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公民社會不可能通過革命達到

05-29

社會變革比制度變革更複雜。制度變革通過換人、頒布立法可以實現，但是社會變革以及社會良性成長是個非常緩慢的過程。公民社會需要長遠細緻的工作，不可能通過革命變革來達到。

革命者決心越大專制性就越強

第三種知識分子認為文化傳統以及社會土壤不可能變成一張白紙。革命可能出現的一個後果是，革命者決心越大，越希望來規劃別人的人生，可能他的專制性就更強。所以很早就有人說，俄國的革命者都是小波拿巴主義者，也就是說都是專制者，他有專制的傾向。

布爾什維克選舉慘敗後才搞專政

布爾什維克在選舉慘敗後就開始翻臉，要搞專政、鎮壓民主反革命。「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最初是布爾什維克的政治綱領，從1903年開始黨綱當中這一條沒有變。只是因為自己沒有選上，現在就把這一點改變了。

第三種人不想通過革命來解決俄國社會問題

第三種人認為國家和社會不和是根深蒂固的，就跟兩個失控的馬拉著一輛車，一個往左拉，一個向右拉，早晚有一天就會把這個車拉散架。所以必須要另闢蹊徑，要突破激進主義的思維，避免恐怖主義和革命，找到一個從根本上解決俄國社會問題的途徑。

1馬克思的論斷不對小農生產有長遠生命力
2斯大林發現用剪刀差搞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行不通
3地方自治局是現代國家的創新民主化作用不可小覷
4俄國官僚嘆：輿論界的尖酸刻薄比革命者的手槍更可怕

核心提示：他們認為社會變革比制度變革更複雜，制度變革通過換人、頒布立法可以實現。但是社會變革以及社會的良性成長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公民社會需要長遠細緻的工作，不可能通過革命變革來達到。

（金雁教授資料圖）

本文根據金雁教授在商州學術討論會上的講座錄音整理而成整理：唐智誠

嘉賓簡介：金雁，1981年畢業於蘭州大學蘇聯史專業，1991年至1992年在波蘭華沙大學進行學術訪問。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蘇聯－俄羅斯、東歐問題研究專家，現任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秘書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歐亞所特邀研究員。

第三種人不想通過革命來解決俄國社會問題

第三種知識分子中國了解得太少，所以今天跟大家做一個交流。大家可能知道，俄國的民粹派運動發生在19世紀70年代的時候，有數以千計的大學生，各種各樣的知識分子到農村去從事革命宣傳。但是農民並不買賬，因為農民是皇權主義者、好沙皇主義者，農民覺得知識分子要宣傳反沙皇，就開始檢舉他們，有2500多人都是因為農民的檢舉而被捕。知識分子的滿腔熱情在民間碰壁，再加上沙皇也打壓，結果整個民粹派運動就告失敗。

失敗以後這些知識分子就發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流亡國外，大概有900多人在國外接觸馬克思主義，就像1885年普列漢諾夫他們建設勞動解放社，覺得這個運動應該寄託於工人。但是俄國的工人很少，1917年工人只有300萬，佔2%。在國內的主要就是一些民意黨人，他們覺得下層又愚昧，上面又這麼專制，我們沒有辦法，只能「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搞暗殺。

其實中國在清朝末年的暗殺都是受到俄國民粹主義或者說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他們搞暗殺當然也有一套理論，所以提出殺人犯就是民族英雄，搞的是非常熱鬧。1905年到1907年，就有1.7萬的公務員被暗殺，基本上是平均一天三起，城市裡頭沒有一天不響炸彈。1906年7月到1907年5月，革命黨僅在10個月的時間內，實施了72次暗殺，殺了十個省長，兩個市長，很多將軍都命喪黃泉。

只要上了革命黨名單的人，最後都會被多次暗殺。像亞歷山大二世，號稱是改革沙皇，七次被暗殺。第七次暗殺後，實際上他沒有被炸死，但是他的馬車夫和警衛都被炸傷，他下車去看的時候，最後被炸死。最後這次暗殺是1881年，列寧的哥哥烏里揚諾夫也參加了，得手把沙皇給炸死。本來亞歷山大二世是個改革沙皇，農奴制解放就是在亞歷山大二世手上的。他被炸死後，已經改革方案就終止了，統治階級保守集團力量就開始上升。

去年是農奴制解放150周年，整個俄國國內對亞歷山大二世的評價達到高峰，給他戴了無數的桂冠，還包括被暗殺的斯托雷平。在俄國曾經怎麼解釋鄧小平呢？就說那是中國的斯托雷平，在中國解釋斯托雷平時就說，那是俄國的鄧小平，因為他也是開啟俄國的制度改革。

巨變以後，大家就在反思說我們70年的道路到底走得對不對？很多人都感覺到，原來以為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俄國的方向問題，現在看來，以前的革命付出的代價太大，而且整個俄國革命的道路又中斷，又推倒重來，等於一百年來白忙活了。那麼體制內的人當然是反對的，革命者就基本上贊成這種政策。

