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虛偽與惡毒

李志文

2010.8.2.

在道金思（Richard Dawkins）的經典名著《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中，他指出在億萬年生物的生存競爭、自然淘汰過程，演進出現在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有自私的基因 ，越是高等的生物，越自私也越惡毒。所以，人類是世界上最惡毒的動物。這個發現成為現代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制度是人類行為的顯規則與潛規則的綜合體，是一個理性決策需要考慮的客觀條件，一個制度設計不考慮人類惡毒的本質，是不會持久的。一個長期發展出來的制度，一定充分利用了人類惡毒的本質。體制改革，是為了消減人類的惡毒，就一定要考慮人類的惡毒。制度演變的無形的手，會導致，越是社會地位高的人，越惡毒。越是接近政治（眾人之事）的人越惡毒，越是封閉的環境下的人越惡毒，越是面對開放競爭的人越善良。

以這個理論延伸，在社會主義下的中國人比在市場壓力下的美國人惡毒。而在中國，最惡毒的人，大概群居在中南海。科學討論中，沒有絕對的真理。 中國學校里的思想教育，美國教會裡的主日學，不是科學，而是洗腦。從1620的五月花開始，美國就是全世界政治難民的天堂，所以，美國公立學校里不許做思想教育。用公款洗腦，是社會安全的最大威脅。我是社會科學家，我不幹洗腦的活，我講的不是真理，一個科學家一輩子在尋找真理。他之所以一輩子在尋找真理，是因為他知道他不知道真理在哪裡。

在本文里，我用中國歷史上七個最有名的案例，來闡釋我指出的假說：『在農業帝國里，越是接近政治的人越惡毒，越是地位高的人越惡毒 』。人類歷史上最惡毒的事件是發生在帝國的皇庭。玩這些惡毒手段的人，不是聰明的皇帝，就是懦弱皇帝身邊的權臣。在這些案例里，明君的惡毒還甚於權臣。

帝國的虛偽：以忠君之名殺人

現代人事管理機制的最基本的兩個原則是，能力高的多得，忠誠度高的多得。但是在帝王專制下，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你能力越高，對主子越賣命，你越輝煌，在一個陰暗的角落，總有一小撮人在盯著你， 想方設法弄死你。他們不明刀明槍的跟你動手，而是借刀殺人。殺人的借口都是出於忠君愛國。 愛國是帝王專制下，最常聽到的謊言，當全國到處都在喊愛國的時候，是國家最亂的時候。想想我們文革時期的瘋狂，帝國虛偽音韻猶存。

案例一（目標扭曲）：范雎進讒殺白起

白起是春秋戰國時代繼孫子和吳起之後最出色的將軍，在大秦統一全國的進程中，白起參與指揮了兩次足以影響歷史的大戰:長平之戰坑殺了趙國四十萬人馬，使趙國一病不起，討伐楚國的戰爭，成為了春秋戰國時期繼孫子之後，第二個攻克楚國都城郢都的大將，還挖掘了楚國先王的陵墓，使東方六國心驚膽戰，嚇得普遍失去了抵抗意志。

當時秦國文有范雎、武有白起，好像很快就能統一全國了。可悲的是范雎這樣一個人物，為了一己之私，利用自己常隨秦王左右的緊密關係，抓機會說白起的壞話。有一天，秦王在外面征戰，要求白起帶兵配合一下，白起認為這次戰役發動起來不值得，就給秦王提了個建議，說自己不去為好。這是個純技術性的建議，結果被范雎鑽了空子，以忠心耿耿的口吻說白起要造反。奸臣告忠臣，這是管理學上的目標扭曲（goal incongruence）。目標扭曲者，個人目標與團體目標不一致，甚至相悖之謂也。

