情況下先滿足哪些，後滿足哪些，或者更多地滿足哪些價值的情況。當今美國社會的主要價值觀念看來就陷入了一種不僅歧異，而且衝突的困境。那麼，哪些價值發生了衝突呢？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衝突呢？或者說，為什麼以前這些價值觀念可以協調，現在卻難以協調呢？按照先前對《獨立宣言》所做的概括，當前的價值衝突主要發生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獨立自由與平等福利之間；一是在傳統信仰義務與個人選擇自由之間。

贊成以獨立為核心的自由的一派，認為擺脫貧困、進而過一種「體面的生活」，乃至發財致富應當主要是自己的責任，而擴大政府的權力將損害到個人的經濟自由。所以，他們在政治上主張小政府，贊成減稅，反對在他們看來超出了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們的範圍——在他們看來這些人今天只會是很少數——卻侵犯到他們的經濟自由的國家福利政策，反對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也享受本國的福利。而更加贊成平等福利的人們，則主張只有盡量縮小貧富差距，才能真正實現自由，體現公平的正義；在政治上贊成向富人徵收高稅，擴大和推進國家的福利政策，包括在一段時間裡推進彌補性的對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的照顧和優待；贊成接納移民，因為正是移民創造了這個國家，且不說還應當有博愛與同情心。

另一類衝突是發生在傳統信仰義務與個人選擇自由之間。贊成傳統信仰義務的人們認為，傳統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西方基督教信仰）是個人安身之基，也是立國之本，必須在社會甚至政治生活中給予重要的地位，個人在享有權利的同時必須承擔義務，也要尊重大多數人的感受。所以，他們贊成恢復學校禱告，注重政治人物的信仰，重視家庭，支持將英語立法為官方語言，反對墮胎，反對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反對色情公開化和大麻合法化。他們看來也更熱愛自己的國家，甚至有孤立主義的傾向。而贊成個人選擇自由的人們則認為，個人生活只要在沒有對他人與社會構成傷害的情況下，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任何事情，包括個人的性取向，對婚姻的看法和對宗教的態度，等等。而且，社會還應該特別關注、尊重那些處於弱勢的人們，例如女性、少數族裔、同性戀等，這樣才能體現平等的尊重和承認。他們也更傾向於向世界開放，贊成全球化。

以上兩類衝突中，贊成前者的人們一般是支持共和黨，被稱作「保守派」；而贊成後者的人們一般是支持民主黨，被稱作「自由派」。當然，落實到具體的人們，對上述價值觀念及政策的認可會是程度不等的，尤其是雙方在這兩類衝突中的支持者不一定是完全重合的，即除了兩方面都贊成的人們，還有隻贊成其中一個方面的人們，他們只能根據兩黨對自己價值觀念哪一方面更為重視，而在兩個大黨之間進行選擇。

為了比較起見，我們還可以以美國政治生活中的「第三大黨」即「自由至上黨」（Libertarian Party）為例。這個黨的成員大致贊成小政府和經濟自由，但並不贊成個人受傳統信仰義務的約束，而主張個人選擇自己生活的全面和徹底的自由，認為這才是邏輯一致的。

這樣就構成了一個自由主義的政治譜系：共和黨（獨立自由與傳統信義）——自由至上黨（獨立自由與選擇自由）——民主黨（平等福利與選擇自由）。似乎並沒有一個主張結合「平等福利與傳統信義」的政黨，那也就可能超出自由主義的範疇了。共和黨被視作自由主義的右翼，民主黨被視作自由主義的左翼。在政治鬥爭中對自由民主、憲政和法治的認可，或者說對暴力和極端手段的拒絕使它們區別於更左或更右的兩極。

如果在這一併不脫離自由主義的意義上稱支持共和黨的人們為「保守派」倒不算離譜，因為他們保守自由——比較古典的自由；也保守傳統——主要是基督教的傳統。雖然他們在幾十年前也不願接受這一稱號。但稱支持民主黨的人們為「自由派」卻不很確切，更恰當的名稱或許應該稱他們是自由主義中的「進步派」。他們的確也繼承了美國進步主義的傳統，而且在不斷推進對自由平等的新理解，他們也相信乃至崇尚進步，而「進步派」的名稱也和「保守派」的名稱能夠構成對應。但從富蘭克林·羅斯福開始，「自由」已經發生了一種轉義，他也更願意稱自己的新政為自由派而非進步主義的，一個原因是大多數美國人一貫將自由視作頭等重要的價值。由於美國現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這兩個概念已經約定俗成，不好更改，我們大概也只能意會而非言傳了。我們還可以更為通俗，也更為激烈而鮮明地表達這樣兩種價值觀。