但是俄國長期以來是具有激進土壤的國家。知識界一直都有反國家的性質，知識分子這個詞的俄語，既不是指你有文化，也不是指有技術，是指要反國家。這個詞本身就是指思想反對派和心靈反對派，如果你不具有這種特徵，你就不叫知識分子。所以這個時候第三種人就認為，國家和社會不和是根深蒂固的，就跟兩個失控的馬拉著一輛車，一個往左拉，一個向右拉，早晚有一天就會把這個車拉散架。所以必須要另闢蹊徑，要突破激進主義的思維，要避免恐怖主義和革命，要找到一個從根本上解決俄國社會問題的途徑。

他們認為無產階級力量薄弱，一直到一戰以後，也不過才300萬人，你肯定是指望不上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農民又是傳統的皇權主義，那怎麼辦？他們就認為革命派都是偽理論的追隨者，幻想只要是我們把一切舊的方面都打掉，就可以寫最新最美的圖畫，白紙上我什麼都可以畫。

革命者決心越大專制性就越強

但是第三種知識分子就不這麼想，他認為文化傳統以及社會土壤不可能變成一張白紙。革命可能出現的一個後果是，革命者決心越大、越希望來規劃別人的人生，可能他的專制性就更強。所以很早就有人說，俄國的革命者都是小波拿巴主義者，也就是說都是專制者，他有專制的傾向。

在革命之前，普列漢諾夫就預測，按照列寧設計的革命，俄國會出現三種後果：第一種後果，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在俄國是失敗的；第二種後果，俄國將會遠離西方，西方無法影響俄國；第三種後果就是俄國將建立一個像秘魯和中國這樣的一個專制帝國。應該說普列漢諾夫的這個預言還是很準確。

因為第三種人有很多是自由主義者，他們說如果革命後的強制出現，對自由主義的危害可能要超過君主專制。很多人都問過索爾仁尼琴，也問過以賽亞·柏林，說沙皇那個時候反對派還能夠出現，為什麼反而到蘇維埃政權的時候，再也沒有反對派了？索爾仁尼琴說過一句話，大概的意思是，俄國的自由在沙皇時代應該說是多少的問題，在蘇維埃時代是有無的問題，它不是一個等量級。

他們認為割裂社會的狀態在俄國已經演繹了200多年。俄國社會是上層的法國化，下層的草根化，別爾嘉耶夫說俄國這兩個上下層相隔有六百年的差距。所以社會歷來是被管制的，這種互換就會導致一種什麼狀況？用中國的話來說就叫「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兩邊這種互換，表面上看是一個階級戰勝了一個階級，但實際上只不過是翹翹板，或者我們把它叫做鞦韆效應，只不過它來回擺動的速度加快，每一次動蕩都是原來的積累被全部銷毀。

公民社會需要長遠細緻的工作不可能通過革命達到

所以俄國社會的間斷性太強，好不容易在一個平台上建立的東西，一場運動一來，上面的東西蕩然無存。而俄國社會再生性又很差，就是社會的自愈能力本很差，這樣的動蕩使前面的積累全都白費了。所以他們認為社會變革比制度變革更複雜，制度變革通過換人、頒布立法可以實現。但是社會變革以及社會的良性成長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公民社會需要長遠細緻的工作，不可能通過革命變革來達到。

所以這些人就提出，破除政權萬能論。在革命政黨裡頭，基本上都認同兩種觀點：一個是打倒沙皇，推翻專制；另外一個就是重新分配。因為他們老覺得社會不公，物質就那麼多，少數人攫取了物質，大部分人就處在貧困的狀態，只要搞平均，只要我們把分配方案重新搞了，這樣整個這些問題就解決了。

但是第三種人認為一次革命不可能改變世界，也不可能實現烏托邦，這是個膚淺的思想。在目前沙皇還比較專制的狀態下，他們覺得現在我們可以採取的方式就是姑且忍耐，把注意力轉向政權以外的社會層面。這些人提出來的就是促使個人的自主意識成長，就是自我負責、公民社會，這樣的話，是改變社會組織資源的被動狀態，去做具體的事情，做小事。那時候他們認為，知識分子可以做的就是搭起一個上通下達的橋樑，在現有的政治框架內，創造良性互動。當然他們說這個過程可能很長，要百年，要一個世紀。

所以貴族知識分子比較愛從事思想討論，這些人都集中在文學領域裡，以賽亞·柏林就把他們稱作狐狸。其實狐狸和刺蝟的比喻最早來自於古希臘哲學家，只不過以賽亞·柏林借用了這種說法。那些不同意這種坐而論道，夸夸其談，像羅亭一樣的平民知識分子就自詡為刺蝟，就是我們不從事思想，也不從事理論討論，我們最主要的就是實踐，就是幹革命。第三種人與兩者的定位都不同。他們就是說我們只想多做實事，成為社會的醫生，而不是革命家。因為俄國社會割裂非常厲害，我們主要是填平這個鴻溝。我剛才提到過別爾嘉耶夫說俄國社會整個是病態的，上下層之間缺乏了解，這也是人民對最高政權依賴的根源，人民不信任貴族，不信任知識分子。

