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男性已經淪為社會「第二性」了嗎？

女性彷彿張開了沉睡已久的雙眼，那被莎翁命名為「脆弱」的一群人，隨著「覺醒」的光耀，儼然衝破暗夜的黎明，撕開了一道天縫，激越起「解放」的吶喊。女性恍若醍醐灌頂，一下子發現了千百年來被壓抑的秘密，於是，「男權主義」、「父權制」這些迫害著女性的標籤被貼在社會歷史的高牆上，昭示著沉冤已久的女人們在時代的催化下開始了申訴的歷程。

此後，「女性主義」理論和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應運而生，一位位學識淵博並具有強烈權利意識的女人開始口誅筆伐這個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環境，開始觀照身為女性的悲苦和痛楚。其中最受推崇，一度被稱為「女性主義聖經」的著作來自一位法國女性——西蒙娜·德·波伏娃，她的作品《第二性》系統地闡釋了作為一個女人，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所遭受的污衊和歧視。她就像一個社會性別的「偵探」，用敏銳的眼光解開了女性固有的處於從屬地位的秘密。「第二性」成為了女人們為自己的憤懣加上有力注釋的標籤——它意味著一個被塑造的性別在男女兩性的天平中永遠處於附庸地位的真相，它意味著男性天然的「第一性」和女性被強行變成「他者」的不公。就這樣，女人們披著「第二性」的枷鎖，擎著「人權」的大旗，帶淚控訴抑或憤而揭竿，開始向男性討要權利、尊重、解放，而男人們呢，被這一股強勁的風暴吹得懵懵懂懂，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同性別祖先對另一半做了什麼「十惡不赦」的欺壓，在這場社會性別史的官司中，一代又一代男性淪落成賦予女性「第二性」壓抑的罪人，時時處處受著女性主義的指摘和審判。

然而，放眼當今社會，曾經的「男尊女卑」觀念變成了「女人逛街、男人拎包」的街頭怪象，以往女性口中「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歧視」搖身成「女強人」搭配「煮夫」的家庭格局，男人們引以為傲，自稱「居家好男人」，女人們雷厲風行，標榜「經濟獨立新女性」……被壓縮到極致的彈簧也會悄悄地舒張反彈，力道甚至更強更猛，當女性以「得理不饒人」的姿態從被擠壓的桎梏中漸佔上風，社會性別的平衡似乎也隨之傾斜到了固有的「第二性」一方。當「Lady First」成了女人嘴裡傲慢的口號，當「歧視女性」成為爭吵時讓男人啞口無言的咒語，當女性用強勢的聲音叫囂著權利和地位的弱勢來逼迫男人妥協退讓，我們不禁思索——是否當代社會的男性也將漸漸走向性別的「谷底」，淪為新時代的「第二性」呢？

男人們開始有了自己的焦慮，一如幾十年前女性開始思索自己的命運一樣。且不說家庭關係、社會關係中的男女分工問題，我們不妨將女性主義理論做一邏輯延伸——女性自己在發掘自身處境的時候，明銳地指出了男性對女性在意識上的壓抑，女性主義者批判父權制對女人的假想涉及到把女性想像成為兩種極端：傳統的好女人——美麗、賢惠、順從，還有一類陰鷙的「壞女人」——野性、歇斯底里、具有誘惑。這種「天使」與「瘋婦」的兩極化對立涉及到外貌、品行、性的想像，被視為對女性塑造上的侵犯，那如今，對於男性的塑造也同樣具有這樣的「假想」特性。以電視廣告為例，男性在電視廣告中就遭遇了「兩極化」的性別刻板印象。在黃曉明為尼桑汽車所做的廣告中，我們看到了西裝革履、擁有豪華座駕的男人，男人的「成功」就被鎖定在這樣的固有形象範式里——事業有成就要有體面的衣著、高檔的配套設施、老闆的氣質。而這些背後都有一種元素在悄然支撐——金錢，男性的成就成為以金錢為尺度的丈量，女人把成功的男人想像成「多金一族」。從另外一個角度，我們看到諸如「勁霸男裝」的廣告中，那些俊朗的男人們個個眉目稜角分明，胸闊體壯，「塞巴斯蒂安」一般的英朗健碩加之面容冷峻帥氣成為男性美感的想像潮流。這些都是被極致美化了的男性，而相對的，一些電視廣告在男性形象的塑造上便呈現出另一種極端。在相聲演員楊議為「口子窖」所做的廣告中，鏡頭的特寫對準一張表情猥瑣的臉，酒桌上一個個笑容誇張、庸俗地碰杯言歡的男人，簇擁著端酒上桌的美女服務員，讓男人變成了貪杯好色的登徒浪子；京東的廣告里，主婦訓斥著男人對家庭事務不管不顧，讓男人的形象天然地遊離於家務之外，成為對家庭「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局外人；更有甚者，在早些年匯仁腎寶「他好我也好」的廣告語里，一批需要補腎的男人虛弱地登上電視熒屏，成為喪失了剛性之男人的象徵。這些對男性的偏見地假想，又把男性固化為酒色之徒、大男子主義的家庭「甩手掌柜」、沒有陽剛的弱者…….對男性也同樣不公正的想像卻沒有人來揭穿，沒有人用「女權」、「母權」的理論武器「伸張正義」，其實，在這些廣告背後，我們應當透視到的是男性在商品社會中的逐步淡出，成為女性身後隱蔽的配角的現實。我們發現在電視廣告乃至商場的平面廣告當中，女性才是消費主體，男性卻被邊緣化為背後的支付者。營銷實踐的研究結果顯示，女性是當今消費社會的主流人群，因此在諸如廣告這種傳播介質中，女性也就躍居為被取悅的對象，甚至連百貨公司的布局也為照顧女性消費者而將女性服飾、用品陳列於更容易到達的近地樓層。若以女性主義批評類比，男性在消費社會的傳播媒介之中，已經毫無疑問地開始步入「第二性」的境地。男權中心文化直接作用於男女兩性之間，規定男性必須作為強者去支配包括了女性的資源，而女性只能是被動的接受。它不僅是女性遭受歧視的文化根基，更使男性背負著「女性被歧視的罪魁禍首」的罪名，它讓男性在商場上強悍卻在消費權力面前沉默。因此，不得不說男性同樣也是男權中心文化的受害者。

