銳參考 | 妥協的代價！30多年前美日「貿易戰」留給中國這些啟示——

二戰後，隨著日本經濟的恢復和增長，日本與美國之間於1955年在紡織品領域首次出現貿易摩擦。1965年，日本對美貿易開始出現順差，1968年日本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隨之日美貿易摩擦日益增多。這一時期，日美之間的貿易總體上是垂直關係，日本尚未對美國構成明顯的競爭，日美摩擦沒有受到更多關注。

▲資料圖片：20世紀70年代，一輛日本生產的汽車抵達美國。

20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大國的地位不斷鞏固，美國在一些領域受到挑戰，日美貿易摩擦趨於頻發並不斷升級，摩擦的領域從紡織品逐漸擴大到鋼鐵、家電、船舶、汽車、半導體等。特別是經歷了兩次石油危機後，日本節能省油的汽車對美出口大幅增長，1980-1984年，日本對美出口在其總出口中的比重上升到35.2%，四年間提高11個百分點，加之里根政府實行高利率政策，導致日本對美貿易順差急劇擴大。

▲資料圖片：1971年5月10日的《時代》周刊以「如何應對日本的商業入侵」為題。封面人物為索尼公司創始人之一盛田昭夫。（美國《時代》）

在這種情況下，日美在汽車領域的貿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國開始將匯率作為緩解貿易收支失衡的手段。1985年9月，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和英國達成「廣場協議」，日元兌美元匯率被迫大幅升值。與1984年度相比，1986年度日元升值50%以上，1988年度升幅高達90%。當日元升值難達預期效果後，美國繼續打出一套組合拳：

（1）1988年出台新的貿易法，啟用「超級301」條款。1989年老布希執政後，在對日鋼鐵、汽車、半導體等貿易摩擦中，都曾動用過該條款。

（2）要求日本解決美國產品的市場准入問題，開放農產品、高技術產品、服務業等市場。

（3）迫使日本進行制度性改革，1989年日美開始「日美結構協議」談判，就經濟政策、制度及企業行為等進行磋商，促使日本在流通體制、商業慣例等方面進行開放性改革。

進入上世紀90年代，隨著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經濟陷入長期低迷，產業競爭力下降，日美貿易摩擦逐漸消退。然而，美國在全球貿易摩擦中的角色並沒有改變，其對外貿易收支逆差的狀況依然持續，有所改變的只是摩擦對象的更換。

為應對日美貿易摩擦，日本採取了一些措施。

一是對美出口實行「自律」。戰後日本對美經貿依存度不斷上升，每當日美出現貿易摩擦時，美國時常抓住日本這一「軟肋」對其施壓，雙方有關紡織品、鋼鐵、彩電、汽車等領域的摩擦，多以協商、日方對美自主限制出口得以緩解。

二是加快出口產品升級換代。面對摩擦和競爭壓力，日本加大對技術和產品的研發力度，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產品更新換代，以降低生產成本，保持出口競爭力。1965-1986年度，日本投入的研發經費增長18.8倍，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1.6%升至3.2%，增幅顯著高於美國，並且超過70%來自民間企業，日本企業不斷有新產品出口到美國。

三是擴大內需和從美國進口。上世紀70年代以後，在出口和貿易順差持續擴大的情況下，日本對外貿易政策總體上從「獎出限入」轉向振興出口、自由進口。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實施有節制的擴大出口、鼓勵進口政策，減少進口限制的種類、關稅率等，簡化通關手續。日本對美進一步開放彩電、汽車市場，簽署牛肉、橙子貿易自由化協定，修改《大店法》以放寬流通領域的限制。

四是通過直接投資繞開貿易壁壘。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五次實行資本自由化措施，從限制對外投資轉向適度發展。日本對美直接投資日趨活躍，豐田、馬自達等企業紛紛在美投資建廠。到1984年度，日本對美直接投資在其整個對外投資中所佔比重達到1/3，不僅繞過美國的貿易壁壘，有助於緩解日美摩擦，也帶動了對美貿易。