支持獨立自由與傳統信義的一派大致會說，人們應該獨立地去爭取自己的幸福，而不是依賴他人，坐享現成，為什麼一個努力工作的人，交過稅後的所得會與一個什麼工作都不做的人所得相差無幾？為什麼53%納稅的人們要養活那些不納稅的人們，即幾乎是一半養活另一半？為什麼要允許那麼多經濟移民甚至非法移民輕易地就享受各種福利，而更讓人擔心的是那些並不認同我們的價值觀的人還可能帶來恐怖主義的危險？你們只是要均分財富，卻從來不問這些財富是怎麼來的？它們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它們形成，必有人為之付出勞作、智慧和汗水。一個繁榮富足的社會，一個偉大的國家，必須是有許多的人為之不斷做出貢獻，可你們卻輕視這一偉大的傳統，甚至自我貶損。你們也不能體驗一個自我致富甚至只是自食其力的人的自豪，甚至剝奪這種自豪。還有，為什麼那麼多反映了事實的話卻要在「政治正確」面前變成不能說的禁忌？你們難道沒有想過，當你們口口聲聲說要尊重少數人的選擇自由的時候，卻在壓制大多數人的自由，完全不顧他們的感受？

支持平等福利與選擇自由的一派大概會說，為什麼佔1%的人們卻可以獲得幾乎佔1/4的人們那樣多的收入，乃至擁有更大比重的財富？為什麼一個CEO能夠得到比其他人多幾百倍的薪水？一個人的收入為什麼可以超過成千上萬工人的收入？他們真的創造了那麼多價值嗎？更不要說世界上還有許多人，甚至國內還有人在貧困線上掙扎，如此強烈的貧富對比難道不讓有正義感的人們感到觸目驚心？我們不給所有人一定的福利，不給那些處在不利處境中的人們創造條件，她（他）們怎麼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為什麼要反對移民？美國就是一個移民創造的國家。我們都曾經是移民，何況世界上還有許多流離失所的難民。至於像少數一直受壓制的同性戀者等弱勢群體，難道我們不應當體會到他們的處境和感受，給予他們同樣的認可和尊重？我們不是應該凈化我們的言語和社會氣氛，防止一切帶來歧視甚至仇視的東西？我們難道不應當努力去爭取一個人人平等自由的社會，乃至一個幸福和諧的世界？

為了理解當前衝突的起源，我們這裡可能需要稍稍再做一點歷史的追溯：我們可以在80年前就看到這種衝突的起源，在50年前就看到這種衝突的登場，在新的世紀則看到這種衝突的激化。

在1929年發生大蕭條之前，美國曾有過數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的好時光，它也在一戰期間強勢地走向了世界舞台。但當金融危機襲來的時候，也明顯地暴露出它的弱點：經濟尤其是金融活動缺少必要的、預先有防範的監管，沒有普遍的紓危解困的福利政策。那時的風尚是人們多認為貧窮是自己的過錯，因而是可恥的，不願意暴露，也不願意申請社會的救濟。而即便申請，也有許多手續的不便和資格的限制，得到批准也很難，因為地方政府也有許多財政上破產了。美國雖然一直有主要靠私人慈善機構和半公共福利團體來關照那些貧困的鰥寡孤獨的傳統，但大蕭條使得慈善機構的負擔加倍，也差不多窮盡了所有的捐款。

羅斯福新政時期快速通過了一系列救助法案，大大地幫助了人們從經濟危機的困境中走出來。一些福利政策和機構也就長久地固定下來了。但這些措施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權力。拿到權力的機構和個人總是不會輕易鬆手的——哪怕這只是出於一種慣性而非對權力的慾望。在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總統時期，艾森豪威爾試圖超越意識形態的爭論，基本上延續了新政的政策。

約翰遜總統

重要的轉折可能是發生在1964年，在民權運動的推動下，約翰遜總統提出了「偉大社會」和「向貧困開戰」的宏偉計劃。他在一次演講中闡述了新的目標：「僅僅打開機會之門是不夠的，我們全體公民必須有能力跨過大門。這就是民權鬥爭的下一個更深刻的階段。我們不僅追求自由，而且追求機會。我們不僅追求法律公平，而且追求人的能力，不僅追求作為權利和理論的平等，而且追求作為事實和結果的平等。」也就是說，不僅要政治和法律領域內的平等，還要有經濟和教育領域內的機會平等；不僅要有這些領域內的機會平等，還要有事實和結果的平等。約翰遜推動當時民主黨佔優勢的國會通過了近百項有關民權、反歧視、福利政策和扶持行動的法案。而在1964年的總統大選，他以很大的優勢戰勝了共和黨的競選者戈德華特。戈德華特競選總統雖然慘敗，他卻鮮明而激烈地提出了一系列反對新政的保守主義主張，而且在黨內初選中擊敗了黨內自由派候選人洛克菲勒，這說明了美國國內已經開始有了一種對持續新政的強烈反彈。不妥協的保守主義也浮出了水面。

