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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如此江山:说一说唐朝的风月1

        【把酒临风,登高望远,大唐如此江山——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以专业素养解读历史真实,以生动笔触叙述独特人生,引领诸位进入正说历史的趣味之旅

  

  

   专业之外的历史学存在一个广阔的公共空间,有个名称叫做“公共史学”。中国史学的公共空间,过去多被小说占领,现在电视剧也来分羹,偏偏没有专业学者的身影。近几年确实有学者愿意给这个公共空间来写历史书了,毋庸讳言,在这个领域,更多的作者仍然是历史爱好者。陈志坚作为历史的专业学者,《大唐:如此江山》正是他洒向人间的第一部公共史学大作。专业值得信赖自不必说,单说这文笔之潇洒、幽默,一如其人。唐朝三百年的风度气质,只动用了十三个人物,立刻排山倒海般运动起来。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公共史学之作,单单文笔良好就足够,看看陈志坚的作品你就会明白,胸中没有大局,怎么可能如此气韵生动?

  ——唐史专家、百家讲坛主讲人孟宪实先生郑重推荐

  

  

  每天一个人物故事,正史的真实加逸史的八卦,给你不一样的读史体验,浙江文艺出版社读史馆系列新书,网络讨论版本,一日一人物,欢迎大家讨论。

  

  【李世民】和【武则天】是绝配

  李世民形象威武,长着一副大胡子,是充满阳刚气的男人。

  武则天则很美很媚,属于千娇百媚类型。怪不得骆宾王曾恨恨地痛斥她“狐媚偏能惑主”。

  

  唐代最多的不是唐三彩,是女强人——【窦夫人】、【平阳公主】、【长孙皇后】、【房玄龄夫人】、【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安乐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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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整个三百年的大唐皇朝,就是被这一个个不平凡的名字所构架起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三百年大唐是一条河,那么这些名字,就如同是航标灯,标志着唐朝历史的里程碑。

   但在这本书中,除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你更会读到一个个真实生命的喜怒哀乐,甚至是所谓历史家不屑的琐细小节。他们是活生生的人。现代人更关心的历史其实依然是人,是人性,是人心。是的,历史就是由人创造的,就是由一个个有思想、有喜怒哀乐的人创造的。所以,读史就是读人,读人心。此外,历史之所以有趣,并不在于它总是必然的,而在于它也总是充满了偶然性,带给人意外,带给人惊诧,更带给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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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小的楔子:隋唐男人流行怕老婆

  

   今天非常流行的一个说法,将男女关系上的妒忌称为“吃醋”,就来自房玄龄怕老婆的故事。

   唐代笔记小说《隋唐嘉话》记载了这个故事:房玄龄的夫人非常会嫉妒。所以,唐太宗赐给美女,房玄龄总是推辞不受。于是皇帝让皇后召来房夫人,告诉她,高官享有媵妾陪侍,这是有制度规定的。而且玄龄年纪大了,这是皇帝的优宠之意,希望房夫人不要阻挠了!对皇帝旨意,房玄龄总是言听计从,房夫人却根本不理会。皇帝一生气,就说:“你是宁可妒忌而死,还是不妒忌而生?选一个吧!”房夫人很硬气:“我宁妒而死!”于是皇帝派人拿了一壶酒(其实是醋)给她,说:“既然这样,这里有壶毒酒,你喝了吧。”房夫人面不改色心不跳,一饮而尽。李世民叹道:“我都怕了她了,何况玄龄。罢了罢了!”后来这个故事就逐渐流传开来了。

   《隋唐嘉话》的作者刘是著名史官刘知幾的儿子,唐玄宗时期人。所以这个故事的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房玄龄怕老婆,不仅可信,而且著名。

   不过,在那个时期,怕老婆并不是罕见的现象,而是颇为流行。而且越是高官,越怕老婆。最著名的是皇帝,如隋文帝怕独孤皇后,唐高宗怕武则天,中宗怕韦后,都是典型例子。另外,唐初名将张亮、任瑰等,都是酷怕妻子。贞观时期,还有一个桂阳令阮嵩,与客人宴饮时,请了几个女奴来唱歌助兴。妻子就拿着刀子,披头散发跑来拼命。客人四散逃离,而阮嵩则吓得趴到了床下面。后来因为太怕老婆,居然被上司批评并遭解职。

   之所以流行怕老婆,关键在于这个时代女性地位高,特别是一些能干有见识的女性,往往就成了主心骨。贵族高官家里,女性厉害的尤其多。如隋文帝的独孤皇后,经常是在朝廷上垂帘听政,有什么疑难问题,都是她来拍板定夺。隋文帝也很依赖于她。

  房玄龄和夫人的性格正好相反,房玄龄比较温和,而其夫人却很刚烈。夫人姓卢,据说是非常贤惠,而且姿色出众,气质高雅。还在年轻的时候,有次房玄龄生了重病,眼看不行了,于是他跟夫人交代说:“我死了,你还年轻,不要守寡了。”房夫人哭着进屋,居然挖了自己一只眼睛,给房玄龄看,以表明自己矢志不再嫁。

 

  【人物第一帖】

  李世民——秦王破阵乐激扬

  ◆ 史料来源 《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

  ◆ 关键词 天纵英武 赫赫武功

  一、超级音乐会

  二、贵族家世,胡人血统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

  四、从秦王到唐太宗——天下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

  六、失败的收官之战

  七、强人背后的常人情感

  

  一、超级音乐会

  时间:大唐贞观七年(633)正月。地点:玄武门。

  盛大的宴会,高官显贵、地方刺史、蛮夷酋长,济济一堂,觥筹交错。突然间,鼓声雄浑,一支军队风一般冲来,铠甲鲜明,刀枪雪亮。眨眼间,摆开了战斗阵势,拼力格斗冲击。鼓声也激越起来,伴随着武器击打在一起的声音,整齐有力,节奏强劲。接着,“秦王破阵!”“秦王破阵!”高亢的呼喊声一阵高过一阵,各种强力的声音混合在一起,震耳欲聋,惊心动魄。

  

  现场所有的人,不由得目眩神摇,扼腕踊跃。大家忍不住一起高呼“万岁!”蛮夷酋长们按捺不住,伴随着音乐节奏,手舞足蹈。武臣列将更是血脉贲张,兴奋得端起酒杯,不停向皇帝献酒,大声喊着:“这就是形容皇帝陛下百战百胜的光荣啊!”狂欢的气氛达到了高潮,音乐声震荡山谷,传得很远很远,也持续了很久很久。

  与其说这是一次超级音乐会,不如说是战场实景的再现。而这独一无二的乐舞,就是大唐第一曲——《秦王破阵乐》。所谓秦王,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这个乐舞所要表现的,正是李世民出生入死的英勇和他的赫赫战功。

  

  说来挺有趣,唐太宗是唐代第二个皇帝,但人们几乎都将他视为“开国之君”。这种印象是有道理的。首先,几乎是李世民一手打下了大唐江山,完全掩盖了高祖李渊的风采。其次,也更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大唐的强悍性格。

  

  今天的我们,都以大唐为荣,视大唐为盛世。梦回大唐,倾慕的便是它的气势恢弘,风格彪悍。其实每个朝代,就和每个个体的人一样,都有其独特的气质。相形之下,宋代就显得文质彬彬,更像一个文士。而唐代则是一个气吞山河的武将。

  

  一个朝代的气质如何,往往取决于开创者。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虽然也是出身武将,但似乎缺了点气概。宋人的最痛,就是幽云十六州被割占,以至于辽国就像悬在宋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赵匡胤首先想到的解决之道竟是拿钱赎买。他曾说,把每年的财政结余都存起来,叫“封桩库”——等攒得足够多了,就用来向契丹人买回幽云十六州!简直是开玩笑。开国之君如此,难怪整个宋代从头到尾都挨人揍,唉!可以设想,倘是换了李世民,必是第一时间就杀将过去,跃马扬鞭,直捣黄龙!

  

  套用一句话,彪悍的朝代,不需要解释。反过来看,彪悍的唐朝,恰恰来自李世民的彪悍。虽然李世民最为人所知的是“贞观之治”,甚至他的谥号也是“文”。但我总以为,他那被掩盖的赫赫武功,才更可以代表大唐之魂!

  

  二、贵族家世,胡人血统

  李世民这个名字,看起来很普通,其实挺有内涵:据说李世民刚出生三天,就有一个会相面的书生自己找上门来,说这襁褓中的孩子有“龙凤之姿”,以后必是非常之人,二十岁时将“济世安民”。于是李渊就给他取名“世民”。而二十岁,正是晋阳起兵的时候,李世民从此开始了以武力一统天下的征程。

  二十岁的李世民,形象已经很威武了,长着一副大胡子——“虬髯”。唐人甚至给他取外号叫“髭圣”,意思是“大胡子皇帝”。虬髯是英豪人物的典型标志。唐代传奇风尘三侠中,就有“虬髯客”,这也是一个意欲争夺天下的豪侠,很可能就是以李世民为原型创造的。

  

  说到虬髯,很让人怀疑唐代皇室的血统有胡人成分。根据“官方”说法,唐皇室出自陇西李氏,是汉人,而且还是高门。但这个说法,谁都不信。其实李家在北周的时候,曾有过一个姓叫“大野氏”,虽然今天听起来像日本姓,其实是个鲜卑姓。那么有可能祖上是胡人吗?这个现在无法查实了。今天虽然有DNA,但也没法去测唐代皇室的血统。不过根据陈寅恪的研究,李氏祖上应该是汉人。因为他们祖上的坟墓在赵郡,而赵郡的李氏,是李氏最出名的郡望。

  

  其实李世民家族,从母系来说,则肯定有鲜卑的血统。比如他母亲姓窦,祖母姓独孤,都是典型的鲜卑姓。说起独孤氏,我们知道隋文帝的皇后也姓独孤。没错,她们是亲姐妹。也就是说,李渊就是隋炀帝杨广的表哥,而隋炀帝就是李世民的表叔。

  

  李家、杨家、独孤家……这些人都是一个“贵族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我们可以称为“关陇军事贵族”(关是关中,现在的陕西;陇是现在的甘肃),先后开创了三个朝代——北周、隋、唐,是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政治俱乐部”。独孤家族中,还有一个是北周的皇后。也就是说,独孤家族三姐妹,分别是三个朝代的皇后——这肯定是空前绝后的。后来虽然也有宋氏三姐妹,但远不及独孤氏三姐妹的辉煌。

  

  这个“俱乐部”的贵族本来就是军人出身,军事传家的老传统一直保持得不错。比如李渊,虽然史书上对他颇为丑化,但其实他是个高明的政治家,而且年轻时身手极佳。他的老婆——窦氏,就是他用高超的箭术赢回来的,成就了一段“雀屏中选”的佳话。

  

  说起来,这个窦夫人,也就是李世民的母亲,从小就是不凡人物。她妈是北周公主,也就是说,她的舅舅就是北周的皇帝。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舅舅家被杨坚夺了皇位,她很生气,发狠说:“要是我是个男儿,就一定替舅舅报仇!”而神奇的是,后来她的丈夫和儿子替她完成了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不过很可惜,她没来得及看到这个辉煌就去世了。后来李世民每当想起这个,总是会难过落泪。因为这样一个奇女子,所以父母就想着给她找个英雄丈夫,于是给那些求婚者出了一道难题——以一个画了孔雀的屏风为靶子射箭,中孔雀眼睛者中选。结果李渊一上来,“嗖嗖”两箭,正中两只眼睛。于是皆大欢喜,英雄抱得美人归。

  

  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性格偏于谨慎稳重,而母亲则坚强而激烈。很可能李世民更多的是继承了她的性格。有人曾评价李世民“性刚且烈”。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

  李世民出身于这样的家族,自然从小就娴习武艺,尤其擅长箭术。他所用的弓箭与众不同,首先尺寸上就要比普通弓箭大一倍,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也有的说是要比普通的箭长一“扶”(扶是箭的长度单位,一扶约是四指),这个说法看来比较可靠。箭的尾端则装有四支白色羽毛(一般的箭尾是两支羽毛)。这样箭能飞行更远。据说李世民一箭之威,能够在百步之外“射洞门阖”,就是能把门给射穿。我们常说“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而李世民能射穿百步之外的门户,力道之强,实在令人惊异。据说突厥人曾在战场上得到了李世民的箭,到处传看,叹以为神。

  

  在战场上,李世民曾屡屡展示他的箭术,甚至数次在危急之中凭箭术逼退敌人,挽救了自己。在虎牢关和窦建德对峙的时候,他只带了四五个人就敢去探营。别人劝他别亲身冒险,他却对尉迟敬德说,我的箭,加上你的槊(超过一丈八的枪就是槊,张飞的丈八长矛也就是槊),天下何人能当?不用怕!显然他对此是非常自负的。以至于后来唐王朝在祭天等大礼之中,都要特别陈设李世民所遗留的“大弓一、长矢五”,以彰显武功。

  

  李世民经常亲冒锋镝,深入重围,这一方面是战术需要,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出于爱好。那种疾风卷残云般冲击摧毁敌方阵营的感觉,必是无比痛快。更令人称奇的是,李世民经常冲锋陷阵,却从来没有受伤。当然创造这个奇迹,离不开他身边的那些勇士猛将。每当李世民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的时候,他的旁边和身后总是有一支最精锐的队伍,替他挡住了如林的刀枪、如雨的箭镞。如果说他是宝剑的尖,那么其他人就是宝剑两边的剑刃。这整支精骑就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宝剑。

  

  这种作战方式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西方的一位英雄帝王——亚历山大。亚历山大面对绝对优势的波斯军队之时,并没有任何犹豫,直向着大流士冲过去。而他身边的人都紧紧跟着,替他挡住了所有的攻击;大流士看到这个场面,不由得就胆怯了,转身逃跑,于是落败。亚历山大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可以说,李世民屡战屡胜,关键的一点,正在于他有一支非常精锐和非常忠诚的队伍。他是一个真正的领袖,能让人死心塌地追随的领袖。一头雄狮率领的一群狼,结果只有一个:所向披靡!

  

  这个领袖气概,在李世民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得很明显了。史书上说他年轻时“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典型的老大风范。

  

  他忠诚的小弟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本是降将,李世民爱其骁勇,坦诚相待,甚至“出入同卧起”。尉迟敬德大为感动,屡次在生死之间挽救了李世民的性命。后来有人诬告尉迟敬德谋反,尉迟敬德立刻脱了衣服,露出累累伤痕,每一道伤疤,都印记着一次生死之战。李世民当场为之落泪。最后在玄武门之变中,尉迟敬德又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武将之中,他是李世民第一心腹。

  

  其实,在李世民的权力核心圈子中,如尉迟敬德这样一见倾心、终身相随的文臣武将,比比皆是。善于团结人,可以说是李世民最大的长处。不仅是在打天下的时候,更有后来争夺帝位中,危难之际,李世民的班子中,没有一人背叛。李世民的领袖魅力是无可置疑的。这个优点,在“贞观之治”中,更是彰显得淋漓尽致,为后世津津乐道。

  

  如果仅凭一人之力,就是再天纵奇才,也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团队很重要。正是因为善于团结人,善于用人,李世民在文治武功两方面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李世民不仅是个少年英雄,更是一个极孚众望的少帅。

  当上皇帝之后,李世民曾经做过一番自我评价,开头便是:“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

  

  他自称十八岁起兵,后来白居易写诗也说“太宗十八举义兵”。其实李世民出生于开皇十八年岁末,公元599年年初。李渊晋阳起兵则是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世民当时虚岁二十。

  

  不过,在此之前李世民已经有了一点儿军事经验。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被突厥围困在雁门,下诏求援。李世民应募从军,当时军情危急,敌众我寡,他向云定兴提出“必赍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虚张声势”,吓退敌人。虽然不可能起到什么实质作用,但李世民的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初露峥嵘。

  

  史书上说李世民少年时代就“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虽然有吹嘘之嫌,但也能反映出李世民并非有勇无谋之辈。“聪睿”,是聪明,但不是小聪明,而是大聪明。“玄鉴深远”,一般指城府很深,稳重,喜怒不形于色。说明李世民能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考虑问题比较周全。“临机果断”,就是敢拍板,敢负责。这是一个领袖必备的素质。“不拘小节”,不会瞻前顾后,受人束缚。这显然也是做大事的气概。“时人莫测”,可以想象,大概是由于李世民的聪睿和成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可以看到,李世民是一个比较早熟的人,并且是具备了团队CEO特质的少年英杰。

  

  正如李世民自己所说,他最得意的有几次战役,正是凭着这几次战役,唐朝不仅坐稳了,而且得以再度一统天下,奠定了强大的帝国版图。有趣的是,这几次战役,交战的对象刚好是跟今日中国省份大致吻合的几个区域的割据势力。我们就按照今天的省份区域来看看李世民的王业长征路。

  

  陕西——晋阳起兵,克定关中

  大业十三年,李渊由晋阳进军关中,直指长安,拉开了李世民逐鹿天下的序幕。

  进军途中,李世民和李建成分领左右军,统军作战,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时的李世民已经充分表现出善于以骑兵冲锋陷阵的特点。他的军事才能也迅速得到成长。但是,这个阶段,李世民还不是统帅,而只是先锋的将领角色。所以这份功劳,李世民最多得三分之一。

  

  在坐稳了关中之后,李世民才真正开始了统率千军、横扫天下的辉煌。

  

  甘肃——先败后胜,西平薛举

  隋末群雄并起,远在西北一隅的豪杰也不甘寂寞。在李家占据了长安、克定关中的时候,一个兰州富豪薛举趁机占据西北,而且打出了称帝大旗,自称秦。

  

  薛举如果要争天下,只能是东向争夺关中。因为他往西进军,就进了沙漠,几个绿洲显然不足以支撑他的梦想。薛举争天下,并非痴心妄想,还是有一定的资本的——兵强马壮。所谓“兵强”,这一带有相当多少数民族混杂居住,历来民风彪悍,历史上就是出良将的所在。汉武帝时代的皇帝禁军精锐,都在这一带拣选。所谓“马壮”,因为这一地区是隋朝的马监所在,马匹数量多,质量更佳。单纯从军事角度看,薛举确实有资格说话。不过弱点也是明显的——地盘狭小,经济实力相当弱;地处边缘,缺乏政治号召力。所以,夺取关中地区,是薛举必须要走的一步。

  

  与此同时,抢先一步夺得关中的李氏,则把矛头对准西北。李渊、李世民要争天下,东边与诸强并列,形势尚不明朗,不能轻举妄动,因而坐山观虎斗是上策。但西边的形势相对简单,和薛举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搞定薛举,一则稳定后方,二则可以获得更多的良马——这是当时第一要紧的战争资源,其重要性相当于现代战争的石油。

  

  这也是李世民第一次当军队统帅。然而这个第一次,给了他当头一棒。

  唐军和秦军在高(zhí)对垒,唐军人数占优,但比较轻敌,不设防备,战术上落了下风。秦军在对峙时调集了精锐骑兵,绕道后方掩袭,前后夹击,一下就冲垮了唐军,使其死者十之五六,损失大半,数位大将被俘。这是名副其实的大败。

  

  后来史官为了给李世民遮羞,推说当时李世民病了,没有亲自指挥战斗,而把失败归罪于刘文静和殷开山的错误指挥。

  

  其实失败并不可耻,谁能不犯错?关键在于是否能“不贰过”,及时吸取教训。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堪称模范。

  

  这次失败给李世民上了非常好的一课。首先是打消了他的骄傲情绪;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李世民从薛举那里学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骑兵战术——善用奇兵:前方用大军吸引敌军主力;然后运用骑兵的高度机动性能,绕道,从敌军背后、侧翼发动冲击,前后夹击,冲垮敌阵。事实上,这一战术后来几乎成为李世民最拿手的绝招,而且是屡试不爽。之所以后来凯旋之曲叫“秦王破阵”,主要就是指这个战术而言。

  

  可以说,这次失败对李世民来说,来得正是时候。这次失败甚至比一次胜利的意义还要大。

  

  天佑唐朝。薛举本来可以乘胜进军,可这当口,他居然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其子薛仁杲继位,智勇人望都远远不如薛举。而唐军正由李世民率领,卷土重来。

  

  这次李世民充分扬长避短,先是坚守壁垒六十多天,和对方比耐性,比后勤,比消耗。终于,秦军粮食吃尽,有将领投降。李世民一看时机成熟,就策划了一次“以子之道还子之身”的决战。

  李世民先是派一支军队到外驻扎,引诱秦军。秦军大喜,主力尽出。在秦军主力移动的时候,李世民亲率大军,从浅水原之北出击。而且,李世民亲率数十骑兵,率先冲入敌阵。唐军“表里奋击”,敌军大溃。李世民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硝烟未尽,李世民立刻率精骑两千,马不停蹄,直扑薛仁杲所在的折城,当夜兵临城下。不知所措的薛仁杲第二天就出城投降了。当时力劝李世民不要孤军深入的手下都很惊讶。李世民告诉他们,秦军野战大败,主力军队都逃跑了。如果这时候不及时赶过去,主力就会入城,薛仁杲心里有底,就不容易投降了。而抢先一步,扼住归路,秦军就四散逃亡,薛仁杲既无信心,也无实力守城。怎样才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这就是!所有将官都用崇拜的目光看着李世民,这大概也是当年“背水之战”胜利后将官们望着韩信的目光吧。

  

  这一战,可以说是树立了一个样板。李世民后来几乎每次大战,都是运用这一套路:先是固守,消耗敌军,寻找战机;然后是决战,奇兵突起,前后夹击;最后是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彻底胜利。

  这一战,我们可以总结李世民的很多优点,不过最突出的一点是:善于学习!

  

  山西——艰苦卓绝,平刘武周

  按照既定方针,本来接下来的步骤是要解决河南。可是中间出了意外,严重的意外。

  这个意外就是刘武周突然冒出来,占据了山西。刘武周本来是山西北部的地方小官,不过他被突厥看上了,打算将他树立为傀儡政权。与此同时,他还得到一支来自河北的精兵,有猛将宋金刚、尉迟敬德等。

  

  虽然山西本是唐的根据地,基础相当牢固,不过守将不争气,先是李元吉,有勇无谋,后是裴寂,全无将略。而且两人都贪生怕死,一触即溃,一败千里。几乎一夜之间就把山西送给了刘武周,只剩下西南一角——蒲州。那就且看李世民如何绝地反击吧。

  

  李世民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如果他再失败,那么刘武周将很快渡过黄河,兵锋直指长安。这可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李渊也认识到这点,几乎将关中精兵全都押上了。对李世民而言,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李世民第一时间渡过黄河,直达最前线的柏壁,与敌军对峙,像一堵大坝,牢牢地扼住洪水般而来的宋金刚军。

  

  接下来还是对峙,漫长的对峙,整整五个月之久的对峙。这种局面是有利于唐军的。因为虽然唐军作战要跨越黄河,但紧邻关中地区,后勤供给线非常安全,而且方便。相反,宋金刚的后勤补给则要从晋阳运过来,中间经过浩州,而浩州一直牢牢被唐军坚守着,还不时出击一下供给线,截断粮道。这样坚持下去,撑不住的是宋金刚。终于,他要撤了。

  

  这一战就像两个高手过招,双方对峙不能有破绽,一旦露出破绽,就会全盘皆输。宋金刚面对的,正是一个绝顶高手。他一转身要跑,李世民就影子一般贴了上去,而且绝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李世民一旦出击,就如离弦之箭,勇猛决绝。他一口气追了一昼夜,急行两百多里,打了数十次,所向披靡。大将刘弘基执辔进谏说:要等大军跟上来,吃饱饭再追击不迟。孤军深入,太过危险啊!这个建议被李世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等李世民追到雀鼠谷,已经是“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军中只有一羊,他与将士分而食之。接着在介休决战,恼羞成怒的宋金刚将二万之众,布阵七里。唐军虽然疲惫,但气势如虹,怎么可能被打败?宋金刚继续败退。

  

  李世民又一路追击,终于来到了浩州城下。此时的李世民,已是满身硝烟,满脸征尘,人们根本辨认不出他是谁。为了让守城的唐军将士相信自己就是秦王,李世民不得不脱下甲胄,扬起脸来。这一刻,经过了漫长期待和艰苦战斗的唐军,爆发出了最热烈的欢呼,声震云霄,接着又纷纷哭起来。他们一直绷紧的弦终于松了下来,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秦王!是希望!是胜利!

  

  就是在这一次战争中,军中首次唱响了一首凯旋之歌,也是一首军民自发唱起来的歌。这就是后来的《秦王破阵乐》。

  

  这一战的结果就是李世民一口气把宋金刚,包括刘武周都给赶到了草原上。整个山西都重新回归了唐的怀抱。这一战对李世民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他已经获得了唐朝军队的军心。

  

  这一战可讲的也很多,不过李世民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坚决!

  

  河南——围攻洛阳,平王世充

  解决了山西的意外,唐朝重新回过头来,把目标对准了东部地区。首当其冲的就是洛阳王世充。

  

  王世充才智非凡,口才极佳。但他致命的问题是黄发碧眼——是个胡人。这点导致他的政治资源有限,号召力缺乏,很多猛将都不甘屈居他手下,往往投奔唐朝,如秦叔宝、程咬金等等。好在他还有个固若金汤的洛阳城。

  

  攻克坚城,对李世民来说,是个棘手的难题。因为李世民最擅长的是骑兵,机动灵活,便于野战。但对攻取坚城,没有太多经验。前后围攻洛阳孤城达十月之久,却未进寸步。以至于将士“疲弊思归”,请求班师。攻坚乏术,可能是李世民军事上唯一的缺陷。事实上,这个缺陷后来在攻打高丽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明显,以至于屯兵坚城之下,久久不能攻克,终于铩羽而归,成了他一生最大的败笔。

  

  在包围洛阳之前,李世民和王世充军队作战,曾数次陷入危机。都是因为他率轻骑亲自侦察导致的。实际上,几乎每次大战之前,李世民都要亲上前线侦察敌情。这可比阵前冲杀还要危险。因为侦察都是轻车简从,也没有后继援兵,一旦遇到大批敌军,很难逃脱。真可谓是孤胆英雄。但李世民乐此不疲。

  

  一次在洛阳西部的慈涧,李世民寡不敌众,陷入重围,左右都很害怕,李世民让手下先回,自己亲自殿后。只见他左右开弓,敌人“皆应弦而毙”。经过血战,杀出重围,等回到军营,埃尘覆面,军中都不认得他,不让进。李世民只好再次免胄自言,才得入。摸清了敌情,第二天,李世民再率大军紧逼慈涧,王世充不得不撤回洛阳。

  

  还有一次是在洛阳北部的邙山。李世民率五百轻骑,在前线遇到王世充万余人。结果双方一场苦战,居然杀敌三千。这看起来就像神话一样。不过也未必不是真的。因为当时双方作战,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奇迹:王世充派两个将领攻掠唐境,唐将王君廓用计将其击却,李渊特别下了一个诏敕慰劳说:“卿以十三人破贼一万,自古以少制众,未之有也。”看来十三人破贼一万,居然也是真的发生过。虽然用了计谋,那也是不可思议。以此看来,李世民率军五百,大败万人,并非不可能。那时唐军的剽悍善战,实在是令人神往。

  

  而对于这支精锐之军的灵魂人物李世民,我们也不得不伸出大拇指,夸一句:剽悍!

  

  河北——虎牢决战,天下归一

  李世民在对付王世充的时候,还打草搂兔子——顺手把河北窦建德给灭了。

  这一战,是李世民一生战功最辉煌的时刻——著名的虎牢关战役。虎牢关,唐代都叫武牢关,因给他们祖先李虎避讳。所以,有虎字的,都要改,就连老虎也要避讳,改叫大虫。

  

  其实,从战术来说,这次战役并没有太新鲜的东西。从前期的对峙消耗对方耐性,到决战的包抄战术,都是很成熟的操练。

  

  只不过这次的胜利果实来得分外大些,是个意外的惊喜。其实这次胜利,很大程度上在于李世民有一股子冒险精神,通俗点说,李世民有赌徒的个性。冒险成功,所以他获得了意外大奖。

  

  当时的境况,本来对唐军是相当不利的:内有久攻不下的洛阳王世充,外有窦建德的新锐之军,特别是窦建德的军队,从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输于唐军。搞不好就是一个左右夹击,血本无归。当时唐军内部,基本上都是持撤军的意见。这些意见是比较稳健的,不能算错。

  

  但李世民坚持到底,不退反进,迎头而上。他要赌一把。他敢铤而走险,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他性格中特出的一面。这也是后来他敢于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原因。

  

  问题还在于,李世民虽然是个赌徒,但决不是一个鲁莽的赌徒,他是智谋在先的赌徒。当时李世民的如意算盘是:洛阳已经是唾手可得了,如果能堵住窦建德一阵子,抓紧时间攻下洛阳,那么,河南尽入唐朝,再回头全力对付窦建德,就有把握了。

  

  这种情形并不是不可能出现的。事实上,后来在对峙过程中,窦建德没有能尽早决战,耽误了时机,损失了锐气。李世民抓住时机,勇猛出击。当唐军冲到夏军军营的时候,窦建德刚刚召集的百官会议匆匆散会,一下子阵脚大乱,窦建德意外被俘虏。这一把,李世民又赌对了。

  

  这一战,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冒险,李世民胜在运气,但从博弈的角度看,李世民的赢面是最大的,而李世民最善于把握机会。所以,这一战,李世民胜了,胜得冒险,胜得有道理。

  

  爱拼才会赢。是的,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时候的李世民,那就是:拼搏!

  

  四、从秦王到唐太宗——天下

  虎牢关一战奠定了唐朝的天下。然而李世民从虎牢关回到长安的时候,发现自己处境微妙,因为他已经是功高不赏。

  

  在此之前,李世民已经是尚书令,这是品级最高的官位了。另外,他还担任陕东行台大总管,有地方军政大权。于是李渊只能额外为他新造了一个头衔——“天策上将”。天策上将位极一品,还可以开府。所谓开府,就是可以设置一套属于自己的班子,当然都是国家给开工资的。

  

  这已经是超级的赏赐了。但战功如此卓著的李世民会满足于此么?谁都知道,不会!对雄心勃勃的李世民而言,另一个战场刚刚拉开序幕。

  

  赫赫战功给李世民带来了什么呢?

  首先是有了威望,有了问鼎皇位的资格。魏徵早就说过,“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而且,李世民在军队中声望极高。这点很重要。

  

  其次,这些战功的获得,也不可避免地让李世民有了更大的野心。战场上那种叱咤风云的感觉,绝对会让人欲罢不能。像李世民这样的天生领袖人物,以后只做一个庸庸碌碌、谨守本分的顺臣,那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战争过程中,他已建立起了完全忠于自己的一个班子,一个利益集团——文臣有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武将有尉迟敬德等。这些功臣追随李世民,都立下了大大小小的功劳。毫无疑问,主子和追随者已经连成一体,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李渊继续做皇帝,他们都还能混得不错,但假设太子建成继位的话,包括李世民在内的这个集体,下场是可以预见的。他们不能期待李渊活到一百岁吧?

