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歷史：小小老鼠導致了大明王朝的滅亡（圖）

節選自《看歷史》，中國工人出版社

　　1644年的中國，正是明清交替之際。歷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檢、農民起義軍闖王李自成、清朝攝政王多爾袞，或許還應加上一位，明朝的遼東總兵吳三桂。其實，還有一位主角一直為人們所忽略：小小老鼠。

　　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五日，闖王李自成率大順軍抵達北京城北郊的居庸關。這裡是北京城的最後一道天險，然而關隘卻無人防守，明朝總兵唐通出降。三月十六日，大順軍到達昌平。昌平巡撫何謙逃走，總兵李守自縊。大順軍乘勢焚毀了明十二陵的享殿。十七日，他們已經到達了阜成門外，將北京城包圍。

　　這時的李自成，命令一位投降了自己的明朝太監杜勛入城，要與崇禎皇帝朱由檢談判。在十七日的夜裡，杜勛用箭向北京城頭射了一封信，說他要見皇帝，太監王承恩將他用繩子拽了上來。杜勛告訴崇禎帝，李自成開出的條件是：割西北疆土給他，另立為王，此後他將不奉詔、不入覲。另外，再給白銀100萬兩犒軍，他就可以暫退河南。

　　接下來發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隊伍勢如破竹，在三月十七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檢倉皇出逃，在故宮後的景山弔死在一棵老槐樹上。

　　這裡就有一點讓人搞不懂：以李自成的實力，打敗眼前的明朝軍隊根本不是問題，又何必開出「西北王」的談判條件？如果朱由檢真的答應了，他還真退兵不成？

　　就在李自成進軍北京的路上，二月，他曾在寧武關與明軍有過一場激戰。那一仗，明朝守軍不過幾千人，李自成的人馬有幾十萬，但明軍守將周遇吉拚死抵抗，大順軍還中了明軍的計，讓人包了餃子，一下子折損幾千人。最後，李自成用人海戰術，前赴後繼以數萬人的代價，才拿下寧武。

慘勝之後，李自成心有餘悸，說前面的關隘還有很多，都這樣打還受得了？不如先班師回西安吧。不料就在他們想退之時，忽然又收到明朝大同和宣府的總兵的降表，於是又改變計劃，決定繼續向北京進發。

　　所以，或許可以這樣推論，連李自成自己都沒想到，北京城拿下得如此輕鬆。按理說，他在寧武關遇到的只是一員總兵官的部隊，那麼防守京城的，豈不是明朝最精銳的御林軍？ 　　然而，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所面對的北京，實際上已是一座病疫蹂躪下的鬼城。後人在講到明末清初改朝換代的這段歷史時，往往都注重講政治大勢、軍事攻防，歷史學家們很少有人關注到這場發生在崇禎十六年（1643）北京城的慘烈大疫。　　1997年，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的曹樹基教授在他的論文《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中，提出了明末華北地區流行的大疫實際就是鼠疫。在2006年他與李玉尚合寫的《鼠疫：戰爭與和平》一書中，又對此觀點進行了完善和補充，明確提出：「老鼠『消滅』了明朝。」

　　曹樹基的史料根據，大部分來自華北一帶清朝末年的地方志。根據他的勾勒，這場大疫，是從崇禎六年（1633）到崇禎十七年（1644）間流行的，發源地大致在山西的興縣，然後到大同，再到潞安。接著，鼠疫傳到陝西的榆林等地。崇禎十四年（1641）時，大疫傳到河北大名府、順天府等地，那裡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殺食」的記載。崇禎十六年（1643），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發生了大疫。

　　為何判定北京的這場大疫是鼠疫？曹樹基查到的地方志記載和明人當時的筆記，人們稱這場大疫為「疙瘩瘟」「疙疽病」，這實際是對腺鼠疫患者淋巴結腫大的稱呼，而當時的傳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有一個叫吳彥升的官員，剛準備去溫州赴任，他的一個僕人死了。他命另一個僕人去棺材店買棺材，久久不見回來，原來他竟然死在了棺材店裡。有一對新婚夫婦，婚禮之後，夫婦坐於帳中很久沒有出來，打開帳子一看，夫婦兩人死於床的兩頭。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的威力。這場鼠疫，發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

台灣的著名明史專家邱仲麟，於2004年在《明代北京的瘟疫與帝國醫療體系的應變》一文中，對北京的這場大鼠疫有更詳細的描述。到崇禎十六年（1643）四月時，北京每天死的人數已達上萬，以至於城門都被運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戶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門口的最多，連街頭玩耍的孩子都沒有了。有一個統計數字，這場大疫奪走20萬北京人的生命，而北京城當時的人口，估計在80萬到100萬，也就是說，每四到五個北京人中，就死掉了一人。「堪稱是一場超級大瘟疫」，邱仲麟寫道。當時的北京城裡盛傳種種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間整夜敲擊銅鐵器驅鬼，「聲達九重」，官方也沒法制止——這是怎樣的一座鬼氣森森的城市！