這是一條平等福利的線索。另一條線索則是個人的選擇自由。約翰遜執政不久就越來越深地陷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而反戰的學生運動也開始興起，這場運動同時還是一場激烈反對傳統文化和信仰、反對各種權威和約束的運動。「不要相信任何30歲以上的人！」是當時的一個口號。他們佔領大學辦公樓，燒毀兵役證，生活上放蕩不羈，縱情享受，嘗試性解放和毒品等各種各樣刺激的、新鮮的生活方式。尼克松的競選開始強調法律與秩序，訴諸「沉默的大多數」，但在他執政期間，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體面地結束」越南戰爭，在國內政策上並沒有特別地壓抑平等福利和縮減政府開支，但其為共和黨爭取南方的戰略基本成功。

在某種意義上，里根執政的1980年代是對前面的六七十年代的真正大幅度反彈——既是對民主黨執政期間大規模福利政策的反彈，也是對越戰期間盛行的青年反叛運動和縱慾文化的反彈。他在國外強硬應對各種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挑戰，在國內反對大政府和個人放任，在這兩個方面都比較徹底地實踐了保守主義的主張。保守派在里根時代重新崛起，不僅在社會上獲得巨大影響力，在政治權力上也收穫了一個黃金時期。進入1990年代，雖然大部分時間是民主黨的柯林頓執政，但他在經濟上還是相當多地延續了里根時期刺激經濟的政策。兩派的衝突還沒有到持續緊張的階段。

進入21世紀，這種衝突則趨於激化和難於釋解。小布希執政期間遇到「9·11」事件，他發動了一系列反恐戰爭，其正當性遭到質疑。在經濟和教育方面，他雖然主張減稅，但政府開支還是較大，而他比較突出的一個特點是對信仰的虔誠，贏得了社會保守主義者的堅定支持。如果沒有經濟自由主義與社會保守主義的結盟，共和黨是難於取得總統大選勝利的，後者的動員力和戰鬥力相當強悍。當然，它也因此丟掉了一些崇尚個人自由的知識和技術精英較多的地帶如加州。後來的奧巴馬總統給人們帶來了最多的改變希望，他在平等福利與個人選擇自由方面均有所推動，通過了奧巴馬醫改法案，高等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合法的裁定，但其許多改革也受到國會的制約。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地位在這50多年間發生了一個奇妙的位移甚至反轉，原來代表東西兩端瀕海地帶、教育技術更為先進和開放地區（當然也是少數族裔較多的地區）的共和黨，卻開始轉而以中南部為根據地了；而原本得到南方支持的民主黨則基本失去了南方，但是得到了東西部發達地區的支持。

在上面所述的這80多年中，民主黨執政48年，共和黨執政36年。平等在繼續進展，聯邦權力在繼續擴大，最高法院似乎也更積極地介入了社會政治，兩黨在國會互有消長，雙方以黨劃線，互不妥協，國會與行政權力的黨派對峙也往往互不相讓，還時而發生撇開體制精英，趨於相對極端的社會運動，而這些運動又對體制內的政治精英構成了壓力。如果說總的趨勢，平等福利和選擇自由的一派看來還是處於攻勢，或者說「不斷進步」，而獨立自由與傳統信義的一派是處於守勢。但有時後者反擊的力度也相當的大，甚至採取比較極端和戲劇化的形式。當平等只是處在平等生存和平等自由的範圍的時候，獨立自由一派並沒有那樣反抗，甚至合力支持。但是，當平等擴展到福利的領域內，他們會認為這侵犯到了他們的經濟自由，而當平等尊重採取一種日趨擴大和嚴格的「政治正確」的形式時，他們會認為侵犯到了他們的感情和言論自由。

雙方的價值追求均有自己的合理性根據，迄今的許多進展，比如說目前在美國社會各行各業，包括政府機構普遍看到的對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的文質彬彬的尊重與服務也是讓人讚許的，且不能不說主要是左翼之功。但是，鑒於平等福利和個人選擇自由在不斷地擴展，「度」或「平衡」的概念也許該納入考慮，故而後面可能會更多地要說到平等福利和選擇自由「過度」的危險。

《獨立宣言》中所揭示的六種基本價值存在著相當多的可以協調一致、達成共識的因素，比如說人們可以同時追求這六種價值，它們有許多相通之處，尤其是作為基本標尺的平等。平等就意味著某種普遍性，一種必須將他人視作在某種意義上是與自己同等的「金規」或「忠恕」，所有的具體主體均可以互換。其他價值一旦涉及到普遍性和真實性，都必須在某種程度或範圍內是平等的，比如生存權，就意味著所有人都同樣具有某種生存權；自由權也是一樣，意味著所有人都具有自由權，否則就不能算擁有這種權利。權利都必須具有某種普遍性才具有真實性。所以，在某些領域，比如說在政治領域內的基本自由，追求自由和追求平等其實是一回事。兩者可以，且必須同時存在。我們談自由其實也是在談平等，談平等其實也是在談自由。或者說，我們對政治領域更多的是說「自由」或「基本權利」，因為「平等」有時會有一個較狹的用法，專指經濟領域。

