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及其未來

我以為，用中國道路來概括更合適一些，不光是因為十八大提出的「三個自信」中第一點便是「道路自信」，而且也因為「模式」暗含著可以移植和複製的意味，如果中國的經驗能提煉出一個「模式」，那麼其他國家和地區就應該可以直接拿過去學習和使用。顯然，這不現實，中國的經驗要放在百年奮鬥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60多年的奮鬥史的視野中才能理解，有著很強的特殊性，稱「模式」太勉強，而「道路」可以避免這個尷尬。

當我們「跟大國一起成長」的時候，有必要將關於中國道路的討論引向深入、引向全社會。中國道路不是現成的坦途，路是人走出來的，但走的時候也要前瞻性，至少不能走到懸崖邊，把路走成斷頭路。本文無力分析中國道路的方方面面，將僅基於有關專家的既有成果，總結中國道路的若干要素，並對未來的挑戰進行分析。

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時機，恰好與西方戰後資本主義體系的繁榮期結束、再次遭遇周期性危機的時機大體一致。為應對危機，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的里根相繼發起了新自由主義取向的變革，終結了凱恩斯主義和福利社會。新自由主義後來也逐步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取向，中國加入西方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西方，延長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壽命。大衛·哈維將這種時間上的關聯稱為「歷史性的巧合」。

「巧合」一詞傳達了極其重要的涵義，這表明中國的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國家的自主性行為，而不是受制於任何外界——包括國內和國外——的干預和壓力。中國的改革取得了相當的成功，而沒有像蘇東國家那樣崩潰，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

幾乎所有對中國道路有所研究的學者都談到了這一點。比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認為，中國改革取得成功的前提之一是有一個「中性化的中央政府」，他所謂的「中性化」與英文中的disinterested一詞意思相當，是指中央政府在利益上沒有與任何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過度捆綁，也就能不受制於特定利益集團的制約，從而將精力放在全社會的長遠發展上。

寫作《大道之行》的年輕學者們則引入了國家自主性這個理論範疇，這個視角與姚洋的看法近似，也是強調中國國家相對於市場的獨立性和對資本的駕馭是改革成功的關鍵。這樣的視角可以幫助人們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涵義，即允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和擴張到底與建設社會主義是什麼樣的關係。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汪暉教授從更深遠的歷史視野出發，闡釋了中國的主權性格及其政治內涵。中國的主權是在鬥爭中逐步建立的，從反帝反霸鬥爭到與蘇共公開辯論、擺脫與蘇聯在某種程度上的「宗主關係」，終於形成了真正的獨立自主的發展模式。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因為不能擺脫蘇聯的控制，當蘇聯出了問題，就只能跟著垮掉了。

因為獨立自主搞建設，中國才建立了一整套完備的工業體系、積累了高素質的人才資源等要素，這些在改革開放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外資進入中國，看中的並非是勞動力便宜，而是勞動者素質高，以及完整的工業體系能夠保證所有的需求都可以在中國得到解決。中國在走向獨立自主的過程中積累下來的經驗也在改革中發揮了作用，當年中國也不知道怎樣才能建成獨立自主的發展模式，也是不斷探索的，依靠的是毛澤東總結的方法：理論辯論、政治鬥爭、社會實踐。改革過程中也是如此，雖然持續不斷地有來自各處的推銷，比如休克療法、華盛頓共識等，中國都沒有全盤接受，而是自足地決定吸取哪些、不吸取哪些。

但以上所述的中國的獨特之處正在削弱。在全球化時代，主權不再具有絕對性，這對任何國家而言都一樣，區別只在於程度的不同。對主權產生衝擊的，一個是跨國資本的流動，它可以以撤資的方式對任何對其不友好的國家進行「懲罰」，迫使政府讓步；二是國際機制，比如中國加入WTO之後，與其他國家發生貿易爭端就只能在WTO機制的框架內解決，而不能選擇傳統的主權國家對主權國家的爭端解決辦法。

隨著中國更深地嵌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國家自主性的程度不可避免地降低。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出台了救市計劃應對本來與自身無關的危機，把後果留給自己，這就是自主性降低的典型表現。「中美國」（Chimerica）結構的形成，中美戰略對話機制與國內相關政策推進的同步，也表明中國自主決定發展方式的能力在下降。

比這些更為嚴重的恐怕是「自主地」放棄自主性的傾向，這典型地反應在「以開放倒逼改革」的傾向上。雖然主權和國家自主性的嬗變在全球化時代是不可避免的，但最終的底線在哪裡，必須搞清楚，必須要守住。中共黨內的理論辯論傳統在鄧小平的「不爭論」之後基本消失了，相當於丟掉了一個重要的自我糾偏機制，這對黨和國家的大方向走向不是好事。