這個時候民粹主義的思想家阿勃拉莫夫就提出小事理論。其實在歐洲，所有的政黨也好思潮也好，基本上的一個趨勢都是理論先行，就是先有很多的理論，然後理論慢慢深入人心，再有思潮，再有運動。小事理論幾乎沒有複雜的東西，也沒有什麼哲學支撐，說的很簡單。他說，現在我們這種社會主義思想，曾經非常膚淺地播撒在這片處女地上，沒有深入到人民的靈魂，所以我們一時不知道俄國社會要什麼，但是我們知道我們能做什麼。他自己認為這就是對俄國革命的一個矯正點，所以小事理論應該說是非常簡單，非常明了，一看就知道他提出來他要什麼。

他說俄國空談家很多，實幹家就是搞恐怖，搞暗殺的人都很多。他說過去實幹家主要是顛覆政權，是搞破壞。包括車爾尼雪夫斯基，就說我對改革漠不關心，我的目標就是推翻政權，就是幹革命。現在阿勃拉莫夫提出，這不切合實際，我們現在不要這種宏大敘事，我們不是寫大寫歷史的人，我們就是寫小寫的歷史。他說搞恐怖活動，搞暗殺這樣引起統治者的反彈，社會上也容易引起混亂，反而不如做一些實事。

他這個話一出，當時在整個思想界掀起了軒然大波。當然革命政黨基本上就是責罵，罵他是逃兵，但也有一些人認為這個策略比那種檢討要更深刻，可以解決俄國上下層之間的「文化不對稱」的制約，這樣以一種「超階級」的方式來整合社會，可以從根子上解決俄國的問題。所以小事理論就以阿勃拉莫夫主義來命名。

社會變革靠無數失敗嘗試代價是生命與鮮血

後來又有一個思想家尤佐夫-卡布里茨在《民粹派的基礎》里，說社會生活是由活生生的人組成的，社會變革也不是靠偉大人物振臂一揮，它要靠無數次這種失敗和嘗試，但是每一次的失敗嘗試，你是拿人的生命和鮮血做代價的，這個代價是非常大的。他說作為人民的良心，知識分子未必要站在高坡上振臂一呼，而是要從自身做起，在原來的基礎上修修補補也不失為一種選擇。

他們當初提出一個口號，這個口號是後來很多國家在蘇東劇變開圓桌會議的時候達成的一個共識，就叫只要人民少付出代價。這個共識很簡單，只有兩點：反專制，人民少付出代價。有這點共識，和再大分歧的派別我們都能坐下來。所以後來波蘭圓桌會議開了，55個人坐了一個非常大的圓桌，可以說是思想上差異非常大的各個派別，依照這個原則都能夠坐下來談。

這些人就提出來，過去知識分子都比較好高騖遠，願意轟轟烈烈，不願意從點點滴滴的小事做起，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小事又不得名，又不得利。但是這些人說，這些小事可以決定很多人的福利和生活，可以改變俄國的這種激進的土壤。這兩個理論提出來以後，這些人就開始去做一些在革命者看來不值得做的事情，比如說他們給工人建的第一所療養院；農學家到農村去搞一些技術方面的指導工作，這是薩馬拉省的第一個拖拉機。他們建了一萬所小學，建了幾千座圖書館，這些全都是面向農村。我就覺得這第三種人，有一點類似於NGO。一幅油畫表現了當時這些第三種人和地方自治局辦的救濟場所。社會救濟以前要麼是修道院，要麼是由教會來辦。

他們提出我們既不是頹廢派，也不是革命派，是實事派。很快小事理論和實體主義，就是既反對激進革命也不願意和當局同流合污，就以第三種知識分子為代表。「第三種人」這個提法是1900年薩馬拉省的省長提出來的，後來在列寧的著作中，「第三種人」和「第三種知識分子」兩個名稱可以互換。所以一提「第三種人」，大家都知道就是兩者都不是的，體制內也不是，反體制的也不是，這種人就叫第三種。他們對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們不是刺蝟，我們也不是狐狸，我們是工蜂。

另外從沙皇方面考慮，1861年農奴制改革以後，沙皇的管理形式也發生了改變。以前都是農奴主管著農奴，現在警察式的統治方式已經不行了，所以中央政府也從一些不具備全國意義的事務當中脫出來。沙皇的管理制度有所改變，他要下放一部分職權，所以在1864年就建立了省縣兩級的地方自治局。地方自治局有點類似於政府和民間之間的「類法團組織」，它是在沙皇政治板塊不鬆動的原則下，一种放權讓利有點半官方的組織。

地方自治局是現代國家的創新民主化作用不可小覷

雖然沒有完全獨立於強權，也沒有完全獨立於盈利，但是畢竟帶入了一種憲政機制和一些公共服務精神，跟以前的管制社會不一樣。以前沙皇的政府只管徵兵徵稅這兩樣，因為沙皇俄國是一個快速擴張的國家，他不管其他的。地方自治局就帶入了一定的公共服務精神，它屬於早期現代新型國家的一個創新，所以它的民主化作用也不可小覷。斯托雷平認為這是往死人臉上塗脂抹粉，絕對不是，他們還是做了大量的實際工作，所以把他們叫作「書寫小歷史的人」。