平等的主體應當指所有社會成員、所有人，這是現代平等的應有之義。而平等的應用範圍則可以說展現為三個遞進的領域：第一是平等生存，這甚至可以說是所有政治社會包括傳統與現代國家的共識，即任何比較正常、能夠長期延續的國家都要對所有社會成員的人身安全與基本生活資料給出起碼的保障；第二是平等自由，這可以說是現代政治社會的共識，即現代國家應當給所有社會成員以良心、言論和政治的基本自由，但有些個人選擇自由是否是基本自由，是否應當納入國家的保障還有爭議；第三是平等福利，即經濟收入的領域，物質生活與財富的領域，在這個問題上就爭議比較大了，甚至可以說產生了尖銳的衝突，現代民主社會的主要趨勢可以說是提昇平等福利的，但提升到什麼程度仍然爭論激烈。而今天的一些自由派人士可以說比當時觀念激進的《獨立宣言》更激進了。他們不滿足於只是保障所有人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而是還想直接地確保所有人的幸福，或至少是幸福的外在條件。這表現在追求平等福利、結果平等，以及對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幸福與感受的特別尊重和保障。

當良心、信仰和表達的平等、經濟的機會平等、政治參與權利的平等（這些平等實際和自由是一回事）都獲得之後，還要不要將平等繼續推廣到經濟福利的方面，以保證每一個人都得到實質性的幸福，或至少得到幸福的充分物質條件方面的保障？理想的狀態看來應該是這樣的，但這就意味著要更關懷或者說更偏愛弱勢者，給他們更多的福利，而這就將影響到他人的收入和經濟活動的自由，侵犯到一視同仁的平等，在此平等與自由就要發生衝突了，或者說平等本身就要發生衝突了。正是在這個領域，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起點平等與終點平等的區分就有意義了，常常就必須兩者擇一而不能兼顧。這樣就出現了兩端：獨立自由的一端和平等福利的一端，本來在政治和法律權利的領域兩者一致，到了經濟和個人選擇的領域就分離和破裂了。當然，這也可以說歸根結底是自由與平等的矛盾，因為前者更強調自由，認為自由的本義就是獨立；而後者更強調平等，認為平等必然要走向實質的平等。

和權利與機會的平等不同，要推行事實和結果的平等，必然要深入到經濟和利益的領域，必然兼顧不了機會的平等，甚至要造成另一種不平等，另一種歧視（對一些人的偏愛必然是對另一些人的忽視甚至歧視），兩者是無法協調、矛盾的，這裡的一個分析例證是教育和就業方面的「肯定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或譯作「扶持政策」「平權行動」）。比如說如果要扶持非洲族裔，對他們進行加分或用定額制等其他措施使她（他）能夠進入大學，那麼，在名額有限的情況下，就必然使一些成績和她（他）們一樣或更高的其他族裔考生不能進入同樣的大學。而如果這些被優待進入大學的學生有相當一個比重因為課業成績差不能畢業，是不是要在課業成績乃至之後的就業方面繼續優待他們以讓他們畢業，並且優先錄用以讓他們佔據職業領域的一個與人口相應的比例呢？如果這個理由成立，是不是有人也會要求在名利巨大的NBA（全美職業籃球聯盟），給同樣是在這個項目上的弱勢群體和少數族裔的亞裔以優待呢？在這個項目上為什麼不保障多樣性或者實行補償的正義呢（華工在美國歷史上也受過很不公正的對待）？這裡不是要褒貶什麼，只是想指出在這樣的實質利益方面的分配，是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兩者不可兼得的。所以，即便是支持肯定行動的許多人，也認為這只是一個在一段時間內才需要採取的措施。

一個享用了政治自由的人（比如說投票），可以說他也獲得了政治平等，他既得到了權利也履行了義務。但一個依靠福利生活的人，卻無法說他也是一個和他人一樣平等的納稅者。因為在經濟領域分配的不再是權利，而是分配物質和實利。一個享有平等選舉權利的人即便不去投票，也不會損害其他人的權利，但物質利益的分配必然要在一定的數額中分配，一方的所得即另一方的所失。一個政府可以同時推進政治平等與政治自由，但它卻無法同時推動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起點平等與事實平等。它要達到事實和結果的平等，必須對一部分人表現出偏愛或給予優待，把一部分人的機會或收入轉讓給另一部分人。而且，如果要盯著最富有的人們，不斷提升人們的物質期望，這數額總是不夠的。人們會永遠都感到匱乏，或者總是覺得相對被剝奪。

當然，還有一個涉及物質資料數額的方面是生存。一個社會要保障所有人的平等生存，就必須給哪怕是不能勞動者也提供必要的物質生存資料，而且一個好的社會還應該提升這「必要」的標準，不僅僅是讓所有人都能動物般地勉強活下去，而且給所有人都提供一種人之為人的像樣或「體面的生活」。但這的確又不是「均富」，或者說是這樣的「均富」——所有人均比較富裕，但並不是完全均等的富裕。

