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如此江山：说一说唐朝的风月1

        【把酒临风，登高望远，大唐如此江山——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以专业素养解读历史真实，以生动笔触叙述独特人生，引领诸位进入正说历史的趣味之旅

　　

　　

　　 专业之外的历史学存在一个广阔的公共空间，有个名称叫做“公共史学”。中国史学的公共空间，过去多被小说占领，现在电视剧也来分羹，偏偏没有专业学者的身影。近几年确实有学者愿意给这个公共空间来写历史书了，毋庸讳言，在这个领域，更多的作者仍然是历史爱好者。陈志坚作为历史的专业学者，《大唐：如此江山》正是他洒向人间的第一部公共史学大作。专业值得信赖自不必说，单说这文笔之潇洒、幽默，一如其人。唐朝三百年的风度气质，只动用了十三个人物，立刻排山倒海般运动起来。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公共史学之作，单单文笔良好就足够，看看陈志坚的作品你就会明白，胸中没有大局，怎么可能如此气韵生动？

　　——唐史专家、百家讲坛主讲人孟宪实先生郑重推荐

　　

　　

　　每天一个人物故事，正史的真实加逸史的八卦，给你不一样的读史体验，浙江文艺出版社读史馆系列新书，网络讨论版本，一日一人物，欢迎大家讨论。

　　

　　【李世民】和【武则天】是绝配

　　李世民形象威武，长着一副大胡子，是充满阳刚气的男人。

　　武则天则很美很媚，属于千娇百媚类型。怪不得骆宾王曾恨恨地痛斥她“狐媚偏能惑主”。

　　

　　唐代最多的不是唐三彩，是女强人——【窦夫人】、【平阳公主】、【长孙皇后】、【房玄龄夫人】、【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安乐公主】……

　　

　　公元七八世纪，中国贵妇有自己的艺术沙龙

　　

　　历史诡异的真实：【李林甫】才能卓越，而且奉公守法

　　

　　“不入流”这个词，是唐朝时有的，跟为人没关系，跟当官有关系

　　

　　【杨国忠】是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的私生子？

　　

　　突厥女巫生下了大唐最可怕的敌人，【安禄山】的母亲是个突厥女巫

　　

　　罗斯柴尔德第一桶金的挖掘方式与刘晏的运财帷幄如出一辙，大唐财神【刘晏】远比罗斯柴尔德伟大

　　

　　 ——事实上，整个三百年的大唐皇朝，就是被这一个个不平凡的名字所构架起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三百年大唐是一条河，那么这些名字，就如同是航标灯，标志着唐朝历史的里程碑。

　　 但在这本书中，除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你更会读到一个个真实生命的喜怒哀乐，甚至是所谓历史家不屑的琐细小节。他们是活生生的人。现代人更关心的历史其实依然是人，是人性，是人心。是的，历史就是由人创造的，就是由一个个有思想、有喜怒哀乐的人创造的。所以，读史就是读人，读人心。此外，历史之所以有趣，并不在于它总是必然的，而在于它也总是充满了偶然性，带给人意外，带给人惊诧，更带给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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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小的楔子：隋唐男人流行怕老婆

　　

　　 今天非常流行的一个说法，将男女关系上的妒忌称为“吃醋”，就来自房玄龄怕老婆的故事。

　　 唐代笔记小说《隋唐嘉话》记载了这个故事：房玄龄的夫人非常会嫉妒。所以，唐太宗赐给美女，房玄龄总是推辞不受。于是皇帝让皇后召来房夫人，告诉她，高官享有媵妾陪侍，这是有制度规定的。而且玄龄年纪大了，这是皇帝的优宠之意，希望房夫人不要阻挠了！对皇帝旨意，房玄龄总是言听计从，房夫人却根本不理会。皇帝一生气，就说：“你是宁可妒忌而死，还是不妒忌而生？选一个吧！”房夫人很硬气：“我宁妒而死！”于是皇帝派人拿了一壶酒（其实是醋）给她，说：“既然这样，这里有壶毒酒，你喝了吧。”房夫人面不改色心不跳，一饮而尽。李世民叹道：“我都怕了她了，何况玄龄。罢了罢了！”后来这个故事就逐渐流传开来了。

　　 《隋唐嘉话》的作者刘是著名史官刘知幾的儿子，唐玄宗时期人。所以这个故事的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房玄龄怕老婆，不仅可信，而且著名。

　　 不过，在那个时期，怕老婆并不是罕见的现象，而是颇为流行。而且越是高官，越怕老婆。最著名的是皇帝，如隋文帝怕独孤皇后，唐高宗怕武则天，中宗怕韦后，都是典型例子。另外，唐初名将张亮、任瑰等，都是酷怕妻子。贞观时期，还有一个桂阳令阮嵩，与客人宴饮时，请了几个女奴来唱歌助兴。妻子就拿着刀子，披头散发跑来拼命。客人四散逃离，而阮嵩则吓得趴到了床下面。后来因为太怕老婆，居然被上司批评并遭解职。

　　 之所以流行怕老婆，关键在于这个时代女性地位高，特别是一些能干有见识的女性，往往就成了主心骨。贵族高官家里，女性厉害的尤其多。如隋文帝的独孤皇后，经常是在朝廷上垂帘听政，有什么疑难问题，都是她来拍板定夺。隋文帝也很依赖于她。

　　房玄龄和夫人的性格正好相反，房玄龄比较温和，而其夫人却很刚烈。夫人姓卢，据说是非常贤惠，而且姿色出众，气质高雅。还在年轻的时候，有次房玄龄生了重病，眼看不行了，于是他跟夫人交代说：“我死了，你还年轻，不要守寡了。”房夫人哭着进屋，居然挖了自己一只眼睛，给房玄龄看，以表明自己矢志不再嫁。

　

　　【人物第一帖】

　　李世民——秦王破阵乐激扬

　　◆ 史料来源 《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

　　◆ 关键词 天纵英武 赫赫武功

　　一、超级音乐会

　　二、贵族家世，胡人血统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

　　四、从秦王到唐太宗——天下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

　　六、失败的收官之战

　　七、强人背后的常人情感

　　

　　一、超级音乐会

　　时间：大唐贞观七年（633）正月。地点：玄武门。

　　盛大的宴会，高官显贵、地方刺史、蛮夷酋长，济济一堂，觥筹交错。突然间，鼓声雄浑，一支军队风一般冲来，铠甲鲜明，刀枪雪亮。眨眼间，摆开了战斗阵势，拼力格斗冲击。鼓声也激越起来，伴随着武器击打在一起的声音，整齐有力，节奏强劲。接着，“秦王破阵！”“秦王破阵！”高亢的呼喊声一阵高过一阵，各种强力的声音混合在一起，震耳欲聋，惊心动魄。

　　

　　现场所有的人，不由得目眩神摇，扼腕踊跃。大家忍不住一起高呼“万岁！”蛮夷酋长们按捺不住，伴随着音乐节奏，手舞足蹈。武臣列将更是血脉贲张，兴奋得端起酒杯，不停向皇帝献酒，大声喊着：“这就是形容皇帝陛下百战百胜的光荣啊！”狂欢的气氛达到了高潮，音乐声震荡山谷，传得很远很远，也持续了很久很久。

　　与其说这是一次超级音乐会，不如说是战场实景的再现。而这独一无二的乐舞，就是大唐第一曲——《秦王破阵乐》。所谓秦王，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这个乐舞所要表现的，正是李世民出生入死的英勇和他的赫赫战功。

　　

　　说来挺有趣，唐太宗是唐代第二个皇帝，但人们几乎都将他视为“开国之君”。这种印象是有道理的。首先，几乎是李世民一手打下了大唐江山，完全掩盖了高祖李渊的风采。其次，也更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大唐的强悍性格。

　　

　　今天的我们，都以大唐为荣，视大唐为盛世。梦回大唐，倾慕的便是它的气势恢弘，风格彪悍。其实每个朝代，就和每个个体的人一样，都有其独特的气质。相形之下，宋代就显得文质彬彬，更像一个文士。而唐代则是一个气吞山河的武将。

　　

　　一个朝代的气质如何，往往取决于开创者。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虽然也是出身武将，但似乎缺了点气概。宋人的最痛，就是幽云十六州被割占，以至于辽国就像悬在宋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赵匡胤首先想到的解决之道竟是拿钱赎买。他曾说，把每年的财政结余都存起来，叫“封桩库”——等攒得足够多了，就用来向契丹人买回幽云十六州！简直是开玩笑。开国之君如此，难怪整个宋代从头到尾都挨人揍，唉！可以设想，倘是换了李世民，必是第一时间就杀将过去，跃马扬鞭，直捣黄龙！

　　

　　套用一句话，彪悍的朝代，不需要解释。反过来看，彪悍的唐朝，恰恰来自李世民的彪悍。虽然李世民最为人所知的是“贞观之治”，甚至他的谥号也是“文”。但我总以为，他那被掩盖的赫赫武功，才更可以代表大唐之魂！

　　

　　二、贵族家世，胡人血统

　　李世民这个名字，看起来很普通，其实挺有内涵：据说李世民刚出生三天，就有一个会相面的书生自己找上门来，说这襁褓中的孩子有“龙凤之姿”，以后必是非常之人，二十岁时将“济世安民”。于是李渊就给他取名“世民”。而二十岁，正是晋阳起兵的时候，李世民从此开始了以武力一统天下的征程。

　　二十岁的李世民，形象已经很威武了，长着一副大胡子——“虬髯”。唐人甚至给他取外号叫“髭圣”，意思是“大胡子皇帝”。虬髯是英豪人物的典型标志。唐代传奇风尘三侠中，就有“虬髯客”，这也是一个意欲争夺天下的豪侠，很可能就是以李世民为原型创造的。

　　

　　说到虬髯，很让人怀疑唐代皇室的血统有胡人成分。根据“官方”说法，唐皇室出自陇西李氏，是汉人，而且还是高门。但这个说法，谁都不信。其实李家在北周的时候，曾有过一个姓叫“大野氏”，虽然今天听起来像日本姓，其实是个鲜卑姓。那么有可能祖上是胡人吗？这个现在无法查实了。今天虽然有DNA，但也没法去测唐代皇室的血统。不过根据陈寅恪的研究，李氏祖上应该是汉人。因为他们祖上的坟墓在赵郡，而赵郡的李氏，是李氏最出名的郡望。

　　

　　其实李世民家族，从母系来说，则肯定有鲜卑的血统。比如他母亲姓窦，祖母姓独孤，都是典型的鲜卑姓。说起独孤氏，我们知道隋文帝的皇后也姓独孤。没错，她们是亲姐妹。也就是说，李渊就是隋炀帝杨广的表哥，而隋炀帝就是李世民的表叔。

　　

　　李家、杨家、独孤家……这些人都是一个“贵族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我们可以称为“关陇军事贵族”（关是关中，现在的陕西；陇是现在的甘肃），先后开创了三个朝代——北周、隋、唐，是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政治俱乐部”。独孤家族中，还有一个是北周的皇后。也就是说，独孤家族三姐妹，分别是三个朝代的皇后——这肯定是空前绝后的。后来虽然也有宋氏三姐妹，但远不及独孤氏三姐妹的辉煌。

　　

　　这个“俱乐部”的贵族本来就是军人出身，军事传家的老传统一直保持得不错。比如李渊，虽然史书上对他颇为丑化，但其实他是个高明的政治家，而且年轻时身手极佳。他的老婆——窦氏，就是他用高超的箭术赢回来的，成就了一段“雀屏中选”的佳话。

　　

　　说起来，这个窦夫人，也就是李世民的母亲，从小就是不凡人物。她妈是北周公主，也就是说，她的舅舅就是北周的皇帝。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舅舅家被杨坚夺了皇位，她很生气，发狠说：“要是我是个男儿，就一定替舅舅报仇！”而神奇的是，后来她的丈夫和儿子替她完成了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不过很可惜，她没来得及看到这个辉煌就去世了。后来李世民每当想起这个，总是会难过落泪。因为这样一个奇女子，所以父母就想着给她找个英雄丈夫，于是给那些求婚者出了一道难题——以一个画了孔雀的屏风为靶子射箭，中孔雀眼睛者中选。结果李渊一上来，“嗖嗖”两箭，正中两只眼睛。于是皆大欢喜，英雄抱得美人归。

　　

　　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性格偏于谨慎稳重，而母亲则坚强而激烈。很可能李世民更多的是继承了她的性格。有人曾评价李世民“性刚且烈”。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

　　李世民出身于这样的家族，自然从小就娴习武艺，尤其擅长箭术。他所用的弓箭与众不同，首先尺寸上就要比普通弓箭大一倍，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也有的说是要比普通的箭长一“扶”（扶是箭的长度单位，一扶约是四指），这个说法看来比较可靠。箭的尾端则装有四支白色羽毛（一般的箭尾是两支羽毛）。这样箭能飞行更远。据说李世民一箭之威，能够在百步之外“射洞门阖”，就是能把门给射穿。我们常说“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而李世民能射穿百步之外的门户，力道之强，实在令人惊异。据说突厥人曾在战场上得到了李世民的箭，到处传看，叹以为神。

　　

　　在战场上，李世民曾屡屡展示他的箭术，甚至数次在危急之中凭箭术逼退敌人，挽救了自己。在虎牢关和窦建德对峙的时候，他只带了四五个人就敢去探营。别人劝他别亲身冒险，他却对尉迟敬德说，我的箭，加上你的槊（超过一丈八的枪就是槊，张飞的丈八长矛也就是槊），天下何人能当？不用怕！显然他对此是非常自负的。以至于后来唐王朝在祭天等大礼之中，都要特别陈设李世民所遗留的“大弓一、长矢五”，以彰显武功。

　　

　　李世民经常亲冒锋镝，深入重围，这一方面是战术需要，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出于爱好。那种疾风卷残云般冲击摧毁敌方阵营的感觉，必是无比痛快。更令人称奇的是，李世民经常冲锋陷阵，却从来没有受伤。当然创造这个奇迹，离不开他身边的那些勇士猛将。每当李世民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的时候，他的旁边和身后总是有一支最精锐的队伍，替他挡住了如林的刀枪、如雨的箭镞。如果说他是宝剑的尖，那么其他人就是宝剑两边的剑刃。这整支精骑就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宝剑。

　　

　　这种作战方式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西方的一位英雄帝王——亚历山大。亚历山大面对绝对优势的波斯军队之时，并没有任何犹豫，直向着大流士冲过去。而他身边的人都紧紧跟着，替他挡住了所有的攻击；大流士看到这个场面，不由得就胆怯了，转身逃跑，于是落败。亚历山大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可以说，李世民屡战屡胜，关键的一点，正在于他有一支非常精锐和非常忠诚的队伍。他是一个真正的领袖，能让人死心塌地追随的领袖。一头雄狮率领的一群狼，结果只有一个：所向披靡！

　　

　　这个领袖气概，在李世民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得很明显了。史书上说他年轻时“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典型的老大风范。

　　

　　他忠诚的小弟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本是降将，李世民爱其骁勇，坦诚相待，甚至“出入同卧起”。尉迟敬德大为感动，屡次在生死之间挽救了李世民的性命。后来有人诬告尉迟敬德谋反，尉迟敬德立刻脱了衣服，露出累累伤痕，每一道伤疤，都印记着一次生死之战。李世民当场为之落泪。最后在玄武门之变中，尉迟敬德又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武将之中，他是李世民第一心腹。

　　

　　其实，在李世民的权力核心圈子中，如尉迟敬德这样一见倾心、终身相随的文臣武将，比比皆是。善于团结人，可以说是李世民最大的长处。不仅是在打天下的时候，更有后来争夺帝位中，危难之际，李世民的班子中，没有一人背叛。李世民的领袖魅力是无可置疑的。这个优点，在“贞观之治”中，更是彰显得淋漓尽致，为后世津津乐道。

　　

　　如果仅凭一人之力，就是再天纵奇才，也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团队很重要。正是因为善于团结人，善于用人，李世民在文治武功两方面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李世民不仅是个少年英雄，更是一个极孚众望的少帅。

　　当上皇帝之后，李世民曾经做过一番自我评价，开头便是：“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

　　

　　他自称十八岁起兵，后来白居易写诗也说“太宗十八举义兵”。其实李世民出生于开皇十八年岁末，公元599年年初。李渊晋阳起兵则是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世民当时虚岁二十。

　　

　　不过，在此之前李世民已经有了一点儿军事经验。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被突厥围困在雁门，下诏求援。李世民应募从军，当时军情危急，敌众我寡，他向云定兴提出“必赍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虚张声势”，吓退敌人。虽然不可能起到什么实质作用，但李世民的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初露峥嵘。

　　

　　史书上说李世民少年时代就“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虽然有吹嘘之嫌，但也能反映出李世民并非有勇无谋之辈。“聪睿”，是聪明，但不是小聪明，而是大聪明。“玄鉴深远”，一般指城府很深，稳重，喜怒不形于色。说明李世民能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考虑问题比较周全。“临机果断”，就是敢拍板，敢负责。这是一个领袖必备的素质。“不拘小节”，不会瞻前顾后，受人束缚。这显然也是做大事的气概。“时人莫测”，可以想象，大概是由于李世民的聪睿和成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可以看到，李世民是一个比较早熟的人，并且是具备了团队CEO特质的少年英杰。

　　

　　正如李世民自己所说，他最得意的有几次战役，正是凭着这几次战役，唐朝不仅坐稳了，而且得以再度一统天下，奠定了强大的帝国版图。有趣的是，这几次战役，交战的对象刚好是跟今日中国省份大致吻合的几个区域的割据势力。我们就按照今天的省份区域来看看李世民的王业长征路。

　　

　　陕西——晋阳起兵，克定关中

　　大业十三年，李渊由晋阳进军关中，直指长安，拉开了李世民逐鹿天下的序幕。

　　进军途中，李世民和李建成分领左右军，统军作战，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时的李世民已经充分表现出善于以骑兵冲锋陷阵的特点。他的军事才能也迅速得到成长。但是，这个阶段，李世民还不是统帅，而只是先锋的将领角色。所以这份功劳，李世民最多得三分之一。

　　

　　在坐稳了关中之后，李世民才真正开始了统率千军、横扫天下的辉煌。

　　

　　甘肃——先败后胜，西平薛举

　　隋末群雄并起，远在西北一隅的豪杰也不甘寂寞。在李家占据了长安、克定关中的时候，一个兰州富豪薛举趁机占据西北，而且打出了称帝大旗，自称秦。

　　

　　薛举如果要争天下，只能是东向争夺关中。因为他往西进军，就进了沙漠，几个绿洲显然不足以支撑他的梦想。薛举争天下，并非痴心妄想，还是有一定的资本的——兵强马壮。所谓“兵强”，这一带有相当多少数民族混杂居住，历来民风彪悍，历史上就是出良将的所在。汉武帝时代的皇帝禁军精锐，都在这一带拣选。所谓“马壮”，因为这一地区是隋朝的马监所在，马匹数量多，质量更佳。单纯从军事角度看，薛举确实有资格说话。不过弱点也是明显的——地盘狭小，经济实力相当弱；地处边缘，缺乏政治号召力。所以，夺取关中地区，是薛举必须要走的一步。

　　

　　与此同时，抢先一步夺得关中的李氏，则把矛头对准西北。李渊、李世民要争天下，东边与诸强并列，形势尚不明朗，不能轻举妄动，因而坐山观虎斗是上策。但西边的形势相对简单，和薛举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搞定薛举，一则稳定后方，二则可以获得更多的良马——这是当时第一要紧的战争资源，其重要性相当于现代战争的石油。

　　

　　这也是李世民第一次当军队统帅。然而这个第一次，给了他当头一棒。

　　唐军和秦军在高（zhí）对垒，唐军人数占优，但比较轻敌，不设防备，战术上落了下风。秦军在对峙时调集了精锐骑兵，绕道后方掩袭，前后夹击，一下就冲垮了唐军，使其死者十之五六，损失大半，数位大将被俘。这是名副其实的大败。

　　

　　后来史官为了给李世民遮羞，推说当时李世民病了，没有亲自指挥战斗，而把失败归罪于刘文静和殷开山的错误指挥。

　　

　　其实失败并不可耻，谁能不犯错？关键在于是否能“不贰过”，及时吸取教训。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堪称模范。

　　

　　这次失败给李世民上了非常好的一课。首先是打消了他的骄傲情绪；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李世民从薛举那里学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骑兵战术——善用奇兵：前方用大军吸引敌军主力；然后运用骑兵的高度机动性能，绕道，从敌军背后、侧翼发动冲击，前后夹击，冲垮敌阵。事实上，这一战术后来几乎成为李世民最拿手的绝招，而且是屡试不爽。之所以后来凯旋之曲叫“秦王破阵”，主要就是指这个战术而言。

　　

　　可以说，这次失败对李世民来说，来得正是时候。这次失败甚至比一次胜利的意义还要大。

　　

　　天佑唐朝。薛举本来可以乘胜进军，可这当口，他居然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其子薛仁杲继位，智勇人望都远远不如薛举。而唐军正由李世民率领，卷土重来。

　　

　　这次李世民充分扬长避短，先是坚守壁垒六十多天，和对方比耐性，比后勤，比消耗。终于，秦军粮食吃尽，有将领投降。李世民一看时机成熟，就策划了一次“以子之道还子之身”的决战。

　　李世民先是派一支军队到外驻扎，引诱秦军。秦军大喜，主力尽出。在秦军主力移动的时候，李世民亲率大军，从浅水原之北出击。而且，李世民亲率数十骑兵，率先冲入敌阵。唐军“表里奋击”，敌军大溃。李世民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硝烟未尽，李世民立刻率精骑两千，马不停蹄，直扑薛仁杲所在的折城，当夜兵临城下。不知所措的薛仁杲第二天就出城投降了。当时力劝李世民不要孤军深入的手下都很惊讶。李世民告诉他们，秦军野战大败，主力军队都逃跑了。如果这时候不及时赶过去，主力就会入城，薛仁杲心里有底，就不容易投降了。而抢先一步，扼住归路，秦军就四散逃亡，薛仁杲既无信心，也无实力守城。怎样才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这就是！所有将官都用崇拜的目光看着李世民，这大概也是当年“背水之战”胜利后将官们望着韩信的目光吧。

　　

　　这一战，可以说是树立了一个样板。李世民后来几乎每次大战，都是运用这一套路：先是固守，消耗敌军，寻找战机；然后是决战，奇兵突起，前后夹击；最后是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彻底胜利。

　　这一战，我们可以总结李世民的很多优点，不过最突出的一点是：善于学习！

　　

　　山西——艰苦卓绝，平刘武周

　　按照既定方针，本来接下来的步骤是要解决河南。可是中间出了意外，严重的意外。

　　这个意外就是刘武周突然冒出来，占据了山西。刘武周本来是山西北部的地方小官，不过他被突厥看上了，打算将他树立为傀儡政权。与此同时，他还得到一支来自河北的精兵，有猛将宋金刚、尉迟敬德等。

　　

　　虽然山西本是唐的根据地，基础相当牢固，不过守将不争气，先是李元吉，有勇无谋，后是裴寂，全无将略。而且两人都贪生怕死，一触即溃，一败千里。几乎一夜之间就把山西送给了刘武周，只剩下西南一角——蒲州。那就且看李世民如何绝地反击吧。

　　

　　李世民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如果他再失败，那么刘武周将很快渡过黄河，兵锋直指长安。这可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李渊也认识到这点，几乎将关中精兵全都押上了。对李世民而言，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李世民第一时间渡过黄河，直达最前线的柏壁，与敌军对峙，像一堵大坝，牢牢地扼住洪水般而来的宋金刚军。

　　

　　接下来还是对峙，漫长的对峙，整整五个月之久的对峙。这种局面是有利于唐军的。因为虽然唐军作战要跨越黄河，但紧邻关中地区，后勤供给线非常安全，而且方便。相反，宋金刚的后勤补给则要从晋阳运过来，中间经过浩州，而浩州一直牢牢被唐军坚守着，还不时出击一下供给线，截断粮道。这样坚持下去，撑不住的是宋金刚。终于，他要撤了。

　　

　　这一战就像两个高手过招，双方对峙不能有破绽，一旦露出破绽，就会全盘皆输。宋金刚面对的，正是一个绝顶高手。他一转身要跑，李世民就影子一般贴了上去，而且绝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李世民一旦出击，就如离弦之箭，勇猛决绝。他一口气追了一昼夜，急行两百多里，打了数十次，所向披靡。大将刘弘基执辔进谏说：要等大军跟上来，吃饱饭再追击不迟。孤军深入，太过危险啊！这个建议被李世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等李世民追到雀鼠谷，已经是“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军中只有一羊，他与将士分而食之。接着在介休决战，恼羞成怒的宋金刚将二万之众，布阵七里。唐军虽然疲惫，但气势如虹，怎么可能被打败？宋金刚继续败退。

　　

　　李世民又一路追击，终于来到了浩州城下。此时的李世民，已是满身硝烟，满脸征尘，人们根本辨认不出他是谁。为了让守城的唐军将士相信自己就是秦王，李世民不得不脱下甲胄，扬起脸来。这一刻，经过了漫长期待和艰苦战斗的唐军，爆发出了最热烈的欢呼，声震云霄，接着又纷纷哭起来。他们一直绷紧的弦终于松了下来，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秦王！是希望！是胜利！

　　

　　就是在这一次战争中，军中首次唱响了一首凯旋之歌，也是一首军民自发唱起来的歌。这就是后来的《秦王破阵乐》。

　　

　　这一战的结果就是李世民一口气把宋金刚，包括刘武周都给赶到了草原上。整个山西都重新回归了唐的怀抱。这一战对李世民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他已经获得了唐朝军队的军心。

　　

　　这一战可讲的也很多，不过李世民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坚决！

　　

　　河南——围攻洛阳，平王世充

　　解决了山西的意外，唐朝重新回过头来，把目标对准了东部地区。首当其冲的就是洛阳王世充。

　　

　　王世充才智非凡，口才极佳。但他致命的问题是黄发碧眼——是个胡人。这点导致他的政治资源有限，号召力缺乏，很多猛将都不甘屈居他手下，往往投奔唐朝，如秦叔宝、程咬金等等。好在他还有个固若金汤的洛阳城。

　　

　　攻克坚城，对李世民来说，是个棘手的难题。因为李世民最擅长的是骑兵，机动灵活，便于野战。但对攻取坚城，没有太多经验。前后围攻洛阳孤城达十月之久，却未进寸步。以至于将士“疲弊思归”，请求班师。攻坚乏术，可能是李世民军事上唯一的缺陷。事实上，这个缺陷后来在攻打高丽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明显，以至于屯兵坚城之下，久久不能攻克，终于铩羽而归，成了他一生最大的败笔。

　　

　　在包围洛阳之前，李世民和王世充军队作战，曾数次陷入危机。都是因为他率轻骑亲自侦察导致的。实际上，几乎每次大战之前，李世民都要亲上前线侦察敌情。这可比阵前冲杀还要危险。因为侦察都是轻车简从，也没有后继援兵，一旦遇到大批敌军，很难逃脱。真可谓是孤胆英雄。但李世民乐此不疲。

　　

　　一次在洛阳西部的慈涧，李世民寡不敌众，陷入重围，左右都很害怕，李世民让手下先回，自己亲自殿后。只见他左右开弓，敌人“皆应弦而毙”。经过血战，杀出重围，等回到军营，埃尘覆面，军中都不认得他，不让进。李世民只好再次免胄自言，才得入。摸清了敌情，第二天，李世民再率大军紧逼慈涧，王世充不得不撤回洛阳。

　　

　　还有一次是在洛阳北部的邙山。李世民率五百轻骑，在前线遇到王世充万余人。结果双方一场苦战，居然杀敌三千。这看起来就像神话一样。不过也未必不是真的。因为当时双方作战，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奇迹：王世充派两个将领攻掠唐境，唐将王君廓用计将其击却，李渊特别下了一个诏敕慰劳说：“卿以十三人破贼一万，自古以少制众，未之有也。”看来十三人破贼一万，居然也是真的发生过。虽然用了计谋，那也是不可思议。以此看来，李世民率军五百，大败万人，并非不可能。那时唐军的剽悍善战，实在是令人神往。

　　

　　而对于这支精锐之军的灵魂人物李世民，我们也不得不伸出大拇指，夸一句：剽悍！

　　

　　河北——虎牢决战，天下归一

　　李世民在对付王世充的时候，还打草搂兔子——顺手把河北窦建德给灭了。

　　这一战，是李世民一生战功最辉煌的时刻——著名的虎牢关战役。虎牢关，唐代都叫武牢关，因给他们祖先李虎避讳。所以，有虎字的，都要改，就连老虎也要避讳，改叫大虫。

　　

　　其实，从战术来说，这次战役并没有太新鲜的东西。从前期的对峙消耗对方耐性，到决战的包抄战术，都是很成熟的操练。

　　

　　只不过这次的胜利果实来得分外大些，是个意外的惊喜。其实这次胜利，很大程度上在于李世民有一股子冒险精神，通俗点说，李世民有赌徒的个性。冒险成功，所以他获得了意外大奖。

　　

　　当时的境况，本来对唐军是相当不利的：内有久攻不下的洛阳王世充，外有窦建德的新锐之军，特别是窦建德的军队，从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输于唐军。搞不好就是一个左右夹击，血本无归。当时唐军内部，基本上都是持撤军的意见。这些意见是比较稳健的，不能算错。

　　

　　但李世民坚持到底，不退反进，迎头而上。他要赌一把。他敢铤而走险，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他性格中特出的一面。这也是后来他敢于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原因。

　　

　　问题还在于，李世民虽然是个赌徒，但决不是一个鲁莽的赌徒，他是智谋在先的赌徒。当时李世民的如意算盘是：洛阳已经是唾手可得了，如果能堵住窦建德一阵子，抓紧时间攻下洛阳，那么，河南尽入唐朝，再回头全力对付窦建德，就有把握了。

　　

　　这种情形并不是不可能出现的。事实上，后来在对峙过程中，窦建德没有能尽早决战，耽误了时机，损失了锐气。李世民抓住时机，勇猛出击。当唐军冲到夏军军营的时候，窦建德刚刚召集的百官会议匆匆散会，一下子阵脚大乱，窦建德意外被俘虏。这一把，李世民又赌对了。

　　

　　这一战，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冒险，李世民胜在运气，但从博弈的角度看，李世民的赢面是最大的，而李世民最善于把握机会。所以，这一战，李世民胜了，胜得冒险，胜得有道理。

　　

　　爱拼才会赢。是的，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时候的李世民，那就是：拼搏！

　　

　　四、从秦王到唐太宗——天下

　　虎牢关一战奠定了唐朝的天下。然而李世民从虎牢关回到长安的时候，发现自己处境微妙，因为他已经是功高不赏。

　　

　　在此之前，李世民已经是尚书令，这是品级最高的官位了。另外，他还担任陕东行台大总管，有地方军政大权。于是李渊只能额外为他新造了一个头衔——“天策上将”。天策上将位极一品，还可以开府。所谓开府，就是可以设置一套属于自己的班子，当然都是国家给开工资的。

　　

　　这已经是超级的赏赐了。但战功如此卓著的李世民会满足于此么？谁都知道，不会！对雄心勃勃的李世民而言，另一个战场刚刚拉开序幕。

　　

　　赫赫战功给李世民带来了什么呢？

　　首先是有了威望，有了问鼎皇位的资格。魏徵早就说过，“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而且，李世民在军队中声望极高。这点很重要。

　　

　　其次，这些战功的获得，也不可避免地让李世民有了更大的野心。战场上那种叱咤风云的感觉，绝对会让人欲罢不能。像李世民这样的天生领袖人物，以后只做一个庸庸碌碌、谨守本分的顺臣，那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战争过程中，他已建立起了完全忠于自己的一个班子，一个利益集团——文臣有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武将有尉迟敬德等。这些功臣追随李世民，都立下了大大小小的功劳。毫无疑问，主子和追随者已经连成一体，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李渊继续做皇帝，他们都还能混得不错，但假设太子建成继位的话，包括李世民在内的这个集体，下场是可以预见的。他们不能期待李渊活到一百岁吧？

　　

　　天策上将已经是不世的勋荣，但毕竟还是臣，和皇帝相比，这个天策上将就和蚂蚁差不多。君臣如天隔！然而欲跨过这一步之遥，对李世民和他的追随者来说，却需要巨大的决心，艰苦的努力，还有不错的运气。

　　

　　本来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李渊完全可以让李世民来做太子。但李建成一开始就被立为太子，而且一直没有什么过失，相当称职。所以李渊不忍心。他大概还是用一家人的关系来看待儿子们的争斗吧。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皇帝之家了。他们争斗的，不是一份简单的家业、爵位，而是整个天下！李渊还没有一个皇帝的自觉，没有做皇帝的意识和经验，而且他也还不够狠。所以，他自己也终于成为玄武门之变的牺牲者。这是他“自找的”。政治永远是这么残酷和肮脏，总是让最“坏”的人获胜。

　　

　　在李世民的孙子、曾孙辈的时候，相似的情况再次出现，睿宗皇帝继位的过程中，老三李隆基立下大功。但是当时身为大儿子的李宪很主动地让贤，让李隆基当太子；不久之后，睿宗李旦也主动要求退位，当太上皇去了。就这样，最高权力顺利过渡到李隆基手里，从而避免了更多的风波和流血事件。这个结果，未尝不可能是玄武门之变的一个另外结果。

　　

　　可惜，李渊、李建成没有这么明智，也没这么幸运。随着六月四日那天，李世民手里的大箭再次破空而出，一切都已经注定！这一回合，李世民再次胜出，这回，他获得的是整整一个大唐天下。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

　　李渊从臣子到皇帝的角色转换，很失败，但李世民却非常成功（也许是最成功的）。关键一点，在于李世民能与时俱进。

　　

　　一开始所提到的那首雄壮的《秦王破阵乐》，其实在唐代官方的名字叫《七德舞》。所谓七德，是指武有七德。这个名字是李世民亲自改的，其含义何在？首先当然是纪念自己的无上武功，同时更深一层含义则是——偃武修文。

　　

