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中日現代化誰更成功？

[摘要]雖然認為存在一定的不足，胡適還是比較偏愛中國模式的現代化進程的。他認為，自由接觸和自由選擇是文化交流、文化變遷最為基礎、最為根本的條件。兩種文化接觸後，交流是自然的事情。

胡適 圖源網路

月旦人物

出任駐美國大使期間，胡適曾經用英文寫了一篇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A Compara-tive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 and a Consideration of Freedom，對中日兩國的現代化進程進行了比較。

胡適指出，很多論者認識到，1910年以前，日本的現代化進程似乎比中國迅速，也比中國成功。不過，不少學者也注意到，日本很多實質性的、基礎性的舊習慣其實是保留了下來，根本就沒有實現現代化。所以，胡適認為，中國現在其實比日本更接近現代國家的標準。

胡適的解釋是：日本的現代化是由強有力的統治階級（封建軍閥）作為核心力量集中推行的，統治階級決定什麼應該現代化，什麼不應該現代化，並且手握大權，完全有力量強制推行。日本的現代化進程是有序的、經濟的、連續的、穩定的、有效的。這種現代化模式的缺點也很明顯：封建軍閥缺乏知識，不夠開明，因而目光短淺，只看到西方文化的一個方面、一個階段；有利於統治者的舊習慣舊制度必然要保留下來，並且想盡辦法不讓它們和現代文化接觸。日本的軍事現代化當然很迅速，而在社會生活中卻保存著很多中世紀蠻性的殘留。

相反，中國自甲午戰爭慘敗、戊戌維新流產、庚子年盲目排外招來奇恥大辱後，帝制威信掃地，大家都知道愚昧、反動的中央政府難擔現代化的重任；尤其是1912年帝制倒台後，中國缺乏強有力的統治集團來推進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自然是緩慢的、漸進的、零星的、自發的甚至是浪費的、不得體的。不過，中國這種模式也有它的優勢，那就是：自由。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自發自願的、比較全面的和基礎性的。帝制倒台後，中國進入自由時期。對於外來文化，人們可以自由接觸、自由判斷、自由批評、自由欣賞、自由提倡、自由接受。對於本國傳統，人們可以自由懷疑、自由批評。不論是孔子還是老子；不論是佛教還是朱熹；不論是專制帝制、家庭制度還是宗教信仰，都不再是神聖之物，都難逃人們的批評和質疑。1929年，胡適在《人權論集》序言中說過一句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正是這種自由空氣的流風餘韻。這種自由的空氣非常有利於中國實現全面的現代化。新文化運動就是這種自由空氣的必然產物。而這種自由空氣是同時期日本所缺乏的。

顯然，雖然認為存在一定的不足，胡適還是比較偏愛中國模式的現代化進程的。他認為，自由接觸和自由選擇是文化交流、文化變遷最為基礎、最為根本的條件。兩種文化接觸後，交流是自然的事情。如果人們不受限制，自然會接觸新文化，並對自身的文化產生懷疑、進行反思、提出批評。在胡適看來，一個國家如果能夠允許和鼓勵對曾經的神聖之物、神聖制度進行真誠的懷疑和自由的批評，這就是現代國家。當時的中國完全夠得上「現代國家」這個稱呼。相反，像當時的日本那樣充滿了各種圖騰和禁忌的國家，很難稱之為現代國家。文中胡適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日本學者因為講授一種憲法理論受到了迫害；另一個日本學者因為對神社中聖物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被處罰。其實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胡適可能忘掉了。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與胡適交談時，告訴胡適這樣一件事：他曾編一篇小說，寫日本古代一個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馱在背上，這書竟不能出版。芥川並且對胡適說：中國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羨慕。(參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三冊，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40頁)芥川的經歷可以為胡適的上述論述提供例證。（文/張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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