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吉祥｜畫中之雞與吉祥寓意

05-29

宋·李迪《雞雛待飼圖》，絹本設色，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在繪畫中，「雞」是歷代畫家樂此不疲的重要題材。至少從宋代開始，便有以「雞」為主題的繪畫流傳於世。直到今天，在畫家筆下，仍然可以見到各種雄姿英發的「雞」的形象。就其原因，不外乎在傳統文化中，「雞」承載著很多的吉祥寓意。早在漢代，韓嬰便在《韓詩外傳》中提出「雞有五德」之說。所謂「五德」，是指文、武、勇、仁、信：因頭戴冠者，所以稱為「文」，有「陞官」和獲取功名之喻;足傅距者，稱為「武」，公雞成為武將的象徵;敵在前而敢斗，稱為「勇」，如《鬥雞圖》即屬此例;見食相呼者，稱為「仁」;守夜不失時者，稱為「信」，俗語有「天雞報曉天下知」之說。若人能具備此「五德」，便是幾近於完人了。所以作為長盛不衰的畫題，「雞」寄託著人們的美好期許。當然，「雞」本身與「吉」諧音，故有「大吉」、「吉祥」之義。現代很多畫家如陳大羽等經常便以大公雞為題創作《大吉圖》，就是取其諧音。

清·乾隆《臨李迪雞雛待飼圖》（緙絲），絹本設色，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以「雞」為題材創作的繪畫最早追溯到何時，現在並無明確的年代可考。但從傳世畫跡中，我們發現，早在南宋時期，就有「雞畫」留存於世。畫家李迪的《雞雛待飼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作於南宋慶元三年(1197年)，畫兩隻雞雛，仰頭相望。其畫法工整細緻，具宋代院體畫典型風格。畫面本身並無明確的涵義，但因乾隆在對開裱邊中題詩，使整幅畫的意境得到升華：「雙雛如仰望，其母竟何之。未解承場啄，誰憐空腹飢。展圖一系矩，觸目切深思。災壤民待哺，慎哉群有司」，由兩隻孤獨的雞雛想到離開母親之後飢腸轆轆的小雞，進而聯想到待哺的災民，體現出詩作者身處廟堂之高而懷江湖之思，是其民本思想的體現，為簡單的畫面增加了新的註腳。有意思的是，乾隆在裱邊題詩之外，意猶未盡，還特意臨摹了一件。其臨仿之作，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則藏有一件該臨作的緙絲，可以見其臨作的大致風貌。臨作中雞雛的構圖與李畫大致接近，但其賦色與筆法已相去甚遠。因緙絲是在原畫的基礎上綉上去的，畫的風神自然已與原畫迥異，無論畫法還是題詞均非乾隆原筆，但題詞的內容則是乾隆的本意：「待飼摹李畫，吾心重念之。設如歉歲值，誰救小民飢。獨我誠深懼，諸臣顧共思。子與舉稷語，應各慎攸司」，也是和前題一樣，進一步深化其憂國憂民之思。在題詩之外，尚有跋語：「偶詠宋人名流集藻畫冊中李迪《雞雛待飼圖》，惻然在懷於災壤饑民之無救也。因摹其畫，即用題迪畫韻成什，命泐石以示為民父母之官，題李詩並書於左」，據此可知他曾將此臨摹之畫摹泐刻石，以此警示那些為父母官者，時時刻刻需以民生為本，體恤民情。

明·梁元柱《雛雞圖》，絹本墨筆，54×27厘米，廣東省博物館藏

清·居巢《菊下雞雛圖》，絹本設色，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自然，李迪在創作《雞雛待飼圖》時可能並未有如此深刻的內涵。如果說該畫是作者隨意所繪，而觀者深度闡釋的話，到了明清時期的畫家，則是畫家們直接在畫面中傳遞不同的寓意，使「雞畫」本身無需觀者釋讀而立意自明。如同樣是畫雞雛，在晚明畫家梁元柱的筆下，卻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涵義。梁元柱的《雛雞圖》(廣東省博物館藏)描繪的是一隻雛雞佇立於山坡上，作打鳴狀，其題詞畫龍點睛：「一鳴驚人者，雞也，而性善於人，何況未鳴而雛者乎?初音驚人者，幾希矣，龍之潛也。吾儕之未識也，亦道是□矣」，以雛雞而喻潛龍，有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之謂，顯然與乾隆題李迪的畫大異其趣。在晚清畫家居巢(1811—1865)的《菊下雞雛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中，畫的則是母雞率四隻雞雛在月下覓食，母雞的仁愛，小雞的活潑可愛以及一派溫馨和諧的畫境躍然紙上。

