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番目」入旗—清代中後期八旗制度的開放與封閉

作者：徐法言，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來源：節選自《藏學學刊》，2015年01期。

「新清史」專欄編輯：蔡偉傑，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系博士候選人。

1扎克塔爾及桑吉斯塔爾的八旗仕途之路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月二十八日，紫禁城南的午門外舉行了一場隆重的獻俘儀式。在經歷長達５年的戰爭後，清軍最終征服四川西北部嘉絨地區的大、小金川土司。乾隆帝對這一勝利格外重視，諭令將大、小金川土司、家眷、大小頭人及大喇嘛等250餘人押解進京，並欽定吉日行獻俘禮。盛大的獻俘儀式結束後，刑部很快議定對戰俘的處置辦法，250名戰俘按照罪刑輕重分別處置：索諾木等首犯12人，「罪大惡極，均經凌遲處死」；重犯19人「均經處斬」；其餘家眷、喇嘛等219人，流放各處為奴。這250人並非全部入京的嘉絨人。戰爭期間，陸續有當地民眾投誠，對於如何安置這些主動「投誠」的兩金川之人，乾隆帝頗為躊躇。考慮到「各為其主，亦復可矜」，且不少人曾為清軍效力，「若盡與駢誅，實覺心有不忍」，但大、小頭人及其眷屬，不便仍留金川地方，因而諭令照平定準部時所有台吉、宰桑、德木齊等概行移徙例，均押至北京安插。後經大學士等議定，決定仿照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將駐京回民編為佐領之例，編為一佐領。據《欽定回疆則例》所載，此一佐領入於內務府正白旗，為內務府及理藩院所屬，包括解送至京的大、小金川男婦189名，加上唱「番曲」、跳鍋莊的28人，以及第一次金川戰役後留京修築碉樓的11人，該佐領共轄大、小金川之民228人。

▲八旗

清廷將兩金川降入編為佐領，入於內務府正白旗，是把他們納入八旗體系，成為內務府管轄下的包衣佐領。據祁美琴在《清代內務府》一書中的考證，包衣「主要起源於那些被收養、被接納的外氐族人和因通婚被帶來的一些外氏族親族」。後來，它的人員構成也「逐步向外戚族眾、戰俘和一些契約奴僕擴展」。事實上，清朝在征服蒙古、朝鮮、中原地區及後來平定三藩、平定回部的歷次戰爭中，皆有將戰俘編入包衣組織的舉措。將兩金川降人編為佐領，入內務府三旗只是沿襲舊例。不過從戰前的情況來看，兩金川不僅是政治疆域上的邊徼，亦是「聲教不及」的「化外之地」，兩金川之人一直被清廷視為西南「蠻夷」。戰後，部分「降番」被納入八旗體系，成為內務府三旗的正身旗人，其地位雖不能與「舊滿洲」（fe manju）同日而語＇但較之前的「蠻夷」身份，顯然有了巨大的改變。且自兩金川降人編為內務府佐領後，清廷亦未禁絕其仕途之路。據《欽定回疆則例》記載，乾隆帝曾專門降旨稱：「伊等內既暫不得可用之人，於包衣官員內揀選妥善者帶領引見補放佐領，俟伊等內有能辦事者，再以番子等補放」。言下之意，雖暫無可用之人，經過歷練後，有能力者即可補放官員。事實上，乾嘉時期，的確有兩位來自嘉絨的「番人」在清廷里嶄露頭角，逐步晉陞為八旗體系中執掌旗務的商級官員，他們是扎克塔爾與桑吉斯塔爾。