平等福利越來越成為當今美國一種主要的「追求性價值」，而信仰與獨立則成了一種「珍視性價值」，問題在於這些「珍視性價值」也是一種「動力性價值」，而平等福利則是一種「享用性價值」。如果「使美國富」的因素不斷減弱，而「靠美國富」的因素不斷加強，那麼再富裕的社會也總有一天會難以為繼。

誠如上述，還有一個重要的爭議方面是有關傳統信仰義務與個人選擇自由，但這種選擇自由又可以說是在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中展開的，它要求一種平等的尊重，或者說要求一種「承認的政治」。即它已經不僅僅涉及到私域，也涉及到公域。它們都對政治有要求。一些保守派人士希望政府給某一宗教以某種特殊地位，但這可能侵犯到政教分離和信仰自由的原則，影響到其他宗教、信仰甚至包括社會主流宗教自身的發展。一些自由派人士希望給予一些邊緣和弱勢群體的特殊自由權利以政治和法律的承認，但現在爭取的這些自由可能已經不是基本的自由，也不是所有人的自由，往往只是一部分人的自由，但它卻期望通過法律得到所有人的承認甚至尊重。

在這方面，我也想舉一個可能比較極端的例子來說明有些價值衝突的無法兼顧。2016年5月奧巴馬總統發布了一個政令，要求學校允許學生按照自己的性取向而非生理特徵選擇廁所。我們可以考慮有些學生的確是有和自己的生理特徵不一樣的性取向，這樣他（她）在使用與其生理特徵相符的廁所時會感到不快甚至痛苦。但是，我們是否也要考慮，如果他（她）可以自由選擇上相反性徵的廁所，會不會造成比這多得多的學生也會感到不快、混亂甚至驚恐呢？像個人的性取向等如果僅僅是在私域中發生作用，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其他人應當予以寬容。問題在於這樣的事情還可能要進入公域，會要求他人的承認和尊重，甚至是通過立法的形式來要求他人的承認和尊重，那麼就可能發生問題，就有許多人會不願意接受。在這樣兩種互相排斥的感受之間就無法兼顧，我們只能兩者擇一。

我們看到，獨立自由與平等福利的衝突主要是經濟領域，或者說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的關係的問題。保守派認為在經濟領域中保障自由是最重要的，政府應該盡量不干預經濟活動，盡量減少開支，對企業與個人減稅；而自由派則認為政府應當承擔經濟利益再分配功能，在社會實現某種福利平等。傳統信仰義務與個人選擇自由的衝突則主要是私人領域，或者說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關係問題。保守派要求將某些傳統的個人信仰擴展和至少保持一種政治地位；而自由派則主張政治社會應當接受或尊重某些邊緣和弱勢群體的選擇自由。由此它們都進入了一個雙方要求很難兼顧的境地，在某種意義上就難於避免衝突。當然，雖然不可能完全協調，尋求某種折中妥協、平衡的度還是有可能的。

未來的趨勢

 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還未結束之前，就曾有人說：「忘掉特朗普吧，未來是桑德斯的。」支持桑德斯的年輕人據說超過了支持特朗普與希拉里的年輕人的總和。在民主社會主義者桑德斯面前，連希拉里也顯得保守了。許多年輕人在桑德斯還沒出來初選之前支持希拉里，等桑德斯出來之後就馬上轉而支持桑德斯了。而未來不是屬於年輕人的嗎？

但這次大選的結果頗有些讓人意外。不僅特朗普當選了美國總統，當選的共和黨人州長也超過民主黨人州長不少，共和黨也仍在國會兩院中保持多數，而總統還握有最高法官的提名權。美國高層政治今後幾年似乎要向右轉了，但這是暫時的還是持久的？是右派營壘的最後一搏，還是向右大轉折的開始？《右派國家》的作者——《經濟學人》總編米克爾斯韋特和該雜誌駐華盛頓站主任伍爾德里奇，似乎認為美國的未來更多地掌握在共和黨的手裡，因為它代表著企業家而非政府僱員；代表著不斷增長的郊區而非正在衰落的市中心區；代表著不斷擴展的西南部而非停滯不前的東北部。

歐洲最近的變化似乎也在支持西方右轉的論據：英國公決脫歐，義大利、法國、奧地利等國的右翼政治力量看來正在崛起，甚至有贏得大選的可能。但這右轉是否只是一股暫時的「逆流」？世界的大潮無疑還是將繼續走向平等化和全球化？

反對的人們則指出美國未來不可能長期右轉的幾點論據：美國來自拉美等國的移民越來越多，而移民較多地支持民主黨50；年輕人也是更多地支持左翼，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教育和媒體也更多地掌握在偏左的力量手裡；科技和知識精英也大都支持左翼，支持左翼的「藍色地帶」都是高科技發達的進步地區。