秦王本來就對戰無不勝的白起有忌憚，於是賜給了白起寶劍，讓他自殺。白起憤怒的問到：『為什麼?』一轉念就想通了， 『我在趙國殺了四十萬人,難道還不應該死嗎?』功高震主！這是更嚴重的目標扭曲。在管理學中，目標扭曲是最嚴重的問題，一個組織出現目標扭曲，這個組織的生產力就大打折扣。在農業帝國中，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就是黎民百姓。

案例二（統治者的原罪）：伯痞進讒殺伍子胥

伍子胥是司馬遷著墨較深的人物。 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到，伍員身負國恥家仇，卻忍耐著巨大的悲痛和徹骨的憤怒等待時機，,幾十年艱苦奮鬥矢志不渝，最後終於殺回了故鄉幹掉了自己所有的仇人，真是一個有血性的烈丈夫! 伍子胥是奉行現代管理理論的人，有仇必報、有功必賞。 對中國傳統的那種以德報怨的觀念不屑一顧。在他看來，烈火就是要用冷水撲滅，惡人就是要用武力來制服。所以，當好朋友申包胥責備他說:『即使國家對不起你，你也不應該反過來毀滅這個國家啊。』伍員鬚髮倒豎說出了一句千古之後，差別激勵機制的名言:『以德報怨，則何以報德!』有仇不報，就有恩無償，就沒有人會施恩於我。

伍子胥的賞罰分明，吻合了法制社會及市場機制，但是在虛偽的帝國，個性鮮明的人必然得不到好結果。這是中國延續了幾千年雷打不動的公式。 伍員死了，他殺了一個小人費無極，又被另一個小人伯痞弄死。

在虛偽的農業帝國里，是不能認真說理的。帝位的獲得，是不可能清白的。要嗎是偷，像曹操；要嗎是搶，像朱元璋，絕大部分的農業帝國是偷搶俱干，無惡不作。只有到了天下已定，才講信修睦、守法尚禮。農業帝國都有原罪。中國歷史的第一個農業大帝國，秦帝國的首任皇帝，就大幹焚書坑儒。其實就是為了掩遮原罪問題。中國近代史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現代版的焚書坑儒。 要脫離原罪，只有實行民主，在民主體制下，被統治的是自己願意被統治。統治者一定要得到被統治者的首肯，才能有統治權。當然民主體制是個高技術、高知識含量的玩意，我們中國現在還不具備，玩不起。清華畢業的知識精英胡錦濤，一定晚上做夢都在想民主，就如同孔丘想周公、窮書生想貂蟬，nothing but a dream! 但是我有絕對的信心，民主會到來。共產黨的原罪，在中國歷史上已經是最輕的了。

原罪問題越大的帝國，就越虛偽。 皇帝就越難做，壓制就越厲害，以忠君之名殺人的案例也就越多。

滿清帝國就是好例子。滿清是一個小民族，居然糊裡糊塗的進了紫金城。滿清的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賣命的，也最愛護老百姓的，而文字獄是最狠的，以忠君之名殺人最凶的（比較起來，我們的文革是小菜一碟）。它也是最虛偽的，離民主政體最遠的。因為一旦打開天窗說亮話，滿清政府就沒有存在的理由。慈禧是何等聰明人物，對洋玩意是何等喜愛，但是不能不裝糊塗，帝國的虛偽這個重擔的壓力，在慈禧身上，是千年來最重的。光緒這個傻子，搞君主立憲，還不知道立憲就是自殺。第一次民主選舉就能讓光緒掃地出門。就如同，台灣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選舉，就把國民黨掃地出門。

帝國的惡毒：以莫須有之名殺人

由於農業帝國有原罪，帝國的君王都是惡毒的，尤其是開國之君，不是天下最惡毒的混蛋，做不了開國皇帝。到皇帝不惡毒了，這個帝國也就要完蛋了。在農業帝國里能幹的皇帝，都擅長以莫須有的罪名殺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治理設計（governance design）。罪要莫須有，才有治理效果。如果罪名有可能成立，就無法凸顯蠻狠的皇權、帝國的惡毒，而讓老百姓有追求真理的非分之想，一旦老百姓都對追求真理認起真來，個個都來一出「秋菊打官司」，這個皇帝就別想幹了。