　　李世民曾经在奏《七德舞》时说：“朕虽以武功兴，终以文德绥海内。”当时封德彝上前说：“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李世民很清醒：“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结果德彝磕头谢罪。这段故事很清楚地说明，当上皇帝的李世民清醒地认识到时势变化了，工作重点应该转入到文治，不能继续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吃老本。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让李世民开创出一个空前绝后的“贞观之治”。

　　其实这个转换，早在征战天下的时候，李世民就有意识了。说起来这也是李世民一次失败的教训换来的，那就是和太子建成的一次较量——再平河北。

　　

　　河北的窦建德虽然战败身亡，政权也垮台了，但起初唐朝对河北的统治比较强硬，导致民心不附。所以，很快，窦建德的余部在悍将刘黑闼的统领下，开始反叛，而且一下子席卷了河北全境，势头很猛，唐军损失严重，连李也吃了大败仗。当然，最后还是李世民出兵，平息了叛乱。在这次平乱中，李世民还是比较信赖自己的强大武力。事实证明，他的武力依然强大。但后来的情况却说明，纯粹以武力解决问题，不仅很吃力，而且效果也不能持久。所以，不久之后，河北再次“沦陷”，估计这很让李世民抓狂，又有点无奈。

　　而再次搞定河北的却是李建成。李建成在魏徵的策划下，主动要求出征河北。李建成与李世民相反，用“柔道”，他采取安抚民心的做法，发出公告，效果极佳，不仅非常迅速地平息了叛乱，而且让局面彻底稳定了下来。

　　

　　可以说，这次李建成的举重若轻，几乎把李世民的赫赫功绩都给比下去了。李世民战无不胜固然令人钦佩，可中国人向来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可是用兵之最高境界。李建成用“柔道”安定河北，显然就比李世民光用蛮力来得高明一筹了。

　　

　　这次双方的暗中较量，给李世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他充分认识到，怀柔策略有时候比武力来得更加有力！前面说过，李世民是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所以他很快就明白，要治好天下，一定得用“文”，用“德”。

　　

　　其实感悟这个道理并不难，难的是李世民能转变自己。成功往往会让人们迷信自己以往的经验，尤其是建立了李世民这样的不世功勋后。但李世民没有迷失自己，他及时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并努力修正，实在是了不起。

　　

　　当然，李世民之所以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抱负，他的野心，他的胸怀是天下的，因此他的眼光决不是短浅的，行动也决不是愚蠢的。所以，李世民不仅是名将，更是合格的皇帝，合格的政治家。

　　

　　当然，作为杰出皇帝的李世民，也并没有偏废“武”。实际上，在贞观期间，李世民继续指挥着千军万马，纵横沙场，安定边防，开疆拓土。武功之盛，相当惊人。只不过，李世民将文武两手运用调配得恰到好处，能够相得益彰，将战争的压力几乎都化解于无形。

　　李世民可谓军事艺术家，总能“好钢用在刀刃上”。具体分析，则有三点：一、控制节奏，掌握主动。每隔四五年，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就不会过分耗费国力；二、抓住时机，速战速决。几乎每次战争都做到事半功倍；三、统筹全局，各个击破。充分利用外交、结盟等手段来配合战争。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了李世民高超的军事天才。

　　

　　把握机会，平定突厥

　　李世民军事上的辉煌总能说明他善于敏锐地捕捉机会，把握机会，平定突厥一战就是最好的范例。

　　

　　李世民踏着血迹登上了皇位，同时也接过了一副沉重的担子。除了百废待兴的内政之外，他面临最大的敌人是强大的草原之主——突厥。

　　

　　说起来，李世民的第一次从军经历，就跟突厥有关。

　　长孙皇后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岳父长孙晟，恰好是个突厥专家。当初隋文帝正是因为用了长孙晟，所以没费多大事，就消除了突厥这个劲敌的威胁。长孙晟可以说是经国之才。长孙晟去突厥本是因为送婚——替北周皇帝送一位“千金公主”给突厥可汗和亲。可能因为射术了得——长孙晟曾一箭射下双雕，令突厥可汗刮目相看，以至留他住了一年之久。哪料想，突厥留了一个致命的间谍——长孙晟乘游猎之机，详细侦察了突厥山川形势及部众强弱。后来长孙晟巧妙运用了各种策略，让突厥内部分裂，实力一落千丈。

　　

　　不过突厥很快重振雄风，再度成为大漠主人。尤其是隋末的时候，中原群雄逐鹿，各方势力都争先结交突厥，以求得强援，而突厥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上了牵制中原诸雄的招数。比如开始突厥支持李渊起兵，待到李渊免除后顾之忧，顺利攻占长安，建立起唐朝之后，突厥便支持刘武周等人再来攻击唐朝。

　　

　　只可惜，唐朝有个李世民，突厥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唐朝迅速削平群雄，一下子就完成了统一局面。于是，唐朝就直接和突厥面对面了。也就在唐朝内部统一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突厥的进攻突然猛烈起来，从武德七年（624）开始，几乎是每个月都有突厥入侵的记载。作为游牧部族的突厥，他们已习惯于劫掠农耕地区，这几乎就和打猎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劫掠的利润更大更丰富。

　　这两大强手的直接交锋在所难免，决战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时间会来得这么快。李世民刚上台四年，就一举把超强的东突厥给彻底灭了。

　　

　　其实这天的到来，对于李世民来说，并不是太意外。因为这是他时刻在期待着、盼望着的结果。他的动力来自——雪耻！

　　这个耻辱，首先是来自他的父亲李渊。李渊在起兵之初，为了获得突厥支持，曾经称臣。突厥使臣甚至登坐皇帝御榻，嚣张跋扈，令李世民痛恨之极。

　　

　　耻辱更有李世民自己的。李世民刚刚继位，颉利可汗就想来个下马威，长驱直入，兵临长安城下。李世民亲自前往，和颉利可汗会面，最后谈判成功，杀白马盟誓。不过这是“城下之盟”，唐朝要付出大量的金帛财物。简单地说，李世民被狠狠敲了一笔。这放在宋朝，皇帝的反应估计是会松了口气，但对李世民这样的血性男儿来说，实在是口咽不下的恶气。

　　

　　其实在当时的情形下，唐朝也可与颉利可汗一搏。因为毕竟突厥孤军深入，是个很冒险的军事行为。但考虑到唐朝当时尚不可能一战就消灭突厥，如果双方撕破脸开战，无疑会是一个漫长的对峙。而唐朝“国家未安，百姓未富”的现状，实在吃不消这种大消耗的战争。李世民认为，应该暂时隐忍，等待时机。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一招致命,干净利落。总之，不能把自己陷入战争的泥潭中，也不能陷入冷战中。李世民硬生生把这口气给忍下来了，他已经是个很成熟的政治家了。

　　

　　不过，等，也是积极的等。国家实力不够，那就把军队这把刀给磨锋利，再锋利些。贞观初年，李世民居然让将士们在宫殿前习射，亲自指导。大臣们一看，这可使不得啊！本来按照法律，任何人带着武器出现在皇帝面前，都是死罪。而且这些人中，万一有谁给皇帝来这么一下，不就麻烦了吗？甚至有个刺史骗了一匹驿马，跑到长安来切谏。可李世民一概不纳。说，这些将士，都是我绝对信任之人。将士们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几年下来，军队“悉为精锐”，李世民建立了一支特种兵级别战斗力的精锐之师。这种战术思想，在今天恐怕也是先进的。

　　

　　机会来得很快。本来把握机会就是李世民最拿手的。这和战场上的对峙坚守，是一个道理。所以，当四年之后，强大的突厥出现了裂痕，内部高层矛盾激化，分裂，臣属部族开始反叛，甚至老天也不帮忙，一场大雪冻死牛羊大半之时，李世民迅速反应，果决出兵。当时有个唐朝使臣回来对李世民说，我看三年之内突厥要完蛋。李世民摇摇头，说时机已到：“趁你病，要你命。”他手一挥，唐朝精锐尽出，直捣黄龙，一招制敌。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被俘虏，东突厥就此画上句号。史书上说“漠南皆空”，漠南就是今内蒙古地区。

　　

　　这次出兵，李世民把唐朝北方边防问题解决了。

　　太上皇李渊在听到俘虏了可汗后，不由叹道：“当年汉高祖被困白登山，终身不能报仇；现在我儿子能灭突厥，我算是托付对人了啊！”这时候，李渊也不得不承认，二儿子做皇帝，是最合适的。

　　所以，这次战争，是军事的胜利，也是政治的胜利；是外部的胜利，更是内部的胜利。李世民给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增加了重重的一个砝码。

　　

　　张弛有度，保护国力

　　灭东突厥五年之后的贞观九年（635），唐朝又大举用兵，平了吐谷浑。

　　事实上，李世民每次大规模用兵，都是相隔四五年时间。这个时间节奏，把握得很好。让我们看一下贞观年间的战争时间表：

　　贞观四年（630），平东突厥（今内蒙古）；

　　贞观九年（635），平吐谷浑（今青海）；

　　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今新疆东部）；

　　贞观十九年（645），平高丽（今辽宁）。

　　可以说，贞观时期，除了几次小型战役外，每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间，几乎都是五年左右的时间间隔。这个规律很明显。显然，这是李世民有意识控制的一个节奏。其原因有二：

　　一、间隔五年用兵一次，可以有时间积累物资，不会导致民力的过分损耗。战争，是一种巨量的物资和人力消耗。贞观虽然号称盛世，但毕竟刚刚经历过一个乱世，人口剧减，经济总量很低。而贞观时期的战争，基本都在边疆地区，很多时候都是劳师远征，这对后勤供给的需求就更大了。成倍增加的后勤供给对国力是个很大的考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汉朝。虽然汉武帝时代是鼎盛时期，汉初七八十年都休养生息，储备了巨大的财富，但和匈奴打了几次大仗，就导致国库空虚，要额外增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农民起义纷纷出现。

　　

　　所以，贞观时期并不适合大规模用兵，如果必须用兵，那也得有个缓冲时间。积累五年左右，差不多物资可以支持一次大型战役。

　　二、五年左右打一次，也是练兵的节奏。刀不磨，要生锈。军队也是如此。就以贞观九年平吐谷浑来说，本来吐谷浑是在青海一带的游牧政权，比较安分守己，虽然跟突厥一起打劫过唐朝，不过都是些小摩擦而已。李世民要出兵吐谷浑，从战略上看，是保障河西走廊安全。另外，也是要借此来锻炼军队，特别是艰苦长途的行军能力。

　　

　　在唐军进攻的时候，吐谷浑可汗把野草都烧掉，坚壁清野，让唐军的马没草可吃；然后轻兵逃入沙碛深处。唐军坚定追击，侯君集、李道宗一路率军行进，这里海拔很高，盛夏降霜，天气恶劣。又有“无人之境二千余里”，没有水源，地理条件也很艰苦。但是唐军“人龁冰，马啖雪”，终于追及可汗伏允，大胜而归。

　　

　　其实这次作战，正是五年之后唐军灭高昌的一次彩排。因为高昌地处西域的东部，在今吐鲁番盆地。从唐朝边境到高昌，要渡过一个千里沙碛——当年玄奘就在这里历尽艰辛，差点丧命。一路上白骨累累。所以，高昌国王鞠文泰曾经很放心地说：“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二千里的沙碛确实是个巨大的障碍。可他忘了，正是五年之前，唐军深入高原，也是跨越“无人之境二千余里”的沙碛而击溃吐谷浑的。那次行军的主将侯君集，恰好就是此次灭高昌的主帅。

　　因此可以说，吐谷浑之战，就是高昌之战的预演。实际上，李世民虽然平了吐谷浑，但继续让吐谷浑可汗之子统率本族本地，羁縻服属之而已，并没有纳入到中央的统辖之内。

　　

　　全面布局

　　李世民平吐谷浑，并没有吞并的兴趣。但对高昌却完全不同。这是由于两者的战略价值不同所致。事实上，平高昌，是李世民“开发大西部”大计划的第一步。

　　

　　中原王朝对西域的开拓，从汉武帝开始。隋炀帝也很有兴趣，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如裴矩写过一部《西域记》。后来唐太宗也曾让玄奘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本质上，这是一部西域地区各个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情报报告。李世民开拓西域的野心不言而喻。

　　开拓西域这种做法，向来被传统儒家文臣所反对。比如魏徵就是坚定的反对派。但李世民却完全不听他的。

　　

　　魏徵看到的是经济利益账。当时高昌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站，中西贸易的必经之路。如果能控制高昌，那么贸易利润是非常大的。但是军队远征需要消耗巨额军费，以后驻兵还需更多的长期费用。用魏徵的话说：“今若利其土地以为州县，则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供办衣资，违离亲戚，十年之后，陇右虚耗矣。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国，所谓散有用以事无用。臣未见其可。”

　　

　　李世民算的则是军事战略账。如果唐朝欲进军西域，高昌是第一站。陈寅恪曾经指出：占据西域的根本目的，则在于保障关中地区的绝对安全。关中是唐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但西北不远处的西域一带，当时仍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如果要保障关中的安全，就非得先控制住西域地区不可。所以，李世民派侯君集拿下高昌国后，开始是设置“西昌州”，然后立刻改称“西州”。一般来说，两个字的，都是羁縻州的名称；而一个字的，多是正州。正州就是和内地的州一样，由中央政府直辖。李世民设“西州”，显然是要直接指挥西州地区。

　　

　　从此之后，西州就成了唐朝进军西域的一个桥头堡。从此向西，步步扩展。到贞观二十二年（648）的时候，首次出现“安西四镇”的布局。此后的高宗、玄宗时代，唐朝在西域不断开拓，一直到葱岭以西，达到历史上一个辉煌的顶点。而这一切，都发端于唐太宗破高昌、设西州的这个时候。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李世民的眼光超过了魏徵。

　　

　　不过，现代史学家分析了西州人的户籍，发现了一个事实：在高昌国时代，人们的寿命，特别是男子的寿命，要远高于西州时代。这是因为，作为桥头堡的西州，大量青壮年男子都被国家征发从军，战死疆场无数。我们回头看看当年鞠文泰对唐朝使者说的这番话，恐怕也是别有意味吧：

　　

　　“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你们的东西很好，可我不喜欢，我只喜欢我的。

　　但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李世民要做的，就是掌控一切。

　　

　　六、失败的收官之战

　　作为时代的最强者，李世民一生无往不利，风光无限。但就是他最后的收官之战，却带给他真正的失败，留下了深刻的遗憾。

　　其实从战争的结果来看，唐朝攻占了高丽的很多地方，跨越了辽河，把高丽的空间压缩了很多，也为后来唐朝进一步进攻高丽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后人基本都以失败来看待这次高丽之战，这主要还是从战略的角度着眼。因为李世民的目标是要彻底征服高丽。无疑，这个目标没有达到，失败了。

　　

　　自当皇帝之后，李世民再也没有亲征过。贞观年间的所有大战，他都只是制定基本方针，具体战役都交给将领们去完成。而这次亲征高丽，一则说明他重视，二则也因为他有充分信心。总之，他是志在必得。可最后他都没能越过鸭绿江，离征服高丽的目标相去太远了。

　　

　　后人因为这次战役失败，也多持批评态度，认为他没有吸取隋炀帝的前车之鉴，重蹈覆辙，实在不该。这个意见不无道理。隋炀帝时，国富兵强，但以倾国之力也没有拿下高丽，甚至连像样的进展都没有。当然原因有很多，其中高丽的强悍也是不容忽视的。另外，地理位置对高丽很有利。首先，高丽地处偏远的东北，而隋唐的中心都在西北之关中地区，相距很远。其次，这个地区，雨季在农历六七月间，从农历八九月至来年二三月之间，又是寒冻天气。所以，有利的攻打时间，只能在冻期已过而雨季未临的短暂时间。这就要求进攻方必须速战速决。但高丽特别擅长固守，而且坚城众多。因此，高丽是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

　　

　　李世民恐怕没有充分意识到，唐军在攻打坚城方面，并没有太好的成绩。当年攻打一个洛阳孤城，都苦战十个月之久不能下。贞观年间的战争，也都是针对草原民族，打的是野战。唐军可以凭着更加强大而灵活机动的骑兵获胜。所以，这次战役，唐朝完全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失败是合乎逻辑的。

　　

　　李世民是个明白人，高丽虽然面积小，但绝对是一块硬骨头。那他为什么还要力排众议，坚持亲征高丽呢？

　　

　　替李世民辩护的，大多是认为：李世民是为了“无贻子孙忧”。他在贞观十七年（643）立了李治为太子，担心李治过于仁弱，若是由李治来打高丽，恐怕就会像隋炀帝一样，后患无穷。

　　

　　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高丽在当时已经有坐大的趋势。中国历史上，从东北崛起的政权，往往会给中原政权带来灾难性的威胁。前有鲜卑的北魏，后有契丹、女真等。也许李世民正是要将危险消灭于萌芽之中。

　　

　　不过，从李世民每隔五年发动一次大战的规律来看，很可能打高丽早在他的计划之中。他之所以要打高丽，可能也是与隋炀帝的失败有关。

　　

　　李世民做皇帝，有个很好的反面教材，那就是隋炀帝。几乎在内政的每个方面，他都是与隋炀帝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取得了“贞观之治”。但是在对外的野心上，李世民却和隋炀帝颇有相通之处。当然，从效果上看，是有天渊之别，隋炀帝很失败，而李世民超级成功。这些无疑都增长了李世民的自信和骄傲。

　　

　　大家都知道，征高丽是隋炀帝最大的败笔，他因此而身亡国破。恐怕李世民也非常希望在最后这件事情上，再次能给自己一个证明，证明自己能拿下高丽，证明自己确确实实比隋炀帝英明出色！所以，我认为李世民征高丽，是要和隋炀帝一比高下。

　　

　　最后一点，可能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李世民恐怕也不太能容忍高丽对“天朝上国”的傲慢和挑衅吧？

　　

　　房玄龄临终给李世民上表，说：“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它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房玄龄是最理解李世民的人，他就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内为前代雪耻”。所以，总的来看，征高丽此举，其政治军事意义恐怕还在其次，而争强好胜的心理，也许更是主要因素呢！有了私心，就容易判断失误。这可能就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七、强人背后的常人情感

　　李世民是个超级强人，他的性格上面，颇有好胜心态。甚至小事上也是如此。曾经有一次，西域进贡来一个胡人，善弹琵琶，创作了一个曲子，弹起来极为华丽复杂。李世民不想输了场面，于是就搞了一次酒会，在酒会上让这个胡人音乐家当场演奏一遍。其实他早已经安排了宫里的一个音乐高手叫罗黑黑的，隔着帷幕听。一遍之后，李世民对胡人音乐家说：“这个曲子不稀奇，我宫里的人都会啊。”然后叫出罗黑黑来弹，居然一个调子都没遗漏，从头到尾，重奏了一遍。只不知道那个胡人音乐家会不会精神分裂？这样的李世民，其实和一个好胜的男孩并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是超级强人，虽然是贵为皇帝，但李世民一样有常人情感，而且比常人来得更夸张。因为他本来就是性格张扬，喜怒之情充沛。所以，我们常可看到李世民的喜怒哀乐表达，比如他会哭：

　　

　　他的结发妻子长孙皇后死后，他很思念，常登楼眺望陵墓。有次他和魏徵一起登楼，魏徵假装看不见，然后故意说，我还以为你给我看高祖的陵呢。李世民为之痛哭一场，不再登楼。

　　

　　他也为他的女儿哭。李世民有很多子女，其中长孙皇后生的二女儿晋阳公主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公主小名兕子，意思是小母犀牛。这样一个名字用在娇俏可爱的女孩身上，可以想象这个女孩是多么可爱，父亲又是多么疼爱她。而这个小犀牛也特别聪明乖巧，据说能写一手极佳的“飞白”书法，甚至拿去和太宗的亲笔书法混在一起，别人也分辨不出来。而且还心地善良，脾气很好，常常能让李世民转怒为喜。可惜的是，晋阳公主年仅十二岁就病逝了。李世民几乎不能接受这个打击，一个多月都没有正常进食，哀伤无法抑制。不论何时何地，他只要想到或看到任何与晋阳公主有关的事物，都要泪水长流，多的时候甚至一天就这么哭上几十回。这个太不正常了。于是大臣们就去劝皇帝节哀。李世民叹道：“你们说的那些道理，其实我都明白。我也知道，人已经没有了，再怎样悲伤都于事无补，也换不回我的女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控制不住这种悲伤啊。”这时候的李世民，不是强人，也不是皇帝，就是一个伤心欲绝的父亲。

　　

　　除了为亲人哭，他也为大唐将士而哭。在征战高丽之后，退军之前，李世民下令收集阵亡将士的尸骨埋葬，用最高级别的太牢礼祭奠，亲自写了祭文，到灵位前哭祭，声泪俱下，非常痛切。这一刻的李世民，一定是非常难过，有这么多的大好男儿，慷慨从军，而今却葬身他乡，这是真正生离死别的悲痛。

　　

　　李世民不仅对人重情感，就是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骏马，他也深情眷恋，不舍得分开。所以在昭陵前面，他下令刻上了他骑过而战死沙场的六匹骏马，这就是所谓的“昭陵六骏”，并为此亲笔撰写了《六马图赞》。直到千载而下的今天，这些骏马的矫健雄姿还是栩栩如生。而从这些骏马的雄姿中，似乎依然能看到那位如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骑乘在上面，手持长弓大箭，身披黄金盔甲，发出一声巨大的呼喊：“杀！

　　

　　【人物第二帖】

　　武则天——上林花开不须春

　　一、花须连夜发

　　二、她长什么样

　　三、她和她的亲戚们

　　四、她和她的男人们

　　五、她和她的子女们

　　六、她和她的敌人们

　　七、比女人更女人

　　八、比男人更男人

　　九、无字碑歌

　　

　　

　　

　　◆ 史料来源 《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

　　◆ 关键词 丰腴妩媚 刚狠冷酷 女皇

　　

　　

　　一、花须连夜发

　　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这首诗，题目为“腊日宣诏幸上苑”，意思是：腊月的一天，皇帝要去御花园赏玩。诗歌的内容则是说：明天皇帝要去御花园了，赶紧报告春神，让花儿都连夜给我开放了，不要等到天明。

　　

　　这霸气十足的诗歌，显然不是凡人能写的。对了，作者署名的，就是武则天。

　　

　　关于这首诗，还有背景故事。《唐诗纪事》中说，天授二年（691），武则天刚刚当了大周的皇帝。腊月的时候，有些官员有所图谋，就骗武则天说现在花开了，请幸临御花园。武则天答应了，不过后来又有些怀疑，于是派使者去宣布了特别的诏令，就是这首诗。结果第二天，居然御花园遍开名花。群臣又惊又怕，终于没敢怎么的。这个故事神叨叨的，连记载此故事的人也忍不住加了一句评论说“此皆妖妄，不足信也”。

　　

　　关于这首诗，还有一个神话故事。据说武则天于某年冬天游上苑，令花神催开百花，花神奉旨，百花齐放，唯牡丹傲骨，独不奉诏。武后大怒，贬之洛阳，所以导致从唐代开始牡丹之盛都是以洛阳为首。

　　

　　这些显然都是编造的。不过这些故事的流传，倒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民间有些人相信武则天有通天之能，居然能指挥神明。这反映了唐代百姓的一种心态，他们对武则天能做上皇帝这一事实，还是非常惊异的，所以用超自然力来解释武则天现象，这样才符合自己的经验。

　　

　　确实如此，武则天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一个最大的传奇。当然，我们尽量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来解释这个传奇，来走进她的世界。

　　

　　

　　 　　二、她长什么样

　　其实武则天并不能算她的名字，而是她的一个称号。她最后的尊号是“则天大圣皇后”，而这个尊号又来自她的最后一个皇帝尊号“则天大圣皇帝”。

　　

　　武则天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叫武曌。另外，她十四岁初入宫时，很得李世民欢心，曾赐号“媚娘”，故也称武媚娘。

　　

　　由“媚娘”这个名字，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武则天必是一个千娇百媚的女子。骆宾王曾恨恨地痛斥她“狐媚偏能惑主”。可以肯定，武则天非常有吸引力。史学大师陈寅恪就曾经断言，如果唐代美女PK的话，武则天的相貌美丽程度，要在号称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之上。

　　

　　我们光凭想象并不能确知武则天的相貌。所幸的是，今天还有些证据，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比如武则天唯一的女儿太平公主，据说长得像她妈，而太平公主的相貌，则是“丰硕，方额广颐”。意思是长得丰满强壮，宽额大脸。如果可信，那么武则天也应该是“丰硕，方额广颐”，而我们知道，唐代以胖为美，所以武则天这个相貌描述比较可靠。

　　

　　此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证据：今天洛阳龙门最著名的卢舍那佛，当是以武则天为模特塑造的。

　　

　　这么说是有根据的，首先这尊奉先寺的卢舍那像是属于皇家的造像工程，工程设计和施工由高宗亲自任命制定。据《造像铭》记载，武则天曾经捐了“脂粉钱二万贯”用以塑像，落成之后的开光仪式，武则天也亲自参加了。可见，这个佛像对她意义非凡。

　　

　　另一方面，将皇帝作为佛像的模特，是北魏以来造像的传统。北魏自文成帝以后都非常佞佛，而当时有个和尚昙曜乘机宣扬“皇帝即现世佛”的理论，所以在受命造像的时候，他就以北魏前后五位皇帝的形象为模特，先后塑造了五尊大像，今天我们可以从大同云冈石窟中看到这些佛像，都是面目各异，颇有写实风格。就连服饰，也都体现了北魏当时的特点，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帝佛合一，人神合一”的精神。后来北魏迁都洛阳后，继续在龙门建造新的石窟，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唐朝。

　　

　　不过唐朝皇帝是崇道为先，因为号称道教祖师老子李聃是他们李家祖先，所以不能去造佛像。而武则天就不同了，她一向佞佛，为此投资无数。造龙门卢舍那像的时候，她和高宗号称“二圣”，地位已极为崇高，况且武则天向来野心勃勃，没有什么她不敢做的。卢舍那佛正是如来佛的化身之一，含义是彰显美德。所以，武则天在掏钱造佛像的时候，把自己的形象塑造进去，那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而且，这尊卢舍那佛面容丰腴饱满，显然也符合“方额广颐”的特点。

　　

　　所以，我们有把握地说，今天看到的卢舍那佛的脸，就是武则天的脸。

　　

　　这尊佛像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头部稍低，眉若新月，丰颐秀目，双目俯视，嘴角微翘，含笑不露，显得庄重而文雅，睿智而明朗。可以想象，当年高踞宝座上的武则天的迷人风采，当更甚于此。

　　

　　然而，雍容华贵、慈祥安宁，只不过是武则天的一个方面。她在爱人面前想来是妩媚的，但在敌人面前她则肯定是冷若冰霜的。武则天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

　 　　三、她和她的亲戚们

　　这里所说的亲戚，特指她的娘家人，包括娘家一方的亲戚。

　　她的父亲武士彠（huò），也是唐代开国功臣。不过出身却是个商人。当然，是个资财非常富厚的商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他经常结交贵官，招揽宾客。这个习惯，让他得以结交到了李渊。据说李渊到山西，经常住宿他家。李渊这人有个特点，就是特别爱照顾老朋友。有了天下之后，他就常用官爵赏赐故旧（这其实是不成熟的政治表现）。所以，后来武士彠在唐朝平步青云，官居三品，晋封国公，俨然也跻身贵族了。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倒是正经八百的贵族，乃是陇右大士族、隋朝宰相杨达之女。这个媒，还是李渊出面做的。武士彠前妻死了之后，续娶杨氏。这是典型的新贵和旧贵的结合。武士彠既富又贵，自然是金龟婿；而武士彠通过结亲旧士族，也很可遮掩一下铜臭味。母亲的出身，对武则天不是没有意义的。史家陈寅恪就指出，后来李世民能纳她为妃，这也是一个要紧的因素。

　　

　　杨氏虽然出身名门，却不大能守闺门之礼。史有明载，她后来居然和自己的外孙，也就是武则天的外甥——贺兰敏之发生了乱伦关系，这实在令人瞠目。而这贺兰敏之是个不可救药的色鬼，他居然敢强奸被选为太子李弘之妃的杨思俭之女。武则天忍无可忍，将他流放岭南。

　　

　　这种门风，即使在开放的唐朝也实属罕见。而这样的家庭“熏陶”对武则天肯定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那就是让武则天很容易摆脱道德的束缚，这在后来的政治恶斗中对她帮助尤其大。玩政治，就是搞厚黑学。当然，用这点来解释武则天在生活上的自我放纵那就更清楚了。

　　

　　武则天和她的亲人关系很奇怪。自从她得势之后，他们几乎是两个极端，有些人上了天堂，高官厚禄，横行霸道；有些人则下了地狱，或死或流。据统计，被她所杀的亲人大概近二十个，唐宗室也不过三十四个——而这是她主要的敌人。

　　

　　由此可以看出，武则天是一个刚狠冷酷的女人。她对自己的亲生子女都可以痛下杀手，其他亲人，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只要是妨碍到她的，佛挡杀佛。如果说她冷血，一点都不夸张。这是一种政治性的冷酷。比如她的一个外甥女，她姐姐的女儿，国色天香，因为出入宫中，就被高宗看上了。结果还没等高宗下手，武则天抢先一步将她毒死。这叫防患于未然。

　　

　　事情还没完。之后，她将此归罪于她的侄子——她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的儿子们，武则天将他们杀死后，还改其姓为“蝮”。为什么她拿对付仇人的态度对待亲人呢？因为在父亲死后，她的两个哥哥武元爽、武元庆待她们母女很不好。武则天怀恨已久，至此总算十倍百倍地报复了。可见，武则天是个百分之百的自我中心者。后来由于武士彟周国公的爵位无人继承，武则天方才将侄子——武元爽之子武承嗣召回，不然武家就要绝后了，那也不好。大概出了这口气后，武则天也算心情平复，就逐渐将流放的武家后裔都召回，武家子弟从此一步登天，特别是武则天称帝之后，武家更是气焰嚣张，加官晋爵，荣光无比。本来嘛，天下如今姓武了。其中武承嗣更是积极谋求成为太子，以使武周天下万万年。后来终于没有成功，懊恨而死。

　　

　　不过武家这些男儿忒不争气，骄奢淫逸都挺在行，文才武功却没法提。领兵打仗，就带头逃跑；治官养民，则鱼肉百姓。完全积累不起政治资本。

　　

　　武则天也很担心他们的下场。所以她就采纳了通婚这一招，让李家和武家互相通婚，通婚多了，就混为一体，难分彼此。这一招确实很灵，以至于中宗上台后，武家势力并没有很大损失，如武三思等人依然风光无限。要不是中宗、韦后等人荒唐自毁，武家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呢。

　　

　　四、她和她的男人们

　　武则天一生男人很多。这对一个古代女人来说，是一个少见的现象，也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这对武则天来说，并不是一个太困扰的问题。

　　武则天的第一个男人是李世民。虽然李世民一度很喜欢她，但并没有沉迷于她。也就是说，她没有能征服这个天之骄子——她一直只是个“才人”，一个很不起眼的低级妃子。不过李世民给了她极其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让她见识了一个高峰。毫无疑问，李世民在那个世界中，是无与伦比的存在，他的地位、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政治智慧等等，都是男人中的男人。所以，经历了这样一个极品男人之后，武则天迅速地成熟起来。李世民无疑是武则天最好的一所学校。

　　从感情的角度来说，她和她的第二个男人——高宗李治应该更加融洽。不过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中，武则天除了是妻子之外，还是母亲的角色。李治对武则天的依赖，既是情感上的，也是事业上的。

　　首先，年龄上武则天比李治大四岁，是姐姐。而李治刚好有恋母情结。长孙皇后去世的时候，李治才九岁，正是依恋母亲的年纪，当时李治非常伤心，很久都没有恢复过来。

　　其次，李治性格仁弱温和。作为普通人这是个好性格，但对皇帝来说就不够了。李治大概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登上皇帝宝座，而且继承的是唐太宗的事业。这对他实在是过于沉重的压力和责任。所以在最初几年，他对舅舅长孙无忌是非常依赖，言听计从。而长孙无忌也太过得意，总是自行其是，几乎忘了真正的皇帝是他外甥。这种情况长久下去，自然使李治很郁闷。他太需要一个可以依赖的人了，而武则天恰好又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所以后来在长孙无忌和武则天之间做一个抉择，结果是早就注定的。

　　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武则天都是李治的最佳归宿。

　　李治对武则天的感情是异乎寻常的。武则天当了皇后之后，李治所有的子女都是她所生。如果我们把这个叫爱情，没有人会反对吧？

　　在外人看来，李治怕老婆。笔记小说中曾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个叫杨弘武的司戎少常伯（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掌管武官升迁。有次高宗过问工作，问他为什么要给某人任某官？杨弘武居然回答：我老婆很厉害的。她昨天交代我要给这人授此官职，如果我不照办，恐怕会有后患啊。其实，这个杨弘武是在拐弯抹角地向高宗进谏，不能太听老婆的话。李治的反应很妙，他只是一笑而罢。他不需要解释什么，让别人说去吧。

　　那么，武则天对李治的感情到底如何呢？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治首先是武则天的救命稻草，武则天非常非常需要抓住李治，需要通过李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比爱情更重要。武则天和李治的情感经历，应该早在贞观时期就有了。几乎可以断定，是武则天采取了主动。当然，不一定要发生关系。有时候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足以传情。这对李治来说，肯定是印象极为深刻的。有了这个基础，第二次在感业寺相遇，旧情复燃就很自然了。

　　武则天二进宫的时候，被封为昭仪，正二品。这个起点高多了。但武则天绝对不满足于此，她要让自己处于一个绝对安全的位置——坐上皇后的宝座，才能喘口气。而这在当初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是她的敌人，包括她的特殊身份。幸运的是，她抓住的这根稻草是根擎天柱。而她手里有一根叫爱情的绳索。

　　爱情加老板（皇帝），很好很强大。

　　

