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解讀亞當·斯密的小書

2018-5-22

經典大多難讀。有時藉助於其他研究者解讀經典的著述，在理解經典的核心內容和論證結構之後再讀經典，有事半功倍之效。

斯密的著作也不好讀，尤其是《國富論》。歷史上很多經濟學家給《國富論》寫作的評分都不高。薩伊很崇敬斯密，信奉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但是對《國富論》的寫作就不敢恭維。他說這本書內容龐雜，結構混亂，簡直就是一堆有待整理的材料。讀斯密的《國富論》是對初學者的一個嚴峻考驗，為了不讓太多有志於經濟學的學子被斯密糟糕的文字嚇跑，薩伊決定對《國富論》進行重寫。

我第一次閱讀《國富論》，感覺就很不好。前三章倒是語言流暢，結構合理，思路清晰。關於分工的這部分內容應該是他重複寫過，反覆雕琢的，因此顯得緊湊而精鍊。講地租及殖民地的部分，就顯得很混亂了。在好幾個地方，斯密提醒讀者他準備離題討論某個問題，往往一離題就走出去好幾頁，有一個地方居然離題二十多頁！《國富論》從1764年開始寫，到1772年基本完成（相比於約翰·穆勒只用三年時間就寫出洋洋洒洒同樣大部頭而且文字精練結構清晰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中的若干應用》，斯密的工作顯得多麼缺乏效率！）。斯密在倫敦準備將此書出版的時候，收到熱情的杜爾哥寄來的關於農業稅和地租的文獻，又收到熱情的富蘭克林寄來的關於殖民地的文獻。估計斯密也沒有將這些材料好好消化，就將其囫圇插到書中了。

因為經典難讀，就出現很多導讀經典的著作。我上學的時候學習《資本論》，左手《資本論導讀》，右手《資本論》。其實導讀也不一定就真的對原著作出了更簡單更清晰的解釋，其之所以有用大概是因為讀一遍導讀就等於多讀一遍原著的緣故。闡釋斯密思想的著作在我們的時代肯定要比斯密的時代更多。實際上，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才是斯密大紅大紫的時代。在斯密自己的時代，他的地位、重要性和影響力，遠遠不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之後的這個時代。斯密之所以在我們時代變得如此重要，歸根結底是時勢的變化和社會的需要。在滯漲導致凱恩斯主義破產之後，經濟學界需要一個新的偶像，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就適應了這種需要。在我讀過的十多本與斯密有關的著作中，除了幾本傳記之外，大多可讀性不強。有一本例外，那就是日本學者堂目卓生的《解讀亞當·斯密之<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堂目卓生著，楊玲譯，求真出版社，2012年版）。

這本書我讀過幾遍了。最近幾年每次講到亞當·斯密，我都會讀上一遍。這只是一本小書，十六萬字，二百多頁。因為內容我都了解，讀起來就很快，基本上一個晚上就可以走馬觀花一遍了。我喜歡一次次讀這本小書，還不僅僅因為它短小而簡單，更因為這是一本解讀亞當·斯密思想的不可多得的好書。最近一次閱讀時，我在扉頁上留下一段話：「真是本好書啊！作者準確把握了原著的精髓，然後用自己的語言將其精確地表述出來。語言生動而簡潔，內容充實而深入，結構清晰而完整。真正做到了深入淺出，張弛有度；而且，毫不做作，毫不誇飾。」本書作者堂目卓生是大阪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主要從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著有介紹古典經濟學的若干著作。他寫作此書的最初動因，就是為了給初學者提供一個理解斯密思想的通俗易懂的讀本。

我這次閱讀堂目卓生這本書，希望對講解「斯密問題」和斯密關於分工和交換關係的思想有所幫助，因此重點關注了介紹《道德情操論》時的「同情心」部分和介紹《國富論》的「分工和市場」部分。

