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曉光:美國推廣「普世價值」的對外戰略與中國的對策
當今世界,綜合國力的競爭日益加劇。作為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軟實力的競爭同樣日益加劇,這種競爭在核心價值觀方面體現尤為突出。為了提升本國的文化軟實力,各國都努力輸出自己的文化,以擴大影響。在這方面美國的對外戰略尤其注重推廣其所謂的「普世價值」。對之進行研究,有助於揭穿其「西化」和「分化」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圖謀,以抵禦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向。 一、美國推廣「普世價值」的主要途徑 美國自立國之日起,就一直注重傳播自己的文化。對於上帝的「使命感」使之熱衷於傳播所謂的「美國精神」。但把「善世價值」作為思想武器來推行其全球化的戰略部署約始於20世紀80年代。冷戰結束,尤其是「9·11」事件後,美國更加重視包括「普世價值」在內的軟實力,提出在全球推廣美國民主價值觀和政治制度、推進民主改革以減少對美國安全的威脅。2008年奧巴馬執政後,更是希望「通過榜樣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樣」來推進「普世價值」。至此,美國把推廣「普世價值」納入其全球戰略,使「普世價值」的推廣成為美國意識形態外交的主要表現形式和自由主義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美國推行「普世價值」的戰略邏輯就是從全球化到美國化 美國認識到,在具有中心與邊緣權力結構的全球化時代,只有獲得話語霸權的國家才能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居於主導地位,成為規則的制定者,為美國式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廣提供便利條件,最終實現政治全球化。因此,美國在繼續強化軍事、經濟競爭的前提下,又把意識形態、文化以至核心價值的競爭提到了重要的戰略高度,全球化在「普世價值」的掩蓋下很大程度上美國化了。從經濟一體化到文化同質化再到政治「民主」化,這正是美國使全球現代化的強勢邏輯。① (二)以硬實力為後盾,以軟實力為手段 美國為了達到自己的戰略目的,依靠強大的物質和軍事保障,在「普世價值」的旗幟下推廣自由主義和美式民主,使各國接受和採用美國式的民主制度,這是美國重要的軟實力。美國擁有傳播「普世價值」的基本實力保障,可以在世界範圍內通過開展強勢文化戰來傳播「普世價值」。具體推行途徑有:利用現代傳媒進行長期的、全球規模的廣播宣傳,宣揚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通過非政府組織、民間基金會的推廣,以「文化交流」為掩飾進行文化滲透;通過國際貿易的方式,輸出文化商品,並通過全球貿易的文化「配售」來傳播美國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通過有線電視網和計算機互聯網建立各種全球媒體網路,進行媒體外交;通過大眾消費文化進行公共傳播等政治社會化渠道,對外推廣其民主制度和政治價值。 二、美國推廣「普世價值」的實質和作用 美國打著推廣「普世價值」的旗號,實際上最終目的是要確立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實現自身之利益。 (一)推行「普世價值」是美國意識形態話語霸權的表現 西方文明在人類現代文明成果中佔據了主導優勢甚至強勢支配地位,所以在政治上甚至全球政治發展問題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主張與聲調佔了主流,導致在「普世價值」的爭論中表現為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發展道路上有著自己不同的理解、認同和實踐向度。美國堅持把自己的主流意識形態作為「普世價值」向全球推廣,標榜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為核心,無視文化具有多樣性和價值具有歷史性、階級性,站在所謂的「道德制高點」上,為美國不顧民族國家主權在全球實施霸權、追求自身國家利益提供理論辯護。美國推廣的「普世價值」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普世價值,而是賦予了自己規定的內涵。例如,按美國的標準,政黨制度的多黨制、三權分立的政體形式和領導人的普選制才算是民主,實際上,代議制只是實現民主的方式之一,如果把代議制與民主劃等號,就等於把民主模式之一的美式民主等同於全部的民主,這是用具體取代一般,即只認為「白馬是馬」,卻把「黑馬、紅馬」等排除在「馬」之外了。這種以自己定義的「普世價值」內涵取代一般普世價值的做法,既混淆了視聽,更容易讓人們對民主的認識片面化。在美國所提倡的「普世民主」價值的背後,隱藏的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狹隘心態。美國宣揚「普世價值」的用心,不在於「民主、自由、人權」本身,而在於「民主、自由、人權」背後的制度。 (二)「普世價值」是美國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的工具 美國把自己的價值觀作為「普世價值」加以推廣,把非本國文化看作是「普世價值」的對立面,極易導致極端民族主義的泛濫。美國首先鼓吹「普世價值」為壓制戰略競爭對手製造輿論氛圍,然後輸出所謂「自由、民主、人權」,對它所不認同的文明和價值觀進行打壓,還用武力打擊、政治顛覆、外交封鎖、經濟制裁等手段來推進它認為的「普世價值」。