2金川「降番」入旗的政治、文化因素

第二次金川戰役無疑是扎克塔爾與桑吉斯塔爾人生的重大轉折。若非這場戰爭，在凡事講求「根根」的嘉絨社會，兩人最好的際遇只是土司麾下的小頭人，不僅世代為土司奴役，見到芝麻大小的朝廷命官，也須得唯唯諾諾，磕頭請命。成為朝廷正二品大員，掌管八旗旗務，統帥八旗勁旅，恐非其平生所能料想。反觀宋、明等傳統中原王朝，雖不乏朝廷任命「四夷」部族領袖為官的事例，但大都屬於權宜一時的羈縻之策。若要以「邊裔」之民身份入仕朝廷，唯有科舉一途，非傾數代之力，飽讀「聖賢」之書，變夷為夏，難有成功的希望。像扎克塔爾與桑吉斯塔爾這樣直接入朝為官，僅僅通過自身努力便躋身高位者，並不多見。兩人的經歷恰能從側面反映出清代中葉八旗制度與官方夷夏觀念的變化。

乾隆帝以華夏正統自居，說明之前區分「華夷」的某些細則已悄然發生改變，那種以地域、文化、血統為藩籬嚴夷夏之防的思想漸漸為官方淡化，代之以新的標準。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曾降諭：

蒙古、漢人，同屬臣民。如有書寫之處，應稱蒙古、內地，不得以蒙漢字面，混行填寫，已屢經降旨。今吋靈阿奏摺，猶以夷漢二字分別名色，可見伊等全未留心，且以百年內屬之蒙古，而目之為夷，不但其名不順，蒙古亦心有不甘。將準噶爾及金川番蠻等，又將何以稱之？

此則上諭透露出乾隆帝在區分「夷夏」時的基本原則。既然清朝已經是華夏正統，那麼順者如百年內屬之蒙古自不該「目之為夷」，逆者如準噶爾、金川才是真正的「夷狄」。「中外並無異視」的前提或「夷夏之別」的關鍵在於是否順從清朝統治。按照這一邏輯，乾隆朝中後期歷次戰役中歸順清廷的準噶爾、回部、金川人等，都不該再以「夷狄」視之。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有地方官在奏報中將達賴喇嘛使者稱為「夷使＇乾隆帝降旨申飭稱：「國家中外一家，況衛藏久隸版圖，非若俄羅斯之尚在羈縻，猶以外夷目之者可比，自應以來使堪布書寫為是」此時之「外夷」顯然已不包括準噶爾與金川。而乾隆帝在籌劃平定兩金川善後事宜時即將整個「甲壟」（嘉絨）地區納入理藩院的管轄，令其升格到與蒙藏同等的地位。又指示前方官員稱，大、小金川人等只要遵例剃髮即可，無須改變文化習俗及衣冠服飾。這說明在他看來，「王化」與否僅關乎於政治上的歸順（剎頭正是順從清朝統治的政治符號），文化衣冠已非必要的條件。

綜上所言，金川「降番」入旗或許能夠從清代中期特殊的政治文化環境中找到合理的解釋。「入旗」並不僅僅意味著社會地位的提升或政治待遇的改善，尤為重要的是八旗作為滿洲的主要載體，能夠進一步消解地域、文化、血統等因素造成的隔閡，令「邊夷」更快地融入到「皇清中夏」的政權之中。扎克塔爾與桑吉斯塔爾入旗後都憑藉軍功得以晉陞，兩人的仕途經歷恰好符合滿洲傳統的尚武之道，同時也與雍正、乾隆以「武功」論證清朝華夏正統地位的思路十分契合，這雖然不能視作「滿洲」成功模式的簡單複製，但它或許提示了如下一種可能：如果來自西南邊陲的「蠻夷」都能夠逾越苛刻的限制擺脫「夷」的身份，那麼入主中原已達百年之久的滿人為何不能在保持滿洲特性的同時改變華夷的身份認同呢？無論對於滿人自身抑或廣大臣民而言，這至少是一種積極的暗示。