  

  天策上将已经是不世的勋荣,但毕竟还是臣,和皇帝相比,这个天策上将就和蚂蚁差不多。君臣如天隔!然而欲跨过这一步之遥,对李世民和他的追随者来说,却需要巨大的决心,艰苦的努力,还有不错的运气。

  

  本来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李渊完全可以让李世民来做太子。但李建成一开始就被立为太子,而且一直没有什么过失,相当称职。所以李渊不忍心。他大概还是用一家人的关系来看待儿子们的争斗吧。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皇帝之家了。他们争斗的,不是一份简单的家业、爵位,而是整个天下!李渊还没有一个皇帝的自觉,没有做皇帝的意识和经验,而且他也还不够狠。所以,他自己也终于成为玄武门之变的牺牲者。这是他“自找的”。政治永远是这么残酷和肮脏,总是让最“坏”的人获胜。

  

  在李世民的孙子、曾孙辈的时候,相似的情况再次出现,睿宗皇帝继位的过程中,老三李隆基立下大功。但是当时身为大儿子的李宪很主动地让贤,让李隆基当太子;不久之后,睿宗李旦也主动要求退位,当太上皇去了。就这样,最高权力顺利过渡到李隆基手里,从而避免了更多的风波和流血事件。这个结果,未尝不可能是玄武门之变的一个另外结果。

  

  可惜,李渊、李建成没有这么明智,也没这么幸运。随着六月四日那天,李世民手里的大箭再次破空而出,一切都已经注定!这一回合,李世民再次胜出,这回,他获得的是整整一个大唐天下。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

  李渊从臣子到皇帝的角色转换,很失败,但李世民却非常成功(也许是最成功的)。关键一点,在于李世民能与时俱进。

  

  一开始所提到的那首雄壮的《秦王破阵乐》,其实在唐代官方的名字叫《七德舞》。所谓七德,是指武有七德。这个名字是李世民亲自改的,其含义何在?首先当然是纪念自己的无上武功,同时更深一层含义则是——偃武修文。

  

  李世民曾经在奏《七德舞》时说:“朕虽以武功兴,终以文德绥海内。”当时封德彝上前说:“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李世民很清醒:“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结果德彝磕头谢罪。这段故事很清楚地说明,当上皇帝的李世民清醒地认识到时势变化了,工作重点应该转入到文治,不能继续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吃老本。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让李世民开创出一个空前绝后的“贞观之治”。

  其实这个转换,早在征战天下的时候,李世民就有意识了。说起来这也是李世民一次失败的教训换来的,那就是和太子建成的一次较量——再平河北。

  

  河北的窦建德虽然战败身亡,政权也垮台了,但起初唐朝对河北的统治比较强硬,导致民心不附。所以,很快,窦建德的余部在悍将刘黑闼的统领下,开始反叛,而且一下子席卷了河北全境,势头很猛,唐军损失严重,连李也吃了大败仗。当然,最后还是李世民出兵,平息了叛乱。在这次平乱中,李世民还是比较信赖自己的强大武力。事实证明,他的武力依然强大。但后来的情况却说明,纯粹以武力解决问题,不仅很吃力,而且效果也不能持久。所以,不久之后,河北再次“沦陷”,估计这很让李世民抓狂,又有点无奈。

  而再次搞定河北的却是李建成。李建成在魏徵的策划下,主动要求出征河北。李建成与李世民相反,用“柔道”,他采取安抚民心的做法,发出公告,效果极佳,不仅非常迅速地平息了叛乱,而且让局面彻底稳定了下来。

  

  可以说,这次李建成的举重若轻,几乎把李世民的赫赫功绩都给比下去了。李世民战无不胜固然令人钦佩,可中国人向来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可是用兵之最高境界。李建成用“柔道”安定河北,显然就比李世民光用蛮力来得高明一筹了。

  

  这次双方的暗中较量,给李世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他充分认识到,怀柔策略有时候比武力来得更加有力!前面说过,李世民是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所以他很快就明白,要治好天下,一定得用“文”,用“德”。

  

  其实感悟这个道理并不难,难的是李世民能转变自己。成功往往会让人们迷信自己以往的经验,尤其是建立了李世民这样的不世功勋后。但李世民没有迷失自己,他及时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并努力修正,实在是了不起。

  

  当然,李世民之所以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抱负,他的野心,他的胸怀是天下的,因此他的眼光决不是短浅的,行动也决不是愚蠢的。所以,李世民不仅是名将,更是合格的皇帝,合格的政治家。

  

  当然,作为杰出皇帝的李世民,也并没有偏废“武”。实际上,在贞观期间,李世民继续指挥着千军万马,纵横沙场,安定边防,开疆拓土。武功之盛,相当惊人。只不过,李世民将文武两手运用调配得恰到好处,能够相得益彰,将战争的压力几乎都化解于无形。

  李世民可谓军事艺术家,总能“好钢用在刀刃上”。具体分析,则有三点:一、控制节奏,掌握主动。每隔四五年,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就不会过分耗费国力;二、抓住时机,速战速决。几乎每次战争都做到事半功倍;三、统筹全局,各个击破。充分利用外交、结盟等手段来配合战争。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了李世民高超的军事天才。

  

  把握机会,平定突厥

  李世民军事上的辉煌总能说明他善于敏锐地捕捉机会,把握机会,平定突厥一战就是最好的范例。

  

  李世民踏着血迹登上了皇位,同时也接过了一副沉重的担子。除了百废待兴的内政之外,他面临最大的敌人是强大的草原之主——突厥。

  

  说起来,李世民的第一次从军经历,就跟突厥有关。

  长孙皇后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岳父长孙晟,恰好是个突厥专家。当初隋文帝正是因为用了长孙晟,所以没费多大事,就消除了突厥这个劲敌的威胁。长孙晟可以说是经国之才。长孙晟去突厥本是因为送婚——替北周皇帝送一位“千金公主”给突厥可汗和亲。可能因为射术了得——长孙晟曾一箭射下双雕,令突厥可汗刮目相看,以至留他住了一年之久。哪料想,突厥留了一个致命的间谍——长孙晟乘游猎之机,详细侦察了突厥山川形势及部众强弱。后来长孙晟巧妙运用了各种策略,让突厥内部分裂,实力一落千丈。

  

  不过突厥很快重振雄风,再度成为大漠主人。尤其是隋末的时候,中原群雄逐鹿,各方势力都争先结交突厥,以求得强援,而突厥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上了牵制中原诸雄的招数。比如开始突厥支持李渊起兵,待到李渊免除后顾之忧,顺利攻占长安,建立起唐朝之后,突厥便支持刘武周等人再来攻击唐朝。

  

  只可惜,唐朝有个李世民,突厥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唐朝迅速削平群雄,一下子就完成了统一局面。于是,唐朝就直接和突厥面对面了。也就在唐朝内部统一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突厥的进攻突然猛烈起来,从武德七年(624)开始,几乎是每个月都有突厥入侵的记载。作为游牧部族的突厥,他们已习惯于劫掠农耕地区,这几乎就和打猎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劫掠的利润更大更丰富。

  这两大强手的直接交锋在所难免,决战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时间会来得这么快。李世民刚上台四年,就一举把超强的东突厥给彻底灭了。

  

  其实这天的到来,对于李世民来说,并不是太意外。因为这是他时刻在期待着、盼望着的结果。他的动力来自——雪耻!

  这个耻辱,首先是来自他的父亲李渊。李渊在起兵之初,为了获得突厥支持,曾经称臣。突厥使臣甚至登坐皇帝御榻,嚣张跋扈,令李世民痛恨之极。

  

  耻辱更有李世民自己的。李世民刚刚继位,颉利可汗就想来个下马威,长驱直入,兵临长安城下。李世民亲自前往,和颉利可汗会面,最后谈判成功,杀白马盟誓。不过这是“城下之盟”,唐朝要付出大量的金帛财物。简单地说,李世民被狠狠敲了一笔。这放在宋朝,皇帝的反应估计是会松了口气,但对李世民这样的血性男儿来说,实在是口咽不下的恶气。

  

  其实在当时的情形下,唐朝也可与颉利可汗一搏。因为毕竟突厥孤军深入,是个很冒险的军事行为。但考虑到唐朝当时尚不可能一战就消灭突厥,如果双方撕破脸开战,无疑会是一个漫长的对峙。而唐朝“国家未安,百姓未富”的现状,实在吃不消这种大消耗的战争。李世民认为,应该暂时隐忍,等待时机。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一招致命,干净利落。总之,不能把自己陷入战争的泥潭中,也不能陷入冷战中。李世民硬生生把这口气给忍下来了,他已经是个很成熟的政治家了。

  

  不过,等,也是积极的等。国家实力不够,那就把军队这把刀给磨锋利,再锋利些。贞观初年,李世民居然让将士们在宫殿前习射,亲自指导。大臣们一看,这可使不得啊!本来按照法律,任何人带着武器出现在皇帝面前,都是死罪。而且这些人中,万一有谁给皇帝来这么一下,不就麻烦了吗?甚至有个刺史骗了一匹驿马,跑到长安来切谏。可李世民一概不纳。说,这些将士,都是我绝对信任之人。将士们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几年下来,军队“悉为精锐”,李世民建立了一支特种兵级别战斗力的精锐之师。这种战术思想,在今天恐怕也是先进的。

  

  机会来得很快。本来把握机会就是李世民最拿手的。这和战场上的对峙坚守,是一个道理。所以,当四年之后,强大的突厥出现了裂痕,内部高层矛盾激化,分裂,臣属部族开始反叛,甚至老天也不帮忙,一场大雪冻死牛羊大半之时,李世民迅速反应,果决出兵。当时有个唐朝使臣回来对李世民说,我看三年之内突厥要完蛋。李世民摇摇头,说时机已到:“趁你病,要你命。”他手一挥,唐朝精锐尽出,直捣黄龙,一招制敌。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被俘虏,东突厥就此画上句号。史书上说“漠南皆空”,漠南就是今内蒙古地区。

  

  这次出兵,李世民把唐朝北方边防问题解决了。

  太上皇李渊在听到俘虏了可汗后,不由叹道:“当年汉高祖被困白登山,终身不能报仇;现在我儿子能灭突厥,我算是托付对人了啊!”这时候,李渊也不得不承认,二儿子做皇帝,是最合适的。

  所以,这次战争,是军事的胜利,也是政治的胜利;是外部的胜利,更是内部的胜利。李世民给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增加了重重的一个砝码。

  

  张弛有度,保护国力

  灭东突厥五年之后的贞观九年(635),唐朝又大举用兵,平了吐谷浑。

  事实上,李世民每次大规模用兵,都是相隔四五年时间。这个时间节奏,把握得很好。让我们看一下贞观年间的战争时间表:

  贞观四年(630),平东突厥(今内蒙古);

  贞观九年(635),平吐谷浑(今青海);

  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今新疆东部);

  贞观十九年(645),平高丽(今辽宁)。

  可以说,贞观时期,除了几次小型战役外,每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间,几乎都是五年左右的时间间隔。这个规律很明显。显然,这是李世民有意识控制的一个节奏。其原因有二:

  一、间隔五年用兵一次,可以有时间积累物资,不会导致民力的过分损耗。战争,是一种巨量的物资和人力消耗。贞观虽然号称盛世,但毕竟刚刚经历过一个乱世,人口剧减,经济总量很低。而贞观时期的战争,基本都在边疆地区,很多时候都是劳师远征,这对后勤供给的需求就更大了。成倍增加的后勤供给对国力是个很大的考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汉朝。虽然汉武帝时代是鼎盛时期,汉初七八十年都休养生息,储备了巨大的财富,但和匈奴打了几次大仗,就导致国库空虚,要额外增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农民起义纷纷出现。

  

  所以,贞观时期并不适合大规模用兵,如果必须用兵,那也得有个缓冲时间。积累五年左右,差不多物资可以支持一次大型战役。

  二、五年左右打一次,也是练兵的节奏。刀不磨,要生锈。军队也是如此。就以贞观九年平吐谷浑来说,本来吐谷浑是在青海一带的游牧政权,比较安分守己,虽然跟突厥一起打劫过唐朝,不过都是些小摩擦而已。李世民要出兵吐谷浑,从战略上看,是保障河西走廊安全。另外,也是要借此来锻炼军队,特别是艰苦长途的行军能力。

  

  在唐军进攻的时候,吐谷浑可汗把野草都烧掉,坚壁清野,让唐军的马没草可吃;然后轻兵逃入沙碛深处。唐军坚定追击,侯君集、李道宗一路率军行进,这里海拔很高,盛夏降霜,天气恶劣。又有“无人之境二千余里”,没有水源,地理条件也很艰苦。但是唐军“人龁冰,马啖雪”,终于追及可汗伏允,大胜而归。

  

  其实这次作战,正是五年之后唐军灭高昌的一次彩排。因为高昌地处西域的东部,在今吐鲁番盆地。从唐朝边境到高昌,要渡过一个千里沙碛——当年玄奘就在这里历尽艰辛,差点丧命。一路上白骨累累。所以,高昌国王鞠文泰曾经很放心地说:“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二千里的沙碛确实是个巨大的障碍。可他忘了,正是五年之前,唐军深入高原,也是跨越“无人之境二千余里”的沙碛而击溃吐谷浑的。那次行军的主将侯君集,恰好就是此次灭高昌的主帅。

  因此可以说,吐谷浑之战,就是高昌之战的预演。实际上,李世民虽然平了吐谷浑,但继续让吐谷浑可汗之子统率本族本地,羁縻服属之而已,并没有纳入到中央的统辖之内。

  

  全面布局

  李世民平吐谷浑,并没有吞并的兴趣。但对高昌却完全不同。这是由于两者的战略价值不同所致。事实上,平高昌,是李世民“开发大西部”大计划的第一步。

  

  中原王朝对西域的开拓,从汉武帝开始。隋炀帝也很有兴趣,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如裴矩写过一部《西域记》。后来唐太宗也曾让玄奘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本质上,这是一部西域地区各个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情报报告。李世民开拓西域的野心不言而喻。

  开拓西域这种做法,向来被传统儒家文臣所反对。比如魏徵就是坚定的反对派。但李世民却完全不听他的。

  

  魏徵看到的是经济利益账。当时高昌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站,中西贸易的必经之路。如果能控制高昌,那么贸易利润是非常大的。但是军队远征需要消耗巨额军费,以后驻兵还需更多的长期费用。用魏徵的话说:“今若利其土地以为州县,则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供办衣资,违离亲戚,十年之后,陇右虚耗矣。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国,所谓散有用以事无用。臣未见其可。”

  

  李世民算的则是军事战略账。如果唐朝欲进军西域,高昌是第一站。陈寅恪曾经指出:占据西域的根本目的,则在于保障关中地区的绝对安全。关中是唐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但西北不远处的西域一带,当时仍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如果要保障关中的安全,就非得先控制住西域地区不可。所以,李世民派侯君集拿下高昌国后,开始是设置“西昌州”,然后立刻改称“西州”。一般来说,两个字的,都是羁縻州的名称;而一个字的,多是正州。正州就是和内地的州一样,由中央政府直辖。李世民设“西州”,显然是要直接指挥西州地区。

  

  从此之后,西州就成了唐朝进军西域的一个桥头堡。从此向西,步步扩展。到贞观二十二年(648)的时候,首次出现“安西四镇”的布局。此后的高宗、玄宗时代,唐朝在西域不断开拓,一直到葱岭以西,达到历史上一个辉煌的顶点。而这一切,都发端于唐太宗破高昌、设西州的这个时候。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李世民的眼光超过了魏徵。

  

  不过,现代史学家分析了西州人的户籍,发现了一个事实:在高昌国时代,人们的寿命,特别是男子的寿命,要远高于西州时代。这是因为,作为桥头堡的西州,大量青壮年男子都被国家征发从军,战死疆场无数。我们回头看看当年鞠文泰对唐朝使者说的这番话,恐怕也是别有意味吧:

  

  “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你们的东西很好,可我不喜欢,我只喜欢我的。

  但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李世民要做的,就是掌控一切。

  

  六、失败的收官之战

  作为时代的最强者,李世民一生无往不利,风光无限。但就是他最后的收官之战,却带给他真正的失败,留下了深刻的遗憾。

  其实从战争的结果来看,唐朝攻占了高丽的很多地方,跨越了辽河,把高丽的空间压缩了很多,也为后来唐朝进一步进攻高丽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后人基本都以失败来看待这次高丽之战,这主要还是从战略的角度着眼。因为李世民的目标是要彻底征服高丽。无疑,这个目标没有达到,失败了。

  

  自当皇帝之后,李世民再也没有亲征过。贞观年间的所有大战,他都只是制定基本方针,具体战役都交给将领们去完成。而这次亲征高丽,一则说明他重视,二则也因为他有充分信心。总之,他是志在必得。可最后他都没能越过鸭绿江,离征服高丽的目标相去太远了。

  

  后人因为这次战役失败,也多持批评态度,认为他没有吸取隋炀帝的前车之鉴,重蹈覆辙,实在不该。这个意见不无道理。隋炀帝时,国富兵强,但以倾国之力也没有拿下高丽,甚至连像样的进展都没有。当然原因有很多,其中高丽的强悍也是不容忽视的。另外,地理位置对高丽很有利。首先,高丽地处偏远的东北,而隋唐的中心都在西北之关中地区,相距很远。其次,这个地区,雨季在农历六七月间,从农历八九月至来年二三月之间,又是寒冻天气。所以,有利的攻打时间,只能在冻期已过而雨季未临的短暂时间。这就要求进攻方必须速战速决。但高丽特别擅长固守,而且坚城众多。因此,高丽是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

  

  李世民恐怕没有充分意识到,唐军在攻打坚城方面,并没有太好的成绩。当年攻打一个洛阳孤城,都苦战十个月之久不能下。贞观年间的战争,也都是针对草原民族,打的是野战。唐军可以凭着更加强大而灵活机动的骑兵获胜。所以,这次战役,唐朝完全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失败是合乎逻辑的。

  

  李世民是个明白人,高丽虽然面积小,但绝对是一块硬骨头。那他为什么还要力排众议,坚持亲征高丽呢?

  

  替李世民辩护的,大多是认为:李世民是为了“无贻子孙忧”。他在贞观十七年(643)立了李治为太子,担心李治过于仁弱,若是由李治来打高丽,恐怕就会像隋炀帝一样,后患无穷。

  

  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高丽在当时已经有坐大的趋势。中国历史上,从东北崛起的政权,往往会给中原政权带来灾难性的威胁。前有鲜卑的北魏,后有契丹、女真等。也许李世民正是要将危险消灭于萌芽之中。

  

  不过,从李世民每隔五年发动一次大战的规律来看,很可能打高丽早在他的计划之中。他之所以要打高丽,可能也是与隋炀帝的失败有关。

  

  李世民做皇帝,有个很好的反面教材,那就是隋炀帝。几乎在内政的每个方面,他都是与隋炀帝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取得了“贞观之治”。但是在对外的野心上,李世民却和隋炀帝颇有相通之处。当然,从效果上看,是有天渊之别,隋炀帝很失败,而李世民超级成功。这些无疑都增长了李世民的自信和骄傲。

  

  大家都知道,征高丽是隋炀帝最大的败笔,他因此而身亡国破。恐怕李世民也非常希望在最后这件事情上,再次能给自己一个证明,证明自己能拿下高丽,证明自己确确实实比隋炀帝英明出色!所以,我认为李世民征高丽,是要和隋炀帝一比高下。

  

  最后一点,可能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李世民恐怕也不太能容忍高丽对“天朝上国”的傲慢和挑衅吧?

  

  房玄龄临终给李世民上表,说:“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它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房玄龄是最理解李世民的人,他就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内为前代雪耻”。所以,总的来看,征高丽此举,其政治军事意义恐怕还在其次,而争强好胜的心理,也许更是主要因素呢!有了私心,就容易判断失误。这可能就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七、强人背后的常人情感

  李世民是个超级强人,他的性格上面,颇有好胜心态。甚至小事上也是如此。曾经有一次,西域进贡来一个胡人,善弹琵琶,创作了一个曲子,弹起来极为华丽复杂。李世民不想输了场面,于是就搞了一次酒会,在酒会上让这个胡人音乐家当场演奏一遍。其实他早已经安排了宫里的一个音乐高手叫罗黑黑的,隔着帷幕听。一遍之后,李世民对胡人音乐家说:“这个曲子不稀奇,我宫里的人都会啊。”然后叫出罗黑黑来弹,居然一个调子都没遗漏,从头到尾,重奏了一遍。只不知道那个胡人音乐家会不会精神分裂?这样的李世民,其实和一个好胜的男孩并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是超级强人,虽然是贵为皇帝,但李世民一样有常人情感,而且比常人来得更夸张。因为他本来就是性格张扬,喜怒之情充沛。所以,我们常可看到李世民的喜怒哀乐表达,比如他会哭:

  

  他的结发妻子长孙皇后死后,他很思念,常登楼眺望陵墓。有次他和魏徵一起登楼,魏徵假装看不见,然后故意说,我还以为你给我看高祖的陵呢。李世民为之痛哭一场,不再登楼。

  

  他也为他的女儿哭。李世民有很多子女,其中长孙皇后生的二女儿晋阳公主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公主小名兕子,意思是小母犀牛。这样一个名字用在娇俏可爱的女孩身上,可以想象这个女孩是多么可爱,父亲又是多么疼爱她。而这个小犀牛也特别聪明乖巧,据说能写一手极佳的“飞白”书法,甚至拿去和太宗的亲笔书法混在一起,别人也分辨不出来。而且还心地善良,脾气很好,常常能让李世民转怒为喜。可惜的是,晋阳公主年仅十二岁就病逝了。李世民几乎不能接受这个打击,一个多月都没有正常进食,哀伤无法抑制。不论何时何地,他只要想到或看到任何与晋阳公主有关的事物,都要泪水长流,多的时候甚至一天就这么哭上几十回。这个太不正常了。于是大臣们就去劝皇帝节哀。李世民叹道:“你们说的那些道理,其实我都明白。我也知道,人已经没有了,再怎样悲伤都于事无补,也换不回我的女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控制不住这种悲伤啊。”这时候的李世民,不是强人,也不是皇帝,就是一个伤心欲绝的父亲。

  

  除了为亲人哭,他也为大唐将士而哭。在征战高丽之后,退军之前,李世民下令收集阵亡将士的尸骨埋葬,用最高级别的太牢礼祭奠,亲自写了祭文,到灵位前哭祭,声泪俱下,非常痛切。这一刻的李世民,一定是非常难过,有这么多的大好男儿,慷慨从军,而今却葬身他乡,这是真正生离死别的悲痛。

  

  李世民不仅对人重情感,就是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骏马,他也深情眷恋,不舍得分开。所以在昭陵前面,他下令刻上了他骑过而战死沙场的六匹骏马,这就是所谓的“昭陵六骏”,并为此亲笔撰写了《六马图赞》。直到千载而下的今天,这些骏马的矫健雄姿还是栩栩如生。而从这些骏马的雄姿中,似乎依然能看到那位如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骑乘在上面,手持长弓大箭,身披黄金盔甲,发出一声巨大的呼喊:“杀!

  

  【人物第二帖】

  武则天——上林花开不须春

  一、花须连夜发

  二、她长什么样

  三、她和她的亲戚们

  四、她和她的男人们

  五、她和她的子女们

  六、她和她的敌人们

  七、比女人更女人

  八、比男人更男人

  九、无字碑歌

  

  

  

  ◆ 史料来源 《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

  ◆ 关键词 丰腴妩媚 刚狠冷酷 女皇

  

  

  一、花须连夜发

  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这首诗,题目为“腊日宣诏幸上苑”,意思是:腊月的一天,皇帝要去御花园赏玩。诗歌的内容则是说:明天皇帝要去御花园了,赶紧报告春神,让花儿都连夜给我开放了,不要等到天明。

  

  这霸气十足的诗歌,显然不是凡人能写的。对了,作者署名的,就是武则天。

  

  关于这首诗,还有背景故事。《唐诗纪事》中说,天授二年(691),武则天刚刚当了大周的皇帝。腊月的时候,有些官员有所图谋,就骗武则天说现在花开了,请幸临御花园。武则天答应了,不过后来又有些怀疑,于是派使者去宣布了特别的诏令,就是这首诗。结果第二天,居然御花园遍开名花。群臣又惊又怕,终于没敢怎么的。这个故事神叨叨的,连记载此故事的人也忍不住加了一句评论说“此皆妖妄,不足信也”。

  

  关于这首诗,还有一个神话故事。据说武则天于某年冬天游上苑,令花神催开百花,花神奉旨,百花齐放,唯牡丹傲骨,独不奉诏。武后大怒,贬之洛阳,所以导致从唐代开始牡丹之盛都是以洛阳为首。

  

  这些显然都是编造的。不过这些故事的流传,倒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民间有些人相信武则天有通天之能,居然能指挥神明。这反映了唐代百姓的一种心态,他们对武则天能做上皇帝这一事实,还是非常惊异的,所以用超自然力来解释武则天现象,这样才符合自己的经验。

  

  确实如此,武则天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一个最大的传奇。当然,我们尽量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来解释这个传奇,来走进她的世界。

  

  

     二、她长什么样

  其实武则天并不能算她的名字,而是她的一个称号。她最后的尊号是“则天大圣皇后”,而这个尊号又来自她的最后一个皇帝尊号“则天大圣皇帝”。

  

  武则天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叫武曌。另外,她十四岁初入宫时,很得李世民欢心,曾赐号“媚娘”,故也称武媚娘。

  

  由“媚娘”这个名字,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武则天必是一个千娇百媚的女子。骆宾王曾恨恨地痛斥她“狐媚偏能惑主”。可以肯定,武则天非常有吸引力。史学大师陈寅恪就曾经断言,如果唐代美女PK的话,武则天的相貌美丽程度,要在号称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之上。

  

  我们光凭想象并不能确知武则天的相貌。所幸的是,今天还有些证据,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比如武则天唯一的女儿太平公主,据说长得像她妈,而太平公主的相貌,则是“丰硕,方额广颐”。意思是长得丰满强壮,宽额大脸。如果可信,那么武则天也应该是“丰硕,方额广颐”,而我们知道,唐代以胖为美,所以武则天这个相貌描述比较可靠。

  

  此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证据:今天洛阳龙门最著名的卢舍那佛,当是以武则天为模特塑造的。

  

  这么说是有根据的,首先这尊奉先寺的卢舍那像是属于皇家的造像工程,工程设计和施工由高宗亲自任命制定。据《造像铭》记载,武则天曾经捐了“脂粉钱二万贯”用以塑像,落成之后的开光仪式,武则天也亲自参加了。可见,这个佛像对她意义非凡。

  

  另一方面,将皇帝作为佛像的模特,是北魏以来造像的传统。北魏自文成帝以后都非常佞佛,而当时有个和尚昙曜乘机宣扬“皇帝即现世佛”的理论,所以在受命造像的时候,他就以北魏前后五位皇帝的形象为模特,先后塑造了五尊大像,今天我们可以从大同云冈石窟中看到这些佛像,都是面目各异,颇有写实风格。就连服饰,也都体现了北魏当时的特点,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帝佛合一,人神合一”的精神。后来北魏迁都洛阳后,继续在龙门建造新的石窟,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唐朝。

  

  不过唐朝皇帝是崇道为先,因为号称道教祖师老子李聃是他们李家祖先,所以不能去造佛像。而武则天就不同了,她一向佞佛,为此投资无数。造龙门卢舍那像的时候,她和高宗号称“二圣”,地位已极为崇高,况且武则天向来野心勃勃,没有什么她不敢做的。卢舍那佛正是如来佛的化身之一,含义是彰显美德。所以,武则天在掏钱造佛像的时候,把自己的形象塑造进去,那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而且,这尊卢舍那佛面容丰腴饱满,显然也符合“方额广颐”的特点。

  

  所以,我们有把握地说,今天看到的卢舍那佛的脸,就是武则天的脸。

  

  这尊佛像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头部稍低,眉若新月,丰颐秀目,双目俯视,嘴角微翘,含笑不露,显得庄重而文雅,睿智而明朗。可以想象,当年高踞宝座上的武则天的迷人风采,当更甚于此。

  

  然而,雍容华贵、慈祥安宁,只不过是武则天的一个方面。她在爱人面前想来是妩媚的,但在敌人面前她则肯定是冷若冰霜的。武则天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

    三、她和她的亲戚们

  这里所说的亲戚,特指她的娘家人,包括娘家一方的亲戚。

  她的父亲武士彠(huò),也是唐代开国功臣。不过出身却是个商人。当然,是个资财非常富厚的商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他经常结交贵官,招揽宾客。这个习惯,让他得以结交到了李渊。据说李渊到山西,经常住宿他家。李渊这人有个特点,就是特别爱照顾老朋友。有了天下之后,他就常用官爵赏赐故旧(这其实是不成熟的政治表现)。所以,后来武士彠在唐朝平步青云,官居三品,晋封国公,俨然也跻身贵族了。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倒是正经八百的贵族,乃是陇右大士族、隋朝宰相杨达之女。这个媒,还是李渊出面做的。武士彠前妻死了之后,续娶杨氏。这是典型的新贵和旧贵的结合。武士彠既富又贵,自然是金龟婿;而武士彠通过结亲旧士族,也很可遮掩一下铜臭味。母亲的出身,对武则天不是没有意义的。史家陈寅恪就指出,后来李世民能纳她为妃,这也是一个要紧的因素。

  

  杨氏虽然出身名门,却不大能守闺门之礼。史有明载,她后来居然和自己的外孙,也就是武则天的外甥——贺兰敏之发生了乱伦关系,这实在令人瞠目。而这贺兰敏之是个不可救药的色鬼,他居然敢强奸被选为太子李弘之妃的杨思俭之女。武则天忍无可忍,将他流放岭南。

  

  这种门风,即使在开放的唐朝也实属罕见。而这样的家庭“熏陶”对武则天肯定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那就是让武则天很容易摆脱道德的束缚,这在后来的政治恶斗中对她帮助尤其大。玩政治,就是搞厚黑学。当然,用这点来解释武则天在生活上的自我放纵那就更清楚了。

  

  武则天和她的亲人关系很奇怪。自从她得势之后,他们几乎是两个极端,有些人上了天堂,高官厚禄,横行霸道;有些人则下了地狱,或死或流。据统计,被她所杀的亲人大概近二十个,唐宗室也不过三十四个——而这是她主要的敌人。

  

  由此可以看出,武则天是一个刚狠冷酷的女人。她对自己的亲生子女都可以痛下杀手,其他亲人,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只要是妨碍到她的,佛挡杀佛。如果说她冷血,一点都不夸张。这是一种政治性的冷酷。比如她的一个外甥女,她姐姐的女儿,国色天香,因为出入宫中,就被高宗看上了。结果还没等高宗下手,武则天抢先一步将她毒死。这叫防患于未然。

  

  事情还没完。之后,她将此归罪于她的侄子——她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的儿子们,武则天将他们杀死后,还改其姓为“蝮”。为什么她拿对付仇人的态度对待亲人呢?因为在父亲死后,她的两个哥哥武元爽、武元庆待她们母女很不好。武则天怀恨已久,至此总算十倍百倍地报复了。可见,武则天是个百分之百的自我中心者。后来由于武士彟周国公的爵位无人继承,武则天方才将侄子——武元爽之子武承嗣召回,不然武家就要绝后了,那也不好。大概出了这口气后,武则天也算心情平复,就逐渐将流放的武家后裔都召回,武家子弟从此一步登天,特别是武则天称帝之后,武家更是气焰嚣张,加官晋爵,荣光无比。本来嘛,天下如今姓武了。其中武承嗣更是积极谋求成为太子,以使武周天下万万年。后来终于没有成功,懊恨而死。

  

  不过武家这些男儿忒不争气,骄奢淫逸都挺在行,文才武功却没法提。领兵打仗,就带头逃跑;治官养民,则鱼肉百姓。完全积累不起政治资本。

  

  武则天也很担心他们的下场。所以她就采纳了通婚这一招,让李家和武家互相通婚,通婚多了,就混为一体,难分彼此。这一招确实很灵,以至于中宗上台后,武家势力并没有很大损失,如武三思等人依然风光无限。要不是中宗、韦后等人荒唐自毁,武家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呢。

  

  四、她和她的男人们

  武则天一生男人很多。这对一个古代女人来说,是一个少见的现象,也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这对武则天来说,并不是一个太困扰的问题。

  武则天的第一个男人是李世民。虽然李世民一度很喜欢她,但并没有沉迷于她。也就是说,她没有能征服这个天之骄子——她一直只是个“才人”,一个很不起眼的低级妃子。不过李世民给了她极其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让她见识了一个高峰。毫无疑问,李世民在那个世界中,是无与伦比的存在,他的地位、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政治智慧等等,都是男人中的男人。所以,经历了这样一个极品男人之后,武则天迅速地成熟起来。李世民无疑是武则天最好的一所学校。

  从感情的角度来说,她和她的第二个男人——高宗李治应该更加融洽。不过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中,武则天除了是妻子之外,还是母亲的角色。李治对武则天的依赖,既是情感上的,也是事业上的。

  首先,年龄上武则天比李治大四岁,是姐姐。而李治刚好有恋母情结。长孙皇后去世的时候,李治才九岁,正是依恋母亲的年纪,当时李治非常伤心,很久都没有恢复过来。

  其次,李治性格仁弱温和。作为普通人这是个好性格,但对皇帝来说就不够了。李治大概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登上皇帝宝座,而且继承的是唐太宗的事业。这对他实在是过于沉重的压力和责任。所以在最初几年,他对舅舅长孙无忌是非常依赖,言听计从。而长孙无忌也太过得意,总是自行其是,几乎忘了真正的皇帝是他外甥。这种情况长久下去,自然使李治很郁闷。他太需要一个可以依赖的人了,而武则天恰好又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所以后来在长孙无忌和武则天之间做一个抉择,结果是早就注定的。

  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武则天都是李治的最佳归宿。

  李治对武则天的感情是异乎寻常的。武则天当了皇后之后,李治所有的子女都是她所生。如果我们把这个叫爱情,没有人会反对吧?