台灣學者王行在《解放男人》一書中說「當你一來到這世界時，甚至你還不知道自己是誰，但是這個世界卻已經給了你一個位置與期望。因此你就必須終此一生按照這個被給予的期望來扮演你的角色」。這就是女性主義者經常使用的「性別期待」理論，女人們對自己「天生就是主婦」的命運不以為然，並始終抵抗著社會性別對人的羈縻，而沒有人去關心過性別的期待也同樣作用於男性——男性在社會之中被期待為必須成功、養家、具有社會支配力量、能夠獲得強大經濟來源來支撐以「女性」為符碼的家庭。社會文化的這種性別期待所帶來的壓力不僅造成男性身體健康的惡化，更促使男性心理壓力得不到釋放。男權中心文化教導男性要堅強，必須處於強勢地位，遇到困境不能低頭和退縮，從而忽略了男性也有柔弱的一面，忽略了男性作為社會生物更「人性」的一面，忽略了男性心底最直接的感受，類比女性主義批評者的觀點，將女性被視為「第二性」的文化擠壓原理的邏輯進行延伸，男性是不是也處在「第二性」的境地之中呢？答案是肯定的，甚至於因為男性的期待更加不容易被滿足，帶來的性別歧視很可能超越女性受到的壓抑。一個女人做不好「家庭主婦」，她可以有外出工作的出路，甚至「女強人」已經成為了一種褒義的讚許，可反觀男性，他的無為抑或沒有成就便很容易使他成為家庭的罪人，詬病的靶子，而如果男人選擇成為與期待相反的「煮夫」，則更加會被貶斥成「沒有出息」、「沒有骨氣」。加上「與時俱進」的社會觀念把男女兩性的結合等價為男性為房為車支付的「奴」，這一切都讓男性在這個社會裡感到無法喘息，他們卻沒有這種覺醒——這是一種對性別的「變相歧視」，他們沒有覺醒這種固然的期待本質上也等同於對女性「賢妻良母」的指望，甚至更甚、更烈！「第二性」不再只屬於女性，在時代的發展之中，這架本不公平的天平愈發地將「壓抑」指向了男人。

同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華盛頓郵報》對美國婦女瘋狂與世界盃足球賽的原因調查發現，很少有女性對足球本身感興趣，更多的是將注意力集中在足球運動員的短褲上，因為這可以使女人們更好地欣賞運動員肌肉發達的大腿和結實的小腿——她們是在凝視男性身體的陽剛與硬朗。對女性的凝視——特別是穆爾維在女性電影批評當中所講，女性的身體在影像之中是被男性凝視的「視淫」對象——常被女性主義者拿來批判，作為反抗男權壓迫的眾矢之的。然而，女性同樣在大眾傳媒之中對男性具有同等性質的「看」，那麼是否男性也成為了被欣賞的或者「物化」了的「第二性」呢？當女孩兒們朝著電視里的「花美男」或「肌肉帥哥」投射痴迷的目光，是不是意味著男人的身體和容貌也成了「展品」陳列在充滿性慾的觀摩之下呢？當「大叔」、「草食男」等一系列描述男性外表的標籤被女人列為玩味的對象標準，我們能否只是單純地認為這是一種欣賞而沒有駕馭和佔有的慾望呢？在女人的眼睛裡，一如丁玲筆下的「好丰儀」的男性同樣在被物一樣觀賞著，男人看女人，女人就成了附庸於男性眼睛的「第二性」，那誰又能說這種邏輯反之卻不亦然呢？

在這裡，我並沒有試圖為男性伸冤，也沒有半點批判女性主義的意思，只是在最後還是不免要揭示一個弔詭的邏輯而已——當女性焦慮自己的身份而把自己擠壓在「黑夜」之中，須知，越焦慮處境便越黑暗，當你二元對立式地反對男性，實質上已經認同了男性「第一性」的地位，所有的強權意識形態都不是壓迫「弱者」，而是讓另一方自覺地步入「弱者」的序列。所以說，單純的文化批判傾斜是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這個社會的性別批評之落腳點也不應該是討論「誰在欺負誰」、「誰應當掌握更多社會資源」的問題，當這些討論久了，我們就會發現那是一個「死結」——固結了社會歷史的久遠積累、忽視了男女兩性首先是人的天然屬性的死結。當傾斜的性別論調逐漸掌握了這一領域的話語，對於另外一方無疑就是不公平的。在當代社會，男性在某種程度上就很顯然地被置於這種不公平之中，只不過女性這近百年鬥爭的突如其來和聲勢浩大已經讓男人在懵然之中失去了辨別和醒悟的力量。

「男性"第二性』」不是一種戲謔，而應當是一記「警鐘」：當我們意識到自我的壓抑，掙脫羈絆的手段不是只有「突破」，更重要的是一種「自省」，我們應省察的也不應只是狹隘的「一個對立面」，而是我們所置身的處境——資本、權力、文化、社會……唯眼界之開闊透闢、心智之冷靜通達，才得自身之深刻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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