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突尼西亞一個小販的自焚引發了一場「蝴蝶效應」，其不僅導致該國執政23年的本·阿里下台，還在整個西亞北非地區激發起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動蕩，幾乎所有阿拉伯國家都被捲入其中，若干執政幾十年的強人政權被推翻，而且這場動蕩至今未完全「塵埃落定」。迄今為止，這場轟轟烈烈的政治劇變已整整一年，人們對涉及中東劇變的相關問題仍充滿疑惑，有必要對其進行全面盤點。

    一、中東政治生態面目全非，不同類型的國家面臨不同處境

    在2011年的阿拉伯動蕩潮中，幾乎所有的國家現政權都受到一定衝擊，當時沒有誰敢保證哪個或哪些國家不會出問題。在經歷了大浪淘沙般的「阿拉伯潮」之後，中東政治生態環境面目全非，不同類型的國家面臨不同處境：突尼西亞、埃及、葉門、利比亞等國已經「改朝換代」，敘利亞巴沙爾政權正面臨前所未有嚴峻考驗，而沙特為代表的海灣君主國則暫時安然無恙。進一步辨析，即使在發生政局劇變的國家中，動蕩烈度和強度也不盡相同：埃及、突尼西亞等國當權者都是在軟磨硬頂不到一個月後就繳械投降，政權交替並未出現巨大流血事件；而利比亞、敘利亞、葉門等國的改朝換代，則演變成動用重武器對抗的全面武裝衝突，凸顯出「槍杆子里出政權」的叢林政治本色。

    由此產生一個問題，哪種類型的國家最容易發生動蕩，什麼原因導致政體更替方式差異如此巨大？按照人們通常理解，政體越先進，政局應該越穩定；政體越落後，政局越容易出現動蕩。而共和制顯然要比君主制更先進，因此按此邏輯，前者理應比後者更為穩定。但中東動蕩的現實表明，這恰恰相反。截至目前，中東政權倒台或出現嚴重危機的基本是共和制國家，而實行傳統君主制、事先最不被看好的約旦及海灣君主國反而安然存活至今。

    有人會認為，這與國家富裕程度有關，但這不能解釋為何同樣是富國，利比亞出現政局動蕩乃至政權更替，而海灣國家卻能存活；同樣是窮國，為何埃及、葉門動蕩嚴重，而約旦卻安然無恙。因此，單純從民生角度解釋中東動蕩顯然不夠。

    本文認為，中東哪些國家更容易發生動蕩，與這些國家的內部社會政治結構有著直接關係。中東國家的政體表面上分為共和制和君主制兩大類，但從實際統治方式看，這兩類政權差別並不大。如果能透過現象看本質，就能發現中東國家的政治統治結構實際有三種類型，而中東國家動蕩程度與此直接相關。

    第一種類型是少數精英統治多數民眾的同構精英統治模式，如埃及、突尼西亞。這類國家國內的部族/教派意識和色彩不強，當權者及其國家強力部門與民眾在認同歸屬問題上沒有差別，因此這類國家當權者與民眾的矛盾主要是階級矛盾，因此這類國家政權更替的性質相對簡單，對抗雖然激烈，但還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如埃及穆巴拉克調動軍隊進入開羅解放廣場後，抗議民眾對軍隊表示歡迎，而軍隊也拒絕向民眾開槍，穆巴拉克自感大勢已去便主動辭職，使該國政權更替以不流血方式完成。同時，這些國家實行的共和政體，決定了國家最高權力屬於國家公器，無論當權者還是民眾從心底里都認可「家族世襲」不合法的事實，因而當權者此類嘗試只能半遮半掩，而且往往一推就倒。