他們提出了很多主張，這些主張其實跟我們現在提出來的很多東西都很相像。比如撤銷憲兵隊，規範警察的職權；廢除行政流放制，對扣押這種違法行為都要監督；建立地方法院，地方法官要當地居民選舉；要有預審辯護制度，容許假釋；要有社會救助，對失去勞動力的人有最低生活保障，對傷殘、養老有國家義務保障；國家不能夠介入企業和工人之間的博弈，只要是經濟要求的任何罷工都是合法的；教育制度方面也是初級、中級和高級的三級教育，平民都要讀得起學校，還有包括賦稅均等這些方面都是地方自治局具體提出來的。

有人說這是在專制國家中爭取民主的一種迂迴鬥爭，但是列寧罵得很厲害。列寧說地方自治局只不過是專制制度車輪上的第五個車輪，是一個備用輪胎。它雖然暫時不可能一步到位地體現立憲的原則，但是畢竟它還是為很多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合法活動的場所。所以儘管各種勢力的人在罵，大家也把它看作一個平台。有人認為它這樣做的工作，最後畢竟會成為制憲的一部分。

因為有了他們的這種動議，再加上有沙皇的放權，所以他們很多人都在地方自治局工作，最其中縣自治局最活躍。我記得以前好像溫鐵軍老在說中國是國權不下縣，我說你這樣說不對，中國是大共同體的權力之差，如果要說國權不下縣，說俄國還是比較恰如其分。

很多人很關心的是自治局的財政預算是怎麼來的？它主要是有專項基金、募捐款。另外地方自治局之所以後來能夠做大，是它對土地、房屋和工商業有徵稅的權力，還有國家撥款。徵稅權使它後來成為第二政府，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它財政的大頭主要是後兩種來源。但是它的運作方式基本上是民間性質的，不受政府制約，有很大的自主權。

就政治訴求來說，它基本上是通過「非政治而利民的實際工作」建立一種健康的制度，公共決策是以廣泛參與和立法權確立為基礎的。所以各方面勢力都看中這個平台，這個平台什麼樣的人都有，保守的，革命的人都有。地方自治局當時覺得，只要你願意干實事，願意做具體工作，都可以到這兒來。

馬克思的論斷不對小農生產有長遠生命力

民粹主義認為小農生產和現代化並不矛盾，而馬克思認為小農是要消滅的，民粹主義不同意這一點，他說未來的非資本主義農業應該有很大的潛力，不一定像馬克思說的那樣，整個小農全部都消滅了，像英國那樣建立起大農場。實際上我們現在在馬克思下論斷200多年以後來看，馬克思的論斷是錯的，反而是蒲魯東這些人說得對，小農生產有長遠的生命力。這些人認為，個體小農的生產模式——就是八到十一俄畝的責任田，和包括產前產後服務的非農產合作經營相結合的雙重經濟體制，並以「小城鎮」、合作制、鄉鎮企業、家族共同體的傳統社會關係和現代化的模式發展形成互補。

所以後來俄國第三種人當中，有很多人提出了非常有洞見的理論，恰亞諾夫就是俄國後馬克思主義農民學的一個大師。還有經濟學的康德拉季耶夫，他提出來一個發展的周期理論，大概是53——56年一個周期。還有尤洛夫斯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甚至比奧地利學派那些人提出來得還早。但這些人在斯大林時代，當然全部都被殺死了。在第三種知識分子活動時期，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兩種發展方向的博弈一直存在，但同時這些也為他們探索提供了平台。

地方自治局逐漸做大以後，它和政府的許可權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含混不清的地方。雙方一直是一種鬥爭的態勢，基本上地方自治局強勢，政府不僅是守勢，而且往後退。總理大臣維特就說，按照這種發展最後導致的結果是什麼？就人民代表機構將在中央一級建立，人民參與立法權和國家管理。

俄國整個社會力量發生變化，僅從官僚的數量減少這一點就可以看得出來。那些官僚無所事事，不善於工作，而地方自治局越擴越大，像市杜馬和地方自治局的職員要比政府官僚勝任工作，他們甚至就排擠政府機構。最明顯的證據就是1894年，國家說你們乾脆回到公務員隊伍來，咱們合二為一。但是他們拒絕了這個要求，這個第二政府大有取代第一政府的態勢。有一個官僚在回憶錄說，那時政府官員都沒有事情做，成為一群無所事事的人，因為他們的工作被自治局工作者搶走了。亞歷山大三世也認為，地方自治機構降低了官僚們的作用，破壞了國家制度的統一性。

這樣最可以看得出來地方自治局的坐大，它一方面人數多，介入的層面多，而且它是在俄國整個推廣。總理大臣維特在報告中說，地方自治機構中第三種人力量增大，當然有政府工作無能的原因，但是在這種狀態下，它實際上和政治體制不相融。因為第三種人只說我干實事，政治立場不是那麼凸顯。所以革命者批評它是沙皇的附屬物、國家機器的幫凶。但是沙皇政府同時又認為，他們是革命的同情者和外圍組織，政府的文件明著說，這些「實際主義」的反對派其實是在「借人民的壓力推行立憲」，他們同樣會孕育出與沙皇離心離德的思想，同樣會腐蝕國家政權，所以其實也要打壓。