現代政黨政治和民主體制有兩個功能，一是凝聚眾意，為政治提供合法性；二是選拔人才，承擔治理的職能。

新自由主義轉型以來，二戰後的民主政體呈現危機。這也是個全球性的趨勢，汪暉教授將其稱作「代表性的斷裂」。在西方，政黨對特定人群的代表性日漸模糊，淪為選舉機器，而選舉則淪為金錢遊戲。不久前，美國前總統卡特在電視節目中批評美國民主已經淪為寡頭政治，他認為在今天的條件下，他沒有可能當選總統，因為他沒有本事籌集到競選所需的大筆金錢，也不願意那麼做。在中國，民主問題表現為幹群關係對立、「四風」盛行、腐敗多發，歸納起來即黨的群眾路線的弱化。

雖然民主危機是共同的，但在治理層面的表現仍有不同。西方民主由於「有否決權的玩家」（Veto Player）太多，常常陷於僵局，對社會問題束手無策。福山稱之為「否決政體」（Vetocracy）。相比之下，中國的行政效率是高的，對危機的回應能力更強，這尤其體現在對災害的處置和善後上。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的王紹光教授認為中國體制的優越性之一即是對民眾需求的回應性強，他還借用著名民主理論家羅伯特·達爾的論斷「民主最關鍵的特徵是政府對其公民的偏好持續的回應性」，認為中國的體制更接近民主的真義。

能夠有效治理的官員是如何產生的，是關注中國道路問題的學者們喜歡熱議的另一個話題，比如台北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朱雲漢、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張維為、企業家李世默等。他們對此問題的認識驚人地一致，將中共的幹部晉陞體制與美國軍方的晉陞體制進行比照，指出二者的共同點是高級幹部（將領）不可能空降，而是必須一級一級腳踏實地地幹上去，這就能保證金字塔型結構的頂層領導具有充分的工作經驗和領導才能。相對而言，民主機制只會讓一些只會說漂亮話沒有真本事的人上台。他們從近乎純粹的實用主義角度看待政治和治理，將政治局常委會比作董事會，把總書記比作董事長，把總理比作CEO。張維為甚至以公司的董事會沒有通過員工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為例，來論證這種選拔機制的合理性。

這樣的看法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普遍的民主危機的背景下，將這一點作為中國道路的優勢過分突出，難免有「比濫」的嫌疑。另外，紀委重拳反腐，「老虎」、「蒼蠅」抓出一片的事實也讓這種解釋的說服力大打折扣。

選賢任能的機制必須和民主的落實聯繫起來討論才能有合法性。在中國，民主表現為黨的群眾路線的真正激活和切實落實，否則，國家自主性就有可能變成精英集團的自主性，在這種情況下，對社會問題的回應就只是官僚對社會的「施捨」，而且遲早會萎縮。但持續地貫徹群眾路線的政治動能源自何處，如何才能長久地保持？這是個大問題。

中國道路的最大成功在經濟。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按購買力平價標準計算，中國在2014年就已經超過美國，是第一大經濟體了。中國在經濟上的活躍使全球經濟中心向東半球轉移，正因此，西方世界才感覺到寒意，才開始認真地討論中國以及中國崛起可能給世界秩序帶來的變遷。

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利用資本搞發展是所有欠發達國家的共同選擇，但中國取得了最令人矚目的成功。其原因仍要放在歷史的縱深中去理解。除了前文提到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高素質勞動力之外，還有若干體制性的因素。

首先是中國的土地制度。中國的土地有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兩種形式，這是革命的遺產。改革開放後，各級政府通過經營土地極大地帶動了發展，土地資本化還帶動了基礎貨幣的發行，製造了巨大的財富效應。經濟學家周其仁將土地帶動的那部分貨幣發行稱為「土幣」。

其次是地方政府的競爭。中國是單一制國家，但中央給予地方較大的自主許可權，一向倡導「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改革開放後，通過財政分權的設計，各級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以公司化的邏輯來經營地方，你追我趕，多點開花。

再次是基層民眾特別是農民的創造性。汪暉教授在他對中國道路的理解中特彆強調了這一點。之所以將其歸類為體制性因素，是因為中國基層民眾經歷過了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和最徹底的解放，他們的強大的主體性是中國革命的遺產。這從改革初期鄉鎮企業繁榮以及現在的淘寶網店的興盛都可以反映出來——淘寶可以視作普通中國人創造力的集中反映，裡面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你買不到的。