3清代中葉八旗制度的開放與封閉

從整體趨勢上看，清代中葉的八旗的確越來越傾向於封閉，雍、乾兩朝對於滿洲特性及八旗共同歷史記憶的反覆強調，一定程度上賦予了這個群體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共同體」的某些特徵。然而，金川「降番」入旗與八旗漢軍出旗恰提示出不同歷史面相的存在，看似「僵化」的八旗制度還具有開放與靈活的一面。若不以今人的觀念強加於古人，則很難說雍正、乾隆能夠預見並刻意建構八旗制度的「民族特性」，他們更有可能將這一制度看作政治工具（與清朝前期一樣，只是作用發生了變化），因而可以根據不同的政治目的靈活運用，既可隔別滿漢，亦可團結轉化「異族」。

那麼，對於入旗的金川「降番」而言，旗人身份又意味著什麼呢？

首先，最直觀的變化是生活地域的改變。八旗成員除部分留駐東北及一些重要城市外，其餘皆居住在北京。這些金川之人的居住環境也就由「跬步皆山」的四川西北部「甲壟」（嘉絨）地區，轉移到中國最為富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乾隆帝的指示下，他們入京後大都集中居住在香山健銳營。還有個別如扎克塔爾、桑吉斯塔爾等，因入值當差，為皇帝貼身侍衛，其居住地應該更靠近紫禁城。

其次，他們在政治、經濟、律法、教育等各個方面均享有旗人特權。政治上，有出仕的機會，升遷官職均佔用旗缺，前文已有詳述，此處略。經濟上，清廷優養旗人，免徵八旗人丁的差徭、糧草、布匹，旗人只需承擔兵役（制度上也禁止從事其它職業），且八旗兵丁受朝廷豢養，如「番子佐領」定有驍騎校一員，領催四名，馬甲額缺七十名，上述兵額每月都能領取一定數量的錢糧。扎克塔爾與桑吉斯塔爾等身居高位者每年的俸祿更有數百兩之多。還有少部分金川之人在宮廷內作「番子」樂、跳「鍋莊」舞或在內務府做工，也能領取一定數量的俸餉。

律法上，清代實行旗民差別待遇。「旗人與民人發生糾紛，州縣官無權判決，須依旗民分治的原則，由各旗和地方特設的理事同知審理」，旗人犯法後所受處罰，均較民人輕。雖然沒有具體的材料能夠證明，但金川「降番」既已入旗，自然也適用於同樣的律例。

教育方面，清廷一直很重視八旗人才的培養，早在順治元年即設立八旗官學。康熙皇帝更是要求周圍人都應具備基本的文武素養，即使是「包衣家奴、侍衛驅走之輩也不例外」，故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設立景山官學，專門培養內府佐領、管領下的子弟。

總體而言，金川「降番」入旗後已完全脫離了之前的自然環境與地域文化，其生活方式與狀態均有著質的改變。由於材料闕如，很難判斷他們的身份認同與文化表徵是否在短時間內產生明顯的轉變（或出現認同上的障礙與困惑），然而考慮到旗人身份享有的政治、經濟權益，加之長期接觸處於優勢地位的滿、漢群體，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文化上的融合（assimilation）及族屬界限的模糊。至少從扎克塔爾與桑吉斯塔爾的經歷看來，他們的確在積極適應新的角色身份，並主動融入八旗之中。兩人不僅作戰勇敢，辦事勤勉，且在嘉慶帝遭遇危險之時，能夠不顧個人安危，挺身救駕，這雖屬御前侍衛之職，然而當時在場的百餘人中，僅有６人參與護駕，其中兩人還分別是親王與額駙（棉恩與拉旺多爾濟），這或能說明扎克塔爾與桑吉斯塔爾在履行自身職責時表現得比一般旗人更為積極。

嘉慶九年十月，扎克塔爾與桑吉斯塔爾向嘉慶帝乞恩，懇請「將伊等由包衣佐領改入外旗」，嘉慶帝以抬旗「系獎勵勛勞，恩出自上，豈臣下所得懇請」為由嚴詞拒絕。兩人雖未能如願，但他們在此事件中透露出不滿足於內務府旗籍，希冀進入更為核心的滿洲八旗之意願，或許可視作兩人對於旗人身份的認可。嘉慶二十三年，桑吉斯塔爾病危，死前囑咐其子三等侍衛愣訥爾布，「在京覓地安葬，不回四川原籍，俾子孫永遠得以就近當差」可見他對旗人身份已經有了相當程度地認同，為此不惜斬斷與故土的聯繫，而其後世子孫在遠離故鄉的旗人社會中成長，對於故鄉沒有直接的記憶，更缺乏歸屬感，他們對於旗人身份的認同應不會存有疑慮。