它就處在一個兩邊都不認可的境地，但其實兩邊的人也都在擠進這裡面。1912年，俄國建立了地方自治局的省份有40多個，西伯利亞和靠近極寒的地區沒有。凡是有地方自治機構的，它的整個運作方式就要顯得好得多。當時在自治機構中的知識分子有8.5萬人，到一戰的時候達到14萬人。他們也是跳出了經濟學中經濟人這樣的邏輯預設的道德人，他們從實踐出發，從農民的心理變化和社會動態出發，提出的理論也能夠被農民所接受。

由於俄國知識分子這種人文精神和近代科學方法的引入，又有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在這個平台上，他們的農民鄉村研究可以說達到了頂峰。他們首創的大規模採用「參與觀察」的人類學方法，對農民社會進行大規模的田野調查和微觀實踐，使俄國的農民學研究在一戰前達到頂峰，光地方自治局學者的研究成果就有4000多種專著出版。而且他們還完成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世界上規模最大、最系統的社會學調研和農村統計工作，到現在俄國都還在使用這些材料，的確是汗牛充棟。你要輸入俄文查詢以後看不勝看，每一個村莊的資料都特別細。我覺得後來共產黨人沒有下過這樣的苦工夫，這些成果是當時最龐大的農民研究機構的資料庫。

他們以實用化、技術化、辦實事為宗旨，以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思路，為俄國尋找出路。所以他們的工作看上去非常瑣碎，實際上為改變俄國的階級對立，為中間群體的薄弱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教育、衛生、道路、交通、城市建設、救助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一次爆發傷寒病，40%的醫生都來自地方自治局，是「第三種人」。他們的社會實踐的確也可以說是卓有成效，他們提出來的申請有時候也得到沙皇的滿足。

務實精神並不代表他們不問政治。他們當然是少談主義，多談問題，但是實際上在基層幹事情，並不只是掃盲、開診所的問題。因為涉及到各種侵犯農民權益的問題，只要捲入肯定不能不得罪政權。只要捲入到農民維權的事件中，雖然你不鼓動革命，但實際上你只要支持農民就開罪官府，所以在警察局他們也是掛上號的。19世紀的時候，他們有900多人都是在警察局挂號的，還有人被流放和被逮捕。革命者說是這些人是當局的走狗，當局認為是異己的力量。

俄國官僚嘆：輿論界的尖酸刻薄比革命者的手槍更可怕

另外，他們影響新聞媒體的力量非常大。他們覺得通過新聞媒體再影響到社會，這种放大的功能會有良性的互動。所以後來官僚說，輿論界的尖酸刻薄甚至比革命者的手槍更可怕。省長必須要認真聽取地方自治局的意見，甚至要不得不討好和迎合他們。那種「衙門裡說了算」的局面第一次遇到「按照法律規則辦事的人」的挑戰。

到了1905年革命的時候，沙皇有一點像中國的戊戌變法，鎮壓革命以後還是頒布了《十月十七日宣言》。我們現在老覺得1917年俄國革命怎麼可能平地而起，其實1905年沙皇已經立憲，俄國成為立憲君主制的國家。《十月十七日宣言》就是選舉杜馬，杜馬是個古老的詞，就是俄國議會的意思。杜馬選舉以後，實際上只要你不搞恐怖，革命政黨都可以進入到議會。當時打社會主義牌子的有16個政黨，這12年是一個練兵時期，他們把杜馬講台作為一個操練的場所。

現在很多人都認為俄羅斯20世紀國家制度的轉變，是從1905年的《十月十七日宣言》開始。在1905年革命的時候，地方自治局就省級聯合，然後1905年又召開了全國自治代表大會，基本上核心小組的人員都是自由主義的立憲民主黨人。立憲民主黨就是1905年成立的一個自由主義的政黨，可以說全國自治代表大會是在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召開。索爾仁尼琴說這是思想界、知識界異常美好的年代，到1917年以後就是知識分子的厄運年代。

他們在1914年成立了全國性的組織：地方自治聯合會和城市自治聯合會，有400多個城市聯合加入，起作用的當然是自由主義政黨。二月革命以後的臨時政府總理李沃夫當時就是全俄地方自治委員會的主席。俄國在一戰的時候，地方自治局或者這兩個聯合會，基本上可以說就是政府，它已經成了權力的化身。因為政府整個在萎縮，戰爭中軍隊的供給、災民的救濟、傷員的安置等，把正常的活動完全打亂了。而在這個時候，地方自治局和兩個聯合會手握財權，大筆大筆的錢從他們的手裡過。當時李沃夫就提出一個口號，從政府手中救出國家，把它還給社會。

一戰期間，地方自治局基本上已經從第二政府變成了第一政府，已經成了真正的政府。人民都說第三種人在利用戰爭和沙皇政府搶奪天下，很多人已經明眼人看出來，他們不是在幫政府，已經是在搶奪政府。在為國分憂的外衣下，他們真正的目的是想取而代之。所以他們發布命令從來不請示政府，蔑視政府的態度已經非常明確。當時一個著名的口號就是誰善於工作，誰才是國家的主人。

