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能否為世界提供另一個文化選擇

05-29

前不久我在台北參加了一次有關"中國模式"的國際會議。會議上，一個來自美國南加州大學的教授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大家都在談論中國的崛起，但中國崛起的標誌是什麼？中國能否為這個世界提供另一個文化選擇？

　　這個問題提得很簡單，但是的確可以供我們思考一陣子。這裡可以涉及至少三個相關的問題，第一，中國需要文化崛起嗎？第二，中國需要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文化嗎？第三，中國能夠創造一個不同於西方文化的文化嗎？　　1.中國能否為這個世界提供另一個文化選擇　　第一個問題比較簡單。儘管大多數人在談論中國崛起的時候強調的是經濟崛起，但和這位教授一樣，很多人也開始涉及文化方面。中國執政黨剛剛在2011年9月召開的六中全會的主題就是文化建設。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沒有文化的崛起，單一的經濟崛起並不能說是真正的崛起。經濟崛起大多是以GDP來計算的。一個國家的GDP很重要，但GDP只是其中一個主要指標，並不能涵蓋其他方面。舉例來說，根據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Maddison）的估算，在19世紀20年代，中國的GDP佔到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還多。以現在的角度來說，這不能不說是大國的象徵。但很可惜的是，20年之後，中國就被英國所打敗，也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當時包括英國、法國、德國和義大利在內的西歐8國的GDP只佔世界GDP總體的12%，而日本是3%，美國是1.8%。　　中國是一個具有數千年傳統的文明古國，為什麼在一個新興國家面前不堪一擊？表面上看，英國的勝利在於其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海軍和洋槍洋炮。但如果光從軍事武器來看問題，就會過於膚淺。再深入一步，人們可以看到當時中國和英國的不同國家形式。在西方來到中國之前的很長歷史時間裡，中國擁有世界上很先進的政治體制，儘管皇權體制和世界上的其他帝國差不了多少，但中國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是最為先進的。但是這個體制一旦遇到產生於近代西方的國家體制，就變得不堪一擊。傳統中國皇權儘管理論上非常集權，但實際上往往是無比分權，"無為而治"，或者"統而不治"。中國自己經常用"天高皇帝遠"來形容這個體制。也就是說，這個體制沒有很多制度建設，沒有動員能力。皇權所擁有的動員能力主要是維持皇朝尤其是皇室服務的。因此，儘管當時中國擁有那麼高比例的GDP，但這些資源並不能有效組織起來，轉化成為政府能力，尤其是軍事能力。而英國呢？當時的英國所擁有的是一種全新的國家政權形式，即主權國家，這是一種高度集權的國家政權。之前，英國所有的是極其分散化的城堡政治。君主政治消滅了城堡政治，國家政治權力才能集中。儘管當時英國的GDP在世界排名和總量並不算高，但國家能夠有效動員資源和使用資源。英國是一個海洋國家，當時的英國具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　　那麼問題在於，為什麼近代國家形式先崛起於西歐？這裡就涉及文化的崛起。西歐近代國家的崛起是中世紀後期西歐理性文化崛起的產物。簡單地說，這是一種最初源自地中海地區，後又逐漸容納了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世界先進文化的文化。文化的崛起自下而上，文化最後的政治結晶便是近代國家形式。當然這種文化還具有更廣泛和深刻的內容，涵蓋各個領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西歐國家自15世紀之後，不斷產生著有利於中央集權制度建設的政治文化。尤其對英國來說，因為是海洋國家，英國便根據自己的經驗發展出了"自由貿易"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說，如果當時英國的船堅炮利是其硬力量的話，那麼"自由貿易"便是其軟力量。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文化崛起的重要怎麼說都不會過分。從這一角度來說，我們今天強調文化崛起和文化創新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對第一個問題，即文化崛起的重要性，人們不會有很多疑義。但是對接下來的兩個問題，就很不好回答。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需要創造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文化嗎？這個問題一旦提出，中國社會馬上就會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說，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是要消滅自己的文化的。當時的人們看到了西方的崛起是文化崛起所致，因此認為中國如果要強大起來，就要學西方的文化，拋棄自己的文化。