　　后来，武则天还有好多男人，不过，更确切地说，那些只是她的男宠，称男人还不够资格。有四个是可考的：冯小宝（薛怀义）、御医沈南、张易之、张昌宗。是否还有更多，不能确定。但希望得到宠幸的人，那是层出不穷，丑态百出。如尚舍奉御（侍奉皇帝生活的官员）柳模趁便向武则天说，自己的儿子良宾是个美男子，皮肤也很白洁，请皇帝笑纳。另外有个左监门卫长史（禁军官员）侯祥就更坦率了，直接宣称自己“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就是自吹yangju特别大，比薛怀义还厉害，希望到皇帝身边工作。这么多人中，有一两个和武则天发生个yiyeqing什么的，实在平常得紧。

　　

　　有关男女问题，武则天是非常坦然的。有大臣向她进谏，她都是一笑置之，完全不以为迕，甚至还加以赏赐，说你这是爱护我。后人在这个问题上，经常是忍无可忍，极力抨击，要批臭武则天。这都是因为这些后人还是将武则天视为一个女人，而忘了她是一个皇帝。还是清代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得好：“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千百，后既为女王，而所宠幸不过数人，固亦未足深怪，故后初不以为讳，且不必讳也。”

　　

　　武则天不忌讳，是因为她已经完全融入了皇帝这个角色，她对这些男宠的态度，就像其他男皇帝对待妃嫔一样。有一次，薛怀义在朝堂上与丞相苏良嗣相遇，态度嚣张。苏良嗣当即命令左右结结实实地打了他几个耳光。薛怀义跑去向武则天哭诉，不料武则天说：“这老儿，朕也怕他，阿师以后当于北门出入，南衙宰相往来之路，不可去侵犯他。”这不由让人想起汉文帝和邓通的故事：有一次，汉文帝和宰相申屠嘉讨论工作，而汉文帝的男宠邓通在旁边搔首弄姿，申屠嘉大怒，回宰相府之后，立刻下令让邓通来见，打算就一刀砍了。汉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让邓通先去，然后过一会儿立刻派使者召回，要不然邓通真会被申屠嘉给宰了。汉文帝对于公私分得很明白，而武则天的概念中，嬖幸的男宠和大臣两者，基本上也是分得清楚的。

　　

　　但就像所有男皇帝常会对某些妃子宠爱过分一样，武则天也会犯这个错，而且有时错得很离谱。比如她曾让薛怀义负责建造明堂，听任其肆意贪污腐败，后来居然还派他领兵打仗，实在是过于儿戏。

　　特别是晚年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更是权势熏天。她宠幸薛怀义时在垂拱初，六十岁左右。而二张得宠时，武则天已七十多岁。曾有史家提出，当时武则天年事已高，早就没有性的需求了。但正因为人老了，情感和思想会有很多变化，会产生很多无奈，所以也更需要情感的安慰。薛怀义是以“阳道壮伟”得宠，而二张则以美色见长——玉貌雪肤，眉目如画。张昌宗号六郎，有次别人夸他说“六郎似莲花”，宰相杨再思却说非也，“不是六郎似莲花，而是莲花似六郎”。虽然是谄媚之词，却可以想见其青春妩媚。年华老去的武则天，自然会对美的东西分外留恋，这种心态很正常。因为依恋，就很容易过于放纵他们俩，以至于言听计从。结果连太子、武氏家族等都战战兢兢，仰其鼻息，甚至为二张牵马执鞭。这种状况，就极大地损害了政治的正常运作。

　　到头来，这种状况也损害了武则天自己。后来，武则天末年，大臣显贵们联合政变，就是以诛杀二张为借口的。

　　

　　五、她和她的子女们

　　

　　武则天亲生的儿子有四个，女儿两个。其中死在她手里的，是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刚好占一半。这点尤其可见她的冷酷。

　　第一个女儿，成了她除去竞争对手的牺牲品，而且是她亲手所杀，然后以此陷害王皇后，为高宗下决心废去皇后加了重重的一个砝码。当时武则天刚生了这个女儿，王皇后来探视。等王皇后一离开，武则天就下手掐死了女儿，就这样，王皇后自然成为第一嫌疑人。实际上，历来有人怀疑此事的可信性。不过从后来她还先后杀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来看，她不是做不出来的。在武则天看来，为了自己的前途，子女可以也应该牺牲掉。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成功做上皇后，长子李弘因此立刻被封为太子。李弘和武则天虽是母子，个性却迥异，特别仁慈孝和。有一次，他很惊讶地发现，他的两个异母姐姐因为母亲是萧淑妃，被关在冷宫，三十来岁还没有婚配，于是上书恳求。据说武则天因此很生气。不久之后，李弘就去世了。到底怎么死的，恐怕不能确考。但有意思的是，高宗下了一道诏令，表示本来计划要传位给太子的，但太子心理负担太重，就此一病不起，所以呢，就特别赐予他一个皇帝的称号，叫“孝敬皇帝”，葬礼规格都用皇帝标准。这个诏令，颇有些掩盖什么的味道。

　　

　　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李贤，章怀太子，从小也表现出德才兼备的良好素质。他召集诸儒给《后汉书》做了注，一直为后代所称许。可他和武则天的关系也逐渐紧张起来。最后居然以很奇怪的“叛逆”案为借口，李贤被废为庶人，流放到巴州，最后被监管的丘神逼令自杀。武则天则指责丘神“矫旨”，将他贬官。这个过程，看起来是疑点重重。别的不说，就试想，如果没有旨意，小小的丘神敢随便杀李贤这么要害的人物么？而且矫旨之罪名这么严重，错误这么巨大，居然没有被杀头，也是咄咄怪事。总之，李贤死于武则天之手，当无可疑。而他之所以死，是因为他身为太子，太过贤能，如果他顺利继位为皇帝的话，武则天将无法控制他。总是有“先见之明”的武则天不会允许这种可能出现。

　　

　　接下来的两个儿子李显、李旦，都是无能之辈，李显懦弱，李旦韬晦谦退，都战战兢兢。李显好不容易做了皇帝，屁股还没坐热，就因为一点小错给赶下台，然后被赶到庐陵（今江西九江）去做他的庐陵王。可怜的庐陵王整天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每次钦差来，他都如大限来临一般，蒙着被子痛哭。因为他知道，母亲想杀他并不会太犹豫。

　　

　　接着是李旦上台（这时候武则天肯定抱怨自己生了太多儿子）。有了前车之鉴，李旦很识相，极其坚决地要求太后垂帘听政。后来武则天称帝后，他还主动改姓武。真是让人省心的孩子。

　　

　　对了，还有一个女儿，太平公主。这个女儿也不是简单人物，诡计多端。但她一直都不敢插手政治，一个劲儿地隐藏自己。直到最后大家一起逼宫武则天时，她才开始大显身手。显然也是惧怕武则天之故。

　　

　　对于其他的家人，武则天杀起来简直就跟杀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太子李显的女儿李仙蕙嫁给了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这是武则天精心安排的李武婚姻联合体计划之一。小夫妻很恩爱，武延基也和大舅子李重润关系很好。有一次，他们几个聊天时对二张的嚣张发了几句怨怼之言，结果被二张听闻，立刻添油加醋，告到了武则天那里。武则天勃然大怒，立刻召入宫中，毙于杖下。李显特别难过，后来特许李仙蕙的墓命名为永泰公主陵，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称陵的公主墓。

　　

　　这几个人都是她嫡亲的孙辈，按常理，就算有什么过错，也可以谅解。但一怒就置于死地，实在是因为她对于亲情淡薄得很，而杀伐之心又重得很。杀得手滑了。

　　

　　平常情况下，她对子孙也很残忍。李贤的二儿子叫守礼，年老之后，有次岐王告诉玄宗皇帝说守礼会预报天气，玄宗很好奇，守礼回答说：“也没什么。就是当年天后时代，我被幽闭宫中，每年照例都要被杖责三四回，时间久了，满身创痕。如果要下雨，就很沉懑难过，如果天快晴了，身体就舒适。所以我能预知天气晴雨。”这种责罚完全没有意义，也亏她下得了手。像这样一个女人，实在是可怕之极。

　　

　　武则天这辈子，杀的第一个人就是自己的女儿，而且是亲自动手。这对一个母亲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巨大的悲剧！下手的那一刻，她已经无路可退，她只能一路杀将下去，渐渐以至于麻木。

　　

　　六、她和她的敌人们

　　

　　武则天勇于杀戮自己的亲人、家人，那么她的敌人，自然就更不在话下了。选择做她的敌人，绝对是个噩梦。

　　

　　武则天最早的一批敌人，既有王皇后、萧淑妃等后宫，也有外朝的顾命大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实力最为强大。对此，武则天采取了迂回的方式，使用了大量的阴谋诡计，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生女儿，同时，各个击破：先干掉萧淑妃，并千方百计挤掉王皇后，成功登上皇后宝座，然后回头通过制造冤案，除掉了长孙无忌这个巨头，胜利结束第一阶段的战役。

　　

　　接下来就是巩固自己的权力。早在显庆五年（660），李治因为患了风眩（就是高血压病），目不能视，于是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政事。自此，则天公开执政，“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间一度出现危险，上官仪鼓动高宗废了武则天，结果被武则天反戈一击。此后再无人能动摇她的地位和力量。到了上元元年（674），高宗号天皇，皇后号天后，天下人谓之“二圣”。上朝的时候，也是两人同时出席，武则天终于直接站到前台来了。这是武则天进一步稳固权势的象征。这一阶段，整个政局也比较稳定和正常。

　　

　　新一轮的斗争很快来临，而且势头更猛，持续更久。因为这次武则天的目标更加惊人——当皇帝。这就涉及改朝换代的问题了。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此陛下家事”那么简单轻松的问题了。这个时期，武则天面临的敌人主要是唐朝宗室和忠于唐的官员。唐朝宗室，针对性很明确，也好对付；问题是如何来判断哪个官员是否忠于唐朝呢？这是很难判断的棘手问题。武则天的对策有三：

　　

　　一是采取高压政策。用赤裸裸的白色恐怖，有点嫌疑的大臣都给杀了。不管是冤的还是不冤的，反正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武则天要的就是杀一儆百的效果。如文臣中宰相裴炎、武将中名将程务挺，都被砍了头。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争论，裴炎、程务挺两个是否真的想反，这恰恰说明武则天不需要确证，只要有嫌疑就足够了。她要的是立威的效果。“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

　　

　　二是采取告密政策。让大家互相纠举。光靠专政工具抓人是有限的，只有发动群众才能真正把网铺开。武则天令人专门设置了一个“铜匦”，任何人都可以匿名将告密信投到这个铜盒子去；又规定，任何人如果宣称要告密，地方官府要无条件立刻护送至京师，武则天亲自接见。唐代法律规定，家奴不能告主，但这时候完全放开了。酷吏侯思止就是从家奴告主起家的，其实这个告密也是诬告，但因此扳倒了一批人。于是武则天亲自接见了他，还赐他五品的游击将军。他还嫌小，要当御史。武则天说：“你大字不识一个，怎么能当御史？”侯思止狡辩说：“獬豸虽然不识字，却专会触邪人。我不识字，可我有一片忠心，可以像獬豸那样惩治陛下的仇人。”武则天居然也就破格封他为朝散大夫、侍御史。这种示范效应是极为可怕的，导致人人自危，一时间，官员们都对奴婢客气得不得了。

　　

　　三是采取利诱政策。武则天除了立威，还施恩。首先，她非常有意识地扩大官员数量，让受益者大大增加，这些人所占比例越多，那她的天下就越稳固。这一招可谓釜底抽薪。同时，通过更加开放科举制度等方式来大量提拔各个阶层的人士，让受益面扩大。甚至允许任何人自我推荐。毫无疑问，这些新的利益获得者会对武则天感恩戴德。

　　

　　当然，这样开口子，未免鱼龙混杂。当时有人写了打油诗来讽刺：“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就是说拾遗、补阙这样的官员太多了，简直要用车来载，用斗来量。后面还有两句：“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圣神皇就是武则天，说她眯了眼睛，对官员不分好赖。有人拿着诗去告状，结果圣神皇武则天开心地笑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武则天对这种状况也有对策，那就是让官员迁转的速度加快。那些不称职的，也就立刻会被罢免、降级，甚至砍脑袋。于是每有官员上任，那些奴婢都在私下偷偷地交头接耳：“又来一个候补的死鬼。”当然，很多有真才实干的人也因此脱颖而出。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说，武则天虽然“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但“明察善断，故当世英贤亦竟为之用”。玄宗朝的很多名臣贤相，都是在武周朝被选拔出来的。如姚崇、宋璟就是著名例子。

　　

　　武则天提拔大量官员，本来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但客观上，打乱了旧有的利益秩序，让社会流动增加，社会变化朝更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且这些历史变化所带来的影响都是非常之深远。可以说，武则天的举措，对历史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对武则天这一政策大加发挥，认为武则天的政策对社会变化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

　　

　　虽然武则天一生与人斗，其乐无穷，但最后她终于还是败在了“敌人”手中。而这些敌人，正是她一手提拔起来的五个大臣。在她八十二岁的时候，这五人悄悄策划了一个惊天阴谋，联络了各方力量，一举攻入宫中，杀了二张，同时逼宫，让武则天传位给太子李显。

　　

　　当这些造反派都站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冷冷地扫视着。她看到了李湛，李湛是李义府的儿子，李义府正是第一个投靠武则天的臣子。她说道：“没想到你也来了，我可对你父子不薄啊，居然也有今天！”李湛惭愧低头，不能回答。其实，当年李义府就不是好鸟，他投靠武则天，完全是冲着利益去的。而现在他的儿子的举动，也不过是冲着新的利益而来罢了。

　　

　　她又看到了崔玄，说道：“别人也罢了。你可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啊，怎么也会在这里呢？”她听到的回答是：“这正是我要报答陛下之大德的方式。”实在是一个让她哭不出来的讽刺。

　　

　　七、比女人更女人

　　再来看一首诗——《如意娘》：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这首诗的作者署名，也是武则天。从诗作来看，是描写了一个普通女子的多愁善感，细腻生动。这首诗提醒我们，武则天也是个女人。实际上，武则天是个女人中的女人。

　　

　　首先，她爱美。作为美女的武则天，不仅爱美，而且非常善于妆饰自己。据说她虽然年事已高，但周边的人从不觉得她老。但二张被杀，她被逼宫后，就无心梳妆了。结果等李显跑去看望的时候，一下子看到她的苍老，差距之大，让他非常震惊，以至于痛哭流涕。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让人完全不觉得老，实在是个奇迹。就凭这点，她就是女人中的女人。

　　

　　其次，心眼小。相比之下，女人总是比男人显得更容易斤斤计较，特别是得罪过她的人。这方面，武则天简直是登峰造极。她报复王皇后、萧淑妃，并不满足于将她们消灭，而是要慢慢消遣，残酷折磨，砍去双脚，并泡在酒瓮里。汉代的“人彘”惨剧再现。她像猫戏老鼠一样在享受这个过程。这几乎是一种病态的报复心理。

　　

　　还有，虚荣心强。武则天的父亲是个木材商人，虽然后来当了官，但毕竟像个暴发户。骆宾王也讽刺过她“地实寒微”。可她却很重视门第，以此来掩盖自己出身低微的事实。比如她在嫁太平公主的时候，对准驸马薛绍的两个嫂子大为不满，认为她们出身寒微，说：“我的女儿怎么可以和乡下婆子做妯娌!”便逼着薛绍的大哥二哥休妻。幸亏有人力劝说：她们也是出身世家大族的，只是不够豪贵而已。武则天方才作罢。其实这两位嫂子可比她们武家出身高贵多了。她这么做，只是想强调一下，自己是很看重门第的哦。后来，她按捺不住，干脆直接把国家的《氏族志》改为《姓氏录》，原来连《氏族志》都不能列入的“武”氏，在新的《姓氏录》中，却定为第一等。

　　

　　还有，爱变，爱玩花样。人们常说，女人善变，经常一分钟一个念头。一般女人没机会用这个性格来改变中国历史，可武则天有大把的机会，所以留下了很多证据。比如改年号。中国历史上，年号最多的皇帝，非武则天莫属。她一掌权，就三天两头换年号，等自己做了皇帝，那就换得更勤快了，有时候甚至一年之内换两个年号。短短十五年，就有十三个年号：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这个现象只能用皇帝是女人来解释。

　　

　　她还爱改官名，把所有官名都改过好几遍，也不怕烦，可苦了今天的历史学家，得去记住这么多变化；爱改字，她发明了好多新字，让大家使用，这倒给考古学家用来给文物做鉴定带来了方便；爱给人改姓，改名字，比如契丹等少数民族首领来朝贡，她一高兴，赐人姓名叫李尽忠、孙万荣，后来又开战，把唐朝打得大败，她很生气，就把李尽忠改为李尽灭，把孙万荣改为孙万斩。简直是儿戏。这种招数，估计也只有女人想得出来。

　　

　　八、比男人更男人

　　尽管对武则天的评价五花八门，但没有人会否认，她比男人还男人。她靠着自己是女人这点征服了大唐皇帝，但她却是靠着比男人更男人的气概征服了大唐，自己当皇帝。

　　

　　首先，她有绝大的气魄。有一段故事很有名，就是她在听骆宾王《讨武曌檄》的时候，对辱骂自己的话，全不在意。反而说，这样的人才，没有用起来，实在是宰相之过啊。这种容人气概决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长寿年间，武则天下令禁屠，就是不许宰杀牲畜（因为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刚好左拾遗张德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他偷偷地杀了一头羊宴请宾客。其中有个同事叫杜肃，很不厚道，偷偷藏了一块肉下来，回来立刻写了一道状文，向武则天告发。第二天，在朝堂上，武则天对张德说：“听说你妻子生了一个男孩，大欢喜啊。”张德就拜谢。正在奇怪中，武则天又道：“可是肉从哪里弄到的？”张德一听，吓坏了，连忙叩头，连称死罪。武则天从容说道：“没事。我虽然下令禁屠，但有喜事、丧事的话，还是可以照旧宰杀。不过以后邀请客人，也要选择一下。那些无赖之人，不能一起聚会哦。”然后就拿出杜肃的状文给大家看。杜肃立即汗流浃背，从此不齿于人。真是大快人心啊。

　　

　　武则天一方面睚眦必报，另一方面，又能如此大度，这似乎很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她对公私的界限分得很清楚。她的报复，基本上都是针对她个人的敌人；而对于国家朝廷的大事，她总是能客观地分析和判断。这正是她的过人之处。

　　

　　其次，她有极大的权力欲。一般来说，权力是男人最喜欢的东西。而武则天对权力的欲望，远远超出一般人之上，大部分男人也难望其项背。她进宫的时候才十四岁，母亲痛哭着和她诀别，武则天却很自如安然，说：“见天子怎么知道不是福分呢？不要哭哭啼啼了。”显然，这个时候，她已经有了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决心了。所谓“志当存高远”，大概指的就是这个了。

　　

　　后来她果然是一路高升，从才人，到昭仪，到皇后。一般女人到这份上已经知足了。可武则天完全不满足。她先是整了一个“天后”的称号出来，这是她的发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称号可比一般的皇后高级多了。后来她又极力鼓动高宗去封禅，而且力排众议，亲自参与了祭祀活动，进行了亚献。这更是绝大多数皇帝都没有享受过的荣耀，包括唐太宗李世民。这下，她已经站在很多正牌皇帝之上了。可这远远不是终点。武则天还要做统御天下的皇帝。她的欲望永远是一条上升线。说实话，能这么永不知足、奋斗不息，也是挺不容易的。

　　

　　再次，杀伐果决。她在当皇帝之前，先后灭了很多反对力量。裴炎是当时宰相，有能力，也有傲气，他对武则天欲当皇帝一事，颇不以为然，想加以阻挠，结果被武则天杀了。徐敬业则是李之孙，那是真正的将门世家。程务挺则是高宗朝名将，与裴炎一起被杀，据说他死后，北方突厥人为此狂欢。有天她召集群臣，痛骂了一顿说：“我辅佐先帝超过三十年，忧劳天下。你们这些人的爵位富贵，都是我给的；天下安逸，也是我养护的。先帝去世的时候，把社稷托付给我，我这么照顾你们，现在你们倒是敢反我了。你们这些人，有谁伉扈难制有比得上裴炎的吗？有将门世家比得上徐敬业的吗？有宿将善战比得上程务挺的吗？这些人都是人豪，对我不利，我都能干掉。你们如果有才能超过他们的，尽早动手。不然给我乖乖的，别让天下人耻笑！”一番话，掷地有声，吓得群臣只知道叩首，头都不敢抬。

　　

　　还有很多例子。最后就说说她的书法吧。据宋人的《宣和书谱》称：武后很喜欢书法。她曾得到一批名家书法，摹拓把玩之后，笔力大进，很有些“丈夫胜气”。就是说，她的书法看起来有男子的气概。据说她写的飞白体，非常雄壮，从传世作品看来，确实如此。都说字如其人，从这点看，武则天也是不让须眉的。

　　

　　九、无字碑歌

　　

　　再神奇的人，也是要死的。武则天终于死了。此前，她统治了中国五十年，其中以皇后身份预政二十八年，以太后身份称制七年，自己称帝十五年。不过临终前，她还是下令除去帝号，仍以高宗皇后的名义和高宗埋在一起。这个皇帝，还是做得不彻底啊。

　　

　　这个陵墓叫“乾陵”，乃是一座完整的山体，体型很规整。里面都掏空后，将棺椁和随葬品放入，之后用大石头堵上，又用铁汁灌注。这样就非常牢固。李治死的时候，已经封了一次。这次只得再挖开，放入武则天后，再照样给封好。如果想盗墓的话，就准备挖山吧。当然，也不是没有人敢动手。唐末的时候，有个军阀叫温韬的率领军队去挖，几乎翻了个遍，包括唐太宗的陵墓。来到乾陵，据说刚要动手，就“风雨大作”，搞得温韬胆战心惊，不敢继续。现在学者一般都认为，乾陵应该是唯一没有被盗过的唐朝皇陵。

　　乾陵埋了两个人，所以也有两块碑。一块是高宗李治的，叫《述圣碑》，武则天亲自撰写。另一块是武则天的，可上面没有一个字，故称《无字碑》。关于无字碑的寓意是什么，猜测很多。最可能的，大概是撰写者——她儿子李显，感觉很难下笔，迟迟不能完稿。其实碑上面已经打好了格子，确实准备刻字的。只是碑文难产，所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用无字碑来象征武则天，确实很恰当。武则天是一个如此复杂的人物，评价争议也是如此之多，很难简单定论。

　　

　　总的来说，历代评价其内政方面，较多表扬；私德批评最多；政治批评最狠；外政比较失败。

　　

　　从时间上来看，中宗、睿宗、玄宗三朝，都是武则天的子孙在位，所以这一时期，武则天依然保持了尊崇的地位和光辉形象，一般人不便对她妄加议论。睿宗先天二年（713）诰称“运光五圣”，李白《上云乐》诗称“中国有七圣”，都包括武则天。吴兢所撰《国史》以武则天事为本纪。

　　

　　安史乱后，藩镇难作，李唐王朝日见衰微。所谓女祸误国的议论渐兴，许多人站在维护李唐天下的立场上非难武则天。

　　

　　但也有不少赞扬之语。如杰出的政论家陆贽就对武则天的用人政策倍加赞誉，认为是应当仿效的典范。贞元二十一年（805）唐顺宗诰有“九圣储祥，万邦咸休”之语，仍列武则天在内。五代后蜀皇帝孟昶在利州为武则天重修皇泽寺新庙，立碑刻石，文中凡遇“天后”或“后”字必顶格书写，有关敬语如“玄贶”、“神像”等文则空三格，对武则天备致尊崇。

　　

　　后晋时修成《旧唐书》，还是为武则天立了本纪，最后以“史臣曰”作总的评述：“观夫武氏称制之年，英才接轸，靡不痛心于家索，扼腕于朝危，竟不能报先帝之恩，卫吾君之子。俄至无辜被陷，引颈就诛，天地为笼，去将安所？悲夫！昔掩鼻之谗，古称其毒；人彘之酷，世以为冤。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恒态也。然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是有褒有贬。

　　

　　北宋的人就道学多了，欧阳修等撰成《新唐书》，指责武后有莫大之罪。但也承认她：“赏罚己出，不假借群臣，于上而治于下，故能终天年，阽乱而不亡。”有趣的是，给她既立列传又立本纪，也算是春秋笔法。

　　

　　到了南宋，朱熹亲作《通鉴纲目》一书，对武则天横加挞伐，没一句好话了。就连本纪的资格也取消了，将武则天附在《唐纪•中宗》之下。这也代表了此后的评论基调。

　　

　　现代学者自然不再有这套男女君臣的观念。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影射史学的发达，武则天一度大翻身，红得发黑。可谓不虞之誉。等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又颇有些人回头算账，将一股怒气发在武则天身上，尤其是讲到武则天的酷吏政治，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也有些冤枉。

　　

　　今天大家已经不太去抓她私德的问题，但截然对立的评价依然存在：否定派的主要观点是，由于武则天，唐代全盛时期的到来，比其他朝代，如汉、明、清，都要推迟三五十年。肯定派的主要看法是，武则天时代，经济上很有发展，她还很能破格提拔用人，这些都为开启开元全盛起到了铺垫作用。

　　

　　总之，到了今天，武则天依然是个众说纷纭的人物。这都是因为她是个太复杂的人，好人坏人她都做遍了。然而，对她自己而言，她总算过了一个最精彩的人生，不虚此行！

　　

　　

　　历史诡异的真实：李林甫才能卓越，而且奉公守法

　　

　　“不入流”这个词，是唐朝时有的，跟为人没关系，跟当官有关系

　　

　　杨国忠是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的私生子？

　　

　　李林甫——终日无声立仗马

　　◆ 史料来源 《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

　　◆ 关键词 奉公守法 口蜜腹剑 吏干能臣 独相

　　

　　

　　　【人物第三帖】

　　

　　

　　李林甫——终日无声立仗马

　　一、万马齐喑究可哀

　　二、曾经的年少轻狂

　　三、升官图

　　四、从群相走向“独相”

　　五、十七年独相的奇迹

　　六、李林甫与后宫及东宫的关系

　　七、李林甫是安史之乱的罪魁么

　　八、口蜜腹剑的李林甫

　　九、接班人就是掘墓者

　　

　 　　一、万马齐喑究可哀

　　

　　大唐开元二十四年（736）的一天下午，所有的谏官们都接到了一个通知：宰相要召见他们。这可是一个罕见的召集。

　　

　　唐代有个特别的官员群体，是专门司职谏诤的，称为“谏官”。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拾遗（如杜甫就做过左拾遗，人称“杜拾遗”）、左右补阙。右属中书省，左属门下省，是为两省官，也自然属于清望官序列。

　　

　　谏官品级并不高，谏议大夫正五品上，勉强进入中高级行列。补阙，从七品上；拾遗，从八品上，资品都是很低卑的。但“其选甚重”，人选很受瞩目，甚至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命。这充分显示了谏官的地位特殊。

　　

　　顾名思义，谏官的任务就是提意见和拾遗补阙的。谏官与台官（即御史台的御史官们），合称台谏官。两者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区别。台官是对下的，负责监察百官奸邪。而谏官则是对上的，他们眼睛盯着的，是皇帝、宰相等最高决策层。可以说，谏官的存在，为唐朝的制度添上了一层“民主”色彩，对于整个唐朝的政策制定、政治运作，都有着纠偏、监督的作用。其意义不在小。

　　也正因为如此，一般情况下宰相不能也不便插手谏官的工作。所以，这次宰相召见谏官，显得有些意外和稀罕。

　　

　　谏官们匆匆收拾一下，就朝着宰相办公室——“中书门下”的大堂走去。其实大家心里大半已经猜到他们要面临的是什么了。因为就在不久之前，有一个补阙叫杜琎的，被贬去地方上做县令了。原因就是，他最近两次上书谏诤，批评朝政。大家都暗暗觉得，这个杜琎也太不会选时候了。因为这时候，当朝的首席宰相刚刚换人，老宰相张九龄黯然下台，而做了宰相已有两年之久的李林甫，则荣升首席。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大家躲还来不及，你杜琎偏偏提出批评，这不是自找的吗？恐怕这回还要“殃及池鱼”吧？

　　

　　果然，当谏官们匆匆赶到“中书门下”大堂，当中正襟危坐的当朝首相李林甫，并没有给他们好脸色看。在沉吟半晌之后，李林甫开口说道：“当今朝廷，是明主在上，他老人家英明神武，乾纲独断。我们大家乖乖听从都还来不及，又有什么好议论的呢？”几句话，说得大家心里发虚，手里出汗，不由渐渐都低下头去，不敢对视李林甫。

　　

　　又停了半晌，李林甫缓和了一点语气，接着说道：“大家不都见过立仗马（就是朝廷举行仪式的时候，立在宫殿前面的仪仗队的马）吗？它如果整天不叫唤，还能得到豆子填饱肚皮；一旦叫唤起来，那就是它要被赶走的日子了。到那个时候，后悔也就晚了！恐怕就再也得不到豆子吃咯！”听了这话，谏官们一边汗，一边已经暗暗松了口气。还是中国老话说得好：闷声发大财啊！明白，大大的明白。

　　

　　在谏官们一番唯唯诺诺之后，这番见面会就算结束了。李林甫看到鱼贯而出的谏官们，摸摸胡子，不由微微笑了——这把火，烧掉了一个大障碍。且待我来大展身手吧！

　　

　　自此之后，整整十多年内，谏官们集体患上了失语症。而李林甫则是十多年如一日地在“中书门下”大堂正中高坐着，岿然不动。

　　不过，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马，是不太安分的，就是要发出一声嘶吼来。天宝八载（749）这一年，有这么一个地方官——咸宁太守赵奉璋，突然站了出来，写了一个奏状：告当朝宰相李林甫之罪，二十余条！这个奏状送上来的时候，首先就落到了李林甫手里。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李林甫权倾天下十多年，如日中天。他大概也是又惊又怒。于是在第一时间，逮捕了赵奉璋。

　　

　　仍然是在当年训斥谏官们的“中书门下”大堂上，赵奉璋以“妖言惑众”的罪名，被当场杖杀！

　　

　　李林甫一生害人无数，但如此直接而残暴地杀人，却也少见。李林甫的气势汹汹，正掩盖了他内心的虚弱和慌张。他其实已经岌岌可危。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就在天宝八载这一年，李林甫罢省了“立仗马”这个仪仗队道具。他大概可以彻底放心，不用再听到有失控的马会突然叫唤起来，吓到自己。

　　

　　有趣的是，天宝十二载（753），李林甫死去并身败名裂，杨国忠继承了他的宝座之后，恢复了“立仗马”的制度。

　　这真的可以算是一个暗示了吧？

　　

　　二、曾经的年少轻狂

　　李林甫，作为如此出名而重要的人物，他的字是什么，居然没有被记载。不过他的小名则可知，叫“哥奴”。

　　

　　李林甫出身很好，是唐代宗室。他的曾祖父叫李叔良，是李渊的堂弟。这样算来，李林甫还比唐玄宗李隆基高出一辈。若论起辈分来，李隆基要叫他一声叔叔呢。

　　

　　李林甫之前，他们这支最出名的是李思训（李林甫的伯父）。李思训和儿子李诏道都是很著名的山水画家，并称“大、小李将军”。后人都推许为“李将军山水”。之所以叫将军，并非因为他们武功出众，那只是一个官衔而已，多半是他的文职能力不强，就挂了一个武职。王羲之当年也做过右将军，故人称“王右军”。说起来，这“李将军”也算是远继前贤了。

　　

　　从唐太宗开始，宗室都被允许进入仕途，朝廷并没有对宗室防范猜忌，禁锢。这在历朝历代来说，都是比较开明的，也是比较成功的。就如王夫之所说：“宗室人才之盛，未有如唐者也，天子之保全支庶而无猜无戕，亦未有如唐者也。盖太宗之所以处之者，得其理矣。”

　　

　　唐朝不阻挡宗室做官，所以也就有人一路做到宰相。李林甫就是最好的一例。另外，和李林甫做过同事的李适之也是个宗室。当然，这也是疏属，如果很亲近的宗室，像兄弟那种，唐玄宗就要防一手了，一般不让做重要官职。

　　

　　因为李林甫的宗室身份，所以他做官是没有问题的。朝廷有优待政策。但他要做上好官，那就不大容易了。好在，他有个好母亲。母族的力量，给了他仕途更加重要的帮助。

　　

　　李林甫的母族系姜氏，很值得一说。姜氏家族，是西北的旧勋贵之家，姜与李渊关系亲近，在唐朝开国之际，曾立下不少功劳，标准的开国功臣。第二代姜行本，也做过贞观朝的将作大匠，是太宗亲近宠信的大臣。

　　

　　比较有趣的是，第三代出了一个姜柔远，也就是李林甫的外公，长得很帅，而且口才也很好。史书上特别说明他是“美姿容，善于敷奏”。所以在武则天的时候，做过一个叫“通事舍人、内供奉”的官，所谓“内供奉”，就是在后宫侍奉皇帝的。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姜柔远必然是受到武则天宠幸过的。本来姜家也算是官宦之后，走上这条道路，看来也是希望抱住皇家的大腿。

　　

　　不仅姜柔远自己抱上了女皇的大腿，他的子女也都和皇家关系密切。可见他们家族就擅长走皇家路线。这种策略确实给他们家族带来了相当长时间的兴盛期。

　　

　　姜柔远把女儿嫁给了宗室李思诲，生下了李林甫。姜柔远之所以这么做，目的还是想和皇家结亲。李思诲官位不高，但好歹是个皇亲国戚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家绘画很出名，是家学；而姜家似乎也不错，至少姜柔远的儿子姜皎是个名画家，甚至杜甫还特别写诗赞美过他的画作呢。

　　

　　姜氏家族一贯走皇家路线，所以，姜柔远的儿子姜皎和李隆基搭上了关系，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两人年龄相当，而且都算是“艺术青年”，所以也就比较“臭味相投”。再加上，他俩交好的时候，李隆基也还只是个藩王，离皇位有着遥远的距离。所以，两人可以算是“布衣之交”。这些都导致两人的关系相当铁。

　　