當時只要地方自治局一停止供應，整個後方就亂了，俄國就會天下大亂。連媒體都有人呼籲，說政府幹脆就把權力交出來，交給兩個聯合會，否則沒有出路。所以後來沙皇退位，不單是因為戰爭，而是大勢所趨，就是沒有十月武裝奪權，也已經大勢所趨。這個時候兩個聯合會和第三種人已經被看作俄國的中流砥柱，坊間都知道，俄國沒有政府，只有兩個聯合會。兩個聯合會從半政府、第二政府變成了第一政府，它已經有了取代政府的資本。

尼古拉二世的皇后在給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說，這兩個聯合會已經令人無法容忍，他們肆意妄為、超越本分，給正在打仗的國家帶來了混亂，現在又非分地插手國家的管理。對政府來講，它已經名存實亡。但是更不幸的是，它的怯弱之處，雖然政府知道自己已經患下了「重症肌無力」，還不敢公開宣稱大權旁落，因為一來怕沙皇怪罪，二來怕弄假成真，這進一步讓自己威信掃地。

戰爭期間，兩個聯合會提出很多建議：召開職工代表大會、成立合法的工會，成立全國性的民間組織，像1905年革命的彼得堡企業工人大會實際上就是他們發起的。沙皇已經知道尾大不掉，當初是想讓自治局作為一個附屬組織來幫助政府改革，現在沒有想到，已經被它取而代之，「自治機構將成為瓦解專制體制的心腹大患」。

這個時候體制內的一些保守勢力也感覺到沙皇不思進取，失去了自信心，從而發生了立場變化。因為那個時候，談社會主義、談變革是大勢所趨，很多官方的、溫和的、具有國家思想的人物，現在革命性也越來越強。契切林是俄國的國家主義學派的人物，也帶有自由主義色彩，可是後來《俄國共產黨宣言》的起草者司徒盧威說，他從「強有力政權的支持者」變成了「俄國專制主義和特權階層不調和的敵人。那個時候，貴族也已經持反沙皇的立場。

二月革命使第三種知識分子兵不血刃得到政權

二月革命後，「第三種知識分子」和地方自治運動的確過了幾個月的輝煌的日子。他們覺得二月革命非常好，說曲線救國，終獲成功，兵不血刃，政權到手。的確，兩個聯合會的主席李沃夫當了臨時政府的總理。沙皇的各級政府官員因為有污點，都被民眾拋棄，而地方自治局半個世紀的工作實踐的積累和人脈，就成為組織性最好、最有基礎的政府人選。他們基本上是一套人馬，兩個招牌，以民間的招牌來擔負了政府的工作，在各地成立了臨時政府。所以他們也非常高興，覺得兵不血刃就已經達到了我們的目的。

二月革命以後馬上就搞民改革。沙皇退位、臨時政府成立，他們發表的第一個宣言其實跟革命政黨的政治訴求一樣，要以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方式選舉市杜馬和地方自治會，然後進行全俄「立憲會議選舉」，這其實也是布爾什維克當時追求的目標。

他們為了操練先進行了基層選舉：在43個省，400多個縣，將近一萬個鄉里進行選舉。最後選出來30萬個鄉議員，基本上是由社會革命黨控制，因為他是個農民的政黨。社會革命黨有一百萬會員，布爾什維克走出地下狀態的時候是兩萬四千人，所以從整個政黨組織來說，布爾什維克從地下狀態走出去的時候還是一個小黨。這些自治會選舉了23000多個縣議員，比較完整的基層組織的構建已經搭建起來。臨時政府也宣布，地方自治會的主席是臨時政府委託全權代表來管轄地方事務。這樣的話基本上可以說他們已經通過選舉拿到了合法授權。

後來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布爾什維克和第三種人不是一路的，在理論上對他們也多有批評。列寧對地方自治局和第三種人一直都有批評，但是在專制年代其實反對派也在地方自治運動當中擴大了自由，也在開拓社會的空間當中受益，所以他們基本上也是參與到地方自治運動當中去。

布爾什維克在2月到10月期間基本上是拆臨時政府的台，他們那時批評地方自治局不夠民主，說你搞地方自治還行，但是不夠，要搞更大規模、更加正規的議會選舉，也就是搞立憲會議選舉。托洛斯基就說，地方自治局儘管也有民主形式，但依靠的是鬆散的選舉人群，而且有的時候還要選舉資格，規定必須要有多少財產。所以它只是代表著昨天群眾的狀態，也就是說人民並沒有給它委託書。那我們要搞的是什麼？我們搞的比這個還要民主，這屬於資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民主比這個的範圍要大，要更有時代性。

十月奪權以後，列寧當時也想搞立憲會議選舉。列寧想的很簡單，我是先奪權後選舉，在已經在執政的狀態下，通過有效的宣傳我們肯定會選上。當時布爾什維克的力量主要在軍隊當中，並不是在人民當中。軍隊都放假回家去宣傳，選舉結果出來後布爾什維克獲得了24%的選票，58%的選票是社會革命黨，就是這個農民政黨，這樣就很為難。

