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2期

中國古代的天文學與文學

作者：黃　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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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國度。農業的發展促使中國的天文學在很早的時候就發展起來。觀象授時是天文學在農業社會的主要功能，然而此後與天文學有關的星象學，也成為中國哲學與思想的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無獨有偶，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天文學也起著重要作用，可以這樣說：如果不懂天文學的話，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很多東西就無法弄清楚。

　　天文學影響及於中國古代文學者，在於它的很多內容成為文學的形式和意象，有的天文學理論成為文學思想的重要思想源泉；而古代文學影響及於天文學者，主要在於天文學往往會採用文學的形式來說明自身。

　　

　　一、天文學作為文學的形式與意象

　　

　　天文學與日月星辰這些直觀的天象聯繫甚密，而這些天象同樣是文學描寫的重要題材與重要意象，在文學中，它們或是被直接歌詠，或是作為表情達意的重要手段。在上古時代，天文學知識較為普及。隨著文化的推移，進入文學領域的事象逐漸繁多，靠個人的記誦已經不足以窮盡眾多的知識門類，於是類書的出現給文人學士帶來了遣詞用典上的極大方便。然而天文學的真義，也往往因此而喪失。下至明清，天文學已經成為一門高度專業的學科，文人學士已經難以究其終始，所以顧炎武說：「三代之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日知錄》卷三十）可謂知言。大抵我們的先民們由於農業生產的原因，對多種天文現象已經形成了常識。這些天文學常識在古代是普及的，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傳統天文學知識逐漸退出人們的常識體系，我們今天的讀者對這些描寫也就不明就裡了。

　　如果翻開中國最早的文學典籍之一的《詩經》，各種與天文學有關的內容就會映入我們的眼帘。如「三五在東「（《召南·小星》）、「定之方中」（《鄘風·定之方中》）、「三星在天」（《唐風·綢繆》）、「七月流火」（《豳風·七月》）、「成是南箕」（《小雅·巷伯》）、「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小雅·大東》）、「月離於畢」（《小雅·漸漸之石》）等。它們在詩中的出現極為自然，似乎在當時詩歌的接受者中間有一個共同的理解基礎，不言自明。在《莊子·大宗師》中，也有「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的記載。這些內容，多與天文學中星辰和星宿有關。如「三五」即心宿三星及其附近之星，三月時出現在星空的東方。「定」為營室，又稱定星，為二十八宿之一，它在夏曆十月的黃昏之時出現在正南方的天空，古人見此星象，就可以營制宮室。啟明和長庚都是金星，金星在太陽之旁，為全天最亮的星，但只在日落和日出時可見，古人誤認為是兩顆星，朝稱「啟明」，夕稱「長庚」。「畢」為畢宿，據說畢星好雨，月為水之精，當月亮運行到畢宿附近時，就會多雨，所以詩中又說「俾滂沱兮」，這其實是先民們對天象與自然關係的一種直觀的認識。而傅說星則是東方蒼龍的箕、尾之間，尾宿後天河中的一顆亮星，即天蠍座G星，所以《莊子》稱「乘東維，騎箕尾」，即指其位置而言。

　　

　　圖一:箕宿圖(選自《天文秘略》)

　　如果說在《詩經》的時代還是「人人皆知天文」的話，那麼，盡圖一：箕宿圖（選自《天文秘略》）管此後天文學知識逐漸專業化，但歷代的文學家們還是常常將天文學內容化用在詩文之中，藉此抒發自己的情感。如《文選·明月皎夜光》詩：「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李善註：「言有名而無實也。」「南箕」為什麼在這裡比喻有名無實？原來南箕即箕宿，其距星為人馬座γ星，由四顆星組成，二星為踵，二星為舌。踵窄舌寬。夏秋之間見於南方，在斗宿之南，故稱「南箕」。《詩·小雅·大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後即以此比喻有名無實。此外，古人還認為箕星主口舌，多用其比喻讒佞。《詩·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鄭玄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這兩種比喻意義都是通過箕宿的形態來進行聯想，但聯想的切入點不同，一為功能聯想，二為形狀聯想，其表達的感情也就各異。另外，南箕又稱「南星」，如李白《送梁四歸東平》詩：「大火南星月，長郊北路難。」南箕在夏秋之際出現在南方，大火星即心宿二，即天蠍座α星。《詩·豳風·七月》之「七月流火」，即指大火星向西方運行的星象，其時正當夏曆七月，正是初秋之時。李白詩中所說的「大火南星月」，其實就是七月的代稱。