兩種觀點比較，從長遠來看，後者更有道理。因為，看長期的趨勢，可能更重要的還是要看深層的價值觀；而且不僅要看美國，看西方，還要看整個時代和世界。

我認為平等化與理性化是現代的兩個基本標誌。對平等化，托克維爾給了最清晰的觀察和闡述；對理性化，韋伯給了最全面的分析和論述。而且，兩人的深邃之處還在於他們各自都並不是一味接受和肯定這一趨勢，而是對理性化與平等化的問題和界限有深刻的反省。平等化釋放了巨大的物質動機慾望，理性化提供了日新月異的技術手段，加上全球市場，遂創造了技術發明和經濟發展的奇蹟。到今天，人類一年所創造的物質生活資料總值，或就已超過農業時代數百年、採集狩獵時代數萬年人類才能創造的總值。

韋伯在分析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倫理，托克維爾在闡述民主和平等的論著中，都曾以美國為例證。韋伯在闡述資本主義精神的時候，以富蘭克林的《窮理查箴言》為範例。他認為，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性行為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一種新教的「天職」或「呼召」（calling），一種要以塵世的成功和經濟的成就響應這種呼召，配得上帝的榮耀，成為最初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巨大動力。但是，他也認為，雖然富蘭克林話語的內容與清教世俗禁欲主義的內涵並無二致，「只不過它已沒有宗教的基礎，因為在富蘭克林的時期，宗教基礎已經腐朽死亡了」。即動力的基礎已經由宗教的精神變為純粹的物慾。至於美國建國之後的歷史則更是如此，在資本主義精神「獲得最高發展的地方——美國，財富的追求已被剝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倫理涵義，而趨於和純粹世俗的情慾相關聯，事實上這正是使其常常具有體育競爭之特徵的原因所在」。

在富蘭克林時期，更不要說以後的時期，人們的工作倫理動機中的宗教意味和分量自然不能和歐洲資本主義剛剛興起的更早時代相比，但是韋伯斷言在那個時期宗教基礎就「已經腐朽死亡」可能還是言之過甚，或者說至少忽略了美國比歐洲可能還更頑強地保留了宗教信仰的初心。不像歐洲，美國的宗教精神還是有一次次的強烈反彈，直到今天，它還是西方民族中最具有宗教性的。

以下是韋伯對這個名為「現代「的時代的未來所悲觀預測的名言，那也是這個試圖嚴守學術「價值中立」的學者在書的結尾中稍稍暴露的價值評判: 機器生產的技術和經濟條件今天「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決定著降生於這一機制之中的每一個人的生活……也許這種決定性作用會一直持續到人類燒光最後一噸煤為止」。「身外之物」本來只應是基督教作家巴克斯特所認為的聖徒們「肩上的一件隨時可以甩掉的輕飄飄的斗篷」。「然而，命運卻註定這斗篷將變成一隻鐵的牢籠。」可以這樣來評說這個文化發展的最後階段：「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其最後一句話尤其精彩而沉重，當這一文化自以為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自然是物質和技術文明的時候，它卻可能完全喪失了精神，沒有了「靈魂」和「心肝」，韋伯甚至用「廢物」這一嚴厲的詞來指稱這一文化。

韋伯對未來的確相當悲觀，他承認專業化的工作，棄絕它所牽涉的浮士德式的人類共性，是現代社會中任何有價值的工作得以進行的條件，但這「同時意味著一種棄絕，一種與追求完整的和美的人性的時代的分離；在我們的文化發展進程中，與雅典古典文化的興盛時期同樣，已不再有可能重現那個時代了，就像古雅典文化的興盛不會再現一樣」。

但是，韋伯在此並沒有解釋為什麼情況會變成這樣？為什麼會有這種動機從宗教精神到世俗物慾的大轉變？為什麼聖徒的「斗篷」將變成社會的「鐵籠」？為什麼物慾將可能籠罩一切，乃至到最後的能源耗光為止？我想我們或許可以從托克維爾對世界平等化潮流的觀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性的分析中找到一些答案。

托克維爾認為，平等的逐漸向前發展既是人類歷史的過去又是人類歷史的未來，甚至具有一種神啟的性質。平等也許並不怎麼崇高，但它卻是非常正義的。現代的各國將不再可能在國內維持不平等了。平等不可能止步不前，只限於一個領域。甚至反對的力量最終客觀上還是推動了它——它更加刺激了人們對平等的追求。他還提供了平等為什麼不會止步不前的一種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解釋：當不平等是社會的通則時，最顯眼的不平等也不會被人注意；而當所有人都處於幾乎相等的水平時，最小一點不平等也會使人難以容忍。因此，人們越是平等，平等的願望就越是難以滿足。但托克維爾的確還是有一種憂心，他憂心的是平等的過度和幸福觀念的過分物化，憂心過度的平等對其他價值，比如自由、獨立、繁榮和幸福可能造成的損害。所以他說，平等將導致奴役還是導致自由，導致文明還是導致野蠻，導致繁榮還是導致貧困，這就全要靠各國自己了。