  在外人看来,李治怕老婆。笔记小说中曾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个叫杨弘武的司戎少常伯(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掌管武官升迁。有次高宗过问工作,问他为什么要给某人任某官?杨弘武居然回答:我老婆很厉害的。她昨天交代我要给这人授此官职,如果我不照办,恐怕会有后患啊。其实,这个杨弘武是在拐弯抹角地向高宗进谏,不能太听老婆的话。李治的反应很妙,他只是一笑而罢。他不需要解释什么,让别人说去吧。

  那么,武则天对李治的感情到底如何呢?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治首先是武则天的救命稻草,武则天非常非常需要抓住李治,需要通过李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比爱情更重要。武则天和李治的情感经历,应该早在贞观时期就有了。几乎可以断定,是武则天采取了主动。当然,不一定要发生关系。有时候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足以传情。这对李治来说,肯定是印象极为深刻的。有了这个基础,第二次在感业寺相遇,旧情复燃就很自然了。

  武则天二进宫的时候,被封为昭仪,正二品。这个起点高多了。但武则天绝对不满足于此,她要让自己处于一个绝对安全的位置——坐上皇后的宝座,才能喘口气。而这在当初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是她的敌人,包括她的特殊身份。幸运的是,她抓住的这根稻草是根擎天柱。而她手里有一根叫爱情的绳索。

  爱情加老板(皇帝),很好很强大。

  

  后来,武则天还有好多男人,不过,更确切地说,那些只是她的男宠,称男人还不够资格。有四个是可考的:冯小宝(薛怀义)、御医沈南、张易之、张昌宗。是否还有更多,不能确定。但希望得到宠幸的人,那是层出不穷,丑态百出。如尚舍奉御(侍奉皇帝生活的官员)柳模趁便向武则天说,自己的儿子良宾是个美男子,皮肤也很白洁,请皇帝笑纳。另外有个左监门卫长史(禁军官员)侯祥就更坦率了,直接宣称自己“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就是自吹yangju特别大,比薛怀义还厉害,希望到皇帝身边工作。这么多人中,有一两个和武则天发生个yiyeqing什么的,实在平常得紧。

  

  有关男女问题,武则天是非常坦然的。有大臣向她进谏,她都是一笑置之,完全不以为迕,甚至还加以赏赐,说你这是爱护我。后人在这个问题上,经常是忍无可忍,极力抨击,要批臭武则天。这都是因为这些后人还是将武则天视为一个女人,而忘了她是一个皇帝。还是清代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得好:“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千百,后既为女王,而所宠幸不过数人,固亦未足深怪,故后初不以为讳,且不必讳也。”

  

  武则天不忌讳,是因为她已经完全融入了皇帝这个角色,她对这些男宠的态度,就像其他男皇帝对待妃嫔一样。有一次,薛怀义在朝堂上与丞相苏良嗣相遇,态度嚣张。苏良嗣当即命令左右结结实实地打了他几个耳光。薛怀义跑去向武则天哭诉,不料武则天说:“这老儿,朕也怕他,阿师以后当于北门出入,南衙宰相往来之路,不可去侵犯他。”这不由让人想起汉文帝和邓通的故事:有一次,汉文帝和宰相申屠嘉讨论工作,而汉文帝的男宠邓通在旁边搔首弄姿,申屠嘉大怒,回宰相府之后,立刻下令让邓通来见,打算就一刀砍了。汉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让邓通先去,然后过一会儿立刻派使者召回,要不然邓通真会被申屠嘉给宰了。汉文帝对于公私分得很明白,而武则天的概念中,嬖幸的男宠和大臣两者,基本上也是分得清楚的。

  

  但就像所有男皇帝常会对某些妃子宠爱过分一样,武则天也会犯这个错,而且有时错得很离谱。比如她曾让薛怀义负责建造明堂,听任其肆意贪污腐败,后来居然还派他领兵打仗,实在是过于儿戏。

  特别是晚年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更是权势熏天。她宠幸薛怀义时在垂拱初,六十岁左右。而二张得宠时,武则天已七十多岁。曾有史家提出,当时武则天年事已高,早就没有性的需求了。但正因为人老了,情感和思想会有很多变化,会产生很多无奈,所以也更需要情感的安慰。薛怀义是以“阳道壮伟”得宠,而二张则以美色见长——玉貌雪肤,眉目如画。张昌宗号六郎,有次别人夸他说“六郎似莲花”,宰相杨再思却说非也,“不是六郎似莲花,而是莲花似六郎”。虽然是谄媚之词,却可以想见其青春妩媚。年华老去的武则天,自然会对美的东西分外留恋,这种心态很正常。因为依恋,就很容易过于放纵他们俩,以至于言听计从。结果连太子、武氏家族等都战战兢兢,仰其鼻息,甚至为二张牵马执鞭。这种状况,就极大地损害了政治的正常运作。

  到头来,这种状况也损害了武则天自己。后来,武则天末年,大臣显贵们联合政变,就是以诛杀二张为借口的。

  

  五、她和她的子女们

  

  武则天亲生的儿子有四个,女儿两个。其中死在她手里的,是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刚好占一半。这点尤其可见她的冷酷。

  第一个女儿,成了她除去竞争对手的牺牲品,而且是她亲手所杀,然后以此陷害王皇后,为高宗下决心废去皇后加了重重的一个砝码。当时武则天刚生了这个女儿,王皇后来探视。等王皇后一离开,武则天就下手掐死了女儿,就这样,王皇后自然成为第一嫌疑人。实际上,历来有人怀疑此事的可信性。不过从后来她还先后杀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来看,她不是做不出来的。在武则天看来,为了自己的前途,子女可以也应该牺牲掉。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成功做上皇后,长子李弘因此立刻被封为太子。李弘和武则天虽是母子,个性却迥异,特别仁慈孝和。有一次,他很惊讶地发现,他的两个异母姐姐因为母亲是萧淑妃,被关在冷宫,三十来岁还没有婚配,于是上书恳求。据说武则天因此很生气。不久之后,李弘就去世了。到底怎么死的,恐怕不能确考。但有意思的是,高宗下了一道诏令,表示本来计划要传位给太子的,但太子心理负担太重,就此一病不起,所以呢,就特别赐予他一个皇帝的称号,叫“孝敬皇帝”,葬礼规格都用皇帝标准。这个诏令,颇有些掩盖什么的味道。

  

  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李贤,章怀太子,从小也表现出德才兼备的良好素质。他召集诸儒给《后汉书》做了注,一直为后代所称许。可他和武则天的关系也逐渐紧张起来。最后居然以很奇怪的“叛逆”案为借口,李贤被废为庶人,流放到巴州,最后被监管的丘神逼令自杀。武则天则指责丘神“矫旨”,将他贬官。这个过程,看起来是疑点重重。别的不说,就试想,如果没有旨意,小小的丘神敢随便杀李贤这么要害的人物么?而且矫旨之罪名这么严重,错误这么巨大,居然没有被杀头,也是咄咄怪事。总之,李贤死于武则天之手,当无可疑。而他之所以死,是因为他身为太子,太过贤能,如果他顺利继位为皇帝的话,武则天将无法控制他。总是有“先见之明”的武则天不会允许这种可能出现。

  

  接下来的两个儿子李显、李旦,都是无能之辈,李显懦弱,李旦韬晦谦退,都战战兢兢。李显好不容易做了皇帝,屁股还没坐热,就因为一点小错给赶下台,然后被赶到庐陵(今江西九江)去做他的庐陵王。可怜的庐陵王整天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每次钦差来,他都如大限来临一般,蒙着被子痛哭。因为他知道,母亲想杀他并不会太犹豫。

  

  接着是李旦上台(这时候武则天肯定抱怨自己生了太多儿子)。有了前车之鉴,李旦很识相,极其坚决地要求太后垂帘听政。后来武则天称帝后,他还主动改姓武。真是让人省心的孩子。

  

  对了,还有一个女儿,太平公主。这个女儿也不是简单人物,诡计多端。但她一直都不敢插手政治,一个劲儿地隐藏自己。直到最后大家一起逼宫武则天时,她才开始大显身手。显然也是惧怕武则天之故。

  

  对于其他的家人,武则天杀起来简直就跟杀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太子李显的女儿李仙蕙嫁给了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这是武则天精心安排的李武婚姻联合体计划之一。小夫妻很恩爱,武延基也和大舅子李重润关系很好。有一次,他们几个聊天时对二张的嚣张发了几句怨怼之言,结果被二张听闻,立刻添油加醋,告到了武则天那里。武则天勃然大怒,立刻召入宫中,毙于杖下。李显特别难过,后来特许李仙蕙的墓命名为永泰公主陵,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称陵的公主墓。

  

  这几个人都是她嫡亲的孙辈,按常理,就算有什么过错,也可以谅解。但一怒就置于死地,实在是因为她对于亲情淡薄得很,而杀伐之心又重得很。杀得手滑了。

  

  平常情况下,她对子孙也很残忍。李贤的二儿子叫守礼,年老之后,有次岐王告诉玄宗皇帝说守礼会预报天气,玄宗很好奇,守礼回答说:“也没什么。就是当年天后时代,我被幽闭宫中,每年照例都要被杖责三四回,时间久了,满身创痕。如果要下雨,就很沉懑难过,如果天快晴了,身体就舒适。所以我能预知天气晴雨。”这种责罚完全没有意义,也亏她下得了手。像这样一个女人,实在是可怕之极。

  

  武则天这辈子,杀的第一个人就是自己的女儿,而且是亲自动手。这对一个母亲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巨大的悲剧!下手的那一刻,她已经无路可退,她只能一路杀将下去,渐渐以至于麻木。

  

  六、她和她的敌人们

  

  武则天勇于杀戮自己的亲人、家人,那么她的敌人,自然就更不在话下了。选择做她的敌人,绝对是个噩梦。

  

  武则天最早的一批敌人,既有王皇后、萧淑妃等后宫,也有外朝的顾命大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实力最为强大。对此,武则天采取了迂回的方式,使用了大量的阴谋诡计,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生女儿,同时,各个击破:先干掉萧淑妃,并千方百计挤掉王皇后,成功登上皇后宝座,然后回头通过制造冤案,除掉了长孙无忌这个巨头,胜利结束第一阶段的战役。

  

  接下来就是巩固自己的权力。早在显庆五年(660),李治因为患了风眩(就是高血压病),目不能视,于是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政事。自此,则天公开执政,“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间一度出现危险,上官仪鼓动高宗废了武则天,结果被武则天反戈一击。此后再无人能动摇她的地位和力量。到了上元元年(674),高宗号天皇,皇后号天后,天下人谓之“二圣”。上朝的时候,也是两人同时出席,武则天终于直接站到前台来了。这是武则天进一步稳固权势的象征。这一阶段,整个政局也比较稳定和正常。

  

  新一轮的斗争很快来临,而且势头更猛,持续更久。因为这次武则天的目标更加惊人——当皇帝。这就涉及改朝换代的问题了。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此陛下家事”那么简单轻松的问题了。这个时期,武则天面临的敌人主要是唐朝宗室和忠于唐的官员。唐朝宗室,针对性很明确,也好对付;问题是如何来判断哪个官员是否忠于唐朝呢?这是很难判断的棘手问题。武则天的对策有三:

  

  一是采取高压政策。用赤裸裸的白色恐怖,有点嫌疑的大臣都给杀了。不管是冤的还是不冤的,反正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武则天要的就是杀一儆百的效果。如文臣中宰相裴炎、武将中名将程务挺,都被砍了头。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争论,裴炎、程务挺两个是否真的想反,这恰恰说明武则天不需要确证,只要有嫌疑就足够了。她要的是立威的效果。“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

  

  二是采取告密政策。让大家互相纠举。光靠专政工具抓人是有限的,只有发动群众才能真正把网铺开。武则天令人专门设置了一个“铜匦”,任何人都可以匿名将告密信投到这个铜盒子去;又规定,任何人如果宣称要告密,地方官府要无条件立刻护送至京师,武则天亲自接见。唐代法律规定,家奴不能告主,但这时候完全放开了。酷吏侯思止就是从家奴告主起家的,其实这个告密也是诬告,但因此扳倒了一批人。于是武则天亲自接见了他,还赐他五品的游击将军。他还嫌小,要当御史。武则天说:“你大字不识一个,怎么能当御史?”侯思止狡辩说:“獬豸虽然不识字,却专会触邪人。我不识字,可我有一片忠心,可以像獬豸那样惩治陛下的仇人。”武则天居然也就破格封他为朝散大夫、侍御史。这种示范效应是极为可怕的,导致人人自危,一时间,官员们都对奴婢客气得不得了。

  

  三是采取利诱政策。武则天除了立威,还施恩。首先,她非常有意识地扩大官员数量,让受益者大大增加,这些人所占比例越多,那她的天下就越稳固。这一招可谓釜底抽薪。同时,通过更加开放科举制度等方式来大量提拔各个阶层的人士,让受益面扩大。甚至允许任何人自我推荐。毫无疑问,这些新的利益获得者会对武则天感恩戴德。

  

  当然,这样开口子,未免鱼龙混杂。当时有人写了打油诗来讽刺:“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就是说拾遗、补阙这样的官员太多了,简直要用车来载,用斗来量。后面还有两句:“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圣神皇就是武则天,说她眯了眼睛,对官员不分好赖。有人拿着诗去告状,结果圣神皇武则天开心地笑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武则天对这种状况也有对策,那就是让官员迁转的速度加快。那些不称职的,也就立刻会被罢免、降级,甚至砍脑袋。于是每有官员上任,那些奴婢都在私下偷偷地交头接耳:“又来一个候补的死鬼。”当然,很多有真才实干的人也因此脱颖而出。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说,武则天虽然“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但“明察善断,故当世英贤亦竟为之用”。玄宗朝的很多名臣贤相,都是在武周朝被选拔出来的。如姚崇、宋璟就是著名例子。

  

  武则天提拔大量官员,本来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但客观上,打乱了旧有的利益秩序,让社会流动增加,社会变化朝更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且这些历史变化所带来的影响都是非常之深远。可以说,武则天的举措,对历史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对武则天这一政策大加发挥,认为武则天的政策对社会变化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

  

  虽然武则天一生与人斗,其乐无穷,但最后她终于还是败在了“敌人”手中。而这些敌人,正是她一手提拔起来的五个大臣。在她八十二岁的时候,这五人悄悄策划了一个惊天阴谋,联络了各方力量,一举攻入宫中,杀了二张,同时逼宫,让武则天传位给太子李显。

  

  当这些造反派都站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冷冷地扫视着。她看到了李湛,李湛是李义府的儿子,李义府正是第一个投靠武则天的臣子。她说道:“没想到你也来了,我可对你父子不薄啊,居然也有今天!”李湛惭愧低头,不能回答。其实,当年李义府就不是好鸟,他投靠武则天,完全是冲着利益去的。而现在他的儿子的举动,也不过是冲着新的利益而来罢了。

  

  她又看到了崔玄,说道:“别人也罢了。你可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啊,怎么也会在这里呢?”她听到的回答是:“这正是我要报答陛下之大德的方式。”实在是一个让她哭不出来的讽刺。

  

  七、比女人更女人

  再来看一首诗——《如意娘》: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这首诗的作者署名,也是武则天。从诗作来看,是描写了一个普通女子的多愁善感,细腻生动。这首诗提醒我们,武则天也是个女人。实际上,武则天是个女人中的女人。

  

  首先,她爱美。作为美女的武则天,不仅爱美,而且非常善于妆饰自己。据说她虽然年事已高,但周边的人从不觉得她老。但二张被杀,她被逼宫后,就无心梳妆了。结果等李显跑去看望的时候,一下子看到她的苍老,差距之大,让他非常震惊,以至于痛哭流涕。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让人完全不觉得老,实在是个奇迹。就凭这点,她就是女人中的女人。

  

  其次,心眼小。相比之下,女人总是比男人显得更容易斤斤计较,特别是得罪过她的人。这方面,武则天简直是登峰造极。她报复王皇后、萧淑妃,并不满足于将她们消灭,而是要慢慢消遣,残酷折磨,砍去双脚,并泡在酒瓮里。汉代的“人彘”惨剧再现。她像猫戏老鼠一样在享受这个过程。这几乎是一种病态的报复心理。

  

  还有,虚荣心强。武则天的父亲是个木材商人,虽然后来当了官,但毕竟像个暴发户。骆宾王也讽刺过她“地实寒微”。可她却很重视门第,以此来掩盖自己出身低微的事实。比如她在嫁太平公主的时候,对准驸马薛绍的两个嫂子大为不满,认为她们出身寒微,说:“我的女儿怎么可以和乡下婆子做妯娌!”便逼着薛绍的大哥二哥休妻。幸亏有人力劝说:她们也是出身世家大族的,只是不够豪贵而已。武则天方才作罢。其实这两位嫂子可比她们武家出身高贵多了。她这么做,只是想强调一下,自己是很看重门第的哦。后来,她按捺不住,干脆直接把国家的《氏族志》改为《姓氏录》,原来连《氏族志》都不能列入的“武”氏,在新的《姓氏录》中,却定为第一等。

  

  还有,爱变,爱玩花样。人们常说,女人善变,经常一分钟一个念头。一般女人没机会用这个性格来改变中国历史,可武则天有大把的机会,所以留下了很多证据。比如改年号。中国历史上,年号最多的皇帝,非武则天莫属。她一掌权,就三天两头换年号,等自己做了皇帝,那就换得更勤快了,有时候甚至一年之内换两个年号。短短十五年,就有十三个年号: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这个现象只能用皇帝是女人来解释。

  

  她还爱改官名,把所有官名都改过好几遍,也不怕烦,可苦了今天的历史学家,得去记住这么多变化;爱改字,她发明了好多新字,让大家使用,这倒给考古学家用来给文物做鉴定带来了方便;爱给人改姓,改名字,比如契丹等少数民族首领来朝贡,她一高兴,赐人姓名叫李尽忠、孙万荣,后来又开战,把唐朝打得大败,她很生气,就把李尽忠改为李尽灭,把孙万荣改为孙万斩。简直是儿戏。这种招数,估计也只有女人想得出来。

  

  八、比男人更男人

  尽管对武则天的评价五花八门,但没有人会否认,她比男人还男人。她靠着自己是女人这点征服了大唐皇帝,但她却是靠着比男人更男人的气概征服了大唐,自己当皇帝。

  

  首先,她有绝大的气魄。有一段故事很有名,就是她在听骆宾王《讨武曌檄》的时候,对辱骂自己的话,全不在意。反而说,这样的人才,没有用起来,实在是宰相之过啊。这种容人气概决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长寿年间,武则天下令禁屠,就是不许宰杀牲畜(因为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刚好左拾遗张德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他偷偷地杀了一头羊宴请宾客。其中有个同事叫杜肃,很不厚道,偷偷藏了一块肉下来,回来立刻写了一道状文,向武则天告发。第二天,在朝堂上,武则天对张德说:“听说你妻子生了一个男孩,大欢喜啊。”张德就拜谢。正在奇怪中,武则天又道:“可是肉从哪里弄到的?”张德一听,吓坏了,连忙叩头,连称死罪。武则天从容说道:“没事。我虽然下令禁屠,但有喜事、丧事的话,还是可以照旧宰杀。不过以后邀请客人,也要选择一下。那些无赖之人,不能一起聚会哦。”然后就拿出杜肃的状文给大家看。杜肃立即汗流浃背,从此不齿于人。真是大快人心啊。

  

  武则天一方面睚眦必报,另一方面,又能如此大度,这似乎很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她对公私的界限分得很清楚。她的报复,基本上都是针对她个人的敌人;而对于国家朝廷的大事,她总是能客观地分析和判断。这正是她的过人之处。

  

  其次,她有极大的权力欲。一般来说,权力是男人最喜欢的东西。而武则天对权力的欲望,远远超出一般人之上,大部分男人也难望其项背。她进宫的时候才十四岁,母亲痛哭着和她诀别,武则天却很自如安然,说:“见天子怎么知道不是福分呢?不要哭哭啼啼了。”显然,这个时候,她已经有了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决心了。所谓“志当存高远”,大概指的就是这个了。

  

  后来她果然是一路高升,从才人,到昭仪,到皇后。一般女人到这份上已经知足了。可武则天完全不满足。她先是整了一个“天后”的称号出来,这是她的发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称号可比一般的皇后高级多了。后来她又极力鼓动高宗去封禅,而且力排众议,亲自参与了祭祀活动,进行了亚献。这更是绝大多数皇帝都没有享受过的荣耀,包括唐太宗李世民。这下,她已经站在很多正牌皇帝之上了。可这远远不是终点。武则天还要做统御天下的皇帝。她的欲望永远是一条上升线。说实话,能这么永不知足、奋斗不息,也是挺不容易的。

  

  再次,杀伐果决。她在当皇帝之前,先后灭了很多反对力量。裴炎是当时宰相,有能力,也有傲气,他对武则天欲当皇帝一事,颇不以为然,想加以阻挠,结果被武则天杀了。徐敬业则是李之孙,那是真正的将门世家。程务挺则是高宗朝名将,与裴炎一起被杀,据说他死后,北方突厥人为此狂欢。有天她召集群臣,痛骂了一顿说:“我辅佐先帝超过三十年,忧劳天下。你们这些人的爵位富贵,都是我给的;天下安逸,也是我养护的。先帝去世的时候,把社稷托付给我,我这么照顾你们,现在你们倒是敢反我了。你们这些人,有谁伉扈难制有比得上裴炎的吗?有将门世家比得上徐敬业的吗?有宿将善战比得上程务挺的吗?这些人都是人豪,对我不利,我都能干掉。你们如果有才能超过他们的,尽早动手。不然给我乖乖的,别让天下人耻笑!”一番话,掷地有声,吓得群臣只知道叩首,头都不敢抬。

  

  还有很多例子。最后就说说她的书法吧。据宋人的《宣和书谱》称:武后很喜欢书法。她曾得到一批名家书法,摹拓把玩之后,笔力大进,很有些“丈夫胜气”。就是说,她的书法看起来有男子的气概。据说她写的飞白体,非常雄壮,从传世作品看来,确实如此。都说字如其人,从这点看,武则天也是不让须眉的。

  

  九、无字碑歌

  

  再神奇的人,也是要死的。武则天终于死了。此前,她统治了中国五十年,其中以皇后身份预政二十八年,以太后身份称制七年,自己称帝十五年。不过临终前,她还是下令除去帝号,仍以高宗皇后的名义和高宗埋在一起。这个皇帝,还是做得不彻底啊。

  

  这个陵墓叫“乾陵”,乃是一座完整的山体,体型很规整。里面都掏空后,将棺椁和随葬品放入,之后用大石头堵上,又用铁汁灌注。这样就非常牢固。李治死的时候,已经封了一次。这次只得再挖开,放入武则天后,再照样给封好。如果想盗墓的话,就准备挖山吧。当然,也不是没有人敢动手。唐末的时候,有个军阀叫温韬的率领军队去挖,几乎翻了个遍,包括唐太宗的陵墓。来到乾陵,据说刚要动手,就“风雨大作”,搞得温韬胆战心惊,不敢继续。现在学者一般都认为,乾陵应该是唯一没有被盗过的唐朝皇陵。

  乾陵埋了两个人,所以也有两块碑。一块是高宗李治的,叫《述圣碑》,武则天亲自撰写。另一块是武则天的,可上面没有一个字,故称《无字碑》。关于无字碑的寓意是什么,猜测很多。最可能的,大概是撰写者——她儿子李显,感觉很难下笔,迟迟不能完稿。其实碑上面已经打好了格子,确实准备刻字的。只是碑文难产,所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用无字碑来象征武则天,确实很恰当。武则天是一个如此复杂的人物,评价争议也是如此之多,很难简单定论。

  

  总的来说,历代评价其内政方面,较多表扬;私德批评最多;政治批评最狠;外政比较失败。

  

  从时间上来看,中宗、睿宗、玄宗三朝,都是武则天的子孙在位,所以这一时期,武则天依然保持了尊崇的地位和光辉形象,一般人不便对她妄加议论。睿宗先天二年(713)诰称“运光五圣”,李白《上云乐》诗称“中国有七圣”,都包括武则天。吴兢所撰《国史》以武则天事为本纪。

  

  安史乱后,藩镇难作,李唐王朝日见衰微。所谓女祸误国的议论渐兴,许多人站在维护李唐天下的立场上非难武则天。

  

  但也有不少赞扬之语。如杰出的政论家陆贽就对武则天的用人政策倍加赞誉,认为是应当仿效的典范。贞元二十一年(805)唐顺宗诰有“九圣储祥,万邦咸休”之语,仍列武则天在内。五代后蜀皇帝孟昶在利州为武则天重修皇泽寺新庙,立碑刻石,文中凡遇“天后”或“后”字必顶格书写,有关敬语如“玄贶”、“神像”等文则空三格,对武则天备致尊崇。

  

  后晋时修成《旧唐书》,还是为武则天立了本纪,最后以“史臣曰”作总的评述:“观夫武氏称制之年,英才接轸,靡不痛心于家索,扼腕于朝危,竟不能报先帝之恩,卫吾君之子。俄至无辜被陷,引颈就诛,天地为笼,去将安所?悲夫!昔掩鼻之谗,古称其毒;人彘之酷,世以为冤。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恒态也。然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是有褒有贬。

  

  北宋的人就道学多了,欧阳修等撰成《新唐书》,指责武后有莫大之罪。但也承认她:“赏罚己出,不假借群臣,于上而治于下,故能终天年,阽乱而不亡。”有趣的是,给她既立列传又立本纪,也算是春秋笔法。

  

  到了南宋,朱熹亲作《通鉴纲目》一书,对武则天横加挞伐,没一句好话了。就连本纪的资格也取消了,将武则天附在《唐纪•中宗》之下。这也代表了此后的评论基调。

  

  现代学者自然不再有这套男女君臣的观念。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影射史学的发达,武则天一度大翻身,红得发黑。可谓不虞之誉。等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又颇有些人回头算账,将一股怒气发在武则天身上,尤其是讲到武则天的酷吏政治,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也有些冤枉。

  

  今天大家已经不太去抓她私德的问题,但截然对立的评价依然存在:否定派的主要观点是,由于武则天,唐代全盛时期的到来,比其他朝代,如汉、明、清,都要推迟三五十年。肯定派的主要看法是,武则天时代,经济上很有发展,她还很能破格提拔用人,这些都为开启开元全盛起到了铺垫作用。

  

  总之,到了今天,武则天依然是个众说纷纭的人物。这都是因为她是个太复杂的人,好人坏人她都做遍了。然而,对她自己而言,她总算过了一个最精彩的人生,不虚此行!

  

  

  历史诡异的真实:李林甫才能卓越,而且奉公守法

  

  “不入流”这个词,是唐朝时有的,跟为人没关系,跟当官有关系

  

  杨国忠是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的私生子?

  

  李林甫——终日无声立仗马

  ◆ 史料来源 《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

  ◆ 关键词 奉公守法 口蜜腹剑 吏干能臣 独相

  

  

   【人物第三帖】

  

  

  李林甫——终日无声立仗马

  一、万马齐喑究可哀

  二、曾经的年少轻狂

  三、升官图

  四、从群相走向“独相”

  五、十七年独相的奇迹

  六、李林甫与后宫及东宫的关系

  七、李林甫是安史之乱的罪魁么

  八、口蜜腹剑的李林甫

  九、接班人就是掘墓者

  

    一、万马齐喑究可哀

  

  大唐开元二十四年(736)的一天下午,所有的谏官们都接到了一个通知:宰相要召见他们。这可是一个罕见的召集。

  

  唐代有个特别的官员群体,是专门司职谏诤的,称为“谏官”。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拾遗(如杜甫就做过左拾遗,人称“杜拾遗”)、左右补阙。右属中书省,左属门下省,是为两省官,也自然属于清望官序列。

  

  谏官品级并不高,谏议大夫正五品上,勉强进入中高级行列。补阙,从七品上;拾遗,从八品上,资品都是很低卑的。但“其选甚重”,人选很受瞩目,甚至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命。这充分显示了谏官的地位特殊。

  

  顾名思义,谏官的任务就是提意见和拾遗补阙的。谏官与台官(即御史台的御史官们),合称台谏官。两者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区别。台官是对下的,负责监察百官奸邪。而谏官则是对上的,他们眼睛盯着的,是皇帝、宰相等最高决策层。可以说,谏官的存在,为唐朝的制度添上了一层“民主”色彩,对于整个唐朝的政策制定、政治运作,都有着纠偏、监督的作用。其意义不在小。

  也正因为如此,一般情况下宰相不能也不便插手谏官的工作。所以,这次宰相召见谏官,显得有些意外和稀罕。

  

  谏官们匆匆收拾一下,就朝着宰相办公室——“中书门下”的大堂走去。其实大家心里大半已经猜到他们要面临的是什么了。因为就在不久之前,有一个补阙叫杜琎的,被贬去地方上做县令了。原因就是,他最近两次上书谏诤,批评朝政。大家都暗暗觉得,这个杜琎也太不会选时候了。因为这时候,当朝的首席宰相刚刚换人,老宰相张九龄黯然下台,而做了宰相已有两年之久的李林甫,则荣升首席。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大家躲还来不及,你杜琎偏偏提出批评,这不是自找的吗?恐怕这回还要“殃及池鱼”吧?

  

  果然,当谏官们匆匆赶到“中书门下”大堂,当中正襟危坐的当朝首相李林甫,并没有给他们好脸色看。在沉吟半晌之后,李林甫开口说道:“当今朝廷,是明主在上,他老人家英明神武,乾纲独断。我们大家乖乖听从都还来不及,又有什么好议论的呢?”几句话,说得大家心里发虚,手里出汗,不由渐渐都低下头去,不敢对视李林甫。

  

  又停了半晌,李林甫缓和了一点语气,接着说道:“大家不都见过立仗马(就是朝廷举行仪式的时候,立在宫殿前面的仪仗队的马)吗?它如果整天不叫唤,还能得到豆子填饱肚皮;一旦叫唤起来,那就是它要被赶走的日子了。到那个时候,后悔也就晚了!恐怕就再也得不到豆子吃咯!”听了这话,谏官们一边汗,一边已经暗暗松了口气。还是中国老话说得好:闷声发大财啊!明白,大大的明白。

  

  在谏官们一番唯唯诺诺之后,这番见面会就算结束了。李林甫看到鱼贯而出的谏官们,摸摸胡子,不由微微笑了——这把火,烧掉了一个大障碍。且待我来大展身手吧!

  

  自此之后,整整十多年内,谏官们集体患上了失语症。而李林甫则是十多年如一日地在“中书门下”大堂正中高坐着,岿然不动。

  不过,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马,是不太安分的,就是要发出一声嘶吼来。天宝八载(749)这一年,有这么一个地方官——咸宁太守赵奉璋,突然站了出来,写了一个奏状:告当朝宰相李林甫之罪,二十余条!这个奏状送上来的时候,首先就落到了李林甫手里。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李林甫权倾天下十多年,如日中天。他大概也是又惊又怒。于是在第一时间,逮捕了赵奉璋。

  

  仍然是在当年训斥谏官们的“中书门下”大堂上,赵奉璋以“妖言惑众”的罪名,被当场杖杀!

  

  李林甫一生害人无数,但如此直接而残暴地杀人,却也少见。李林甫的气势汹汹,正掩盖了他内心的虚弱和慌张。他其实已经岌岌可危。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就在天宝八载这一年,李林甫罢省了“立仗马”这个仪仗队道具。他大概可以彻底放心,不用再听到有失控的马会突然叫唤起来,吓到自己。

  

  有趣的是,天宝十二载(753),李林甫死去并身败名裂,杨国忠继承了他的宝座之后,恢复了“立仗马”的制度。

  这真的可以算是一个暗示了吧?