　　据说，姜皎当时在李隆基家里，甚至可以深入卧室而没有禁忌。有一次，姜皎看上了李隆基后花园的一棵树，李三郎二话不说就将树送给了他。可见两人友谊之深。

　　

　　等李隆基做了皇帝后，姜皎就当上了殿中少监。而且更加得宠。据说李隆基经常把他召入卧室内，不要用上下之礼，大家像朋友一样相处，喝酒聊天，斗鸡打球，常称他姜七。这是一种朋友相交的礼节，说明李隆基很看重“老朋友”。

　　

　　后来在对付太平公主的宫廷政变中，姜皎就是骨干人物了。他因此也升官，成为殿中监，再后来升为秘书监。殿中监虽然只是从三品，但负责的就是皇帝的生活起居，是十分贴近皇帝的职位。典型的“近臣”。秘书监历代都是清望官，也是一个皇帝的侍从官，没有什么职事，就是陪着皇帝聊聊天解解闷。当然，也随时讨论点国家大事啥的。可以说，姜皎在开元初年是十分得意的政界红人。

　　他一直红到开元十年（722）。作为李林甫的舅舅，姜皎为李林甫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除此之外，李林甫后来得到李隆基的赏识，恐怕也和他自己的个性有关。李隆基是个倜傥风流、爱玩会玩的公子哥儿。姜皎自然也是。其实李林甫也是同一类人。

　　

　　别看李林甫是心机深沉的阴谋家、奸臣，他在年轻时候，一样是斗鸡走马的纨绔子弟，典型的公子哥儿。有不少记载都说，李林甫年少轻狂，二十岁之前，尚未读书，“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甚至每天都到城外的槐坛下，骑着驴子打球，天天如此，从不停歇。

　　另外，从李林甫母亲这一系血缘来说，李林甫相貌应该不错的。一般都说外甥像舅舅，估计李林甫颇有乃舅风范。所以，单就外部条件看，李林甫是比较能合李隆基胃口的。

　　

　　李隆基这人很喜欢潇洒有风度的人。李林甫这方面应该是颇能得分的。

　　

　　此外，李林甫还有一个特长，极合李隆基的胃口——擅长音律。我们都知道，李隆基可是个音乐家，不仅爱听，还非常爱自己玩，甚至还会作曲。李林甫既然擅长音律，想必在这方面也很容易拍得上马屁。内行拍马比外行可就高明太多了。这点契合，恐怕也是李林甫后来得宠的理由之一吧。

　　

　　尽管有这些条件，但李林甫做了大唐宰相十九年不倒，仍然是一个奇迹。所以在传奇盛行的唐朝，自然也有人编了他发家的故事。

　　故事很像张良得到黄石公授兵书的情节。说是李林甫年轻时，天天到洛阳城外的槐坛这个地方骑驴打球。累了之后，就坐在地上休息。这时来了一个道士，告诉他，你是我五百年来见过的唯一一个骨骼清奇的，其实你已经名列仙籍了，到时候会白日升天。如果你不愿意呢，还可以有第二选项，做二十年的宰相，而且是那种大权在握的。你好好想想要哪个？李林甫还是轻狂的少年，如何舍得这红尘花花世界呢。他选了要当二十年宰相。道士觉得很遗憾。不过他还是给了李林甫一个新的希望：如果你好好做宰相，多积阴德，那三百年后，一样可以白日升天的。后来李林甫完全违背了道士的戒言，大开杀戒。于是道士再次来点化李林甫，说是杀戮太多被天谴，所以成仙时间推迟三百年。也就是说，六百年后还是可以升仙的。

　　

　　道教人士造出这种鬼话，是想吸引诱惑世人，你看，一个人既能享受到一切荣华富贵，又能获得不死之身。岂非人间美事？于是乎，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李林甫就成了最好的广告代言人。李林甫有知，估计也是苦笑了。

　　

　　三、升官图

　　李林甫作为不良少年，并没有好好努力读书。但文化水平不高，并不一定妨碍做官，只要你有个好背景。

　　

　　在唐代，做官有三种基本途径：一是科举，只要你文化水平高，会写诗，那都可以参与科举考试，从而获得做官资格。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使得家世贫寒没有背景的人也可以因为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但科举做官的人数是很有限的，每年也就十几、二十个名额。所以在整个官场中，科举出身的比例相当小。也就是说，虽然这是条可行之道，但绝对是一条极为狭窄的独木桥。没有非常高的水平，想都不要想。就算在唐代的诗人里面，没有能中科举的，那也多了去了。

　　

　　第二个途径则是杂流入流。杂流就相当于吏职，等于是最基层的公务员。这些吏员经过漫长的升迁，最终可以进入到“官”的阶层，也就是九品之内。九品之内的官，称为“流内官”，所以，从“吏”升到“官”，就叫“入流”，否则叫“不入流”。“不入流”这个词，就是唐朝时有的。这个途径升官的人数量很大，但能继续升迁的空间已经很小。首先按规定，杂流入流的人只能做中低级官员，不许做高官。这也是一种自然的“歧视”。另外，由于前面漫长的吏职升迁，就已经耗掉了一个人大部分的生命。九品官，对大多数科举出身者只是起点，但对大多数吏员，却几乎就是终点。

　　

　　第三个途径则叫门荫。就是为李林甫们准备的。对象就是官员子弟，基本上类似于太子党。他们可以先从一些皇帝侍从武士的职位——卫官，比如“千牛备身”、“监门直长”等开始起步，然后进入官场。这些人的起点和科举出身者差不多，但因为才能普遍逊于科举出身者，所以仕宦前景不如科举。但有些擅长官场之道、又有有力者提携的话，门荫出身者也会有相当好的前景。在唐代，门荫出身而做到宰相的人也颇为不少。

　　

　　李林甫从“千牛”出身，是典型的门荫出身。“千牛”是一个笼统说法，里面具体还可以区别为各种官职名称，如千牛备身、左右备身、太子千牛等等，品级自正六品下到从八品下不等。就算是从八品下，也是一个很高的起点。科举出身者，也只有八品、九品而已。

　　

　　能获得千牛出身，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根据规定，“三品官”以及“四品清官”的子弟才有资格。事实上，李林甫的父亲官位应该够不到这个标准。李林甫之所以能获得这么好的出身资格，应该和他的宗室身份有关。另外，他的舅舅可能也帮了忙。

　　

　　不过，据野史的说法，李林甫起步的时候，是得到了一个堂叔的赏识。这个堂叔时任库部郎中，相当于国防部的司长，地位颇为不低。这个说法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是皇亲国戚，门道多些，也是正常的。

　　

　　李林甫从千牛备身升迁到监门直长后，面临的是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在兵部叙迁，也就是以后就在武官系统升迁，这叫本色升迁；二是从吏部叙迁，也就是进入文官系统。一般人都走吏部的叙迁道路，因为文官系统优于武官，前途更远大。故进文官系统的，品级要相应下调。

　　

　　一般来说，从卫官系统进入吏部文官系统的第一个官职——释褐官，都是七品左右。但是李林甫很快就做上了“太子中允”，正五品上。从品级上看，升迁是异乎寻常地快。尤其要紧的是，五品官是个很重要的坎，过了这关，就等于进入中高级官员行列。可以相信，这时李林甫显然是得到了他舅舅姜皎的很大帮助。朝中有人好做官啊。

　　

　　但太子中允是东宫官——太子系统的官，这类官基本没啥事情，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实权，可以看做是个虚衔。“志存高远”的李林甫当然不会甘心居于闲职，于是他拐弯抹角地请托宰相源乾曜，求一个“司门郎中”。司门郎中是刑部的一个司长，掌天下的门关、津梁、道路等等，从五品上。实权不大，但郎官属于最好的一套职官系统，前途无量。所以郎官自然也是万众瞩目的位置，担任者需要的是才望兼备。才，主要是文才；望，是声望，也就是在道德方面有威望。作为纨绔子弟出身的李林甫，既没文才，道德方面，更是不能提。所以向来看不起他的源乾曜相当轻蔑地拒绝了，理由是：“郎官应具备才望，哥奴岂是郎中的材料？”这可能是李林甫遭到的第一次碰壁。

　　

　　不过在不久之后，他还是被升官了——“太子谕德”，正四品下。唐代的官阶，三品以上只分正从，三品以下还要细分为上下。这样的话，从太子中允到太子谕德，自正五品上，到正四品下，中间隔了从四品上、下，一共升了三阶。可谓是连升三级啊。

　　

　　忍气吞声的李林甫经过了一系列的迁转，终于迎来一个可以发挥所长的职位——国子司业。这个官的品级是从四品下，说起来是远低于原来的官位。但李林甫肯定很高兴，因为国子司业是清望官（唐代官员有清、浊之分，其中清望官又是清官中的上层要职），国子司业，就是国子学的管理者，相当于最高国立大学的教务长。虽然实权不大，但这是个典型的文化型职位，一般都是要由进士出身而具有文学素养的人担任，声誉很好，更是培养声望和人脉的好位子。他大概着实要培养一下自己的“才望”了。

　　

　　李林甫确实是不学无术之辈，他来出任这个官职似乎很不靠谱，但令人意外的是，李林甫做得非常称职。他肯定是憋了一股子劲，要干出点名堂来。史书上说他在任期间“颇振纲纪”。这是个很好的评价。是说他将国子学治理得井井有条，严格制度化。他自己对这段为官经历，也是颇为得意。所以，后来他做了宰相之后，仍然挺怀念这段日子，见了国学生，都会谈谈当年往事。后来说多了，太学生们就想拍宰相的马屁，大家一起捐钱，在国子监的大堂前面立了一块“颂德碑”，给李林甫歌功颂德。后来在开学典礼上，所有官员聚集来祭奠孔子，李林甫作为宰相也出席了。当他看到这块碑时，很惊讶。于是校长上前说，大家仰慕你老人家云云。李林甫很生气地说：“林甫何功而立碑，谁为此举？”原来拍在马腿上了！学生们连夜就把碑给磨平了，然后覆盖在走廊上。

　　

　　这个事件可以说明，李林甫为官非常称职，而且身居高位之后，也并不喜欢乱拍马屁，颇为“铁面”，甚至可以说刚正不阿。

　　

　　开元十年的时候，他的舅舅姜皎失宠，被贬。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李林甫的继续前进。开元十四年（726），李林甫做了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正五品上。品级不高，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有实权的官员，地位相当重要。而他出任此职，得力于宇文融的大力推荐。

　　

　　这个宇文融，此时正火着呢。无他，因为此人是个敛财高手。唐玄宗上台的时候，财政状况其实不容乐观。唐代前期的税收模式被称为“租庸调”。也就是说每个成年男丁，可以由国家保证给予一份土地（这就是“均田制”），然后负责给国家交纳若干的赋税，包括粮食和布帛。但是随着农民的破产，交不起赋税的人们开始逃亡。逃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农民，放弃了国家给的份地，那也就相应地可以免除了赋税。这样，农民逃亡避税的情况日趋严重，在武则天的时代已经相当严重了。到玄宗时代则进一步恶化，以至于极大地影响了财政收入。

　　

　　对于这个严重问题，宇文融提出了“括户”的对策，也就是到各地去调查逃户情况。比如逃户们从河南逃到河北，他们终究要找个落脚点。于是在河南失去的人口，在河北可以找到。如果把这些人重新登记在册，那么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赋税收入依然没变。

　　这个调查工作就由宇文融亲自抓，他任用了大量有才能的副手，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人口被搜括出八十万，年终一算，增加的赋税达上千万缗之多（缗，本义为穿线的绳子，后指串成串的钱，唐代一千文为一缗）。大大充实了国库，确实是一大功绩。对此，玄宗非常满意，大加宠信。宇文融因此颇有想法，要向宰相的宝座迈进。

　　而此时大权在握的一位宰相是鼎鼎大名的张说。张说作为文人，天然地不喜欢“聚敛之臣”。自古以来，官员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文人儒士型的，一类是吏干型的。显然，宇文融和张说是属于两个阵营的，他若要再前进，那就必须先扳倒张说。而李林甫肯定是他的最佳拍档。因为他不仅是吏干型的行政高手，更是一个阴谋天才。所以宇文融选中了李林甫。

　　

　　在这次扳倒张说的阴谋中，李林甫充分展示了权谋诡计的“才能”。李林甫和宇文融联名弹劾了张说。有三大罪名，其中有两个是与术士僧道勾结，运用“邪术”。这可是大忌。哪个皇帝不痛恨这种“邪术”呢。李林甫这招很奏效，张说被轰然扳倒。之后，他开始一路升迁，先后做过刑部侍郎（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

　　

　　接下来的路，一帆风顺。李林甫又通过自己的情妇武氏搭上了后宫的武惠妃——玄宗前半生的“杨贵妃”。在她的帮助下，又进一步成为黄门侍郎，这是门下省的副长官（正三品）。这已经是正儿八经的高级官员了。离顶尖位置只有一步之遥。

　　

　　开元二十二年（734），礼部尚书李林甫被加头衔“同中书门下三品”，在唐代，只有加了这个头衔，才意味着成了宰相。这个头衔，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的头衔。

　　

　　从开元初年算起，差不多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李林甫终于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二十多年的升官图，至此，打上了句号。

　　他在峰顶，这一待就是十九年，一直到死，也没有下山。

　　

　　四、从群相走向“独相”

　　

　　虽然李林甫在开元二十二年当上了宰相，不过此时他只是若干宰相中的一个。如果要大权独揽，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唐代的宰相是群体制，也就是说有多个宰相。这对皇帝制衡臣下，是个很好的制度设计。但是，也往往会出现群体宰相中独大的现象，就是其中有一个宰相特别强势，而其他宰相基本上随声附和而已。

　　

　　实际上，这类情况在玄宗初年就出现过。当时姚崇做宰相，大权独揽，说一不二。同时在位的是卢怀慎。他认为自己才能远不及姚崇，每件事情的拍板都听姚崇的，人们称他为“伴食宰相”。意思是，这个宰相就是陪着吃吃饭的。因为宰相待遇比较好，每天有工作餐，所以这么讽刺他。据说有一次姚崇儿子死了，他告假十多天。在此期间，要处理的文件都堆了起来，宰相部门几乎瘫痪。到姚崇回来，一会儿工夫就全都给批答完了。玄宗曾经对卢怀慎说：“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皇帝其实也门儿清。

　　类似的情况在唐代屡见不鲜。这种情况很像明代的内阁状况——内阁大学士有若干个，但其中有一个人是首席，被尊为“首相”，往往会凌驾于其他内阁成员之上。唐代的宰相虽然不至于这么明显地制度化，但也常常会出现相似的情形。唐代“首相”的出现，往往更多的是个人能力所致。而李林甫显然就是这样一位非常强势，同时也具备这样能力的宰相。

　　

　　李林甫要当“首相”，面对的最大对手是张九龄。张九龄为相，比李林甫还早一年。他一直和张说交好，可以说是继承了张说的传统，成为当时文人儒士型官员的新一代代言人。张说、张九龄，是继姚崇、宋璟之后最重要的宰相代表人物。他们相继掌权达十多年，正是开元时期“文治”的一个象征。开元中期，也是玄宗致力于“文治”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也正需要这样类型的宰相来主持大局。在文化上，他们为唐代盛世的面貌提供了很好的装饰。比如张说主持修订了《大唐开元礼》，是一代文化大事。《大唐开元礼》是一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礼书，特别在国家典礼方面，是一部经典之作。张九龄本人是个非常出色的文学家、诗人，他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气魄宏大，意境幽远，洵为咏月之绝唱。在人格上，他其实更是一位儒者。所以他常常要表现出“从道不从君”的原则来——特别在面对皇帝的时候，他总是顽强地要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路子去做，而不懂得按皇帝的意图去做，在位期间，屡屡驳了皇帝的面子。正如史书上所说，“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跟皇帝争个不停。比如张守珪立下赫赫战功，玄宗想让他做宰相，张九龄反对，说宰相不是“赏功之官”。还有一次在千秋节，即玄宗的生日，群臣都献宝镜，大概是一种流行的礼物。张九龄偏偏记录了历代王朝的历史盛衰，称之为《千秋金镜录》，献给玄宗。可以想象，里面充满了道德说教。也可以想象，玄宗肚子里肯定很嘀咕，但表面上却还要装作很欣赏，特别下诏赞扬了一番张九龄。面对这种臣子，玄宗怎么会不憋得慌呢？

　　

　　张九龄就类似于魏徵，虽然是百分百的好官，是绝对的忠臣，但皇帝总是不大从心底里喜欢他们。皇帝喜欢的就是房玄龄、李林甫这类顺从的官员。

　　

　　张九龄是文人型的代表，当然不满李林甫这种吏干型的官员。在一开始任李林甫为相的时候，玄宗曾经咨询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其实李林甫并没有什么为恶的征兆，他的反对，纯粹是一种天然的排斥。因为他们俩是天生的不对路。

　　

　　就举一个张九龄和李林甫鲜明对照的例子：开元二十四年（736）初冬，说是洛阳宫中有怪物，玄宗就想回长安去。张九龄制止说：现在农民收割还没结束呢，等十一月再走不迟。而李林甫装作脚受伤，走不快，退朝后独自留下来，对玄宗说：“长安、洛阳，不过是陛下的东宫、西宫罢了，在自家往来行幸，还用得着选时间吗？如果说会妨碍农人，那就在过路的地方蠲免租税好了，这样老百姓也不会吃亏的。我请皇上马上出发。”玄宗很开心，立刻动身。张九龄首先考虑的是国家，是老百姓的利益，而不是皇帝。这当然是正道。而李林甫首先考虑的是皇帝的感受。当然，对于百姓的利益，他也提出了补偿方案。这样，既让皇帝得到了满足，又不至于背上骂名，良好地协调了矛盾。李林甫的马屁不是简单地拍，而是替皇帝考虑到了每个细节。这样的宰相，皇帝会不喜欢吗？

　　终于，在又一次这样的对峙中，唐玄宗失去了耐性。还是在开元二十四年，玄宗想让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做尚书。牛仙客从基层干起，兢兢业业，工作非常出色，以至于“仓库充实，器械精利”。说实话，做个尚书挺正常。不过张九龄不答应。他的理由如下：“尚书，古之纳言，唐兴以来，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意思是，尚书职位是要德高望重的人担任的，牛仙客吏职出身，太低微了。玄宗又说：“那我给他加个实封可以吧？”张九龄并不看玄宗脸色，继续反对说：“不可。封爵是用来奖励有功者的。边将实仓库，修器械，乃常务耳，不足为功。陛下赏其勤，赐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意思是，他这些功劳都很平常，你多给他些钱好了。给他封户（给予爵位），实在太抬举他了。反正说来说去，都是认为牛仙客太低微，不配给高级赏赐，给点钱就可以了，让他当尚书简直就是给朝廷抹黑。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张九龄的一种出身歧视，并没什么道理。所以，玄宗生气地责问的时候，张九龄又抬出另外一个理由：牛仙客没有文才。据张九龄的说法，他“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这显然有夸大之处。牛仙客肯定识字，只是没什么文学才能，吟诗作文估计不拿手。在文采斐然的张九龄眼里，自然是很上不了台面。

　　

　　相反地，李林甫也恰好是吏干型官员，自然很希望提拔牛仙客。所以，他公开称牛仙客有宰相之才，而且私下对皇帝说：“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在这里，他就将张九龄看得很重的文才贬低为“辞学”，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文字游戏。这些当不得实用，不是真正的才识。这自然是吏干型官员的价值观了。

　　

　　这两种观念的区别，在唐玄宗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有意义的是两人对皇帝的态度。失去了耐性的皇帝，终于在找到了借口之后，就把张九龄的宰相头衔给摘了。张九龄的罢相，一直被看做是唐玄宗政治的一个分水岭。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讲到这里的时候，回顾了之前的宰相——“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所有这些宰相都各有所长。但到了张九龄得罪罢官后，唐朝进入了李林甫时代，而司马光认为

　　

　　五、十七年独相的奇迹

　　

　　不管怎么说，李林甫确实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整整十七年的独相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要知道，开元时代的名相姚崇、宋璟，才分别做了四年的宰相。宰相久任，必然会造成“专权”的事实。这点唐玄宗不会不清楚。因为姚崇自己就很坦率地提出过“宰相权重，不可久任”的建议。另外一个事实是，宋璟在罢相后，活了很久才死，以至于后人因此对玄宗颇有微词。

　　

　　就整个唐代来说，宰相常出现有大权独揽的，但久任不退的情况则非常罕见。只有贞观年间的房玄龄任宰相时间可与李林甫媲美。事实上，李林甫对唐玄宗的恭敬顺服，以及对政务的兢兢业业，多是和房玄龄很相像的。

　　

　　问题在于，李林甫专权加久任，这种状况在唐代是绝无仅有的。在专权方面，李林甫与房玄龄有巨大差异。相反李林甫和姚崇比较类似，也和唐后期的一大批权相类似，如卢杞、李德裕等。唐代后期，党争的时候，双方往往会将对方比作李林甫，用来点醒皇帝警惕对方。

　　

　　太多的人把李林甫之所以能做这么久的宰相，归因于李林甫自己，归因于他的口蜜腹剑。认为正是他善于排斥异己分子，所以他的地位没人能挑战。这些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有触及要害。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显然应该是皇帝——唐玄宗。

　　

　　久任专权有害，而且李林甫人品不佳，这些情况唐玄宗不会不明白。据说安史之乱后，玄宗逃到成都，有次点评他自己的宰相，都很到位。到李林甫，他说：“是子妒贤疾能，举无比者。”旁边的人插嘴说：“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邪？”玄宗默然不应。

　　

　　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可以再次被提出来：为什么玄宗容忍李林甫这个权臣这么异乎寻常的长久？

　　

　　首先，这是玄宗本人的需要。到统治后期，玄宗很需要有个大管家。开元后期，他曾和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表露了这个“高居无为”的心声，结果高力士反对说：“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结果玄宗很不高兴，高力士当场跪下磕头，说自己胡说八道。

　　

　　其实玄宗说的正反映了他的真实心态。玄宗是个英明之君，但他不是那种工作狂性质的君主，也不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他好玩，爱虚荣，有着很多显著的缺点。所以，到了开元盛世之后，虽然他也还是有着巨大的野心，还想追求更高的荣誉，但他兢兢业业的心态确实有所丧失。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杨贵妃已经出现在他身边，所谓“从此君王不早朝”，恐怕儿女情长，未免消磨了些英雄气概。

　　

　　玄宗想“悉以政事委林甫”，显然是因为他相信李林甫足以胜任。事实上，李林甫非凡的行政才能是我们不能不论及的。

　　

　　《剑桥隋唐史》中有一段对李林甫的评价：“李林甫的行政已取得显著的成功，他的行政改革使帝国政府的运转比以往更加顺利和有效率。他的政权是繁荣的。”

　　

　　这里提到的“行政改革”，有一条就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时，李林甫对国家财政支出制度的重要改革。这个改革的具体实施内容，叫“长行旨条”，今天我们可以从“敦煌文书”中看到，学者们已经将它做了复原。本来每年国家财政事务繁杂，所有文件加起来，竟达“五十万纸”，是个极重的工作。李林甫改革之后，每年的“长行旨条”只有五卷，工作量的减少极为明显。我们看到这些内容后，会更加清楚李林甫的贡献。

　　

　　李林甫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奉公守法”。给李林甫这个评语，肯定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上，李林甫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点。也许他不是最彻底的，但他做得肯定比大多数人都好。甚至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这点，说：“牛仙客既为林甫所引进，专给唯诺而已。然二人皆谨守格式，百官迁除，各有常度，虽奇才异行，不免终老常调。”也就是说，李林甫和牛仙客两人，都是非常遵守规则的，一切都按照唐朝的法律制度办事，以至于官员们都只能老老实实地按部就班升迁，走不了后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相当罕见的“法治”精神。

　　

　　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李林甫是个很合格的官员。其实这也是李林甫的高明之处，他要的就是严格控制游戏规则。事实上，一旦规则被破坏，受到最大损失的是他这个掌管规则的人。所以史书上说：“纲目不甚乱，而人惮其威权。”显然，李林甫是懂得如何通过遵守规则来掌控大局的人。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国忠。杨国忠在得势之后，肆意妄为，无法无天，完全不按规则游戏。可以想象，哪怕没有后来的安史之乱，杨国忠的好日子也过不了太久。因为他完全没法控制住局面，他自己先搞乱了一切规则。

　　

　　此外，也许是更加重要的——李林甫完全顺从唐玄宗。李林甫是权相，但他不是一个要窃国的大盗。他对待玄宗，有足够的恭顺和忠诚。唐玄宗一辈子最放心的，大家都知道，那是高力士。但在外朝，他最放心的应该是李林甫。事实上，高力士曾经劝过唐玄宗，不能让李林甫独大。但玄宗并不在意，因为玄宗根本不认为李林甫会造反，甚至不可能对自己不利。当然，玄宗明白李林甫并不是清官，他肯定会谋取私利，但这点利益损失又有什么关系呢？每年全国各州都要进贡皇帝很多贡品，这些东西照例都要陈列于朝堂之上。有一年展览完了，玄宗居然下令将贡品统统赏给李林甫，送到李家去。史家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人臣不宜得国家之贡献为私物。玄宗不顾忌讳，之所以有这个姿态，可能就是觉得这种物质的占有，他很无所谓。他要的不是清官，而是忠仆。

　　

　　唐玄宗的这个心态，一样在他对待安禄山的态度上有所表现。唐玄宗未必彻底信任安禄山，但他实在给了安禄山足够多的信任。因为安禄山够能干的，换了安禄山不是不可行，但还是得有人主持东北大局啊，这个新的人选就一定可靠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唐玄宗就赌了一把，他赌安禄山不会反。

　　

　　李林甫对玄宗的顺从，首先表现在具体私事上从不违背主子，“养成君欲”。玄宗晚年慕长生不老，尊道教，李林甫投其所好，“请舍宅为观，以视圣寿”，取悦主上。宫中用度不足，李林甫为了保证供给皇上的消费，乃“谋增近道粟赋及和籴以实关中，数年，蓄积稍丰”。意思是想办法增加了粮食税收和购买，几年下来，关中钱粮储备就丰足了。

　　

　　他的恭顺，更表现在国家大事也总是尽可能地满足玄宗。玄宗的目标，一是对外，扩张疆土；二是对内，充实国库。

　　

　　天宝元年的时候，有个事情，大概颇能反映玄宗的心思——他将所有的州改称为郡，刺史改叫太守。此前，也有一个人这么做过，就是隋炀帝。虽然只是改个名称，但颇可以显露他们内心的想法，那就是他们都追慕一个古代帝皇——汉武帝。他们要模仿汉武帝，再现大汉盛世的辉煌。那是一个曾经的高峰，一个标杆。

　　

　　唐玄宗希望比汉武帝做得更好，一方面开疆拓土，另一方面也要府库充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李林甫为相时期，打击了非常多的人才，但是在财政方面和军事方面的人才，总是源源不断。他要保证让玄宗在这两方面满意。

　　

　　总之，唐玄宗需要一个大管家，一个他既能信任，又具有才能的人。显然，李林甫是最佳人选。换另外一个人，可能会忠心，但能力不够；或者能力足够，但没那么恭顺。所以，李林甫在很多方面，是不可逾越的，不可替代的。

　　

　　于是，这也成了李林甫要扼杀潜在人才的根本原因。如果有了替代者，玄宗就很可能要放弃李林甫。但李林甫全力以赴地制止了这种可能性的出现。任何苗子，都被扼杀在摇篮中。

　　

　　最后出现的杨国忠，显然在玄宗看来是个良好的替代品：从能力来说，杨国忠极力表现自己的吏干——特别是敛财方面，他确实有一手；从忠心的角度来说，他和杨贵妃的关系，使得他能被信任。

　　但是，杨国忠不是一个真正的游戏掌控者，他只是个玩游戏的人，他最喜欢的就是搞“外挂”，喜欢作弊。所以，他是李林甫非常不合格的继承者。也许唐玄宗并不明白这点，也许唐玄宗太大意了。

　　

　　六、李林甫与后宫及东宫的关系

　　李林甫之所以能让唐玄宗无比信任，甚至达到“掌控”唐玄宗的程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李林甫对玄宗的情报工作做到了最透彻严密的程度。他对玄宗的了解，甚至可能超过玄宗自己。

　　李林甫织了一张网，将玄宗轻轻网在网中央。这张网，主要布在了皇帝的后宫。李林甫每次有所奏请之前，一定会先贿赂玄宗左右的人，探查皇帝的想法。所以他出言进奏，一定是合乎玄宗心意的。

　　这张网中，首先是高力士和武惠妃。李林甫和他们搭上线，靠的是一个身份特殊的女人。这个女人姓武，宰相裴光庭的妻子。另外，更要紧的是，她乃武三思的女儿。他们能拉上关系，都是因为武三思。高力士最开始是出自武三思家的；而武惠妃呢，正是武三思的侄女。所以，武氏和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而武氏之所以要帮助李林甫，那就更简单了，因为她和李林甫是情人关系。恋奸情热，啥都干得出来。

　　

　　武惠妃，可以说是唐玄宗前半生的“杨贵妃”。武惠妃的父亲死得早，武则天就将她从小养在宫中。开元初年，她十四五岁。意气风发的李隆基昂然进入后宫，一眼就看上了这豆蔻年华、青春无敌的新鲜美女。而他那位颇为悍妒的王皇后，早被抛在脑后。武惠妃自此一路生了七个子女，足见玄宗对她是长宠不衰。虽然她因为姓武而无法成为皇后（武则天的教训），但待遇都是按皇后标准。她的两个儿子寿王、盛王都特别受宠，而当时的太子李瑛则被疏远。因此，李林甫趁机向武惠妃表白：“愿保护寿王。”说是保护寿王，真实含义就是要紧密团结在寿王周围，将寿王运动成为太子。他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现在能得到武惠妃的大力支持，坐稳位子；将来寿王成功继位的话，他自然就有头号的扶持之功，这是盖过所有功劳的功劳，那他的将来必然稳如泰山。

　　

　　因此，李林甫不惜冒险，全力开始经营“太子业务”。

　　就在张九龄罢相之前，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的亲女婿、驸马杨洄控告“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三人因为各自的母亲都失宠而有怨言。玄宗很生气，和宰相商量，要采取措施。结果张九龄坚决否决。而李林甫则在背后对宫中宦官说：“这是皇帝的家事，不需要和别人商量啊。”这话是不是很熟悉？对了，正是当年李对想废后立武的高宗李治所说的话。真是经典的借口啊。

　　

　　有趣的是，第二年，这一幕重演了一遍。杨洄再次控告太子瑛等三人已经和李瑛的大舅子、驸马薛锈在暗中策划阴谋。这次玄宗再找宰相讨论的时候，李林甫将上次的话再说了一遍：“这是陛下家事，臣下不好参与意见。”和去年几乎一模一样，不禁令人失笑。不同的是，这次已经没有张九龄说话的份了。太子等三人于是被废为庶人，而且很快被“赐死”。人称“三庶”，据说是“天下冤之”。

　　

　　因为这个事件实在是太像一个阴谋了，几乎是赤裸裸的阴谋。虽然没有明说是李林甫的策划，但他实在很难逃脱嫌疑。这个阴谋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不仅针对了太子，而且要把其他两个皇子也牵扯进去。目的正是为了要减少寿王的竞争对手。所以，接下来李林甫可以谋求立寿王为太子了。

　　

　　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就在开元二十五年的年底，武惠妃很诡异地死了。据说是被三庶“作祟”吓死的。虽然武惠妃死后被赠谥“贞顺皇后”，但她的儿子们并没有因此获得嫡子的身份。而且由于武惠妃死了，玄宗对寿王的宠爱也迅速下降。真的是“人一走，茶就凉”。

　　

　　谁都知道，历来插手太子废立，是风险极大的政治赌博。大概是因为唐太宗这个先例开得“好”，所以整个唐代的太子之位充满了波谲云诡的变数，仅开元以前，就有六个太子没有能继位，平均下来，每代有一个太子失败。李林甫没有这么好运气。他遇到了失败的又一个例子。

　　

　　李林甫只有一条道儿走到黑了，他继续拼命推荐寿王做太子的候补，但玄宗的心思很难猜。据说有段时间玄宗闷闷不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高力士就上前问候。玄宗说：你是我的老奴了，怎么不知道我的心思呢？高力士当然明白，就给玄宗提了一个建议：推长而立，谁敢复争！根据古代的宗法制原则：立子以嫡不以长，以长不以贤。就是说，第一先选嫡子（正妻所生的儿子），没有嫡子的情况下，则先选长子。寿王并非嫡子，所以没有优先权。而此时的长子是忠王李玙，就是后来的肃宗李亨。

　　

　　这个所谓的原则虽然并不能阻止皇帝随意指定太子人选，但毕竟也是有所依据，合法合理。况且忠王李玙为人谨慎、仁孝、好学，品质一流。不过这个人选的指定，在我看来，很可能是玄宗的一招棋子——用以制衡权力。

　　

　　试想如果寿王被立，那么东宫和宰相势力合一，很可能危及唐玄宗以及唐王朝，就是没事也会有事；如果立了忠王李玙，那么接下来担惊受怕的就是宰相李林甫了。太子和宰相必然形成对立，这样也就实现了制衡。

　　

　　事实上，后来李林甫屡次想推翻太子，几乎无所不用。但玄宗非常坚定地维护了李亨的太子地位。玄宗毕竟是个玩政治的高手，他掌握着主动权。李林甫如果是孙猴子，那唐玄宗就是如来佛，他跳不出这小小的手掌心。

　　

　　李林甫虽然大权独揽，可太子一直是他的心头大患。他固执地相信自己能扳倒太子，所以一直到死，都不停地攻击太子，就如浪头一遍又一遍冲刷着岸边的礁石。有几次几乎都要淹没那礁石了。

　　李林甫的招数基本有二：一是从外戚入手；二是从武将入手。以外戚为口实，是因为外戚能出入宫中，容易引发宫廷阴谋；而武将手握重兵，更是皇家大忌。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造成皇帝恐慌的命门所在。尽管大多数都是虚假的，或者是夸大其辞，但往往会奏效，这是因为，对于皇帝来说，往往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从外戚入手的有两件冤案。太子妃的哥哥韦坚是第一个案件的主角。韦坚一度非常得宠，主要因为他是个敛财高手，甚至有“名臣”之称，而且身为太子的大舅子，他的前景十分看好。这实际上也给李林甫的地位带来了眼下的威胁。从他入手，可谓一箭双雕。