列寧說這個時候我們怎麼辦？他們商量的結果是用槍杆子顛覆票選。原來還在真理報的前身上寫：把布爾什維克選進立憲會議，我們服從選舉的結果，但是選舉結果出來以後就發現要把權力拱手讓出去，不幹了，現在就說整個法律都是臨時政府的，這是一個過時的選舉。可是包括第二國際的羅森堡，有很多人都問他，你不是批評它賄選、舞弊，只是說法律過時了，為什麼早不說呢？選舉結果出來以後再說，那就太沒道理。布爾什維克在1918年1月5號立憲會議召開的時候就開始搞專制，反正要搞無產階級專政，而專政和專制之間並不是一個程度的差別。列寧提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常態，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暫時狀態，這兩個不一樣。

布爾什維克選舉慘敗後才搞專政

布爾什維克在選舉慘敗後就開始翻臉，翻臉就要搞專政，鎮壓民主反革命。1918年，「民主反革命」這個詞非常流行，意思是贊成選舉的就是反革命。列寧當時在不是公開發表的信件當中說，什麼叫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政權就是反對普遍、直接、平等、秘密選舉的鬥爭。他把話說得這麼直白。可是「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最初是布爾什維克的政治綱領，從1903年開始黨綱當中這一條沒有變，只是因為自己沒有選上，現在就把這一點改變了。

以前說第三種人不夠民主，現在說越民主越反革命，最民主的立憲會議就最反革命。但不同於職業「反革命」的立憲活動家，自治機構中的技術專家還是可用的。為什麼呢？布爾什維克認為新政權當中人文知識分子沒有用，技術專家還有用，可以留下。所以大家都知道1922年的哲學家之船，把俄國頂尖級的人文知識分子都趕出去了，他們遷到柏林，後來又到巴黎。所以有很多人文知識分子後來就成為文化保守主義者，在蘇東劇變意識形態空場以後，他們又出口轉內銷，主要是因為他們給西方貢獻了後現代社會的一種理論：俄國式的存在主義，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因為地方自治委員會承認臨時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整個地方的政權架構也非常完整，這樣他們就和蘇維埃處於對立關係，而且一些自治機構還成立了「拯救祖國和革命委員會」和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展開奪權鬥爭。所以從1918年開始，布爾什維克就重拳出擊這些拒不歸順的地方組織，這些人只要發表反蘇維埃的言論就一律逮捕，交革命法庭定罪。1918年3月份，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批准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力宣言》中就規定，政權完全由蘇維埃掌握，一切以選舉作為借口的各級組織均不具有合法性。在此之前他說這是我們爭取的目標，現在說選舉是個借口。所有地方自治機構統統要被取締，所以在內戰當中有很多地方自治局的人最後加入。

俄國打了三年內戰，我們現在的說法是因為14國武裝要把新生的蘇維埃扼殺在小搖籃當中，真正的原因根本不是這個，而是合法授權。如果通過選舉的規則爭奪來沙皇的江山，大家都認可。但布爾什維克首先破壞規則，來搶江山，那憑什麼搶到的江山就是你的？因為俄國當時正在打一戰，所以外國的力量又介入，這樣才有了14國武裝干涉之說。這個說法最早來自於丘吉爾，丘吉爾在一戰的時間就說，你們不是這種狀態，國外也要介入。當時托洛斯基說不要14個國家介入，你只要投入十的兵力對我們就是太大的威脅。實際上沒有真正的14國武裝干涉，我過去一直認為14個國家就像聯合國軍隊那樣去跟布爾什維克開戰，其實真正的狀況並不是這樣。

俄國革命埋葬第三條道路的試驗

回到我們開始的話題，因為地方自治機構是通過地方一級一級的選舉產生的，布爾什維克說，凡是用選舉做借口都不具有合法性，於是統統被取締。所以俄國第三種知識分子和地方自治局同呼吸、共命運，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歷程基本上就結束了。本來他們的社會實踐可以給俄國提供一種既不同於傳統治理，也不同於革命後蘇維埃模式的第三條道路，但是俄國革命卻把這一切都給埋葬了。

在1922年到1928年期間，國家首先打造管制社會，對社會是管著它。以前很多人也問過我沙皇時期和蘇聯時期最大的區別是什麼？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有無社會。沙皇時期有社會，因為他有教會。蘇聯全部取締社會，宣布取締全國性的組織，在內務部登記的七千家全國性的群眾組織，完全不可能有過去的自治。比如拉普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是一個很左的，帶有浪漫性的群體組織，有40萬會員。它的意識形態很端正，只是有點同仁結社的性質，這樣的組織也被取締。

後來的工青婦等社會組織已經和革命前完全不同了。蘇維埃打造的社會組織都是「國字型大小」的，要在民政部登記，要建立黨支部，在財政上都有國家撥款。即便一些與政治無關的文體組織，也都是按照黨中央的這一套打造，尤其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活動。這些組織都沒有社會積極性，也沒有自主能動性，他們是一種垂直隸屬關係，不能有橫向的組織聯動。雖然蘇聯也在1918年、1936年、1975年的憲法中保留了結社自由，但大家都知道這是裝飾性的條款，不但沒有這種結社自由，甚至可以說國家能管到床頭上，私生活什麼國家都要管，而這一切的領導核心都是蘇共。