    第二種類型是少數部族/教派掌權政權的異族精英統治模式。這類國家包括利比亞、敘利亞、葉門，以及此前的伊拉克等。這些國家國內部族或教派意識涇渭分明，當權者大多屬於某一部族或教派，其權力核心圈的成員大多來自同一部落或教派，施政方針也優先照顧本部族、教派利益。例如，敘利亞阿薩德家族來自什葉派中的阿拉維派（約佔全國人口的11.5%），該國政府、軍隊、情報等要害位置基本由阿拉維派把持。利比亞境內有上百個部落，而卡扎菲精銳武裝乃至貼身衛隊，均來自自己所屬的卡達法部落，石油利益也主要向本部族傾斜。葉門約有200個大部落，主要分為四大部落聯盟，薩利赫能夠穩坐總統寶座30多年，正是因為他來自葉門勢力最強的「哈希德」部落聯盟。

    這種特定的社會政治結構，使當權者形成「同心圓式」的宗派主義傳統和黨同伐異的遊戲規則，對同族人無止境、無條件忠貞，而對部族之外的民眾和地區則毫無同情，把其他部落當做自己的合法犧牲品，可以任意地加以掠奪或殺害。體現在現實政治中，就是當權者對反對派傾向於採取高壓手段，而不是坐下來平等協商。在這些人的思維中，「如果不鎮壓反對派，人們就會認為他很虛弱，並將失去尊重。」這種部族式對立和暴力化傾向，可以很好解釋，在這些國家中，看似正常的政治抗議為何會迅速演變為你死我活的暴力對抗。

    第三種是傳統精英統治模式，主要是世襲君主制國家，如沙特為代表的傳統君主制國家以及約旦、摩洛哥等立憲君主制國家。在政治結構上，這些國家統治者囊括了傳統社會中的各類上層精英，如沙特就是沙特王室與瓦哈比教派結成政治聯姻，其成員把持各政府機構的重要職位，使政府具有較強執行力。從經濟結構看，這類國家多數是富有的產油國，其財富來源不是向民眾徵稅而是地下資源，政府反而要向國民提供各種福利，由此形成一種「庇護制」統治。正所謂「不納稅，無代表」，民眾並無太多底氣要求更多政治權利。此外，這類國家的建國本來就是「家天下」和世襲統治，因此民眾如要起身反抗這類政權，則往往同時面臨法統與道統的雙重障礙。加上這些國家在此輪中東波後「洗心革面」，大力推動改革，更加緩解了國內民眾的對抗情緒。

    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於社會政治結構差異，使中東不同類型的國家在「阿拉伯潮」中表現出不同的生存能力。

    二、「從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秋」：當前中東動蕩影響評估

    中東國家普遍出現動蕩，很大程度是內部積弊叢生，已到了非變革不可的程度，因此「阿拉伯潮」既是對現狀不滿的強烈反抗，同時也包含著探尋民族富強新路的成分。從這一意義上，這場阿拉伯動蕩潮確實可以被稱為是「阿拉伯之春」。然而，中東動蕩一年多來，這種政治探索的效果顯然不盡如人意。從經濟角度看，中東動蕩加劇了這些國家的經濟衰退，並可能使其陷入惡性循環。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0月份公布的報告顯示，中東劇變給受影響的國家至少造成55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其中利比亞和敘利亞受到衝擊最大，埃及、突尼西亞、巴林和葉門緊隨其後。這些國家的GDP至少減少了206億美元，而財政收支平衡惡化帶來353億美元的損失。利比亞損失最為慘重。國家的經濟活動基本停止，GDP的損失達77億美元。國家財政受到損失預計達65億美元。在埃及，2011年前九個月的公共支出增長到55億美元，而財政收入則下降7500萬美元。在葉門，騷亂給政府財政帶來8.58億美元的損失。在突尼西亞，全國80％的企業在動亂中受到衝擊，導致失業人口急劇攀升，目前已突破70萬，同時全國物價飛漲，部分生活必需品短缺。突尼西亞、埃及等國經濟十分依賴旅遊業，而國內政治動蕩使很多旅遊勝地門可羅雀，由此導致經濟狀況雪上加霜。