　　天宝五载（746）正月元宵的时候，皇太子出游，与韦坚亲切会见。结果就被李林甫安插的耳目看到，立刻报告给皇帝。而且在报告中，有意增加了这么一条：韦坚之前又曾经和一个节度使（边防司令官）皇甫惟明见过面。太子、外戚、边将，这样的组合，杀伤力是惊人的。不用多说，韦坚被赐自尽，太子也不得不和韦妃离婚，方才划清界线。

　　

　　第二次案件还是和外戚有关。太子的良娣杜氏（太子正妻称妃，不是正妻则称良娣）的父亲杜有邻与女婿柳关系不好，于是柳告发杜有邻不法。李林甫再兴大狱，结果很相似，杜有邻被赐死，杜良娣被废为庶人，太子依然没事。

　　

　　心有不甘的李林甫再下狠招。他指使了一个小官僚魏林控告陇右、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罪名是图谋拥兵扶持太子。这次李林甫可谓孤注一掷。因为王忠嗣可不是简单人物，首先他出身不凡：他是烈士的儿子，从小被玄宗养在宫中，等于是玄宗的养子，而且是和太子一起长大的，可谓是太子的发小；其次，他是军中领袖，年轻时玄宗就视他为霍去病的后身，后来果然战功卓著，甚至曾兼任四节度使，拥兵数十万，控地上万里，比后来的安禄山还要威风，还要厉害。但他并不愿黩武，不愿用将士万骨来换取一己之功。这和玄宗的开边国策产生了矛盾，玄宗因此颇为不满。李林甫也算是乘隙而入，王忠嗣果然一扳就倒，被贬官太守。至于太子，玄宗则发话说：“我儿在内，何路与外人交通？此妄也。”太子再次逃过一劫。李亨一次次的化险为夷，除玄宗庇护外也端赖他自己的极度谨慎。

　　

　　但这一次次的仇，李亨算是记下了。所以到了肃宗朝修史书的时候，李林甫怎么也落不下好来，奸臣之名算是坐定了。当然，这也没冤枉到他。

　　

　　另外一个要紧人物是高力士，他和李林甫的关系并不简单。不简单的意思，是说他们之间不是简单的联盟或者对手的关系，很难捉摸。在李林甫上升阶段，高力士拉过他一把。之后虽然不再见有两人合作的记载，但他对李林甫的帮助肯定还不少。高力士从来就不是清正不阿的人，他收过无数大臣的贿赂，暗中的，明里的，以至于富超王侯。而他对高官显贵的讨好，一般都是笑纳。他曾经调和过萧炅和吉温两人的矛盾，让他们从冤家变成了同伙。而这两人，也都是李林甫的心腹。从这个事情来看，高力士与李林甫肯定保持了不错的关系。起码从李林甫这边来说，他绝对不敢得罪高力士。

　　但高力士又好几次拆过李林甫的台，最明显的是立太子的事情。后来，高力士还直接提醒过玄宗不要彻底放权，而让李林甫一手遮天。从这些事例看，高力士肯定不能算李林甫的坚强盟友。这是因为，高力士地位超然，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玄宗的代理人。他不必，也不能将自己绑在某个臣子身上。事实上，他帮过几乎每个高官显贵，但在关键问题上，他不会是任何一党的，因为他和皇帝是一党。

　　

　　其实，从李林甫和高力士的关系上，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一点李林甫和玄宗关系的特点：玄宗占据了主动，而李林甫则一直都是被动的一方。所以，虽然史书上都说李林甫摆布了玄宗，但事实的真相，可能是恰恰相反的。

　　

　　其实，史书上的这种论调，正是典型的皇帝英明而奸臣祸国论版本。李林甫的罪过，多多少少地被放大了，被转嫁了。

　　

　　七、李林甫是安史之乱的罪魁么

　　

　　

　　唐后期有个大臣崔群曾这么评价：“世谓禄山反，为治乱分时。臣谓罢张九龄，相林甫，则治乱固已分矣。”他认为唐代治乱的分水岭，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安史之乱”，而是李林甫驱逐了张九龄而独揽大权之时。显然，这是要把罪责归于李林甫一人。

　　

　　与此相类似，但比较隐晦一点的一个观点，更被人们广为接受：安禄山之所以会造反，是因为由蕃将长久担任边军的统帅造成的。而这个蕃将久任边帅政策的出台，是李林甫一手促成的。

　　

　　开元年间，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等一系列的宰相，都是自节度使进阶。所谓“出将入相”，这本是唐代传统。但是李林甫不希望这些军功显赫的人物对自己造成威胁，毕竟由军功建立起来的威望和资格，是很难掩盖的，尤其唐朝这样尚武的时代，军功更是文官政绩难以媲美的。从某种角度来说，边将如果入相，李林甫将无法遏制。

　　

　　李林甫于是想到一条釜底抽薪的妙计，他向玄宗建议节度使“不如用寒族蕃人”，所谓寒族蕃人，就是出身低微的少数民族将领。他表面的理由是“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这些人既好用，又不会出问题。但李林甫的心里话是，这些蕃将边帅只是纯粹武将，当不了宰相。因为他们“不识文字”——没有文才，其实就是说他们基本上不具备行政管理能力，自然无法当宰相。而安禄山正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根据这个逻辑下来，安禄山得志，然后造反，都是因为李林甫的私心。所以李林甫要为安史之乱爆发负责。

　　

　　这个观点似是而非。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天宝元年（742），安禄山就开始担任节度使，天宝三年（744）就兼范阳节度使，天宝十年（751）身兼三个节度使。但是李林甫的这个建议则是在天宝十一年（752），在这一年，李林甫推辞了自己朔方节度使的头衔，而举荐了安思顺。司马光把李林甫这个建议放在天宝六年（747），而且振振有辞地说，玄宗很高兴，从此开始任用安禄山。嘿嘿，这可完全不符事实。司马光未免太着急要证明李林甫的罪大恶极了。你看，一个名声不好的人，就不得不承担各种罪名，还没人翻案。

　　

　　事实上，“蕃将久任边帅”是玄宗自己采取的政策，而玄宗这么做其实也有其复杂的背景，不可能是李林甫一句话就造成的结果。因果关系没这么简单。

　　

　　当然，李林甫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起码他是赞成和支持了玄宗的这个政策，而且还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如果一定要说李林甫有私心，想杜绝边帅入相之路，恐怕也很难为他辩护。谁让他在这方面太出名呢。

　　

　　如果单就安禄山这个案例来说的话，李林甫恐怕还是有些功劳的。因为大唐也就他能够让安禄山害怕，只有他能镇得住安禄山。因为他比安禄山更加老奸巨猾，更坏。

　　

　　李林甫凭着个人的手段，牢牢压住了安禄山。安禄山是个胆大包天，同时野心勃勃的人。据说他见了太子，也敢不致敬，绝对属于桀骜不驯的个性。其实他对玄宗都是很不放在眼里的。但李林甫就偏偏成了他的克星，因为李林甫是个心理大师。

　　

　　据说安禄山初见李林甫的时候，态度也是相当地不恭敬，没把他放在眼里。李林甫却不动声色，找了个借口，把王叫来问话。王是李林甫最忠诚的走狗和心腹，当时已经身兼二十余职，可谓恩宠无比，专权用事，和杨国忠齐名，实在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但见王见了李林甫后，那是卑词趋拜，满脸媚笑。而且李林甫和王问答时，十分精审，而王对答中越发地百倍恭敬。安禄山在一旁，越看越惊讶，不知不觉也受到了影响，态度也逐渐地恭敬起来。眼看火候已到，李林甫才开口和安禄山交谈。说：“将军务必好自为之，皇上虽春秋已高，但宰相不老。”安禄山乍一听到李林甫的话，不由大吃一惊。自此就心生畏惧。

　　

　　李林甫每次和安禄山讲话，都能猜透安禄山的真实心思，逐渐地，安禄山对李林甫产生了无法逃避的畏惧感。虽然他将玄宗哄得眉开眼笑，对满朝文武倨傲无礼，但只要在李林甫面前，即便严寒之时，也不免冷汗淋漓。李林甫问安禄山任何事情，安禄山都丝毫不敢隐瞒，将李林甫奉若神明。李林甫从心理上彻底压倒了安禄山。

　　后人对于安禄山这个悍匪这么惧怕李林甫也很惊奇。以至于有人编了神鬼故事来做解释，说安禄山要谋反，就收编了很多会道术的人。有一次他对术士说：“我对天子也没有恐惧，但是只要看到李相，就会精神紧张，战战兢兢。这是为什么呢？”术士回答说：“你有阴兵五百，都是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为什么会这么怕李相公？”然后表示要亲自见见李林甫。于是安禄山特地宴请了李林甫，然后让术士在帘下偷看。术士看了后，惊讶地说：“我刚听报告说李相公来了，就看到有两个青衣丫鬟，捧着香炉先进来。然后你身边那些铜头铁额的侍卫都吓得穿屋逾垣地逃走。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估计可能李相公本来是天上仙人，现在暂时谪居在人间的吧？”

　　

　　原来如此，强中更有强中手啊。

　　

　　后来安禄山回范阳，每逢有使者从长安回来，他必然要先问：“十郎何如？”十郎是安禄山对李林甫的称呼。如果听到的是李林甫说了好话，安禄山就喜形于色。如果李林甫说：“告诉安大人一定要好自检点。”安禄山就吓得要命，反手据胡床，说：“噫嘻，我要死了！”据说这个情景曾经被李龟年在玄宗面前表演了一番。唐玄宗看后的结果呢，是哈哈大笑。呜呼！李隆基真是全无心肝啊。

　　可以说，当时的情形已经非常危殆了。很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危机的存在。但玄宗一直都在姑息安禄山，对安禄山过分信任。安禄山肯定是早有野心的，但他是否一定会反，还得看局势如何变化，朝廷如何应对。但有一点可以相信，只要李林甫在，安禄山绝对不会反。从某种程度上讲，李林甫是大唐的定海神针，他凭一己之力死死压住了安禄山这个魔鬼。做个假设，如果安禄山意外地死在李林甫之前，那么安史之乱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就这个意义而言，说李林甫身系大唐安危，也不算过分。

　　

　　李林甫到底算有功还是有过呢？肯定还是会有各种看法。但起码，我们不应该再照搬传统的观点，将安史之乱的责任全部都归在李林甫的头上。

　　

　　

　　八、口蜜腹剑的李林甫

　　

　　李林甫的身后名声实在不好，其中一半以上是因为其“口蜜腹剑”，就这个成语也足以让李林甫遗臭万年。当然这个评价对李林甫来说，实在是种豆得豆，怪不得别人。因为他实在害了很多的人。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就不能让潜在的“替代者”出现。已经出现的，要陷害；显现出苗头的，要扼杀。不遗余力。

　　

　　嫉贤妒能、倾轧他人，这简直就是官场的主旋律，绝对不是李林甫的发明。但他的手段却是极具特色——口蜜腹剑。所谓“啖以甘言而阴陷之”。用现在的比喻，就是把人卖了，还要让别人给数钱。

　　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就举个经典的例子吧：严挺之很早就被李林甫排挤，在外当刺史。有一次唐玄宗想起他，就跟李林甫说：“严挺之还在吗？这个人很有才能，可以用。”退了朝，李林甫忙把严挺之的弟弟找来，说：“你哥哥不是很想见皇上吗，我有一个办法。只要叫你哥哥上一道奏章，就说他得了病，请求回京城来看病，我就帮助让他见皇帝。”严挺之果然听话地上了一道请求回京城看病的奏章。李林甫拿着奏章去见唐玄宗说：“真太可惜，严挺之现在得了重病呢。希望能给个闲职，养养病。”玄宗遗憾了很久，随后让他去东都洛阳做了一个闲官。严挺之非常之郁闷，不久就得病死了。

　　

　　李林甫不仅顺利除去严挺之，而且还在他面前做了一回好人，手段很是高明。不过，撒谎毕竟不能长久，渐渐地，他的这类手段就被人所识破，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肉腰刀”，意思和“口蜜腹剑”相似。“名字会被取错，但外号永远不会错”，这话用在这里，真是很恰当呢。

　　

　　李林甫玩弄手段的技巧，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虽然和倾轧无关，但能充分反映出他的特点：有一次吏部要任官，在放榜之前，宰相要过目。这时候，宁王来走后门，给了一个名单，要李林甫给十个人做官。宁王是玄宗的大哥，当年主动让太子位给李隆基的，所以李隆基一直对他很优待，也算是个说话算数的人物，绝对不可得罪。一般人也就照单全收了。李林甫却不同，他跟宁王说，这里面，我通过九个，就拿出一个来“出卖”一下吧。于是他就公开贴出这个“倒霉蛋”的名字，宣称：这人是宁王来走后门的。我不能通过！

　　

　　李林甫一方面讨好了宁王，另一方面，又给自己树立了公正不阿的好名声，可谓一举两得。实在是高手。不过，那个被“出卖”的家伙，自然也就恨上他了。

　　

　　李林甫的倾轧手段其实不仅仅是“口蜜腹剑”这一招。事实上，还有一个成语叫“罗钳吉网”，也出自李林甫。“罗”指罗希奭，“吉”指吉温，这两人都是著名的酷吏。只要是李林甫想除去某人，他们俩都会根据李林甫的要求，精心设计一个恰当的罪名，没有人能够逃脱的。吉温是家传的酷吏，他父亲就是武则天手下的著名酷吏吉顼。吉温审案时，先不审本案官员，而是先将他们集中到一个房间关着，然后拉上其他的案犯来，施以百般酷刑，真实而惨厉的哀嚎响彻四周。那些官员听在耳里，人人色变，有的当场就吓得尿了裤子。看看火候已到，再把他们领到堂上，此时当真是要什么口供有什么口供，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实在是高。吉温也算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罗希奭的名字也能让人肝胆俱裂。有一次李林甫派他出巡。这一路上，好不威风。他是以御史身份出巡的，按照规定，御史所经过的地方，沿途郡县提供驿马。为了提前准备，事先要把通知送过去，让驿站安排食宿驿马等，这个通知就叫“排马牒”。这个排马牒送到哪里，哪里的贬官就急着自杀。包括韦坚、皇甫惟明、李适之、王琚等等以及他们的家属。王琚本来要服毒自尽，可惜备药不足，没死成。匆忙之间，只好解下腰带悬梁自尽。这哪里是酷吏，分明就是死神驾临啊。

　　

　　李林甫一人就创造了两条成语，他在官场倾轧一项上，如果不是状元，也必定是前三名。

　　

　　李林甫除了用人害人，据说还会用邪术害人——他如果嫉恨某人，就会在“倡鬼日”授官，没有人能幸免。所谓“倡鬼日”，就是丁卯、戊辰、戊寅、辛巳、戊子、己丑、戊亥、己亥、辛丑、庚戌、戊午、壬戌这些日子，这时上任的官员，据说最后都会“败亡”。所以，对官员来说，“倡鬼日”是很不吉利的日子。李林甫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李林甫不仅对敌人如冬天般严寒，对自己人也不见得是春天般的温暖。一旦有威胁，他下起手来，一样毫不手软。杨慎矜是隋朝宗室后代，仪表堂堂，才干突出，正是玄宗喜欢的类型。他父亲就是著名理财高手。退休后，就让他接班。一时间功绩显著，因此很受宠信。但他深知不能得罪李林甫，所以积极示好，恭谦卑下。开始双方关系还不错。但随着地位不断上升，杨慎矜也开始不大听话，特别是韦坚之案中，就有点首鼠两端的意思。李林甫心里暗怒，同时也担心杨慎矜前途不可限量，于是就先下手为强。一纸控告到了玄宗手里：慎矜想通过谶纬妖言，制造舆论，图谋恢复隋朝。这是叛国罪，绝对是灭族的狠招。所以一开始杨慎矜怎么打都不服罪。最后有个御史崔器被派去搜索谶书，终于从杨慎矜之妾的卧室中“发现”。杨慎矜一看就哭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书。现在居然出现，我要死了，这大概是天命吧！”

　　

　　主审这个案件的人，就包括了吉温、杨国忠等。他们现在都围绕在李林甫的周围。可是很戏剧性的是，就在此案之后不久，这些人再次联起手来。不过，这次他们要对付的，却是李林甫。

　　

　　这一天的到来，肯定谁都不会惊讶。只能说，时候终于到了。不过此时，李林甫已经死了。大家在这个时候来算他的老账，只不过是出口恶气罢了。也可见，李林甫实在是没有什么朋友。有的都是些因利益而结交的小人。

　　

　　但是，就在李林甫还活着的时候，他已经整天生活在忧惧之中了。他陷害过的人实在太多了。亏心事做多了，自然怕鬼敲门。他很怕有仇家来算账，于是出入都是前呼后拥，由数百精锐铁甲军荷戟环卫。本来宰相出巡场面就算豪华，也不至于如临大敌，李林甫也算是开了这个先河。

　　

　　甚至在家里也是不得安宁，一个晚上睡觉都要换好几处。就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睡在哪里。说实话，这种日子实在不好过。

　　

　　有一次，他的儿子在后花园里看到父亲忧心忡忡，就指着一个农夫长叹道，父亲，你再这样下去只怕我们家以后想放弃荣华富贵，过那些村夫的生活也难啊。李林甫也是长长叹了口气，摇头无奈道，你什么时候见过骑在老虎身上还能轻易下来的人哪？害人，真的就是一条不归路。

　　

　　九、接班人就是掘墓者

　　

　　李林甫十九年的相位，几乎是个不倒的高山。但就在他死之前，他已经感受到了摇摇欲坠。动摇他的这个人，就是曾经的追随者——杨国忠。

　　

　　杨国忠的来历也是颇有些说头。大家都知道他是杨贵妃的堂哥，但也许并不知道他的舅舅是张易之。甚至有人说他是张易之的儿子。因为张易之陪了武则天，没法讨老婆，家里人怕他无后，就偷偷地找了一个女人，想给他留个种子。当然，这事情不能声张，所以就当做外甥来养。这个说法过于传奇，不太可信。

　　

　　都说外甥像娘舅，杨国忠和张易之既是甥舅，想来那杨国忠的相貌也应该很是不差的。他还有个堂妹叫杨玉环的呢——父亲这边的遗传也不会差。有个好皮囊，在唐玄宗那里，倒是挺能得分的。谁让玄宗是个艺术家呢，爱美是天性。

　　

　　杨国忠不学无术，品行不端，擅长的则是赌博，比李林甫更不如。不过他当官倒是挺能替玄宗捞钱，玄宗曾很开心地夸他“好度支郎”，度支郎是户部官员，管理财政的。天宝时期的玄宗更加好大喜功、挥金如土，杨国忠投其所好，千方百计充实财税。因为他聚敛有功，玄宗也不断给他加官晋爵，到最后竟然兼职达到十五项之多。红得发紫，热得发烫。

　　

　　其实杨国忠的吏干，比起李林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兼职如此之多，不仅是揽权，也是为了要显能耐。其实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根本就是胡来。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字，快。效果却很糟糕。特别是在任官这个事情上。本来，按照吏部的规程，每年铨选官吏，都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时间漫长。到了杨国忠手里，他先是暗中派人将所有材料都准备好，然后到放榜那天，把所有官员集中到吏部，一天时间就全部处理完毕。确实是“神速”，让人瞠目结舌。结果呢，错漏百出，一塌糊涂，其实恰恰暴露出了他轻浮无能的一面。

　　

　　尽管如此，玄宗对他的宠信日益加深。到天宝九载（750）时，杨国忠居然成功地替自己舅舅张易之、张昌宗平反了。这可是不简单。

　　接着他又请求换名字——他的原名是杨钊。有“金刀”两字，不吉利。结果唐玄宗亲自赐名，叫国忠。这一切都表明，他已经取得了皇帝足够的信任。他现在有足够的资本和地位了。

　　换了名字的杨国忠终于不可遏制地开始野心膨胀，把眼光盯在了李林甫身上，他要让自己取代这个几乎不可动摇的大唐首相。

　　恰好，这个时候，善于见风使舵的吉温前来投靠。吉温本是李林甫手下的得力干将，为李林甫干了无数坏事，也可算是李林甫的心腹之一。他的投靠使杨国忠大大增加了信心，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在吉温的策划下，杨国忠先是设法剪除李林甫的党羽。其中京兆尹萧炅、御史中丞宋浑都是李林甫一党，先将他们贬逐。李林甫也无可奈何。

　　

　　天宝十一载（752）的时候，出了一件大事，导致形势急转直下。李林甫的心腹死党王，能力很强而谨小慎微，但他偏偏有个胆大包天又愚蠢的弟弟，叫王。据说他曾经招来术士，问：“我有王者之相否？”这简直是想谋反啊。他结交的也是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其中有一个叫邢的家伙，居然要利用禁军来谋反作乱。

　　

　　阴谋暴露之后，皇帝派杨国忠来负责审案子。杨国忠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让邢牵连告发李林甫和王、王暗中勾结。此事让李林甫大为紧张。虽然最后玄宗并没有轻信杨国忠的告发，但此消彼长，两人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李林甫开始觉得大事不妙。早先的时候，李林甫觉得杨国忠才能微薄，比较轻视，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可是没想到他现在权势日盛，以至于居然敢公开挑战自己。对此，老奸巨猾的李林甫再次祭出绝招：杨国忠当时以宰相身份兼任剑南节度使的头衔，而当时刚好南诏国入侵西川地区。李林甫趁机让杨国忠前往剑南西川。然后想趁他离开的时候，离间他和皇帝的关系。

　　

　　可没想到，杨国忠在面辞皇帝的时候，玄宗说：“你快去快回吧！我等着你呢。”李林甫一听这话，知道大势已去，很是郁闷。再加上此时他本来就重病在身，一下子就垮了。

　　

　　不久，杨国忠就从剑南回来了，他得意洋洋地前来看望李林甫时，李林甫流着泪说：“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李林甫所说的，既是说“国家大事交给你”，也包含着说“我们家以后也要麻烦你照顾一二了”！

　　

　　这，算是李林甫的遗嘱，其实也是他的投降书。

　　

　　然后，李林甫“不食而卒”。他很清楚，自己只欠一死，死得越早越好。此时是天宝十一载的十一月丁卯。

　　

　　不过很遗憾，他的投降，丝毫没有打动杨国忠。第二年正月，杨国忠就迫不及待发动了最后一击。这次他和安禄山联手。罪名是，李林甫和叛将阿布思谋反。眼前最重要的两个文武大臣一致控告李林甫，玄宗就算不信也信了。于是被抄家，于是家人被流放，甚至还被挖出棺材来，剥掉官服，另换上庶人的礼仪标准来埋葬。

　　

　　刚刚还是极尽哀荣，转眼就身败名裂。这样的场景其实历史上早已上演过无数遍。李林甫不过是再重复一次罢了。

　　

　　现在都说李林甫是大奸臣。我们也许会想象，他在死后被清算肯定是大快人心。可事实上，史书上说：“及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天下人认为李林甫是冤枉的，这确实是个有趣的意外。

　　作为一个著名人物，李林甫的传说、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在这里就说个小故事来结尾吧。《开元天宝遗事》一书，曾记载了一个著名的“选婿窗”故事：

　　

　　说李林甫有女儿六人（他其实有女儿25个！），都很有姿色。但别人来求亲，他一概不许。原来，李林甫是要让女儿自己来选择夫婿。他在自家厅堂的墙壁上，特地开了一个小窗口，然后用珠宝、纱幔掩饰起来。平时就让六个女儿坐在窗子后面，也不会被别人发现。如果来了贵家子弟做客的话，李林甫就让女儿们从窗子后面观察，如果有中意的，再来谈婚论嫁。

　　

　　别的且不说，就冲这点，李林甫也算是个高人吧。

　　 　　

　　明天来说说另外一个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安禄山

　　

　　

　　突厥女巫生下了大唐最可怕的敌人

　　

　　安禄山的母亲是个突厥女巫

　　

　　安胖史瘦

　[人物第四帖】安禄山　

　　

　　安禄山——渔阳鼙鼓动地来

　　一、渔阳鼙鼓动地来

　　二、名字和家世

　　三、安禄山的第一份工作和营州

　　四、投身军戎

　　五、大难不死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

　　七、贼心从何时开始

　　八、阴谋是怎么策划成功的

　　九、渔阳鼙鼓动地来

　　十、最初的一个月

　　十一、只有一年的皇帝梦

　　

　　

　　一、渔阳鼙鼓动地来

　　

　　大唐天宝十五年（756）十月，冬天到了。和往年一样，皇上照例早早地去了骊山华清宫——那是他的东宫。皇帝一向认为泡在温泉里面度过寒冷的冬天，是个非常美好的享受。而这个习惯，从开元二十五年（737）开始，已经持续了十九年，雷打不动，从来没有改变过。

　　

　　皇上泡在温泉里，突然觉得要谢谢李林甫，虽然他很早就喜欢上了这种休闲方式，但事情总是太多，而他也总是太忙。李林甫做上宰相后，自己轻松了很多。嗯，李林甫的继位者杨国忠也做得不错，没让自己操太多的心。想到这里，皇上搂紧了身边的杨贵妃。不过，安禄山这厮，似乎有点不对劲。不过转念一想，自己也上了年纪，犯不着这么操心了，就算他有什么想法，估计也不敢挑战朕的权威吧？现在也应该放心地花足够的时间来泡温泉。

　　

　　舒适地泡在温泉里面的大唐天子李隆基也许不知道，此时，在帝国东北角，范阳节度使的驻扎地幽州，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一幅秘密的军事地图正在紧张的绘制之中，在这张地图上，标明了从范阳至洛阳沿线的山川形势、关塞要冲。很明显，这是一张军事地图。

　　

　　十一月六日，安禄山手下的大将们被召集参加宴会。从八月份开始，幽州城内经常举行各种宴会，款待所有的将士，食物好得就和打仗时期一样。酒很美，肉很大块。不过今天这次宴会有所不同，在酒酣耳热的时候，安禄山让人给每个将领发了一张地图，一张从范阳到洛阳的地图。还有，很多的金帛。空气中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氛。

　　

　　又过了一天，十一月八日，一匹快马闯进了幽州，奏事官胡逸从长安回来了。安禄山立刻再次召集所有将领，这次他给大家看的是一个诏书，他说：“皇帝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立刻从军！”虽然对于诏书的真实性，大家都很怀疑，但谁也没有说什么。于是，十五万的大军，连夜发动起来了。一切都被搅动起来了，躁动不安已经变成了狂热，整个城市灯火如昼，人喊马嘶。

　　十一月十日的凌晨，城南，大旗猎猎，安禄山站在旗下，“庄严”誓师。随着他一挥手，指向遥远的西南方向，大军如铁流一般，滚滚而去，烟尘千里，鼓噪震地。

　　

　　安禄山的庞大身躯，站在一辆车上，这是一辆铁车。虽然他的眼睛很坏了，坏得几乎快看不到什么了，但他依然努力地昂首向前。他知道，在遥远的前方，那是一个怎样的花团锦簇的大唐江山啊。他在心里喊着，这是我的，这都是我的！

　　

　　这是注定要深深刻在历史上的一个凌晨。安禄山造反了！

　　

　　太阳依然会升起，但照耀的将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二、名字和家世

　　

　　安禄山，这其实不是个汉名，而类似于今天的译名。据说“禄山”是从他的小名“扎荦山”转过来的。

　　

　　有人说，扎荦山的意思是突厥的战斗神。安禄山的母亲是个突厥女巫，因为多年不生育，便去祈祷“扎荦山神”，后来怀上了安禄山，于是给他取名为“扎荦山”。这个说法在历史上广为流传，但仔细分析起来，这是挺奇怪的事情——战神还管生孩子么？这似乎不太合理吧。当然，如果硬说突厥人就有这样的信仰，那就说不准了。不过，现代学者对此有更合理的解释：“禄山”是有宗教含义，但并不是战神的意思，而是光明的含义。

　　

　　首先在敦煌文书里面，人们发现有很多来自西方的粟特商人，他们的名字里面也有“禄山”，如史禄山、米禄山等等。据语源学的考察，这个“禄山”的意思，源出波斯语，是“光”、“明”之意。其次，禄山这个词并非突厥人所有，而是和粟特人信仰波斯的祆教（祆，音xiān，与另外一个字yāo不同）有关。祆教来自波斯，是一个崇拜光明之神的宗教。显然，“禄山”作为“光明”的含义，明显就是一个带有祆教的宗教教义内涵的词汇，确切含义应该是“保护光明”之类。这种取名方式，相当于今日西方人叫“保罗”、“玛丽亚”等名字。

　　

　　实际上，“安禄山”这个名字，后来在安禄山酝酿造反的时候，对于参与叛乱的胡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安禄山利用自己的名字，进一步把“禄山”升格成了“光明之神”。他常常坐在高台上召见粟特商人等，还要弄些烟气缭绕，望之俨然，使得这些人生出些神秘崇拜来，于是敬仰膜拜。因此史料将“禄山”理解为“战斗之神”，应该是个误解，但这也反映出安禄山这个名字所带有的“宗教神化”色彩。

　　

　　这个名字，揭示了安禄山的种族和信仰的背景。安禄山是“杂胡”，有学者认为，这个“杂胡”是特别指位于中亚一带的粟特族，或者按中国传统，称“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安禄山的父亲很可能是来自西域的一个粟特商人，据说是姓康。实际上，粟特人是专业做国际贸易的商业民族，在东西方之间，万里奔波。而他们最东端的一站，则是靠近海边的辽东营州（今辽宁朝阳）。

　　

　　安禄山的父亲，一个粟特商人，在万里奔波后，在营州找到了他的国际爱情——一个突厥族的女巫。在长安三年（703）的正月初一日，他们的孩子诞生了。很可能是信奉祆教的父亲给孩子取了“禄山”这个名字。那么当时这个孩子应该叫康禄山。

　　

　　康禄山怎么变成安禄山的呢？原来，安禄山小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改嫁，嫁给了一个叫安延偃的将军——有趣的是，后来安禄山官做大了，可以给父亲封官加爵的时候，荣耀都加在安延偃身上。这人算捡了个大便宜。

　　

　　不过一开始，他并没有改姓安，直到开元初年，当时，安氏部族破散，康禄山才十来岁，他和几个安氏兄弟一起逃出了突厥。患难之中，他们结为兄弟——按汉人的习惯，他们本来就该是名义上的兄弟。这个所谓结为兄弟，反而更像是患难定交。自此之后，康禄山正式变成了安禄山。

　　

　　这些安氏兄弟里面，除了安禄山外，最出名的是安思顺。因为后来安思顺和安禄山一样，成为大唐的边疆大将，官封节度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人的关系似乎变坏了——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事情，再次上演。而且安思顺还曾经向玄宗密报说安禄山必反。开始的时候，唐玄宗没有听他的。而到了安禄山真的造反后，唐玄宗还是将安思顺砍了脑袋——因为他已经对蕃将彻底失去了信任感。安思顺这个兄弟，也算当得冤枉。

　　

　　也许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孩子出生前一天，也就是大年三十那天，同乡里有一个叫史窣（sū）干的孩子也呱呱坠地了。这个孩子后来改名为史思明。史思明这个名字很有点讲究，首先含义深刻，出自儒家经典《论语》：“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其实，这个名字是大唐皇帝李隆基赐给他的。天宝元年，史窣干被派去向李隆基报告工作，皇帝不仅赐座，还很亲切地跟他拉起了家常，问他多大了？回答说四十了。皇帝说，还很年轻啊，前程远大啊！大概觉得他这个名字不够文雅，于是赐名史思明。

　　

　　我颇怀疑“窣干”两字也与“光明”有关，与“禄山”类似。“史思明”既有原来名字的含义，又结合了中国文化传统，可谓神来之笔。从这点看，李隆基还是很有点才气的。也难怪他敢注解儒家经典《孝经》呢。

　　

　　虽然有的资料说史思明是突厥人，但从“史”这个姓氏看，他应该也是粟特人的后代，也是“杂胡”。而且估计很可能也是跨种族的爱情结晶。相似的出生背景和相同的乡里，安禄山和史思明就这样从小一起长大，是发小。后来又成了战友。实际上，史思明几乎是另外一个安禄山，他们的身份背景、人生经历，乃至死亡，都如出一辙。两人唯一不像的地方，是他们的身材。安禄山是个超级大胖子，体重三百多斤；而史思明则是“姿癯露”，意思是身材极瘦。一胖一瘦都是非常突出，倒是一对天生的丑角搭档，可以讲相声了。

　　

　　营州这个地方，注定是个风云汇聚之地。营州，今天的辽东朝阳，山海关外。营州的西北是奚，北边是契丹，稍远一点是突厥，东北是渤海，东边是高丽、新罗。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此地混杂着各色人等，是个实实在在的民族大熔炉。

　　

　　这里，不仅出了安禄山、史思明，还出了一大堆后来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当然，大多是安、史部下。但是，他们的敌手中，也有不少是营州人，比如大名鼎鼎的李光弼，还有后来围邺城的九节度之一王思礼。

　　

　　安史之乱，夸张点说，几乎就是一次营州人的内战。

　　

　　三、安禄山的第一份工作和营州

　　

　　营州是安禄山的老家，也是他成长、发家的地方。可以说，营州见证了安禄山的前半生。

　　

　　安禄山的第一个职业，就和营州密切相关。开元初年，安禄山逃出部族，虽然才十多岁，但他不得不从此开始“闯荡江湖”了。那么，“闯荡江湖”的安禄山都干过些什么活儿呢？

　　

　　在从军之前，我们只知道他做过“互市牙郎”。

　　所谓的互市，就是设在边境上的外贸市场。唐朝时候做生意都需要在市场中进行，当然这里是大宗的批发贸易，类似于今天的小商品市场。而“牙郎”，则是中间人的意思。这个中间人很必要，首先是充当语言翻译，既然是“外贸”，那就要和不同民族的人沟通，翻译就变得很要紧。据说安禄山会六蕃语，就是六种民族的语言。甚至有说通九种的。其次，每次贸易都要订合同，需要有个中间人作保，还要到政府部门“公证”，同时还要交税。安禄山就是这个中间人。拿今天的话来说，安禄山相当于是国营外贸公司的一个员工。

