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行之間復活的秦楚史

●周紹綱（網站編輯）

「秦時明月漢時關」，在以往的歷史敘事中，秦亡漢興是一個連續的歷史圖景。而田餘慶先生於1989年在《歷史研究》上發表《說張楚》一文，獨闢蹊徑，從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文物上的張楚年號入手，究明秦末張楚政權法統的存在，進而鉤沉考證，再現秦漢間被抹消的楚國與楚人，指出秦楚漢間的歷史特點，是戰國末年以秦楚關係為主的列國關係的重演和發展。可以說，《說張楚》開拓了一個歷史認識的新方向，影響了一代學人。最近，田餘慶先生的學生、歷史學家李開元先生的《秦崩》《楚亡》由三聯書店出版。李著結合文獻史籍、出土文物，並實地勘察地上遺迹，通過大量的細節分析，對史書記載進行了辨正與還原，復活了那一個被遺落的時代。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在秦漢之際的那幾年裡，最先登上舞台的是陳涉吳廣的張楚勢力，隨後是項羽和劉邦。無論是項羽還是劉邦，都是楚地人。在楚人成功地實現對秦國的復仇之後，出現了共主「義帝」，還有一個霸主項羽，並且呈現群雄並立的狀態，歷史似乎要重返戰國時代。而此時，劉邦集團成功地完成了「由楚入秦」的蛻變——劉邦攻佔三秦以後，確定了從法統、領土、人力、制度等各個方面全面繼承秦國的秦本位政策。可以說，秦楚之爭是楚對秦的勝利，是後戰國時代的復起；楚漢之爭是秦對楚的勝利，賡續了秦制的劉漢政權逐漸清除了戰國時代的封建殘餘（到漢武帝時基本解決了這個問題）。

對於秦楚漢之爭的這段歷史，多年以來，我們一直有一種印象上的錯覺。比如秦始皇嬴政和漢高祖劉邦，彷彿是兩個時代的人。李開元對這兩位歷史人物作仔細考察後，發現嬴政和劉邦之間只有三歲的年齡差，他們在同一天空下生活了四十七年，以自然年齡論，嬴政和劉邦是一個時代的人。這就意味著，劉邦的人格和思想是由戰國末期的風土人情和時代精神撫育定型的。秦末之亂爆發，保留在人們頭腦中的戰國時代的歷史記憶復活了。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經歷秦帝國的大一統之後，還會出現諸子爭鳴，遊俠四齣，豪傑蜂起等現象。這種從細節入手的方式，正是作者所擅長的。

李開元曾將歷史學的知識結構概括為「3+N」的世界，史實是第一歷史，史料是第二歷史，史書是第三歷史，之外是N個延伸的歷史。史料最接近史實，但要逼近歷史真實，還須合理的推測和構築。《秦崩》、《楚亡》善於從細節處入手，考辨史料、史書的真偽。《史記》中的垓下之圍、烏江之刎，是歷史敘事的典範，其逼真程度，彷彿司馬遷是事件的參與者。然而，具體事件的發生距司馬遷撰寫《史記》時已逾百餘年了。那麼，這是真實的紀事還是文學虛構？李開元通過分析瓜分項羽遺體的五位漢軍騎士之一的楊喜的後世譜系，從而得出司馬遷的史料來源是「口述史」。楊喜的第五代孫叫楊敞，楊敞活躍於漢昭帝時期，官至丞相。對於楊家來說，楊喜追殺項羽，是家族發跡的起點，也是楊家最引以為傲的偉業。漢政府封賞楊喜為赤泉侯，頒發丹書鐵券。可以想見，楊喜會向兒孫們講述受封的由來，講述當年的事情。楊喜去世後，兒子繼承了侯位，同樣會向自己的兒孫講述丹書鐵劵的由來，講述老爺子當年的輝煌事迹。故事一直傳替到第五代孫楊敞，楊敞的夫人正是司馬遷的女兒。這種歷史推測，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但很好地解釋了司馬遷寫項羽之死時，為何寫得這般栩栩如生。

