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初文景之世奉行黃老哲學，經過數十年的慘淡經營，國家恢復了元氣，家給人足，一片太平景象。公元前140年，雄心勃勃的漢武帝劉徹即位。上台伊始，他就一反先祖訓故，開始重用儒生，倡導儒學，變無為政治為有為政治。於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新儒學便應運而生。 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前104年)，西漢廣川(今河北省棗強縣廣川鎮)人。青年時以「三年不窺園」的苦讀精神，研究春秋公羊學，成為一代儒學大師，號稱「群儒之首」。漢武帝時他應詔對策，受到重視和採納。董仲舒在先輩儒學的基礎上，結合漢武帝時代國家在政治上思想上實現「大一統」的客觀需要，改鑄傳統儒學，建立了漢代新儒學，對戶國傳統文化發生了重大、長久的影響。今存董仲舒的著作有兩種：《春秋繁露》82篇，《舉賢良對策》三篇。 董仲舒寫在中國文化史上最濃重的一筆，就是他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藝」。他在《舉賢良對策三》中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治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這段話，學界多年以來一直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八字加以概括，並以「文化專制主義」判之。近來文化學者已有不同的意見，認為這一概括「不過是班固的評論之辭，而武帝或董仲舒本人，並沒有此類極端言論。他們的『獨尊』，無非是從思想大一統的政治目的出發，突出儒家的文化主潮地位，避免因『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而妨礙了漢家王朝的一統紀，明法度。儒家的獨尊，並非儒家的獨存。董仲舒的本意，絕非要剝奪諸子學說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的生存權。」如果不拘泥於董仲舒的個別言辭，而從精神實質去分析，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因為：第一，漢武帝以後實施的文化政策，在尊奉儒學的同時，「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太史公司馬氏父子《論六家要旨》，劉向、劉歆父子撰寫《七略·諸子略》、評述各家各派學術短長，正是「百端之學」存而不廢的史征。
第二，董仲舒本人的思想體系，也並非純粹單一的儒學，他的思想中，既有鄒魯文化的傳統，也有燕齊方術的傳統，還有一部分三晉文化的傳統，他吸收陰陽家、刑名家的思想觀點，就是明顯的事實。 董仲舒從百家學說中選擇儒學作為當時中國文化的中心，是有其獨立思考的。首先，他重視汲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這完全是秦皇父子窮奢極欲、竭澤而漁、不修文德的必然結果。其次，漢承秦祚，「如朽木糞牆，雖欲善治，無可奈何」，「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這實際上是對漢初奉行黃老之學，過分消極無為，至使諸侯王勢力膨脹、社會教化鬆弛的理論批評。再者，打出儒家的旗號，實行外儒內法的政策有利於封建統治階級的長久統治，「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正是推行這一政策的真實記錄。 在董仲舒的世界觀體系中，「天」是超自然、超社會、超諸神的至高無上的上帝，他說：「天者，萬物之祖也」，「百神之大君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天」被描繪成為有意志和權威的，自然規律被歪曲為「天」的有意識的安排。他聲稱，陰陽流轉而成四時，說明「天」好德而不好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則表示「天」的喜怒哀樂。他儘力渲染「天」的無窮威力，認為「天」是「甚可畏」的，一切人必須服從「天意」，敬畏「天殃」，否則必將招致「天」的嚴厲懲罰。董仲舒的世界觀明顯具有唯心主義的、神學的性質。 在董仲舒的政治觀念中，「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即是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封建政治秩序，乃是天意的安排。其中，封建專制君主是「天」在人間的代表，他說：「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董仲舒又說：「天」與封建君主之間有一種感應關係，如果國家的政治舉措有了過失，「天」就要用災異來向君主表示告誡或譴責。這種說法多少具有在封建君主身上增加一種制約力量的意味。 董仲舒把古代「陰陽」、「五行」的學說，納入於自己的思想體系中，宣揚「天道右陽而不右陰」、「陽貴而陰賤」的觀點，以此說明社會人倫中尊卑貴賤現象的合理性；宣揚「五行者，乃忠臣孝子之義」，以此說明維護封建道德的合理性。這些觀點都是為鞏固封建秩序服務的。 在歷史觀上，董仲舒宣揚「三統循環」的觀念。他認為，歷史以黑統、白統、赤統的順序依次循環更疊。比如在歷史上，夏朝是黑統、商朝是白統，周朝是赤統。三者輪轉替代，完成改朝換代。當一個王朝更替另一個王朝之際，在曆法制度上要有相應的改變，這叫做「改正朔」；在服飾方面也要相應的改變，這叫做「易服色」。他進而指出：王朝更替，曆法、服色可變，封建統治的某些形式儀節可變，但絕不能改變它的實質。所以他說：「若其大綱人倫、道德、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而無易道之實。」他堅信：「道」原於「天」，「道」貫古今，永恆不變，故應「奉天法古」。他說：「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顯然是唯心主義歷史觀，形而上學宇宙觀。 漢代的儒家思想，經過董仲舒的改造，其內容包括大一統思想、天人感應論、君權神授說、三綱五常說等等，這些觀點和主張以現代文化意識來衡量，基本上不應屬於儒家思想中的精華。然而它們不僅為當時的漢武帝所採納，而且也為以後的封建統治者所接受。封建時代的史家也給董仲舒以高度的評價，如《漢書》的作者就把他與文王、孔子並列，說：「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作《春秋》……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為儒者宗。」如何理解這一歷史文化現象呢?應該看到：某一種文化觀念、哲學思想的產生、確立相應用，並不是哪一個人主觀意志所能決定的，它歸根到底取決於社會的需要，歷史的需要。董仲舒的儒學體系中包含那麼多獨斷的、唯心的、神學的觀點，十分荒謬；然而這一體系卻得以暢通一時，行之久遠，這個歷史事實並不荒謬。董仲舒的思想恰好適應了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客觀需要，因此他的學說就成為中國古代哲學、特別是儒學發展鏈條上的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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