　　這時候，政府還能做點什麼呢？當時的皇帝似乎已經顧不上這事兒了。雖然在崇禎十六年（1643）二月疫情就爆發了，但直到七月，駙馬鞏永革上書說，請皇帝「軫念孑遺，亟賜拯救」，這時朱由檢才下了一道諭旨，撥銀萬兩，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屍，再撥一千兩銀子給太醫院，醫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這點銀子杯水車薪，根本不夠用。

　　其實，即使貴為宮廷官宦，也不能倖免鼠疫的肆虐。當時有位叫張真人的法師來到北京，剛出宮不久就被皇帝叫了回去，命他施咒、誦經來祛除病魔，但死亡的人數仍不見少。開始宮中每死一人，還能得到四千文錢的撫恤，後來，連這個錢也沒了。

　　可以想像，這時駐在北京的明朝軍隊怎能倖免於瘟疫。邱仲麟寫道，當時在北京的守軍，名義上有十來萬，大疫過後，少了一半。他引用一位明朝遺民張怡的說法，當李自成的隊伍殺過來時，能上城牆上防守的軍人，連一萬人都湊不齊。不過，明朝的軍隊向來腐敗，駐京城部隊吃空額的現象由來已久。也就是說，原來到了軍隊發餉的時候，還可以叫許多百姓來頂替領餉，比如，叫來許多小商販或衙門班役來充場面，但現在百姓死的太多，連頂替點名的人手也湊不齊了！

　　不但是士兵、小販、僱工大批倒斃，北京城連叫花子都找不到了。當時的守城將官低聲下氣地求人來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檢下令讓太監三四千人上了城牆。到李自成兵臨城下時，北京內城上五個城垛才有一個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殘，「鳩形鵠面，充數而已」。到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經到了西直門時，京城還沒什麼像樣的防禦，而士兵們每天只有百餘文錢去買粥充饑，這怎能抵擋李自成的精銳之師？

　　有史料說，當時的明朝軍隊打仗，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動，軍官「鞭一人則一人起」，可是這個起了那個又趴下，說他們是軍心渙散也罷，全無鬥志也罷，或許，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邱仲麟在這裡也同意曹樹基的看法：崇禎十六年（1643）的大鼠疫，間接造成了北京的淪陷與明朝的滅亡。 　　但是，這裡仍有疑問。第一個問題就是，李自成的隊伍攻進一個大疫之城，他們自己難道不會被傳染？第二個問題就是，李自成僅僅在北京待了42天，接著是另一撥改朝換代，清朝人進來在北京建都，他們不會感染上大疫？　　曹樹基對此的解釋是，李自成進城的時刻恰逢其時。這個時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經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為天氣轉暖，還尚未流行開來。

　　這裡要解釋一下腺鼠疫與肺鼠疫的區別。一般人們都知道，鼠疫是一種由老鼠傳染的烈性傳染病。具體來說，是由老鼠身上所帶的跳蚤，將鼠疫桿菌傳染給了人，這是腺鼠疫。腺鼠疫的顯著特徵，就是淋巴結腫大潰爛。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轉化而來，表現為劇烈胸痛、咳嗽、吐血。肺鼠疫的厲害，在於它是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已經不需要老鼠作為中介，類似SARS。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氣溫低的條件下。

　　「每一種疾病，都有每一種疾病的機理。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時，它就會平息下來。這個時候李自成來了。如果李自成早幾個月進來，他們也會被鼠疫消滅掉。不過，最終清軍還會進來，這個大趨勢不會變。歷史的演變真是非常有意思。」曹樹基說。