  

  二、曾经的年少轻狂

  李林甫,作为如此出名而重要的人物,他的字是什么,居然没有被记载。不过他的小名则可知,叫“哥奴”。

  

  李林甫出身很好,是唐代宗室。他的曾祖父叫李叔良,是李渊的堂弟。这样算来,李林甫还比唐玄宗李隆基高出一辈。若论起辈分来,李隆基要叫他一声叔叔呢。

  

  李林甫之前,他们这支最出名的是李思训(李林甫的伯父)。李思训和儿子李诏道都是很著名的山水画家,并称“大、小李将军”。后人都推许为“李将军山水”。之所以叫将军,并非因为他们武功出众,那只是一个官衔而已,多半是他的文职能力不强,就挂了一个武职。王羲之当年也做过右将军,故人称“王右军”。说起来,这“李将军”也算是远继前贤了。

  

  从唐太宗开始,宗室都被允许进入仕途,朝廷并没有对宗室防范猜忌,禁锢。这在历朝历代来说,都是比较开明的,也是比较成功的。就如王夫之所说:“宗室人才之盛,未有如唐者也,天子之保全支庶而无猜无戕,亦未有如唐者也。盖太宗之所以处之者,得其理矣。”

  

  唐朝不阻挡宗室做官,所以也就有人一路做到宰相。李林甫就是最好的一例。另外,和李林甫做过同事的李适之也是个宗室。当然,这也是疏属,如果很亲近的宗室,像兄弟那种,唐玄宗就要防一手了,一般不让做重要官职。

  

  因为李林甫的宗室身份,所以他做官是没有问题的。朝廷有优待政策。但他要做上好官,那就不大容易了。好在,他有个好母亲。母族的力量,给了他仕途更加重要的帮助。

  

  李林甫的母族系姜氏,很值得一说。姜氏家族,是西北的旧勋贵之家,姜与李渊关系亲近,在唐朝开国之际,曾立下不少功劳,标准的开国功臣。第二代姜行本,也做过贞观朝的将作大匠,是太宗亲近宠信的大臣。

  

  比较有趣的是,第三代出了一个姜柔远,也就是李林甫的外公,长得很帅,而且口才也很好。史书上特别说明他是“美姿容,善于敷奏”。所以在武则天的时候,做过一个叫“通事舍人、内供奉”的官,所谓“内供奉”,就是在后宫侍奉皇帝的。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姜柔远必然是受到武则天宠幸过的。本来姜家也算是官宦之后,走上这条道路,看来也是希望抱住皇家的大腿。

  

  不仅姜柔远自己抱上了女皇的大腿,他的子女也都和皇家关系密切。可见他们家族就擅长走皇家路线。这种策略确实给他们家族带来了相当长时间的兴盛期。

  

  姜柔远把女儿嫁给了宗室李思诲,生下了李林甫。姜柔远之所以这么做,目的还是想和皇家结亲。李思诲官位不高,但好歹是个皇亲国戚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家绘画很出名,是家学;而姜家似乎也不错,至少姜柔远的儿子姜皎是个名画家,甚至杜甫还特别写诗赞美过他的画作呢。

  

  姜氏家族一贯走皇家路线,所以,姜柔远的儿子姜皎和李隆基搭上了关系,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两人年龄相当,而且都算是“艺术青年”,所以也就比较“臭味相投”。再加上,他俩交好的时候,李隆基也还只是个藩王,离皇位有着遥远的距离。所以,两人可以算是“布衣之交”。这些都导致两人的关系相当铁。

  

  据说,姜皎当时在李隆基家里,甚至可以深入卧室而没有禁忌。有一次,姜皎看上了李隆基后花园的一棵树,李三郎二话不说就将树送给了他。可见两人友谊之深。

  

  等李隆基做了皇帝后,姜皎就当上了殿中少监。而且更加得宠。据说李隆基经常把他召入卧室内,不要用上下之礼,大家像朋友一样相处,喝酒聊天,斗鸡打球,常称他姜七。这是一种朋友相交的礼节,说明李隆基很看重“老朋友”。

  

  后来在对付太平公主的宫廷政变中,姜皎就是骨干人物了。他因此也升官,成为殿中监,再后来升为秘书监。殿中监虽然只是从三品,但负责的就是皇帝的生活起居,是十分贴近皇帝的职位。典型的“近臣”。秘书监历代都是清望官,也是一个皇帝的侍从官,没有什么职事,就是陪着皇帝聊聊天解解闷。当然,也随时讨论点国家大事啥的。可以说,姜皎在开元初年是十分得意的政界红人。

  他一直红到开元十年(722)。作为李林甫的舅舅,姜皎为李林甫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除此之外,李林甫后来得到李隆基的赏识,恐怕也和他自己的个性有关。李隆基是个倜傥风流、爱玩会玩的公子哥儿。姜皎自然也是。其实李林甫也是同一类人。

  

  别看李林甫是心机深沉的阴谋家、奸臣,他在年轻时候,一样是斗鸡走马的纨绔子弟,典型的公子哥儿。有不少记载都说,李林甫年少轻狂,二十岁之前,尚未读书,“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甚至每天都到城外的槐坛下,骑着驴子打球,天天如此,从不停歇。

  另外,从李林甫母亲这一系血缘来说,李林甫相貌应该不错的。一般都说外甥像舅舅,估计李林甫颇有乃舅风范。所以,单就外部条件看,李林甫是比较能合李隆基胃口的。

  

  李隆基这人很喜欢潇洒有风度的人。李林甫这方面应该是颇能得分的。

  

  此外,李林甫还有一个特长,极合李隆基的胃口——擅长音律。我们都知道,李隆基可是个音乐家,不仅爱听,还非常爱自己玩,甚至还会作曲。李林甫既然擅长音律,想必在这方面也很容易拍得上马屁。内行拍马比外行可就高明太多了。这点契合,恐怕也是李林甫后来得宠的理由之一吧。

  

  尽管有这些条件,但李林甫做了大唐宰相十九年不倒,仍然是一个奇迹。所以在传奇盛行的唐朝,自然也有人编了他发家的故事。

  故事很像张良得到黄石公授兵书的情节。说是李林甫年轻时,天天到洛阳城外的槐坛这个地方骑驴打球。累了之后,就坐在地上休息。这时来了一个道士,告诉他,你是我五百年来见过的唯一一个骨骼清奇的,其实你已经名列仙籍了,到时候会白日升天。如果你不愿意呢,还可以有第二选项,做二十年的宰相,而且是那种大权在握的。你好好想想要哪个?李林甫还是轻狂的少年,如何舍得这红尘花花世界呢。他选了要当二十年宰相。道士觉得很遗憾。不过他还是给了李林甫一个新的希望:如果你好好做宰相,多积阴德,那三百年后,一样可以白日升天的。后来李林甫完全违背了道士的戒言,大开杀戒。于是道士再次来点化李林甫,说是杀戮太多被天谴,所以成仙时间推迟三百年。也就是说,六百年后还是可以升仙的。

  

  道教人士造出这种鬼话,是想吸引诱惑世人,你看,一个人既能享受到一切荣华富贵,又能获得不死之身。岂非人间美事?于是乎,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李林甫就成了最好的广告代言人。李林甫有知,估计也是苦笑了。

  

  三、升官图

  李林甫作为不良少年,并没有好好努力读书。但文化水平不高,并不一定妨碍做官,只要你有个好背景。

  

  在唐代,做官有三种基本途径:一是科举,只要你文化水平高,会写诗,那都可以参与科举考试,从而获得做官资格。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使得家世贫寒没有背景的人也可以因为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但科举做官的人数是很有限的,每年也就十几、二十个名额。所以在整个官场中,科举出身的比例相当小。也就是说,虽然这是条可行之道,但绝对是一条极为狭窄的独木桥。没有非常高的水平,想都不要想。就算在唐代的诗人里面,没有能中科举的,那也多了去了。

  

  第二个途径则是杂流入流。杂流就相当于吏职,等于是最基层的公务员。这些吏员经过漫长的升迁,最终可以进入到“官”的阶层,也就是九品之内。九品之内的官,称为“流内官”,所以,从“吏”升到“官”,就叫“入流”,否则叫“不入流”。“不入流”这个词,就是唐朝时有的。这个途径升官的人数量很大,但能继续升迁的空间已经很小。首先按规定,杂流入流的人只能做中低级官员,不许做高官。这也是一种自然的“歧视”。另外,由于前面漫长的吏职升迁,就已经耗掉了一个人大部分的生命。九品官,对大多数科举出身者只是起点,但对大多数吏员,却几乎就是终点。

  

  第三个途径则叫门荫。就是为李林甫们准备的。对象就是官员子弟,基本上类似于太子党。他们可以先从一些皇帝侍从武士的职位——卫官,比如“千牛备身”、“监门直长”等开始起步,然后进入官场。这些人的起点和科举出身者差不多,但因为才能普遍逊于科举出身者,所以仕宦前景不如科举。但有些擅长官场之道、又有有力者提携的话,门荫出身者也会有相当好的前景。在唐代,门荫出身而做到宰相的人也颇为不少。

  

  李林甫从“千牛”出身,是典型的门荫出身。“千牛”是一个笼统说法,里面具体还可以区别为各种官职名称,如千牛备身、左右备身、太子千牛等等,品级自正六品下到从八品下不等。就算是从八品下,也是一个很高的起点。科举出身者,也只有八品、九品而已。

  

  能获得千牛出身,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根据规定,“三品官”以及“四品清官”的子弟才有资格。事实上,李林甫的父亲官位应该够不到这个标准。李林甫之所以能获得这么好的出身资格,应该和他的宗室身份有关。另外,他的舅舅可能也帮了忙。

  

  不过,据野史的说法,李林甫起步的时候,是得到了一个堂叔的赏识。这个堂叔时任库部郎中,相当于国防部的司长,地位颇为不低。这个说法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是皇亲国戚,门道多些,也是正常的。

  

  李林甫从千牛备身升迁到监门直长后,面临的是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在兵部叙迁,也就是以后就在武官系统升迁,这叫本色升迁;二是从吏部叙迁,也就是进入文官系统。一般人都走吏部的叙迁道路,因为文官系统优于武官,前途更远大。故进文官系统的,品级要相应下调。

  

  一般来说,从卫官系统进入吏部文官系统的第一个官职——释褐官,都是七品左右。但是李林甫很快就做上了“太子中允”,正五品上。从品级上看,升迁是异乎寻常地快。尤其要紧的是,五品官是个很重要的坎,过了这关,就等于进入中高级官员行列。可以相信,这时李林甫显然是得到了他舅舅姜皎的很大帮助。朝中有人好做官啊。

  

  但太子中允是东宫官——太子系统的官,这类官基本没啥事情,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实权,可以看做是个虚衔。“志存高远”的李林甫当然不会甘心居于闲职,于是他拐弯抹角地请托宰相源乾曜,求一个“司门郎中”。司门郎中是刑部的一个司长,掌天下的门关、津梁、道路等等,从五品上。实权不大,但郎官属于最好的一套职官系统,前途无量。所以郎官自然也是万众瞩目的位置,担任者需要的是才望兼备。才,主要是文才;望,是声望,也就是在道德方面有威望。作为纨绔子弟出身的李林甫,既没文才,道德方面,更是不能提。所以向来看不起他的源乾曜相当轻蔑地拒绝了,理由是:“郎官应具备才望,哥奴岂是郎中的材料?”这可能是李林甫遭到的第一次碰壁。

  

  不过在不久之后,他还是被升官了——“太子谕德”,正四品下。唐代的官阶,三品以上只分正从,三品以下还要细分为上下。这样的话,从太子中允到太子谕德,自正五品上,到正四品下,中间隔了从四品上、下,一共升了三阶。可谓是连升三级啊。

  

  忍气吞声的李林甫经过了一系列的迁转,终于迎来一个可以发挥所长的职位——国子司业。这个官的品级是从四品下,说起来是远低于原来的官位。但李林甫肯定很高兴,因为国子司业是清望官(唐代官员有清、浊之分,其中清望官又是清官中的上层要职),国子司业,就是国子学的管理者,相当于最高国立大学的教务长。虽然实权不大,但这是个典型的文化型职位,一般都是要由进士出身而具有文学素养的人担任,声誉很好,更是培养声望和人脉的好位子。他大概着实要培养一下自己的“才望”了。

  

  李林甫确实是不学无术之辈,他来出任这个官职似乎很不靠谱,但令人意外的是,李林甫做得非常称职。他肯定是憋了一股子劲,要干出点名堂来。史书上说他在任期间“颇振纲纪”。这是个很好的评价。是说他将国子学治理得井井有条,严格制度化。他自己对这段为官经历,也是颇为得意。所以,后来他做了宰相之后,仍然挺怀念这段日子,见了国学生,都会谈谈当年往事。后来说多了,太学生们就想拍宰相的马屁,大家一起捐钱,在国子监的大堂前面立了一块“颂德碑”,给李林甫歌功颂德。后来在开学典礼上,所有官员聚集来祭奠孔子,李林甫作为宰相也出席了。当他看到这块碑时,很惊讶。于是校长上前说,大家仰慕你老人家云云。李林甫很生气地说:“林甫何功而立碑,谁为此举?”原来拍在马腿上了!学生们连夜就把碑给磨平了,然后覆盖在走廊上。

  

  这个事件可以说明,李林甫为官非常称职,而且身居高位之后,也并不喜欢乱拍马屁,颇为“铁面”,甚至可以说刚正不阿。

  

  开元十年的时候,他的舅舅姜皎失宠,被贬。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李林甫的继续前进。开元十四年(726),李林甫做了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正五品上。品级不高,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有实权的官员,地位相当重要。而他出任此职,得力于宇文融的大力推荐。

  

  这个宇文融,此时正火着呢。无他,因为此人是个敛财高手。唐玄宗上台的时候,财政状况其实不容乐观。唐代前期的税收模式被称为“租庸调”。也就是说每个成年男丁,可以由国家保证给予一份土地(这就是“均田制”),然后负责给国家交纳若干的赋税,包括粮食和布帛。但是随着农民的破产,交不起赋税的人们开始逃亡。逃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农民,放弃了国家给的份地,那也就相应地可以免除了赋税。这样,农民逃亡避税的情况日趋严重,在武则天的时代已经相当严重了。到玄宗时代则进一步恶化,以至于极大地影响了财政收入。

  

  对于这个严重问题,宇文融提出了“括户”的对策,也就是到各地去调查逃户情况。比如逃户们从河南逃到河北,他们终究要找个落脚点。于是在河南失去的人口,在河北可以找到。如果把这些人重新登记在册,那么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赋税收入依然没变。

  这个调查工作就由宇文融亲自抓,他任用了大量有才能的副手,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人口被搜括出八十万,年终一算,增加的赋税达上千万缗之多(缗,本义为穿线的绳子,后指串成串的钱,唐代一千文为一缗)。大大充实了国库,确实是一大功绩。对此,玄宗非常满意,大加宠信。宇文融因此颇有想法,要向宰相的宝座迈进。

  而此时大权在握的一位宰相是鼎鼎大名的张说。张说作为文人,天然地不喜欢“聚敛之臣”。自古以来,官员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文人儒士型的,一类是吏干型的。显然,宇文融和张说是属于两个阵营的,他若要再前进,那就必须先扳倒张说。而李林甫肯定是他的最佳拍档。因为他不仅是吏干型的行政高手,更是一个阴谋天才。所以宇文融选中了李林甫。

  

  在这次扳倒张说的阴谋中,李林甫充分展示了权谋诡计的“才能”。李林甫和宇文融联名弹劾了张说。有三大罪名,其中有两个是与术士僧道勾结,运用“邪术”。这可是大忌。哪个皇帝不痛恨这种“邪术”呢。李林甫这招很奏效,张说被轰然扳倒。之后,他开始一路升迁,先后做过刑部侍郎(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

  

  接下来的路,一帆风顺。李林甫又通过自己的情妇武氏搭上了后宫的武惠妃——玄宗前半生的“杨贵妃”。在她的帮助下,又进一步成为黄门侍郎,这是门下省的副长官(正三品)。这已经是正儿八经的高级官员了。离顶尖位置只有一步之遥。

  

  开元二十二年(734),礼部尚书李林甫被加头衔“同中书门下三品”,在唐代,只有加了这个头衔,才意味着成了宰相。这个头衔,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的头衔。

  

  从开元初年算起,差不多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李林甫终于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二十多年的升官图,至此,打上了句号。

  他在峰顶,这一待就是十九年,一直到死,也没有下山。

  

  四、从群相走向“独相”

  

  虽然李林甫在开元二十二年当上了宰相,不过此时他只是若干宰相中的一个。如果要大权独揽,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唐代的宰相是群体制,也就是说有多个宰相。这对皇帝制衡臣下,是个很好的制度设计。但是,也往往会出现群体宰相中独大的现象,就是其中有一个宰相特别强势,而其他宰相基本上随声附和而已。

  

  实际上,这类情况在玄宗初年就出现过。当时姚崇做宰相,大权独揽,说一不二。同时在位的是卢怀慎。他认为自己才能远不及姚崇,每件事情的拍板都听姚崇的,人们称他为“伴食宰相”。意思是,这个宰相就是陪着吃吃饭的。因为宰相待遇比较好,每天有工作餐,所以这么讽刺他。据说有一次姚崇儿子死了,他告假十多天。在此期间,要处理的文件都堆了起来,宰相部门几乎瘫痪。到姚崇回来,一会儿工夫就全都给批答完了。玄宗曾经对卢怀慎说:“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皇帝其实也门儿清。

  类似的情况在唐代屡见不鲜。这种情况很像明代的内阁状况——内阁大学士有若干个,但其中有一个人是首席,被尊为“首相”,往往会凌驾于其他内阁成员之上。唐代的宰相虽然不至于这么明显地制度化,但也常常会出现相似的情形。唐代“首相”的出现,往往更多的是个人能力所致。而李林甫显然就是这样一位非常强势,同时也具备这样能力的宰相。

  

  李林甫要当“首相”,面对的最大对手是张九龄。张九龄为相,比李林甫还早一年。他一直和张说交好,可以说是继承了张说的传统,成为当时文人儒士型官员的新一代代言人。张说、张九龄,是继姚崇、宋璟之后最重要的宰相代表人物。他们相继掌权达十多年,正是开元时期“文治”的一个象征。开元中期,也是玄宗致力于“文治”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也正需要这样类型的宰相来主持大局。在文化上,他们为唐代盛世的面貌提供了很好的装饰。比如张说主持修订了《大唐开元礼》,是一代文化大事。《大唐开元礼》是一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礼书,特别在国家典礼方面,是一部经典之作。张九龄本人是个非常出色的文学家、诗人,他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气魄宏大,意境幽远,洵为咏月之绝唱。在人格上,他其实更是一位儒者。所以他常常要表现出“从道不从君”的原则来——特别在面对皇帝的时候,他总是顽强地要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路子去做,而不懂得按皇帝的意图去做,在位期间,屡屡驳了皇帝的面子。正如史书上所说,“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跟皇帝争个不停。比如张守珪立下赫赫战功,玄宗想让他做宰相,张九龄反对,说宰相不是“赏功之官”。还有一次在千秋节,即玄宗的生日,群臣都献宝镜,大概是一种流行的礼物。张九龄偏偏记录了历代王朝的历史盛衰,称之为《千秋金镜录》,献给玄宗。可以想象,里面充满了道德说教。也可以想象,玄宗肚子里肯定很嘀咕,但表面上却还要装作很欣赏,特别下诏赞扬了一番张九龄。面对这种臣子,玄宗怎么会不憋得慌呢?

  

  张九龄就类似于魏徵,虽然是百分百的好官,是绝对的忠臣,但皇帝总是不大从心底里喜欢他们。皇帝喜欢的就是房玄龄、李林甫这类顺从的官员。

  

  张九龄是文人型的代表,当然不满李林甫这种吏干型的官员。在一开始任李林甫为相的时候,玄宗曾经咨询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其实李林甫并没有什么为恶的征兆,他的反对,纯粹是一种天然的排斥。因为他们俩是天生的不对路。

  

  就举一个张九龄和李林甫鲜明对照的例子:开元二十四年(736)初冬,说是洛阳宫中有怪物,玄宗就想回长安去。张九龄制止说:现在农民收割还没结束呢,等十一月再走不迟。而李林甫装作脚受伤,走不快,退朝后独自留下来,对玄宗说:“长安、洛阳,不过是陛下的东宫、西宫罢了,在自家往来行幸,还用得着选时间吗?如果说会妨碍农人,那就在过路的地方蠲免租税好了,这样老百姓也不会吃亏的。我请皇上马上出发。”玄宗很开心,立刻动身。张九龄首先考虑的是国家,是老百姓的利益,而不是皇帝。这当然是正道。而李林甫首先考虑的是皇帝的感受。当然,对于百姓的利益,他也提出了补偿方案。这样,既让皇帝得到了满足,又不至于背上骂名,良好地协调了矛盾。李林甫的马屁不是简单地拍,而是替皇帝考虑到了每个细节。这样的宰相,皇帝会不喜欢吗?

  终于,在又一次这样的对峙中,唐玄宗失去了耐性。还是在开元二十四年,玄宗想让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做尚书。牛仙客从基层干起,兢兢业业,工作非常出色,以至于“仓库充实,器械精利”。说实话,做个尚书挺正常。不过张九龄不答应。他的理由如下:“尚书,古之纳言,唐兴以来,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意思是,尚书职位是要德高望重的人担任的,牛仙客吏职出身,太低微了。玄宗又说:“那我给他加个实封可以吧?”张九龄并不看玄宗脸色,继续反对说:“不可。封爵是用来奖励有功者的。边将实仓库,修器械,乃常务耳,不足为功。陛下赏其勤,赐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意思是,他这些功劳都很平常,你多给他些钱好了。给他封户(给予爵位),实在太抬举他了。反正说来说去,都是认为牛仙客太低微,不配给高级赏赐,给点钱就可以了,让他当尚书简直就是给朝廷抹黑。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张九龄的一种出身歧视,并没什么道理。所以,玄宗生气地责问的时候,张九龄又抬出另外一个理由:牛仙客没有文才。据张九龄的说法,他“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这显然有夸大之处。牛仙客肯定识字,只是没什么文学才能,吟诗作文估计不拿手。在文采斐然的张九龄眼里,自然是很上不了台面。

  

  相反地,李林甫也恰好是吏干型官员,自然很希望提拔牛仙客。所以,他公开称牛仙客有宰相之才,而且私下对皇帝说:“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在这里,他就将张九龄看得很重的文才贬低为“辞学”,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文字游戏。这些当不得实用,不是真正的才识。这自然是吏干型官员的价值观了。

  

  这两种观念的区别,在唐玄宗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有意义的是两人对皇帝的态度。失去了耐性的皇帝,终于在找到了借口之后,就把张九龄的宰相头衔给摘了。张九龄的罢相,一直被看做是唐玄宗政治的一个分水岭。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讲到这里的时候,回顾了之前的宰相——“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所有这些宰相都各有所长。但到了张九龄得罪罢官后,唐朝进入了李林甫时代,而司马光认为

  

  五、十七年独相的奇迹

  

  不管怎么说,李林甫确实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整整十七年的独相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要知道,开元时代的名相姚崇、宋璟,才分别做了四年的宰相。宰相久任,必然会造成“专权”的事实。这点唐玄宗不会不清楚。因为姚崇自己就很坦率地提出过“宰相权重,不可久任”的建议。另外一个事实是,宋璟在罢相后,活了很久才死,以至于后人因此对玄宗颇有微词。

  

  就整个唐代来说,宰相常出现有大权独揽的,但久任不退的情况则非常罕见。只有贞观年间的房玄龄任宰相时间可与李林甫媲美。事实上,李林甫对唐玄宗的恭敬顺服,以及对政务的兢兢业业,多是和房玄龄很相像的。

  

  问题在于,李林甫专权加久任,这种状况在唐代是绝无仅有的。在专权方面,李林甫与房玄龄有巨大差异。相反李林甫和姚崇比较类似,也和唐后期的一大批权相类似,如卢杞、李德裕等。唐代后期,党争的时候,双方往往会将对方比作李林甫,用来点醒皇帝警惕对方。

  

  太多的人把李林甫之所以能做这么久的宰相,归因于李林甫自己,归因于他的口蜜腹剑。认为正是他善于排斥异己分子,所以他的地位没人能挑战。这些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有触及要害。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显然应该是皇帝——唐玄宗。

  

  久任专权有害,而且李林甫人品不佳,这些情况唐玄宗不会不明白。据说安史之乱后,玄宗逃到成都,有次点评他自己的宰相,都很到位。到李林甫,他说:“是子妒贤疾能,举无比者。”旁边的人插嘴说:“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邪?”玄宗默然不应。

  

  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可以再次被提出来:为什么玄宗容忍李林甫这个权臣这么异乎寻常的长久?

  

  首先,这是玄宗本人的需要。到统治后期,玄宗很需要有个大管家。开元后期,他曾和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表露了这个“高居无为”的心声,结果高力士反对说:“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结果玄宗很不高兴,高力士当场跪下磕头,说自己胡说八道。

  

  其实玄宗说的正反映了他的真实心态。玄宗是个英明之君,但他不是那种工作狂性质的君主,也不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他好玩,爱虚荣,有着很多显著的缺点。所以,到了开元盛世之后,虽然他也还是有着巨大的野心,还想追求更高的荣誉,但他兢兢业业的心态确实有所丧失。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杨贵妃已经出现在他身边,所谓“从此君王不早朝”,恐怕儿女情长,未免消磨了些英雄气概。

  

  玄宗想“悉以政事委林甫”,显然是因为他相信李林甫足以胜任。事实上,李林甫非凡的行政才能是我们不能不论及的。

  

  《剑桥隋唐史》中有一段对李林甫的评价:“李林甫的行政已取得显著的成功,他的行政改革使帝国政府的运转比以往更加顺利和有效率。他的政权是繁荣的。”

  

  这里提到的“行政改革”,有一条就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时,李林甫对国家财政支出制度的重要改革。这个改革的具体实施内容,叫“长行旨条”,今天我们可以从“敦煌文书”中看到,学者们已经将它做了复原。本来每年国家财政事务繁杂,所有文件加起来,竟达“五十万纸”,是个极重的工作。李林甫改革之后,每年的“长行旨条”只有五卷,工作量的减少极为明显。我们看到这些内容后,会更加清楚李林甫的贡献。

  

  李林甫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奉公守法”。给李林甫这个评语,肯定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上,李林甫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点。也许他不是最彻底的,但他做得肯定比大多数人都好。甚至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这点,说:“牛仙客既为林甫所引进,专给唯诺而已。然二人皆谨守格式,百官迁除,各有常度,虽奇才异行,不免终老常调。”也就是说,李林甫和牛仙客两人,都是非常遵守规则的,一切都按照唐朝的法律制度办事,以至于官员们都只能老老实实地按部就班升迁,走不了后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相当罕见的“法治”精神。

  

  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李林甫是个很合格的官员。其实这也是李林甫的高明之处,他要的就是严格控制游戏规则。事实上,一旦规则被破坏,受到最大损失的是他这个掌管规则的人。所以史书上说:“纲目不甚乱,而人惮其威权。”显然,李林甫是懂得如何通过遵守规则来掌控大局的人。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国忠。杨国忠在得势之后,肆意妄为,无法无天,完全不按规则游戏。可以想象,哪怕没有后来的安史之乱,杨国忠的好日子也过不了太久。因为他完全没法控制住局面,他自己先搞乱了一切规则。

  

  此外,也许是更加重要的——李林甫完全顺从唐玄宗。李林甫是权相,但他不是一个要窃国的大盗。他对待玄宗,有足够的恭顺和忠诚。唐玄宗一辈子最放心的,大家都知道,那是高力士。但在外朝,他最放心的应该是李林甫。事实上,高力士曾经劝过唐玄宗,不能让李林甫独大。但玄宗并不在意,因为玄宗根本不认为李林甫会造反,甚至不可能对自己不利。当然,玄宗明白李林甫并不是清官,他肯定会谋取私利,但这点利益损失又有什么关系呢?每年全国各州都要进贡皇帝很多贡品,这些东西照例都要陈列于朝堂之上。有一年展览完了,玄宗居然下令将贡品统统赏给李林甫,送到李家去。史家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人臣不宜得国家之贡献为私物。玄宗不顾忌讳,之所以有这个姿态,可能就是觉得这种物质的占有,他很无所谓。他要的不是清官,而是忠仆。

  

  唐玄宗的这个心态,一样在他对待安禄山的态度上有所表现。唐玄宗未必彻底信任安禄山,但他实在给了安禄山足够多的信任。因为安禄山够能干的,换了安禄山不是不可行,但还是得有人主持东北大局啊,这个新的人选就一定可靠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唐玄宗就赌了一把,他赌安禄山不会反。

  

  李林甫对玄宗的顺从,首先表现在具体私事上从不违背主子,“养成君欲”。玄宗晚年慕长生不老,尊道教,李林甫投其所好,“请舍宅为观,以视圣寿”,取悦主上。宫中用度不足,李林甫为了保证供给皇上的消费,乃“谋增近道粟赋及和籴以实关中,数年,蓄积稍丰”。意思是想办法增加了粮食税收和购买,几年下来,关中钱粮储备就丰足了。

  

  他的恭顺,更表现在国家大事也总是尽可能地满足玄宗。玄宗的目标,一是对外,扩张疆土;二是对内,充实国库。

  

  天宝元年的时候,有个事情,大概颇能反映玄宗的心思——他将所有的州改称为郡,刺史改叫太守。此前,也有一个人这么做过,就是隋炀帝。虽然只是改个名称,但颇可以显露他们内心的想法,那就是他们都追慕一个古代帝皇——汉武帝。他们要模仿汉武帝,再现大汉盛世的辉煌。那是一个曾经的高峰,一个标杆。

  

  唐玄宗希望比汉武帝做得更好,一方面开疆拓土,另一方面也要府库充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李林甫为相时期,打击了非常多的人才,但是在财政方面和军事方面的人才,总是源源不断。他要保证让玄宗在这两方面满意。

  

  总之,唐玄宗需要一个大管家,一个他既能信任,又具有才能的人。显然,李林甫是最佳人选。换另外一个人,可能会忠心,但能力不够;或者能力足够,但没那么恭顺。所以,李林甫在很多方面,是不可逾越的,不可替代的。

  

  于是,这也成了李林甫要扼杀潜在人才的根本原因。如果有了替代者,玄宗就很可能要放弃李林甫。但李林甫全力以赴地制止了这种可能性的出现。任何苗子,都被扼杀在摇篮中。

  

  最后出现的杨国忠,显然在玄宗看来是个良好的替代品:从能力来说,杨国忠极力表现自己的吏干——特别是敛财方面,他确实有一手;从忠心的角度来说,他和杨贵妃的关系,使得他能被信任。

  但是,杨国忠不是一个真正的游戏掌控者,他只是个玩游戏的人,他最喜欢的就是搞“外挂”,喜欢作弊。所以,他是李林甫非常不合格的继承者。也许唐玄宗并不明白这点,也许唐玄宗太大意了。

  

  六、李林甫与后宫及东宫的关系

  李林甫之所以能让唐玄宗无比信任,甚至达到“掌控”唐玄宗的程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李林甫对玄宗的情报工作做到了最透彻严密的程度。他对玄宗的了解,甚至可能超过玄宗自己。

  李林甫织了一张网,将玄宗轻轻网在网中央。这张网,主要布在了皇帝的后宫。李林甫每次有所奏请之前,一定会先贿赂玄宗左右的人,探查皇帝的想法。所以他出言进奏,一定是合乎玄宗心意的。

  这张网中,首先是高力士和武惠妃。李林甫和他们搭上线,靠的是一个身份特殊的女人。这个女人姓武,宰相裴光庭的妻子。另外,更要紧的是,她乃武三思的女儿。他们能拉上关系,都是因为武三思。高力士最开始是出自武三思家的;而武惠妃呢,正是武三思的侄女。所以,武氏和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而武氏之所以要帮助李林甫,那就更简单了,因为她和李林甫是情人关系。恋奸情热,啥都干得出来。

  

  武惠妃,可以说是唐玄宗前半生的“杨贵妃”。武惠妃的父亲死得早,武则天就将她从小养在宫中。开元初年,她十四五岁。意气风发的李隆基昂然进入后宫,一眼就看上了这豆蔻年华、青春无敌的新鲜美女。而他那位颇为悍妒的王皇后,早被抛在脑后。武惠妃自此一路生了七个子女,足见玄宗对她是长宠不衰。虽然她因为姓武而无法成为皇后(武则天的教训),但待遇都是按皇后标准。她的两个儿子寿王、盛王都特别受宠,而当时的太子李瑛则被疏远。因此,李林甫趁机向武惠妃表白:“愿保护寿王。”说是保护寿王,真实含义就是要紧密团结在寿王周围,将寿王运动成为太子。他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现在能得到武惠妃的大力支持,坐稳位子;将来寿王成功继位的话,他自然就有头号的扶持之功,这是盖过所有功劳的功劳,那他的将来必然稳如泰山。

  

  因此,李林甫不惜冒险,全力开始经营“太子业务”。

  就在张九龄罢相之前,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的亲女婿、驸马杨洄控告“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三人因为各自的母亲都失宠而有怨言。玄宗很生气,和宰相商量,要采取措施。结果张九龄坚决否决。而李林甫则在背后对宫中宦官说:“这是皇帝的家事,不需要和别人商量啊。”这话是不是很熟悉?对了,正是当年李对想废后立武的高宗李治所说的话。真是经典的借口啊。

  

  有趣的是,第二年,这一幕重演了一遍。杨洄再次控告太子瑛等三人已经和李瑛的大舅子、驸马薛锈在暗中策划阴谋。这次玄宗再找宰相讨论的时候,李林甫将上次的话再说了一遍:“这是陛下家事,臣下不好参与意见。”和去年几乎一模一样,不禁令人失笑。不同的是,这次已经没有张九龄说话的份了。太子等三人于是被废为庶人,而且很快被“赐死”。人称“三庶”,据说是“天下冤之”。

  

  因为这个事件实在是太像一个阴谋了,几乎是赤裸裸的阴谋。虽然没有明说是李林甫的策划,但他实在很难逃脱嫌疑。这个阴谋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不仅针对了太子,而且要把其他两个皇子也牵扯进去。目的正是为了要减少寿王的竞争对手。所以,接下来李林甫可以谋求立寿王为太子了。

  

  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就在开元二十五年的年底,武惠妃很诡异地死了。据说是被三庶“作祟”吓死的。虽然武惠妃死后被赠谥“贞顺皇后”,但她的儿子们并没有因此获得嫡子的身份。而且由于武惠妃死了,玄宗对寿王的宠爱也迅速下降。真的是“人一走,茶就凉”。

  

  谁都知道,历来插手太子废立,是风险极大的政治赌博。大概是因为唐太宗这个先例开得“好”,所以整个唐代的太子之位充满了波谲云诡的变数,仅开元以前,就有六个太子没有能继位,平均下来,每代有一个太子失败。李林甫没有这么好运气。他遇到了失败的又一个例子。

  

  李林甫只有一条道儿走到黑了,他继续拼命推荐寿王做太子的候补,但玄宗的心思很难猜。据说有段时间玄宗闷闷不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高力士就上前问候。玄宗说:你是我的老奴了,怎么不知道我的心思呢?高力士当然明白,就给玄宗提了一个建议:推长而立,谁敢复争!根据古代的宗法制原则:立子以嫡不以长,以长不以贤。就是说,第一先选嫡子(正妻所生的儿子),没有嫡子的情况下,则先选长子。寿王并非嫡子,所以没有优先权。而此时的长子是忠王李玙,就是后来的肃宗李亨。

  

  这个所谓的原则虽然并不能阻止皇帝随意指定太子人选,但毕竟也是有所依据,合法合理。况且忠王李玙为人谨慎、仁孝、好学,品质一流。不过这个人选的指定,在我看来,很可能是玄宗的一招棋子——用以制衡权力。

  

  试想如果寿王被立,那么东宫和宰相势力合一,很可能危及唐玄宗以及唐王朝,就是没事也会有事;如果立了忠王李玙,那么接下来担惊受怕的就是宰相李林甫了。太子和宰相必然形成对立,这样也就实现了制衡。

  

  事实上,后来李林甫屡次想推翻太子,几乎无所不用。但玄宗非常坚定地维护了李亨的太子地位。玄宗毕竟是个玩政治的高手,他掌握着主动权。李林甫如果是孙猴子,那唐玄宗就是如来佛,他跳不出这小小的手掌心。

  

  李林甫虽然大权独揽,可太子一直是他的心头大患。他固执地相信自己能扳倒太子,所以一直到死,都不停地攻击太子,就如浪头一遍又一遍冲刷着岸边的礁石。有几次几乎都要淹没那礁石了。

  李林甫的招数基本有二:一是从外戚入手;二是从武将入手。以外戚为口实,是因为外戚能出入宫中,容易引发宫廷阴谋;而武将手握重兵,更是皇家大忌。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造成皇帝恐慌的命门所在。尽管大多数都是虚假的,或者是夸大其辞,但往往会奏效,这是因为,对于皇帝来说,往往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从外戚入手的有两件冤案。太子妃的哥哥韦坚是第一个案件的主角。韦坚一度非常得宠,主要因为他是个敛财高手,甚至有“名臣”之称,而且身为太子的大舅子,他的前景十分看好。这实际上也给李林甫的地位带来了眼下的威胁。从他入手,可谓一箭双雕。