在亞洲，日本是一個例子。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去日本化"而"歐化"，即仿照歐洲國家（主要是英國和德國）來建設國家。當然，剛剛學到的少量西歐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因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崛起而消失。中國共產黨所接受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選擇是符合歷史現實的。西歐是發達國家，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已經發展到很高的水平。人們可以嚮往這種文化，但很難搬用到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以蘇俄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文化崛起於較為落後的國家，對中國比較適應。也應當指出的是，當時歐洲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對中國的知識和政治精英的影響很大。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接受了蘇俄文化，尤其在政治上。　　接受西方文化這種思維在改革開放之後也沒有消失。20世紀80年代的電視篇《河殤》就是典型的代表。20世紀80年代之後，儘管人們不直接談論用西方文化來改造中國文化，但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存在的。最近幾年，人們討論最多的就是普世價值觀。一些人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相信中國只有接受了這種"普世價值"（或者說西方價值），中國才會強大起來。很顯然，對這些人來說，提"中國是否需要創造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文化？"這樣的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　　把文化再造或者崛起等同於文化的西方化，或者說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都過於簡單。上面說過，西方近代文化的崛起本身就吸收了很多非西方的文化。所有文化或者文明，因為都是人類社會創造和積累起來的，都存在有普世性的東西。的確，自近代以來，西方的文化話語一直佔據強勢，但這既不是說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沒有相關性，更不是西方文明是普世的論據。中國文化和文明中的很多因素也可以是普世的。　　日本一般被視為是屬於西方國家。但日本並非真正是西方國家，而是一個假裝西方的東方國家。日本接受了西方的工業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形式，但無論是經濟制度還是政治制度，其運作規則還是保留著濃厚的日本傳統。可以說，日本是一個把西方形式和日本傳統內容結合得很好的國家。同樣，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成功也並非直接照抄照搬了蘇俄模式，而是對蘇俄模式進行了中國式的改造，也就是當時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日本政治制度是西歐自由主義日本化的結果，而中國共產黨政權是較為落後國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果。也就是說，不管是哪一種外來文化，如果要成功，都必須和本土文化結合起來。任何一種文化都是長期歷史演進的產物，其可以變化，但不可以被取代。　　回到那位美國教授提出的問題，人們可以說，中國需要一個不同於西方文化的文化。如果中國單純接受西方文化，那麼中國就不能算是崛起。當今在中國盛行的各種"主義"都是西方的舶來品，儘管在中國因為加入了中國要素而變形，但很難對西方發生任何影響力。西方可能因為中國接受了他們文化而高興，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的文化具有吸引力。很多年前，我讀過美國記者法羅斯（JamesFallows）寫的一本書，書名叫MoreLikeUs（中文可以譯成《非常像我們》），就是說亞洲國家隨著發展越來越像西方國家了。這當然是西方的勝利，西方的崛起，而不是亞洲的崛起。亞洲只是通過學習西方而崛起。這是大多數西方學者的解釋，也為亞洲大多數人所認同。在這個背景下，亞洲當然不是除西方之外的另外一個選擇，亞洲只是西方的延伸。　　顯然，第三個問題更難回答，那就是，我們基於中國文化之上，有能力創造一個和西方不同的文化但又可以成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個選擇的文化？產生一種不同的文化比較容易。這個世界上存在著不同的文化，一些文化比較強勢，而另一些文化比較弱勢。強勢文化具有話語權，為比較多的人所接受，而弱勢文化稍有話語權，甚至沒有話語權，不為人所接受。也就是說，要創造一種不同於其他文化圈但同時又可以被其他文化圈的人所接受的文化。這是一件艱巨的任務。