走向平等也就是走向多數支配，這包括價值觀念上的多數主導。價值的多元平等將自然而然地形成以多數人追求的價值為依歸、為主流的一元。如果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諸多長篇小說中提出的疑問和解釋，多數人將會更願意追求物質而並非精神。現代社會的平等化，將釋放在傳統社會中可能開始只被少數人信奉，但卻漸漸居於社會主導地位的價值觀所壓抑的物質追求，使之成為不再受到拘束的強大動力，乃至所有的政治精英和技術精英都要趨奉於它。而現代社會的理性化則將「祛魅」，淡化乃至除去對精神信仰的追求，而這一現代社會的理性本身也將越來越工具化和手段化。兩者結合，固然能夠造成經濟和技術的奇蹟，卻也可能永久地丟失對精神的追求，或者只是很少數人在邊緣地帶默默地保持這種追求。

這樣，我們或許就可以說，從世界的潮流來看，從人數的多寡來看，對平等福利的追求就必然還會是未來的主流，是大趨勢，而反對這一追求的可能處在比較支流甚至逆流的地位。美國的確比較特別，相對來說，它在現代世界包括歐洲日趨理性化、脫離宗教信仰的過程中卻還保留了比較強固的信仰；在世界日趨平等福利的過程中卻還保留了相當的獨立自由，也可以說保留了某種對現代性的拒斥。儘管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一個國家，但這種拒斥還是不可能持久地阻擋主流的趨勢，何況它內部的教育和媒體，內部的大多數知識和技術精英，尤其是大多數受了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也都贊同乃至擁抱這一大趨勢。

許多知識精英的確也反對物慾，反對消費主義，尤其是反對資本，甚至也反對市場，他們認為這種「滔滔者天下皆是」的物質主義都是資本之罪、市場之過。但是，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最根本的還是價值觀在起作用，還是大眾的慾望和動機在起作用，資本和市場只不過是能夠最好地滿足這種物慾動機的手段和工具，後面還有物慾之主。於是，當他們在不斷追求平等福利的時候，只是使這種物慾更加強固，更加難於滿足，使人們更加緊盯著物質，不斷提升對物質的期望值。以這樣一種方式去試圖克服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無異於南轅北轍。

許多知識精英的一個希望是人們在物質生活條件得到充分滿足之後會轉向精神，這精神倒不一定就是宗教信仰，也可能是藝術，是人文精神。總之是能夠顯示人與其他缺乏精神意識、只知有物的動物有別的東西。許多知識甚至政治精英一直抱有這樣的期望，他們認為，妨礙人們去追求精神的只是物質條件的限制，是匱乏和貧困。但要實現這一從主要是物質追求到主要是精神追求的根本轉變，在一個多數支配的平等社會，還需要有兩個假定：一是多數人的確會有這樣的願望；二是多數人也的確能有這樣的能力。先說能力，近代以來一直是這樣的思想佔主流：能力都是後天可培養出來的，多數精神創造的能力只是因為外在的物質和教育條件受到了限制，如果這些條件改變，他們就會煥發出極大的創造性，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願望。因為，如果有這種願望，即便不創造，也可以欣賞和讚許，從而形成一種對精神創造有利的社會氣氛。但是，當物質條件大大改善之後，人們會轉向精神嗎？還是會不斷地、進一步地要求更多更好的物質？或者說在物質條件給人們帶來了越來越多閑暇時間之後，多數人還是會用這些時間來得到更多更新奇的享樂，而不會用這些時間來追求藝術、人文、信仰這些精神性的工作？認為多數人在物質條件大大改善，有了充分的閑暇之後，一定會具有轉向精神的願望和能力的這兩個假定，並沒有得到關於人性的經驗觀察的有力支持。

無論如何，世界進入近現代以來的長期主潮看來是朝向更多的平等、更多的福利的。在人類沒有遇到大危機之前，這一點看來不會改變。正如托克維爾所言，在這個時代鼓勵人們前進的主要激情，還是對平等的熱愛。所以，平等在美國雖然會有起伏和短期的挫折，大概也不可能違背這一主潮太久。

我們從美國過去的走向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未來的走向，即美國建國以後200多年的歷史潮流主要是走向越來越全面，乃至也越來越徹底的平等，雖然也會有一些反彈，但平等化是一個基本的趨勢。平等獲得的主要成果是不可撼動的，同時它還會繼續往前走。達到身份的平等、宗教的平等、政治的平等和法律的平等之後，還有機會的平等，進而還有福利的平等、尊重的平等，等等。已經贏得某一方面的平等的人們，還會進一步爭取其他方面的平等。 平等絕不會止步不前，除非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大災難。