斯密的研究，不管是道德哲學還是經濟學，都是在探索人類生活中的自然秩序；這種努力，實際上是對牛頓科學探索的一個回應。我們知道，牛頓在1687年出版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揭示了自然界和諧秩序的存在。對於剛剛從蒙昧中走出來的人類來講，自然秩序的觀念給人信心，讓人看到希望。沒有上帝，我們可以依賴理性來探索世界，依賴科學來解釋世界。牛頓的貢獻顯示的是自然科學工作者的成就，這給社會思想家提出挑戰。斯密學術研究工作的成就，一是揭示了道德世界中自然秩序的存在；二是揭示了經濟世界裡和諧秩序的存在。道德世界和諧秩序的存在，與「同情心」和「公正的觀察員」有關；而經濟世界裡和諧秩序的存在，與「一隻看不見的手」有關。

斯密對人的道德情操的研究，基於人的社會屬性。人具有社會性，意味著人們會關心他人的情感和行為，有和他人產生共鳴的意願，有得到他人認可的需要。人們對他人行為觀察的時候，能夠將自己置換到對方的位置，想像自己的情緒或情感反應，作出分析和判斷。比如說我剛才步行到學校上課，在小區里看到一個年輕的媽媽帶著孩子走在馬路上，那孩子兩三歲的樣子，走路還不太穩；年輕媽媽邊走路邊看手機，聚精會神的樣子；孩子自己溜到了馬路中，引來駕車者警示的喇叭聲；年輕媽媽迅速將孩子拉到路邊，厲聲斥責他搗亂。看到這個情形後，我將自己置換到年輕媽媽的位置開始分析和反思。如果是我，應該怎麼做，會怎麼做。關心孩子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不會讓孩子離開我的手走到馬路上；聽到鳴笛說明孩子已經處於危險中，我應該對司機致謝，同時應該對孩子表達歉意。斯密把人所具有的這種換位思考的能力，推己及人的能力，對「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理解能力，叫做「同情心」。他這裡所說的「同情」，不僅是憐憫，還包括其他的「同情共感」。有時候也叫做「同理心」。

在「同情心」機制的初步階段，那位年輕媽媽是當事人，「我」是觀察員。當事人的角色是行為及反應；觀察員的角色的分析和評判。進一步的發展中，「我」成為當事人，觀察員是具體的想像的第三方。事件如上。我就是那位年輕媽媽。在這一系列事件發生後，反思和分析的主角是「我」。我要考慮的是，在這件事情上，別人會怎麼看，我應該怎麼做，我這樣做能不能得到別人的認可。這裡的別人是與「我」有關的，能夠對我的行為產生影響的人。他們都是具體的人，但不是具體的某個人。比如說可以是我的父母，親友，同學，同事，老師，領導，等等。在與他們接觸的過程中，他們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以某種方式傳遞給我，並對我產生影響。在「同情心」的這一新的作用機制中，「我」是行為人，「別人」是觀察員。在這個時間上，我的父母或者其他長輩可以會對我進行批評，希望我將更多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我的年輕朋友的看法則不一樣，一方面他們認為我的做法無可厚非，另一方面他們還會幫我指責那司機多事。

「別人」的判斷可能是有局限的，因為他是具體的人，他的信息有限，還可能存在偏私。為了克服這個「別人」的局限，人們會在內心構想出一個公正的觀察員。「人們為了保護自身，為了不被別人單方面評判，我們很快就會在心裡與我們一同生活的人之間設計出一位裁判官，我們認為他將注意我們的一舉一動。他絕對公平公正，無論是對我們自己還是對那些與我們有著利害關係的人而言都是一個沒有任何特殊關係的人。這個人對於旁人、對於我們自己來說，不是父母，不是兄弟，也不是朋友，只是一個普通、中立的觀察員。就像我們觀察他人行動一樣，這位觀察員也會在沒有任何利害關係的前提下觀察我們的行為。」（28-29）居於內心的這位公正的觀察員，時刻監督、檢查和評價我們，以使我們的行為合理、得體、適宜。實際上，在「同情心」的這一作用機制中，我們將自身分割為法官和被告，對自己的感情和行為進行評判。在剛才那個事情上，內心公正觀察員會對我的做法提出批評，我會為自己的行為及反應感覺慚愧，在之後就會自我糾正。

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討論這一問題時，用了洋洋洒洒數百頁，而在簡潔而精鍊的堂目卓生這裡，只用了不到九頁。堂目卓生真的是一個非常用心的好老師，他之所以可以用很短篇幅就將斯密關於「同情心」的這一複雜理論解釋清楚，除了理解透徹之外，還因為他繪製幾個簡單明了的結構圖。藉助結構圖來理解，是堂目卓生此書的一大特點。