　　

　　安禄山很可能在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干“牙郎”。因为正是这一年，开元五年（717），他的老家营州，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和机会。

　　

　　在开元五年的前一年，东北的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唐朝在东北的两个对手——契丹和奚（这两个部族，在唐代合称为“两蕃”），都投降了唐朝。而在此之前长期“沦陷”于契丹之手的营州，自然也就重新回归唐朝。

　　

　　当初营州的失陷，对武功辉煌的大唐皇朝来说，是颇为难堪的一件事情。从唐太宗开始，大唐就着力进攻东北；高宗时候灭高丽，建立了“安东都护府”，唐朝在东北势力达到了顶点。但是之后唐朝在东北势力就开始不断衰退，不仅鸭绿江以南被新罗占据，就连辽河流域也被新兴的契丹、奚这“两蕃”不断蚕食。武则天在位时，更是被打得落花流水，营州也丢了。契丹骑兵甚至一度威胁到了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不由让人想起了明朝末年和清军的对抗情形。

　　

　　事实上，拿明、清对抗形势来对比当时情形，还真的颇多类似之处。尤其是唐朝的防线上，和明朝很类似。明朝当时的防线分两部分，山海关是前敌总部，大帅坐镇，而宁远则是前线尖刀，两者互相呼应。唐朝的防线中，幽州相当于山海关，是唐朝统管东北方向的总部，而与宁远地位相对应的则是营州。可以说，营州是唐朝控制辽河流域地区的一个枢纽，是辖控契丹、奚等部族的一颗钉子。其战略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营州在开元五年回到唐朝手里后，唐玄宗排除众议，立刻展开了一系列部署——重新修建了营州城；将以前逃亡的人口都召回来，同时开辟屯田；另外，还大力招商开店，努力发展经济。不久，再次恢复了营州都督的建制，并兼平卢军使，管内州县镇戍皆如其旧。这些部署，涉及军事、经济、行政，多管齐下，促进了营州的全面恢复。李隆基这是要把营州这颗钉子永远钉在辽河流域。大唐新皇帝的勃勃进取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很快，营州就展示出一个国际边贸城市的繁荣景象——“仓廪充实，市邑浸繁”。这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做“互市牙郎”的大背景。

　　

　　安禄山做互市牙郎的时间，可能并不是很长。不过这段经历对他性格的养成，却有着巨大的作用。后来安禄山被评价为“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心狠手辣，诡计多端，善于揣摩人情，这应该是他“闯荡江湖”历练的结果。这种在江湖上摸爬滚打上来的经验，可是混迹政坛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啊。

　　

　　后来安禄山进入高层，面对的那些将相王侯，虽然一个个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毕竟还是“文明人”，和这个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无赖相比，总是差了一点点。就因为这一点点，让安禄山一路顺风顺水地向上爬升，最终成就了他的大阴谋。就像韦小宝从丽春院到了皇宫，一路混得滋润无比。

　　

　　四、投身军戎

　　

　　互市牙郎，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得枭雄的。安禄山传奇的真正开端，当然还得从他投身军营开始。

　　

　　那么，安禄山是怎么从军的呢？有个有趣的传说：安禄山还是个混混的时候，有次去偷羊，结果被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下令乱棒打死。安禄山急了，大喊：“大人你不想灭掉两蕃吗？为何要打杀禄山！”张守珪一听，口出狂言啊；再一看，好家伙，又肥又白的一条大汉，很是壮观啊。安禄山的这番话，着实是“善揣人情”，说到他的心坎上了。于是张守珪就释放了他，并让他跟着自己干。

　　但这个故事肯定是编造的，不能当真。首先，这个桥段太古老，被重复过太多了；其次，此事不合情理。偷只羊就被杀？还要节度使亲自监督执行？不可思议。《资治通鉴》就完全没采纳这个段子。另外一个明显的漏洞是，张守珪到幽州当节度使乃是开元二十一年（733），而张守珪刚来幽州不久，宰相张九龄就在一份下达给他的圣旨中提到了安禄山的名字，并提到“禄山义勇，武艺绝人，谋帅得贤，裨将复尔”。意思是安禄山勇猛过人，作为节帅的张守珪则很有谋略，将帅相得益彰。可见，此时安禄山已经是个将领了，而且有了一定地位。

　　

　　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想，安禄山从军，当是开元二十一年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根据各种资料推断，这个时间当是在开元八年（720）。

　　

　　不过之所以产生上面这个故事，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安禄山在造反之后，有个很坚决抵抗他的硬骨头，叫颜杲卿，这人在被捕之后，曾大骂安禄山说：“你本来不过是营州的一个牧羊羯奴耳！”安禄山一听，暴跳如雷，将颜杲卿捆在中桥街头从西第二根柱上，用刀将他的身体一节一节地割掉。安禄山如此恼怒，也许正是因为颜杲卿揭了他的老底。可能他小时候真的牧过羊。既然会牧羊，自然也会偷羊。安禄山敢于窃国，偷羊简直就是太小菜了。这样的推理也算合理合情。

　　

　　开元之初，虽然唐玄宗非常希望营州成为唐朝往东北进一步进取的前站，但事情的结果并未能如愿。实际上，辽河流域的契丹、奚，在这块土地上，最大努力地在扮演着主人的角色。就在开元八年，契丹再次造反，进攻唐朝，并再次占取了营州。对此，唐玄宗非常生气，他亲自从长安调派了两万军队，不远千里，奔赴前线，要将契丹打个粉碎。但非常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这支两万多威武之师在行军途中遇到了灭顶之灾——他们在渑池县安营扎寨的时候，突遇山洪暴发，一夜之间全军覆灭。让人无比惊讶。

　　

　　无奈，唐玄宗只好另找对策。他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军队构成方式：下令直接在幽州本地招募，这些人称“健儿”，这是一种新型的职业兵。他们不交租税，并可以获得一份工资。这是与唐朝原有的兵民合一性质的“府兵”截然不同的新制度。这批军队一共有两万，不仅满足了当时的战役需要，而且事后，这批军队也变成常驻边疆的职业化军队。这种隶属于节度使的边兵，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央开始脱离了密切联系，因而对于中央的忠诚度也就开始下降。这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患的种子，这也是唐后期藩镇割据之所以长期顽强存在的关键因素。

　　

　　正是在开元八年这次幽州招募健儿的时候，安禄山、史思明正式投身军中。这一年，他们都是年方十八。

　　

　　值得注意的是，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幽州职业军人的第一批人物，属于元老级别的。他们与广大军人将士的密切关系，恐怕不是一般将领可以企及的。可以想象，这种在战斗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密切关系，在幽州军人的心目中，肯定是远远超过对于远在天边的皇帝的忠心的。

　　

　　这，就是安禄山后来能造反的根基所在。

　　

　　

　　五、大难不死

　　

　　自开元八年开始，唐朝和契丹、奚两蕃之间，不断冲突，处于一种胶着状态。有时候，唐朝甚至还采取过比较委曲的和亲招数，来安抚两蕃。

　　

　　为什么以唐朝之鼎盛，却难以奈何契丹和奚两个小小部族呢？这是因为大唐西部出现了一个过分强大的吐蕃，首都设在长安的唐朝，自然要全力以赴对付这个眼下的对手。相对而言，远在东北的两蕃，玄宗只能更多地依赖地方本土力量，而无法从中央给予全力支持。至少像武则天时候，动不动来个二三十万军队是绝无可能的。

　　当然，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出现一个杰出将领，比如李靖这样的名将，可以用一支精兵，一举荡平小小的两蕃。于是玄宗一直走马换将，最后终于在开元二十一年的时候，他把张守珪派去东北。张守珪在此之前一直在西北作战，战功赫赫，富有经验。

　　

　　唐玄宗寄希望于张守珪，张守珪则寄希望于幽州本地将士。而在幽州本土将士中，安禄山是个佼佼者。

　　

　　安禄山对这一带山川地理非常熟悉，他充分利用了本地人熟悉地理人情的特长。所以安禄山曾经做过“捉生将”——相当于特种兵队长，经常率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动不动就能抓回几十个契丹人来。

　　

　　从这个情况来看，安禄山当时以干“特工”为主，这需要胆量，也需要灵活机变的能力。而这正是安禄山的长处。在不大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安禄山这种“特种部队”类型的攻击未尝不是一个可取之道。起码有战绩可以上报。所以，张守珪一到幽州，就大力提拔安禄山。安禄山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圣旨中。

　　

　　安禄山一方面屡次建功，另一方面，他也善于拍张守珪的马屁，所以很得张守珪的欢心，甚至被张守珪认作养子。据说安禄山当时就挺肥胖的，而张守珪不大喜欢这点。于是安禄山甚至连饭都不敢吃饱。安禄山玩减肥，显然是要讨好张守珪了。不过这也很能说明安禄山此人能“忍”，够狠。

　　

　　得到张守珪的欢心，自然官就升得快，到开元二十四年（736）的时候，安禄山已经做到了“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左骁卫将军可是个从三品的武官呢，地位已经很高了。张守珪也不过是正三品的官位。可见安禄山已经在幽州取得了足够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平卢军就是驻扎在营州的军队。后来，安禄山做的第一个节度使，就是平卢节度使，也正是在自己的老家。

　　

　　不过也就是在这一年，安禄山遇到了人生最大一次劫难。所幸是有惊无险。

　　

　　安禄山遇到的这次劫难，来自他军事上的失败——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恃勇轻进，结果大败。安禄山可能当“特种兵”有经验，但缺乏真正指挥大军作战的军事素养。实际上，从安禄山后来的指挥能力来看，他确实不算一个真正具备战略天分的军事家。应该说，他在政治上的天赋显然要超过军事天赋。

　　

　　麻烦的是，这次战败的损失相当严重。从当时宰相张九龄给张守珪的信件中屡次提及此事可看出，当时中央对此很关注。张九龄还特地写信给平卢军的将士进行慰问和鼓励，显然，这次战败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以至于中央朝廷要加强思想工作。

　　

　　军事的失败，自然要有人承担责任。按照军法，作为直接指挥者的安禄山自然难辞其咎。但是作为安禄山直接上级的张守珪却下不去手。史书上说张守珪玩了一招——将安禄山直接捆缚到长安去，“请斩之”。

　　

　　一方面，张守珪“铁面无私”，依法要斩安禄山；另一方面，他又不自己动手，直接将安禄山送到皇帝和宰相面前，让他们来拍板——实际上，他是有八成把握，赌李隆基不会下杀手。这样，他既摆脱了责任，又保住了爱将。

　　

　　不过，这一招也是险中求胜，他可是还有二成的没把握，这主要来自宰相张九龄。张九龄基本上是个标准的儒生——比较爱讲原则，爱公事公办。张九龄一开始给的批示是“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所谓的“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正是古代两个严格执行军法的著名例子。司马穰苴是齐国名将，曾将阅军迟到的监军同时也是国君宠臣的庄贾依法处斩。孙武同样以军法名义斩杀了吴王宠妃，使吴国军威大振。张九龄的意思很明显，要军法从事——斩！

　　

　　但是，李隆基不舍得杀。张九龄坚持，并提出了第二个理由：“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张九龄认为安禄山有造反的相貌，以后肯定会是心腹大患！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并有不同的版本。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张九龄又不是看相的。他要有这先见之明，就不会败在李林甫手里了。

　　不过，张九龄要严惩安禄山，甚至主张军法从事，则是事实。奈何李隆基不听。后来安禄山造反，李隆基逃到成都后，还特地派使者去祭奠了张九龄，表示后悔当年没有听张九龄的意见，把安禄山一刀解决，以至于现在江山危殆——肠子都悔青了。

　　

　　且说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安禄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且停旧官，令白衣将领”。撤职，一撤到底，只能作为一个“白衣”身份。不过他仍可以继续在军中任职。这样的处罚，看似严重，其实是留下了很多空间。

　　

　　唐代君主，从李渊开始，都喜欢这句话——“使功不如使过”。意思是，用人的时候，用一个有罪的人，比用一个有功的人，要更好。让人戴罪立功，会更大地激发他的潜力。在这样的原则下，受到过戴罪立功待遇的将领就层出不穷，比如李靖，比如刘仁轨，比如薛讷，比如朱可夫……这些人都曾经以“戴罪”之身，立下了赫赫功绩。

　　

　　只不过，这次轮到了安禄山。看起来是很平常的又一次发挥“使功不如使过”的原则。所以，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安禄山的东山再起，会很快。

　　

　　果然，三年之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安禄山的机会来了：张守珪部将假传张守珪的命令进攻奚人，大败。张守珪隐瞒真情，谎报胜利，结果被告发遭贬。第二年，740年，安禄山被重新起用，担任平卢兵马使。可能玄宗提拔他上来，就是为了取代张守珪留下的空缺吧。总之，从此之后，安禄山开始时速二百码的一路狂飙。

　　

　　安禄山也是一枭雄

　　只是“天命”也是有限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安禄山重新被起用，当上了平卢兵马使。此时他已经三十八岁了。从这年开始，安禄山的升官速度和得到的宠幸之大，绝对令人惊讶。

　　

　　也许可以提一下另外一个事情，这一年，玄宗笑纳了杨玉环。

　　过了两年，天宝元年（742），玄宗将此前一直隶属于幽州节度使的营州独立出来，并升格为节度使，称平卢节度使，然后让安禄山做了节度使，并兼柳城太守，押两蕃（契丹、奚）、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安禄山终于做了老家的最高长官。玄宗这显然是为了荣宠安禄山，他一直希望有个名将替他一手解决东北问题，现在他把这个希望选放在了安禄山身上。

　　

　　这次提拔，也和安禄山自己的努力经营有关。他经营的手法其实很老套，就是贿赂钦差。就在安禄山当上平卢兵马使的时候，当时的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相当于中央纪委副书记当了河北的钦差大臣。安禄山不失时机，“百计谀媚”，拼命拍马屁。甚至还拿大量的金钱贿赂张利贞的手下。真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啊。结果很有效，张利贞回去后极力美言。玄宗皇帝本来就对安禄山有好感，两下一合，升官就顺理成章了。

　　

　　此后，几乎所有的钦差、巡查、特使，没有不被安禄山的拉拢贿赂拉下水的。于是，这些本来应该是皇帝耳目的官员，却主动地扮演起了烟幕弹的角色，以致最后玄宗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已经太迟了。玄宗甚至只敢悄悄处理掉最后那个被拉下水的宦官钦差。一个帝国被腐蚀到了这个份上，不出问题才怪。

　　

　　但安禄山真正飞黄腾达，还要等到他直接拍玄宗马屁之后。这是在天宝二年（743）。这一年，安禄山亲自前往长安，朝见皇帝。并且，俘获了皇帝的心。

　　

　　安禄山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心，甚至编造故事说：去年七月，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我焚香祝天说：“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愿使虫散。”结果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虫吃得精光。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玄宗听得津津有味。

　　

　　安禄山还扮演了一回“正义使者”的角色。就在他入朝期间，这年的科举考试中出现了舞弊情况。有人就通过安禄山的路子来向皇帝告发，安禄山也就很直率地报告给了玄宗，结果一调查，果然有猫腻。不仅吏部侍郎被贬官，作为吏部尚书的李林甫也很失面子。可以说，安禄山是败坏了一次“潜规则”。我们当然不能理解为是安禄山有正义感。实际上，他不惜站在文官集团的对立面，实在是向玄宗表达一个政治姿态：他唯一忠心的是皇帝陛下，自宰相李林甫以下的官员，他都不惮冒犯！

　　

　　安禄山在长安待了整整一年，也做足了一年的功课。天宝三年（744），他离开长安的时候，玄宗下令让文武百官都去送行。虽然，这时候安禄山已经被任命兼领了范阳（幽州即范阳郡）节度使。但这样的高级荣宠，完全不应该是一个地方将领相配的。

　　

　　玄宗的这个姿态说明，安禄山在他的心目中，已经远远不只是一个地方节度使，而是一个社稷重臣了。史书上说“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显然，朝廷百官也都已经认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皇帝现在对安禄山有足够的充分的信任。

　　

　　皇帝的恩宠远没有到头，天宝六载（747），安禄山兼了御史大夫一职；三年之后，赐爵东平郡王，将帅封郡王，这在唐代是头一回；又下令给他修建豪华的住宅和别墅；到天宝十载（751），再兼领河东节度使的时候，安禄山的宠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安禄山的军功并不是那么显眼。虽有些小斩获，但一直没有突破性的战绩。甚至在天宝十一载（752）安禄山亲自出征契丹，还吃了一个大败仗，他自己都差点当了俘虏。而次年的复仇行动也不了了之。如果我们还要拿西北方向的名将哥舒翰、高仙芝们耀眼的赫赫战功来比较一下的话，安禄山应当会更加羞愧的。

　　

　　但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诡异”的现象：一方面是安禄山星星点点、拿不出手的战绩，一方面则是唐玄宗如火如荼、无人可及的恩宠。这显然不合情理，但这一切又都是活生生的现实。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玄宗已经把他视为一颗重要的政治棋子，一个社稷重臣，而不单单是个普通将领。所以，战功已经不是首要的问题，甚至不是问题。唐玄宗用他的首先不是军事才能，而更多的是政治才能和政治资源。

　　

　　天宝时代的唐玄宗，固然还有些开拓的野心，但已经比较怠政，他更希望能够垂拱而治，而不是事必躬亲。

　　

　　如果说这时候，玄宗在文的方面有了李林甫，那么武的方面，则想倚重安禄山。李林甫其实是个小心谨慎、忠心有加的人，玄宗虽然比较放心他做宰相，但毕竟还需要有个力量平衡，而安禄山则是他认为的最佳人选——安禄山的作用不在边疆，而在于庙堂。

　　

　　李林甫在内，安禄山在外；李林甫是文官，安禄山是武将。此外，李隆基以为安禄山有足够的忠心，也有足够的政治才能。这是政治平衡。

　　

　　很多人对天宝三年到天宝十年安禄山身兼三镇，大唐的东部，甚至北部的一大部分军事势力，都控制在安禄山手里这个异常现象，都从军事的角度来解释，认为当时的军事需要大军团的联合作战，所以兼领不同节度使正是战争发展的需要。这个解释，固然是对的。但是，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理解，则更有说服力。

　　

　　天宝时期，大唐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出现了一种失衡状态，边军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央直接掌控的军队，所谓强枝弱干。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有经验的政治家不可能不产生警惕。玄宗肯定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潜在威胁。但是要彻底扭转，似乎很困难，可能玄宗也是过分迷信自己的权威，他没有彻底改革，而是采取了一个搞平衡的策略来对应。

　　

　　当时最强的边军可以大致分为两大集团——西北系和东北系。西北系以朔方节度使为中心，东北则以幽州节度使为中心。除了安禄山占据了幽州等三镇外，西北系的节度使如王忠嗣、哥舒翰、安思顺、高仙芝等名将，都与安禄山关系不佳，尤其是哥舒翰，两人的矛盾是公开化的。据说有次宴会中，安禄山想和哥舒翰拉近关系，结果反而造成了误解，双方矛盾恶化。当时，高力士是亲见其过程的，而且他有意无意地造就了矛盾的不可化解。高力士的行为，很显然是代表了玄宗的意思。

　　

　　玄宗用关系恶劣的将领来掌握不同的边军，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平衡政策。万一有一方造反，另外一方肯定会反对。这样一来，造反成功的机会大大减少，那有谁敢去冒险？实际上，这个政策在后来确实起到了作用。肃宗平定安史之乱，主要就是依靠朔方军等西北系的力量。

　　

　　但这种政策显然是一种走钢丝的危险行为。一旦失衡，大唐帝国就要堕入深渊。平衡掌握得一时，掌握不了永久。可以想象，钢丝一路走下去，即使在玄宗时代不爆发叛乱，到他的后代手里，也肯定会问题丛生。此举看似高明，实则贻祸子孙。从这个角度来说，玄宗实在不是个足够好的政治家。

　　

　　到了安禄山有些跋扈不臣的苗头之后，玄宗发现问题已经很严重，他甚至已经没有太好的法子控制安禄山了。人君控制臣下的手段，无非是生杀予夺、富贵贫贱。但是此时玄宗发现问题麻烦了，如果他翻脸，杀了安禄山，那么这个巨大的空缺由谁来顶替呢？所以，节约成本的做法就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不断宠任安禄山，不断给他好的、更好的待遇。

　　

　　有一次安禄山入朝觐见，唐玄宗下令给他在昭应（高官别墅区）修建一个别墅时说：“材料啊，设施啊，都给我尽量往好的用。这小子眼孔大，别让他笑话了咱。”这哪像一个皇帝说的话，都有点拍安禄山马屁的意思了。

　　

　　臣子做到这个份上，就是“不臣”了。你让安禄山不产生点歪心思，恐怕都不容易了。可以说，安禄山的野心，很大程度上，是唐玄宗给培养出来的。

　　

　　有个有趣的故事，大概可以反映玄宗对安禄山的心态。有一次玄宗在皇宫中夜宴安禄山，安禄山大醉之后，呼呼大睡。左右服侍的人很恐惧地发现安禄山化身为一个巨大的黑猪，但他的头则是龙头。大家跑去报告玄宗，玄宗轻松地说：“这叫猪龙，不是真龙。没什么问题的。”

　　

　　要说玄宗对安禄山完全不猜疑，那也是不可能的。但玄宗的问题是，他确确实实太小看了安禄山的贼心和贼胆了！

　　

　　七、贼心从何时开始

　　

　　那么，安禄山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贼心的呢？恐怕这个问题，玄宗最想知道。

　　

　　按照传统士人的看法，安禄山那是杂胡，是异种，野心是天生就有的。这种看法太过简单，不够有说服力，而且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最早提出安禄山要造反的，大概要算张九龄。但他并没有什么根据，按史籍上的说法，他是靠看相看出安禄山会造反，那属于超自然的内容，不能算数。而张九龄的心理，大概就是典型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所导致的。

　　

　　较早提出安禄山有造反野心的，还有王忠嗣，他是玄宗朝最著名的汉族名将，曾经一度领四个节度使，控地万里，威震军中。天宝六年（747），安禄山提出要在边防线上建筑一个雄武城，并请王忠嗣出军队来协助筑城。王忠嗣提前跑去当地看了看情况，没等见到安禄山就回来了。然后他先后几次上书，力称安禄山必反。王忠嗣是名将，他又亲自去看过筑城之地，大概是能从中看出些蛛丝马迹来的。

　　

　　另外，《安禄山事迹》中记载过一段故事，也是披露安禄山的野心萌发问题。故事说安禄山每次上朝的时候，经过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久而方进”。龙尾道是大明宫中含元殿前面的阶梯。因为含元殿高耸在高大的台基之上，所以前面列有两条石阶，供上朝官员拾级而上。远望石阶，宛如龙升而垂其尾，极为壮观。而含元殿则是大明宫的中心所在，相当于明清故宫太和殿的地位。含元殿也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的象征，其巍峨雄伟，壮丽华美，自不待言。安禄山在这个地方“南北睥睨”，绝对是一种不臣之心的表现。很可能是当时朝臣们发现了安禄山这个特别的举动，在事后回忆起来，自然就成了安禄山野心萌发的表露证据了，所以判断说“即凶逆之萌，常在心矣”。

　　

　　这段故事记载时间也恰好在天宝六载（747）。而正是在这一年，安禄山第二次入朝，这次他得到了更加特殊的待遇。

　　

　　玄宗下令让杨铦、杨锜、贵妃三姊妹皆与禄山叙兄弟。而且安禄山得以出入禁中，并请成为贵妃的干儿子。安禄山在长安城中，和杨贵妃家族的人日夜一起游玩。杨贵妃家族的人此时都富贵无比，正值杨贵妃最为宠幸的时候，所谓鸡犬升天。这种外戚贵族，最擅长的就是骄奢淫逸。他们本身没有太大的才能，也没有什么大的抱负，肆无忌惮地享受，才是他们的人生目标。这是统治阶层中最腐烂的一部分。安禄山跟他们整日厮混在一起，一来让他滋生了对朝廷的轻慢之心，正是在和皇帝、百官、后妃、贵戚这些人的周旋之中，他逐渐地得心应手，占据了上风。所谓知己知彼，在心理上，他已经占据了优势。这就很难不引发他的觊觎之心。二则，此时的大唐帝国正是烈火烹油般的繁华。贵妃家族，乃至公卿官僚们的穷奢极欲，也大大刺激了他的欲望。他的豪奢程度，已经是登峰造极了，连皇帝给他造房子，都生怕被他瞧不上。但人的欲望是个无底洞。他如果还想进一步，那现在只剩下一个目标了，那就是皇位。也就是说，他如果要满足，只能是自己来做这个花花世界的主人！

　　所以，如果说安禄山可能在天宝六载产生了邪念，那是可以想象的。

　　

　　玄宗对安禄山的宠遇是如此异乎寻常。甚至有一次，玄宗在勤政楼宴请百官，所有官员都列坐在楼下，而单独为安禄山设了一个座位在御座旁边。作为一个臣子，这种待遇简直是骇人听闻的。玄宗为什么这么做，颇耐人寻味。

　　

　　针对这个事情，后人编造了一些解释。比如有笔记记载了一则故事，说太子曾经力谏：“自古正殿，无人臣坐之礼，陛下宠之太甚，必将骄也。”意思是您这种行为不是对待人臣之礼，这会滋长他的傲慢不臣之心。而玄宗则悄悄地告诉太子说：“此胡骨状怪异，欲以此厌胜之耳。”——我知道这是个过分的举动，但安禄山的骨骼奇特，有异相啊。其实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厌胜他。所谓“厌胜”，就是通过某种行为或物品，来压制另外一种邪恶而强大的力量，相当于“做法压邪”。

　　

　　这个故事，倒是很符合普通百姓的口味，有玄异色彩。另外，这个故事也很和谐地替玄宗做了辩护，同时还掩盖了当时玄宗和太子的关系紧张这个事实。

　　

　　天宝时期，玄宗年事已高，说不定哪天就驾崩归天了。接下来，太子登基很可能就是近期的事。这种时候，非常容易出现太子党集团的潜流。对于玄宗这样的绝对君主，他要的就是绝对君权，他肯定是不愿意看到任何异心存在的。

　　

　　安禄山早就摸透了玄宗的心理，于是他在玄宗面前做了一次表演：有次玄宗让安禄山见太子。结果安禄山见了之后，并不下拜。左右就问道：“你大胆，为什么不下拜？”禄山回答说：“我是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说：“太子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禄山回答：“我很愚昧，心里只知道有皇帝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一再催促，安禄山才下拜。

　　

　　安禄山的举动，无疑是大大得罪了太子。但他不惜得罪太子，也要向玄宗表态——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而玄宗的反应如何呢？“玄宗尤嘉其纯诚”。所谓纯诚，就是彻底忠心。

　　

　　实际上，安禄山这样的政治表态，等于是给自己埋下了祸根——试想如果他不造反，而静静等着太子登基，那他这个“东北王”的好日子也算到头了。即使玄宗时候不反，肃宗上台，他也不得不反。所以，这种“政治站队游戏”，其实正使安禄山造反的危机昭告于天下。

　　

　　安禄山虽然贼心萌发，但他已经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所以不得不先施韬晦之计。其计策有二：一是充分表现他的粗鲁无知，二是努力表达他的忠心耿耿。两下相配，可谓相得益彰。

　　

　　比如在拜见太子的时候，他就极力表白自己是蕃人，啥都不懂。又有一次，玄宗和贵妃一起坐着，安禄山先拜贵妃。玄宗问这是怎么说的？安禄山回答：“胡人先母而后父。”玄宗很开心。安禄山这招“装天真”玩得挺拿手。

　　

　　在表忠心方面，他也是屡创新招。他三百多斤，肚子大得差点要垂到地上，有次玄宗指着他肚子开玩笑说：“这胡人肚子都装了啥呢，居然会撑得这么大？”安禄山立刻回答说：“别的啥都没有，都是一肚子的赤胆忠心啊！”玄宗又很开心。

　　

　　总之，安禄山要努力利用自己的异族胡人身份，假装无知、野蛮、一根筋。这确实是很好地配合了唐朝君臣对胡人的一种想象。

　　不过这种扮猪吃老虎的伎俩，也遇到了克星，那就是宰相李林甫。安禄山甚至怕到寒冬时候和李林甫讲话，也会满身大汗的程度。所以，天宝六载的时候，安禄山很可能萌发了野心，但恐怕还不敢有所举动。他现在只能做些小动作。真正的大策划，还要等待更好的时机。

　　

　　八、阴谋是怎么策划成功的

　　

　　有贼心的人，成千上万，有贼心而又有贼胆的，那就是万里挑一了。玄宗大概是真的没料到，那个看似粗鲁的安禄山，居然是属于既有贼心又有贼胆的那一个。

　　

　　不过，我们也不能说从一开始，安禄山就有了明确的造反目的。事实上，安禄山最终会起兵造反，自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安禄山绝对不是王忠嗣那样心怀天下的人。他一做上节度使，就充满私心地开始为自己储备各种力量。他就像一只不安的兔子，不停地往窝里拖各种食品，随时准备过冬。

　　

　　当然，由于安禄山最终还是造反了，所以他这一切私下的行为，都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他阴谋叛乱的准备阶段。这个准备无疑是个相当长的过程。

　　

　　最早一个引人注意的行为是在天宝四年，这年冬天，安禄山上奏说：“臣讨契丹至北平郡，梦先朝名将李靖、李从臣求食。”说自己征讨契丹，到了北平郡的时候，梦见了名将李靖和李，他们向他要东西吃。于是朝廷允许在那里给李靖、李立庙祭祀。

　　

　　安禄山说是李靖和李求食，其实暗含的意思是，李靖和李很看好自己，愿意托付在安禄山的地盘里面。这一招是很有深意的。因为李靖和李是大唐军神，早就是军中不朽传奇。安禄山通过这种假借托梦的方式，就成功地把将士们对军神的崇拜，部分地转移到自己身上，让自己成为将士们可以信赖的领袖。

　　

　　这种心理战术，他也一样运用在宗教上，比如后来他又利用禄山这个名字，把自己装扮成“光明之神”，使得那些祆教的信徒都匍匐在他的脚下，甘心受他驱使。

　　

　　事实上，装神弄鬼的方式，几乎是每个反叛者都会利用的。从吴广开始的塞到鱼肚子的布条“陈胜王，大楚兴”，到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简直史不绝书。因为在现实中，人们以为皇帝是真命天子，有着神性。所以，反叛者只有给自己也加上“天”、“神”的光环，才能让人心理上服从自己，克服对方。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就是最直接的口号。

　　

　　当然，这个时候，安禄山还只是利用军神托梦，还远不到挑战皇帝权位的程度。但这无疑是个可怕的起点——安禄山是个心理战高手。

　　

　　安禄山的情报工作也是一流的。他命部将刘骆谷常驻京师，专以窥测朝廷内情，一有动静则飞马报讯，故范阳虽距京师有数千里之遥，但安禄山对朝廷的情况却了如指掌。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吉温，他曾经是李林甫的一只狗，著名的酷吏。此人还是著名的变色龙，或者说是政治风向标。李林甫风光的时候，他投靠了李林甫；杨国忠得意之后，他又投向了杨国忠；而安禄山冉冉升起的时候，他再次不失时机地向安禄山献媚。此人心狠手辣不说，还是一流的“特工”。他掌握的政治秘密，是安禄山非常急需的内容。因此，两人一拍即合。他替安禄山在长安收集了大量珍贵的政治情报，着实上演了一回精彩的无间道。杨国忠发现后，很恼怒地报复了一把，以贪赃借口，将吉温一贬再贬，流放岭南。不久又派人去审讯，最后吉温死在狱中。后来，安禄山在洛阳做了大燕皇帝，还特地找到吉温的儿子，才六七岁，就给他做了河南府参军，还赏赐了大量财物。安禄山这算是江湖大哥的风范。甚至有人说，安禄山起兵是为了替吉温报仇。

　　

　　反过来，安禄山的反情报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甚至安禄山起兵造反，一路南下的时候，最初的报告到达玄宗那里，他还在半信半疑呢。直到各地消息不断涌来，他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也不是没人向玄宗送情报，但这些情报一概被玄宗无视，后来甚至于干脆把告发安禄山的人直接送到安禄山那里去。这下玄宗的耳根就清净了。说到底，是玄宗自己选择性失明。

　　

　　吉温固然和安禄山交好，不过他大概没有胆子劝安禄山造反，据说他曾和安禄山密谋说，只要我们能推翻李林甫，那我保证你能当上宰相。看来他们的目标还仅是定在宰相位子上。

　　

　　倒是安禄山后来招揽的一批失意文人中，不乏胆大包天之辈。比如高尚（字不危），此人颇有才学，却贫困不得志，常叹道：“高不危当举大事而死，岂能啮草根求活邪！”颇类似于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野心。虽是文人，却有亡命徒的狠劲。“最怕流氓有文化”，指的就是这种人。

　　

　　高尚和另一个文人严庄，后来就成了安禄山的“谋主”，他们俩在鼓动安禄山造反这个事情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安禄山造反一度军事受挫，他非常郁闷地训斥高尚、严庄说：“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他们还用了图谶这种东西来劝说安禄山作乱，颇有煽动性。在建立大燕政权后，高尚当了中书侍郎，而严庄做了御史大夫。可见两人在安禄山集团中具有核心地位。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在河北道地区，安禄山提拔了大量行政官员，任为各州刺史。这其中就包括颜杲卿，所以后来颜杲卿拉起反安禄山大旗后，安禄山非常恼怒地训斥他说：我提拔你是对你有恩，你居然反我，恩将仇报！可见，安禄山早就在各州刺史人选上埋下了很多种子，他要等着在这时候收获果实。范阳起兵的开始，势如破竹，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安禄山，大概是很难理解颜杲卿这样的儒家文人的情怀和立场的，但他非常懂得用利益收买人心。

　　

