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達談現象學

　　死亡（當然是一種從不如是顯現的死）這個論題可能正好標識了現象學的局限。應當說胡塞爾的先驗現象學是一種生命的哲學、一種活生生在場的哲學，我不會說它是一種生機論(vitalisme)，而這也是我談論胡塞爾所寫的所有東西的一個基調。無論怎樣，胡塞爾總是將生命的觀念與意識的經驗相聯繫：自我就是活生生的自我，從某種意義上說，死亡在現象學中不佔任何位置。

　　問：那麼您在什麼意義上是薩特的一位繼承者呢？

　　德里達：我承認薩特對我學生時代的巨大影響，我所欠他的和他所傳給我的，這我從不想迴避。然而，在我的作品中，薩特作為字面上的參照系偏偏是缺席的，那並非我想要迴避他，而是因為從我一開始就圍繞胡塞爾進行寫作，我們就認為（當時這樣認為的也並非我一個人）薩特的閱讀是不足的，儘管那時我們正在學習、接受薩特和其他人如梅洛－龐蒂巨大、關鍵而具決定性的影響，但我們已開始以另一種更為嚴格的方式去閱讀胡塞爾和海德格爾。也正是那個時候我與薩特分道揚鑣了。儘管如此，我恐怕是最後一個要否認這筆債務的，首先是因為我喜歡自己的過去，其次是因為我在高師預備班與考入高師研讀哲學的那些年代裡，不只是薩特的思想，而且還有這個使哲學欲與文學欲結盟的薩特這個形象、薩特這個人，一直保持著我們可以傻乎乎地稱作楷模和榜樣那樣的東西。

　　問：因此他也是一個要被打倒、要被超越的父親。

　　德里達：不，不是要打倒。只是，在研讀了薩特的那些文本後，我們還讀了胡塞爾、海德格爾、黑格爾的哲學文本（後者為科熱夫所帶動，他是整整影響了一代人的黑格爾介紹者）以及彭苣、布朗肖的文學文本……我們所談的傳承關係並不只有薩特，而是一大批人，其中有科熱夫，由他到黑格爾與海德格爾，在這個時刻，我相信我得超越薩特某些關於胡塞爾、海德格爾、布朗肖、巴塔耶的閱讀模式有誤讀，這既非謀殺也非殺父。所有這些人，我都讀，像薩特一樣，當然跟在薩特後面，但正因為我以另一種方式閱讀，又不想發生爭論，我當時是可以挑起爭論並展開辯論的……我想我只在《喪鐘》中就日奈作過一次我與薩特的不同閱讀方式的對比。我選擇了另一種方式，避免爭論，但保持某種距離，我想這種距離是可以察覺得到的。無論是誰，只要他了解法國的情況都會清楚地知道我這個年齡的人不可能忽視薩特，也不可能繞過薩特。

　　問：是不是您對哲學作為哲學的那些不滿，比如在《賜人以死》中字裡行間所表達的，可以被體會為對薩特的批評？

　　德里達：我隨時準備著重新考慮那些由遠離與簡單化所造成的不公允之處。如果想要重新去談責任，即便我們不認同薩特式自由的那種形而上學，在他對留給他人的那種無標準、無準則、無具體規定的責任之決定的分析中，即在那種單純的無法決定中（參看《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存在著某種可以與自由、自由意志的那種笛卡爾式形而上學分離的東西。也正是在那裡，我隨時準備著重讀並重新去考慮薩特。

　　問：您與現象學的關係還是有所發展的。您保持了您的距離？

　　德里達：是的，不過我有某種不安，甚至是某種內疚，對我來說，從一開始，胡塞爾的現象學、現象學學問曾是一門嚴格的學科，一種方法，我儘可能系統、冷靜、平和地使自己臣服於它，但對胡塞爾，我沒有親切感，沒有受到感動，沒有產生「同感」。我覺得比起胡塞爾，海德格爾的存在基調(tonalité existentielle)更使我感到親切。胡塞爾是教會了我技巧、方法、規矩的人，而這些東西從未離我而去。甚至在我以為應當對胡塞爾的某些預設進行質疑的那些時刻，我也是在忠實於現象學學科的同時才嘗試去做的。事情自然發生了變化，說來話長，但我總是在對胡塞爾的內在閱讀中去嘗試提取問題的資源以回報胡塞爾。比如，您知道，與回到事物本身並駕齊驅的現象學原則中的原則，就是直覺，在其呈現中的物本身，如人們所說的血肉呈現中的那種被給予性之規則。這個原則，在胡塞爾著作的某些地方，他自己也承認，只要涉及時間或他者可以說就不靈了；我們不能在現象學談論時間與他者的同時，而不以某種方式背離這一原則，總之，不中斷對這種直覺主義原則的忠誠，就無法去講時間與他者。所以我總是在這些使現象學陷入困境的胡塞爾時刻中尋求靈感，並嘗試清理在現象學源頭處的某種形而上學預設或形而上學原則。那種造就了所謂解構的東西，曾經既是一種現象學姿態（即超越或者說擺脫那種哲學遺產的思辨預設），同時也是去暴露現象學哲學論題建構中某些預設之不足的一種嘗試。

　　問：您要描述的是作為源頭的複雜化過程、單純的源頭性污染（c-ontamlination，這個詞在您後來的著作中份量頗重）之必要性的某種法則。當您十分年輕的時候，正是這個法則使您在最初的工作中，一開始就遠離了現象學？

　　德里達：開始的時候，我將之解釋為某種辯證法：源頭處恐怕會有某種不允許以分析方法將之分解成單純要素的綜合體。一切都始於某種不純。換句話說，正是這種純粹性思想本身在簡單直覺中溜掉了。事實上我重新讀自己當年寫的東西也吃了一驚（如果不是朋友們當年慷慨邀請的話，我恐怕不會出版這個文本（註：《胡塞爾哲學中的生成問題》。——譯者）。重讀這個文本讓我吃驚的是思想中某些姿態、某些策略性手法的重現，特別是對某種源頭性複雜化過程，某種禁止向單純，也就是說向源頭、向單純源頭逆退的共涉關係(co-implication)的不可還原性的那種指向。這種論證顯然看上去太貧乏，還原成了它的最簡單圖式，但當我們按照這個邏輯走下去時，其後果的確是不堪設想的，因為這些後果不僅使直覺主義陷入危險之境，也就是說使那種在事物純粹圓滿的呈現中捕捉事物的絕對命令陷入危境，而且也會使辯證法、辯證法的某種觀念陷入危境。所以，從那往後的40年，不少事情就這麼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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