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公社」試驗2012年02月09日 14:51

來源：南都周刊

記者_胡雯雯 供圖_王維仁建築設計研究室

走出香港上環的工作室大門，王維仁發動了汽車，穿過繁華曲折的街道，再穿過海底隧道，往香港新界一路飛馳而去。寫字樓、住宅區、高架橋，先後消失在視野中。公路兩旁出現了農田、樹林和貨倉，然後，是河流和村落。汽車緩慢地駛入一條村道，停下了。「這是我手頭一個很特別的規劃項目，進行了兩年多，現在還在繼續。」

2009年聖誕節前夕，香港中環發生了一件極為轟動的事：數千名香港市民包圍了位於中環的立法會，要求政府擱置669億高鐵撥款申請。次年的1月中旬，上萬市民連續兩天在立法會外抗議，但高鐵撥款申請還是通過了。

這次抗議的主角，是香港菜園村，一個有著150戶居民的自然村落。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批來自潮汕、閩南地區的移民定居到這兒。政府給他們發了臨時耕作牌，蓋了臨時農舍，這一「臨時」，就「臨」了大半個世紀。如今菜園村的村民，都是當年的移民和子孫們，世世代代從事著農耕勞作。

然而在2008年11月，頭一天還在正常勞動的村民，第二天收到了政府的通知，要他們在2010年搬走，原村則夷為平地，為廣深港高鐵騰出位子。

廣深港高速鐵路的香港段，從西九龍總站一直延伸到福田，全程都是隧道。政府選了隧道的中間來興建緊急救援站和車廠，這裡正是菜園村的所在地。

「聽到消息的那天，我們簡直像被判了死刑，怎麼偏偏選上了這裡？」村民高婆婆回憶。由於他們並非香港原居民，無法獲得政府的重新撥地，也沒有權利再建村舍，只能「洗腳上樓」，住進公屋。但是，世世代代的農耕勞作，是他們的生計之源；長期在綠色開闊的鄉村生活，也讓他們難以適應政府提供的公屋。「這裡的鄰居都是看著彼此長大變老的，住上了樓，連對門是誰都不知道，別說人了，連貓貓狗狗也要得憂鬱症。」

兩次抗議活動，被香港各大媒體廣泛報道，菜園村也引發了全港市民的關注。學生和環保團體加入了抗議，提出要保護生態；公共知識分子加入了，提倡文化保育；社會運動分子也加入了，為村民的生存選擇權大聲呼喊。

2010年春節後，協助村民重建的「生態社區營造工作室」召集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助理教授陳允中找到了王維仁，問這位台大城鄉所的學長，願不願意利用自己的建築規劃經驗，為菜園村幫忙。這個時候，舊菜園村的搬遷已成事實。重新買地，另建新村，是村民們最強烈的願望。

「2010年3月份，我第一次到菜園村，參加他們的一個活動。」由於各種請願、遊行、宣傳會、義賣、音樂節活動，那時的菜園村已經相當出名，常有市民和知識分子前來參觀。花香、鳥語、溪流清澈、果樹成蔭……在不少土生土長的港人看來，一個高樓林立的金融都市居然藏有如此的田園風光，簡直不可想像。

對這一切，王維仁卻不陌生。在美國柏克萊大學念完建築並工作幾年後，他於1994年來到香港工作。從那時開始，王維仁就經常駕車尋訪香港的自然村落，還帶著學生一起調研做設計。香港哪個角落有這樣的村子，他都知道。「以前的香港郊區，散布著很多這種村子。但這十幾年來，它們已經消失了大半。」如今他故地重遊，見到的只有樓盤、基建工程、新興城鎮。以前招待他吃農家菜的村民們，也搬進了公屋。

為什麼菜園村得到了如此多人、尤其是年輕一輩的關注，讓村民們得以保住田園夢呢？「菜園村關注組」中堅分子朱凱迪說出了年輕市民的心聲：「香港到底需不需要農業？這其實是全世界的問題。金融資本主義在不斷掠奪耕地，攝取利潤。但是在這個金融城市，過於依賴來自周邊的食物，這讓我們這些年輕人感到惶恐。保住了農業和實體產業，才是讓我們安心的基石。」

