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魯迅的「民族愛」形式與「普世性」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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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再復：魯迅的「民族愛」形式與「普世性」內涵

發布時間:2011-09-28 09:34 作者:劉再復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128次

　　上篇：魯迅的「民族愛」形式

　　第一個問題是，眾所周知，魯迅終身以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為天職，而且一生致力於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他是開拓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化的偉大先鋒，又是清算中國民族劣根性的主將。有一基本事實是無法否認的，即魯迅對中國傳統民族文化的態度，其基本點是批判的。這種批判又具有徹底性。因為有徹底性，所以才有無與倫比的震撼性。魯迅不僅批判孔子，而且批判莊子，無論是批孔，還是批庄，他都毫不留情。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三大家：儒、道、釋，魯迅用「三教合流」這一大概念統統給予否定。相對而言，對於釋家，魯迅的態度溫和一些，他只批判中國人的「吃教」而不信教，並未直接攻擊釋迦牟尼，而對孔子和莊子則幾乎一點面子也不給。鑒於以上的基本事實和基本態度，我們討論的第一個大問題是，為什麼魯迅如此批判民族文化而他在一九三六年逝世的時候，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卻選擇「民族魂」三個字覆蓋在魯迅的棺木即魯迅的亡靈之上，也就是說，一個終生批判本民族文化的作家，他最後得到本民族的評價是「民族靈魂」的評價，這是為什麼？這個問題，是魯迅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也是一個真問題。關於這問題，有以下三點基本認識。　　（1）魯迅對中華民族有一種「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大愛。他在日本留學期間，所作的詩就表明他已中了丘比特的神矢即愛箭（「靈台無計逃神矢」），祖國之愛無可逃脫。面對故國的危亡，他決心獻出滿腔的熱血。但是，魯迅對中國的大愛，其愛的形式是「恨」，是恨其不醒，「怒其不爭」，即怒其早已病入膏肓卻仍然不知不覺不悟，仍然一片「精神勝利」。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中國失敗之後，面對大恥辱，中國一些先進思想家如梁啟超在反省時就說，從此之後，中國的愛國者應分兩類，一類是傳統的愛國者，即只會謳歌「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的愛國者；另一類是憂國者，即正視本國本民族弱點的愛國者，這才是深刻的愛國者。魯迅就是屬於這種深刻的愛國者，他用最犀利的精神醫生的眼睛，看到自己的祖國靈魂不健康，犯有很深的病症，而且這種病不是表面的病，是根上的病，即民族劣根性的大病，文化深層結構上的大病。對這些病，必須下重葯，所以魯迅的國民性批判才如此沉重，如此徹底！　　（2）魯迅對中國文化是把握其深層的魂魄，也可說是得其深層的精髓，而不是得其表面功夫，例如儒術、道術、法術、陰陽術等等，對於儒與道所派生的束縛中國精神活力的典章制度、意識形態、行為模式等，他全斷然加以拒絕。他緊緊抓住的是中國文化重現世、重此生、重存活的根本精神，這與基督教文化那種重來世、重天堂的精神截然不同。也就是說，他不是重「上帝」，而是重「人民」；不是重天上價值，而是重地上價值。中國文化這種以人為本、以生為本的核心價值，在魯迅身上得到最集中的體現。文化主要不是呈現於書本中，而是呈現於活人身上。魯迅正是中國文化根本的載體，他負載的乃是中國文化的總精神。關於這一點，在最近的對話中，李澤厚先生作了非常清晰的表述，他說：　　我覺得對中國文化，魯迅是得其「神」，不在乎其「形」。他身上恰恰體現了中國文化的主體精神，這種精神就是求生存、求溫飽、求發展，也就是「天行健」、「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的總精神。凡是有益於這一目標的他都吸收，凡是不利於這一目標的一概批判，他說過，凡是阻礙中國人生存、溫飽、發展的，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均一概打到。看似激進反傳統，卻抓住了中國文化的根本，這比那些大喊國粹至上、國學至尊的古今名士要高明的多。是魯迅而不是這些國粹派才真正是中國的「民族魂」。　　一切為了中國人民的生存、溫飽、發展，這便是中國文化的硬核，中國文化的第一真理。魯迅批判孔子、莊子，實際上是批判儒家、道家中那些遠離硬核、遠離真精神的中國偽形文化，這種批判恰恰是維護中華民族求生、重生、慶生的靈魂，恰恰是對祖國同胞最深刻的關懷。正是魯迅，最深刻地體現「天地之大德」和「民族之大愛」。　　（3）魯迅在對中國國民性進行批判的同時，又一直在開掘與發現中國的脊樑，呼喚中國人的自尊心與自信力。他通過小說、散文等形式，提醒中國人不要忘記治水的大禹、射日的后羿、補天的女媧、蔑視權貴從容而死的嵇康、力倡兼愛制止戰爭的墨子等等，也提醒中國人民不要把眼光投向天上，而應看到地底，也就是說，應當看到處於社會底層的窮苦大眾最有力量和蘊藏在中國文化最深厚的靈魂是永遠不會滅亡的。二十世紀中，千百萬中國讀者閱讀魯迅，不僅不會感到頹喪，反而得到無窮盡的力量，就在於他告訴中國人：掃掉中國文化中那些虛假的糟粕，撕碎面具，你便可以發現大希望。　　