扎克塔爾與桑吉斯塔爾入旗後的經歷向我們展示了八旗制度開放性的一面，皇帝、部分臣僚以及扎、桑自身都保持著包容、開放的心態，族屬、血統、文化方面的差異皆未成為其得到任用或晉陞（主動適應並融入八旗）的障礙。這種開放性或許能夠說明此時的八旗還遠未固化、封閉到形成一個所謂「民族共同體」的地步，同時也意味著清代中葉以後八旗內部並非毫無差別可言，乾隆朝漢軍旗人大量出旗為民就說明其內部仍然存在階層、族屬一類的區分。而扎克塔爾與桑吉斯塔爾能夠很好地適應並融入八旗之中，並不代表他們能夠輕易地消弭與其他旗人的差別，自由地轉換身份。在有的場合，他們還是被視為異類。

嘉慶帝偶爾會提起扎克塔爾「番夷」的身份。嘉慶四年（1799年）六月初二，嘉慶帝詣觀德殿後，返至北上門，面詢御前侍衛兼奏事處行走扎克塔爾，當天是否有各衙門引見官員。扎克塔爾答以有宗人府引見官八員，待嘉慶帝回宮後詢之奏事太監，又稱當日並無引見官員，遂令軍機大臣查詢。結果是管理宗人府的睿親王淳穎私自將宗人府奏本撤去。此事雖與扎克塔爾無關，嘉慶帝卻仍為其辯解，稱「扎克塔爾於朕詢問時，因宗人府奏摺系伊接遞，即據實回奏，所奏人數，亦無錯誤，與伊並無不合」，還特意指出「非因伊系番人，故寬其罰」。嘉慶七年（1802年）五月，清軍與白蓮教眾戰不利，扎克塔爾作為前線統兵將領之一受到嘉慶帝斥責，繼而又為其開脫稱「本系番目，皇考高宗純皇帝格外加恩，留京供職，擢至御前侍衛」，「姑念平日尚知奮勉」，「加恩暫予革職留任」。

可見，嘉慶帝通常是在扎克塔爾辦事不力受到懲處，欲為其脫時才會提起他的「番目」身份。這雖屬特殊優待，但區別對待本就意味著扎克塔爾與一般旗人的不同。尤其是嘉慶帝「慶成系漢軍世家，尤當通曉大義，而扎克塔爾則系川省番目出身，情稍可原」一語，充分證明在其心目中，扎克塔爾等人尚不可與漢軍旗人等而視之，更勿論滿洲八旗。正因如此，縱使能夠憑藉自身努力達到與八旗世家子弟同等的地位，卻也難以令所有旗人心服口服。嘉慶帝在宣布將扎克塔爾遣回四川時說：「惟扎克塔爾既系番族，在京管理旗務究非所宜，此時若仍令在內當差，任護軍統領、蒙古副都統，伊亦不能將該管旗人認真約束，殊覺有名無實。」若仔細體會話中之意，「不能」一詞顯然不是指扎克塔爾能力不足或主觀上不願將「旗人認真約束」，而是其「番族」身份難以服眾，故無法有效地管理旗下屬人。除此之外，能夠直接反映一般旗人對於扎克塔爾等人看法的材料並不多見。惟有昭褳在《嘯亭雜錄》中稱扎克塔爾為「外夷」，又透露其軍中綽號為「苗張」，雖無多少歧視之意，但區分「人我」的意味卻十分明顯，兩種稱呼都揭示了扎克塔爾「非我族類」的一面。