    而政治領域，儘管很多國家已完成政權更替，但政局依然一團糟。在突尼西亞，統計顯示，自今年３月份以來全國平均每月發生110至150起示威遊行或靜坐事件，150至180起阻斷交通事件。2011年10月議會選舉完成後，各政黨間權力爭鬥反而日趨白熱化，致使宣誓就職不久的議會被迫休會。在利比亞，駐紮在首都的黎波里的不同派系武裝之間不時發生衝突。在的黎波里西南的沃米斯，從12月10日起，津坦地方武裝與當地的瑪莎什亞部落武裝連續３天交火。12月10日，過渡政府軍隊參謀長車隊在的黎波里遇襲，一些官員指責津坦武裝人員試圖「行刺」。12月12日，班加西爆發卡扎菲倒台後最大規模示威遊行，數萬民眾紛紛走上街頭，高喊「革命開始於班加西，堅決捍衛革命果實」等口號，表達對「過渡委」強烈不滿、憤慨和失望之情。在埃及，自軍方接管國家權力以來，國內仍頻繁爆發示威遊行並導致人員傷亡，以青年組織為代表的抗議者要求軍方儘快交權，並多次舉行遊行示威，醞釀「二次革命」。

    中東國家依然亂象頻頻，部分原因是因為這些國家正處破舊立新的「陣痛期」，恢復正常狀態需要時間和耐心。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藥方與病因不對症。阿拉伯國家患的是一種「衰敗綜合症」。記得黎巴嫩學者安托萬·梅薩拉曾說過：「沒有一個阿拉伯政權不是既有一個嚴重的少數民族問題，又有一個多數人的嚴重問題」。照筆者理解，所謂少數人問題，實際就是因為民主自由不夠（確切地說，是「自由」不夠而不是「民主」不夠），造成少數人正當權益被忽視；所謂多數人問題，實際就是少數權貴壓迫、榨取多數民眾，導致貧富分化，腐敗盛行，階級矛盾日趨突出。而當前阿拉伯民眾群起抗議，主要是沒有解決好「多數人問題」。因此，要使國家真正擺脫困境，走上正軌，首先應從增強政權的「人民性」入手。換句話說，衡量一場革命是否成功的關鍵，並不是實行何種政體，而是未來由哪個階級上台執政，推行哪種意識形態，也就是「舉什麼旗，走什麼路」。

    但當前阿拉伯劇變後，由於種種原因，繼任者顯然沒有認真思考這些核心問題。而且阿拉伯民眾由於厭煩了維繫多年的強人政治，因此正像鐘擺到一個方向之後必然會向相反方向運動一樣，使得中東政治轉型日趨朝著分權和民主化方向發展。事實也確是如此。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國在完成「改朝換代」後，均已制定政治重建時間表，啟動「政治民主化」進程。但很顯然，民主化不會使國家「多數人問題」自動得到解決。

    事實上，早在20世紀20年代，一些阿拉伯國家（如埃及、約旦）就已程度不同地建立起議會民主制(這一時期被稱為「自由阿拉伯時期」）。但事實證明，這種制度並不能解決國家面臨的各種深層次問題。這些被某些人津津樂道的民主政體，實則是個巨大的「豆腐渣工程」。事實上，第三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通過先實現民主化，進而實現國家富強。恰恰相反，很多國家在推行民主化後，反而喪失了有效性，不得不依附於外部強國。據此不難理解，為何在20世紀50-60年代阿拉伯國家在世界上聲望最為顯赫的時期，多數國家奉行的是軍人/強人政治。因此，匆忙啟動民主化只會使這場波瀾壯闊的政治運動日漸誤入歧途

    從實踐看，這種「只問選票，不問主張」的民主化運動的最終結果，就是使蟄伏多年的政治伊斯蘭勢力成為最大受益者。在突尼西亞，「復興運動黨」在2011年10月23日進行的制憲會議選舉中獲得議會217席中的89個席位，成為制憲會議中的第一大黨；在埃及第一階段選舉中，以穆斯林兄弟會的「自由和正義黨」與薩拉菲派的「光明黨」為主的伊斯蘭政黨得票數超過60%，而世俗的埃及聯盟和老牌華夫脫黨僅獲得20%的選票；摩洛哥眾議院於11月25日提前舉行大選，溫和的伊斯蘭政黨「正義與發展黨」獲得395席位中的107席，大大領先於其他各政黨；而利比亞過渡政府在11月24日成立時，其領導人也表示今後要以伊斯蘭教作為立法基礎。