讓子彈飛一陣子

菜園新村的正式規劃，是2010年6月開始的。在這之前，先後有香港、內地、台灣的建築規劃師來考察過，但留到最後的只有王維仁建築設計工作室。而在這一年中，地價不斷地漲，村民看中的地定了又換，跟政府申請復耕牌的過程更是曲折漫長。當初89戶堅持搬遷的村民，有的上了樓，有的另找土地自立門戶，最後剩下47戶跟大隊搬到了現在的新村。

「我們是作為顧問的角色參與的，村民才是主體。因此在著手規劃前，我得先『讓子彈飛一陣子』」。王維仁說的子彈，是村民們的不同意見。有的人對他說，維持原來的模式就好；有的家庭成員有增減，覺得老房子已不適用；有的則滔滔不絕地描繪夢想之屋。

「我們給村民發了調查表，又帶著學生去調研，了解舊民居和居民的生活方式，把所有人的房屋結構、成員構成、空間使用模式等畫了下來，再分析和匯總出三種主要房型，因為沒有承包商願意給每家量身定做。」

村民對測繪分析圖能看得多明白，他們不清楚，但是每張都給他們看過，並且一起討論。這一討論就是八個月，大大小小的說明會，開了起碼有三十來次。環保建築材料，廢水循環利用系統，房屋構造原理，這些原本跟村民八竿子打不著的東西，都在這段時間讓他們集中惡補。跟廠商和施工方的會議，居民們同樣參與。

從建築布局上看，菜園村並不是一個傳統的村落。它沒有嶺南村落的斜屋頂、窄門高屋、鍋耳山牆。鄰居之間的距離也比較遠，屬於散村性質。但是，他們從舊民居里還是發現了一些傳統特色，比如三開間的空間關係（廣東房屋特色之一，中間是個堂屋，左右兩邊各有一間房，一廳兩室）；又比如村民除了居住的家，還有耕寮（儲放農用工具的小倉庫），它和房屋一起圍合成了院落；它們之間搭上涼棚，又變出連廊（中國古建的一種形式，即建築和建築之間的連接構築物，上有頂，沒有圍護結構），形成了室內外的過渡空間。這些富有庶民智慧的特色，王維仁都保留了下來。

王維仁工作室的架子上，擺著最後定稿的三種房屋模型。ABC各具特色：三開間式；長方形中間有天井式；四四方方式。「其實房屋就像造字法一樣，有部首，有偏旁。不同的偏旁部首相互組合，會出現不同形態的房屋。雖然村民的老房子各不相同，但抓住了其中的規律，我們總是從中拆分出相同的構件來，組合成新的房屋。」

房屋模型旁邊，堆放著他們印製的彩色《居住完全手冊》，也就是房型說明書。戶主帶回家後，跟老婆商量、跟兒女商量、跟祖母商量，還要打電話v親戚朋友討論。

每到約好的周末，村民們會一起出現在港島上環的王維仁工作室，來個「集體問診」。「就像看病一樣，我們一家接一家地單獨討論方案，這樣既保證了獨立性，又讓他們相互了解。比如，我和這家討論房子要怎樣擺放時，他的鄰居在後面聽出了問題，會跑來插一句：這樣不行，你會擋到我家的採光。那麼問題當場就可以協調，不用等到發現了再糾正。另外，也不是每戶人都喜歡彼此，村民也有相互不說話的，因此鄰居們的位置和間隔也很微妙。」

像這種大的「集體問診」，南北中每區的村民都安排了三次，後來還給每家單獨加了六次以上。但有些人過幾周就改一次主意。「這些房子都是兩層小樓，每層限定了40多平方米，造價60多萬港元。但一層有多少隔間，是彈性的。樣板房是一家三房，可有的家庭隔出了五六個房，有的只要兩個。」儘管每次設計師都對他們說，「不能再改啦，最後一次了！」但後來還是如其所願。畢竟這是村民們的夢想家園。