　　安禄山手下，武将自然是不缺的。比如史思明、安守志、李归仁、蔡希德、崔乾祐、尹子奇、武令珣、田承嗣等，都先后被提拔。这些武将都是智勇兼备，在后来的战争中都是战功赫赫，堪称名将。看来安禄山还颇有识人之明，会用人也是做领袖的必备条件。

　　不过，这些武将的身份，大多不是汉人。而且，他们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士。他们在文化上、心理上都是自成一体的，和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长安中央，实在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当然，他们知道皇帝是最高领导，但不也有句话说“天高皇帝远”么？还有句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因此，这批军中骨干力量，他们对安禄山的向心力和拥戴，恐怕要远大于对朝廷、对皇帝的所谓的“忠”。不是说蕃将就没有忠于皇帝的，但毕竟“忠”这种美德，对他们来说，是个比较陌生的词汇。也许他们更喜欢“义”，喜欢军队中成长出来的兄弟式的情义。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更像是一批梁山好汉。他们更愿意支持自己的“大哥”。

　　

　　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上奏，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人将领。当时宰相是韦见素和杨国忠。韦见素本是个好好先生，从不拿主意。可这时韦见素都急了，极力劝谏玄宗说，这是安禄山要造反的证据。这确实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证据，安禄山几乎已经是赤裸裸地在做准备工作了。

　　

　　军事方面的准备，除了将，还有兵。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的时候，他的军队中，除了本部军队外，还有大量的蕃兵。这些蕃兵都是安禄山经过很长时间逐渐积聚起来的。这些人在叛乱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核心战斗队的作用。

　　

　　战备方面，那就更多了。比如他“畜战马数万匹”，武器装备，也是堆积如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充分利用了胡商，他派大量胡商去做生意，每年交纳上来的珍货“数百万”，这里面，既有他做过商人的基础，也有他利用宗教的成分——他扮演的光明之神，唬住了很多胡商。

　　

　　

　　九、渔阳鼙鼓动地来

　　

　　安禄山有贼心，也有贼胆，但他选择在天宝十四载造反，其实也是被逼的。

　　

　　为什么说是被逼的呢？这是因为有个叫牛二的人——杨国忠，老是对着他叫嚣，你反啊！你倒是反啊！还把头伸过来。

　　

　　其实估计以安禄山的本意，大概会选择在玄宗死后造反。提前动手，一是心理上他有愧于玄宗，师出无名。玄宗对他的恩情，足有天大。二是反叛的准备还不够充分。事实上，安禄山虽然是三镇节帅，但真正跟着他造反的，只有范阳一镇。河东和平卢节度使两镇的大部分将士都站在对立面，坚决反对。如果再给他一段时间，把河东一镇稳稳纳入囊中，那么将来的军事形势会完全不同。

　　

　　安禄山之所以选择在天宝十四载年末起兵，是受了刺激，要抢个先机。因为杨国忠毕竟不只是“牛二”，他是大唐宰相，是杨贵妃的堂哥，圣眷正荣，更麻烦的是，他也是个无耻之徒，是个狠角色。

　　其实说起来，他们俩之前还联手，一起成功陷害过李林甫。况且，此前安禄山一直和杨氏家族交往密切，安禄山还是杨贵妃的干儿子呢。

　　

　　说到这个干儿子话题，在民间传言中，有颇多不雅的说法。八卦的起源来自所谓的杨贵妃给安禄山搞“三日洗儿”的游戏。天宝十载正月初一是安禄山生日，玄宗和杨贵妃赏赐了无数的礼物。又过了三天，杨贵妃将安禄山召入宫内，要给他洗澡，这是唐朝“三日洗儿”风俗——孩子新生下来三天之后，要郑重地为婴儿洗浴一次。同时还要有所赏赐，所赐金钱就称为“洗儿钱”。此前，安禄山正式认了杨贵妃为干妈，所以杨贵妃趁此机会也来个“三日洗儿”，洗完之后，还用锦绣把安禄山给裹上，如同婴儿一般——那得多大一块锦缎啊！一时间欢呼动地，连玄宗也听到了，于是很高兴地前去观望，并且赏赐了一大笔“洗儿钱”，把这个游戏推向高潮。此后，安禄山就可以自由出入宫内，大家都称呼他叫“禄儿”。

　　这个事情，后来被八卦成安禄山和杨贵妃有一腿，给玄宗戴了绿帽子。这种说法自然是谣言，完全不可靠。这个举动，对安禄山来说，是通过杨贵妃加深了和玄宗的关系，求之不得。而对杨贵妃来说，可能是给她自己一种安慰，因为她已经没法再做母亲了。虽然是一场游戏，也算是真的洗了一次儿子。至于玄宗为什么这么高兴和凑趣呢？那自然也是一种对杨贵妃的歉疚，他年事已高，无法再给贵妃一个儿子的机会，那就此做点补偿吧。

　　

　　此外，玄宗可能也有一点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希望给杨贵妃找个强有力的外援——在自己死后，杨贵妃也好有一定的保障。唐代比较流行认干爹干妈——安禄山以前就曾当过张守珪的养子呢。这种关系虽然是虚拟的，但好歹也是一种较为密切的关系。比如后代江湖兄弟结义，也就是一种虚拟亲缘关系。

　　

　　总之，玄宗本意是要加强安禄山和杨氏关系的。开始阶段，双方也确实打成了一片。但到了杨国忠取代李林甫地位之后，双方不可避免地分裂并矛盾激化。

　　

　　这几乎是必然结果。因为李林甫凭着自己的资历和能力，压住了杨国忠和安禄山。而他一死，这两人之间就直接冲突了，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而且，他们两个都很瞧不上对方。杨国忠看安禄山是野蛮无知的胡人，安禄山则把杨国忠视为靠裙带提拔的纨绔子弟——不服！

　　

　　杨国忠的做法就是日夜不停地在玄宗面前攻击安禄山是野心家，要造反。天宝十二载，他就替哥舒翰申请了一个郡王封号——西平郡王。而此前的天宝九载，安禄山已经得到了东平郡王的爵位。杨国忠此举明显是要拉哥舒翰对抗安禄山来着。

　　

　　天宝十三载，双方矛盾激化。正月，杨国忠向玄宗提出建议，试召安禄山入朝，并说他心里有鬼，必然不来。结果出乎意料，安禄山闻命即至。这让玄宗很是高兴。这一次暗斗，安禄山占据了上风，大大稳固了他在玄宗心中的忠诚形象。

　　

　　有可能是这时候安禄山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谋反行动，加强兵力，储备物资，这些不过是例行公事。所以安禄山并不怕杨国忠拿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杨国忠政治讹诈这招，不幸落空了。

　　

　　在天宝十三载这次安禄山回范阳的时候，唐玄宗送他，并亲自解下御衣披在安禄山身上。在唐玄宗来说，大概是送一个莫大荣宠给他，但在安禄山则非常惊疑。归程中他昼夜兼行，过州县都不下船，一日数百里地赶路。

　　

　　这一回，可真叫“蛟龙归大海，猛虎出牢笼”。对安禄山来说，这是第二次虎口脱险。这之后，他才开始真正着手进行惊天大阴谋了。

　　

　　自归范阳后，他在对朝廷的态度上，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朝廷使者来范阳的，他一概称疾不迎，见面的时候也都是戒备森严。曾经有钦差大臣、给事中裴士淹到范阳，他拖了很久才召见，而且在宣读圣旨的时候，居然就大模大样坐着听，完全没有人臣之礼，裴士淹吓得结结巴巴读完圣旨就跑了。

　　

　　不甘心失败的杨国忠拼命收集证据，以至于擅自派人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把安禄山的亲信多人逮捕，审讯后秘密杀害。又把搞无间道的吉温给拿下。这些举动无不刺激着安禄山。

　　

　　在杨国忠做这些举动的时候，玄宗并没有禁止，虽然他安慰了一番安禄山，但安禄山还是觉得危险重重。毕竟杨国忠天天在皇帝身边进言，所谓三人成虎，就是谎话说了一千遍也成真理了，何况他自己也真的是有不臣之心，有不臣之举呢。既然逼到眼前，那就不如先下手为强！

　　

　　可笑的是杨国忠在听到安禄山起兵的消息后，居然异常兴奋地说：“你看，我早说了吧，他要造反！”临死而不悟，真是比牛二还牛二。

　　

　　十、最初的一个月

　　

　　杨国忠这么兴奋，自有他的道理：“现在造反的只是安禄山一个人，将士们都是不愿意的。不过十天，他的头就会被砍了传到长安来。”

　　

　　这话也有一定道理。毕竟大唐处于鼎盛时期，圣主名相（杨国忠肯定认为自己是名相），自然有最大的号召力。事实上，除了范阳军区之外，河东和平卢都没有跟从安禄山。

　　

　　就连唐玄宗也点头表示赞同杨国忠的意见，以为叛军可以轻易击溃。他们实在太轻敌了。

　　

　　事实上，忠于唐朝的军队此时根本打不过叛军。安禄山的军队中，真正核心的战斗力在他的那些非汉族军队——这些人对玄宗、对杨国忠可没有什么忠诚度可言。包藏祸心的安禄山早就有意识地准备了这一手。

　　

　　史书上提到安禄山起兵，“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军队组成分为两部分：“所部兵”和同罗、奚、契丹、室韦等游牧部族。

　　

　　“所部兵”，就是范阳节度使所管辖的军队。这批军队中的骨干将士，多是追随安禄山多年，其中蕃将还占据多数。就在这年，安禄山还用三十二个蕃将替换了汉将。底层将士即使有所不满，也不至于哗变。

　　

　　更重要的是还有大批的“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族军队。这些军队的战斗力都非同小可，是安禄山叛军中的精锐之师。其中同罗，乃是草原部族铁勒的一支，骁勇善战，本属于阿布思所统领，后来被安禄山设计陷害后诱降，几万同罗骑兵加入，史书上说：“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可见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队伍。安禄山还特别从同罗以及奚、契丹降者中选拔精壮八千余人，称为“曳罗河”（壮士之意）。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安禄山手下这批非汉族部族，本来都是他征讨的对象。安禄山有次在奏章中就曾说“臣所部将士讨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勋效甚多”。也就是说，这些人本来是唐朝的敌人，也是安禄山的对手。但安禄山很狡猾地一边征讨，一边化敌为己了。以至于等安禄山造反之后，大批的唐朝“敌人”横行内地，涂炭生灵。有学者甚至认为：安史之乱，其本质是一次民族之间的战争，或者说是“在国内进行的外患”。大批外族通过安禄山这个媒介，向唐朝发起了挑战。这个说法有趣，但乃皮相之说。这些人虽是外族，但他们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只是安禄山个人野心的工具。而安禄山本人，也不存在什么明确的政治目标，他只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帝国反叛者。就整个安史之乱来说，也不是必然的结果。

　　

　　对于安禄山叛军的这种构成，唐玄宗和杨国忠并没有在意，甚至可能压根都不知道。因为这些所谓外族军人，本来就不在正规军队编制之中。换句话，他们只是安禄山的私兵。唐中央的轻敌，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在安禄山起兵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安禄山就顺利占领了河北、河南，并拿下了东都洛阳。

　　

　　安禄山的军队十一月九日起兵，一路南下，非常顺利。所到之处，唐军望风瓦解，完全没有抵抗之力。是啊，内地几乎已经上百年未见战争，百姓安居乐业，郡县也完全没有一点战备可言。况且，河北地区还是安禄山的势力范围，因为他身兼河北道采访使。

　　

　　朝廷得到的反叛消息，竟是从河东先传过来。到十一月十五日，朝廷才确认消息是可靠的。玄宗调兵遣将，做了一些部署。可惜他过于轻敌，草率从事，结果是崩溃性的败退。

　　

　　第一道防线，放在黄河以南的陈留（开封），主帅是文臣张介然。十二月初二，安禄山跨过黄河，直逼陈留。此时张介然刚到几天，仓皇失措。初五，陈留不战而降。

　　

　　第二道防线是虎牢关，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咽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成就不世功勋的。唐玄宗派了封常清把守。封常清也是西北军镇的名将，刚好入朝。他在玄宗面前说得很轻松，只要自己出手，指日可定。封常清大概是觉得安禄山军事才能有限。确实，安禄山的战绩并不佳。就在天宝十一载的时候，安禄山亲率六万军队，袭击契丹，结果大败而归，差点自己送命。而且安禄山获得的胜利，经常是通过阴谋诡计得逞。西北系的这些将领不同，他们都是正规战中获得的大胜，打的是硬战、苦战。他们是有资格嘲笑安禄山的。不过接下来，他们就要为自己的盲目自信而痛哭了。

　　

　　封常清到洛阳之后，临时招募了大量军队。但问题是这些军人完全没有经过训练，战斗力太差。就在安禄山攻打虎牢关以东的荥阳时，守城的士兵听到战鼓声，站都站不稳，纷纷从城上坠下。封常清的军队也是差不多。这种军队怎么能抵挡安禄山的虎狼之师呢？结果自然是一触即溃。虎牢关这样一个天险就轻易落入叛军手中。

　　叛军一路跟踪追击，直至东都洛阳。封常清虽然拼死抵抗，无奈军心涣散，很快又败退。这样，到十二月十二日，洛阳落入了安禄山的手中。此时，离安禄山起兵，才仅仅三十三天时间。

　　

　　第三道防线陕州，是处于洛阳和潼关之间的要害之地，主帅则是另一位西北系赫赫名将高仙芝。高仙芝手下的军队构成稍好，中央禁军、部分在京边兵、新募兵，共五万人。其中边兵战斗力较强，但数量有限。此时，从前线败退的封常清对高仙芝建议，靠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于是两人一起退入潼关，准备以弱者的姿态，打防守反击战。所以第三道防线等于不战而退。于是安禄山的军队就直逼潼关，叩响了长安的东大门。

　　

　　从当时的具体形势看，高仙芝、封常清的这个战术是完全正确的。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叛军都没能打开潼关这道大门。这里面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安禄山自己造成的。因为他顾不上别的，而是迫不及待地开始在东都圆他的皇帝梦了。

　　

　　十一、只有一年的皇帝梦

　　

　　至德元年（756年，本来是天宝十五载，不过这年肃宗上台，改元至德）正月初一，安禄山五十五岁生日的这天，在洛阳称帝，建国号大燕，（他来自范阳，也就是古代燕国的地盘，所以称大燕，这显然是汉族文化传统。）改元圣武。（还是改不了他的武夫本色。）然后封儿子安庆绪为晋王，另外文武大臣都加官晋爵，俨然一个朝廷模样。

　　

　　

　　此时离他攻下洛阳，也才半个多月，离起兵才五十天。在这五十天里，他的军队势如破竹，占据了河北、河南两大块，而且势力范围还在扩张之中。他迫不及待地开始登基当皇帝。可是他高兴得还是太早了，他的胜利几乎快到头了。

　　

　　

　　安禄山坐镇洛阳指挥，各路将领四处分兵攻打。在西边，遇到的是哥舒翰把手的潼关，此时唐军西北边兵大量增援，虽然还不足以进攻，但防守应该没有问题。叛军无法突破这最后一道雄关。在南边，则是南阳、睢阳两城，就像两颗钉子，分别堵住了叛军通往长江中游和下游的通道。

　　

　　在北边则更加糟糕，先是在颜真卿等人的鼓动下，大量臣服的州郡纷纷揭起义旗，然后是郭子仪、李光弼率领朔方军从河东（山西）跨越太行山，进入河北，河北的史思明等将领们则屡战屡败，狼狈不堪。唐军势力甚至隔绝了河南和范阳老巢的联络。往来的通讯员都得偷偷过境，还常常被捕。河南的叛军也人心动摇。

　　

　　唐军形势一片大好。如果按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安禄山的叛乱就会在短期内平定。大唐王朝也将继续延续他的太平盛世。安禄山自己也非常郁闷，五月份的时候，他将谋主高尚、严庄找来痛骂：“你们多年教我造反，说是万全之计。现在潼关被牢牢把守，数月不能进；北边的道路都断绝了，唐军四面包围着，我现在所有的只是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你们今后不要来见我了！”

　　

　　从年初迫不及待的登基，到五月份的仓皇失措，可以看到安禄山的反叛并没有什么深谋远虑的政治目标，他更像一个赌徒。在他看来，从消极的角度说，他可以自保；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他可以过一把皇帝瘾。他其实并没有要开创一个王朝的理想。

　　

　　在安禄山渡过黄河，攻克第一个河南城市陈留之后，因为得知自己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杀，怒不可遏的他下令将降军万人全部杀死，以泄心头之恨。如果是一个期待建立新王朝的政治家，必然要考虑到民心所向。而杀降，则只能给自己塑造起一个残暴无道的武夫形象。

　　

　　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很满足于能在洛阳称帝，而完全失去了继续进取之心。向西，他没有全力去进攻潼关，向长安进发。如果他率领全军，乘胜追击，攻下潼关未必不可能。但他甚至都不愿亲自带队攻打，而只是派遣了一支数量不大的队伍，去攻击几十万人把守的潼关。

　　

　　向南，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南方地区对于中央财政的重要性。如果他全力攻破南方两个据点，切断南方向关中源源不断的物资运输，恐怕唐王朝会很难支撑下去。要知道，当时南方的军力是相当薄弱的，完全不可能抵挡住叛军的全力进攻。

　　

　　对在洛阳当大燕皇帝的安禄山来说，他派遣手下将领四面出击，只是扩大自己的地盘，掠夺更多的财富，让大燕国看起来更大，让自己更富有。如此而已。

　　

　　还好，在唐玄宗的再次“帮忙”之下，安禄山幸运地再次捡到了大元宝。虽然哥舒翰死守潼关是上策，但玄宗已经对手握重兵的将领非常缺乏信任感，所以他一再派人去硬逼哥舒翰主动出击，结果可想而知。六月，叛军击败潼关出击的守军，接着攻陷潼关。无险可守的长安一片混乱，六月十三日，唐玄宗仓皇西逃。

　　

　　奇怪的是，在叛军攻下潼关后，安禄山遣使命令他们留守潼关，而不是立即直取长安。直到十天之后，他才派自己最得宠的将领孙孝哲进入长安。并且，也没有进一步追击唐玄宗君臣，而是让他们得以从容地逃到成都，让肃宗逃到了灵武。真是不可思议，简直让人怀疑他们在打假球。

　　

　　虽然攻占了长安，但安禄山并没有前去长安耀武扬威。他只是让孙孝哲做了两件事，一是搜捕唐朝官员以及宗室等，大肆屠杀他痛恨和讨厌的人；二是“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原来，唐玄宗在宫中有非常精彩的乐舞表演，特别是其中有舞马（会跳舞的马）百匹，能“衔杯上寿”，还有犀牛、大象，或拜或舞，简单地说，就是歌舞团和马戏团表演。安禄山当年看了之后，非常羡慕，现在终于得志了，当务之急就是要将这些歌舞团、马戏团先送来洛阳。

　　

　　这段史实，《资治通鉴》有一段评论：“贼将皆粗猛无远略，既克长安，自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这里虽然说的是“贼将”，但无疑安禄山是“无远略”最严重的一个“贼首”。

　　攻破长安，是安禄山达到的最高成就了。他的成功建立在唐玄宗的骄奢昏庸之上，而他自己的目标无非是继承玄宗那些骄奢淫逸的生活。所以，可以断言，安禄山的大燕国必然不能长久。而事实上，他自己的性命也并不太长了。

　　

　　首先是他的健康状况很糟糕，本来就有眼疾，不到一年就失明了，而且又患了毒疮，使得他很痛苦，政治军事的胜利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心情愉悦。他本来就暴躁的性格变成狂暴——他经常性地责骂痛打身边的人，从侍者李猪儿，到大臣严庄，再到儿子安庆绪。这些人自然酝酿起了谋杀案。他们本来都是亡命赌徒，所以也顾不得什么上下尊卑了。可笑的是，严庄在劝安庆绪动手的时候，居然说：“殿下听说过大义灭亲乎？”

　　

　　于是至德二年，也是圣武二年（757）的正月初五这天，在安禄山生日后的第四天，严庄与安庆绪手持兵器，守住门口，而李猪儿手执大刀直冲入帐下，挥刀就朝那个超级大肚子砍过去。安禄山眼睛看不见，伸手去摸床头佩刀，结果摸了个空。安禄山愤恨地用手大力摇撼着帐竿，大喊道：“是我家贼！”一会儿，肚子中流出数斗血。一代枭雄，就这样戏剧性地一命呜呼！

　　

　　这时，离他登皇帝位，整整一年零四天。

　　

　　有趣的是，杀了父亲的安庆绪后来被史思明所杀，而史思明又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所杀。这样不断的内乱，充分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叛军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没有什么道义可言。他们的聚合，只有利益。只有利益黏合的一条船，注定是走不远的。

　　

　　但就是这样的一群狼，把整个大唐帝国搅得天翻地覆，彻底伤了元气。就是这样一场几乎没有什么大目标的混乱，无比深刻地改变了大唐帝国，不仅留下了一个伤口，而且也给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留下了一道最醒目的疤痕。在这道伤疤之前之后，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两段，这两段，有着深刻的变化。这，也许是安禄山自己并没有想到的。这也许就叫偶然创造历史吧。

　　

　　明日人物：狄仁杰

　　

　　呵呵，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位历史人物

　　

　　有很多经历也是值得推敲一番

　　

　　不知道大家对狄大人是何种看法

　　

　　此人物身上，确实有不少传奇色彩，甚至近乎神秘，呵呵

　　

　　当然，历史总有可辨之途

　　【人物第五帖】

　　

　　

　　狄仁杰——天下桃李满狄门

　　一、桃李满门的宰相

　　二、少年老成

　　三、起步坎坷

　　四、断案如神

　　五、造福一方

　　六、移风易俗

　　七、为民请命

　　八、斗智斗勇

　　九、定策国老

　　十、知人善任

　　十一、东方神探

　　

　　一、桃李满门的宰相

　　狄仁杰并不是老师。但他在武则天朝做宰相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原来是说狄仁杰提拔了很多官员，几乎遍布朝野。这是恭维他呢。狄仁杰则正色回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

　　

　　武则天一生好杀，宰相都杀了一箩筐，但她却对狄仁杰另眼相看，称为“国老”，极为信任，几乎言听计从，特别对他推荐的人才，一概加以重用。所以狄仁杰才能够在短短四年的宰相任上就能做到“桃李满天下”的局面。

　　

　　这，绝对是个奇迹。武则天为什么这么信任他？

　　

　　宋太祖赵匡胤曾这样评价武则天：“则天，一女主耳，虽刑罚枉滥，而终不杀狄仁杰，所以能享国者，良由此也。”这个看法倒是很有意思，赵匡胤认为，没有杀狄仁杰，是武则天后来还能被唐代供祭的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

　　

　　答案在《新唐书》里，在《狄仁杰本传》后，宋祁评价：“武后乘唐中衰，操杀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杰蒙耻奋忠，以权大谋，引张柬之等，卒复唐室，功盖一时。”就是说，武则天将唐政权给灭了，而狄仁杰通过提拔张柬之等人，最终完成了匡复唐室的丰功伟业。

　　

　　武则天一生英明，居然信任了一个处心积虑的掘墓者。这难道是真的吗？

　　

　　要说中国人心目中，最出名的审案子的官员，那是包公。但在老外的眼里，狄仁杰这个名字远比包公来得著名多了，他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就像很多老外通过李小龙知道了中国功夫一样，很多人通过狄仁杰知道了中国式判案。而近年来，通过电视连续剧，狄仁杰作为断案如神的传奇人物也同样为中国百姓所熟悉。

　　狄仁杰是怎么成为老外和今人心目中的神探的呢？

　　

　　二、少年老成

　　

　　贞观四年（630），大唐名相杜如晦去世。也就在这一年，未来的名相狄仁杰，刚刚出生。

　　

　　狄仁杰，字怀英。因为他后来被封为“梁国公”，所以常见称呼有“狄梁公”。唐朝还有两个著名的梁公，一是房玄龄，称“房梁公”；二是姚崇。三位“梁公”分别是太宗、武则天、玄宗朝的重臣，真可谓国之栋梁。

　　

　　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曾做过贞观朝尚书左丞——这是一个很要害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他和尚书右丞（办公厅副主任）一起掌管尚书都省（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尚书省各个部门颁行天下的文件，都要经过他们两个的检查审核。可以说是整个尚书省的枢纽。不过狄孝绪的事迹可考的极少，可能因为他做尚书左丞时间很短，政绩不显，所以泯然众人矣。

　　

　　狄仁杰之父狄知逊，官位不如狄孝绪。明经及第，然后做过东宫内直郎，掌管太子东宫的符玺、伞扇、几案、服饰等事。对于刚出道的官来说，这是个很好的起点。可惜狄知逊此后官运很一般，一辈子都只在地方做官，郑州（今河南郑州）、梁州（今陕西汉中）、越州（今浙江绍兴）、华州（今陕西华县）、夔州（今重庆奉节），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却一直没能做到刺史。虽然当时全国刺史有三百多，但刺史品级也是相当高的，上州刺史入了三品，算高级官员；普通刺史也有四品。狄知逊最后做过夔州长史。长史，当时称“上佐”，就是一州的高级佐官。虽然品级地位都不错，一州之内，也仅次于刺史，但没有实权，如一定要拿现在的官做个对比，就类似于市人大主任。

　　

　　不过，狄知逊在大江南北的四处宦游，对青少年时代的狄仁杰而言却是个很好的经历。他因此增长了见识，了解了民间疾苦，这对他以后做官总是关心民情，坚持为民造福，有着很深的影响。

　　狄仁杰是家中长子，自然会被寄予殷切期望。而狄仁杰也没让父母失望，从小就表现出了不俗气质。据说有一次，他家门人被害，当地官吏前来调查案情，全家老小都出门来接受讯问，只有狄仁杰安然不动，一个人专心读书。官吏就责问他，狄仁杰昂然回答：“我在书中，忙着和古代圣贤交接，哪有空来见你们这些俗人，管这些俗事！”这个事情被两唐书的本传都记载了。大概是想反映狄仁杰从小就有崇高志向，追慕古人吧。此外，从这个故事能看到少年狄仁杰确有很多不凡之处：一般小孩遇到这种难得的“大事”，大概早就跑出去看热闹了，他却不爱搭理，颇为特立独行，有个性；还有，对于官吏的责问，一般孩子估计都汗不敢出，他不仅对答如流，还敢于讽刺对方，可见他有见识，胆子大，嘴巴快。总的来看，狄仁杰比较早熟。

　　

　　除博览群书之外，狄仁杰还有个特点——对医术很有兴趣。这也是有别于一般官宦子弟的特长。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精通针灸之术了。他去长安赶考的时候，路过华州，看到有人贴出巨幅广告：“能疗此儿，酬绢千匹。”上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富家少年，鼻子下长了一个拳头大的瘤子，稍微碰一下，就酸痛刺骨，两眼翻白，几乎奄奄一息。狄仁杰很同情，于是上前揭榜。孩子父母亲属激动得立刻叩头下拜，还马上把千匹绢拉了过来。狄仁杰先让少年坐起来，取出针，从后脑刺进去。然后问，是否针气已经达到患处？病人点点头，狄仁杰手一抖，迅速抽针。那个瘤子应声落地，少年一下子痊愈，一点病态都没有了。孩子父母亲属都哭着拜谢，送上绢匹。狄仁杰笑着摇手：“我只是为了帮病人解脱痛苦，并不是要靠这个赚钱的。”转身扬长而去。

　　

　　未成良相，先成良医。不过，这种医术太过夸张，故事也许并不真实。但从此之后，狄仁杰却真正开始了替天下百姓医治苦难的道路。

　　

　　三、起步坎坷

　　

　　显庆元年（656），二十七岁的狄仁杰踌躇满志来到长安赶考，和他父亲一样，顺利地明经科考及第。明经科，和进士科一样，是唐代科举的一个科目，类似于今天的文科、理科的区别，考试内容有别，但及第之后都是一样做官。一般人都知道，唐代有句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明经很容易，三十岁考中就算老的；而相对地，进士科很难，五十岁考中，也算年轻的。这是因为进士出身的人一旦做官，以后官途就顺畅了，所以有才之士一般都不屑于明经出身。但这是唐代中后期的情形。事实上，唐朝初年的时候，明经科比进士科更热门，更受重视。因为唐初规定：明经出身的人，名列前茅的，可以获得“从八品下”的散官；而进士出身，名列前茅的，授予“从九品上”的散官。两者相差了三阶呢。所以，狄仁杰选择考明经科，绝对不是“技不如人”而想剑走偏锋的意思。

　　

　　就在此前一年，永徽六年（655）十一月，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也刚踏上她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台阶。说起来，他们俩还是并州老乡呢。不过，权倾天下的武则天并不认识还在底层的狄仁杰，也不可能给他什么帮助。虽然狄仁杰肯定知道这个帝国最风光的人物，但他恐怕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未来会跟这个女人发生密切的关系。

　　春风得意的狄仁杰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但他在之后的十八年里，一直都只在地方为官，没有提升的机会。似乎他也注定要和父亲一样，会终老在一个地方的“闲官”上面。

　　

　　狄仁杰的第一个职位是“汴州判佐”，就是汴州的州级官员。所谓判佐，就是判官，是具体分工处理政务的官员，分别叫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全称是“司功曹参军事”。这些分类，有点类似中央的六部分工。至于狄仁杰做了哪个曹参军事，不可考。

　　

　　狄仁杰满腔热情地开始他的工作，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次沉重打击——被胥吏诬告了一把。虽然不清楚诬告何事，但从狄仁杰后来刚直不阿的性格来看，估计多半是狄仁杰破坏了官场“潜规则”吧。幸运的是，这一状告到了河南黜陟使阎立本这里。

　　

　　阎立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也曾官至宰相，因画名太大，以至于人称“丹青宰相”。不过这个时候，他是个“钦差大臣”。唐朝初年，地方制度是州、县两级，全国有三百多个州，都是中央直辖。而这么庞大的规模，中央的管理实在力不从心。为了弥补管理漏洞，于是中央每隔一二年，就要派朝官分道去各地巡查工作，叫“黜陟使”，类似后来的巡按大人。为什么叫黜陟使呢？因为钦差最主要的工作是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黜，就是黜落；陟，就是升官。这些钦差在巡查之后，要提交报告，根据官员的好坏进行弹劾或推荐，从而使地方官员升官或降职。此次阎立本就是以工部尚书担任河南道的黜陟使，汴州属于河南道，正在巡查范围之内。

　　

　　阎立本亲自审讯，却惊讶地发现狄仁杰是个很杰出的人才！他接见了狄仁杰，大加赞誉：“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回去之后，就大力举荐。于是狄仁杰被调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职位也还是判佐，但汴州为上州，判佐是从七品下，而并州是都督府，判佐为正七品上。等于是升官二阶。

　　

　　对狄仁杰来说，更愉快的是，他回到老家了。因为并州下属县阳曲正是他的故乡。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件让大家深为震动的事情。并州都督府级别高，事务也繁忙，所以配备有两个司法参军，另外一个司法参军叫郑崇质。郑崇质最近心情不佳，因为他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一方面，他的老母抱病在身，正需要他悉心奉养；另一方面，刚好上司给了他一个出差的任务，而且是到“绝域”之地。所谓“绝域”，在唐朝规定中，起码是指万里之遥的地方。危险重重且不说，以当时的交通工具，光时间就得一年两载的。正在老郑“忠孝不能两全”烦恼之际，狄仁杰主动站出来，找到领导——长史兰仁基，要求代替郑崇质出这趟苦差。兰仁基听了以后，除了意外，一则感动，一则惭愧。因为这个时候，他和并州司马（也是上佐）正在闹矛盾，关系很紧张。一比照狄仁杰，实在差距太大了。狄仁杰的崇高人格，照出了自己的渺小。后来兰仁基常常将此事挂在嘴上，感慨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能让自己的上司如此推崇备至，狄仁杰不愧叫“人杰”！

　　

　　此后的狄仁杰具体做过什么官，史无明载。不过肯定还是在地方任职，因为一直到四十七岁他才调到中央。这么长时间的地方官，也不是没有价值的，那就是让他积累了很多具体行政经验，特别是判案的经验。这对他未来的工作非常有帮助，也是使他声名大振的基础。

　　

　　四、断案如神

　　

　　可能因为狄仁杰在地方工作出色而勤恳，特别判案方面才能十分突出，终于，到了上元二年（675），他被调到中央，当上了大理丞。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七岁了。巧的是，此前一年，也就是上元元年，刚好是武则天称“天后”，走到了政治的前台。两人的经历惊人地同步。

　　

　　大理丞，品级不高，仅从六品上，但地位重要，负责京师百官的审判断罪，同时也复核全国各地的判案，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的法官兼最高检察院的检察官。狄仁杰这人个性突出，敢想敢做，同时又才能杰出，所谓金子到哪里都会闪光的，所以，他任大理丞一年后就声名大振。

　　

　　话说狄仁杰上任的时候，已经积压的案件非常之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笔不停批，整整奋战了一年，就把积压案件全都清理了，涉案人员达一万七千人之多，而且一个喊冤的都没有。数量又多，质量又好，工作真是没得说。怎么看也应该评个先进工作者啊。所以，年终考核的时候，他的上司——大理卿（大理寺长官）张文瓘（guàn）给了他一个“中上”——唐代官员每年的考核称“考课”，分九等，从上上到下下。当时的考核还是很严格的，工作成绩非常出色才能评“中上”，至于“上下”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各个部门的考课结果，还要提交上级审核过。而这一年负责考核的，则是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他一看狄仁杰不过是个刚工作一年的新手，想必不会有什么突出成绩，说不定是走后门、拍马屁的结果吧。于是就很主观地否定了这个少见的“中上”成绩。张文瓘倒是护犊子，他很不服气地提出了异议，并将狄仁杰的工作成绩详细地做了汇报，刘仁轨一看大惊，果然是个好干部啊。他很为自己的失察而内疚，同时也惊异于狄仁杰工作的出色，当即给了他一个很罕见的“上下”。这可是非常罕见的高分啊。这一段插曲，一下子就让狄仁杰在长安的官场出了名。而这，仅仅是个开端。接下来的狄仁杰，一次又一次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终于有一次，狄仁杰让高宗皇帝也记住了他。