歷史上，宗教文化，包括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文化是這樣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也是這樣一種文化，至少在東亞文化圈裡是這樣。　　造就這樣一種文化很難，但不是不可能。這裡舉"東亞模式"的例子來說。1994年世界銀行出版了一本名為TheEastAsianMiracle（中文為《東亞奇蹟》）的書，肯定了亞洲的發展模式，並指出東亞模式不同於西方模式。這個研究項目的出台是一個很艱難的過程。當時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並不承認有東亞模式，因為他們認為東亞模式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東亞是向西方學習的。是西方因素促成了東亞模式。當然，東亞經濟體、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認為自己的發展和西方的不同。這些經濟體成功了，當然可以開始說話，開始建立自己的話語權。儘管西方主流學者反對，這個研究項目最後還是在日本銀行的大力支持下成功推出。今天儘管也仍然有人不認同東亞模式，但東亞模式已經為西方主流所接受。當然，東亞模式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所模仿和接受的經濟發展模式。實際上，在知識界，人們圍繞著東亞發展模式已經發展出一套相對完整的知識體系，這套體系由各種亞洲要素組成，包括儒家文化、國家和政府的經濟角色、社會因素例如高儲蓄率、強調教育、家庭的作用，等等。　　和東亞的經濟話語相比，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政治話語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在這方面，即使是亞洲的主流話語都是從西方進口而來。亞洲國家和地區沒有自己的政治話語權，很多政治體系即使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和西方的非常不同，但也都偽裝成西方政治體系。日本是很典型的，韓國也差不多。實際上，即使是民主政體，亞洲國家的組織方式和西方很不相同，除了形式上的定期選舉之外。比如，日本被視為是西方式民主，但自民黨一黨獨大模式和西方民主大相徑庭。當然，也有一些西方學者看到了這種不同。可以說，亞洲的政黨、政府、社會等方面的組織有它們自身的規律，在形式上套上了西方政治形式並沒有改變其文化性質。　　那麼，中國的情形又是怎樣呢？不能說中國沒有文化。中國有數千年古老文明，是文明古國。在歷史上，中國文明也曾經為西方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西方啟蒙時代哲學吸取了很多中國的理性主義。我們常常強調"四大發明"，這些是技術上的事情。但即使在思想和實踐領域，中國文化的影響力也遠遠超出東亞地區，而達至西方。這裡舉兩個例子。　　一是中國的文官制度。傳統上，中國發展出了世界上最為龐大、也最有效的文官體系。那麼大的中華帝國靠什麼來統治？建立帝國依靠的是武力，但統治帝國的是發達的文官體系。西方也經歷過帝國時代，但沒有發展出類似中國的文官體系。西方從近代國家的產生到後來的民主政治的轉型和運作，沒有文官體系是不可想像的。隱含在中國的文官體系裡面的幾個原則對西方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二是皇權和治權的分離。天下是皇帝打下來的，國家的所有權屬於皇帝，但是治理天下的權力，即治權或者相權（宰相）是向社會開放的。中國發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權式的考試製度來錄用官員。這和西方歷史上的家族統治構成了鮮明的對照。西方引入了中國式的文官制度。在民主化發生之後，最終演變成為現在的政治和行政的分離。而政治和行政的分離是近代以來民主政治運作的制度前提條件。　　三是文官的中立性。政治是要變的，但如何保證一個國家的政策的連續性呢？如何保證治權不會因為政治的變化而中斷呢？中立的文官制度就是關鍵。西方，政治人物受民主規則的制約，但文官制度的運作具有其自身的規律，不受民主政治的影響。這一點任何西方一本教科書都會有論述。　　四是文官輪流掌管不同部門的制度。中國歷史上，文官一般不能在一個地方長期掌權，皇帝會對他們進行調動，也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幹部交流制度"。這樣做有兩個目的，其一是防止地方主義和地方勢力的形成，其二是為了讓官員積累治理不同地區的經驗，便於他們升遷，治理整個國家的事務。這一點對近代西方國家政權制度也很重要，更不用說在亞洲了。　　我要舉的第二個例子是中國傳統的"有教無類"的思想。傳統中國也是等級制度，有"士、農、工、商"等，但中國沒有像其他文明那樣的等級制度，例如基於宗教、種族、民族等之上的等級制度。對中國的儒家來說，人只有"接受過教育"和"沒有接受過教育"之分，而每一個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傳統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夠接受教育的是貴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教育權力為社會的絕少數人所壟斷。中國的"有教無類"思想對西方後來的"大眾教育"影響很大。