堂目卓生對斯密思想的解讀中，強調斯密對人的社會屬性的理解，這對於我理解斯密的分工和交換理論很有幫助。

關於分工和交換關係的理論，斯密的認識很獨特。經濟學中的一般認識是，分工決定交換。從色諾芬和柏拉圖開始，一直都是這樣的認識。因為分工造成產品的單一性，造成與需求的多樣性的衝突，才導致交換的產生。可斯密的認識不是這樣。《國富論》中，斯密一開始就討論分工的作用，分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可以節省工序轉換時間，可以促進技術進步。第一章講完分工的作用之後，第二章一開頭就說，引出以上好處的分工，並非人們有意識設計的結果，而是人類一種本能的結果，這種本能就是交換。至於說交換是如何產生的，他又說交換這種本能，並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對象。這樣給人的感覺是，斯密還沒有把話講完，就停下了。我讀《國富論》，每讀到這裡，就感覺喉嚨被卡住一樣的不舒服。交換是究竟是怎麼產生的？我想弄清楚這個問題。

十三年前我讀馬林諾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我之所以特別記得這個時間，是因為我初次讀到此書的時候，從電視中聽到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去世的消息，而費先生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書的時候，馬林諾斯基正是他的老師），了解到作為禮物的庫拉交換到商品的庫拉交換的發展，才認識到斯密所說的交換是人的本能的那個「交換」其實是商品交換，也就是要求利益實現的等價交換。人與人之間最初的交換，比如禮物交換，屬於社會交換的範疇，並不以利益實現為目的，即使要求回報，也不是即時而等價的回報。社會交換過程中支配人們行為的是社會理性。只有當人類的交往空間擴大到氏族或者共同體範圍之外，人們的經濟理性才開始覺醒，才要求交換中即時而等價的回報，這樣的交換就有了商品交換的性質。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討論商品交換時才說，商品交換是在共同體的盡頭髮生的。斯密所說的作為人的本能的交換，就是這樣的以等價為條件，以自我利益實現為目的的交換。這種交換其實不是什麼人的本能，而是人類理性成長的結果。

對於交換和分工的關係，堂目卓生沒有講出比斯密更多的東西。不過。他一直強調斯密所強調的人的社會屬性的觀念對我還是有幫助。其實，我在討論人的理性成長導致社會交換向經濟交換髮展時，正是基於亞里士多德關於人的社會屬性的觀念。再次閱讀時，堂目卓生的這本小書還是促使我進一步深入思考人的社會屬性對人的行為影響。在我們以往的認識中，因為分工決定交換觀念的影響太過於深遠和太過於強大，人們下意識接受的就是這樣的觀念，所以理解斯密所說的交換決定分工總覺得有些彆扭，似乎他是在強詞奪理，牽強附會。其實從人的社會性出發，是很容易理解的。那個最初既生產弓矢又要打獵的傢伙，只是在偶然情況下讓別人知道他的弓矢很好使，進一步才接受別人的訂貨專門生產弓矢。如果沒有將交易確定下來，他貿然專門生產弓矢，就要冒餓肚子的風險。可見，將分工理解為交換的原因，其實是有設計的意味的；而將交換理解為分工的原因，則是進化的觀念。斯密的經濟思想，本來就是進化的思想。

總的來看，在堂目卓生對斯密的解讀中，人的社會屬性是一個重要的觀念。《國富論》的核心似乎不是在講國民財富的增進問題，而是講社會經濟生活中自然秩序的構建問題，這種自然秩序當然不會來自理性的設計，而只會來自人的社會屬性。這樣理解的話，《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的主題似乎是一致的。《道德情操論》就是講自然的社會秩序的構建的，而這一秩序的基礎也正來源於人的社會性。對待斯密的這兩部著作，很長時間以來我們傾向於將《道德情操論》降低到《國富論》的層次，也就是從人的自利本性來理解人的道德情操；實際上，基於斯密對人的社會屬性的強調，我們倒是應該將《國富論》提升到《道德情操論》的層次上，也就是將《國富論》的主題理解為從人的社會屬性出發來構建和諧的經濟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