第三種人和自治局工作者半個世紀的努力基本上就沒有了，可以說俄國的社會基層自治和公民社會也戛然而止，但是在新經濟政策階段有一段迴光返照。因為俄國有1300萬人在內戰中死亡，而在奪取政權的那一天基本上沒有死一個人，尤其在冬宮之夜。但是內戰結束的時候，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還被僱傭，而且也因為工廠開工不足而無所事事。只有農民作為一個階層保留下來了，而且消滅了富農地主，整個農村中農化。再加上反斯托雷平，農民又回到了村社自然經濟中。

所以當時布爾什維克覺得只要在政治上沒有組織聯動，在某種情況下他還是允許有些民粹派的活動。但是他已經沒有像過去一樣的政治結構，只是提出來一些具體的做法，比如整理土地這些事情，布爾什維克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允許的。

斯大林發現用剪刀差搞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行不通

但是後來沒有想到農村的村社也成為一種農民的聯合力量。十月革命以後，蘇維埃政權要把一切都統起來，像我們搞統購統銷一樣，想用剪刀差來搞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把工業產品賣的很貴，然後很便宜地收購農產品。農民可以不種、拋荒，農業嚴重的萎縮。後來斯大林發現這招行不通，所以才有了1929年的大轉變。

但是在1929年之前，有一度地方自治局或者第三種人的一些技術專家還在活動，有一個很短暫的迴光返照時期。有幾年只要不涉及政治，在學術領域裡面宣傳還是合法的，原來地方自治局和一些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人就形成了一個新民粹派。他們和沙皇時代的第三種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們不是獨立的政治派別，也沒有組織活動，政治上完全依附於蘇維埃政府，只是一種思想學術和具體事務上的流派。

但是這種狀態也沒持續幾年，斯大林1929年大轉變，要搞集體化把農民也要管起來，很多人就在斯大林社會改造的浪潮中被吞噬。1929年，經濟學家比較集中的財政部和農業部就先開始清洗。1930年蘇聯宣布破獲了一個反革命地下組織，叫勞動農民黨，新民粹派的頂尖人物基本上都被一網打盡。15個人都是大學者，在思想領域裡很有創建，都在沒有審判的情況下死於非命，哪一年死的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也是搞農村經濟改革，1988年的時候我注意到了俄國的這些人，然後去找，才發現他們的思想和我們當時的農村改革很相似，我覺得他們很有先見之明。所以我說很多話他們說的對，比如馬克思說小農要消滅，但他們說小農的生命力很長久。

至此，「第三種意義上知識分子」在俄國的試驗不僅徹底失敗，他們的個人命運也都非常悲慘。從嚴格意義上說，這種「實踐」的知識分子已經脫離了「為思想而生存、以對抗政府為目的」的傳統知識分子的含義，他有點像NGO。在新民粹派被處決以後，俄國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群體就不存在了，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被納入到蘇聯體制當中，這些人沒有一個活到1987年平反的。

在劇變前後，蘇聯社會和思想界對激進主義，尤其對列寧這一支全程進行了很多的反思。自由主義一枝獨秀，但是因為劇變後經濟轉軌沒有搞好，自由主義又再度衰弱。而第三種知識分子因為政治傾向比較模糊，它又做了大量實事，所以在社會上有好評。輿論就認為，應該給予為俄國現代社會作出努力的「第三種力量」以應有的評價。

劇變之前索爾仁尼琴就看到了這一點，他就努力地想和這種傳統對接。索爾仁尼琴是個文化保守主義者，但是他也覺得這些人在俄國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他對他們的評價非常高，把他們叫做社會工作者。1994年回國的時候他就呼籲知識分子應該重新掀起做具體工作的第三種人的浪潮。他還自己創辦了一份雜誌，叫「地方自治通報」，聽這個名字就知道他在跟沙皇時的地方自治局對接。

很多人會問，現在俄國知識分子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呢？80年代他們跟中國有相像的地方，基本上是啟蒙狀態。那時候都是寫大博士論文，所以他們叫博士論文啟蒙，都是在講憲政。沒有想到劇變很快的來到以後，經濟轉軌就提上議事日程。在俄國文科的博士是很難拿的，所以年輕人一般都是副博士。拿到副博士學位的年輕經濟學家在電視媒體上頻頻露面，俄國人有個說法叫副博士革命。各個人都混個臉熟，但口碑並不好，因為俄國經濟轉軌搞得並不好。

到第三個階段，知識分子就分化為各個政黨的諮詢機構或者是高參，但是也有很多人和非政府組織接軌，以更多樣的形式活躍起來。他們在理論上非常注意吸取第三種知識分子的社會實踐，也呼籲俄國需要更多的干實事、干小事的知識分子，所以令人感慨的是歷史的輪迴。俄國人老說，現在做的都是上個世紀的人已經做過的事，只不過我們把這些東西全部都反掉了。

這一百年真是等於白忙活，他們反對的東西從各個領域又重新挖掘出來，包括第三種知識分子也現在是一個挖掘的階段。現在也有很多人開始利用他們的資料，我看很多博士論文都利用地方自治局來做文章。但是在我們國內知道的人很少，知道托爾斯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第三種知識分子，一提起李沃夫公爵就說臨時政府的總理，那是個反動傢伙。其實他們做了很多的具體實踐的工作，中國人大部分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