儘管在中國傳統社會，儒家往往壟斷知識，導致中國本身並沒有發展出大眾教育制度，但"有教無類"的思想則在西方演變成為"大眾教育"制度。近代以來，西方各國政治制度逐漸民主化，而大眾教育則構成了大眾民主有效運作的最重要的一環。　　那麼，當代中國的情形又是怎樣呢？這裡我們可以從討論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中國文化"走出去"運動開始。隨著經濟崛起，中國感覺到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因為沒有文化"走出去"，中國其他方面的"走出去"已經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企業"走出去"往往被視為是對外在世界的威脅，軍事現代化被視為對世界安全的威脅，等等。所以，這些年中國正在努力把中國文化推向國外，包括孔子學院、各種名目繁多的"媒體走出去"項目。那麼，這些"走出去"項目的國際命運怎樣呢？在何種程度上成功了？　　一個嚴酷的現實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國文化需要"走出去"，但誰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麼東西要走出去。正如商家做營銷，你要推銷產品，首先必須有產品。營銷只是包裝和策略問題。營銷得當就能夠改變人們對你所有的產品的認知，甚至確立對你的產品的認同感。但無論如何，首先必須有高質量的產品。如果產品質量低下，營銷做得怎麼好也會無濟於事。　　孔子學院在做什麼呢？在推銷中國語言。各種媒體"走出去"項目在做什麼呢？對西方來說，中國是在做"出口轉內銷"的努力，就是說中國從西方進口了一些概念，經過中國包裝之後再出口西方。　　一句話，中國沒有自己的文化知識產品，沒有自己的話語權。西方從中國的傳統中學到了很多，並且在很多方面已經大大超越了中國。中國很難再依賴傳統來推銷自己了。不求進步，光想著從傳統中找些什麼，這是很不負責任的做法。更為重要的是，傳統已經解釋不了當代中國。儘管今天的中國有傳統傳承的一方面，但已經不再是傳統文化中國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已經發生了巨變。當然，這種巨變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以來的歷史。這就需要我們生產一種新的知識體系，追求新的話語。沒有這些，一種新的文化無從談起。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夠完成這一任務嗎？這種新文化能否成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個選擇呢？也就是說，這種文化不僅為中國人所接受，而且也可以為處於其他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的人民所接受。　　現在的情況顯然不是這樣，至少離這個目標還遠得很。一種文化要成為"軟力量"至少需要三個條件。第一，這個文化，不管是產自本土還是結合了從外面"輸入"的因素，必須是能夠解釋自己。如果一種文化不能解釋自己，那麼如何讓"他者"了解自己呢？第二，這種文化必須能夠讓"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對這種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麼便是沒有軟力量。第三，也是更為重要的是，"他者"能夠自願接受這種文化。這是軟力量的本質。具備了這三個條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廣的。在唐朝，政府沒有到處去推銷文化，但文化到達了東亞社會的各個角落，其影響力甚至遠至中亞。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的傳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我說過，西方的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念是西方政治軟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過各種手段要把這些價值觀念強行推銷到其他國家，強迫其他國家接受，那麼便不再是軟力量，而是軟力量的反面。　　中國現在還不具備這樣一種文化，因此各種"推銷"行為顯得很吃力。中國現在所有的是一種依附性的知識體系，要麼依附於自己的歷史傳統，要麼依附於西方文化。文化裡面包含有傳統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兩者的結合，這不僅沒有問題，而且也是優勢。但這種文化必須能夠滿足第一個條件，即能否解釋自己。中國缺少的是能夠解釋自己的文化產品。我們現在大多數產品是複製品，具有濃厚的"山寨"味道。很多人在進行所謂的"文化創新"過程中，要麼簡單照抄照搬，要麼就是變相利用，也就是西方技術，中國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國往往是用人家的話語來說明自己，結果是很明顯的。中國那麼大的國家，很難像一些小國那樣，用西方的話語來打扮自己，更因為中國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等國那樣假裝自己是西方國家。中國強力反對西方把自己的邏輯強加給自己，但什麼是中國自己的邏輯呢？