  天宝五载(746)正月元宵的时候,皇太子出游,与韦坚亲切会见。结果就被李林甫安插的耳目看到,立刻报告给皇帝。而且在报告中,有意增加了这么一条:韦坚之前又曾经和一个节度使(边防司令官)皇甫惟明见过面。太子、外戚、边将,这样的组合,杀伤力是惊人的。不用多说,韦坚被赐自尽,太子也不得不和韦妃离婚,方才划清界线。

  

  第二次案件还是和外戚有关。太子的良娣杜氏(太子正妻称妃,不是正妻则称良娣)的父亲杜有邻与女婿柳关系不好,于是柳告发杜有邻不法。李林甫再兴大狱,结果很相似,杜有邻被赐死,杜良娣被废为庶人,太子依然没事。

  

  心有不甘的李林甫再下狠招。他指使了一个小官僚魏林控告陇右、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罪名是图谋拥兵扶持太子。这次李林甫可谓孤注一掷。因为王忠嗣可不是简单人物,首先他出身不凡:他是烈士的儿子,从小被玄宗养在宫中,等于是玄宗的养子,而且是和太子一起长大的,可谓是太子的发小;其次,他是军中领袖,年轻时玄宗就视他为霍去病的后身,后来果然战功卓著,甚至曾兼任四节度使,拥兵数十万,控地上万里,比后来的安禄山还要威风,还要厉害。但他并不愿黩武,不愿用将士万骨来换取一己之功。这和玄宗的开边国策产生了矛盾,玄宗因此颇为不满。李林甫也算是乘隙而入,王忠嗣果然一扳就倒,被贬官太守。至于太子,玄宗则发话说:“我儿在内,何路与外人交通?此妄也。”太子再次逃过一劫。李亨一次次的化险为夷,除玄宗庇护外也端赖他自己的极度谨慎。

  

  但这一次次的仇,李亨算是记下了。所以到了肃宗朝修史书的时候,李林甫怎么也落不下好来,奸臣之名算是坐定了。当然,这也没冤枉到他。

  

  另外一个要紧人物是高力士,他和李林甫的关系并不简单。不简单的意思,是说他们之间不是简单的联盟或者对手的关系,很难捉摸。在李林甫上升阶段,高力士拉过他一把。之后虽然不再见有两人合作的记载,但他对李林甫的帮助肯定还不少。高力士从来就不是清正不阿的人,他收过无数大臣的贿赂,暗中的,明里的,以至于富超王侯。而他对高官显贵的讨好,一般都是笑纳。他曾经调和过萧炅和吉温两人的矛盾,让他们从冤家变成了同伙。而这两人,也都是李林甫的心腹。从这个事情来看,高力士与李林甫肯定保持了不错的关系。起码从李林甫这边来说,他绝对不敢得罪高力士。

  但高力士又好几次拆过李林甫的台,最明显的是立太子的事情。后来,高力士还直接提醒过玄宗不要彻底放权,而让李林甫一手遮天。从这些事例看,高力士肯定不能算李林甫的坚强盟友。这是因为,高力士地位超然,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玄宗的代理人。他不必,也不能将自己绑在某个臣子身上。事实上,他帮过几乎每个高官显贵,但在关键问题上,他不会是任何一党的,因为他和皇帝是一党。

  

  其实,从李林甫和高力士的关系上,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一点李林甫和玄宗关系的特点:玄宗占据了主动,而李林甫则一直都是被动的一方。所以,虽然史书上都说李林甫摆布了玄宗,但事实的真相,可能是恰恰相反的。

  

  其实,史书上的这种论调,正是典型的皇帝英明而奸臣祸国论版本。李林甫的罪过,多多少少地被放大了,被转嫁了。

  

  七、李林甫是安史之乱的罪魁么

  

  

  唐后期有个大臣崔群曾这么评价:“世谓禄山反,为治乱分时。臣谓罢张九龄,相林甫,则治乱固已分矣。”他认为唐代治乱的分水岭,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安史之乱”,而是李林甫驱逐了张九龄而独揽大权之时。显然,这是要把罪责归于李林甫一人。

  

  与此相类似,但比较隐晦一点的一个观点,更被人们广为接受:安禄山之所以会造反,是因为由蕃将长久担任边军的统帅造成的。而这个蕃将久任边帅政策的出台,是李林甫一手促成的。

  

  开元年间,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等一系列的宰相,都是自节度使进阶。所谓“出将入相”,这本是唐代传统。但是李林甫不希望这些军功显赫的人物对自己造成威胁,毕竟由军功建立起来的威望和资格,是很难掩盖的,尤其唐朝这样尚武的时代,军功更是文官政绩难以媲美的。从某种角度来说,边将如果入相,李林甫将无法遏制。

  

  李林甫于是想到一条釜底抽薪的妙计,他向玄宗建议节度使“不如用寒族蕃人”,所谓寒族蕃人,就是出身低微的少数民族将领。他表面的理由是“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这些人既好用,又不会出问题。但李林甫的心里话是,这些蕃将边帅只是纯粹武将,当不了宰相。因为他们“不识文字”——没有文才,其实就是说他们基本上不具备行政管理能力,自然无法当宰相。而安禄山正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根据这个逻辑下来,安禄山得志,然后造反,都是因为李林甫的私心。所以李林甫要为安史之乱爆发负责。

  

  这个观点似是而非。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天宝元年(742),安禄山就开始担任节度使,天宝三年(744)就兼范阳节度使,天宝十年(751)身兼三个节度使。但是李林甫的这个建议则是在天宝十一年(752),在这一年,李林甫推辞了自己朔方节度使的头衔,而举荐了安思顺。司马光把李林甫这个建议放在天宝六年(747),而且振振有辞地说,玄宗很高兴,从此开始任用安禄山。嘿嘿,这可完全不符事实。司马光未免太着急要证明李林甫的罪大恶极了。你看,一个名声不好的人,就不得不承担各种罪名,还没人翻案。

  

  事实上,“蕃将久任边帅”是玄宗自己采取的政策,而玄宗这么做其实也有其复杂的背景,不可能是李林甫一句话就造成的结果。因果关系没这么简单。

  

  当然,李林甫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起码他是赞成和支持了玄宗的这个政策,而且还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如果一定要说李林甫有私心,想杜绝边帅入相之路,恐怕也很难为他辩护。谁让他在这方面太出名呢。

  

  如果单就安禄山这个案例来说的话,李林甫恐怕还是有些功劳的。因为大唐也就他能够让安禄山害怕,只有他能镇得住安禄山。因为他比安禄山更加老奸巨猾,更坏。

  

  李林甫凭着个人的手段,牢牢压住了安禄山。安禄山是个胆大包天,同时野心勃勃的人。据说他见了太子,也敢不致敬,绝对属于桀骜不驯的个性。其实他对玄宗都是很不放在眼里的。但李林甫就偏偏成了他的克星,因为李林甫是个心理大师。

  

  据说安禄山初见李林甫的时候,态度也是相当地不恭敬,没把他放在眼里。李林甫却不动声色,找了个借口,把王叫来问话。王是李林甫最忠诚的走狗和心腹,当时已经身兼二十余职,可谓恩宠无比,专权用事,和杨国忠齐名,实在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但见王见了李林甫后,那是卑词趋拜,满脸媚笑。而且李林甫和王问答时,十分精审,而王对答中越发地百倍恭敬。安禄山在一旁,越看越惊讶,不知不觉也受到了影响,态度也逐渐地恭敬起来。眼看火候已到,李林甫才开口和安禄山交谈。说:“将军务必好自为之,皇上虽春秋已高,但宰相不老。”安禄山乍一听到李林甫的话,不由大吃一惊。自此就心生畏惧。

  

  李林甫每次和安禄山讲话,都能猜透安禄山的真实心思,逐渐地,安禄山对李林甫产生了无法逃避的畏惧感。虽然他将玄宗哄得眉开眼笑,对满朝文武倨傲无礼,但只要在李林甫面前,即便严寒之时,也不免冷汗淋漓。李林甫问安禄山任何事情,安禄山都丝毫不敢隐瞒,将李林甫奉若神明。李林甫从心理上彻底压倒了安禄山。

  后人对于安禄山这个悍匪这么惧怕李林甫也很惊奇。以至于有人编了神鬼故事来做解释,说安禄山要谋反,就收编了很多会道术的人。有一次他对术士说:“我对天子也没有恐惧,但是只要看到李相,就会精神紧张,战战兢兢。这是为什么呢?”术士回答说:“你有阴兵五百,都是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为什么会这么怕李相公?”然后表示要亲自见见李林甫。于是安禄山特地宴请了李林甫,然后让术士在帘下偷看。术士看了后,惊讶地说:“我刚听报告说李相公来了,就看到有两个青衣丫鬟,捧着香炉先进来。然后你身边那些铜头铁额的侍卫都吓得穿屋逾垣地逃走。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估计可能李相公本来是天上仙人,现在暂时谪居在人间的吧?”

  

  原来如此,强中更有强中手啊。

  

  后来安禄山回范阳,每逢有使者从长安回来,他必然要先问:“十郎何如?”十郎是安禄山对李林甫的称呼。如果听到的是李林甫说了好话,安禄山就喜形于色。如果李林甫说:“告诉安大人一定要好自检点。”安禄山就吓得要命,反手据胡床,说:“噫嘻,我要死了!”据说这个情景曾经被李龟年在玄宗面前表演了一番。唐玄宗看后的结果呢,是哈哈大笑。呜呼!李隆基真是全无心肝啊。

  可以说,当时的情形已经非常危殆了。很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危机的存在。但玄宗一直都在姑息安禄山,对安禄山过分信任。安禄山肯定是早有野心的,但他是否一定会反,还得看局势如何变化,朝廷如何应对。但有一点可以相信,只要李林甫在,安禄山绝对不会反。从某种程度上讲,李林甫是大唐的定海神针,他凭一己之力死死压住了安禄山这个魔鬼。做个假设,如果安禄山意外地死在李林甫之前,那么安史之乱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就这个意义而言,说李林甫身系大唐安危,也不算过分。

  

  李林甫到底算有功还是有过呢?肯定还是会有各种看法。但起码,我们不应该再照搬传统的观点,将安史之乱的责任全部都归在李林甫的头上。

  

  

  八、口蜜腹剑的李林甫

  

  李林甫的身后名声实在不好,其中一半以上是因为其“口蜜腹剑”,就这个成语也足以让李林甫遗臭万年。当然这个评价对李林甫来说,实在是种豆得豆,怪不得别人。因为他实在害了很多的人。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就不能让潜在的“替代者”出现。已经出现的,要陷害;显现出苗头的,要扼杀。不遗余力。

  

  嫉贤妒能、倾轧他人,这简直就是官场的主旋律,绝对不是李林甫的发明。但他的手段却是极具特色——口蜜腹剑。所谓“啖以甘言而阴陷之”。用现在的比喻,就是把人卖了,还要让别人给数钱。

  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就举个经典的例子吧:严挺之很早就被李林甫排挤,在外当刺史。有一次唐玄宗想起他,就跟李林甫说:“严挺之还在吗?这个人很有才能,可以用。”退了朝,李林甫忙把严挺之的弟弟找来,说:“你哥哥不是很想见皇上吗,我有一个办法。只要叫你哥哥上一道奏章,就说他得了病,请求回京城来看病,我就帮助让他见皇帝。”严挺之果然听话地上了一道请求回京城看病的奏章。李林甫拿着奏章去见唐玄宗说:“真太可惜,严挺之现在得了重病呢。希望能给个闲职,养养病。”玄宗遗憾了很久,随后让他去东都洛阳做了一个闲官。严挺之非常之郁闷,不久就得病死了。

  

  李林甫不仅顺利除去严挺之,而且还在他面前做了一回好人,手段很是高明。不过,撒谎毕竟不能长久,渐渐地,他的这类手段就被人所识破,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肉腰刀”,意思和“口蜜腹剑”相似。“名字会被取错,但外号永远不会错”,这话用在这里,真是很恰当呢。

  

  李林甫玩弄手段的技巧,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虽然和倾轧无关,但能充分反映出他的特点:有一次吏部要任官,在放榜之前,宰相要过目。这时候,宁王来走后门,给了一个名单,要李林甫给十个人做官。宁王是玄宗的大哥,当年主动让太子位给李隆基的,所以李隆基一直对他很优待,也算是个说话算数的人物,绝对不可得罪。一般人也就照单全收了。李林甫却不同,他跟宁王说,这里面,我通过九个,就拿出一个来“出卖”一下吧。于是他就公开贴出这个“倒霉蛋”的名字,宣称:这人是宁王来走后门的。我不能通过!

  

  李林甫一方面讨好了宁王,另一方面,又给自己树立了公正不阿的好名声,可谓一举两得。实在是高手。不过,那个被“出卖”的家伙,自然也就恨上他了。

  

  李林甫的倾轧手段其实不仅仅是“口蜜腹剑”这一招。事实上,还有一个成语叫“罗钳吉网”,也出自李林甫。“罗”指罗希奭,“吉”指吉温,这两人都是著名的酷吏。只要是李林甫想除去某人,他们俩都会根据李林甫的要求,精心设计一个恰当的罪名,没有人能够逃脱的。吉温是家传的酷吏,他父亲就是武则天手下的著名酷吏吉顼。吉温审案时,先不审本案官员,而是先将他们集中到一个房间关着,然后拉上其他的案犯来,施以百般酷刑,真实而惨厉的哀嚎响彻四周。那些官员听在耳里,人人色变,有的当场就吓得尿了裤子。看看火候已到,再把他们领到堂上,此时当真是要什么口供有什么口供,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实在是高。吉温也算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罗希奭的名字也能让人肝胆俱裂。有一次李林甫派他出巡。这一路上,好不威风。他是以御史身份出巡的,按照规定,御史所经过的地方,沿途郡县提供驿马。为了提前准备,事先要把通知送过去,让驿站安排食宿驿马等,这个通知就叫“排马牒”。这个排马牒送到哪里,哪里的贬官就急着自杀。包括韦坚、皇甫惟明、李适之、王琚等等以及他们的家属。王琚本来要服毒自尽,可惜备药不足,没死成。匆忙之间,只好解下腰带悬梁自尽。这哪里是酷吏,分明就是死神驾临啊。

  

  李林甫一人就创造了两条成语,他在官场倾轧一项上,如果不是状元,也必定是前三名。

  

  李林甫除了用人害人,据说还会用邪术害人——他如果嫉恨某人,就会在“倡鬼日”授官,没有人能幸免。所谓“倡鬼日”,就是丁卯、戊辰、戊寅、辛巳、戊子、己丑、戊亥、己亥、辛丑、庚戌、戊午、壬戌这些日子,这时上任的官员,据说最后都会“败亡”。所以,对官员来说,“倡鬼日”是很不吉利的日子。李林甫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李林甫不仅对敌人如冬天般严寒,对自己人也不见得是春天般的温暖。一旦有威胁,他下起手来,一样毫不手软。杨慎矜是隋朝宗室后代,仪表堂堂,才干突出,正是玄宗喜欢的类型。他父亲就是著名理财高手。退休后,就让他接班。一时间功绩显著,因此很受宠信。但他深知不能得罪李林甫,所以积极示好,恭谦卑下。开始双方关系还不错。但随着地位不断上升,杨慎矜也开始不大听话,特别是韦坚之案中,就有点首鼠两端的意思。李林甫心里暗怒,同时也担心杨慎矜前途不可限量,于是就先下手为强。一纸控告到了玄宗手里:慎矜想通过谶纬妖言,制造舆论,图谋恢复隋朝。这是叛国罪,绝对是灭族的狠招。所以一开始杨慎矜怎么打都不服罪。最后有个御史崔器被派去搜索谶书,终于从杨慎矜之妾的卧室中“发现”。杨慎矜一看就哭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书。现在居然出现,我要死了,这大概是天命吧!”

  

  主审这个案件的人,就包括了吉温、杨国忠等。他们现在都围绕在李林甫的周围。可是很戏剧性的是,就在此案之后不久,这些人再次联起手来。不过,这次他们要对付的,却是李林甫。

  

  这一天的到来,肯定谁都不会惊讶。只能说,时候终于到了。不过此时,李林甫已经死了。大家在这个时候来算他的老账,只不过是出口恶气罢了。也可见,李林甫实在是没有什么朋友。有的都是些因利益而结交的小人。

  

  但是,就在李林甫还活着的时候,他已经整天生活在忧惧之中了。他陷害过的人实在太多了。亏心事做多了,自然怕鬼敲门。他很怕有仇家来算账,于是出入都是前呼后拥,由数百精锐铁甲军荷戟环卫。本来宰相出巡场面就算豪华,也不至于如临大敌,李林甫也算是开了这个先河。

  

  甚至在家里也是不得安宁,一个晚上睡觉都要换好几处。就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睡在哪里。说实话,这种日子实在不好过。

  

  有一次,他的儿子在后花园里看到父亲忧心忡忡,就指着一个农夫长叹道,父亲,你再这样下去只怕我们家以后想放弃荣华富贵,过那些村夫的生活也难啊。李林甫也是长长叹了口气,摇头无奈道,你什么时候见过骑在老虎身上还能轻易下来的人哪?害人,真的就是一条不归路。

  

  九、接班人就是掘墓者

  

  李林甫十九年的相位,几乎是个不倒的高山。但就在他死之前,他已经感受到了摇摇欲坠。动摇他的这个人,就是曾经的追随者——杨国忠。

  

  杨国忠的来历也是颇有些说头。大家都知道他是杨贵妃的堂哥,但也许并不知道他的舅舅是张易之。甚至有人说他是张易之的儿子。因为张易之陪了武则天,没法讨老婆,家里人怕他无后,就偷偷地找了一个女人,想给他留个种子。当然,这事情不能声张,所以就当做外甥来养。这个说法过于传奇,不太可信。

  

  都说外甥像娘舅,杨国忠和张易之既是甥舅,想来那杨国忠的相貌也应该很是不差的。他还有个堂妹叫杨玉环的呢——父亲这边的遗传也不会差。有个好皮囊,在唐玄宗那里,倒是挺能得分的。谁让玄宗是个艺术家呢,爱美是天性。

  

  杨国忠不学无术,品行不端,擅长的则是赌博,比李林甫更不如。不过他当官倒是挺能替玄宗捞钱,玄宗曾很开心地夸他“好度支郎”,度支郎是户部官员,管理财政的。天宝时期的玄宗更加好大喜功、挥金如土,杨国忠投其所好,千方百计充实财税。因为他聚敛有功,玄宗也不断给他加官晋爵,到最后竟然兼职达到十五项之多。红得发紫,热得发烫。

  

  其实杨国忠的吏干,比起李林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兼职如此之多,不仅是揽权,也是为了要显能耐。其实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根本就是胡来。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字,快。效果却很糟糕。特别是在任官这个事情上。本来,按照吏部的规程,每年铨选官吏,都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时间漫长。到了杨国忠手里,他先是暗中派人将所有材料都准备好,然后到放榜那天,把所有官员集中到吏部,一天时间就全部处理完毕。确实是“神速”,让人瞠目结舌。结果呢,错漏百出,一塌糊涂,其实恰恰暴露出了他轻浮无能的一面。

  

  尽管如此,玄宗对他的宠信日益加深。到天宝九载(750)时,杨国忠居然成功地替自己舅舅张易之、张昌宗平反了。这可是不简单。

  接着他又请求换名字——他的原名是杨钊。有“金刀”两字,不吉利。结果唐玄宗亲自赐名,叫国忠。这一切都表明,他已经取得了皇帝足够的信任。他现在有足够的资本和地位了。

  换了名字的杨国忠终于不可遏制地开始野心膨胀,把眼光盯在了李林甫身上,他要让自己取代这个几乎不可动摇的大唐首相。

  恰好,这个时候,善于见风使舵的吉温前来投靠。吉温本是李林甫手下的得力干将,为李林甫干了无数坏事,也可算是李林甫的心腹之一。他的投靠使杨国忠大大增加了信心,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在吉温的策划下,杨国忠先是设法剪除李林甫的党羽。其中京兆尹萧炅、御史中丞宋浑都是李林甫一党,先将他们贬逐。李林甫也无可奈何。

  

  天宝十一载(752)的时候,出了一件大事,导致形势急转直下。李林甫的心腹死党王,能力很强而谨小慎微,但他偏偏有个胆大包天又愚蠢的弟弟,叫王。据说他曾经招来术士,问:“我有王者之相否?”这简直是想谋反啊。他结交的也是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其中有一个叫邢的家伙,居然要利用禁军来谋反作乱。

  

  阴谋暴露之后,皇帝派杨国忠来负责审案子。杨国忠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让邢牵连告发李林甫和王、王暗中勾结。此事让李林甫大为紧张。虽然最后玄宗并没有轻信杨国忠的告发,但此消彼长,两人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李林甫开始觉得大事不妙。早先的时候,李林甫觉得杨国忠才能微薄,比较轻视,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可是没想到他现在权势日盛,以至于居然敢公开挑战自己。对此,老奸巨猾的李林甫再次祭出绝招:杨国忠当时以宰相身份兼任剑南节度使的头衔,而当时刚好南诏国入侵西川地区。李林甫趁机让杨国忠前往剑南西川。然后想趁他离开的时候,离间他和皇帝的关系。

  

  可没想到,杨国忠在面辞皇帝的时候,玄宗说:“你快去快回吧!我等着你呢。”李林甫一听这话,知道大势已去,很是郁闷。再加上此时他本来就重病在身,一下子就垮了。

  

  不久,杨国忠就从剑南回来了,他得意洋洋地前来看望李林甫时,李林甫流着泪说:“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李林甫所说的,既是说“国家大事交给你”,也包含着说“我们家以后也要麻烦你照顾一二了”!

  

  这,算是李林甫的遗嘱,其实也是他的投降书。

  

  然后,李林甫“不食而卒”。他很清楚,自己只欠一死,死得越早越好。此时是天宝十一载的十一月丁卯。

  

  不过很遗憾,他的投降,丝毫没有打动杨国忠。第二年正月,杨国忠就迫不及待发动了最后一击。这次他和安禄山联手。罪名是,李林甫和叛将阿布思谋反。眼前最重要的两个文武大臣一致控告李林甫,玄宗就算不信也信了。于是被抄家,于是家人被流放,甚至还被挖出棺材来,剥掉官服,另换上庶人的礼仪标准来埋葬。

  

  刚刚还是极尽哀荣,转眼就身败名裂。这样的场景其实历史上早已上演过无数遍。李林甫不过是再重复一次罢了。

  

  现在都说李林甫是大奸臣。我们也许会想象,他在死后被清算肯定是大快人心。可事实上,史书上说:“及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天下人认为李林甫是冤枉的,这确实是个有趣的意外。

  作为一个著名人物,李林甫的传说、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在这里就说个小故事来结尾吧。《开元天宝遗事》一书,曾记载了一个著名的“选婿窗”故事:

  

  说李林甫有女儿六人(他其实有女儿25个!),都很有姿色。但别人来求亲,他一概不许。原来,李林甫是要让女儿自己来选择夫婿。他在自家厅堂的墙壁上,特地开了一个小窗口,然后用珠宝、纱幔掩饰起来。平时就让六个女儿坐在窗子后面,也不会被别人发现。如果来了贵家子弟做客的话,李林甫就让女儿们从窗子后面观察,如果有中意的,再来谈婚论嫁。

  

  别的且不说,就冲这点,李林甫也算是个高人吧。

     

  明天来说说另外一个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安禄山

  

  

  突厥女巫生下了大唐最可怕的敌人

  

  安禄山的母亲是个突厥女巫

  

  安胖史瘦

 [人物第四帖】安禄山 

  

  安禄山——渔阳鼙鼓动地来

  一、渔阳鼙鼓动地来

  二、名字和家世

  三、安禄山的第一份工作和营州

  四、投身军戎

  五、大难不死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

  七、贼心从何时开始

  八、阴谋是怎么策划成功的

  九、渔阳鼙鼓动地来

  十、最初的一个月

  十一、只有一年的皇帝梦

  

  

  一、渔阳鼙鼓动地来

  

  大唐天宝十五年(756)十月,冬天到了。和往年一样,皇上照例早早地去了骊山华清宫——那是他的东宫。皇帝一向认为泡在温泉里面度过寒冷的冬天,是个非常美好的享受。而这个习惯,从开元二十五年(737)开始,已经持续了十九年,雷打不动,从来没有改变过。

  

  皇上泡在温泉里,突然觉得要谢谢李林甫,虽然他很早就喜欢上了这种休闲方式,但事情总是太多,而他也总是太忙。李林甫做上宰相后,自己轻松了很多。嗯,李林甫的继位者杨国忠也做得不错,没让自己操太多的心。想到这里,皇上搂紧了身边的杨贵妃。不过,安禄山这厮,似乎有点不对劲。不过转念一想,自己也上了年纪,犯不着这么操心了,就算他有什么想法,估计也不敢挑战朕的权威吧?现在也应该放心地花足够的时间来泡温泉。

  

  舒适地泡在温泉里面的大唐天子李隆基也许不知道,此时,在帝国东北角,范阳节度使的驻扎地幽州,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一幅秘密的军事地图正在紧张的绘制之中,在这张地图上,标明了从范阳至洛阳沿线的山川形势、关塞要冲。很明显,这是一张军事地图。

  

  十一月六日,安禄山手下的大将们被召集参加宴会。从八月份开始,幽州城内经常举行各种宴会,款待所有的将士,食物好得就和打仗时期一样。酒很美,肉很大块。不过今天这次宴会有所不同,在酒酣耳热的时候,安禄山让人给每个将领发了一张地图,一张从范阳到洛阳的地图。还有,很多的金帛。空气中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氛。

  

  又过了一天,十一月八日,一匹快马闯进了幽州,奏事官胡逸从长安回来了。安禄山立刻再次召集所有将领,这次他给大家看的是一个诏书,他说:“皇帝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立刻从军!”虽然对于诏书的真实性,大家都很怀疑,但谁也没有说什么。于是,十五万的大军,连夜发动起来了。一切都被搅动起来了,躁动不安已经变成了狂热,整个城市灯火如昼,人喊马嘶。

  十一月十日的凌晨,城南,大旗猎猎,安禄山站在旗下,“庄严”誓师。随着他一挥手,指向遥远的西南方向,大军如铁流一般,滚滚而去,烟尘千里,鼓噪震地。

  

  安禄山的庞大身躯,站在一辆车上,这是一辆铁车。虽然他的眼睛很坏了,坏得几乎快看不到什么了,但他依然努力地昂首向前。他知道,在遥远的前方,那是一个怎样的花团锦簇的大唐江山啊。他在心里喊着,这是我的,这都是我的!

  

  这是注定要深深刻在历史上的一个凌晨。安禄山造反了!

  

  太阳依然会升起,但照耀的将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二、名字和家世

  

  安禄山,这其实不是个汉名,而类似于今天的译名。据说“禄山”是从他的小名“扎荦山”转过来的。

  

  有人说,扎荦山的意思是突厥的战斗神。安禄山的母亲是个突厥女巫,因为多年不生育,便去祈祷“扎荦山神”,后来怀上了安禄山,于是给他取名为“扎荦山”。这个说法在历史上广为流传,但仔细分析起来,这是挺奇怪的事情——战神还管生孩子么?这似乎不太合理吧。当然,如果硬说突厥人就有这样的信仰,那就说不准了。不过,现代学者对此有更合理的解释:“禄山”是有宗教含义,但并不是战神的意思,而是光明的含义。

  

  首先在敦煌文书里面,人们发现有很多来自西方的粟特商人,他们的名字里面也有“禄山”,如史禄山、米禄山等等。据语源学的考察,这个“禄山”的意思,源出波斯语,是“光”、“明”之意。其次,禄山这个词并非突厥人所有,而是和粟特人信仰波斯的祆教(祆,音xiān,与另外一个字yāo不同)有关。祆教来自波斯,是一个崇拜光明之神的宗教。显然,“禄山”作为“光明”的含义,明显就是一个带有祆教的宗教教义内涵的词汇,确切含义应该是“保护光明”之类。这种取名方式,相当于今日西方人叫“保罗”、“玛丽亚”等名字。

  

  实际上,“安禄山”这个名字,后来在安禄山酝酿造反的时候,对于参与叛乱的胡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安禄山利用自己的名字,进一步把“禄山”升格成了“光明之神”。他常常坐在高台上召见粟特商人等,还要弄些烟气缭绕,望之俨然,使得这些人生出些神秘崇拜来,于是敬仰膜拜。因此史料将“禄山”理解为“战斗之神”,应该是个误解,但这也反映出安禄山这个名字所带有的“宗教神化”色彩。

  

  这个名字,揭示了安禄山的种族和信仰的背景。安禄山是“杂胡”,有学者认为,这个“杂胡”是特别指位于中亚一带的粟特族,或者按中国传统,称“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安禄山的父亲很可能是来自西域的一个粟特商人,据说是姓康。实际上,粟特人是专业做国际贸易的商业民族,在东西方之间,万里奔波。而他们最东端的一站,则是靠近海边的辽东营州(今辽宁朝阳)。

  

  安禄山的父亲,一个粟特商人,在万里奔波后,在营州找到了他的国际爱情——一个突厥族的女巫。在长安三年(703)的正月初一日,他们的孩子诞生了。很可能是信奉祆教的父亲给孩子取了“禄山”这个名字。那么当时这个孩子应该叫康禄山。

  

  康禄山怎么变成安禄山的呢?原来,安禄山小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改嫁,嫁给了一个叫安延偃的将军——有趣的是,后来安禄山官做大了,可以给父亲封官加爵的时候,荣耀都加在安延偃身上。这人算捡了个大便宜。

  

  不过一开始,他并没有改姓安,直到开元初年,当时,安氏部族破散,康禄山才十来岁,他和几个安氏兄弟一起逃出了突厥。患难之中,他们结为兄弟——按汉人的习惯,他们本来就该是名义上的兄弟。这个所谓结为兄弟,反而更像是患难定交。自此之后,康禄山正式变成了安禄山。

  

  这些安氏兄弟里面,除了安禄山外,最出名的是安思顺。因为后来安思顺和安禄山一样,成为大唐的边疆大将,官封节度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人的关系似乎变坏了——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事情,再次上演。而且安思顺还曾经向玄宗密报说安禄山必反。开始的时候,唐玄宗没有听他的。而到了安禄山真的造反后,唐玄宗还是将安思顺砍了脑袋——因为他已经对蕃将彻底失去了信任感。安思顺这个兄弟,也算当得冤枉。

  

  也许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孩子出生前一天,也就是大年三十那天,同乡里有一个叫史窣(sū)干的孩子也呱呱坠地了。这个孩子后来改名为史思明。史思明这个名字很有点讲究,首先含义深刻,出自儒家经典《论语》:“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其实,这个名字是大唐皇帝李隆基赐给他的。天宝元年,史窣干被派去向李隆基报告工作,皇帝不仅赐座,还很亲切地跟他拉起了家常,问他多大了?回答说四十了。皇帝说,还很年轻啊,前程远大啊!大概觉得他这个名字不够文雅,于是赐名史思明。

  

  我颇怀疑“窣干”两字也与“光明”有关,与“禄山”类似。“史思明”既有原来名字的含义,又结合了中国文化传统,可谓神来之笔。从这点看,李隆基还是很有点才气的。也难怪他敢注解儒家经典《孝经》呢。

  

  虽然有的资料说史思明是突厥人,但从“史”这个姓氏看,他应该也是粟特人的后代,也是“杂胡”。而且估计很可能也是跨种族的爱情结晶。相似的出生背景和相同的乡里,安禄山和史思明就这样从小一起长大,是发小。后来又成了战友。实际上,史思明几乎是另外一个安禄山,他们的身份背景、人生经历,乃至死亡,都如出一辙。两人唯一不像的地方,是他们的身材。安禄山是个超级大胖子,体重三百多斤;而史思明则是“姿癯露”,意思是身材极瘦。一胖一瘦都是非常突出,倒是一对天生的丑角搭档,可以讲相声了。

  

  营州这个地方,注定是个风云汇聚之地。营州,今天的辽东朝阳,山海关外。营州的西北是奚,北边是契丹,稍远一点是突厥,东北是渤海,东边是高丽、新罗。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此地混杂着各色人等,是个实实在在的民族大熔炉。

  

  这里,不仅出了安禄山、史思明,还出了一大堆后来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当然,大多是安、史部下。但是,他们的敌手中,也有不少是营州人,比如大名鼎鼎的李光弼,还有后来围邺城的九节度之一王思礼。

  

  安史之乱,夸张点说,几乎就是一次营州人的内战。

  

  三、安禄山的第一份工作和营州

  

  营州是安禄山的老家,也是他成长、发家的地方。可以说,营州见证了安禄山的前半生。

  

  安禄山的第一个职业,就和营州密切相关。开元初年,安禄山逃出部族,虽然才十多岁,但他不得不从此开始“闯荡江湖”了。那么,“闯荡江湖”的安禄山都干过些什么活儿呢?