惲壽平《仿沈周加冠圖》，絹本設色，廣東省博物館藏

清·李鱓《加冠圖》，紙本設色，126x64.5厘米，廣東省博物館藏

當然，因雞有「五德」，故在明清畫家筆下，表現得可謂淋漓盡致，其中最為畫家們青睞的題材便是「五德」之首：文(陞官)。最早在明代「吳門畫派」代表人物沈周(1427—1509)筆下，就出現《加冠圖》。他所繪一隻大公雞和雞冠花，是為「加冠(官)」，以寓陞官之意。畫面傳遞的信息簡潔明瞭，披圖可見。可惜該畫現在已見不到了，但我們從清初沒骨花卉名家惲壽平(1633—1690)的《仿沈周加冠圖》(廣東省博物館藏)中，可以看到畫面的基本情況：一隻肥碩的大公雞立於草地，旁有雞冠花及壽石、蘭竹。惲壽平題詩云：「錦石叢花絳幘明，五雲長向彩毫生。鳳皇樓下朝天客，立馬先聽第一聲」，是為畫面的陞官寓意加上了註解，立意更明。此詩乃源自明代「吳門畫派」另一畫家唐寅(1470—1524)的《詠雞詩》：「血染冠頭錦做翎,昂昂氣象羽毛新; 大明門外朝天客,立馬先聽第一聲」，其詩歌也有「臨摹」之嫌，著實也是一件頗有趣味的事。在清代中期「揚州畫派」畫家李鱓(1686—1756)的《加冠圖》(廣東省博物館藏)中，除描寫大公雞和雞冠花而外，題詞部分則直白地將畫意表達出來：「昔人畫德禽於羅波奢下，名曰加官圖，所以頌士大夫者，至矣。雖有五德，士夫致貴顯，好是懿德與不負畫家期許之意焉耳」，顯然是為了滿足受畫者的喜好而寫。「揚州畫派」的大多數畫家，都是靠賣畫為生，故其畫面需要迎合市場，最大限度地傳遞出畫意所在，反映出當時畫家們創作繪畫的文化語境。不過，在「揚州畫派」之外，很多畫家並不這樣做，他們以繪畫語言透露信息，而不加任何題識闡明畫題，如比李鱓略晚的張敔(1734—1803)在其《雄雞花卉圖》(山東博物館藏)中就只畫公雞與雞冠花，題識也只署「乾隆三十三年春仲芷沅張敔寫」，但其畫面所表達的「加冠(加官)」之意，仍然是一目了然的。

張敔《雄雞花卉圖》，絹本設色，144.5x54厘米，山東博物館藏

清·魯瀛山《鬥雞圖》，紙本設色，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在「五德」中，還有表現「勇」者，以《鬥雞圖》最為常見，如晚清畫家魯瀛山的《鬥雞圖》(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就是寫兩隻怒目相視的公雞豎起羽毛，憋足幹勁直搗對方，以表現其見敵應戰、威武善斗之性;也有表現「仁」者，如現代畫家石魯(1919—1982)的《雙食圖》(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則是兩隻小雞遇食分享、共享美食，凸顯其宅心仁厚的博愛精神;也有表現「信」者，如現代畫家王羽儀的《一唱雄雞天下白》(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是寫公雞守信報時，從不踐約，折射其誠信美德。這些數「德」，雖然是讚頌「雞」，實則是對人的美好期許，是繪畫中長期以來宣揚的「成教化助人倫」教育思想的一脈相承。因而相比較其他題材的繪畫，其感化與說教的功能似乎要遠遠高於其藝術性。

石魯《大吉圖》，紙本設色，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顯而易見，在「雞畫」中，因「雞」的諧音，故多有繪「雙雞(雙吉)」者，如「嶺南畫派」畫家高劍父(1879—1951)所繪《雙雞圖》(廣東省博物館藏)即是如此。高氏尚在畫上抄錄唐寅的《詠雞詩》：「頭上紅冠不用裁,滿身雪白走將來;平生不敢輕言語,一叫千門萬戶開」，預示其吉祥之意。即使只繪一隻特立獨行的雞，也會被解讀為「大雞(大吉)」，而雞與牡丹並列於畫中，則有富貴吉祥之意。總之，無論「雞」與何種題材組合，都會被賦予吉祥之意，這是「雞畫」在生肖畫中的特出之處。

毫無疑問，這些不同構圖、不同組合、不同題詞的「雞畫」，是被人為地過度解讀。正是這種千篇一律的解讀，恰好反映出人們對吉祥的期盼和普遍的審美傾向，是文人繪畫與大眾文化相融合的象徵。作為吉祥文化的象徵，「雞畫」既受到普羅大眾的追捧，更受到文人墨客的激賞，從宋、明、清職業畫家如李迪、呂紀、任伯年到明清文人畫家沈周、程嘉燧、李鱓等，甚至到近現代的陳師曾、齊白石、徐悲鴻、石魯、陳大羽等，都創作過無數的「雞畫」。作為花鳥畫的重要組成部分，「雞畫」的功能性已經超越其藝術價值，是世俗文化在繪畫中的呈現。如果從這個角度來審視「雞畫」，也就不難理解其畫史中的比重了。

徐悲鴻《雄雞一唱天下白》，紙本設色，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清·任伯年《竹樹雄雞圖》，紙本設色，1877年，113x56厘米，廣東佛山市博物館藏

(本文作者朱萬章系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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