▲資料圖片：在美國印第安納州普林斯頓市的豐田工廠

以上措施，一方面抑制了摩擦領域的日本產品對美集中大量出口，減緩美國相關產業的壓力，同時增加對美進口，緩解日美貿易收支失衡狀況，客觀上促使日本經濟朝著內外需協調、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推動了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及產業結構升級，更新換代的新產品不斷進入美國等市場。

美國對日挑起貿易摩擦，在一段時期內給日本經濟造成負面影響。比如，日本相關產業和企業的生產、出口顯著減少，尤其是生產品種單一、出口地集中的企業遭到致命性打擊，乃至出現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等情況。當日本政府採取妥協性措施時，時常會有其他貿易夥伴要求日本「一視同仁」，索要給予美國的類似條件，使摩擦帶來的影響和損失擴散。

當然，美國也難以獨善其身。首先，摩擦中最大的受害者是美國廣大的消費者。限制日本產品進口，使國內消費者的商品選擇餘地減小，難以享用到質量高、實用性強的日本產品。其次，美國國際形象受損。從本國利益和需要出發、在經濟低迷時挑動貿易摩擦來轉嫁國內矛盾，是美國慣用的伎倆。伴隨戰後日本經濟的崛起，美國不斷挑起對日貿易摩擦，同樣也暴露出其自私的本性和霸權主義。

▲美日貿易摩擦雙方都有損失。

日美貿易摩擦對美國最為長期的影響是，被保護的產業更加缺乏競爭力。如美國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所指出，「依賴保護的產業在碰到經濟不景氣的時候，相對沒有辦法很快調整適應」，容易陷入惡性循環。在日美貿易摩擦的演進過程中，美國非但未能阻止日本經濟的進一步強大，反而讓本國的產業競爭力趨於下降，經濟地位下滑。到1980年，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從1955年的40.3%下降到23.3%。

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崛起，中美貿易規模不斷擴大，經貿摩擦日益增多。與當年日美貿易摩擦相比，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似有類似之處。其一，美國憑藉自身的優勢地位，單邊挑起摩擦並頻頻施壓。其二，貿易收支不平衡是美國挑起摩擦的表象原由，實則是經濟實力對比的變化。其三，美國動用各種手段，卻未改其貿易巨額逆差之勢。其四，美國將經濟問題人為政治化，意在打壓和牽制崛起中的對手。其五，摩擦演化的背後是技術競爭。此次特朗普對華挑起貿易摩擦的矛頭指向中國高科技產業。

由於國情、人口規模、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所處時代不同，與日美貿易摩擦相比，中美貿易摩擦具有新的特點。

其一，貿易規模和相互依存度較高。目前中美貿易額已達5800億美元，相當於日美貿易摩擦時期雙邊貿易額的數倍乃至數十倍。在經濟高度國際化、自由化的新時代，中美經貿關係相互融合，中國不僅是美國主要的進口來源地，也是其大豆、飛機、汽車等產品的主要出口地。

▲美國北達科他州一處農場正在對大豆進行分揀。（新華社/路透社）

其二，美國對華挑起摩擦的借口更多、措施更嚴。中國在經貿規模、高科技發展、國際影響力等方面，均處於上升勢頭。與鼎盛時期的日本相比，中國是美國眼裡更大的「戰略威脅」。美國對華採取的限制性措施更多樣，也更嚴厲。

其三，中國通過對美直接投資緩解貿易摩擦的作用受限。隨著中國經濟、科技的快速發展，美國不斷加大對中國投資的審查力度，經常以「國有成分」「國家安全」「知識產權」等為由，阻止中國企業進入美國。特朗普政府很快將出台有關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的設限方案，中國對美投資會受到更多限制。

▲資料圖片：1月8日，美國通信運營商電話電報公司（AT&T）撤銷在美銷售華為手機的合作計劃。

其四，摩擦對美國企業及全球產業鏈的影響遠超以往。戰後的幾十年里，日本引進外資少，1989年度外國對日直接投資額為28.6億美元，僅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額的1/24，日美貿易摩擦對美國企業的影響較為有限。中國改革開放後鼓勵「招商引資」，外資企業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美國對華貿易中的很大部分是美國企業的關聯貿易，一旦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發生貿易戰，會影響到美國波音、通用、蘋果、耐克、沃爾瑪等大企業，也會波及復甦中的世界經濟。