一個弔詭（paradox）的現象是，儘管乾嘉時期清廷不厭其煩地重申維持滿洲特徵對於八旗的重要作用，然而似乎沒有任何人對扎克塔爾、桑吉斯塔爾等金川「番目」不諳國語、騎射卻被納入八旗體系之內提有異議。相反，無論是皇帝、八旗大臣抑或普通旗人，更傾向於以儒家文化中的「夷夏觀念」區分彼此。可見雍、乾兩帝對「夷夏之辨」的改造以及對「夷夏」身份的重新界定並未取得長久的效果，乾隆帝離世不過數年，有關他順從清朝統治者便不應視之為「夷」的觀點即被後人拋諸腦後。

歐立德（Mark C. Elliott）在論述八旗組織與「滿洲民族特性」之間的關係時說，「乾隆朝時，只要是隸屬於八旗之下，如今不論誰都被看作『滿洲人』。歸屬八旗這一點，既是劃分民族的一道界限，也成為判定民族的基本要素」。這一觀點似可商榷，且不論清代中葉是否已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族群」（ethnic groups）觀念，所謂「乾隆朝時，只要是隸屬於八旗之下，如今不論誰都被看作『滿洲人』」的論斷顯然為時過早。清代中葉的八旗制度尚兼具開放與封閉之兩面，且兩種面相在不同的層面又有交織錯位，並不容易清楚地辨析。大體言之，當面對人數佔據絕對優勢的漢人時，清朝統治者往往強調其封閉一面，此時八旗體系更像是一個戒備森嚴的整體，嚴守滿漢藩籬，卻又試圖在維持滿洲特性的同時，跨越「夷夏之別」的鴻溝，改變自身「夷」的身份；當面對金川這樣毫無威脅的少數群體時，則更多發揮八旗制度開放的一面，可以忽略地域、血統、語言、習俗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吸納他們為八旗成員（以旗變夷）。然而，在給予外來者與旗人同等機會與權益的同時，又在八旗內部以「夷夏有別」的觀念區分彼此。凡此種種，都提示我們清朝中期以後的滿融合（acculturation）與滿洲共同體的形成（八旗內部融合）是一個相互交織、相互影響、意涵複雜多歧的歷史過程。

4餘論

相較於乾嘉時期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金川「降番」入旗一事並不起眼。它既未對滿漢既有格局形成衝擊，也未對清代後期的政治走向造成實質性的影響，因此幾乎沒有引起學界的關注。然而，在歷史研究中，往往是一些為人忽略的細節能夠糾正既有研究中存在的偏差，揭示出長期被遮蔽或忽視的歷史面相。章健在批判美國學者歐立德等人過於強調以「族群視角」審視清代歷史時說，他「傾向於將八旗的旗籍視為超越民族、超越文化與血統、具有特定政權和政治訴求的多族群執政共同體的政治資格這是一個頗具創見的觀點，但他繼而認定清代的政治地位與「民族屬性」都是由各個群體的政治資歷，即投靠「愛新覺羅氏核心集團」的時間先後順序來決定的，則又完全無視八旗具有的「民族性特徵」，似又走向了另一種極端。就本文所探討的金川「番目」入旗一事而言，無論是以「族群視角」還是論資排輩的觀點都難以找到全然合理的解釋，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八旗制度的複雜性與多歧性根本無法被單一化約的理論體系所涵蓋。

眾所周知，清朝的統治方式靈活多變、不拘一格，在面對不同地區、不同對象時往往採取不同的態度與因應之法，在八旗內部也同樣如此。即使扎克塔爾與桑吉斯塔爾的事例不具普遍性，但已足以揭示出清朝中後期八旗制度為人忽略的一面。如果努力跳出以往囿於滿漢二分框架下思考、討論問題的固有模式，更多地關注清代中後期進入八旗的少數群體（如索倫、準噶爾、回部、金川等），探討其如何在滿漢融合的時代背景之下，適應並融入八旗體系之中。以此新路徑，或許能夠促進學界對於清代八旗制度及族群觀念有更為全面地認識與了解。

編排：@邱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