有智慧的老百姓知道，帝國是惡毒的，誰來干也都是惡毒的，所以在可忍受的範圍內，接受了惡毒，連民主法制最發達的美國，到現在都還認為政府是必要的罪惡 （government is a necessary evil），而勉強接受政府的存在。 因為政府雖然是個大惡毒，還是比千千萬萬個沒有規則，自私自利的小惡毒個體戶要好得多。接受一個惡毒的政府，是個無可奈何的選擇。

帝國的皇帝都是惡毒的，以莫須有之名殺人是家常便飯，本文所舉的例子是歷史上的大案。從第一個持續性大帝國—漢朝開始，說到明末。

案例一（說真話者死）： 呂后誘殺韓信

韓信的被殺，在於他還不知道帝國的惡毒。這不是韓信愚蠢，漢朝是中國第一個持續性皇朝。劉邦登基的時候，還不懂得如何當皇帝，大殿上一片亂鬨哄。帝國的惡毒是劉邦與他的老婆呂稚發明的，他們的子孫不斷的改善修正的。帝國的惡毒起源於呂稚本性的惡毒。但是很快的劉姓子孫就發現，帝國的惡毒是個很好的國家治理工具（state governance instrument），不斷的改良修正，造就了綿延兩千年的中華大帝國，連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還有帝國的影子。台灣、香港算是勉強的洗掉了帝國的惡毒，因為他們有了法制與民主。

第一個接受帝國的惡毒洗禮的，是中國的第一個持續性皇朝的開國大英雄，韓信。韓信的行為與美國的開國元勛富蘭克林，沒有什麼兩樣，自信和坦率， 他心裡有什麼話都敢說出來，不管你是誰，不管你心裡怎麼想。

他平定齊地之後，很誠意的公開給劉邦寫信說：『齊國這個地方民風刁悍複雜,請讓我代理這個地方的假王，鎮壓一下這個地方的邪氣。』有人說韓信這是借功勞向劉邦要挾。在美國待了半輩子的我，可以告訴大家，老美做事就是這個調調。我在中國做事，也是這個調調，經常碰得頭破血流，現在腦袋還在肩膀上，表示中國已經慢慢地脫離了帝國的惡毒。

韓信被貶後，曾經在大街上看到了呂后的妹夫樊噲，如果要用中國大陸人的看法，自己這麼倒霉的時候看到了皇后的親戚，那還不趕緊上去巴結一下，跟呂后套套近乎！韓信偏不，笑咪咪的罵樊噲：『看見我來了還不磕頭！』樊噲懾於韓信往日的威望，馬上下馬磕頭：『能在這裡看到大王真的很榮幸！』韓信哈哈大笑說：『唉，真沒有想到，我韓信今天居然會淪落到和你這樣的大老粗為伍！』說完了扭頭就走，一點都不在乎樊噲在射向他背後那怨毒的目光。 巴結是惡毒帝國的一個副產品，在民主國家裡是少見得多。在帝國初期，韓信還沒有悟到其中的厲害，他以生命為惡毒帝國文化做了案例。

被貶後在皇宮和劉邦聊天，劉邦試探著問他：『韓信啊，你說句實話，你說我這樣的去帶兵打仗，憑我的才能到底能帶多少兵啊？』說完後可憐巴巴的看著韓信，希望他看在自己是皇帝的份兒上能鼓勵一下。韓信腦袋一晃，想都沒想就脫口而出：『你撐死也就帶十萬兵吧，再多了肯定亂套。』劉邦氣的目瞪口呆，挖苦的回擊了一下：『那你呢？』韓信想也沒想：『我當然多多益善了。』劉邦更氣了，說了一句非常小家子氣的話：『多多益善，那我為什麼是皇帝，而你只能供我驅策呢？』 韓信這才知道把皇帝給氣著了，趕緊給了個台階下：『您善於統帥將領嘛，所以我帶多少兵都是你的。』 話說到這個份上明擺著是敷衍皇帝，劉邦無論如何也樂不起來了。 言論自由、說實話，是在惡毒帝國中的死罪。