資本在中國的積累過程有其殘酷的一面，比如工人農民在改革前擁有的福利被剝奪，大批工人被下崗，成為改革的犧牲品，數量龐大的進城農民工的勞動報酬被極度壓低等等。對人的殘酷，反過來對資本就是福音，僅就農民工被拖欠、剋扣的工資一項而言，就會是一個天文數字，而這都變了資本的積累。

這種資本積累模式之所以能夠長期存續，也「得益於」體制性因素。早年收回福利、工人下崗等透支的是社會主義時期積攢下來的國家信用，而農民工的抗爭之所以能得到有效控制，也許要歸功於張維為等人所說的治理能力，即維穩能力。目前，這種發展模式帶來的社會緊張關係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給環境造成的壓力已經瀕於極限。

朱雲漢在台灣給研究生講中國大陸時會以三句話開場：要記住，第一，中國非常大；第二，中國非常非常大；第三，中國非常非常非常大。大，是優勢，可以形成自成一體的市場，也有利於疏導矛盾，有更大的迴旋餘地。但無論迴旋空間多大，都有把空間用完的時候，這是由必須靠不斷擴張才能維繫的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特質決定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天然的限度，對這一點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尤其是時間到了2015年的初秋，蕭條的涼意已經開始襲來的時候，更需要早做過冬的準備。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命題提了出來。這就要求黨和國家能夠熟練地駕馭資本，在需要發展生產力的時候運用資本，當生產能力已經能夠滿足需求的時候，就要調整生產方式，回歸社會主義方向。

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的路向並不止於西方發達國家，與非洲和拉美的發展中國家經濟聯繫也越來越緊密，目前已經成為非洲和拉美最大的貿易夥伴國。中國與這些發展中國家打交道的方式雖然不同於毛澤東時代以國際主義為取向的援助，也不同於西方的殖民主義掠奪，而是將援助與做生意結合在了一起。朱雲漢在他的新書《高思在雲》中概括說，「300年來首度有一個興起中的超級大國不是以掠奪者、殖民者、支配者或文明優越者的思維與姿態出現在南方國家面前」。

在國際政治上，中國繼承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主張多極化國際秩序的民主化。在美國單級霸權的格局下，國際秩序民主化的訴求意味著對美國霸權的挑戰。但挑戰既定霸權不意味著中國就要稱霸，中國的文化里沒有這樣的基因，不謀求霸權地位也是中國外交的一貫承諾，那麼最理想的局面是中國成為一個「反霸權的霸權」，促使世界格局進入一個新紀元。

經濟是基礎，經濟上的崛起使中國有了這樣的可能性。但是，霸權是一個網路，經濟實力只是其中的一面。雖然美國霸權無爭議地處於衰落的進程中，但它在政治話語和文化上仍然具有相當於中國的優勢。而中國除了經濟上的勢頭較強勁，在其他方面甚至還沒有做好迎接挑戰的準備。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針對美國政治體制應對問題乏力的現象，提出過「做一天中國，但不能是兩天」（be China for a day, but not for two）的說法，意思是美國應該在某種程度上學習中國體制反應機敏、決策迅速的特點，當一天中國，通過所有需要通過的法律法規，然後再做回美國。為什麼不直接學習中國呢？當然是對中國體制有批評和不滿。

這不能全怪別人的偏見，中國道路的確存在不小的問題。那麼，中國要想在政治和文化上也獲得足夠挑戰霸權的感召力，首先要做的是對中國道路進行反思、總結和改進，以臻於完善。其次，中國要提升自信，提出自己的普世主義話語體系，增強議程設置的能力，這是打破霸權格局的必要條件。雖然中國道路的特殊性強，但並不妨礙對中國道路進行普世主義的理論化總結，比如「各國應該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的體制」就是對特殊性的普世化總結。當然，這方面的工作做得還遠遠不夠。

中國道路還包含著一些自我瓦解的因素。比如，國有企業正在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非洲拉美等地進行投資的主體以國企為主，那麼改革後這些國企是否還繼續承擔政治性的援助使命？如果以效率為取向的改革進行到底，國企無疑應該甩掉「包袱」，只做生意。這是否會助長所謂「新殖民主義」的無端指責？

這提示著，中國道路要想走穩，走出一條坦途，需要下的功夫還有很多。功夫何來？基於以上的分析，我的基本論斷是，中國道路修補和完善需要強大的政治動能來推動。而這個政治動能，只能來自於中國共產黨。

於是，我們就又回到了那條顛撲不破的真理：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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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與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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