  

  在从军之前,我们只知道他做过“互市牙郎”。

  所谓的互市,就是设在边境上的外贸市场。唐朝时候做生意都需要在市场中进行,当然这里是大宗的批发贸易,类似于今天的小商品市场。而“牙郎”,则是中间人的意思。这个中间人很必要,首先是充当语言翻译,既然是“外贸”,那就要和不同民族的人沟通,翻译就变得很要紧。据说安禄山会六蕃语,就是六种民族的语言。甚至有说通九种的。其次,每次贸易都要订合同,需要有个中间人作保,还要到政府部门“公证”,同时还要交税。安禄山就是这个中间人。拿今天的话来说,安禄山相当于是国营外贸公司的一个员工。

  

  安禄山很可能在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干“牙郎”。因为正是这一年,开元五年(717),他的老家营州,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和机会。

  

  在开元五年的前一年,东北的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唐朝在东北的两个对手——契丹和奚(这两个部族,在唐代合称为“两蕃”),都投降了唐朝。而在此之前长期“沦陷”于契丹之手的营州,自然也就重新回归唐朝。

  

  当初营州的失陷,对武功辉煌的大唐皇朝来说,是颇为难堪的一件事情。从唐太宗开始,大唐就着力进攻东北;高宗时候灭高丽,建立了“安东都护府”,唐朝在东北势力达到了顶点。但是之后唐朝在东北势力就开始不断衰退,不仅鸭绿江以南被新罗占据,就连辽河流域也被新兴的契丹、奚这“两蕃”不断蚕食。武则天在位时,更是被打得落花流水,营州也丢了。契丹骑兵甚至一度威胁到了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不由让人想起了明朝末年和清军的对抗情形。

  

  事实上,拿明、清对抗形势来对比当时情形,还真的颇多类似之处。尤其是唐朝的防线上,和明朝很类似。明朝当时的防线分两部分,山海关是前敌总部,大帅坐镇,而宁远则是前线尖刀,两者互相呼应。唐朝的防线中,幽州相当于山海关,是唐朝统管东北方向的总部,而与宁远地位相对应的则是营州。可以说,营州是唐朝控制辽河流域地区的一个枢纽,是辖控契丹、奚等部族的一颗钉子。其战略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营州在开元五年回到唐朝手里后,唐玄宗排除众议,立刻展开了一系列部署——重新修建了营州城;将以前逃亡的人口都召回来,同时开辟屯田;另外,还大力招商开店,努力发展经济。不久,再次恢复了营州都督的建制,并兼平卢军使,管内州县镇戍皆如其旧。这些部署,涉及军事、经济、行政,多管齐下,促进了营州的全面恢复。李隆基这是要把营州这颗钉子永远钉在辽河流域。大唐新皇帝的勃勃进取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很快,营州就展示出一个国际边贸城市的繁荣景象——“仓廪充实,市邑浸繁”。这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做“互市牙郎”的大背景。

  

  安禄山做互市牙郎的时间,可能并不是很长。不过这段经历对他性格的养成,却有着巨大的作用。后来安禄山被评价为“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心狠手辣,诡计多端,善于揣摩人情,这应该是他“闯荡江湖”历练的结果。这种在江湖上摸爬滚打上来的经验,可是混迹政坛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啊。

  

  后来安禄山进入高层,面对的那些将相王侯,虽然一个个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毕竟还是“文明人”,和这个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无赖相比,总是差了一点点。就因为这一点点,让安禄山一路顺风顺水地向上爬升,最终成就了他的大阴谋。就像韦小宝从丽春院到了皇宫,一路混得滋润无比。

  

  四、投身军戎

  

  互市牙郎,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得枭雄的。安禄山传奇的真正开端,当然还得从他投身军营开始。

  

  那么,安禄山是怎么从军的呢?有个有趣的传说:安禄山还是个混混的时候,有次去偷羊,结果被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下令乱棒打死。安禄山急了,大喊:“大人你不想灭掉两蕃吗?为何要打杀禄山!”张守珪一听,口出狂言啊;再一看,好家伙,又肥又白的一条大汉,很是壮观啊。安禄山的这番话,着实是“善揣人情”,说到他的心坎上了。于是张守珪就释放了他,并让他跟着自己干。

  但这个故事肯定是编造的,不能当真。首先,这个桥段太古老,被重复过太多了;其次,此事不合情理。偷只羊就被杀?还要节度使亲自监督执行?不可思议。《资治通鉴》就完全没采纳这个段子。另外一个明显的漏洞是,张守珪到幽州当节度使乃是开元二十一年(733),而张守珪刚来幽州不久,宰相张九龄就在一份下达给他的圣旨中提到了安禄山的名字,并提到“禄山义勇,武艺绝人,谋帅得贤,裨将复尔”。意思是安禄山勇猛过人,作为节帅的张守珪则很有谋略,将帅相得益彰。可见,此时安禄山已经是个将领了,而且有了一定地位。

  

  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想,安禄山从军,当是开元二十一年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根据各种资料推断,这个时间当是在开元八年(720)。

  

  不过之所以产生上面这个故事,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安禄山在造反之后,有个很坚决抵抗他的硬骨头,叫颜杲卿,这人在被捕之后,曾大骂安禄山说:“你本来不过是营州的一个牧羊羯奴耳!”安禄山一听,暴跳如雷,将颜杲卿捆在中桥街头从西第二根柱上,用刀将他的身体一节一节地割掉。安禄山如此恼怒,也许正是因为颜杲卿揭了他的老底。可能他小时候真的牧过羊。既然会牧羊,自然也会偷羊。安禄山敢于窃国,偷羊简直就是太小菜了。这样的推理也算合理合情。

  

  开元之初,虽然唐玄宗非常希望营州成为唐朝往东北进一步进取的前站,但事情的结果并未能如愿。实际上,辽河流域的契丹、奚,在这块土地上,最大努力地在扮演着主人的角色。就在开元八年,契丹再次造反,进攻唐朝,并再次占取了营州。对此,唐玄宗非常生气,他亲自从长安调派了两万军队,不远千里,奔赴前线,要将契丹打个粉碎。但非常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这支两万多威武之师在行军途中遇到了灭顶之灾——他们在渑池县安营扎寨的时候,突遇山洪暴发,一夜之间全军覆灭。让人无比惊讶。

  

  无奈,唐玄宗只好另找对策。他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军队构成方式:下令直接在幽州本地招募,这些人称“健儿”,这是一种新型的职业兵。他们不交租税,并可以获得一份工资。这是与唐朝原有的兵民合一性质的“府兵”截然不同的新制度。这批军队一共有两万,不仅满足了当时的战役需要,而且事后,这批军队也变成常驻边疆的职业化军队。这种隶属于节度使的边兵,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央开始脱离了密切联系,因而对于中央的忠诚度也就开始下降。这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患的种子,这也是唐后期藩镇割据之所以长期顽强存在的关键因素。

  

  正是在开元八年这次幽州招募健儿的时候,安禄山、史思明正式投身军中。这一年,他们都是年方十八。

  

  值得注意的是,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幽州职业军人的第一批人物,属于元老级别的。他们与广大军人将士的密切关系,恐怕不是一般将领可以企及的。可以想象,这种在战斗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密切关系,在幽州军人的心目中,肯定是远远超过对于远在天边的皇帝的忠心的。

  

  这,就是安禄山后来能造反的根基所在。

  

  

  五、大难不死

  

  自开元八年开始,唐朝和契丹、奚两蕃之间,不断冲突,处于一种胶着状态。有时候,唐朝甚至还采取过比较委曲的和亲招数,来安抚两蕃。

  

  为什么以唐朝之鼎盛,却难以奈何契丹和奚两个小小部族呢?这是因为大唐西部出现了一个过分强大的吐蕃,首都设在长安的唐朝,自然要全力以赴对付这个眼下的对手。相对而言,远在东北的两蕃,玄宗只能更多地依赖地方本土力量,而无法从中央给予全力支持。至少像武则天时候,动不动来个二三十万军队是绝无可能的。

  当然,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出现一个杰出将领,比如李靖这样的名将,可以用一支精兵,一举荡平小小的两蕃。于是玄宗一直走马换将,最后终于在开元二十一年的时候,他把张守珪派去东北。张守珪在此之前一直在西北作战,战功赫赫,富有经验。

  

  唐玄宗寄希望于张守珪,张守珪则寄希望于幽州本地将士。而在幽州本土将士中,安禄山是个佼佼者。

  

  安禄山对这一带山川地理非常熟悉,他充分利用了本地人熟悉地理人情的特长。所以安禄山曾经做过“捉生将”——相当于特种兵队长,经常率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动不动就能抓回几十个契丹人来。

  

  从这个情况来看,安禄山当时以干“特工”为主,这需要胆量,也需要灵活机变的能力。而这正是安禄山的长处。在不大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安禄山这种“特种部队”类型的攻击未尝不是一个可取之道。起码有战绩可以上报。所以,张守珪一到幽州,就大力提拔安禄山。安禄山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圣旨中。

  

  安禄山一方面屡次建功,另一方面,他也善于拍张守珪的马屁,所以很得张守珪的欢心,甚至被张守珪认作养子。据说安禄山当时就挺肥胖的,而张守珪不大喜欢这点。于是安禄山甚至连饭都不敢吃饱。安禄山玩减肥,显然是要讨好张守珪了。不过这也很能说明安禄山此人能“忍”,够狠。

  

  得到张守珪的欢心,自然官就升得快,到开元二十四年(736)的时候,安禄山已经做到了“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左骁卫将军可是个从三品的武官呢,地位已经很高了。张守珪也不过是正三品的官位。可见安禄山已经在幽州取得了足够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平卢军就是驻扎在营州的军队。后来,安禄山做的第一个节度使,就是平卢节度使,也正是在自己的老家。

  

  不过也就是在这一年,安禄山遇到了人生最大一次劫难。所幸是有惊无险。

  

  安禄山遇到的这次劫难,来自他军事上的失败——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恃勇轻进,结果大败。安禄山可能当“特种兵”有经验,但缺乏真正指挥大军作战的军事素养。实际上,从安禄山后来的指挥能力来看,他确实不算一个真正具备战略天分的军事家。应该说,他在政治上的天赋显然要超过军事天赋。

  

  麻烦的是,这次战败的损失相当严重。从当时宰相张九龄给张守珪的信件中屡次提及此事可看出,当时中央对此很关注。张九龄还特地写信给平卢军的将士进行慰问和鼓励,显然,这次战败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以至于中央朝廷要加强思想工作。

  

  军事的失败,自然要有人承担责任。按照军法,作为直接指挥者的安禄山自然难辞其咎。但是作为安禄山直接上级的张守珪却下不去手。史书上说张守珪玩了一招——将安禄山直接捆缚到长安去,“请斩之”。

  

  一方面,张守珪“铁面无私”,依法要斩安禄山;另一方面,他又不自己动手,直接将安禄山送到皇帝和宰相面前,让他们来拍板——实际上,他是有八成把握,赌李隆基不会下杀手。这样,他既摆脱了责任,又保住了爱将。

  

  不过,这一招也是险中求胜,他可是还有二成的没把握,这主要来自宰相张九龄。张九龄基本上是个标准的儒生——比较爱讲原则,爱公事公办。张九龄一开始给的批示是“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所谓的“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正是古代两个严格执行军法的著名例子。司马穰苴是齐国名将,曾将阅军迟到的监军同时也是国君宠臣的庄贾依法处斩。孙武同样以军法名义斩杀了吴王宠妃,使吴国军威大振。张九龄的意思很明显,要军法从事——斩!

  

  但是,李隆基不舍得杀。张九龄坚持,并提出了第二个理由:“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张九龄认为安禄山有造反的相貌,以后肯定会是心腹大患!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并有不同的版本。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张九龄又不是看相的。他要有这先见之明,就不会败在李林甫手里了。

  不过,张九龄要严惩安禄山,甚至主张军法从事,则是事实。奈何李隆基不听。后来安禄山造反,李隆基逃到成都后,还特地派使者去祭奠了张九龄,表示后悔当年没有听张九龄的意见,把安禄山一刀解决,以至于现在江山危殆——肠子都悔青了。

  

  且说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安禄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且停旧官,令白衣将领”。撤职,一撤到底,只能作为一个“白衣”身份。不过他仍可以继续在军中任职。这样的处罚,看似严重,其实是留下了很多空间。

  

  唐代君主,从李渊开始,都喜欢这句话——“使功不如使过”。意思是,用人的时候,用一个有罪的人,比用一个有功的人,要更好。让人戴罪立功,会更大地激发他的潜力。在这样的原则下,受到过戴罪立功待遇的将领就层出不穷,比如李靖,比如刘仁轨,比如薛讷,比如朱可夫……这些人都曾经以“戴罪”之身,立下了赫赫功绩。

  

  只不过,这次轮到了安禄山。看起来是很平常的又一次发挥“使功不如使过”的原则。所以,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安禄山的东山再起,会很快。

  

  果然,三年之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安禄山的机会来了:张守珪部将假传张守珪的命令进攻奚人,大败。张守珪隐瞒真情,谎报胜利,结果被告发遭贬。第二年,740年,安禄山被重新起用,担任平卢兵马使。可能玄宗提拔他上来,就是为了取代张守珪留下的空缺吧。总之,从此之后,安禄山开始时速二百码的一路狂飙。

  

  安禄山也是一枭雄

  只是“天命”也是有限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安禄山重新被起用,当上了平卢兵马使。此时他已经三十八岁了。从这年开始,安禄山的升官速度和得到的宠幸之大,绝对令人惊讶。

  

  也许可以提一下另外一个事情,这一年,玄宗笑纳了杨玉环。

  过了两年,天宝元年(742),玄宗将此前一直隶属于幽州节度使的营州独立出来,并升格为节度使,称平卢节度使,然后让安禄山做了节度使,并兼柳城太守,押两蕃(契丹、奚)、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安禄山终于做了老家的最高长官。玄宗这显然是为了荣宠安禄山,他一直希望有个名将替他一手解决东北问题,现在他把这个希望选放在了安禄山身上。

  

  这次提拔,也和安禄山自己的努力经营有关。他经营的手法其实很老套,就是贿赂钦差。就在安禄山当上平卢兵马使的时候,当时的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相当于中央纪委副书记当了河北的钦差大臣。安禄山不失时机,“百计谀媚”,拼命拍马屁。甚至还拿大量的金钱贿赂张利贞的手下。真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啊。结果很有效,张利贞回去后极力美言。玄宗皇帝本来就对安禄山有好感,两下一合,升官就顺理成章了。

  

  此后,几乎所有的钦差、巡查、特使,没有不被安禄山的拉拢贿赂拉下水的。于是,这些本来应该是皇帝耳目的官员,却主动地扮演起了烟幕弹的角色,以致最后玄宗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已经太迟了。玄宗甚至只敢悄悄处理掉最后那个被拉下水的宦官钦差。一个帝国被腐蚀到了这个份上,不出问题才怪。

  

  但安禄山真正飞黄腾达,还要等到他直接拍玄宗马屁之后。这是在天宝二年(743)。这一年,安禄山亲自前往长安,朝见皇帝。并且,俘获了皇帝的心。

  

  安禄山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心,甚至编造故事说:去年七月,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我焚香祝天说:“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愿使虫散。”结果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虫吃得精光。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玄宗听得津津有味。

  

  安禄山还扮演了一回“正义使者”的角色。就在他入朝期间,这年的科举考试中出现了舞弊情况。有人就通过安禄山的路子来向皇帝告发,安禄山也就很直率地报告给了玄宗,结果一调查,果然有猫腻。不仅吏部侍郎被贬官,作为吏部尚书的李林甫也很失面子。可以说,安禄山是败坏了一次“潜规则”。我们当然不能理解为是安禄山有正义感。实际上,他不惜站在文官集团的对立面,实在是向玄宗表达一个政治姿态:他唯一忠心的是皇帝陛下,自宰相李林甫以下的官员,他都不惮冒犯!

  

  安禄山在长安待了整整一年,也做足了一年的功课。天宝三年(744),他离开长安的时候,玄宗下令让文武百官都去送行。虽然,这时候安禄山已经被任命兼领了范阳(幽州即范阳郡)节度使。但这样的高级荣宠,完全不应该是一个地方将领相配的。

  

  玄宗的这个姿态说明,安禄山在他的心目中,已经远远不只是一个地方节度使,而是一个社稷重臣了。史书上说“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显然,朝廷百官也都已经认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皇帝现在对安禄山有足够的充分的信任。

  

  皇帝的恩宠远没有到头,天宝六载(747),安禄山兼了御史大夫一职;三年之后,赐爵东平郡王,将帅封郡王,这在唐代是头一回;又下令给他修建豪华的住宅和别墅;到天宝十载(751),再兼领河东节度使的时候,安禄山的宠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安禄山的军功并不是那么显眼。虽有些小斩获,但一直没有突破性的战绩。甚至在天宝十一载(752)安禄山亲自出征契丹,还吃了一个大败仗,他自己都差点当了俘虏。而次年的复仇行动也不了了之。如果我们还要拿西北方向的名将哥舒翰、高仙芝们耀眼的赫赫战功来比较一下的话,安禄山应当会更加羞愧的。

  

  但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诡异”的现象:一方面是安禄山星星点点、拿不出手的战绩,一方面则是唐玄宗如火如荼、无人可及的恩宠。这显然不合情理,但这一切又都是活生生的现实。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玄宗已经把他视为一颗重要的政治棋子,一个社稷重臣,而不单单是个普通将领。所以,战功已经不是首要的问题,甚至不是问题。唐玄宗用他的首先不是军事才能,而更多的是政治才能和政治资源。

  

  天宝时代的唐玄宗,固然还有些开拓的野心,但已经比较怠政,他更希望能够垂拱而治,而不是事必躬亲。

  

  如果说这时候,玄宗在文的方面有了李林甫,那么武的方面,则想倚重安禄山。李林甫其实是个小心谨慎、忠心有加的人,玄宗虽然比较放心他做宰相,但毕竟还需要有个力量平衡,而安禄山则是他认为的最佳人选——安禄山的作用不在边疆,而在于庙堂。

  

  李林甫在内,安禄山在外;李林甫是文官,安禄山是武将。此外,李隆基以为安禄山有足够的忠心,也有足够的政治才能。这是政治平衡。

  

  很多人对天宝三年到天宝十年安禄山身兼三镇,大唐的东部,甚至北部的一大部分军事势力,都控制在安禄山手里这个异常现象,都从军事的角度来解释,认为当时的军事需要大军团的联合作战,所以兼领不同节度使正是战争发展的需要。这个解释,固然是对的。但是,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理解,则更有说服力。

  

  天宝时期,大唐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出现了一种失衡状态,边军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央直接掌控的军队,所谓强枝弱干。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有经验的政治家不可能不产生警惕。玄宗肯定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潜在威胁。但是要彻底扭转,似乎很困难,可能玄宗也是过分迷信自己的权威,他没有彻底改革,而是采取了一个搞平衡的策略来对应。

  

  当时最强的边军可以大致分为两大集团——西北系和东北系。西北系以朔方节度使为中心,东北则以幽州节度使为中心。除了安禄山占据了幽州等三镇外,西北系的节度使如王忠嗣、哥舒翰、安思顺、高仙芝等名将,都与安禄山关系不佳,尤其是哥舒翰,两人的矛盾是公开化的。据说有次宴会中,安禄山想和哥舒翰拉近关系,结果反而造成了误解,双方矛盾恶化。当时,高力士是亲见其过程的,而且他有意无意地造就了矛盾的不可化解。高力士的行为,很显然是代表了玄宗的意思。

  

  玄宗用关系恶劣的将领来掌握不同的边军,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平衡政策。万一有一方造反,另外一方肯定会反对。这样一来,造反成功的机会大大减少,那有谁敢去冒险?实际上,这个政策在后来确实起到了作用。肃宗平定安史之乱,主要就是依靠朔方军等西北系的力量。

  

  但这种政策显然是一种走钢丝的危险行为。一旦失衡,大唐帝国就要堕入深渊。平衡掌握得一时,掌握不了永久。可以想象,钢丝一路走下去,即使在玄宗时代不爆发叛乱,到他的后代手里,也肯定会问题丛生。此举看似高明,实则贻祸子孙。从这个角度来说,玄宗实在不是个足够好的政治家。

  

  到了安禄山有些跋扈不臣的苗头之后,玄宗发现问题已经很严重,他甚至已经没有太好的法子控制安禄山了。人君控制臣下的手段,无非是生杀予夺、富贵贫贱。但是此时玄宗发现问题麻烦了,如果他翻脸,杀了安禄山,那么这个巨大的空缺由谁来顶替呢?所以,节约成本的做法就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不断宠任安禄山,不断给他好的、更好的待遇。

  

  有一次安禄山入朝觐见,唐玄宗下令给他在昭应(高官别墅区)修建一个别墅时说:“材料啊,设施啊,都给我尽量往好的用。这小子眼孔大,别让他笑话了咱。”这哪像一个皇帝说的话,都有点拍安禄山马屁的意思了。

  

  臣子做到这个份上,就是“不臣”了。你让安禄山不产生点歪心思,恐怕都不容易了。可以说,安禄山的野心,很大程度上,是唐玄宗给培养出来的。

  

  有个有趣的故事,大概可以反映玄宗对安禄山的心态。有一次玄宗在皇宫中夜宴安禄山,安禄山大醉之后,呼呼大睡。左右服侍的人很恐惧地发现安禄山化身为一个巨大的黑猪,但他的头则是龙头。大家跑去报告玄宗,玄宗轻松地说:“这叫猪龙,不是真龙。没什么问题的。”

  

  要说玄宗对安禄山完全不猜疑,那也是不可能的。但玄宗的问题是,他确确实实太小看了安禄山的贼心和贼胆了!

  

  七、贼心从何时开始

  

  那么,安禄山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贼心的呢?恐怕这个问题,玄宗最想知道。

  

  按照传统士人的看法,安禄山那是杂胡,是异种,野心是天生就有的。这种看法太过简单,不够有说服力,而且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最早提出安禄山要造反的,大概要算张九龄。但他并没有什么根据,按史籍上的说法,他是靠看相看出安禄山会造反,那属于超自然的内容,不能算数。而张九龄的心理,大概就是典型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所导致的。

  

  较早提出安禄山有造反野心的,还有王忠嗣,他是玄宗朝最著名的汉族名将,曾经一度领四个节度使,控地万里,威震军中。天宝六年(747),安禄山提出要在边防线上建筑一个雄武城,并请王忠嗣出军队来协助筑城。王忠嗣提前跑去当地看了看情况,没等见到安禄山就回来了。然后他先后几次上书,力称安禄山必反。王忠嗣是名将,他又亲自去看过筑城之地,大概是能从中看出些蛛丝马迹来的。

  

  另外,《安禄山事迹》中记载过一段故事,也是披露安禄山的野心萌发问题。故事说安禄山每次上朝的时候,经过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久而方进”。龙尾道是大明宫中含元殿前面的阶梯。因为含元殿高耸在高大的台基之上,所以前面列有两条石阶,供上朝官员拾级而上。远望石阶,宛如龙升而垂其尾,极为壮观。而含元殿则是大明宫的中心所在,相当于明清故宫太和殿的地位。含元殿也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的象征,其巍峨雄伟,壮丽华美,自不待言。安禄山在这个地方“南北睥睨”,绝对是一种不臣之心的表现。很可能是当时朝臣们发现了安禄山这个特别的举动,在事后回忆起来,自然就成了安禄山野心萌发的表露证据了,所以判断说“即凶逆之萌,常在心矣”。

  

  这段故事记载时间也恰好在天宝六载(747)。而正是在这一年,安禄山第二次入朝,这次他得到了更加特殊的待遇。

  

  玄宗下令让杨铦、杨锜、贵妃三姊妹皆与禄山叙兄弟。而且安禄山得以出入禁中,并请成为贵妃的干儿子。安禄山在长安城中,和杨贵妃家族的人日夜一起游玩。杨贵妃家族的人此时都富贵无比,正值杨贵妃最为宠幸的时候,所谓鸡犬升天。这种外戚贵族,最擅长的就是骄奢淫逸。他们本身没有太大的才能,也没有什么大的抱负,肆无忌惮地享受,才是他们的人生目标。这是统治阶层中最腐烂的一部分。安禄山跟他们整日厮混在一起,一来让他滋生了对朝廷的轻慢之心,正是在和皇帝、百官、后妃、贵戚这些人的周旋之中,他逐渐地得心应手,占据了上风。所谓知己知彼,在心理上,他已经占据了优势。这就很难不引发他的觊觎之心。二则,此时的大唐帝国正是烈火烹油般的繁华。贵妃家族,乃至公卿官僚们的穷奢极欲,也大大刺激了他的欲望。他的豪奢程度,已经是登峰造极了,连皇帝给他造房子,都生怕被他瞧不上。但人的欲望是个无底洞。他如果还想进一步,那现在只剩下一个目标了,那就是皇位。也就是说,他如果要满足,只能是自己来做这个花花世界的主人!

  所以,如果说安禄山可能在天宝六载产生了邪念,那是可以想象的。

  

  玄宗对安禄山的宠遇是如此异乎寻常。甚至有一次,玄宗在勤政楼宴请百官,所有官员都列坐在楼下,而单独为安禄山设了一个座位在御座旁边。作为一个臣子,这种待遇简直是骇人听闻的。玄宗为什么这么做,颇耐人寻味。

  

  针对这个事情,后人编造了一些解释。比如有笔记记载了一则故事,说太子曾经力谏:“自古正殿,无人臣坐之礼,陛下宠之太甚,必将骄也。”意思是您这种行为不是对待人臣之礼,这会滋长他的傲慢不臣之心。而玄宗则悄悄地告诉太子说:“此胡骨状怪异,欲以此厌胜之耳。”——我知道这是个过分的举动,但安禄山的骨骼奇特,有异相啊。其实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厌胜他。所谓“厌胜”,就是通过某种行为或物品,来压制另外一种邪恶而强大的力量,相当于“做法压邪”。

  

  这个故事,倒是很符合普通百姓的口味,有玄异色彩。另外,这个故事也很和谐地替玄宗做了辩护,同时还掩盖了当时玄宗和太子的关系紧张这个事实。

  

  天宝时期,玄宗年事已高,说不定哪天就驾崩归天了。接下来,太子登基很可能就是近期的事。这种时候,非常容易出现太子党集团的潜流。对于玄宗这样的绝对君主,他要的就是绝对君权,他肯定是不愿意看到任何异心存在的。

  

  安禄山早就摸透了玄宗的心理,于是他在玄宗面前做了一次表演:有次玄宗让安禄山见太子。结果安禄山见了之后,并不下拜。左右就问道:“你大胆,为什么不下拜?”禄山回答说:“我是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说:“太子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禄山回答:“我很愚昧,心里只知道有皇帝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一再催促,安禄山才下拜。

  

  安禄山的举动,无疑是大大得罪了太子。但他不惜得罪太子,也要向玄宗表态——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而玄宗的反应如何呢?“玄宗尤嘉其纯诚”。所谓纯诚,就是彻底忠心。

  

  实际上,安禄山这样的政治表态,等于是给自己埋下了祸根——试想如果他不造反,而静静等着太子登基,那他这个“东北王”的好日子也算到头了。即使玄宗时候不反,肃宗上台,他也不得不反。所以,这种“政治站队游戏”,其实正使安禄山造反的危机昭告于天下。

  

  安禄山虽然贼心萌发,但他已经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所以不得不先施韬晦之计。其计策有二:一是充分表现他的粗鲁无知,二是努力表达他的忠心耿耿。两下相配,可谓相得益彰。

  

  比如在拜见太子的时候,他就极力表白自己是蕃人,啥都不懂。又有一次,玄宗和贵妃一起坐着,安禄山先拜贵妃。玄宗问这是怎么说的?安禄山回答:“胡人先母而后父。”玄宗很开心。安禄山这招“装天真”玩得挺拿手。

  

  在表忠心方面,他也是屡创新招。他三百多斤,肚子大得差点要垂到地上,有次玄宗指着他肚子开玩笑说:“这胡人肚子都装了啥呢,居然会撑得这么大?”安禄山立刻回答说:“别的啥都没有,都是一肚子的赤胆忠心啊!”玄宗又很开心。

  

  总之,安禄山要努力利用自己的异族胡人身份,假装无知、野蛮、一根筋。这确实是很好地配合了唐朝君臣对胡人的一种想象。

  不过这种扮猪吃老虎的伎俩,也遇到了克星,那就是宰相李林甫。安禄山甚至怕到寒冬时候和李林甫讲话,也会满身大汗的程度。所以,天宝六载的时候,安禄山很可能萌发了野心,但恐怕还不敢有所举动。他现在只能做些小动作。真正的大策划,还要等待更好的时机。

  

  八、阴谋是怎么策划成功的

  

  有贼心的人,成千上万,有贼心而又有贼胆的,那就是万里挑一了。玄宗大概是真的没料到,那个看似粗鲁的安禄山,居然是属于既有贼心又有贼胆的那一个。

  

  不过,我们也不能说从一开始,安禄山就有了明确的造反目的。事实上,安禄山最终会起兵造反,自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安禄山绝对不是王忠嗣那样心怀天下的人。他一做上节度使,就充满私心地开始为自己储备各种力量。他就像一只不安的兔子,不停地往窝里拖各种食品,随时准备过冬。

  

  当然,由于安禄山最终还是造反了,所以他这一切私下的行为,都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他阴谋叛乱的准备阶段。这个准备无疑是个相当长的过程。

  

  最早一个引人注意的行为是在天宝四年,这年冬天,安禄山上奏说:“臣讨契丹至北平郡,梦先朝名将李靖、李从臣求食。”说自己征讨契丹,到了北平郡的时候,梦见了名将李靖和李,他们向他要东西吃。于是朝廷允许在那里给李靖、李立庙祭祀。

  

  安禄山说是李靖和李求食,其实暗含的意思是,李靖和李很看好自己,愿意托付在安禄山的地盘里面。这一招是很有深意的。因为李靖和李是大唐军神,早就是军中不朽传奇。安禄山通过这种假借托梦的方式,就成功地把将士们对军神的崇拜,部分地转移到自己身上,让自己成为将士们可以信赖的领袖。

  

  这种心理战术,他也一样运用在宗教上,比如后来他又利用禄山这个名字,把自己装扮成“光明之神”,使得那些祆教的信徒都匍匐在他的脚下,甘心受他驱使。

  

  事实上,装神弄鬼的方式,几乎是每个反叛者都会利用的。从吴广开始的塞到鱼肚子的布条“陈胜王,大楚兴”,到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简直史不绝书。因为在现实中,人们以为皇帝是真命天子,有着神性。所以,反叛者只有给自己也加上“天”、“神”的光环,才能让人心理上服从自己,克服对方。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就是最直接的口号。

  

  当然,这个时候,安禄山还只是利用军神托梦,还远不到挑战皇帝权位的程度。但这无疑是个可怕的起点——安禄山是个心理战高手。

  

  安禄山的情报工作也是一流的。他命部将刘骆谷常驻京师,专以窥测朝廷内情,一有动静则飞马报讯,故范阳虽距京师有数千里之遥,但安禄山对朝廷的情况却了如指掌。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吉温,他曾经是李林甫的一只狗,著名的酷吏。此人还是著名的变色龙,或者说是政治风向标。李林甫风光的时候,他投靠了李林甫;杨国忠得意之后,他又投向了杨国忠;而安禄山冉冉升起的时候,他再次不失时机地向安禄山献媚。此人心狠手辣不说,还是一流的“特工”。他掌握的政治秘密,是安禄山非常急需的内容。因此,两人一拍即合。他替安禄山在长安收集了大量珍贵的政治情报,着实上演了一回精彩的无间道。杨国忠发现后,很恼怒地报复了一把,以贪赃借口,将吉温一贬再贬,流放岭南。不久又派人去审讯,最后吉温死在狱中。后来,安禄山在洛阳做了大燕皇帝,还特地找到吉温的儿子,才六七岁,就给他做了河南府参军,还赏赐了大量财物。安禄山这算是江湖大哥的风范。甚至有人说,安禄山起兵是为了替吉温报仇。

  

  反过来,安禄山的反情报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甚至安禄山起兵造反,一路南下的时候,最初的报告到达玄宗那里,他还在半信半疑呢。直到各地消息不断涌来,他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也不是没人向玄宗送情报,但这些情报一概被玄宗无视,后来甚至于干脆把告发安禄山的人直接送到安禄山那里去。这下玄宗的耳根就清净了。说到底,是玄宗自己选择性失明。

  

  吉温固然和安禄山交好,不过他大概没有胆子劝安禄山造反,据说他曾和安禄山密谋说,只要我们能推翻李林甫,那我保证你能当上宰相。看来他们的目标还仅是定在宰相位子上。

  

  倒是安禄山后来招揽的一批失意文人中,不乏胆大包天之辈。比如高尚(字不危),此人颇有才学,却贫困不得志,常叹道:“高不危当举大事而死,岂能啮草根求活邪!”颇类似于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野心。虽是文人,却有亡命徒的狠劲。“最怕流氓有文化”,指的就是这种人。

  

  高尚和另一个文人严庄,后来就成了安禄山的“谋主”,他们俩在鼓动安禄山造反这个事情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安禄山造反一度军事受挫,他非常郁闷地训斥高尚、严庄说:“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他们还用了图谶这种东西来劝说安禄山作乱,颇有煽动性。在建立大燕政权后,高尚当了中书侍郎,而严庄做了御史大夫。可见两人在安禄山集团中具有核心地位。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在河北道地区,安禄山提拔了大量行政官员,任为各州刺史。这其中就包括颜杲卿,所以后来颜杲卿拉起反安禄山大旗后,安禄山非常恼怒地训斥他说:我提拔你是对你有恩,你居然反我,恩将仇报!可见,安禄山早就在各州刺史人选上埋下了很多种子,他要等着在这时候收获果实。范阳起兵的开始,势如破竹,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安禄山,大概是很难理解颜杲卿这样的儒家文人的情怀和立场的,但他非常懂得用利益收买人心。

  

  安禄山手下,武将自然是不缺的。比如史思明、安守志、李归仁、蔡希德、崔乾祐、尹子奇、武令珣、田承嗣等,都先后被提拔。这些武将都是智勇兼备,在后来的战争中都是战功赫赫,堪称名将。看来安禄山还颇有识人之明,会用人也是做领袖的必备条件。