後來呂后把韓信給殺了，劉邦當時開心得不得了，簡直得意的忘了形，居然追問了呂后好幾次：『殺了？真殺了？』然後捏造說韓信圖謀聯合陳希造反，陳希是個小角色， 這個理由劉邦自己都不相信。韓信連樊噲都看不上，會巴巴的上趕著去找陳希？理由要不可信，才算莫須有，才有震懾力。劉邦、呂稚這兩口子是帝國制度設計的天才。劉氏皇朝能連綿將近四百年，與他們兩口子的制度設計有關。 我們中國進入民主自由的商業社會這麼困難也是因為劉邦、呂稚這兩口子的高超制度設計。帝國上層的惡毒，也就造成帝國下層的虛假。當虛假成為核心文化，知識的累積與制度的創新就不可能。

自從農業帝國文化普及歐亞非以後，這個世界只有一塊土地免於農業帝國的惡毒與虛假：北美大陸。南美洲是被農業帝國西班牙、葡萄牙征服的，而北美洲是被不列顛王國的政治犯零零星星移民開墾的，這些政治犯還很幸運的趕走了不列顛王國的軍隊。沒有農業帝國的惡毒與虛假，人類在北美造就了市場經濟與商業社會。而農業帝國的惡毒與虛假讓南美拖拖拉拉的在發展中國家的圈子裡打轉，到今天都還沒有完全轉出來。

案例二（說假話者活）： 漢景帝殺晁錯

漢朝建立的時候，劉邦認為秦朝是被郡縣制度給害的，地方官是外人，邪惡而不可信。所以一出事情，都靠不住。劉邦就學周朝，分封各個王，還殺白馬宣誓，只能姓劉的當王。他把十幾個兒子弄到各個地方當王，心想手足不相殘，可以長治久安。

生物的自私天性是以自己為中心，血緣越淡，彼此就越狠毒。分封諸國，各有血緣中心， 後來的皇帝可就苦了，各地封王一個個的越來勢力越大，到了景帝的時候，有的王自己鑄錢流通，中央根本控制不了。景帝就找人謀劃這個事兒，晁錯也是這個意見，於是倆人一拍即合，成了合作夥伴，開始搞削藩。這些封王不幹了，起來造反，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七國之亂。

師出得有名啊，公開說推翻皇帝自己取代太赤裸裸了。農業帝國的特性是在上的惡毒，在下的虛假。於是想來想去整了個『清君側』，意思是說皇帝是好的，就是讓晁錯給把持了，而逼迫皇帝撤藩。這事兒聽著簡直就是在哄騙大傻瓜，藩王威脅的是誰？扯掉對誰最有好處？明擺著是皇帝自己的主意。可是景帝呢？一副龜孫子像，為了討好七國讓他們罷兵，順水推舟的說：『對對對，你們沒錯，是晁錯要撤，還逼著我聽他的。』把晁錯給殺了！中國的事就是這個德行，領導幹部睜著眼睛在台上說瞎話，只有睜眼說瞎話，才能顯示帝國的惡毒，也才有管束力。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帝國的瞎話是血腥的。雪亮的眼鏡讓帝國的瞎話更有震撼力。

案例三（借刀殺人）： 司馬昭殺鄧艾

司馬昭是中國歷史上是最惡毒的人物之一，『司馬昭之心』 成為惡毒的代名詞。就說他指使手下成濟殺掉皇帝吧，皇帝擺開了架勢要去進攻他的王府，半路被一隊兵給殺了。瞎子也看出來了是司馬昭指使的，可這小子楞是抱著皇帝的屍體大哭，還喊著要凌遲了成濟給皇帝報仇！連他的手下都看不過去了，有個叫陳泰的說：『成濟只是個侍衛，太小了吧。你哪怕把帶隊的賈充（司馬昭的親信）給殺了，才能稍微的蒙蔽一下天下人的耳目啊。』司馬昭假裝沒聽見，繼續痛哭。