沒有人能夠說清楚。　　很多年裡，無論政府還是民間，大家都在呼籲"文化創新"。但是效果怎樣呢？這些呼籲往往淪落為簡單的政策口號和政策運動。現在國家有錢了，大家都想多分一塊蛋糕。能否把得來的錢用在文化創新上呢？沒有人知道。但以往的經驗告訴人們，一旦得到了錢，往往是不了了之。即使所得到的錢能夠用到"文化創新"的領域，也不見得能夠保證文化創新。　　實際上，從歷史上看，錢不是文化創新的前提條件。歐洲豐富的文化的確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價值，但錢是結果，不是前提。很多文化創造都是在貧窮的狀態下進行的。實際上，一旦個人或者文化的創造者淪落為錢的奴隸的時候，就很少與文化創造相關了。要進行文化創造或者創新，就要尋找另外的途徑。　　2.文化創新的三個"解放" 　　那麼，中國的文化創造和創新如何可能呢？這裡我要強調講三個"解放"，即從"思想和思維"的殖民地狀態中解放出來，從權力狀態中解放出來，從利益狀態中解放出來。下面來分別討論一下。　　首先是解放思想，就是從思想和思維的"殖民地狀態"解放出來。中國自清末在軍事和政治上被西方類型的國家打敗之後就對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很多人把中國落後的終極原因歸之於文化。五四運動的核心主題可以說是"去中國化"。當然，發展了數千年的傳統文化並不是想去就能去掉的。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政權的"新生活運動"就是要復歸傳統文化。毛澤東儘管是反傳統文化的先鋒，但他也是意識到傳統文化的實際功能的。在革命戰爭年代，他提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國之後，很多運動表面上看是反傳統的，但實際上是要復歸傳統，例如"學習雷鋒運動"提倡的是一種政治上的絕對忠誠。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搞的一些東西例如"個人崇拜"等更是傳統的表現。　　不過，應當說明的是，所有這些運動中的中國因素已經退居到這些人的"潛意識"之中。反傳統是中國革命的主線。自五四運動之後，學習西方變成了向西方追求真理。因為西方成為了真理，那麼包括中國本身在內的非西方就變成了不是真理了。向西方學習成為政治上的正確立場和表現，否則就是不正確。當然，這裡的西方既包括自由主義，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等等一切來自西方的東西。　　學習西方並沒有錯，但把西方視為是真理則大錯特錯了。中國並不拒絕其他文明和價值，但中國文化本身必須成為主體。在學習西方過程中，因為沒有中國的主體意識，中國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主體地位。問題在於，西方文化主導下的西方話語解釋不了中國的一切。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西方話語不能說明自己。（這一點，我在其他場合多次強調過。就是說，如果西方是蘋果，中國是橘子的話，那麼蘋果的話語是解釋不了橘子的。同樣，橘子可以學習蘋果，因為大家都是水果，但是必須明白，橘子學習蘋果的目標不是把自己變成蘋果，而是要把自己變成更好的橘子）。但是，很少有人去創造，去發明。不用說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傳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那麼多的經驗，中國為什麼不能產生自己的話語呢？不能產生自己的概念和理論呢？大部分人一如既往地選擇用西方話語來解釋自己。這種情況不改變，中國永遠不會有自己的話語、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理論，當然更不用說是文化軟力量了。因此，我們尤其是知識分子必須花大力氣從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思維和思想被"殖民"的狀態中解放出來。西方繼續要學，但中國的主體地位也必須得到確立。　　第二個解放是要從政治權力中解放出來。中國傳統數千年，主流文化是一種依附性文化，一種以王權為核心的文化。王權文化本身只是王權體制的結果，也並沒有什麼好指責的，正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文化是以宗教為核心一樣。但我這裡要強調的是中國文化的依附性質有效阻礙了文化的創新和擴張。　　傳統上，我覺得中國的知識分子可以分為政治知識分子和非政治知識分子，分別由儒家和道家為代表。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也就是說，儒家是關心社會政治的，而道家則根本不關心現實社會的，道家往往對現實世界失去信心，因此往往崇尚自然，紮根到深山老林。道家講清靜，本來應當有很多時間來思考問題的。但因為不關心現實社會和政治，道家對中國的知識體系的貢獻很有限。道家提倡人與自然的合一，不知道主客體之分，猶如莊子和蝴蝶的關係，不知道誰是主體，誰是客體。這種人與自然合一的哲學在一個層面來說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但很難演變成為一套科學思維和研究的體系。中國沒有出現近代自然科學，和道家的態度是有關聯的。　　中國社會政治知識體系的主體是儒家。不過，儒家依附王權，為權力服務，往往變成權力的奴隸。