　　

　　狄仁杰让皇帝印象深刻的事情，来自一次执法纠纷中，狄仁杰不顾高宗大发脾气而坚持己见，犯颜直谏。当时是仪凤元年（676），左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卫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昭陵（唐太宗的陵墓）中的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立即处死。狄仁杰却上奏说：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善才这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皇帝盛怒，狄仁杰却神色不变，仍然振振有辞，先是坚持有法必依：“现在依照法律，他俩罪不至死，而陛下坚持要杀，那么法律就无法取信于人，人们会很茫然失措，这样法律就失效了。”同时晓之以理：“现在陛下因为昭陵的一株柏杀了一个大将军，千载之后，人们会怎么评价陛下呢？如果我奉命杀了善才，那才是真正陷陛下于不道啊。”

　　

　　后来高宗终于冷静下来，觉得狄仁杰很对，于是特别下令让史官把这个事件给记录下来，编入国史，以便能流传后世。高宗有意识地强化这个佳话，一来表彰狄仁杰，给大臣们树立一个榜样，二来嘛也顺便提升一下自己，树立一个善于纳谏的皇帝形象。

　　

　　而且，不久高宗就提拔他当了“侍御史”。侍御史是御史台官员，属于监察系统。此官的品级虽不高，从六品下，和大理丞一样，但属于“清望官”——清望官并不都是高官，而是有高有低，最低的有七品官。关键是这些所谓的清望官几乎就是官员体系中的独立系统，而且有高有低的官员体系，构成了一个升官的“快车道”。某个官员一旦做了低品级的清望官，那么未来的升迁将会很快，而且很有希望升到三品以上的高官。因为三品以上的官，都属于清望官。如果不能在早期进入清望官，那你就在官员大部队里慢慢熬吧。

　　

　　高宗虽然将他平级调动，实则将他放入到“重点培养考察对象”中了。有次在狄仁杰奏事之后，高宗跟他开玩笑说：“你可是搭上了权善才这条顺风船了啊。呵呵。”能被皇帝所欣赏，前程还会不远大吗？那自然是顺风顺水了。

　　

　　狄仁杰确实没有辜负高宗，他非常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侍御史，也是负责审讯案件的，只不过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百官。可以说，御史就是官员中的“宪兵”，御史的别称就叫“宪衔”。在任职期间，狄仁杰很不客气地弹劾了高宗的两个宠臣、权臣。一是司农卿韦弘机，此人为高宗修了很多宫殿，都特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马屁没拍成，真够倒霉的。另外左司郎中王本立因为受宠，恃恩用事，也被狄仁杰毫不留情地揭露弹劾，而且狄仁杰对皇帝的说情也一点不买账，最终将他拉下了马。据说是“一时朝廷肃然”。小小的狄仁杰，硬是为朝廷整了一回风。当然，这绝对仰赖高宗的明白和宽容。

　　

　　这时期的狄仁杰，给人的印象就是能力超强，判案如神，同时又铁面无私，这很像后来人们心目中的包公形象。这大概也是狄仁杰后来会成为“神探”的基础之一。

　　

　　五、造福一方

　　

　　狄仁杰在当时和后代的老百姓心目中，地位都十分崇高，好评如潮。因为他是真心爱护百姓，为百姓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事，而不是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

　　

　　就是在中央任官的时候，他也不忘对基层百姓的关切。狄仁杰后来做过度支郎中，就是专门负责天下财政支出工作。有一次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在并州），以狄仁杰为“知顿使”——一路先行，为皇帝先行布置好中途食宿的官员。原本安排的路上有个“妒女祠”，这个妒女祠自然祀奉爱妒忌的女神了。据说只要有人穿着好衣服经过，肯定会有风雷之灾。这么神奇的民间传说，估计就是唐朝的时代产物——唐代妒忌的妇女最多也最厉害（有好事的唐人还写过《妒神颂》呢）。为了皇帝的安全，并州的地方长官就征发了数万人，准备另外开一条路。狄仁杰立刻制止说：“天子出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还怕一个区区妒女么？”唐高宗听闻后，赞叹说：“真大丈夫！”为民请命的，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大丈夫。狄仁杰为故乡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事实上，他是官做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无论哪里的老百姓，都是他爱护的子民。

　　垂拱元年（685）开始之后的十多年内，狄仁杰相当繁忙，不断地在中央和地方轮流任职；职位也是忽高忽低，高的时候做宰相，低的时候做县令。

　　

　　685年，武则天刚好太后称制，积极筹备改朝换代，接着是称帝和巩固皇位。所以，这十多年时间内，政治斗争可谓波谲云诡，异常险恶，完全是一场政治大运动，社会大动荡。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狄仁杰的起起落落也就很好理解了。事实上，以狄仁杰的脾气个性，他本来很难顺利过关，但为什么他终于安然无恙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任职情况吧。从任职的时间上看，狄仁杰在中央的时间很短，而大多数时间都在地方。也就是说，狄仁杰其实大多数时间远离了政治旋涡中心。我认为，这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幸运，而是背后有一只手在调控着，那是武则天的手。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保护狄仁杰呢？

　　

　　首先，武则天早就赏识狄仁杰。狄仁杰调任中央的时候，武则天已经是大唐的实际管理者，而他的那些精彩成绩，武则天显然都看在眼里。他的步步提升，固然是高宗赏识，但很难说不是武则天的认可。

　　

　　其次，武则天很清楚，这个时期，她的工作重心是搞政治运动。等政权稳固了，工作重心必然要转移，要稳固武周政权，就需要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而狄仁杰这样能治理天下的高手，就可以拿出来重用了。

　　

　　这个分析，也可以解释一个困惑。那就是既然武则天在最后几年，那么赏识和依赖狄仁杰，那早干吗去了呢？又不是头一天才认识。以武则天的识人之明，她肯定是早就心里有数。这个时期，武则天开始大规模使用白色恐怖。特别是酷吏政治，就集中在这段时间。而狄仁杰是个正人君子，刚直不阿。在这种屠刀横飞的时期，很难不误伤到他。她让狄仁杰在地方任职，一来可以躲开是非，二来也为天下百姓多做好事，稳固地方。武则天针对的只是那些官僚阶层，而民为邦本这点，她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从某种角度来说，她用狄仁杰，确实用到了要害之处。

　　

　　我们来看看狄仁杰造福一方的经历吧。垂拱元年（685），狄仁杰出任宁州刺史。宁州在今甘肃宁县一带，当时为边疆地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抚和戎夏，人得欢心”。当地人特地为他立碑颂德。唐代有个制度，地方官如果政绩出色，老百姓可以立碑赞颂，这个碑叫“德政碑”。立碑可不是容易的事情，都需要中央严格考察后才批准。当然后期假冒伪劣的也多了。唐前期的立碑比较少，也都货真价实。狄仁杰一生在地方做官很多，这样的碑也遍布全国，在当时也是个罕见的现象。

　　

　　第二年，他再次被巡察的钦差举荐，于是再回朝廷做冬官（工部）侍郎。但很快又被派出巡察地方。接着做过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在经历了一次危机之后，再贬为彭泽县令。

　　

　　虽然狄仁杰一落千丈，被贬为七品县官，但他无暇自怨自艾。因为赴任当年，就遇到大旱无雨。狄仁杰立刻上奏疏，要求朝廷救灾，并免除租赋。而且他救的不止彭泽一县，还包括周边的八个县。朝廷很快答允，于是当地百姓得以渡过灾难。等狄仁杰离任后，彭泽百姓自发给他建造了“生祠”。活着的人能被立祠祭祀，那是罕见的荣誉。而且也要经过中央批准。

　　

　　万岁通天元年（696），河北被契丹入侵，百姓惊扰，朝廷震动。武则天把彭泽令狄仁杰调为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驱赶百姓入城，缮修守具的做法，而是让百姓放归农田，安心生产，同时整顿军备。不久契丹退兵。而这年魏州因为没有错过农时，居然获得了大丰收，使老百姓避免了一次大灾难。当地百姓出于感恩也给他立了生祠。据说魏州百姓每个月初都要去生祠供祭，摆上酒肉。

　　

　　

　　有一次狄仁杰刚好去朝见武则天，居然面有醉色，武则天知道他是不喝酒的，就很奇怪。狄仁杰就说因为百姓祭祀才这样的。武则天派人去查验了之后，方才相信。这个故事很有趣，虽说是编造的，不过也生动地反映了老百姓对狄仁杰的衷心爱戴。

　　

　　不久，狄仁杰再次升任幽州（今北京）都督，安抚战后余生的百姓，恢复生产。

　　

　　在赴任之前，武则天特别赐予他一件龟带紫袍，而且武则天亲手（据说）在上面加了十二个金字：“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她终于要重用狄仁杰了。狄仁杰有了更好的平台，可以为天下所有百姓造福了。

　 　　六、移风易俗

　　

　　狄仁杰在地方上，除了拯救百姓疾苦之外，也很注重移风易俗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最出名的是他在做“江南巡抚使”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件惊人的大事——大毁淫祠。

　　

　　什么是“淫祠”？淫是不必要、多余的意思。所谓淫祠，就是官方不正式认可的祠庙。江南吴楚一带，因为风俗传统特别，有大量的祭祀祠庙，用以崇拜五花八门的人神和鬼怪。基本上都属于淫祠。

　　唐代笔记里记载过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江南有个驿吏，特别能干，把驿站的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新刺史上任时，他请刺史来检查工作。走到一道门前，挂着一个神像，说是“杜康”，原来这是酒库；又来到茶库前，也有神，说是“陆羽”；还有一个库是放酱肉腌菜的，门前也有个神像，说是“蔡伯喈”，刺史大笑，说这个神就不必了。

　　

　　实际上这些祠庙的祭祀浪费是相当惊人的。在狄仁杰看来，鬼神并不能救民于水火，百姓徒然耗费钱财，有害无益。况且狄仁杰本人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奉行者。不久前，狄仁杰就完全不理会妒女祠的传说，为人民消除了一次无谓的徭役。所以，狄仁杰到了江南后，不惧各种阻力，下令将各种淫祠毁去，共计一千七百余所，如项羽、春申君、赵佗、马援等等，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祠，这在崇信鬼神的唐代，实属不易，足见狄仁杰见识超凡。

　　

　　据说在毁项羽祠的时候，大家都畏惧不敢前，说入内者必死。狄仁杰大怒，当即写了一个通告——《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把项羽批评了一顿，责令：“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然后坚决拆毁。狄仁杰此举，比西门豹治邺还要猛。

　　

　　狄仁杰的这个举动，影响非常大，在有识之士中树立了一个典范。唐代就有很多人模仿他，比如李德裕后来也在浙西做过一次大规模禁毁淫祠的活动，韩愈、柳宗元也有类似举动。赞赏他的自然更多，其中最热烈的是明末的王夫之，他甚至说此举“赫然与日月争光者也”（不过这太夸张了点）。当然，这个举动对普通百姓影响更大，这从后来民间盛传狄仁杰不怕鬼的故事可见一斑。有个故事讲狄仁杰去做宁州刺史的时候，刺史的住房是个凶宅，闹鬼，前面已经死了十几个刺史了。小吏让狄仁杰换个别的房子住，被他拒绝。结果好几个晚上都出现诡怪奇异的东西，狄仁杰大怒，破口大骂了一顿，结果很快出来一个人，请狄仁杰帮自己迁葬坟地云云。后来就再也没出现鬼了。这活脱脱是《聊斋志异》的一出场景。不光是狄仁杰不怕鬼，更有甚者，老百姓中还有妖怪怕狄仁杰的故事。说武三思有个家伎叫素娘，色艺双绝。武三思将她隆重推出，大宴群臣。不过狄仁杰有病没来。第二次再宴，狄仁杰来了。结果素娘推三阻四，不敢露脸。后来终于不得不吐露实情，声称自己是花月之妖，因为狄仁杰是“正人”，不敢相见。然后就化为香气消失了。是不是很眼熟？端的是《聊斋》故事。

　　

　　甚至还有一个雷公向狄仁杰求助的故事：代州曾有一株大槐树，有次被雷劈裂开好几丈长的口子，居然将一个雷公夹在了中间，疼得他吼声如雷（雷公的吼声，自然是雷了）。当时狄仁杰刚好在代州，就带着一群宾客随从去观看。快到达时，众人都纷纷惊退，不敢向前。结果只有狄仁杰敢独自前行，靠近大树后问雷公这是怎么回事，雷公说：“因为我要赶跑树里的一个孽龙，但我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姿势不对，降落位置出错，所以被树夹住了，请你救救我。我一定重重地报答。”于是狄仁杰找来木匠把树锯开，雷公才得以解脱。此后，凡有吉凶祸福之事，他都预先向狄仁杰报告。

　　以上这几个故事，从鬼到妖怪，甚至到天神，或是怕狄仁杰，或是要狄仁杰帮忙，虽然流于奇谈怪论，但恰恰充分反映了老百姓心目中的狄仁杰，一身浩然正气，能够克制各种神怪。

　　

　　

　　因为这样的形象，所以后来狄仁杰居然也成了一方百姓的保护神，不断被人供祭——反对淫祠的狄仁杰自己竟也成了一个“淫祠”的主人！狄仁杰地下有知，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七、为民请命

　　

　　狄仁杰心中装有老百姓，不是一句空话。他曾数次冒着危险，救下了很多老百姓的性命。

　　

　　早在狄仁杰做御史的时候，就曾被派遣出使岐州，安抚当时岐州的逃亡兵士。狄仁杰到了当地，先释放了被抓的几十个人，并给他们粮食，遣返回乡。然后贴出告示，允许自首，既往不咎。效果很好。高宗很高兴，将他的这个做法推行天下，结果当时类似的很多逃亡者都纷纷回来了。可以说，狄仁杰这个宽大处理的安抚模式得到推广，实际上是拯救了很多人。

　　

　　垂拱四年（688），唐朝宗室、豫州刺史李贞起兵反武则天，叛乱很快被平定，之后狄仁杰被任命为豫州刺史，处理后事。当时，受株连被捕获的有六七百人关在监狱中，家产被没收的有五千人。司刑使一个劲地逼促行刑。狄仁杰认为李贞及骨干分子都已经战败死亡，而这些人不过是被胁迫无奈参与的，于是冒着危险，上疏武则天，给这些人请命，表章中提到，他反复几次写了后撕毁，撕毁又写，非常矛盾。这说明他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很敏感，这个时期也正是白色恐怖盛行的时候。狄仁杰这么做，实际上是冒了很大危险的。他完全可以按部就班地执行命令。可他终于还是勇敢上书了。所谓“仁者必有勇”，狄仁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为流放。

　　

　　这个结果，可以再次证明，武则天实际上是很关注狄仁杰的。事实上，几乎每次狄仁杰的奏章，都被许可。这应该可以视为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这六七百人最后被朝廷发配到丰州（今内蒙古五原一带）充军。当这些九死一生的流徒路过宁州时，宁州父老告诉他们：“是我狄使君救了你们的命呀！”于是双方一起到早先州民所立的“狄公德政碑”下痛哭。押解差役和宁州官吏也十分感动，允许宁州父老的请求，“设斋三日”，招待流徒。因此，后世将“狄公德政碑”又称为“梁公坠泪碑”，并在立碑处建“狄梁公庙”。后来，宋代的范仲淹在这里做官时，曾专门写了狄梁公的碑文，以记述狄仁杰的事迹。而多少年风吹雨打过去后，狄梁公庙至今还在。

　　

　　流人被送走了，但前来平定叛乱的将士们却不容易被打发。将士们倚仗着有功，横行霸道，大肆勒索。此时率军的是宰相张光辅，他不加制止，反而予以纵容。豫州刚刚经历战争，府库空虚。狄仁杰没有理会，张光辅大怒，小小刺史竟敢藐视自己这个宰相兼元帅？狄仁杰针锋相对，毫不退让，说：“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意思是河南叛乱的不过是一个李贞罢了，而你纵容将士勒索，与李贞一样。还怒斥张光辅杀戮降卒，以邀战功，甚至说出“如我有尚方宝剑，我就一剑砍了你，我虽死如归”这样激愤的话语。要知道张光辅身居宰相，位高权重，眼下又手握重兵，新立大功，而且也心狠手辣，实在是个不可得罪的人物。可狄仁杰深深痛恨张光辅乱杀平民，以冒军功，显示忠诚（拿平民的头冒充敌人首级，在古代一些混蛋将领手里是常见现象）的可耻行为。狄仁杰性格刚烈，不畏权贵，这一番话，真是痛快淋漓，掷地有声。在他的凛然正气面前，张光辅居然也就偃旗息鼓，无言以对。

　　不过他怀恨在心，还朝后奏狄仁杰出言不逊。武则天暂时将狄仁杰贬到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可笑的是，一年之后，张光辅以不忠的罪名被处死，而狄仁杰则被调任洛州司马，其实是调回中央（因为武则天是以东京洛阳为她的统治中心的）。

　　但这次回去，狄仁杰遇到了一次生死劫难。

　　

　　八、斗智斗勇

　　

　　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改朝换代，正式称帝。

　　

　　天授二年（691）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宰相生涯。两人经历，再次契合。

　　武则天起用狄仁杰，实在是因为朝中无人。就在天授元年、二年的这两年，被杀的宰相有七个，还有一个被流放。虽然还有武承嗣、武攸宁等做宰相，不过他们都是政治可靠，能力平庸。狄仁杰是拉来干活的。

　　

　　但是这一时期气氛非常紧张，酷吏政治正是高潮阶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罗织罪名，株连成风，成片打击。以来俊臣为首的一批酷吏无恶不作、不择手段、胆大包天、凶残无比。他们要打击谁，几乎没有逻辑可言，因为他们只要杀人，就是立功。杀的越是高官，功劳就越大。所以，身为宰相却又刚正不阿的狄仁杰在劫难逃。

　　狄仁杰九月入相，来年三月，来俊臣就告发了一个大案——包括三个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在内的七个高官谋反。眨眼间，这些高官统统被捕入狱。

　　

　　这不是一般的监狱，叫“诏狱”，意思是为皇帝特诏办理的案件而设置的监狱。实际上，诏狱纯粹是酷吏用来折磨人的行刑场。当时号称，“入此狱者，非死不能出”。可以说，狄仁杰遭遇到了空前的危险。

　　

　　被捕之后，来俊臣诱骗他们说，只要老实坦白，可以从宽免死。但大家都知道这是鬼话，然而狄仁杰出乎意料干干脆脆地承认自己谋反：“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很高兴，于是放松了警惕，将他关在牢里，就等皇帝复核之后行刑。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智商，聪明如狄仁杰，会那么傻，自寻死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狄仁杰要了纸砚，偷偷拆了被头的帛布，写好了一个诉冤书，然后放到棉衣里头封好。之后对看守人员说，天热了，让家里人来拿回棉衣。看守人员也不仔细查看。结果这份诉冤帛书，就顺利地被狄仁杰儿子狄光远送到了武则天面前。武则天立刻召见了他，问他为什么先前承认谋反？狄仁杰回答，如果不承认，早就死在酷刑之下了！于是武则天下令释放了他，同案的七人也都出狱了。

　　

　　狄仁杰这次被诬陷，居然能够全身而退，实在是个奇迹，不能不说他的聪明灵活、见机行事，远在普通人之上。武则天时候还有一个宰相魏元忠，也曾受诬陷入狱，他一开始死硬，结果备受折磨，体无完肤，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谋反。当时人都说魏元忠和狄仁杰差距太大了。

　　

　　当然，狄仁杰绝对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是非常坚决的。就在这次关押的过程中，酷吏看狄仁杰这么快就认罪，自以为得计，就想利用狄仁杰来株连陷害别人，于是派了判官王德寿来劝说，希望他能牵连尚书杨执柔，作证他也参与了谋反。狄仁杰问，怎么作证呢？王德寿很高兴，就说：你在春官（礼部）任职的时候，杨执柔也刚好在同部门做员外郎，你就说在这个时候搭上线的。没想到狄仁杰大喊道：“皇天后土，遣仁杰行此事！”然后一头撞向柱子，血流满面。王德寿吓得跑了，不敢再胁迫。

　　这就是狄仁杰，善于保护自己，也勇于保护他人。

　　

　　后来，武承嗣曾多次奏请诛杀狄仁杰，都被武则天断然拒绝。事实上，狄仁杰是很受武则天赏识的，即使这次狄仁杰没有自救，相信武则天也不会置他于死地，因为将来她还要大用他呢。

　　

　　九、定策国老

　　

　　终于，在神功元年（697）十月，狄仁杰被召回朝中，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第二次成为宰相，成为辅佐武则天治理天下的左右手。此时，他六十七岁。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宠信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直呼其名。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的时候，常不让他跪拜。考虑到狄仁杰已年老体衰，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格外伤心，她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这是因为朝堂中再也没有这样的顶梁柱了啊。

　　

　　武则天对狄仁杰的信任，还体现在对狄仁杰格外宽容上。狄仁杰的性格是张扬激烈的，他经常会面折廷争，公开直接反对武则天的做法，而武则天则“每屈意从之”。

　　

　　比如武则天是佞佛之人，狄仁杰就屡次劝谏。久视元年（700）夏天，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武则天答应了。狄仁杰跪于马前拦奏道：“佛，是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武则天为此中道而还。秋天，武则天又想造大佛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狄仁杰再次力谏，武则天也接受了，罢其役。

　　

　　武则天晚年，最宠爱的是二张，甚至太子、公主这些人都靠边了。但狄仁杰居然敢公开羞辱张昌宗。有一次，南海献“集翠裘”——大概是用很多绿色的羽毛织缀而成的，非常华贵而美丽，武则天就赐给了张昌宗。刚好狄仁杰入宫奏事。武则天让他们两个一起玩双陆的游戏。狄仁杰就说，要赌一把，而且提出，所赌之物就是两人身穿的衣服。武则天笑说，“你不知道，此裘价超千金。你的紫袍价格不能比啊。”狄仁杰站起来说：“我这个是大臣朝见奏对时穿的衣服；而张昌宗的那件，不过是嬖幸宠遇之人所穿的衣服，用它来换我的紫袍，我还觉得亏了呢。”张昌宗一下子情绪沮丧，心神不定，连输数局。狄仁杰二话不说，上前就扒下裘服，拜恩而出。出了朝门，狄仁杰立刻把衣服丢给家奴，让他穿上，然后打马，扬长而去。

　　

　　以当时武则天对张昌宗的宠爱，狄仁杰竟敢如此行为，可真是异事啊。如果此事真实，那么可以说明，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宠信，那是到顶了。

　　

　　基于这样的特殊地位，狄仁杰在尽心竭力治理天下之外，还倾力做了一件顶要紧的事——促成李显继任太子。

　　

　　武则天临近晚年了，继承人问题已经无可回避。这可能是武则天面对的最大困境。她的选择只有两个——儿子或侄子。从武周这个朝代的角度来说，她应该让武姓人继位；而从个人角度来说，儿子总是比侄子要亲得多。

　　

　　武则天的困境就是，虽然她个人战胜了时代，成为皇帝，但她战胜不了历史和传统，她不可能把父系改为母系。虽然李显、李旦曾经改姓武，但终究改变不了整个世界到底是男性世界这个事实。这是武则天的深刻悲哀，她，无力回天，她可以改变女人不能做皇帝的规则，却不可能将整个文化都倒转过来。

　　

　　

　　狄仁杰是主张立李显的，在推动李显继任的过程中，他不仅跟武则天讲道理，而且常打心理战。狄仁杰曾经给武则天指出：“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让儿子继位，起码以后祭祀中是少不了武则天这份的。而从来没听说过姑姑会被放到宗庙里面祭祀。又据笔记记载，有次武则天说：“我昨夜几次梦见跟人玩双陆，都不能取胜，这是什么意思？”狄仁杰一语双关地答道：“双陆不胜，必定是宫中无子。”他展开了“梦的解析”：“这是上天垂意，暗示陛下，久虚储位必定生变啊。”又有一次，武则天说：我梦到一只羽毛丰丽但两翅俱折的鹦鹉，这又说明什么呢？狄仁杰继续客串解梦大师：“武是陛下的姓，这只鹦鹉就是陛下。摧折的两翼就是陛下的两位爱子。如果陛下起用两位皇子，那就会双翼复振了。”

　　

　　实际上，当时的很多大臣都或多或少地向武则天建议，重立李显为太子。李显的支持率明显要高，在这种情形下，武则天终于顺从了历史传统，于圣历元年（698）把李显从庐陵接回来，九月，重新立为太子。同时，让太子做河北道大元帅，率军攻打突厥。有意思的是，他的副手、行军元帅，就是狄仁杰。而就在前一年，狄仁杰被重任为宰相。这个事实，说明了在李显重当太子这个事件上，狄仁杰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后来李显做了皇帝后，特别追封狄仁杰为司空。可见他是很感恩狄仁杰的帮忙。另外，唐人还写过一本《狄梁公传》，又叫《狄梁公立庐陵王传》。可见唐人把李显重立太子的功劳基本算在了狄仁杰头上。

　　

　　这个事情往往被解读为狄仁杰忠于李氏唐室，忠于李显。但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

　　

　　李显能胜出，深层因素是民心支持。武家人对天下基本没什么贡献，而李家毕竟淹有天下多年，特别还有唐太宗这样的超级英主，深入民心。可以想见，即使真的让武承嗣继位，一旦武则天去世，他肯定镇不住。往好了说，也难免血溅宫廷，往坏了说，那就是天下大乱。相比较而言，李显继位，名正言顺，不会有什么大矛盾存在。

　　

　　中国古代，政治的稳定，是最大的稳定。而皇位的顺利继承，又是最大的政治稳定。狄仁杰是正直而又成熟的政治家，正是看到了这个事情的至关重要，所以利用特别被宠信的有利条件，促成了武则天任命李显做太子的最终选择。他选择了支持李显，其实是选择了和平过渡。与其说狄仁杰忠于李唐王朝，不如说狄仁杰忠于天下百姓的安宁。

　　

　　这是狄仁杰对唐朝，对百姓所做的最大贡献。狄仁杰是武则天的定策国老，也称得上是中宗李显的定策国老。

　　

　　十、知人善任

　　

　　狄仁杰在任宰相期间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推荐和提拔了大量人才。

　　

　　狄仁杰选拔人才是不拘一格的。有一次，武则天让宰相各举荐一个人来做尚书郎。就是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的郎中、员外郎这些官职，相当于今天国务院内各司司长，地位很重要。狄仁杰推荐的，是自己的儿子狄光嗣。后来狄光嗣果然当上了地官员外郎（户部司的副长官），非常称职。武则天很高兴：“你就像古代祁奚一样，能举自己儿子为官。”这件事情说明狄仁杰是个典型的务实主义者，不玩虚的，同时也不畏惧别人的说三道四，襟怀坦荡。其实这也是武则天的重要特点。他俩在这点上是很合拍的，可谓君臣相得。

　　

　　狄仁杰也能冒着风险举荐人才。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来兵败来降，有关部门主张处斩。狄仁杰却别具慧眼，认为李楷固是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一定能感恩效节。这个提议也被武则天接受了，授以官爵，委派他专征契丹。果然，李楷固大败契丹余众，得胜而归。武则天为此设宴庆功，宴会上，武则天举杯对狄仁杰说：“公之功也。”

　　

　　因为狄仁杰知人善任，而武则天也充分信任他，所以在短短几年之内，他推荐的人遍布朝野。因为他为国举贤，并无私心，而且所推荐的确实都是人才，所以很多人后来一直任职到玄宗朝，都位登台阁，成为朝廷精英。

　　

　　

　　狄仁杰推荐人才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一次，武则天让他举荐一名将相之才，他推举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又让狄仁杰举荐将相之才，狄仁杰曰：“前荐张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答已经将他提升了。狄仁杰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于是张柬之再被提拔为秋官侍郎（刑部副长官），很快就当上了宰相。

　　

　　也就是这个张柬之，在后来武则天病重的时候，联合了桓彦范、崔玄、袁恕己、敬晖等人，发动了宫廷政变，将李显推上皇位，完成了所谓的“唐室中兴”。但是，后人一般都将这份“匡复唐室”的功劳算在狄仁杰头上。

　　

　　根据之一是所谓的狄仁杰“临终遗言”，据说狄仁杰在临死之前，曾召集了这五个人，给他们下达了一个政治遗嘱，让他们先下手为强。

　　

　　根据之二，是这五人据说都是被狄仁杰精心挑选提拔起来的。联系到狄仁杰极力推动李显重当太子的事实，这个说法似乎很合理。事实上，狄仁杰在唐代和后代得到很高的评价和地位，就是因为这所谓的“匡复唐室”，这是政治功劳，在皇帝和史官眼里，比那种关心百姓的功劳大得多了。

　　

　　

　　但这是一个误解。如果以这种解释看，那么狄仁杰必定是个政治高手，甚至可以说是个极高明的阴谋家。而且，他显然视武则天为敌人，而对唐室无比忠心，不惜冒险设下一个大局，最终推翻了武则天。可是仔细推敲起来，这并不能令人信服。

　　

　　先看那政变的五人，并没有证据表明都是狄仁杰提拔的。事实上，就以崔玄为例，他是武则天亲手提拔的，和狄仁杰没关系。在政变那一刻，这些人跑到武则天的榻前逼宫，武则天曾特别生气，对崔玄说，别人都罢了，你可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怎么也反叛我？这点就可以说明，狄仁杰精心布局的说法靠不住。至于那个所谓的政治遗言，司马光在《通鉴考异》有辨证，认为完全是编造的。我认为司马光所言是实。

　　

　　再来看看狄仁杰这人。从能力上说，他一生基本上是做地方官，行政方面很有经验，判案更是高手，但是政治方面未必就精通。事实上，在武则天这样的政治天才面前，他似乎没什么机会玩手腕，更别说是牵涉这么大的一个布局了。

　　

　　从性格上说，狄仁杰这人虽然聪明，但他刚烈外露，胸怀坦荡。有人就说他“倜傥不羁”。这种性格绝对不适合阴谋诡谲之道。

　　再从情感上来说，武则天对狄仁杰起码有知遇之恩，待之以国士，狄仁杰也没有理由内心仇视武则天。

　　

　　总之，狄仁杰虽然推动了李显复位太子，但把最后的政变算在他头上，不仅是个错误，实际上也是个侮辱。

　　

　　玄宗朝名臣姚崇，其实也是武则天一手提拔的。当最后政变成功的时刻，大家都在庆祝，只有姚崇哭了起来，别人很惊讶，他却回答说：“事奉则天皇帝这么久了，突然离开她，内心难过，实在控制不住啊！”

　　

　　如果狄仁杰还在，他可能也会一样痛哭吧？

　　

　　十一、东方神探

　　

　　今天很多人得知狄仁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把他当做“神探”。这有一定的基础。一、他确实断案如神，在地方，在中央各部门长期做法律工作；二、他爱民如子，也得到老百姓极大的爱戴，是人们心中的青天大老爷；三、他性格刚强，不畏权贵，甚至也不畏鬼神；四、他既有智慧，又善于灵活应变。另外，狄仁杰的民间传说也很多。这些，都是“神探”出现的理由。

　　

　　当然，“神探”的形象，还是需要经过文学创作的，否则不会这么深入人心。狄仁杰其实并不总是板着脸的，相反，他挺爱开玩笑，喜欢嘲笑人。有次他和同事卢献斗嘴，说：“你配上马，就是驴。”马+卢=驴。卢献反唇相讥：“我一刀把你砍两半，就是两只犬。”狄仁杰笑说：“不对不对，狄字是犬旁一个火。不是两个犬。”卢献回答：“犬边有火，那就是一只煮熟的狗。”这跟小孩嬉闹没啥区别。这么可爱的性格，人们很难不喜欢。喜欢他，就爱把各种故事编在他身上。这大概也是他会成为“神探”的理由之一吧？

　　

　　清初的时候，已经有一本《武则天四大奇案》小说风行一时，其主人公就是狄仁杰。虽然也有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但基本内容是编出来的一个个破案故事。后来有所谓四大公案小说，即《狄公案》（狄仁杰）、《包公案》（包拯）、《海公案》（海瑞）、《施公案》（施仕纶），都是侦探小说，影响很大。

　　

　　这里面，包公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不过走出国门，名满全球的，还是狄仁杰。这得归功于一个荷兰人，叫高罗佩。

　　

　　高罗佩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首先是职业外交官。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精通十五种文字，除了母语外，最好的是汉语。中国的棋琴书画，也是样样在行。甚至他的老婆水永芳也是个中国人。足见他对中国文化的衷心爱好。

　　

　　并且，他还想把中国文化传播到外国去，于是着手翻译《狄公案》——因为西方人特别喜欢侦探小说，这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切入点。结果翻着翻着，他感觉故事性太差，于是干脆自己来编写，这下一发不可收，一口气写了十七部，英文名字是Judge Dee，直译为《狄法官》。小说在西方引起了轰动，狄仁杰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被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后来，高罗佩曾将其中一部翻译成了中文，全书前加了楔子一首：“运转鸿钧包万有，日星河岳胎鲜。人间万物本天然，恢恢天网密，报应总无偏；在位古称民父母，才华万口争传。古今多少圣和贤，稽天行大道，为世雪奇冤。”狄仁杰如果英魂有知，想来也当作哈哈一笑。

　　

　　有趣的是，高罗佩还为这部小说画了一套有中国绣像风格的线描插图。因为画这套插图，他开始研究中国的民间绘画，从此不断深入，后来又出版了两本学术著作——《中国房内考》（有关房中术的研究）和《秘戏图考》（即古代春宫画的研究）。这两部书被称为中国性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也代表着高罗佩的最高成就。是佳话，也是传奇啊。

　　

　　今天，高罗佩的狄仁杰也走上了电视屏幕，为更多中国人所熟悉和喜爱。这段缘分，可谓是古今中外大融合了。

　　

　　明天讲述大唐财神刘宴的故事

　　

　　这是一位神奇的人物，

　　

　　将他与罗斯柴尔德比较时，我们可以发现，罗斯柴尔德第一桶金的

　　

　　挖掘方式与刘晏的运财帷幄如出一辙

　　

　　——而大唐财神刘晏远比罗斯柴尔德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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