在惡毒的帝國中，借刀殺人，不是為了遮人耳目，而是封人之口。借刀太明顯，連這麼明顯的事都看不出來，不是太笨，就是居心叵測，殺！殺一個大笨蛋，所有的聰明人，尤其居心叵測的聰明人都明白了。罪要莫須有，才能突顯帝國的惡毒，才有震撼力。

後來鄧艾、鍾會兩路討伐蜀漢，走之前，鍾會的大哥鍾愈就跟司馬昭說：『我弟弟不知道深淺，一直把自己當作天下奇才，讓他帶兵恐怕會出亂子。』司馬昭說不會，你放心吧。鍾愈走後，司馬翻身就對親信說：『鍾會的大哥說的不錯，我對鍾會真的不放心。』他手下問：『那你還讓他去？』司馬昭說：『這次去討伐蜀漢有很多困難，很多大將都不敢去，如果沒有膽量卻強迫他們出發，那會毀了大軍。鍾會這個人有膽量，一定能成功，事成後我再收拾他。』沒有這點陰狠毒辣，哪能坐穩江山？帝國的惡毒是制度的產物。

果然後來鍾會嫉妒鄧艾的功勞，上書說鄧要謀反，請司馬昭授權自己去討伐鄧。司馬昭這個時候還沒有完成針對鍾會的部署，就順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請求，讓他火速進攻成都。自己偷偷的命令衛灌潛入鍾會軍中聯絡反對鍾會的將軍，並且命令賈充火速進入漢中，斷了鍾會的後路。這樣，可憐鄧艾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糊裡糊塗的成了司馬昭拖延時間的一個棋子兒！一代名將死的如此的不值，真的讓人感到惋惜。

後來有個大臣叫段灼的實在看不過去，給他兒子司馬炎寫了個奏章，說：說鄧艾謀反太說不過去了，鍾會的人馬是他的四倍，就駐紮在離成都不遠的山谷里，都控制著要道，就是個白痴也不會選擇在那種形式下造反啊。而且鄧都七十多歲了，有今天沒明天的人了，難道還想當皇帝嗎？司馬炎知道這其中的奧妙，說鄧艾謀反根本就是扯淡。所以司馬炎立刻就給鄧艾恢復了名譽，可是人都死了，這種馬後炮對鄧艾啥用都沒有。但是對司馬炎可有用了，昭顯了天威。讓讀書人好好領悟潛規則。

案例四（愛國者亡）： 宋高宗殺岳飛

岳飛死的吧，不算冤枉，這小子，太沒有政治頭腦，對帝國的惡毒，一點領悟力都沒有。你伐金就伐金吧，可是不該提出『迎回二帝』這樣的口號，結果口號一喊，把宋高宗給整了個不尷不尬，哦，把兩個皇帝給接回來，那我往哪兒擺啊。

實際上，本來高宗對岳飛是非常信任和喜愛的，岳飛呢，本人沒有什麼背景，也不是出身世家。僅僅是因為作戰勇猛被宗澤賞識，曾經對高宗提了那麼一下。高宗就注意了這個人才，著意培養，短短几年，就提拔到了與韓世忠同級別的大將。後來岳飛在襄陽屯田，有人進讒說岳飛的權利太大，可能要造反。高宗根本不信，把書信包了一包給岳飛，表示我信得過你，以後再有類似的信都原封不動寄給你。岳飛特別的感激皇帝，於是對皇帝保證說：皇帝你放心吧，我一定會攻克黃龍府，迎回二帝！高宗看了後立刻吐血，這小子如此不開竅！