從政黨和總統的歷史看，相對於傑弗遜的民主共和黨來說，聯邦黨還不夠民主和平等；而相對於傑克遜的民主黨來說，傑弗遜的民主共和黨也還不夠民主和平等。傑弗遜比華盛頓更強調平等，他贏了老亞當斯；而傑克遜又比傑弗遜更強調平等，他贏了小亞當斯。而聯邦黨乃至傑弗遜創立的民主共和黨都消失了。剩下的是傑克遜的民主黨，還有後來創建的共和黨。共和黨在那個時代代表著北方和進步，它在林肯總統的領導下終於廢除了奴隸制度，也保住了聯邦；再後的進步主義運動又進一步推動了平等；小羅斯福也比老羅斯福更強調平等，「新政」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而且在後一個羅斯福總統的帶領下，民主黨擺脫了在南方州的保守形象，奪得了「自由」的話語權。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又進一步推動了平等，約翰遜的「偉大社會」方案更強調「結果的平等」。過去的古典「自由派」現在只能算是保守派了。在美國數百年靜悄悄的「革命」歷程中，看來基本都是更偏向平等的政黨和領袖後來居上，成為新的主流

而當今美國政治的遺產——無論是思想還是制度——也主要是來自左翼的，即便偏右的政黨和政治家上台，他們上來為穩定計，也往往要繼承此前的一些左翼遺產，遵循新的「中道」。艾森豪威爾試圖超越意識形態的衝突，維護新政；尼克松的國內政策其實也還是相當支持福利權，乃至包括肯定行動的；小布希信仰虔誠，態度保守，但在社會福利方面也提出一種「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政策，導致其政府開支仍增加不少而引起茶黨的抨擊。體制內的政治家往往還是會往中間靠。右翼群眾的願望從體制政治家那裡得不到滿足，往往就訴諸體制外的，但也往往是比較極端的人物。而右翼如果得非其人，只會繼續遭受重創。加上左翼媒體和輿論的優勢，右派的「遺產」就常常變得「臭名昭著」。美國在不斷進步。按照今天的「政治正確」，至少小羅斯福之前的幾乎所有總統都程度不同地是有些「政治不正確的」。不僅現實主義的老羅斯福被抨擊，頗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威爾遜也遭到指責。按照更激進的、批判的「人民史學」的觀點，不僅華盛頓、傑弗遜難逃批評，甚至對林肯也頗有微辭。

因此，從美國過去歷史的趨勢看，基本可以說是偏左的。社會政治無疑是朝著愈加平等的方向演變的。追求平等也往往就意味著追求「進步」，而保守自由則的確成了「保守」甚至「反動」。雖然比較劇烈的反彈也不是沒有，但它往往是採取或者比較戲劇化甚至鬧劇化的形式，或者採取比較極端和激烈的民間方式（這也是因為比較絕望），這樣，每一次反彈往往最終都陷入「退一步，進兩步」的狀態。當然，美國的左右兩翼可以說基本還是守住了底線，即不破壞基本的憲政和法治。美國幾乎沒有極右和極左，基本還是走中間偏左的道路。

從近代以來世界與美國發展的長遠趨勢來看，今後美國大概還會以走這樣一條中間偏左的道路為主，雖然會有間斷和回潮，但這樣一種主流大概不可改變。雖然我們也藉助韋伯和托克維爾描述了一種人類世界可能過度平等化和工具理性化的前景，但美國獨立之初就楬櫫的所有人都應該是平等的，都應該得到平等的對待，都可以追求自己所理解的幸福的信念，畢竟具有一種道德的正當性。雖然由於人性的差異，這種追求又可能陷入某種困境，而這一困境不僅是美國的困境，也是世界的困境、人類的困境。

美國已經是夠特殊了。它甚至有點像是現代世界中的「異類」，藉助於新大陸的特殊環境和最初定居者的特殊信仰和經驗，與率先進入現代的歐洲相比，它在平等化中更強調獨立自由、自我依靠；在理性化中仍然保持某種範圍內的信仰精神的熱情。從這方面說，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現代化國家，似乎還在頑強地抵制更加全面和徹底的現代化。這真像是一個巨大的悖論。 

其實，美國可能本身就是一個內部存在著許多矛盾和悖論的國度。它那麼坦率地表現出一種強烈的物質主義和個人發財致富的願望，卻又不時興起一種信仰的熱望與虔誠，以及持續慷慨的個人慈善；它那麼大手大腳地浪費資源，盛行消費主義，卻又有那麼勤勉奮鬥的工作倫理；它有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也不乏文質彬彬的禮儀，但也不時透露出相當強烈的原始野性和蠻勁；它以一個觀念立國，嚴守憲法、法律條文，卻又相當實用主義和注重實際，拒絕各種烏托邦的衝動；它在世界上常常表現得霸道、單邊主義，但又不時表現出孤立主義，想退回到自家一隅。當年托克維爾預見過俄羅斯的崛起及其與美國的爭霸，今天誰能預見美國未來的命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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