李開元的這種推理還有很多，比如通過對「宦」字的考辨，得出趙高並非宦官，而是秦始皇的近侍，是質押在秦國的趙國王族之後。通過對韓信不事生產的本性及其與漂母的對話來分析，得出韓信是韓國貴族之後。除了推理之外，李開元還通過反覆踏訪故跡遺蹤，去尋找復活歷史的觸點。注重實地考察是治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李開元的老師田餘慶先生曾主持大運河仿古之行，行旅中解決了曹丕征吳之戰中的地理問題。這種行走歷史的理念和風格，也秉承了傳統史家的餘緒。司馬遷曾自述二十歲開始南遊江淮，登會稽山；北游齊魯，在鄒縣、嶧山行鄉射之禮，後經過梁、楚之地後再回到家鄉。

2009年8月，李開元來到河南商水考察，得出這是陳勝的出生地陽城所在的結論。這不僅僅有文獻和考古材料的支持，而且與家庭出生和起義時借用扶蘇名義的史實及民間傳說相關聯。陽城距離陳郡的郡治陳縣（現河南淮陽）很近，這一帶地方，過去都是陳國的領土，陳國是西周以來的古國，王族是舜帝的後裔。陳國有五百來年的歷史，公元前479年才被楚國消滅，以後成為楚國的一部分。古之貴族有用出身名作為姓氏的習慣。陳是陳國王族的姓氏，出身於陳郡陽城縣的陳勝，可能就是古老的陳國王族的後裔，是沒落貴族。這種陳勝是楚陳貴族的後裔的推理，較好地解釋了《史記》中的一些敘事。比如陳勝為何有字型大小（名勝字涉）？戰國、秦漢時代，有字型大小的人往往是有身份的貴族。又如同為佣耕之農，陳勝為何能喊出「燕雀安知鴻浩之志」？這可能是貴族精英意識的殘留，陳勝想要改變淪落的處境，恢復祖上的榮光。

如果根據史書的各種記載，將秦楚之際的大事串聯講述一遍，有很多環節只能粗略而過，很難去復活這些歷史的細節。李開元從時代流風、管製品秩、歷史地理、實地踏勘和考古發現等方方面面入手，抽絲剝繭，復原秦楚之際的歷史，這與以文獻材料為中心的治史路徑不同。《秦崩》《楚亡》二書，在敘事方面有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的流韻，在推理方面有《福爾摩斯》的風格，可讀性較強。在某一些方面，也顛覆了我們以往的歷史認知，擾亂秦政的趙高、率先起事的陳勝、協助劉邦成就大業的韓信都是六國貴族之後，還有楚霸王項羽、運籌帷幄的張良等等，幾乎整個滅秦的主力團隊都是六國舊勛。

不過，《秦崩》《楚亡》也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二書在史識創見方面，並沒有超出《說張楚》的範疇。田餘慶在《說張楚》一文里所揭示的就是秦漢之際那個無法忽視的「楚」的作用，沒有張楚（或其它一系列打著六國旗號的起義軍）就無法滅秦，而只有因襲秦的制度才能夠最終重整秩序。李著在分析秦崩楚亡的過程時，基本上是因襲和發散了田餘慶的觀點。此外，二書的論斷有時過於「大膽」，比如還定關中這場戰爭，具體是如何展開的，這在歷史上是一個謎，韓信指揮的漢軍由漢中越秦嶺進入關中的緊要大事，史記只用了四個字，「從故道還」。李開元引用元代無名氏在戲曲《暗度陳倉》和東漢桓帝建和二年（148）的石碑《漢司隸校尉犍為楊君頌》，得出漢軍是「道路經由子午，由大散關進入秦中」。此類結論，書中有不少，能否站得住，有待讀者自行辨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