　　在1644年的春天，李自成進北京又退出北京的前後，從曹樹基研究的史料上看，在天津及南方，還在繼續流行鼠疫。疫區一直延伸到了蘇州、杭州。從癥狀的描述來看，既有腺鼠疫，又有肺鼠疫。　　今天，人們可以在網上看到關於鼠疫與明末清初歷史變局的各種假說。有人說，李自成的部隊後來與吳三桂及清軍的決戰之所以大敗，就是因為義軍士兵在北京已經感染了鼠疫，喪失了戰鬥力。到後來，李自成屢戰屢敗，一潰千里，就是這個原因。而清軍佔領北京後又遲遲不南下，聽憑南明建立流亡政府相抵抗，也是這個原因。　　對此，曹樹基並不認同。「李自成進北京後，鼠疫對戰爭應該是沒有直接的影響了，後來發生的那些都屬於政治史了。至少從史料上來說，沒有李自成及其部將士兵染病的記載。」　　「這一點確實比較詭異。從歷史記載上來看，李自成的部隊經過的地方，都變成了疫區，發生了大疫，但是確實沒有李自成部隊本身受感染的記錄。」　　作為歷史學家，他們對歷史的發展進程可以有各種猜測，但是落實到結論上，則必須要有證據。　　關於戰爭與疾病的因果關係，曹樹基的合作者李玉尚曾寫過一篇論文，講述太平天國戰爭時，霍亂的流行怎樣對這場戰爭產生了影響。　　在同治元年（1861）七月，太平天國戰爭已經到了決戰時刻。清軍一方，曾國藩的部隊本來已經形勢大好，滿以為可以一舉拿下南京。不想，一場兇猛的霍亂使得「士卒十喪四五」，死去的人數以萬計，有時軍中的病人連侍候服藥的人都沒有了。　　「這個時候，正是太平天國一方大舉反攻的好時候。可是，霍亂同樣襲擊了他們的軍營，使得他們也無力進攻。這樣一來，戰爭陷入了僵持。本來預計馬上會結束的戰爭，又拖延了三年。」李玉尚說。　　這是最典型的疾病直接影響戰爭的事例。而李玉尚能夠寫出這樣的論文，得出這樣的結論，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是來自曹國藩的書信。　　在以往，人們只關註明末清初的政治鬥爭和軍事戰爭，在正史中，關於這段歷史時期的疫病記載不但少而且相當模糊。曹樹基說，他做這段研究時，大多看的是地方志；而邱仲麟的研究，歷史資料大多是來自明人的筆記。　　如果我們仔細去對應戰爭的軌跡與疾病的軌跡，仍會發現許多對不上的地方。或許，疾病流行本身的規律，我們還沒有悟透；或許，當時的記錄者也好，後世的閱讀者也好，目光早已被那改朝換代的大事變所遮蔽，已經無暇關注在翻天覆地的狂飆之中，那藏在人間角落裡的小小老鼠了。 　　但是，事情還沒有完。曹樹基在做鼠疫研究的時候總在想，它最初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明末的幾場大鼠疫，都是從山西開始的？他開始注意到，自明清以來，山西長城口外地區的自然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就是說，從這時候開始，有大量漢人遷入，原來大片的牧場被開墾成農田，這裡的生態環境變了。　　歷史記載，大批漢人進入塞外是在明嘉靖年間（1533~1534），大同邊衛發生變亂，許多漢人逃往口外投奔蒙古俺答汗。他們還大肆招徠漢族逃民在那裡耕田。也有記載說蒙古俺答汗也從內地擄掠漢人過去，從事農耕。　　本來在草原上生活著大量的老鼠，它們中也會有攜帶鼠疫桿菌的病鼠，「但是，只要帶菌老鼠的種群小到不足以傳染流行，就沒關係。在草原上一般就是這個情況」。曹樹基說。但是，如果大量的人過去，改變了這種關係，情況就不同了。這時，人與鼠接觸的機會就大大增加，特別是在發生旱災的情況下。　　據鼠類專家的研究，一旦發生旱災，老鼠就會到處去找食物，其中不少就竄到了人類的集中居住地。而因為它們吃不飽，會導致體質變弱，這時它們身上帶的跳蚤會格外多。乾旱使鼠洞內溫度相對升高，又促進了鼠疫桿菌在跳蚤體內的繁殖速度。　　這時的老鼠對人就相當危險了。可是恰恰這時，人們——受了旱災的饑民們，偏偏要到處找老鼠。他們需要刨鼠洞里的糧食充饑。可以想見，這時人們帶回家的，不僅僅是老鼠們存下的糧食，更有老鼠們身上的跳蚤，和跳蚤所帶的鼠疫病菌。　　查一查明朝末年的歷史記錄，關於災荒，特別是旱災的記錄觸目驚心：萬曆十年（1582）、十五年（1587）、四十五年（1617），都曾發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禎十四年（1641）之後，是連續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之後。旱災發生後，災民們會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隨之四處擴散。而像北京這樣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就會隨著它向外輻射的條條官道，把病菌傳到帝國的四面八方。這還是在不打仗的情況下。一旦旱災、瘟疫和戰爭同時出現——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社會就開始崩潰了。　　如果沒有戰事，或許明朝政府還可以集中精力去應付災荒。但明朝末年，明王朝面臨著強大的外敵入侵。為了應付遼東防務的沉重負擔，於是加緊對社會攤派苛捐雜稅，又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激起一輪又一輪的民變。戰爭，又導致災荒和疫病的後果成倍擴大，最終無法收拾。　　1644年，一年中北京城換了三個皇帝，北京人有四分之一被鼠疫奪去了生命。據曹樹基估計，明末的崇禎年間，死於鼠疫流行核心區即山西、直隸、河南三省北部的人口，要佔到這三個省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災荒、疫病、戰爭，17世紀40年代的中國，這幾種因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靈塗炭、山河破碎。據學者統計，明清易代之際，因非正常死亡，中國的人口減少了四五千萬。人類已經與鼠疫搏鬥了千百年，付出過數千萬也許是上億人生命的代價。「要是能消滅鼠疫這個病，就好了。」在採訪結束時，我們不禁感慨道。　　「不可能的。首先老鼠就消滅不掉。再說，你想過沒有，其實鼠疫病菌也是控制老鼠數量的一個因素呢」，李玉尚笑道。　　大自然的生生循環，就是這樣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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