　　又如，駱賓王《在獄詠蟬》有「西陸蟬聲唱」之句，南朝江淹《麗色賦》有句曰：「至乃西陸始秋，白道月弦。」在這兩個例子中，「西陸」都指秋天。但為什麼它指秋天？這同樣要了解一點天文學知識。原來古代將二十八宿分為四象，即東方蒼龍，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南方朱雀。二十八宿均分布在黃道附近，古人就將太陽在西方白虎七宿運行的區域，稱作「西陸」，其時令正當秋季，見《太平御覽》引《易通統圖》：「日春行東方青道曰東陸，夏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秋行西方白道曰西陸，冬行北方黑道曰北陸。」

　　又如，膾炙人口的王勃《滕王閣序》，開頭就有「星分翼軫，地接衡廬」的描寫，又有「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之句。它涉及到古代天文學中的分野說。 天上的列宿對應著地上的封國，這種觀念很早就產生了。如《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具體的分法，《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晉書·天文志》都各有不同。下表是按唐張守節《史記正義》的說法列出的分野：

　　

　　這種分野的劃分實際上並不嚴謹，如魏為晉地，參為晉星，但其州域卻對應著益州，究其原因，應該是州域名稱不敷使用而隨意安排，未免給人捉襟見肘之感。從表中可知，翼、軫對應著楚地荊州，王勃所到的滕王閣在今江西南昌，正是楚地，故有「星分翼軫」之說。而「龍光射牛斗之墟」，牛斗之墟對應的是吳越之地的揚州，為什麼出現在此賦中？原來此處用晉代張華的典故，相傳豫章的豐城（今江西豐城市）常有紫氣上沖鬥牛二墟，張華遣人至豐城為令，訪求得龍泉、太阿兩柄寶劍，為吳國名冶幹將及其妻莫邪所鑄。（見《晉書·張華傳》）寶劍是吳人所鑄，所以其劍氣上沖牛、斗，正是吳越的分野。而豐城在南昌之南，兩地相距極近，亦可視為南昌故實。王勃這幾句駢文的用典，非常細密得體。

　　但古人應用天文學知識到文學中，也有百密一疏的情況。如蘇軾的《前赤壁賦》有這麼一段話：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鬥牛之間。清人張爾歧認為蘇軾不懂天文，此文是「臨文乘快，不復深考」之作。他說：

　　

　　張如命云：「東坡文字亦有信筆亂寫處。如《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鬥牛之間。』七月，日在鶉尾，望時，日月相對，月當在娵訾，鬥牛二宿在星紀，相去甚遠，何緣徘徊其間？坡公於象緯未嘗留心，臨文乘快，不復深考耳。」（《蒿庵閑話》卷二）

　　

　　按此賦作於宋神宗元豐八年七月十五日，即公元1082年8月11日，娵訾即二十八宿中的室宿與壁宿。那麼，當日的天象究竟如何？我們可以使用一個天文學軟體 StarryNight來進行演示。如下圖所示，在當天晚上的黃州地區，月亮初升時在危、室之間，離斗、牛二宿距離20度，相隔甚遠，所以張爾歧的判斷是對的，蘇軾的確是在信筆為文。當然，東坡此舉無傷大雅，這是《前赤壁賦》的一個有趣的插曲。

　　

　　圖二：Starry Night演示之公元1082年8月11日20時20分《前赤壁賦》所見天象

　　

　　二、天文學作為文學觀念的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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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2期

中國古代的天文學與文學

作者：黃　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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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學不但作為古代文學中的具體事象而出現，它還作為古代文學觀念的思想資源而被應用到文學理論的構建當中。

　　比如在中國最早的成體系的文藝理論著作《文心雕龍》中，就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的說法（《文心雕龍·原道》），同篇又有「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之句。這是劉勰對文學發生論的一種闡釋，而他用以引出結論的論據「玄黃色雜，方圓體分」，就是中國古代天文學中的蓋天說。蓋天說是中國最古老的一種討論天地結構的體系，主張天圓地方，就是此處的「方圓體分」之意。《晉書·天文志》：「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就是對這種早期宇宙論的簡明闡述。劉勰認為，天地方圓體判，各有其文，而「道」作為本體論範疇內的宇宙本體，又涵括了天文與地文，其性質是自然而然，這就為下文的「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將人文與天文和地文並列而成為三才之道奠定了理論依據，從而為文學找到了發生論的源頭。在這裡，劉勰對文學起源的證明是藉助天文學的知識來實現的。