這裡有自覺的"奴隸"和被"奴隸"兩種含義。有人說，"儒"這個字由"人"和"需"組成。從儒家的角度看，主要是為了解決"人"的"需要"問題，而這種"需要"是通過服務於王權而獲得。從王權的角度看，主要是為了解決服務於自己的"人"的問題，也是一種"需要"。歷史上，王權需要獲得兩種絕對的忠誠，一是知識的忠誠，即儒家，二是太監的忠誠。這兩種忠誠保證王權的絕對性，儒家管理的是國家事務，太監管理的是王權內部事務。對儒家的忠誠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講真話的忠誠，一種是講假話的忠誠，即愚忠。儘管歷史上不乏講真話的忠誠，但大多都是"愚忠"，自私的"愚忠"，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說假話。從知識的角度來看，中國傳統上的王權的統治術遠比其他文明發達，這是儒家的功勞。西方人強調法治，中國人強調人治。有了法治和一套有效的國家制度，平常人也可以統治一個社會。但在中國，儒家是不提倡法治的。沒有一套有效的國家制度，必須有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來做皇帝，否則天下就很難治理。我是研究政治學的，發現中國沒有發展出一套國家制度建設學說來，和儒家僅僅服務於王權是有很大關係的。　　儒家沒有能夠發展出有關中國社會政治的知識體系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儒家壟斷了知識。傳統中國被視為是儒家社會，但是社會上到底有多少人可以成為儒家呢？比例非常之少。理論人人可以成為"儒"，也就是說"儒"這個階層是開放的，人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尤其是通過考試製度而成為"儒"，但開放性並沒有導致"儒"和整個社會的關聯。儒家壟斷了知識，並沒有努力把知識傳播到整個社會，用今天的學術語言來說，就是儒家沒有社會化的過程。服務於王權，這一本質決定了儒家對社會現實不那麼感興趣，自然也就沒有關於這個社會的知識。上面說過，儒家的"有教無類"思想為西方所用，對西方的大眾教育制度的建立產生了很大的作用，但這一思想在中國本土並沒有發揮如此的作用。　　與傳統相比，中國社會現在已經大變樣了。但是，中國知識階層的權力依附性有沒有變化呢？我的判斷是，不僅沒有變化，反而強化了。就對權力的關係來說，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可以分成三類，一類為權力服務的，一類是反權力的，這兩類是主體，第三類的是那些對政治和權力不關心人，類似於傳統的道家。為權力服務的知識分子似乎不用加以詳細討論，大家都有認識，就是那些御用文人，光會說好話，為現政權辯護的人。第二類知識分子是反權力、反現存體制的人。實際上，這些人也是在追求權力，就是想用他們的知識去影響實際政治甚至得到實際政治權力。他們因此往往自覺地站在權力的對立面，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就是說，他們是要通過反權力而得到權力。　　無論是為權力服務還是反權力都很難產生有關中國的知識體系。知識分子的權力哪裡來？在中國，人們往往把那些經常討論實施政治、關心現實的知識分子稱為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來自西方，但在中國已經變形了。知識分子首要的任務是解釋世界。在解釋世界的基礎上，知識分子才會擁有權力。如果你把世界解釋好了，知道了社會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問題在哪裡，如何解決問題和改進社會，那麼即使你沒有任何權力職位，你也會得到權力。一些政治人物可能會採用你的判斷、診斷等來改革社會。所以，馬克思說，哲學家有兩件任務，即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認識世界又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在沒有認識世界之前，你是不會有改造世界的權力和力量的。中國的知識分子顯然不是這樣，總是沒有能力去解釋世界，但有巨大的野心去改造世界。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導致權力和知識之間的惡性互動。知識想挑戰權力，權力想遏制知識。知識和權力兩者之間沒有任何邊界，兩者都想互相滲透，結果兩邊都不專業。權力不專業，沒有信心，總想控制一切。知識界不專業，解釋世界的事情不做，但要干預政治。可以想見，如果這個惡性互動模式不改變，中國文化或者知識體系的創造還是沒有希望。　　第三個解放是要從利益中解放出來。在很大程度上說，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物質利益對文化創新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遠遠大於權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一直強調，我們這個文明已經經歷政治上的考驗，但還沒有經過商業文明的考驗。從秦始皇帝的"焚書坑儒"到新中國成立後的"反右運動"，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還是保持了其對自己堅持的知識的認同，體現出了抵抗權力和反抗權力的勇氣。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商業革命已經徹底衝垮了知識分子對知識的應有的信念，向物質利益投降了。