作為美國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的戰略工具,「普世價值」的推廣收到了顯著成效,表現在奪取意識形態話語權、美化其霸權行徑是維護人類正義的行為、削弱它所針對國家的最高權力主導能力、通過顏色革命扶植傀儡上台等方面。 (三)「普世價值」是美國圖謀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手段 美國宣揚「普世價值」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方向引入資本主義的既有軌道,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終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權力體系。一個重要的教訓就是蘇東劇變。戈爾巴喬夫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與觀點,為「高於一切」的「全人類共同利益」搖旗吶喊,在客觀上解除了蘇共的思想武裝並迎合了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需要。在所謂「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指導下,蘇聯逐漸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最終走上了一條亡黨亡國的不歸路。 三、中國應對美國「普世價值」推廣的對策 美國推廣「普世價值」對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造成嚴重衝擊。面對挑戰,如何在多元文化價值與利益並存的時代,處理好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以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維護中國的意識形態安全,成為當前中國面臨的緊迫任務。 (一)堅持一個基本原則:「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和衷共濟」 要以開放的心態,理性地應對美國推廣「普世價值」的戰略。反對兩種極端思想,一方面反對「以同代和」的觀念,即認同普世價值就是無條件地接受美國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也要反對「因不同而不和」的思想,即為了保持自己的獨立個性,拒絕美國價值觀甚至否定普世價值的存在。為此,首先應當以建設性的姿態借鑒和吸收資本主義社會中對人類有益的優秀文明成果。其次,應該加快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的進程,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般普世性價值提煉出來,發展和豐富普世價值形式,以增強中國在此問題上的國際話語權。再次,應該積極推廣中國傳統文化中「貴和尚中」的核心理念,發揮中國文化具有的融合力優勢,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奉行「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在國際政治交流中強調「加強對話、求同存異」,只要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不同信仰和文化之間能夠做到和諧並存、合作共生,對話而不對抗、交流而不交戰、和而不同、和衷共濟,才能促進國際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促進世界的和平發展,促進人類的文明進步與文化融合。如果中國把獨立的文化價值融入到國際社會中,把自身文化中所具有的一般共同價值貢獻給人類,就會改變目前中國是被動的價值接受國、西方是佔優的價值輸出國的現狀,逐步形成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既是共同價值的創造者,又是共同價值的認同者的局面,為豐富人類的共同價值作出自己的貢獻。② (二)確定一個方向:構建富有中國特色的價值體系和發展模式 首先,要明確中國對美國推廣「普世價值」的做法和美國對「普世價值」內涵的界定並不認同,中國對民主、自由等價值有自己的理解。抽象的民主是普世價值的一種,但它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英國著名的政治學家戴維·赫爾德在《民主與全球秩序》一書中就分析了三種基本民主形態,「首先是直接民主制或參與民主制,即公民直接介入公共事務的決策制度。這是民主制的『原型』,發源於古代雅典等地。第二種是自由主義民主制或代議民主制,這種統治制度是由經選舉產生的『官員』在嚴格界定的地域內行使權力以『代表』公民的利益或主張堅持『法治』。第三種是以一黨模式為基礎的民主制的變化形態(儘管有人會對其究竟算不算民主製表示質疑)」③。這說明,西方的代議制民主只是與古希臘民主同一層面的民主模式之一而已。而且,資本主義民主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如美國式、英國式、日本式等。所以,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只是民主的不同表現形態,雖有區別,但都屬抽象的民主範疇。這是雙方必須明確的。只有在此基礎上,努力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才能為人類文明大廈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石。 其次,要明確普世價值中的優先次序。對當前的中國而言,普世價值中的和平、發展、公正、人本更加重要,這些價值比美國標榜的價值更具優先性。