  不过,这些武将的身份,大多不是汉人。而且,他们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士。他们在文化上、心理上都是自成一体的,和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长安中央,实在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当然,他们知道皇帝是最高领导,但不也有句话说“天高皇帝远”么?还有句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因此,这批军中骨干力量,他们对安禄山的向心力和拥戴,恐怕要远大于对朝廷、对皇帝的所谓的“忠”。不是说蕃将就没有忠于皇帝的,但毕竟“忠”这种美德,对他们来说,是个比较陌生的词汇。也许他们更喜欢“义”,喜欢军队中成长出来的兄弟式的情义。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更像是一批梁山好汉。他们更愿意支持自己的“大哥”。

  

  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上奏,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人将领。当时宰相是韦见素和杨国忠。韦见素本是个好好先生,从不拿主意。可这时韦见素都急了,极力劝谏玄宗说,这是安禄山要造反的证据。这确实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证据,安禄山几乎已经是赤裸裸地在做准备工作了。

  

  军事方面的准备,除了将,还有兵。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的时候,他的军队中,除了本部军队外,还有大量的蕃兵。这些蕃兵都是安禄山经过很长时间逐渐积聚起来的。这些人在叛乱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核心战斗队的作用。

  

  战备方面,那就更多了。比如他“畜战马数万匹”,武器装备,也是堆积如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充分利用了胡商,他派大量胡商去做生意,每年交纳上来的珍货“数百万”,这里面,既有他做过商人的基础,也有他利用宗教的成分——他扮演的光明之神,唬住了很多胡商。

  

  

  九、渔阳鼙鼓动地来

  

  安禄山有贼心,也有贼胆,但他选择在天宝十四载造反,其实也是被逼的。

  

  为什么说是被逼的呢?这是因为有个叫牛二的人——杨国忠,老是对着他叫嚣,你反啊!你倒是反啊!还把头伸过来。

  

  其实估计以安禄山的本意,大概会选择在玄宗死后造反。提前动手,一是心理上他有愧于玄宗,师出无名。玄宗对他的恩情,足有天大。二是反叛的准备还不够充分。事实上,安禄山虽然是三镇节帅,但真正跟着他造反的,只有范阳一镇。河东和平卢节度使两镇的大部分将士都站在对立面,坚决反对。如果再给他一段时间,把河东一镇稳稳纳入囊中,那么将来的军事形势会完全不同。

  

  安禄山之所以选择在天宝十四载年末起兵,是受了刺激,要抢个先机。因为杨国忠毕竟不只是“牛二”,他是大唐宰相,是杨贵妃的堂哥,圣眷正荣,更麻烦的是,他也是个无耻之徒,是个狠角色。

  其实说起来,他们俩之前还联手,一起成功陷害过李林甫。况且,此前安禄山一直和杨氏家族交往密切,安禄山还是杨贵妃的干儿子呢。

  

  说到这个干儿子话题,在民间传言中,有颇多不雅的说法。八卦的起源来自所谓的杨贵妃给安禄山搞“三日洗儿”的游戏。天宝十载正月初一是安禄山生日,玄宗和杨贵妃赏赐了无数的礼物。又过了三天,杨贵妃将安禄山召入宫内,要给他洗澡,这是唐朝“三日洗儿”风俗——孩子新生下来三天之后,要郑重地为婴儿洗浴一次。同时还要有所赏赐,所赐金钱就称为“洗儿钱”。此前,安禄山正式认了杨贵妃为干妈,所以杨贵妃趁此机会也来个“三日洗儿”,洗完之后,还用锦绣把安禄山给裹上,如同婴儿一般——那得多大一块锦缎啊!一时间欢呼动地,连玄宗也听到了,于是很高兴地前去观望,并且赏赐了一大笔“洗儿钱”,把这个游戏推向高潮。此后,安禄山就可以自由出入宫内,大家都称呼他叫“禄儿”。

  这个事情,后来被八卦成安禄山和杨贵妃有一腿,给玄宗戴了绿帽子。这种说法自然是谣言,完全不可靠。这个举动,对安禄山来说,是通过杨贵妃加深了和玄宗的关系,求之不得。而对杨贵妃来说,可能是给她自己一种安慰,因为她已经没法再做母亲了。虽然是一场游戏,也算是真的洗了一次儿子。至于玄宗为什么这么高兴和凑趣呢?那自然也是一种对杨贵妃的歉疚,他年事已高,无法再给贵妃一个儿子的机会,那就此做点补偿吧。

  

  此外,玄宗可能也有一点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希望给杨贵妃找个强有力的外援——在自己死后,杨贵妃也好有一定的保障。唐代比较流行认干爹干妈——安禄山以前就曾当过张守珪的养子呢。这种关系虽然是虚拟的,但好歹也是一种较为密切的关系。比如后代江湖兄弟结义,也就是一种虚拟亲缘关系。

  

  总之,玄宗本意是要加强安禄山和杨氏关系的。开始阶段,双方也确实打成了一片。但到了杨国忠取代李林甫地位之后,双方不可避免地分裂并矛盾激化。

  

  这几乎是必然结果。因为李林甫凭着自己的资历和能力,压住了杨国忠和安禄山。而他一死,这两人之间就直接冲突了,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而且,他们两个都很瞧不上对方。杨国忠看安禄山是野蛮无知的胡人,安禄山则把杨国忠视为靠裙带提拔的纨绔子弟——不服!

  

  杨国忠的做法就是日夜不停地在玄宗面前攻击安禄山是野心家,要造反。天宝十二载,他就替哥舒翰申请了一个郡王封号——西平郡王。而此前的天宝九载,安禄山已经得到了东平郡王的爵位。杨国忠此举明显是要拉哥舒翰对抗安禄山来着。

  

  天宝十三载,双方矛盾激化。正月,杨国忠向玄宗提出建议,试召安禄山入朝,并说他心里有鬼,必然不来。结果出乎意料,安禄山闻命即至。这让玄宗很是高兴。这一次暗斗,安禄山占据了上风,大大稳固了他在玄宗心中的忠诚形象。

  

  有可能是这时候安禄山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谋反行动,加强兵力,储备物资,这些不过是例行公事。所以安禄山并不怕杨国忠拿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杨国忠政治讹诈这招,不幸落空了。

  

  在天宝十三载这次安禄山回范阳的时候,唐玄宗送他,并亲自解下御衣披在安禄山身上。在唐玄宗来说,大概是送一个莫大荣宠给他,但在安禄山则非常惊疑。归程中他昼夜兼行,过州县都不下船,一日数百里地赶路。

  

  这一回,可真叫“蛟龙归大海,猛虎出牢笼”。对安禄山来说,这是第二次虎口脱险。这之后,他才开始真正着手进行惊天大阴谋了。

  

  自归范阳后,他在对朝廷的态度上,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朝廷使者来范阳的,他一概称疾不迎,见面的时候也都是戒备森严。曾经有钦差大臣、给事中裴士淹到范阳,他拖了很久才召见,而且在宣读圣旨的时候,居然就大模大样坐着听,完全没有人臣之礼,裴士淹吓得结结巴巴读完圣旨就跑了。

  

  不甘心失败的杨国忠拼命收集证据,以至于擅自派人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把安禄山的亲信多人逮捕,审讯后秘密杀害。又把搞无间道的吉温给拿下。这些举动无不刺激着安禄山。

  

  在杨国忠做这些举动的时候,玄宗并没有禁止,虽然他安慰了一番安禄山,但安禄山还是觉得危险重重。毕竟杨国忠天天在皇帝身边进言,所谓三人成虎,就是谎话说了一千遍也成真理了,何况他自己也真的是有不臣之心,有不臣之举呢。既然逼到眼前,那就不如先下手为强!

  

  可笑的是杨国忠在听到安禄山起兵的消息后,居然异常兴奋地说:“你看,我早说了吧,他要造反!”临死而不悟,真是比牛二还牛二。

  

  十、最初的一个月

  

  杨国忠这么兴奋,自有他的道理:“现在造反的只是安禄山一个人,将士们都是不愿意的。不过十天,他的头就会被砍了传到长安来。”

  

  这话也有一定道理。毕竟大唐处于鼎盛时期,圣主名相(杨国忠肯定认为自己是名相),自然有最大的号召力。事实上,除了范阳军区之外,河东和平卢都没有跟从安禄山。

  

  就连唐玄宗也点头表示赞同杨国忠的意见,以为叛军可以轻易击溃。他们实在太轻敌了。

  

  事实上,忠于唐朝的军队此时根本打不过叛军。安禄山的军队中,真正核心的战斗力在他的那些非汉族军队——这些人对玄宗、对杨国忠可没有什么忠诚度可言。包藏祸心的安禄山早就有意识地准备了这一手。

  

  史书上提到安禄山起兵,“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军队组成分为两部分:“所部兵”和同罗、奚、契丹、室韦等游牧部族。

  

  “所部兵”,就是范阳节度使所管辖的军队。这批军队中的骨干将士,多是追随安禄山多年,其中蕃将还占据多数。就在这年,安禄山还用三十二个蕃将替换了汉将。底层将士即使有所不满,也不至于哗变。

  

  更重要的是还有大批的“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族军队。这些军队的战斗力都非同小可,是安禄山叛军中的精锐之师。其中同罗,乃是草原部族铁勒的一支,骁勇善战,本属于阿布思所统领,后来被安禄山设计陷害后诱降,几万同罗骑兵加入,史书上说:“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可见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队伍。安禄山还特别从同罗以及奚、契丹降者中选拔精壮八千余人,称为“曳罗河”(壮士之意)。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安禄山手下这批非汉族部族,本来都是他征讨的对象。安禄山有次在奏章中就曾说“臣所部将士讨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勋效甚多”。也就是说,这些人本来是唐朝的敌人,也是安禄山的对手。但安禄山很狡猾地一边征讨,一边化敌为己了。以至于等安禄山造反之后,大批的唐朝“敌人”横行内地,涂炭生灵。有学者甚至认为:安史之乱,其本质是一次民族之间的战争,或者说是“在国内进行的外患”。大批外族通过安禄山这个媒介,向唐朝发起了挑战。这个说法有趣,但乃皮相之说。这些人虽是外族,但他们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只是安禄山个人野心的工具。而安禄山本人,也不存在什么明确的政治目标,他只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帝国反叛者。就整个安史之乱来说,也不是必然的结果。

  

  对于安禄山叛军的这种构成,唐玄宗和杨国忠并没有在意,甚至可能压根都不知道。因为这些所谓外族军人,本来就不在正规军队编制之中。换句话,他们只是安禄山的私兵。唐中央的轻敌,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在安禄山起兵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安禄山就顺利占领了河北、河南,并拿下了东都洛阳。

  

  安禄山的军队十一月九日起兵,一路南下,非常顺利。所到之处,唐军望风瓦解,完全没有抵抗之力。是啊,内地几乎已经上百年未见战争,百姓安居乐业,郡县也完全没有一点战备可言。况且,河北地区还是安禄山的势力范围,因为他身兼河北道采访使。

  

  朝廷得到的反叛消息,竟是从河东先传过来。到十一月十五日,朝廷才确认消息是可靠的。玄宗调兵遣将,做了一些部署。可惜他过于轻敌,草率从事,结果是崩溃性的败退。

  

  第一道防线,放在黄河以南的陈留(开封),主帅是文臣张介然。十二月初二,安禄山跨过黄河,直逼陈留。此时张介然刚到几天,仓皇失措。初五,陈留不战而降。

  

  第二道防线是虎牢关,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咽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成就不世功勋的。唐玄宗派了封常清把守。封常清也是西北军镇的名将,刚好入朝。他在玄宗面前说得很轻松,只要自己出手,指日可定。封常清大概是觉得安禄山军事才能有限。确实,安禄山的战绩并不佳。就在天宝十一载的时候,安禄山亲率六万军队,袭击契丹,结果大败而归,差点自己送命。而且安禄山获得的胜利,经常是通过阴谋诡计得逞。西北系的这些将领不同,他们都是正规战中获得的大胜,打的是硬战、苦战。他们是有资格嘲笑安禄山的。不过接下来,他们就要为自己的盲目自信而痛哭了。

  

  封常清到洛阳之后,临时招募了大量军队。但问题是这些军人完全没有经过训练,战斗力太差。就在安禄山攻打虎牢关以东的荥阳时,守城的士兵听到战鼓声,站都站不稳,纷纷从城上坠下。封常清的军队也是差不多。这种军队怎么能抵挡安禄山的虎狼之师呢?结果自然是一触即溃。虎牢关这样一个天险就轻易落入叛军手中。

  叛军一路跟踪追击,直至东都洛阳。封常清虽然拼死抵抗,无奈军心涣散,很快又败退。这样,到十二月十二日,洛阳落入了安禄山的手中。此时,离安禄山起兵,才仅仅三十三天时间。

  

  第三道防线陕州,是处于洛阳和潼关之间的要害之地,主帅则是另一位西北系赫赫名将高仙芝。高仙芝手下的军队构成稍好,中央禁军、部分在京边兵、新募兵,共五万人。其中边兵战斗力较强,但数量有限。此时,从前线败退的封常清对高仙芝建议,靠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于是两人一起退入潼关,准备以弱者的姿态,打防守反击战。所以第三道防线等于不战而退。于是安禄山的军队就直逼潼关,叩响了长安的东大门。

  

  从当时的具体形势看,高仙芝、封常清的这个战术是完全正确的。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叛军都没能打开潼关这道大门。这里面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安禄山自己造成的。因为他顾不上别的,而是迫不及待地开始在东都圆他的皇帝梦了。

  

  十一、只有一年的皇帝梦

  

  至德元年(756年,本来是天宝十五载,不过这年肃宗上台,改元至德)正月初一,安禄山五十五岁生日的这天,在洛阳称帝,建国号大燕,(他来自范阳,也就是古代燕国的地盘,所以称大燕,这显然是汉族文化传统。)改元圣武。(还是改不了他的武夫本色。)然后封儿子安庆绪为晋王,另外文武大臣都加官晋爵,俨然一个朝廷模样。

  

  

  此时离他攻下洛阳,也才半个多月,离起兵才五十天。在这五十天里,他的军队势如破竹,占据了河北、河南两大块,而且势力范围还在扩张之中。他迫不及待地开始登基当皇帝。可是他高兴得还是太早了,他的胜利几乎快到头了。

  

  

  安禄山坐镇洛阳指挥,各路将领四处分兵攻打。在西边,遇到的是哥舒翰把手的潼关,此时唐军西北边兵大量增援,虽然还不足以进攻,但防守应该没有问题。叛军无法突破这最后一道雄关。在南边,则是南阳、睢阳两城,就像两颗钉子,分别堵住了叛军通往长江中游和下游的通道。

  

  在北边则更加糟糕,先是在颜真卿等人的鼓动下,大量臣服的州郡纷纷揭起义旗,然后是郭子仪、李光弼率领朔方军从河东(山西)跨越太行山,进入河北,河北的史思明等将领们则屡战屡败,狼狈不堪。唐军势力甚至隔绝了河南和范阳老巢的联络。往来的通讯员都得偷偷过境,还常常被捕。河南的叛军也人心动摇。

  

  唐军形势一片大好。如果按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安禄山的叛乱就会在短期内平定。大唐王朝也将继续延续他的太平盛世。安禄山自己也非常郁闷,五月份的时候,他将谋主高尚、严庄找来痛骂:“你们多年教我造反,说是万全之计。现在潼关被牢牢把守,数月不能进;北边的道路都断绝了,唐军四面包围着,我现在所有的只是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你们今后不要来见我了!”

  

  从年初迫不及待的登基,到五月份的仓皇失措,可以看到安禄山的反叛并没有什么深谋远虑的政治目标,他更像一个赌徒。在他看来,从消极的角度说,他可以自保;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他可以过一把皇帝瘾。他其实并没有要开创一个王朝的理想。

  

  在安禄山渡过黄河,攻克第一个河南城市陈留之后,因为得知自己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杀,怒不可遏的他下令将降军万人全部杀死,以泄心头之恨。如果是一个期待建立新王朝的政治家,必然要考虑到民心所向。而杀降,则只能给自己塑造起一个残暴无道的武夫形象。

  

  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很满足于能在洛阳称帝,而完全失去了继续进取之心。向西,他没有全力去进攻潼关,向长安进发。如果他率领全军,乘胜追击,攻下潼关未必不可能。但他甚至都不愿亲自带队攻打,而只是派遣了一支数量不大的队伍,去攻击几十万人把守的潼关。

  

  向南,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南方地区对于中央财政的重要性。如果他全力攻破南方两个据点,切断南方向关中源源不断的物资运输,恐怕唐王朝会很难支撑下去。要知道,当时南方的军力是相当薄弱的,完全不可能抵挡住叛军的全力进攻。

  

  对在洛阳当大燕皇帝的安禄山来说,他派遣手下将领四面出击,只是扩大自己的地盘,掠夺更多的财富,让大燕国看起来更大,让自己更富有。如此而已。

  

  还好,在唐玄宗的再次“帮忙”之下,安禄山幸运地再次捡到了大元宝。虽然哥舒翰死守潼关是上策,但玄宗已经对手握重兵的将领非常缺乏信任感,所以他一再派人去硬逼哥舒翰主动出击,结果可想而知。六月,叛军击败潼关出击的守军,接着攻陷潼关。无险可守的长安一片混乱,六月十三日,唐玄宗仓皇西逃。

  

  奇怪的是,在叛军攻下潼关后,安禄山遣使命令他们留守潼关,而不是立即直取长安。直到十天之后,他才派自己最得宠的将领孙孝哲进入长安。并且,也没有进一步追击唐玄宗君臣,而是让他们得以从容地逃到成都,让肃宗逃到了灵武。真是不可思议,简直让人怀疑他们在打假球。

  

  虽然攻占了长安,但安禄山并没有前去长安耀武扬威。他只是让孙孝哲做了两件事,一是搜捕唐朝官员以及宗室等,大肆屠杀他痛恨和讨厌的人;二是“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原来,唐玄宗在宫中有非常精彩的乐舞表演,特别是其中有舞马(会跳舞的马)百匹,能“衔杯上寿”,还有犀牛、大象,或拜或舞,简单地说,就是歌舞团和马戏团表演。安禄山当年看了之后,非常羡慕,现在终于得志了,当务之急就是要将这些歌舞团、马戏团先送来洛阳。

  

  这段史实,《资治通鉴》有一段评论:“贼将皆粗猛无远略,既克长安,自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这里虽然说的是“贼将”,但无疑安禄山是“无远略”最严重的一个“贼首”。

  攻破长安,是安禄山达到的最高成就了。他的成功建立在唐玄宗的骄奢昏庸之上,而他自己的目标无非是继承玄宗那些骄奢淫逸的生活。所以,可以断言,安禄山的大燕国必然不能长久。而事实上,他自己的性命也并不太长了。

  

  首先是他的健康状况很糟糕,本来就有眼疾,不到一年就失明了,而且又患了毒疮,使得他很痛苦,政治军事的胜利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心情愉悦。他本来就暴躁的性格变成狂暴——他经常性地责骂痛打身边的人,从侍者李猪儿,到大臣严庄,再到儿子安庆绪。这些人自然酝酿起了谋杀案。他们本来都是亡命赌徒,所以也顾不得什么上下尊卑了。可笑的是,严庄在劝安庆绪动手的时候,居然说:“殿下听说过大义灭亲乎?”

  

  于是至德二年,也是圣武二年(757)的正月初五这天,在安禄山生日后的第四天,严庄与安庆绪手持兵器,守住门口,而李猪儿手执大刀直冲入帐下,挥刀就朝那个超级大肚子砍过去。安禄山眼睛看不见,伸手去摸床头佩刀,结果摸了个空。安禄山愤恨地用手大力摇撼着帐竿,大喊道:“是我家贼!”一会儿,肚子中流出数斗血。一代枭雄,就这样戏剧性地一命呜呼!

  

  这时,离他登皇帝位,整整一年零四天。

  

  有趣的是,杀了父亲的安庆绪后来被史思明所杀,而史思明又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所杀。这样不断的内乱,充分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叛军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没有什么道义可言。他们的聚合,只有利益。只有利益黏合的一条船,注定是走不远的。

  

  但就是这样的一群狼,把整个大唐帝国搅得天翻地覆,彻底伤了元气。就是这样一场几乎没有什么大目标的混乱,无比深刻地改变了大唐帝国,不仅留下了一个伤口,而且也给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留下了一道最醒目的疤痕。在这道伤疤之前之后,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两段,这两段,有着深刻的变化。这,也许是安禄山自己并没有想到的。这也许就叫偶然创造历史吧。

  

  明日人物:狄仁杰

  

  呵呵,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位历史人物

  

  有很多经历也是值得推敲一番

  

  不知道大家对狄大人是何种看法

  

  此人物身上,确实有不少传奇色彩,甚至近乎神秘,呵呵

  

  当然,历史总有可辨之途

  【人物第五帖】

  

  

  狄仁杰——天下桃李满狄门

  一、桃李满门的宰相

  二、少年老成

  三、起步坎坷

  四、断案如神

  五、造福一方

  六、移风易俗

  七、为民请命

  八、斗智斗勇

  九、定策国老

  十、知人善任

  十一、东方神探

  

  一、桃李满门的宰相

  狄仁杰并不是老师。但他在武则天朝做宰相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原来是说狄仁杰提拔了很多官员,几乎遍布朝野。这是恭维他呢。狄仁杰则正色回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

  

  武则天一生好杀,宰相都杀了一箩筐,但她却对狄仁杰另眼相看,称为“国老”,极为信任,几乎言听计从,特别对他推荐的人才,一概加以重用。所以狄仁杰才能够在短短四年的宰相任上就能做到“桃李满天下”的局面。

  

  这,绝对是个奇迹。武则天为什么这么信任他?

  

  宋太祖赵匡胤曾这样评价武则天:“则天,一女主耳,虽刑罚枉滥,而终不杀狄仁杰,所以能享国者,良由此也。”这个看法倒是很有意思,赵匡胤认为,没有杀狄仁杰,是武则天后来还能被唐代供祭的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

  

  答案在《新唐书》里,在《狄仁杰本传》后,宋祁评价:“武后乘唐中衰,操杀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杰蒙耻奋忠,以权大谋,引张柬之等,卒复唐室,功盖一时。”就是说,武则天将唐政权给灭了,而狄仁杰通过提拔张柬之等人,最终完成了匡复唐室的丰功伟业。

  

  武则天一生英明,居然信任了一个处心积虑的掘墓者。这难道是真的吗?

  

  要说中国人心目中,最出名的审案子的官员,那是包公。但在老外的眼里,狄仁杰这个名字远比包公来得著名多了,他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就像很多老外通过李小龙知道了中国功夫一样,很多人通过狄仁杰知道了中国式判案。而近年来,通过电视连续剧,狄仁杰作为断案如神的传奇人物也同样为中国百姓所熟悉。

  狄仁杰是怎么成为老外和今人心目中的神探的呢?

  

  二、少年老成

  

  贞观四年(630),大唐名相杜如晦去世。也就在这一年,未来的名相狄仁杰,刚刚出生。

  

  狄仁杰,字怀英。因为他后来被封为“梁国公”,所以常见称呼有“狄梁公”。唐朝还有两个著名的梁公,一是房玄龄,称“房梁公”;二是姚崇。三位“梁公”分别是太宗、武则天、玄宗朝的重臣,真可谓国之栋梁。

  

  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曾做过贞观朝尚书左丞——这是一个很要害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他和尚书右丞(办公厅副主任)一起掌管尚书都省(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尚书省各个部门颁行天下的文件,都要经过他们两个的检查审核。可以说是整个尚书省的枢纽。不过狄孝绪的事迹可考的极少,可能因为他做尚书左丞时间很短,政绩不显,所以泯然众人矣。

  

  狄仁杰之父狄知逊,官位不如狄孝绪。明经及第,然后做过东宫内直郎,掌管太子东宫的符玺、伞扇、几案、服饰等事。对于刚出道的官来说,这是个很好的起点。可惜狄知逊此后官运很一般,一辈子都只在地方做官,郑州(今河南郑州)、梁州(今陕西汉中)、越州(今浙江绍兴)、华州(今陕西华县)、夔州(今重庆奉节),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却一直没能做到刺史。虽然当时全国刺史有三百多,但刺史品级也是相当高的,上州刺史入了三品,算高级官员;普通刺史也有四品。狄知逊最后做过夔州长史。长史,当时称“上佐”,就是一州的高级佐官。虽然品级地位都不错,一州之内,也仅次于刺史,但没有实权,如一定要拿现在的官做个对比,就类似于市人大主任。

  

  不过,狄知逊在大江南北的四处宦游,对青少年时代的狄仁杰而言却是个很好的经历。他因此增长了见识,了解了民间疾苦,这对他以后做官总是关心民情,坚持为民造福,有着很深的影响。

  狄仁杰是家中长子,自然会被寄予殷切期望。而狄仁杰也没让父母失望,从小就表现出了不俗气质。据说有一次,他家门人被害,当地官吏前来调查案情,全家老小都出门来接受讯问,只有狄仁杰安然不动,一个人专心读书。官吏就责问他,狄仁杰昂然回答:“我在书中,忙着和古代圣贤交接,哪有空来见你们这些俗人,管这些俗事!”这个事情被两唐书的本传都记载了。大概是想反映狄仁杰从小就有崇高志向,追慕古人吧。此外,从这个故事能看到少年狄仁杰确有很多不凡之处:一般小孩遇到这种难得的“大事”,大概早就跑出去看热闹了,他却不爱搭理,颇为特立独行,有个性;还有,对于官吏的责问,一般孩子估计都汗不敢出,他不仅对答如流,还敢于讽刺对方,可见他有见识,胆子大,嘴巴快。总的来看,狄仁杰比较早熟。

  

  除博览群书之外,狄仁杰还有个特点——对医术很有兴趣。这也是有别于一般官宦子弟的特长。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精通针灸之术了。他去长安赶考的时候,路过华州,看到有人贴出巨幅广告:“能疗此儿,酬绢千匹。”上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富家少年,鼻子下长了一个拳头大的瘤子,稍微碰一下,就酸痛刺骨,两眼翻白,几乎奄奄一息。狄仁杰很同情,于是上前揭榜。孩子父母亲属激动得立刻叩头下拜,还马上把千匹绢拉了过来。狄仁杰先让少年坐起来,取出针,从后脑刺进去。然后问,是否针气已经达到患处?病人点点头,狄仁杰手一抖,迅速抽针。那个瘤子应声落地,少年一下子痊愈,一点病态都没有了。孩子父母亲属都哭着拜谢,送上绢匹。狄仁杰笑着摇手:“我只是为了帮病人解脱痛苦,并不是要靠这个赚钱的。”转身扬长而去。

  

  未成良相,先成良医。不过,这种医术太过夸张,故事也许并不真实。但从此之后,狄仁杰却真正开始了替天下百姓医治苦难的道路。

  

  三、起步坎坷

  

  显庆元年(656),二十七岁的狄仁杰踌躇满志来到长安赶考,和他父亲一样,顺利地明经科考及第。明经科,和进士科一样,是唐代科举的一个科目,类似于今天的文科、理科的区别,考试内容有别,但及第之后都是一样做官。一般人都知道,唐代有句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明经很容易,三十岁考中就算老的;而相对地,进士科很难,五十岁考中,也算年轻的。这是因为进士出身的人一旦做官,以后官途就顺畅了,所以有才之士一般都不屑于明经出身。但这是唐代中后期的情形。事实上,唐朝初年的时候,明经科比进士科更热门,更受重视。因为唐初规定:明经出身的人,名列前茅的,可以获得“从八品下”的散官;而进士出身,名列前茅的,授予“从九品上”的散官。两者相差了三阶呢。所以,狄仁杰选择考明经科,绝对不是“技不如人”而想剑走偏锋的意思。

  

  就在此前一年,永徽六年(655)十一月,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也刚踏上她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台阶。说起来,他们俩还是并州老乡呢。不过,权倾天下的武则天并不认识还在底层的狄仁杰,也不可能给他什么帮助。虽然狄仁杰肯定知道这个帝国最风光的人物,但他恐怕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未来会跟这个女人发生密切的关系。

  春风得意的狄仁杰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但他在之后的十八年里,一直都只在地方为官,没有提升的机会。似乎他也注定要和父亲一样,会终老在一个地方的“闲官”上面。

  

  狄仁杰的第一个职位是“汴州判佐”,就是汴州的州级官员。所谓判佐,就是判官,是具体分工处理政务的官员,分别叫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全称是“司功曹参军事”。这些分类,有点类似中央的六部分工。至于狄仁杰做了哪个曹参军事,不可考。

  

  狄仁杰满腔热情地开始他的工作,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次沉重打击——被胥吏诬告了一把。虽然不清楚诬告何事,但从狄仁杰后来刚直不阿的性格来看,估计多半是狄仁杰破坏了官场“潜规则”吧。幸运的是,这一状告到了河南黜陟使阎立本这里。

  

  阎立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也曾官至宰相,因画名太大,以至于人称“丹青宰相”。不过这个时候,他是个“钦差大臣”。唐朝初年,地方制度是州、县两级,全国有三百多个州,都是中央直辖。而这么庞大的规模,中央的管理实在力不从心。为了弥补管理漏洞,于是中央每隔一二年,就要派朝官分道去各地巡查工作,叫“黜陟使”,类似后来的巡按大人。为什么叫黜陟使呢?因为钦差最主要的工作是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黜,就是黜落;陟,就是升官。这些钦差在巡查之后,要提交报告,根据官员的好坏进行弹劾或推荐,从而使地方官员升官或降职。此次阎立本就是以工部尚书担任河南道的黜陟使,汴州属于河南道,正在巡查范围之内。

  

  阎立本亲自审讯,却惊讶地发现狄仁杰是个很杰出的人才!他接见了狄仁杰,大加赞誉:“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回去之后,就大力举荐。于是狄仁杰被调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职位也还是判佐,但汴州为上州,判佐是从七品下,而并州是都督府,判佐为正七品上。等于是升官二阶。

  

  对狄仁杰来说,更愉快的是,他回到老家了。因为并州下属县阳曲正是他的故乡。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件让大家深为震动的事情。并州都督府级别高,事务也繁忙,所以配备有两个司法参军,另外一个司法参军叫郑崇质。郑崇质最近心情不佳,因为他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一方面,他的老母抱病在身,正需要他悉心奉养;另一方面,刚好上司给了他一个出差的任务,而且是到“绝域”之地。所谓“绝域”,在唐朝规定中,起码是指万里之遥的地方。危险重重且不说,以当时的交通工具,光时间就得一年两载的。正在老郑“忠孝不能两全”烦恼之际,狄仁杰主动站出来,找到领导——长史兰仁基,要求代替郑崇质出这趟苦差。兰仁基听了以后,除了意外,一则感动,一则惭愧。因为这个时候,他和并州司马(也是上佐)正在闹矛盾,关系很紧张。一比照狄仁杰,实在差距太大了。狄仁杰的崇高人格,照出了自己的渺小。后来兰仁基常常将此事挂在嘴上,感慨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能让自己的上司如此推崇备至,狄仁杰不愧叫“人杰”!