到最後，三種基本房型發展出47種變調來，每家每戶都有了獨立的小模型，堆滿工作室的四格書架。他們自己選擇間隔，外牆顏色，院落組合，以及是否在屋頂植草降溫，建太陽能熱水爐，活動室遮陽板等。每戶在屋前有私人耕地，閑時可在屋旁大樹下乘涼。

村民宋太家有四口人：她和老伴以及兩個女兒。「我選的是B型房，它是兩邊獨立的房子連在一起，能互相照應又不干擾。而且四面採光很好，不像我們以前，一面有窗，一面是房間和廚房，很暗。我最喜歡還有中間的天井，一天大部分時間都有陰影，可以坐下來喝喝茶，聊聊天。」老房子的廚房和衛浴都安在房子外，怕油煙和異味進入房內。新房的室內採取現代化設計，有符合公務規格的浴室、坐廁，方便了很多。

宋太笑稱自己是「王老師的粉絲」，內部間隔和裝修都按他的方案走。但對於屋頂是否安裝太陽能設施，她和許多村民一樣，比較遲疑：「想法是好，就是不知道發的電夠不夠。」他們村外曾裝過太陽能路燈，一到陰天，晚上走路連鞋子都看不清，他們決定再觀察一陣。

可進可退，隨時修正方向

比設計村屋更複雜的，是整座村落的規劃。

菜園新村最後買下的地塊，位於錦田區的八鄉。它從大帽山腳延伸下來，兩邊夾著別的村落和農田，狹長且古怪。一條溪流從上到下貫穿，灌溉兩邊的田地，最後流到村頭的魚塘。魚塘在村民的強烈呼籲下保留下來作為生態儲水池；地塊兩頭的大片龍眼樹，村民們原先想統統砍掉變成耕地，但後來被規劃師們說服，全部留了下來。

「這塊土地，中間是比較悶熱的，我們要考慮微氣候的調整，多保留些綠蔭。」新村夏季常吹西南風，所以村屋都坐東北向西南，爭取每個房間兩面有窗，面對來風方向，這樣夏季便有穿堂風流過，減少了空調的使用。

村道一側設置了生態濾水渠，集中每戶雨水池排出的灰水，再流入村南村北的生態儲水池。由於雨水比較潔凈，這段露天水渠可以成為村裡的自然景觀，讓村民們重溫舊村石崗河的波光粼粼。灰水的過濾雜質和黑水（含人畜排泄物的污水）一起，則進入有機堆肥系統，灌溉村內的公田。

由於村子地形狹長，從頭走到尾要二十多分鐘，建築師便把村子劃分為南區、北區、中區，每區以五六戶人家為單位，設置一些節點（比如交叉路口）和小廣場，彼此相隔幾百米，形成小的公共空間。「我們也盡量縮減了巷道的數目，因為這是公共空間，一多的話，每家院子就少了。」

村民歐陽伯退休前開過巴士，原本打算在家開個修車鋪，補貼養老錢。但與村民和重建組工作者反覆討論後，他和其他幾家「有車族」接受了「車不入村」的想法。「既是考慮到生態環保，也是為了節約用地。如果要設置停車位，很多綠地就沒有了，很可惜。」

但是，也有讓村民不能理解的。為什麼要有公共設施（比如土地廟、涼亭、小廣場）？舊村只有一個菜站（集中買賣蔬菜的地方），大家聊天就去村民阿嬌開的士多（小百貨店）門口，不也挺好的？「再說，我們拆遷的補償款連蓋房子都不太夠，哪裡還有餘錢建這些？」

但規劃師們還是很堅持。王維仁認為：「既然是一個社區，一定要有些公共空間，不僅提供聚會交流的場所，還能增加認同感。如果經費不夠，我們可以想策略。」

比如，村民2011年8月從舊村遷出後，住的是位於新村的臨時屋，這是必須由政府出錢建的。「我們可以爭取配套設施經費，建造電站、公共水表、管道之類的。理論上，這些在臨時屋拆掉後也是要拆的，但我們想辦法留下的話，就可以繼續使用了。」