其五，中國應對摩擦的準備更充分、應對能力更強。特朗普執政後，一直強調「美國優先」，貿易保護趨勢增強，屢次以「貿易收支失衡」「知識產權」等為由敲打中國。儘管中國一直不想捲入其中，但早已做好各種預案和應對準備。中國擁有遠大於日本的市場和發展潛力、對美出口產品具有可替代性、對美國也不像日本那樣存在同盟和依附關係，加之外部市場日益多元化、「一帶一路」建設穩步前行，為中國應對貿易摩擦提供了迴旋餘地和空間。

從日美貿易摩擦的演變及其與中美貿易摩擦的比較中，可獲得如下啟示。

第一，出口導向型政策不利於經濟穩定發展，市場過於集中會直接誘發摩擦。受出口導向型政策及產業結構升級、貿易自由化等影響，日本出口貿易不斷增長，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貿易收支呈擴大態勢。美國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市場，1985年日本對美出口在其總出口中的比重高達37.1%。日本大量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給當地產業造成衝擊從而引發摩擦。可見，在促進出口市場多元化的同時，也需要擴大內需和進口，使內外需協調發展，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第二，特有的商業行為、慣例會引發糾紛，條件成熟宜主動開放市場。在日美摩擦中，美國經常指責日本市場封閉、流通體系繁雜、交易方式獨特等，使外國企業和產品難以進入。經貿摩擦帶來的成本未必小於市場開放，並且在外壓下進行的調整和開放往往要付出代價。因而，有必要健全和完善相關法規政策、標準化及認證體制，努力與國際通行規則相接軌，並隨著產業的成長適時開放市場，提高貿易投資的便利化程度，減少非關稅壁壘。

第三，研發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有利於緩解摩擦，加強自主研發十分重要。日本對研發的大量投入，促進了技術和新產品的研發，提升了產業結構和產品競爭力，弱化了原有摩擦點。但需要注意的是，二戰後日本大量引進美國技術，將之改良後開發出更實用、更具競爭力的產品。隨著日美貿易摩擦升級，日本富士通、日立、美能達等大企業都因專利糾紛而遭到美國企業起訴。引進和模仿技術存在弊端，強化知識產權意識、大力加強自主研發十分重要。

第四，對外直接投資有利於規避貿易壁壘和摩擦，但需理性規劃、充分調研。在日美貿易摩擦升級、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企業出現對美投資熱。其中，不乏盲目投資現象，如三菱地產收購美國洛克菲勒中心大廈、索尼收購哥倫比亞影片公司等併購案，挑動了美國「民族主義」情緒，在「泡沫經濟」崩潰後蒙受巨額損失。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日益擴大，在規劃和實施投資戰略時，企業需要做好充分的實地調研，招攬國際型人才，建立風險評估機制。

▲美媒關於三菱地產收購美國洛克菲勒中心大廈的報道

第五，妥協未必可以防止摩擦升級，還可能引發其他貿易對象跟進效仿。日美出現貿易摩擦後，一般是雙方進行協商，美國對日施壓或採取單邊制裁措施，日本被迫對美自主限制出口或開放國內市場。在紡織品、鋼鐵、半導體、汽車等領域的摩擦中，日本都曾做出過讓步，而結果並沒有阻止摩擦升級，時常還會有其他出口對象向日本提出與美國類似的要求。

第六，摩擦的解決需要雙方共同努力，美國也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儘管美國對日動用各種手段迫使其減少出口、開放國內市場，但日美貿易摩擦並未得到有效抑制，這表明僅靠順差方的努力無濟於事，美國也需要從自身尋找原因。美國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指出，美國貿易收支逆差從根本上講，是由美國國內儲蓄率過低以及消費引起過度進口所導致。因此，美國要徹底解決貿易收支失衡問題，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升本國產業及產品的競爭力。

徐梅 |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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