  

  此后的狄仁杰具体做过什么官,史无明载。不过肯定还是在地方任职,因为一直到四十七岁他才调到中央。这么长时间的地方官,也不是没有价值的,那就是让他积累了很多具体行政经验,特别是判案的经验。这对他未来的工作非常有帮助,也是使他声名大振的基础。

  

  四、断案如神

  

  可能因为狄仁杰在地方工作出色而勤恳,特别判案方面才能十分突出,终于,到了上元二年(675),他被调到中央,当上了大理丞。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七岁了。巧的是,此前一年,也就是上元元年,刚好是武则天称“天后”,走到了政治的前台。两人的经历惊人地同步。

  

  大理丞,品级不高,仅从六品上,但地位重要,负责京师百官的审判断罪,同时也复核全国各地的判案,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的法官兼最高检察院的检察官。狄仁杰这人个性突出,敢想敢做,同时又才能杰出,所谓金子到哪里都会闪光的,所以,他任大理丞一年后就声名大振。

  

  话说狄仁杰上任的时候,已经积压的案件非常之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笔不停批,整整奋战了一年,就把积压案件全都清理了,涉案人员达一万七千人之多,而且一个喊冤的都没有。数量又多,质量又好,工作真是没得说。怎么看也应该评个先进工作者啊。所以,年终考核的时候,他的上司——大理卿(大理寺长官)张文瓘(guàn)给了他一个“中上”——唐代官员每年的考核称“考课”,分九等,从上上到下下。当时的考核还是很严格的,工作成绩非常出色才能评“中上”,至于“上下”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各个部门的考课结果,还要提交上级审核过。而这一年负责考核的,则是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他一看狄仁杰不过是个刚工作一年的新手,想必不会有什么突出成绩,说不定是走后门、拍马屁的结果吧。于是就很主观地否定了这个少见的“中上”成绩。张文瓘倒是护犊子,他很不服气地提出了异议,并将狄仁杰的工作成绩详细地做了汇报,刘仁轨一看大惊,果然是个好干部啊。他很为自己的失察而内疚,同时也惊异于狄仁杰工作的出色,当即给了他一个很罕见的“上下”。这可是非常罕见的高分啊。这一段插曲,一下子就让狄仁杰在长安的官场出了名。而这,仅仅是个开端。接下来的狄仁杰,一次又一次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终于有一次,狄仁杰让高宗皇帝也记住了他。

  

  狄仁杰让皇帝印象深刻的事情,来自一次执法纠纷中,狄仁杰不顾高宗大发脾气而坚持己见,犯颜直谏。当时是仪凤元年(676),左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卫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昭陵(唐太宗的陵墓)中的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立即处死。狄仁杰却上奏说: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善才这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皇帝盛怒,狄仁杰却神色不变,仍然振振有辞,先是坚持有法必依:“现在依照法律,他俩罪不至死,而陛下坚持要杀,那么法律就无法取信于人,人们会很茫然失措,这样法律就失效了。”同时晓之以理:“现在陛下因为昭陵的一株柏杀了一个大将军,千载之后,人们会怎么评价陛下呢?如果我奉命杀了善才,那才是真正陷陛下于不道啊。”

  

  后来高宗终于冷静下来,觉得狄仁杰很对,于是特别下令让史官把这个事件给记录下来,编入国史,以便能流传后世。高宗有意识地强化这个佳话,一来表彰狄仁杰,给大臣们树立一个榜样,二来嘛也顺便提升一下自己,树立一个善于纳谏的皇帝形象。

  

  而且,不久高宗就提拔他当了“侍御史”。侍御史是御史台官员,属于监察系统。此官的品级虽不高,从六品下,和大理丞一样,但属于“清望官”——清望官并不都是高官,而是有高有低,最低的有七品官。关键是这些所谓的清望官几乎就是官员体系中的独立系统,而且有高有低的官员体系,构成了一个升官的“快车道”。某个官员一旦做了低品级的清望官,那么未来的升迁将会很快,而且很有希望升到三品以上的高官。因为三品以上的官,都属于清望官。如果不能在早期进入清望官,那你就在官员大部队里慢慢熬吧。

  

  高宗虽然将他平级调动,实则将他放入到“重点培养考察对象”中了。有次在狄仁杰奏事之后,高宗跟他开玩笑说:“你可是搭上了权善才这条顺风船了啊。呵呵。”能被皇帝所欣赏,前程还会不远大吗?那自然是顺风顺水了。

  

  狄仁杰确实没有辜负高宗,他非常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侍御史,也是负责审讯案件的,只不过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百官。可以说,御史就是官员中的“宪兵”,御史的别称就叫“宪衔”。在任职期间,狄仁杰很不客气地弹劾了高宗的两个宠臣、权臣。一是司农卿韦弘机,此人为高宗修了很多宫殿,都特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马屁没拍成,真够倒霉的。另外左司郎中王本立因为受宠,恃恩用事,也被狄仁杰毫不留情地揭露弹劾,而且狄仁杰对皇帝的说情也一点不买账,最终将他拉下了马。据说是“一时朝廷肃然”。小小的狄仁杰,硬是为朝廷整了一回风。当然,这绝对仰赖高宗的明白和宽容。

  

  这时期的狄仁杰,给人的印象就是能力超强,判案如神,同时又铁面无私,这很像后来人们心目中的包公形象。这大概也是狄仁杰后来会成为“神探”的基础之一。

  

  五、造福一方

  

  狄仁杰在当时和后代的老百姓心目中,地位都十分崇高,好评如潮。因为他是真心爱护百姓,为百姓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事,而不是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

  

  就是在中央任官的时候,他也不忘对基层百姓的关切。狄仁杰后来做过度支郎中,就是专门负责天下财政支出工作。有一次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在并州),以狄仁杰为“知顿使”——一路先行,为皇帝先行布置好中途食宿的官员。原本安排的路上有个“妒女祠”,这个妒女祠自然祀奉爱妒忌的女神了。据说只要有人穿着好衣服经过,肯定会有风雷之灾。这么神奇的民间传说,估计就是唐朝的时代产物——唐代妒忌的妇女最多也最厉害(有好事的唐人还写过《妒神颂》呢)。为了皇帝的安全,并州的地方长官就征发了数万人,准备另外开一条路。狄仁杰立刻制止说:“天子出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还怕一个区区妒女么?”唐高宗听闻后,赞叹说:“真大丈夫!”为民请命的,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大丈夫。狄仁杰为故乡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事实上,他是官做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无论哪里的老百姓,都是他爱护的子民。

  垂拱元年(685)开始之后的十多年内,狄仁杰相当繁忙,不断地在中央和地方轮流任职;职位也是忽高忽低,高的时候做宰相,低的时候做县令。

  

  685年,武则天刚好太后称制,积极筹备改朝换代,接着是称帝和巩固皇位。所以,这十多年时间内,政治斗争可谓波谲云诡,异常险恶,完全是一场政治大运动,社会大动荡。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狄仁杰的起起落落也就很好理解了。事实上,以狄仁杰的脾气个性,他本来很难顺利过关,但为什么他终于安然无恙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任职情况吧。从任职的时间上看,狄仁杰在中央的时间很短,而大多数时间都在地方。也就是说,狄仁杰其实大多数时间远离了政治旋涡中心。我认为,这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幸运,而是背后有一只手在调控着,那是武则天的手。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保护狄仁杰呢?

  

  首先,武则天早就赏识狄仁杰。狄仁杰调任中央的时候,武则天已经是大唐的实际管理者,而他的那些精彩成绩,武则天显然都看在眼里。他的步步提升,固然是高宗赏识,但很难说不是武则天的认可。

  

  其次,武则天很清楚,这个时期,她的工作重心是搞政治运动。等政权稳固了,工作重心必然要转移,要稳固武周政权,就需要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而狄仁杰这样能治理天下的高手,就可以拿出来重用了。

  

  这个分析,也可以解释一个困惑。那就是既然武则天在最后几年,那么赏识和依赖狄仁杰,那早干吗去了呢?又不是头一天才认识。以武则天的识人之明,她肯定是早就心里有数。这个时期,武则天开始大规模使用白色恐怖。特别是酷吏政治,就集中在这段时间。而狄仁杰是个正人君子,刚直不阿。在这种屠刀横飞的时期,很难不误伤到他。她让狄仁杰在地方任职,一来可以躲开是非,二来也为天下百姓多做好事,稳固地方。武则天针对的只是那些官僚阶层,而民为邦本这点,她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从某种角度来说,她用狄仁杰,确实用到了要害之处。

  

  我们来看看狄仁杰造福一方的经历吧。垂拱元年(685),狄仁杰出任宁州刺史。宁州在今甘肃宁县一带,当时为边疆地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抚和戎夏,人得欢心”。当地人特地为他立碑颂德。唐代有个制度,地方官如果政绩出色,老百姓可以立碑赞颂,这个碑叫“德政碑”。立碑可不是容易的事情,都需要中央严格考察后才批准。当然后期假冒伪劣的也多了。唐前期的立碑比较少,也都货真价实。狄仁杰一生在地方做官很多,这样的碑也遍布全国,在当时也是个罕见的现象。

  

  第二年,他再次被巡察的钦差举荐,于是再回朝廷做冬官(工部)侍郎。但很快又被派出巡察地方。接着做过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在经历了一次危机之后,再贬为彭泽县令。

  

  虽然狄仁杰一落千丈,被贬为七品县官,但他无暇自怨自艾。因为赴任当年,就遇到大旱无雨。狄仁杰立刻上奏疏,要求朝廷救灾,并免除租赋。而且他救的不止彭泽一县,还包括周边的八个县。朝廷很快答允,于是当地百姓得以渡过灾难。等狄仁杰离任后,彭泽百姓自发给他建造了“生祠”。活着的人能被立祠祭祀,那是罕见的荣誉。而且也要经过中央批准。

  

  万岁通天元年(696),河北被契丹入侵,百姓惊扰,朝廷震动。武则天把彭泽令狄仁杰调为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驱赶百姓入城,缮修守具的做法,而是让百姓放归农田,安心生产,同时整顿军备。不久契丹退兵。而这年魏州因为没有错过农时,居然获得了大丰收,使老百姓避免了一次大灾难。当地百姓出于感恩也给他立了生祠。据说魏州百姓每个月初都要去生祠供祭,摆上酒肉。

  

  

  有一次狄仁杰刚好去朝见武则天,居然面有醉色,武则天知道他是不喝酒的,就很奇怪。狄仁杰就说因为百姓祭祀才这样的。武则天派人去查验了之后,方才相信。这个故事很有趣,虽说是编造的,不过也生动地反映了老百姓对狄仁杰的衷心爱戴。

  

  不久,狄仁杰再次升任幽州(今北京)都督,安抚战后余生的百姓,恢复生产。

  

  在赴任之前,武则天特别赐予他一件龟带紫袍,而且武则天亲手(据说)在上面加了十二个金字:“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她终于要重用狄仁杰了。狄仁杰有了更好的平台,可以为天下所有百姓造福了。

    六、移风易俗

  

  狄仁杰在地方上,除了拯救百姓疾苦之外,也很注重移风易俗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最出名的是他在做“江南巡抚使”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件惊人的大事——大毁淫祠。

  

  什么是“淫祠”?淫是不必要、多余的意思。所谓淫祠,就是官方不正式认可的祠庙。江南吴楚一带,因为风俗传统特别,有大量的祭祀祠庙,用以崇拜五花八门的人神和鬼怪。基本上都属于淫祠。

  唐代笔记里记载过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江南有个驿吏,特别能干,把驿站的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新刺史上任时,他请刺史来检查工作。走到一道门前,挂着一个神像,说是“杜康”,原来这是酒库;又来到茶库前,也有神,说是“陆羽”;还有一个库是放酱肉腌菜的,门前也有个神像,说是“蔡伯喈”,刺史大笑,说这个神就不必了。

  

  实际上这些祠庙的祭祀浪费是相当惊人的。在狄仁杰看来,鬼神并不能救民于水火,百姓徒然耗费钱财,有害无益。况且狄仁杰本人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奉行者。不久前,狄仁杰就完全不理会妒女祠的传说,为人民消除了一次无谓的徭役。所以,狄仁杰到了江南后,不惧各种阻力,下令将各种淫祠毁去,共计一千七百余所,如项羽、春申君、赵佗、马援等等,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祠,这在崇信鬼神的唐代,实属不易,足见狄仁杰见识超凡。

  

  据说在毁项羽祠的时候,大家都畏惧不敢前,说入内者必死。狄仁杰大怒,当即写了一个通告——《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把项羽批评了一顿,责令:“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然后坚决拆毁。狄仁杰此举,比西门豹治邺还要猛。

  

  狄仁杰的这个举动,影响非常大,在有识之士中树立了一个典范。唐代就有很多人模仿他,比如李德裕后来也在浙西做过一次大规模禁毁淫祠的活动,韩愈、柳宗元也有类似举动。赞赏他的自然更多,其中最热烈的是明末的王夫之,他甚至说此举“赫然与日月争光者也”(不过这太夸张了点)。当然,这个举动对普通百姓影响更大,这从后来民间盛传狄仁杰不怕鬼的故事可见一斑。有个故事讲狄仁杰去做宁州刺史的时候,刺史的住房是个凶宅,闹鬼,前面已经死了十几个刺史了。小吏让狄仁杰换个别的房子住,被他拒绝。结果好几个晚上都出现诡怪奇异的东西,狄仁杰大怒,破口大骂了一顿,结果很快出来一个人,请狄仁杰帮自己迁葬坟地云云。后来就再也没出现鬼了。这活脱脱是《聊斋志异》的一出场景。不光是狄仁杰不怕鬼,更有甚者,老百姓中还有妖怪怕狄仁杰的故事。说武三思有个家伎叫素娘,色艺双绝。武三思将她隆重推出,大宴群臣。不过狄仁杰有病没来。第二次再宴,狄仁杰来了。结果素娘推三阻四,不敢露脸。后来终于不得不吐露实情,声称自己是花月之妖,因为狄仁杰是“正人”,不敢相见。然后就化为香气消失了。是不是很眼熟?端的是《聊斋》故事。

  

  甚至还有一个雷公向狄仁杰求助的故事:代州曾有一株大槐树,有次被雷劈裂开好几丈长的口子,居然将一个雷公夹在了中间,疼得他吼声如雷(雷公的吼声,自然是雷了)。当时狄仁杰刚好在代州,就带着一群宾客随从去观看。快到达时,众人都纷纷惊退,不敢向前。结果只有狄仁杰敢独自前行,靠近大树后问雷公这是怎么回事,雷公说:“因为我要赶跑树里的一个孽龙,但我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姿势不对,降落位置出错,所以被树夹住了,请你救救我。我一定重重地报答。”于是狄仁杰找来木匠把树锯开,雷公才得以解脱。此后,凡有吉凶祸福之事,他都预先向狄仁杰报告。

  以上这几个故事,从鬼到妖怪,甚至到天神,或是怕狄仁杰,或是要狄仁杰帮忙,虽然流于奇谈怪论,但恰恰充分反映了老百姓心目中的狄仁杰,一身浩然正气,能够克制各种神怪。

  

  

  因为这样的形象,所以后来狄仁杰居然也成了一方百姓的保护神,不断被人供祭——反对淫祠的狄仁杰自己竟也成了一个“淫祠”的主人!狄仁杰地下有知,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七、为民请命

  

  狄仁杰心中装有老百姓,不是一句空话。他曾数次冒着危险,救下了很多老百姓的性命。

  

  早在狄仁杰做御史的时候,就曾被派遣出使岐州,安抚当时岐州的逃亡兵士。狄仁杰到了当地,先释放了被抓的几十个人,并给他们粮食,遣返回乡。然后贴出告示,允许自首,既往不咎。效果很好。高宗很高兴,将他的这个做法推行天下,结果当时类似的很多逃亡者都纷纷回来了。可以说,狄仁杰这个宽大处理的安抚模式得到推广,实际上是拯救了很多人。

  

  垂拱四年(688),唐朝宗室、豫州刺史李贞起兵反武则天,叛乱很快被平定,之后狄仁杰被任命为豫州刺史,处理后事。当时,受株连被捕获的有六七百人关在监狱中,家产被没收的有五千人。司刑使一个劲地逼促行刑。狄仁杰认为李贞及骨干分子都已经战败死亡,而这些人不过是被胁迫无奈参与的,于是冒着危险,上疏武则天,给这些人请命,表章中提到,他反复几次写了后撕毁,撕毁又写,非常矛盾。这说明他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很敏感,这个时期也正是白色恐怖盛行的时候。狄仁杰这么做,实际上是冒了很大危险的。他完全可以按部就班地执行命令。可他终于还是勇敢上书了。所谓“仁者必有勇”,狄仁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为流放。

  

  这个结果,可以再次证明,武则天实际上是很关注狄仁杰的。事实上,几乎每次狄仁杰的奏章,都被许可。这应该可以视为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这六七百人最后被朝廷发配到丰州(今内蒙古五原一带)充军。当这些九死一生的流徒路过宁州时,宁州父老告诉他们:“是我狄使君救了你们的命呀!”于是双方一起到早先州民所立的“狄公德政碑”下痛哭。押解差役和宁州官吏也十分感动,允许宁州父老的请求,“设斋三日”,招待流徒。因此,后世将“狄公德政碑”又称为“梁公坠泪碑”,并在立碑处建“狄梁公庙”。后来,宋代的范仲淹在这里做官时,曾专门写了狄梁公的碑文,以记述狄仁杰的事迹。而多少年风吹雨打过去后,狄梁公庙至今还在。

  

  流人被送走了,但前来平定叛乱的将士们却不容易被打发。将士们倚仗着有功,横行霸道,大肆勒索。此时率军的是宰相张光辅,他不加制止,反而予以纵容。豫州刚刚经历战争,府库空虚。狄仁杰没有理会,张光辅大怒,小小刺史竟敢藐视自己这个宰相兼元帅?狄仁杰针锋相对,毫不退让,说:“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意思是河南叛乱的不过是一个李贞罢了,而你纵容将士勒索,与李贞一样。还怒斥张光辅杀戮降卒,以邀战功,甚至说出“如我有尚方宝剑,我就一剑砍了你,我虽死如归”这样激愤的话语。要知道张光辅身居宰相,位高权重,眼下又手握重兵,新立大功,而且也心狠手辣,实在是个不可得罪的人物。可狄仁杰深深痛恨张光辅乱杀平民,以冒军功,显示忠诚(拿平民的头冒充敌人首级,在古代一些混蛋将领手里是常见现象)的可耻行为。狄仁杰性格刚烈,不畏权贵,这一番话,真是痛快淋漓,掷地有声。在他的凛然正气面前,张光辅居然也就偃旗息鼓,无言以对。

  不过他怀恨在心,还朝后奏狄仁杰出言不逊。武则天暂时将狄仁杰贬到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可笑的是,一年之后,张光辅以不忠的罪名被处死,而狄仁杰则被调任洛州司马,其实是调回中央(因为武则天是以东京洛阳为她的统治中心的)。

  但这次回去,狄仁杰遇到了一次生死劫难。

  

  八、斗智斗勇

  

  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改朝换代,正式称帝。

  

  天授二年(691)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宰相生涯。两人经历,再次契合。

  武则天起用狄仁杰,实在是因为朝中无人。就在天授元年、二年的这两年,被杀的宰相有七个,还有一个被流放。虽然还有武承嗣、武攸宁等做宰相,不过他们都是政治可靠,能力平庸。狄仁杰是拉来干活的。

  

  但是这一时期气氛非常紧张,酷吏政治正是高潮阶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罗织罪名,株连成风,成片打击。以来俊臣为首的一批酷吏无恶不作、不择手段、胆大包天、凶残无比。他们要打击谁,几乎没有逻辑可言,因为他们只要杀人,就是立功。杀的越是高官,功劳就越大。所以,身为宰相却又刚正不阿的狄仁杰在劫难逃。

  狄仁杰九月入相,来年三月,来俊臣就告发了一个大案——包括三个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在内的七个高官谋反。眨眼间,这些高官统统被捕入狱。

  

  这不是一般的监狱,叫“诏狱”,意思是为皇帝特诏办理的案件而设置的监狱。实际上,诏狱纯粹是酷吏用来折磨人的行刑场。当时号称,“入此狱者,非死不能出”。可以说,狄仁杰遭遇到了空前的危险。

  

  被捕之后,来俊臣诱骗他们说,只要老实坦白,可以从宽免死。但大家都知道这是鬼话,然而狄仁杰出乎意料干干脆脆地承认自己谋反:“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很高兴,于是放松了警惕,将他关在牢里,就等皇帝复核之后行刑。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智商,聪明如狄仁杰,会那么傻,自寻死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狄仁杰要了纸砚,偷偷拆了被头的帛布,写好了一个诉冤书,然后放到棉衣里头封好。之后对看守人员说,天热了,让家里人来拿回棉衣。看守人员也不仔细查看。结果这份诉冤帛书,就顺利地被狄仁杰儿子狄光远送到了武则天面前。武则天立刻召见了他,问他为什么先前承认谋反?狄仁杰回答,如果不承认,早就死在酷刑之下了!于是武则天下令释放了他,同案的七人也都出狱了。

  

  狄仁杰这次被诬陷,居然能够全身而退,实在是个奇迹,不能不说他的聪明灵活、见机行事,远在普通人之上。武则天时候还有一个宰相魏元忠,也曾受诬陷入狱,他一开始死硬,结果备受折磨,体无完肤,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谋反。当时人都说魏元忠和狄仁杰差距太大了。

  

  当然,狄仁杰绝对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是非常坚决的。就在这次关押的过程中,酷吏看狄仁杰这么快就认罪,自以为得计,就想利用狄仁杰来株连陷害别人,于是派了判官王德寿来劝说,希望他能牵连尚书杨执柔,作证他也参与了谋反。狄仁杰问,怎么作证呢?王德寿很高兴,就说:你在春官(礼部)任职的时候,杨执柔也刚好在同部门做员外郎,你就说在这个时候搭上线的。没想到狄仁杰大喊道:“皇天后土,遣仁杰行此事!”然后一头撞向柱子,血流满面。王德寿吓得跑了,不敢再胁迫。

  这就是狄仁杰,善于保护自己,也勇于保护他人。

  

  后来,武承嗣曾多次奏请诛杀狄仁杰,都被武则天断然拒绝。事实上,狄仁杰是很受武则天赏识的,即使这次狄仁杰没有自救,相信武则天也不会置他于死地,因为将来她还要大用他呢。

  

  九、定策国老

  

  终于,在神功元年(697)十月,狄仁杰被召回朝中,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第二次成为宰相,成为辅佐武则天治理天下的左右手。此时,他六十七岁。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宠信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直呼其名。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的时候,常不让他跪拜。考虑到狄仁杰已年老体衰,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格外伤心,她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这是因为朝堂中再也没有这样的顶梁柱了啊。

  

  武则天对狄仁杰的信任,还体现在对狄仁杰格外宽容上。狄仁杰的性格是张扬激烈的,他经常会面折廷争,公开直接反对武则天的做法,而武则天则“每屈意从之”。

  

  比如武则天是佞佛之人,狄仁杰就屡次劝谏。久视元年(700)夏天,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武则天答应了。狄仁杰跪于马前拦奏道:“佛,是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武则天为此中道而还。秋天,武则天又想造大佛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狄仁杰再次力谏,武则天也接受了,罢其役。

  

  武则天晚年,最宠爱的是二张,甚至太子、公主这些人都靠边了。但狄仁杰居然敢公开羞辱张昌宗。有一次,南海献“集翠裘”——大概是用很多绿色的羽毛织缀而成的,非常华贵而美丽,武则天就赐给了张昌宗。刚好狄仁杰入宫奏事。武则天让他们两个一起玩双陆的游戏。狄仁杰就说,要赌一把,而且提出,所赌之物就是两人身穿的衣服。武则天笑说,“你不知道,此裘价超千金。你的紫袍价格不能比啊。”狄仁杰站起来说:“我这个是大臣朝见奏对时穿的衣服;而张昌宗的那件,不过是嬖幸宠遇之人所穿的衣服,用它来换我的紫袍,我还觉得亏了呢。”张昌宗一下子情绪沮丧,心神不定,连输数局。狄仁杰二话不说,上前就扒下裘服,拜恩而出。出了朝门,狄仁杰立刻把衣服丢给家奴,让他穿上,然后打马,扬长而去。

  

  以当时武则天对张昌宗的宠爱,狄仁杰竟敢如此行为,可真是异事啊。如果此事真实,那么可以说明,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宠信,那是到顶了。

  

  基于这样的特殊地位,狄仁杰在尽心竭力治理天下之外,还倾力做了一件顶要紧的事——促成李显继任太子。

  

  武则天临近晚年了,继承人问题已经无可回避。这可能是武则天面对的最大困境。她的选择只有两个——儿子或侄子。从武周这个朝代的角度来说,她应该让武姓人继位;而从个人角度来说,儿子总是比侄子要亲得多。

  

  武则天的困境就是,虽然她个人战胜了时代,成为皇帝,但她战胜不了历史和传统,她不可能把父系改为母系。虽然李显、李旦曾经改姓武,但终究改变不了整个世界到底是男性世界这个事实。这是武则天的深刻悲哀,她,无力回天,她可以改变女人不能做皇帝的规则,却不可能将整个文化都倒转过来。

  

  

  狄仁杰是主张立李显的,在推动李显继任的过程中,他不仅跟武则天讲道理,而且常打心理战。狄仁杰曾经给武则天指出:“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让儿子继位,起码以后祭祀中是少不了武则天这份的。而从来没听说过姑姑会被放到宗庙里面祭祀。又据笔记记载,有次武则天说:“我昨夜几次梦见跟人玩双陆,都不能取胜,这是什么意思?”狄仁杰一语双关地答道:“双陆不胜,必定是宫中无子。”他展开了“梦的解析”:“这是上天垂意,暗示陛下,久虚储位必定生变啊。”又有一次,武则天说:我梦到一只羽毛丰丽但两翅俱折的鹦鹉,这又说明什么呢?狄仁杰继续客串解梦大师:“武是陛下的姓,这只鹦鹉就是陛下。摧折的两翼就是陛下的两位爱子。如果陛下起用两位皇子,那就会双翼复振了。”

  

  实际上,当时的很多大臣都或多或少地向武则天建议,重立李显为太子。李显的支持率明显要高,在这种情形下,武则天终于顺从了历史传统,于圣历元年(698)把李显从庐陵接回来,九月,重新立为太子。同时,让太子做河北道大元帅,率军攻打突厥。有意思的是,他的副手、行军元帅,就是狄仁杰。而就在前一年,狄仁杰被重任为宰相。这个事实,说明了在李显重当太子这个事件上,狄仁杰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后来李显做了皇帝后,特别追封狄仁杰为司空。可见他是很感恩狄仁杰的帮忙。另外,唐人还写过一本《狄梁公传》,又叫《狄梁公立庐陵王传》。可见唐人把李显重立太子的功劳基本算在了狄仁杰头上。

  

  这个事情往往被解读为狄仁杰忠于李氏唐室,忠于李显。但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

  

  李显能胜出,深层因素是民心支持。武家人对天下基本没什么贡献,而李家毕竟淹有天下多年,特别还有唐太宗这样的超级英主,深入民心。可以想见,即使真的让武承嗣继位,一旦武则天去世,他肯定镇不住。往好了说,也难免血溅宫廷,往坏了说,那就是天下大乱。相比较而言,李显继位,名正言顺,不会有什么大矛盾存在。

  

  中国古代,政治的稳定,是最大的稳定。而皇位的顺利继承,又是最大的政治稳定。狄仁杰是正直而又成熟的政治家,正是看到了这个事情的至关重要,所以利用特别被宠信的有利条件,促成了武则天任命李显做太子的最终选择。他选择了支持李显,其实是选择了和平过渡。与其说狄仁杰忠于李唐王朝,不如说狄仁杰忠于天下百姓的安宁。

  

  这是狄仁杰对唐朝,对百姓所做的最大贡献。狄仁杰是武则天的定策国老,也称得上是中宗李显的定策国老。

  

  十、知人善任

  

  狄仁杰在任宰相期间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推荐和提拔了大量人才。

  

  狄仁杰选拔人才是不拘一格的。有一次,武则天让宰相各举荐一个人来做尚书郎。就是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的郎中、员外郎这些官职,相当于今天国务院内各司司长,地位很重要。狄仁杰推荐的,是自己的儿子狄光嗣。后来狄光嗣果然当上了地官员外郎(户部司的副长官),非常称职。武则天很高兴:“你就像古代祁奚一样,能举自己儿子为官。”这件事情说明狄仁杰是个典型的务实主义者,不玩虚的,同时也不畏惧别人的说三道四,襟怀坦荡。其实这也是武则天的重要特点。他俩在这点上是很合拍的,可谓君臣相得。

  

  狄仁杰也能冒着风险举荐人才。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来兵败来降,有关部门主张处斩。狄仁杰却别具慧眼,认为李楷固是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一定能感恩效节。这个提议也被武则天接受了,授以官爵,委派他专征契丹。果然,李楷固大败契丹余众,得胜而归。武则天为此设宴庆功,宴会上,武则天举杯对狄仁杰说:“公之功也。”

  

  因为狄仁杰知人善任,而武则天也充分信任他,所以在短短几年之内,他推荐的人遍布朝野。因为他为国举贤,并无私心,而且所推荐的确实都是人才,所以很多人后来一直任职到玄宗朝,都位登台阁,成为朝廷精英。

  

  

  狄仁杰推荐人才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一次,武则天让他举荐一名将相之才,他推举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又让狄仁杰举荐将相之才,狄仁杰曰:“前荐张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答已经将他提升了。狄仁杰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于是张柬之再被提拔为秋官侍郎(刑部副长官),很快就当上了宰相。

  

  也就是这个张柬之,在后来武则天病重的时候,联合了桓彦范、崔玄、袁恕己、敬晖等人,发动了宫廷政变,将李显推上皇位,完成了所谓的“唐室中兴”。但是,后人一般都将这份“匡复唐室”的功劳算在狄仁杰头上。

  

  根据之一是所谓的狄仁杰“临终遗言”,据说狄仁杰在临死之前,曾召集了这五个人,给他们下达了一个政治遗嘱,让他们先下手为强。

  

  根据之二,是这五人据说都是被狄仁杰精心挑选提拔起来的。联系到狄仁杰极力推动李显重当太子的事实,这个说法似乎很合理。事实上,狄仁杰在唐代和后代得到很高的评价和地位,就是因为这所谓的“匡复唐室”,这是政治功劳,在皇帝和史官眼里,比那种关心百姓的功劳大得多了。

  

  

  但这是一个误解。如果以这种解释看,那么狄仁杰必定是个政治高手,甚至可以说是个极高明的阴谋家。而且,他显然视武则天为敌人,而对唐室无比忠心,不惜冒险设下一个大局,最终推翻了武则天。可是仔细推敲起来,这并不能令人信服。

  

  先看那政变的五人,并没有证据表明都是狄仁杰提拔的。事实上,就以崔玄为例,他是武则天亲手提拔的,和狄仁杰没关系。在政变那一刻,这些人跑到武则天的榻前逼宫,武则天曾特别生气,对崔玄说,别人都罢了,你可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怎么也反叛我?这点就可以说明,狄仁杰精心布局的说法靠不住。至于那个所谓的政治遗言,司马光在《通鉴考异》有辨证,认为完全是编造的。我认为司马光所言是实。

  

  再来看看狄仁杰这人。从能力上说,他一生基本上是做地方官,行政方面很有经验,判案更是高手,但是政治方面未必就精通。事实上,在武则天这样的政治天才面前,他似乎没什么机会玩手腕,更别说是牵涉这么大的一个布局了。

  

  从性格上说,狄仁杰这人虽然聪明,但他刚烈外露,胸怀坦荡。有人就说他“倜傥不羁”。这种性格绝对不适合阴谋诡谲之道。

  再从情感上来说,武则天对狄仁杰起码有知遇之恩,待之以国士,狄仁杰也没有理由内心仇视武则天。

  

  总之,狄仁杰虽然推动了李显复位太子,但把最后的政变算在他头上,不仅是个错误,实际上也是个侮辱。

  

  玄宗朝名臣姚崇,其实也是武则天一手提拔的。当最后政变成功的时刻,大家都在庆祝,只有姚崇哭了起来,别人很惊讶,他却回答说:“事奉则天皇帝这么久了,突然离开她,内心难过,实在控制不住啊!”

  

  如果狄仁杰还在,他可能也会一样痛哭吧?

  

  十一、东方神探

  

  今天很多人得知狄仁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把他当做“神探”。这有一定的基础。一、他确实断案如神,在地方,在中央各部门长期做法律工作;二、他爱民如子,也得到老百姓极大的爱戴,是人们心中的青天大老爷;三、他性格刚强,不畏权贵,甚至也不畏鬼神;四、他既有智慧,又善于灵活应变。另外,狄仁杰的民间传说也很多。这些,都是“神探”出现的理由。

  

  当然,“神探”的形象,还是需要经过文学创作的,否则不会这么深入人心。狄仁杰其实并不总是板着脸的,相反,他挺爱开玩笑,喜欢嘲笑人。有次他和同事卢献斗嘴,说:“你配上马,就是驴。”马+卢=驴。卢献反唇相讥:“我一刀把你砍两半,就是两只犬。”狄仁杰笑说:“不对不对,狄字是犬旁一个火。不是两个犬。”卢献回答:“犬边有火,那就是一只煮熟的狗。”这跟小孩嬉闹没啥区别。这么可爱的性格,人们很难不喜欢。喜欢他,就爱把各种故事编在他身上。这大概也是他会成为“神探”的理由之一吧?

  

  清初的时候,已经有一本《武则天四大奇案》小说风行一时,其主人公就是狄仁杰。虽然也有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但基本内容是编出来的一个个破案故事。后来有所谓四大公案小说,即《狄公案》(狄仁杰)、《包公案》(包拯)、《海公案》(海瑞)、《施公案》(施仕纶),都是侦探小说,影响很大。

  

  这里面,包公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不过走出国门,名满全球的,还是狄仁杰。这得归功于一个荷兰人,叫高罗佩。

  

  高罗佩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首先是职业外交官。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精通十五种文字,除了母语外,最好的是汉语。中国的棋琴书画,也是样样在行。甚至他的老婆水永芳也是个中国人。足见他对中国文化的衷心爱好。

  

  并且,他还想把中国文化传播到外国去,于是着手翻译《狄公案》——因为西方人特别喜欢侦探小说,这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切入点。结果翻着翻着,他感觉故事性太差,于是干脆自己来编写,这下一发不可收,一口气写了十七部,英文名字是Judge Dee,直译为《狄法官》。小说在西方引起了轰动,狄仁杰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被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后来,高罗佩曾将其中一部翻译成了中文,全书前加了楔子一首:“运转鸿钧包万有,日星河岳胎鲜。人间万物本天然,恢恢天网密,报应总无偏;在位古称民父母,才华万口争传。古今多少圣和贤,稽天行大道,为世雪奇冤。”狄仁杰如果英魂有知,想来也当作哈哈一笑。

  

  有趣的是,高罗佩还为这部小说画了一套有中国绣像风格的线描插图。因为画这套插图,他开始研究中国的民间绘画,从此不断深入,后来又出版了两本学术著作——《中国房内考》(有关房中术的研究)和《秘戏图考》(即古代春宫画的研究)。这两部书被称为中国性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也代表着高罗佩的最高成就。是佳话,也是传奇啊。

  

  今天,高罗佩的狄仁杰也走上了电视屏幕,为更多中国人所熟悉和喜爱。这段缘分,可谓是古今中外大融合了。

  

  明天讲述大唐财神刘宴的故事

  

  这是一位神奇的人物,

  

  将他与罗斯柴尔德比较时,我们可以发现,罗斯柴尔德第一桶金的

  

  挖掘方式与刘晏的运财帷幄如出一辙

  

  ——而大唐财神刘晏远比罗斯柴尔德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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