　　又如宇宙是無限的思想，也影響到了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經典釋文》卷二十六釋《莊子·齊物論》「挾宇宙」一語引《屍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大抵「宇」指空間，「宙」指時間。宇宙無限的觀點，在上古時代已有萌芽，如《莊子·逍遙遊》：「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這種說法已經蘊含著宇宙無限的猜測。戰國的名家學者惠施也曾提出過「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的觀點（《莊子·天下篇》），這些說法都還是在哲學上對宇宙是無限的思辨，而真正證明宇宙無限觀點的，還是天文學自身。漢代以前就已產生的宣夜說就是主張宇宙是無限的，據《晉書·天文志》對宣夜說的記載，認為天是無邊無際的氣體，日月星辰就浮動於其中。到了東漢的天文學家張衡，就正式提出「過此以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的觀點（《靈憲》），明確揭示了宇宙無限的概念。宇宙無限觀念使人類的思想面對著的不再是眼前這個狹小的天地，而是超越目力所及的廣袤時空。它能促使人類在感嘆之餘深刻地反省自身。西哲康德曾說：「有兩樣東西，人們越是經常持久地對之凝神思索，它們就越是使內心充滿常新而日增的驚奇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實踐理性批判》）同樣的星空，在中國古代文學思想中的反映除了敬畏之外，還更帶上了一絲洒脫之感。蘇東坡在《前赤壁賦》中闡發說：「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這種思想糅合了莊子（《德充符》）和佛教空宗（僧肇《物不遷論》）的思想，也吸取了從先秦到唐代的宇宙無限思想，是它們在文學思想中的繼續發展。

　　

　　三、天文學的文學形式

　　

　　古代文學影響及於天文學者，在於很多天文學著作往往會採用文學形式，以便記誦。有些天文學著作本身就是文學作品。

　　鄭慧生先生曾譯註了五首天文星象的詩賦，即東漢張衡的《思玄賦》的一部分、北魏張淵的《觀象賦》、隋朝李播的《天文大象賦》、隋代丹元子的《步天歌》以及唐代無名氏的《玄象詩》（見《認星識歷——古代天文曆法初步》）。這些是歷代比較有名的、藝術上比較成熟的天文星象賦。它們的主要特色都是以藝術的手法來列舉天上的星宿，將各個星辰形象化和擬人化，既方便記誦，也有一定的文學色彩。而就賦這個文學體裁而言，雖然不是專門列舉星象，但其內容與天文學有關的篇目遠不止此數。清人陳元龍所編的《歷代賦匯》，收錄歷代天象賦二百九十餘篇，有相當一部分與天文學相關。此外在歷代的詩、文等文學體裁中，都有天文學題材的作品出現。

　　

　　圖三：[元]岳熙載《天文精義賦》書影，《宇園叢書》本

　　

　　例如，在古代文學的總集或類書中，往往會立「天象」或「天部」，在諸卷之首。此外，「歲時部」也通常與天文學中的曆法節氣之學相關。如《藝文類聚》立有「天部」兩卷，「歲時部」三卷，收錄從先秦至隋的相關詩文。明人張之象輯《古詩類苑》，立「天部」三卷，「歲時部」四卷，收錄先秦至隋的古詩，他所輯的唐詩總集《唐詩類苑》）中，立「天部」八卷，「歲時部」十五卷，其中有不少與天文學相關的詩歌。宋初四大類書中的文學總集《文苑英華》中，按體裁來分，賦類立「天象」二十卷，「歲時」四卷，詩類立「天部」八卷，歌行類也有「天·四時」一卷。其篇幅也是相當巨大的。

　　有些古代的文學家所寫的哲學性著作也對天文學有所闡發。圖三：［元］岳熙載《天文精義賦》書影，《芋園叢書》本如屈原的《天問》、柳宗元的《天對》、劉禹錫的《天論》，都是對天文學有影響的文章。又如宋元間的鄧牧寫過一篇《伯牙琴·超然觀記》，裡面有一段說得極為符合宇宙無限的原理：「且天地大矣，其在虛空中不過一粟耳。……虛空，本也；天地，猶果也。虛空，國也；天地，猶人也。一本所生，必非一果；一國所生，必非一人。謂天地之外無復天地焉，豈通論耶？」

　　鄧牧字牧心，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亡後不仕，淡薄名利，遍游名山，隱居於洞霄山中超然館，幽憂獨處，或數月不出。也許，文學家的想像力較為豐富，所以鄧牧玄思入微，竟能窺得天文學上的一項真正的秘密：宇宙中可能另有地外生命。或許，這種天文學家和文學家作為思維主體同樣具有的不羈的想像力，就是天文學和文學能發生關係的最根本原因吧？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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