    而伊斯蘭勢力之所以能夠得勢，並非其代表了某種先進的生產力或先進文化，而很大程度是因為這些國家多年實行高壓統治，沒有現代意義上政治反對派存在，從而使類似穆兄會這樣的宗教勢力得以積蓄力量、成長壯大。這些政治伊斯蘭勢力是否有能力領導國家走出困境。從階級屬性看，儘管穆斯林兄弟會自稱代表中下層民眾，但其高層幾乎全是億萬富翁，因此其未來政策是否能真正代表下層值得懷疑；從意識形態看，其主導思想是伊斯蘭教義，但這很難為國家現代化提供行之有效的指導原則；從歷史角度看，這些政治伊斯蘭勢力始終扮演「反對者」角色，其能否帶來國家走出困境，走上富強之路很值得懷疑。因此，儘管這些國家民主化如火如荼，但埃及等國的民眾仍持續進行抗議，試圖進行「二次革命」，顯然是不滿這種解決辦法而試圖尋找新的突圍之路。

    三、西方干預使「阿拉伯潮」性質變色，阿拉伯復興之路更加艱難。

    這次中東動蕩本來是一場內生性動蕩，其起因主要是內因主導，民眾抗議重點也主要針對國內當權者。但由於發生動蕩的國家多數是親西方國家，因此中東動蕩使西方在中東維繫多年的既得利益受到很大衝擊。西方國家在經歷了短暫的彷徨、游移之後，開始有意藉機重塑中東秩序，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利益。很顯然，西方在中東的干預舉措明顯奉行的是「多重標準」：對沙特等海灣國家竭力保護現政權，鼓勵、縱容政府鎮壓民眾抗議；對埃及、突尼西亞、葉門等發生嚴重動蕩，局勢難以收拾的國家，則因勢利導，力圖使未來走向納入西方軌道；而對利比亞、敘利亞、伊朗等反西方或與西方關係不睦的國家，則推波助瀾甚至直接進行軍事打擊。然而，西方出於利己目的進行的外部干涉，使地區局勢更加複雜。

    尤其是2011年3月北約發動的利比亞戰爭，標誌著中東政治抗爭開始變味，進入到西方武力干預、強行塑造地區格局的新階段。表面上看，這場戰爭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上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1973號決議只授權建立「禁飛區」的規定。北約自稱是為「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衝突傷亡不過數百人，且局勢已基本平息，而西方的狂轟濫炸及戰端擴大，導致利比亞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大量基本設施被破壞。因此它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利比亞國內矛盾本來遠沒到需要改朝換代的程度，但西方武力干預強行改變該國原有政治進程，使利比亞由一個生活水平居非洲第一的穩定富足國家陷入一片混亂，「後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政局很可能成為西方的附庸和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尤為令人感嘆的是，這樣一場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非正義戰爭，居然得到不少阿拉伯國家的積極贊同，乃至直接參与「圍毆」卡扎菲政權。要知道，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實現阿拉伯內部團結是基本前提，而多數阿拉伯國家在利比亞戰爭上「兄弟鬩於牆」的表現表明，阿拉伯世界距離實現民族復興夢越來越遠。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不可能使地區國家真正走向復興之路，而仍將是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事實也表明，西方在成功干預利比亞後，在地區內移植「利比亞模式」的胃口和信心倍增，因此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便開始加緊對敘利亞和伊朗施壓，由此使敘、伊局勢變得日趨緊張。而敘利亞位於阿拉伯世界心臟地帶，其局勢一旦出現失控，很可能在整個中東引發意想不到的動蕩。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進步歷史運動，但由於內外部各種負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這場「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儘管中東劇變仍在持續，但此前充滿激情與樂觀主義的「阿拉伯之春」，日趨被悲觀主義和懷疑、憤怒情緒所取代，乃至有了「阿拉伯之秋」或「阿拉伯之冬」的說法。以轟轟烈烈的方式開頭，卻潦潦草草的方式收尾，這是一年來中東亂局的真實寫照。

    (作者單位：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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