在追求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這個現實的普世價值時,中國政府已經把促進公平正義提升到科學發展的「本質要求」的高度。而且,公平正義本身就含有公正、平等地包容多元主體正當權益的意思,因此,公平正義不僅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取向,也代表了當代中國發展的核心價值。這樣一種理念和行動有助於中國對外展示國際形象,以回應一些國家對中國崛起而產生的關切。 再次,要明確「中國模式」是中國最大的軟實力,大力拓展「中國模式」的全球影響,提升中國道路的軟實力。有學者曾經提出,「普世價值」與「中國模式」之爭,是在中國現代化進程關鍵時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鋒。「中國模式」是發揚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和文化」理念,參照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而摸索出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在政府與市場關係方面,既沒有盲目跟從過分強調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也沒有完全效仿強調政府主導市場的「東亞模式」,實行公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國有企業為主導,多種所有制長期並存發展的模式。在國家與社會關係問題上,「中國模式」正在實踐著全民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制度,有著強調政府作用和福利社會的「萊茵模式」的影子。在政治方面,「中國模式」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不僅體現了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的關係,也中和了以高度集中為特徵的「蘇聯模式」和強調自治的「南斯拉夫模式」,以中國特有的智慧有效地解決了中央集中與地方自治之間的關係,以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目標。在意識形態方面,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基礎上,允許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堅持科學發展觀的理念和價值追求。正是「中國模式」的這些內在規定性,對美國推廣「普世價值」和私有化進程造成了一定阻礙。因此,有些人以中國目前存在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為借口,來否定「中國模式」。實際上,現階段出現的貧富差距加大、對資源的過度開採和浪費使用、環境污染、公有資產流失、價值缺失等問題,恰恰不是因為實行「中國模式」,而是私有化過度和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過度宣揚的結果。「中國模式」世界意義的實現並不是要強迫別國接受中國的發展模式和價值,而是通過「中國模式」的國際化,讓世界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念、價值、結構和運行方式,體現「中國模式」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借鑒意義。 (三)幾點對策 第一,在對外輿論宣傳方面,中國應當採取主動出擊的策略,通過各種渠道多方位闡釋自己的價值觀,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多樣化的社會思潮,以此來爭取國際話語權。 第二,在對外文化交往方面,尋求最基本的共識。在多元文化並存的時代,應該對不同文明和價值觀給予平等的存在權利,同時鼓勵多種價值觀充分交流、互學互補,以達到求同存異的目標。④由於多元利益的長期存在,文化對話就成為構建普世價值的基本形式,通過在各種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溝通、交流,逐漸形成一些共同的價值和訴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當與這些普世價值緊密相聯,才容易為世界多數國家所認同,並擴大自己的文化影響力。因此,在全球化時代,構建普世價值需要世界各個國家、民族、各種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通過多元價值主體的深入對話、廣泛交往、密切合作,塑造一個能與世界各國共享的「價值共同體」。 第三,在參與國際合作方面,強調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民主化體系。以不侵犯別國主權為前提,以不干涉別國內政和社會制度為最主要原則;以聯合國框架為基礎,積极參与全球治理,注重多邊合作;在國際議題的設計上採取主動,爭取更多的國際事務話語權;通過建立創造國家軟實力的非政府組織,發揮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合理價值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運用「和諧世界」的理念,指導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和外交政策,為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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