新村里長著不少參天大樹，規劃時在它們周圍留出空地，加些簡單的桌凳，就成為了天然的涼亭；水表讓幾家合蓋在一起，在上方加個屋頂的話，又是一個聚會地點……

當然，這是設計師們一廂情願的想法，到時能不能實踐還說不定。「拿公共水表來說吧，水管鋪得遠了，每戶就要多出錢；一旦公共水管壞了，誰來負責維修呢？看上去很理想的方案，放到每家頭上，都會有自己的利益考慮。」所以王維仁和他的團隊做這種規劃時，心態必須放得輕鬆些，可進可退，隨時修正方向。

新生態人民公社

新村規劃好了，村民於2011年8月搬進了建在未來耕地上的臨時屋，期待著過完2012年春節後，新屋儘快動工。

剛入住臨時屋幾個月，他們已經迫不及待地開墾了屋前和附近的荒地，種上了有機蔬果。碧綠的西洋菜和生菜生機勃勃，淡紫色的荷蘭豆花爬滿了小竹籬，棚架上則繞滿了已經結果的瓜藤。

等新屋蓋好、臨時屋拆除後，村裡會多出四萬多平方英尺的耕地。在未來構想中，每戶村民會拿出自家土地的四成，作為集體所有的公田（共3.7萬平方英尺）。這對於村民乃至整個香港來說，都是個大膽新穎的嘗試。

公田制是村民跟熱心支持的知識分子們共同構思的。在後者的理想中，集體耕種可以分工合作，提升效率。「會駕車的負責運輸，有銷售經驗的負責營銷，有的負責加工，其餘便負責耕種。」王維仁甚至期望，公田旁邊還可以建立公共廚房和食堂，一起做飯。「你可以把它叫做新生態人民公社。」

而對村民來說，集體所有制能否順利實現是個疑問，畢竟它太理想化了。「在未來，也許我們還是每家分一塊公田，各種各的。」但集體擁有制約了私人買賣土地的自由度，這對維持村子的穩定是有好處的。

白色的雙層臨時屋外，每家門前都放著一米多高的藍色塑料桶。揭開蓋子，裡面有廚餘、豆腐渣，以及市場上收來的廢魚，還混了不少穀殼以減少異味。等這些東西發酵後，就能成為田裡的有機肥了。

「從今以後，新菜園村的所有農產品都是有機種植的，不下化肥，不打農藥。」雖然村民以前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有機」，但在「關注組」、規劃師和城市研究學者的長期普及和支持下，他們已經認同了這種發展方向，並請了別處的有機農夫來教學。

現在，村裡的有機田已經種得有模有樣，還發展出許多有機產品，比如洛神花干、豆豉醬、果醬、蜂蜜等。周末前來參觀的市民、熱心發起義賣的學生們，成為了這些農產品的銷售宣傳渠道。Facebook上還不時有公眾人物稱讚一句：「大曾太的紫蘇醬實在太正了，太好味了！」所以他們的出品擁有了不小的知名度。

與村民們並肩作戰了三年的「菜園村關注組」中堅分子朱凱迪，2012年春節前榮升父親，正捧著一盆姜醋蛋，在臨時屋挨家挨戶送。朱凱迪說，自己會繼續長駐菜園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這片地區是一片田園風光，但到了九十年代後，綠色產業急速死亡。我們希望它可以在這裡重現。香港其實有很多有機農夫，但都是單打獨鬥，經常被地產趕走。我們今天的成績雖微不足道，但形成了村集體的力量，就有可能產生推動力。」

而對村民們來說，新村的重建，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戰。「不僅僅是老鄰居們搬回去一起住這麼簡單，之間會有妥協，有犧牲，有冒險。我們就像在踩鋼絲，現在還有十幾步就到終點了，但仍有掉下來的可能。」過完年能順利建起自己的新屋，開始新的農耕生活，就是最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