為"五斗米折腰"是當代知識分子的常態。我記得溫家寶總理曾經感嘆過，中國為什麼沒有窮人經濟學家。其實，這非常容易理解。中國現在所擁有的是大量的利益知識分子，就是為各種利益說話的知識分子。為窮人說話沒有利益可圖，窮人當然不會有自己的知識分子。如果用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概念來表述的話就是，中國不存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所應當有的"有機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能夠超越具體的利益，而為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說話。我們甚至可以說，執政黨也沒有這樣的有機知識分子。誰都想從執政黨那裡分得一塊利益，但就是沒有人為這個組織的長遠利益考慮。從知識供應的角度來說，中國目前所面臨的諸種問題例如收入分化、社會不正義和道德衰落，等等，知識分子是要負起責任來的。知識分子沒有能夠超越自身的利益為政策改革者提供有用、有效的知識。　　知識分子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視追求私利為己任。這一特點更使得政治權力輕易吸納和消化知識分子。這一點，我們可以舉現在的科研製度的設計作為例子來說明。隨著國家財力的增加，國家對大學、研究機構的投入也越來越多。但是，我們並沒有任何跡象可以回答這些年大家談論的"錢學森之問"，即為什麼中國沒有大師級學者？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沒有培養大師的制度設計。中國的制度設計是用來控制知識發展的，而不是用來推動知識發展的。在中國的科研評審制度下，教授學者們活得很辛苦，整天要為發表論文發愁。中國的制度迫使人寫很多的文章，但卻阻礙人們盡心作研究。哪有教授每年都能發表優秀論文呢？即使在西方優秀的大學，如果一位教授一生中能夠發表幾篇高質量的文章，就很不錯了。舉我們政治學領域的例子。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是大家熟悉的。但是他寫過多少篇名著呢？沒有多少。中國的評審制度要求我們的教授每年都能寫出大文章來，這有可能嗎？不少人東拼西湊，只為充數，結果是，一輩子也寫不出一篇像樣的文章來。作研究和寫文章完全是兩碼事情。好文章是建立在長期的研究基礎上的，把時間都用在寫文章了，哪有時間來做研究呀！　　中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工資制度的設計也扼殺著知識的創造和創新。在中國，教授、教師和研究者們的基本工資都非常低，沒有額外的收入甚至連養家糊口都會發生困難。這要求他們把很多時間都花在申請研究經費，用各種變相的途徑把研究經費轉化成為自己的收入。這裡就產生了很多負面結果。第一，貧富分化，中國的教授中，窮的人和社會上的窮人沒有什麼差別，而富裕者猶如社會上的富豪。第二，不鼓勵科研和教育。對很多人來說，科研和教育只是副業，因為他們要把大量的時間花費在搞錢上。第三，變成錢的奴隸。教育和科研部門所掌握的錢越多，知識分子的奴性就越重。現在方方面面設計了非常多的科研項目，要各個方面的人來申請。在西方，教授、教師和研究者90%以上的收入都來自基本工資，工資可以給他們帶來的體面的生活，這樣他們就會有充分的時間來從事科研和教育。中國現在的情形如何？對很多人來說，可能不到一半的收入來自基本工資，其餘的來自其他資源。在基本工資不能維持一個體面生活的情況下，誰有時間來做嚴肅的研究呢？如果也像西方那樣，把工資制度調整一下，讓90%的收入來源於基本工資，那麼結果就會很不一樣。可是為什麼不進行改革呢？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的整個教育體系從幼兒園到博士後都被利益化了。這個非常漫長的教育鏈條，被各種利益所分割。那麼多的寄生於教育的機構，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設計了無數的項目，通過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社會壓力，施加於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之上。教育的目標是傳授知識與生產知識。但現在中國教育的各個環節除了錢，毫無目標。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教育的投入也越來越多，但中國產生了像樣的學者嗎？更不用說是大師了。現在連兩院院士都成為各種組織爭取利益的工具。中國的教育者應當看看西南聯大時期的情況，在那麼惡劣的情況下培養出如此多的大師。可以說，錢越多，教育就越腐敗。中國教育已經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中去了。結果犧牲的是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因為接受教育是文化發展和創新的前提，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根本就談不上生產和創新知識和文化體系了。　　另一方面，尤其對文化創新來說，中國又圈養了一大批不會創作的作家、藝術家、歌唱家，等等。為什麼這些事業單位不可以企業化呢？