終於，歷史安排了一個倒霉蛋兒出來為皇帝承擔責任了，這個人就是秦儈。他知道岳飛不好扳倒，但是他抓住了皇帝的心理，一天，他戰戰驚驚的說到：『岳飛提的口號自然是能鼓舞人心，激勵士氣，可是皇上啊，天上不可以有三個太陽啊。』高宗心裡一震，起了殺機。

岳飛終於死了，這個直腸子到死也沒弄明白奧妙在哪裡。他向皇帝討說法，皇帝沒辦法，給了三個字『莫須有』。岳飛還問莫須有是什麼？連莫須有都不知道，非死不可。

各位游西湖拜岳廟的時候，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宋高宗是元兇，為什麼秦儈跪在哪裡，接受農民尿水的洗禮？宋高宗之後的上百國家領導人，都是宋高宗的同夥啊！只有到了今天，中國才有足夠的民主氣氛，出現這篇文章。帝國的虛偽與惡毒是建立在農民的無知之上啊。

案例五（護國者死）： 崇禎殺袁崇煥

袁崇煥在關外的寧遠（今天的錦州附近）附近，死死的遏止了清兵進關的要道，使明朝可以騰出手來，專心致志的對付李自成的起義軍。清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屢次在寧遠城下受挫，袁崇煥像堵在喉嚨里的骨頭，吞不下，吐不出。還生生的噎死了太祖皇帝努爾哈赤！

戰場上解決不了的人，可以戰場外解決。於是范文程出了個主意，讓皇太極從蒙古借路，從科爾沁南下，進攻北京。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冒險行動，清軍拋棄輜重，輕兵急進。這個時候的北京政府慌了神，正商議遷都的時候，袁崇煥從關外殺回來了，舉朝歡騰。好消息一個接一個，袁崇煥在城外首仗打敗了皇太極，現在兩軍正在城北對陣紮營。接著，北京城裡開始有流言，說袁要和清軍和談，後來流言越來越神，說是袁私自把山海關防線打開了個口，放清軍進關。皇帝的疑心越來越重。

這時候一個太監趕回來了，他是從清軍的俘虜營里回來的，說晚上睡覺聽到了帳外的清軍將領在慶祝，說袁崇煥馬上要投降大清了，還要把崇禎作為禮物送給皇太極呢。崇禎一聽就火往上撞，一點兒都沒有想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太監是怎麼樣從設防嚴密的清軍大營里出來的。

後來的事情發展是非常讓人痛心的，崇禎用了最殘酷的刑罰對待袁，還發動百姓去撕咬袁的軀體。百姓們不知所以，上去紛紛割袁身上的肉，活活把袁給弄死了。這樣對待功臣，讓所有忠於大明的將領齒冷。後來洪承疇在松山大戰中被抓後，在清軍中發現了投降過來的袁崇煥的部將祖大壽，開始厲聲痛罵：『國家有什麼地方虧負了你？』。祖大壽絲毫不以為侮，厲聲回擊：『袁督帥又有什麼地方虧負了國家！』洪無語良久，後歸降。

惡毒的帝國，有原罪。眾人皆叛，而挺身護國者死。

農業帝國的惡毒，在於農業社會中的核心資產是土地，而這個核心資產是可以靠武力掠奪，及靠武力維持生產力。土地的生產力是相當容易度量，因而相當容易管理。無論用什麼辦法，一旦奪得了土地，幾乎一個白痴，加上惡毒帝國的管理機制，都能維持這個土地的生產力。在過去兩千年的農業社會中，不少皇帝就幾乎是個白痴。優勝劣敗的自然選擇，就會產生惡毒的農業帝國，惡毒是掠奪的優良特質。由於帝國的維持，是靠武力，而不是靠知識，欺上瞞下的帝國虛偽就自然成為社會均衡品質。

只有當我們進入了知識性經濟，商業性社會，有了民主與法治，我們才能脫離帝國的惡毒與虛偽，這是個大題目，我會用許多文章慢慢的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