根據以上三種理由，我們認為，魯迅獲得「民族魂」的最高禮讚完全名符其實，當之無愧！魯迅對民族文化尤其是對國民性的批判乃是「民族愛」的深刻形式。　　下篇魯迅的普世性內涵 　　我們思考的第二個大問題是：魯迅創作整體的總主題是民族性的，他的作品可以說是中華民族近現代大苦悶的總象徵。那麼，為什麼魯迅又比中國現代任何一位作家更廣泛地走向世界、影響世界？為什麼他的作品能夠打動許多不同民族的心靈？如果把這個問題加以簡化，就是說，魯迅可以稱作「民族魂」，是否也擁有「世界心」，具體地說，是魯迅的作品是否緊連著人類脈搏，並負載著人類心靈基本訴求的普世價值。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們要說，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所以會緬懷魯迅、研究魯迅，完全是因為魯迅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全人類。　　那麼，我們要問：魯迅成為人類共同心靈如何可能？魯迅的普世性內涵是什麼？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初步作了如下回答：　　（1）魯迅自己充分意識到，唯有文學是溝通人類心靈最好的通道，所以他把自己的作品均寫成人性小說，而非政治小說。他對中國國民性的探索，也是一種超越階級、超越階層、超越黨派、超越政治的人性探索。他自己講得很明白。他說：　　自然，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卻只有用文藝來溝通，…… 　　（《<吶喊>捷克譯本序言》，《且介亭雜文末編》，《全集6》P524）　　這段話表明，魯迅是自覺地用文學來打破人類的隔膜，推動人類的相互「關心」，而這一點，正是魯迅贏得普世價值的基本立足點。　　（2）魯迅先生又充分意識到，文學雖然能溝通人類之心，但必須有一個條件，這就是文學必須是真文學，即它發出聲音的必須是真聲音，從血脈深處發出的「心聲」，關於這一點，魯迅也說得極為明白，他說：　　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無聲的中國》，《三閑集》，《全集4》P15）　　魯迅在這裡特彆強調「世界的人」，他認定，只有真聲音才能感動世界人，而且只有在真聲音成為中國文學的基調和中國人的主流聲音時，才能打破與世界的隔閡，才能使中國人與世界人和諧地共處於世界。魯迅說得多麼好呵，這句話，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　　（3）以上所講的兩點雖重要，但只是魯迅普世性的前提，我們認為，還有一個重大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魯迅的普世性精神內涵是他的啟蒙內涵，即啟蒙理性與啟蒙精神。而啟蒙價值便是普世價值。魯迅作為五四現代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他和同道們一踏上文壇就高舉科學與民主這兩大旗幟，反對的是這兩大旗幟的對立面，即專制和愚昧。五四時期魯迅無論是寫小說、散文，還是直接發表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其主題就是「啟蒙」二字，五四創造的中國現代文化，就其精神內涵的核心價值而言，乃是具有普世價值的啟蒙文化。這種文化來自西方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和啟蒙運動之後的西方所形成的以自由、平等、博愛、科學、民主為中心理念的價值體系，這一價值體系雖產生於西方，但它反映整個人類生存發展的需要，也符合中國人擺脫數千年封建專制枷鎖、謀求身心解放的要求，魯迅和五四中國現代文化開山者們，他們對中國人的根本啟蒙是喚醒中國人成為人的意識。魯迅說中國人從來沒有經歷過人的時代，只經歷過兩個時代，一個是「做穩奴隸」的時代，一個是連奴隸也做不得的時代即做牛馬的時代，而要做人，就必須：正視中國人的尊嚴與人的價值已經喪失問題，正視奴性已進入骨髓、見到專制者就本能跪下的問題，正視阿Q性離科學十萬八千里、離民主十萬八千里，離現代文明十萬八千里的問題。中國人不批倒阿Q性，就將永遠處於專制與愚昧的統治之下。從表面上看，魯迅講的是阿Q問題，實際上揭示的是中國現代文化的根本障礙問題，是中國與普世心靈嚴重隔閡以致完全無法相通的問題。　　魯迅發表《阿Q正傳》和其它啟蒙文章，至今已近一百年。今天再讀魯迅的文字，我們仍然覺得它沒有過時，而且認為，如果丟掉魯迅與世界現代文化核心價值相通的啟蒙精神，就等於丟掉整個魯迅的靈魂。魯迅確實與尼采、與克爾凱郭爾、與安德萊夫等有精神上的關聯與相通之處，也有個人主義的內涵（個人主義也是現代文化的一部分），但魯迅對中國現代文化最根本、最偉大的貢獻首先是他正視了中國專制文化所帶來的淋漓的鮮血與慘淡的人生，然後高舉以科學與民主為核心內容的現代文化旗幟，即現代啟蒙旗幟。魯迅很了不起，包括他的「反孔」也很了不起，他反孔的重心，是揭示在孔子旗號下中國人被專制奴役而形成的精神創傷，阿Q、孔乙己、祥林嫂、閏土，個個都呈現出令人驚心動魄的「精神奴役的創傷」（胡風概念）。　　當今西方世界的現代理性特別是現代理性已發展到了極致，甚至有些過頭，在這個時候，出現一些解構思潮甚至反理性思潮，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是平衡與「清毒」的作用，但是，我們認為，產生於西方的啟蒙理性至今具有高度的普世價值，至今表達著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基本願望，不可否認這種價值。否定這一普世價值，便是否定魯迅的精神指向和五四現代文化運動的精神指向。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美國

來源: 作者博客 | 來源日期：2011-09-28 | 責任編輯：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