中國的市場那麼大，這些群體通過市場機制可以過好的生活；同時，市場機制的壓力也可以刺激他們的創作精神。這個改革為什麼不能進行呢？　　更為嚴重的是政府部門更是對這種制度進行"尋租"來追求物質利益。這些年來，教育部設計了多少評審、評估等名目繁多的項目呢？很多項目表面上冠冕堂皇，但實際的目標就是明目張胆地向社會要錢、向學校要錢。　　現在大家都在講文化創新和知識創新。但如果所有這些制度不能得到改革，那麼文化知識創新只會是幻想罷了。正如本文開頭所講到的，儘管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文化創新和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有關方面也開始有具體的政策來追求這些目標，但沒有基於自身的文化創造和創新，拿什麼"走出去"呢？能夠向世界銷售什麼呢？　　3.新的文化選擇　　實際上，如果從國際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化的客觀形勢不容樂觀。簡單地說，兩種主要的宗教文化，即西方文化和伊斯蘭文化正在急劇擴張，而中國文化則越來越處於守勢。　　西方文化，也就是地中海產生和開始興起的文化仍然佔據世界文化的主導地位，並且越來越具有進攻性和侵略性。這個文化從地中海開始一路擴張，先佔據了大西洋兩岸，現在又擴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西方文化基於宗教之上，具有使命性。這種宗教使命一直是推動其無限擴張的巨大動力。同時，也需要注意到的是，這種文化儘管還具有宗教性質，但很多方面已經被世俗化，也就是不再具有原先的原教旨主義色彩。在亞洲尤其是東亞，這種變化更有利於其傳播。　　另一個宗教文化，即伊斯蘭文化，近年來因為西方反恐怖主義戰爭，似乎處於守勢，甚至消退。一些人把伊斯蘭文化簡單地和恐怖主義聯繫在一起。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伊斯蘭文化總體上並非鼓勵暴力。從事恐怖主義的也只是伊斯蘭文化中數量很小的一部分人，或者說極端的基本教義派。實際上，這些年來，儘管有西方的"反恐"戰爭，伊斯蘭這些年在世界上的擴張相當迅速，並且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即使在基督教為主的歐洲社會，伊斯蘭也已經發展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文化力量。在歐洲，伊斯蘭信仰者和基督教信仰者經常發生衝突，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了伊斯蘭在歐洲的擴張。在亞太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南亞和太平洋島國地區，伊斯蘭的擴張同樣迅速。如果和基督教文化相比，伊斯蘭文化的擴張有其自身的特色。如上所說，基督教文化傾向於世俗化，或者說世俗化的成分在增加。推行基督教文化的主體是作為這一文化產物的世俗政府。我們可以看到，西方一直在世界範圍內努力推行其民主、自由為載體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伊斯蘭文化圈內，政府的力量相對軟弱，並且也沒有類似自由、民主那樣的吸引人們的政治體系。實際上，西方的以民主、自由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體系也對伊斯蘭文化圈產生著巨大的影響。伊斯蘭文化擴張的主體就是社會本身。這是一種信仰和道德體系的擴張。從長遠看，會不會隨著基督教文化的世俗化伊斯蘭文化會佔據越來越多的信仰空間？這需要我們的關注。　　和這兩種主要的宗教文化相比，中國儘管有經濟崛起，但文化則處於守勢。這種守勢，即使在中國國內也是很顯然的。原因很簡單，正如上面所討論的，中國人的思維本身就已經相當西方化了。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文化推廣活動，儘管聲勢浩大，但不會對中國文化的擴張具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中國缺少的是一套核心價值（corevalue），也缺少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價值（sharedvalue）。很顯然，中華文明如果不能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核心價值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共享價值，那麼就會被前面兩種文化逐步消解和融化。不過，從歷史上看，中國的世俗文明成功地消解了其他的宗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和猶太教文化。我相信，中國也能夠再次發展出一種新的文化範式，一種能夠容納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的世俗文化性質的文化。要麼被消解，要麼再次重生，中國的選擇並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種情形，那麼就必須重生。這就是我們今天討論中國文化創新的全部意義。（本文節選自《通往大國之路：中國的知識重建和文明復興》東方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