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超國家主義」
朝日平吾(一八九二—— 一九二一)於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大財閥安田善次郎的家裡刺殺了安田善次郎之後,當場自殺了。受朝日平吾所留下的遺書《死之叫聲》的影響,同年十一月四日,首相原敬在東京車站被十九歲的青年中岡艮一在「國賊!國賊!」的尖叫聲中殺害了。井上日召(一八八六——一九六七)是血盟團事件的策劃者和精神領袖,橘孝三郎(一八九三—— 一九七四)是農本法西斯主義的指導者。朝日的遺書《死之叫聲》,具有區別日本的超國家主義與傳統的國家主義的標誌性意義。在這裡,如久野牧所言,元老、新舊華族、軍閥、財閥、政黨首腦這些明治以來的傳統的國家主義的代表無差別地被一律斷為罪惡的元兇,主張挨個殺掉,以此表明與明治以來的傳統的國家主義的斷裂。而且這裡,對外來思想的排斥、直接的恐怖行動、志士意識或天皇的赤子觀這些昭和超國家主義的特色一應俱全,還沒有表現出來的只有將國內改革與對外國策結合起來的正式的超國家主義的主張而已。這種「正式的超國家主義的主張」 在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中充分體現出來。
橋川文三不僅分析了大正、昭和時代超國家主義與明治時代國家主義在思想性格上的不同,而且指出明治以來的個人主義、人格主義的思潮對於形成超國家主義的思想底色的潛在影響,甚至有氣脈相通的一面。實際上,以各種思想雜交的怪胎形式出現的超國家主義,無論是對傳統思想還是現代思想都極具吸附性與粘連性,這是使它同時顯出前近代與後現代面孔的原因。這裡我們分別從人生觀、國家觀和宗教觀來看看超國家主義的思想特性。 雖然超國家主義者(他們的著作以及相關資料集中收錄在《現代史資料》第四、五卷,みすず書房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版)的家庭出身及生活狀況不盡相同,但都是自覺地將個人與國家聯繫起來的「有志之士」。只不過這種「志士意識」因為其處境等不同也有不同的具體表現。如朝日平吾在《死之叫聲》里說:「我所支配的只是未滿二十歲的青年,他們不像今日之有識青年會算計,也不是小才子,其特徵為愚直、不言實幹、莽撞,立於信念、不為名利而動,故堅強沉默,所望不在瓦全而在玉碎,所期在決死的真實。強烈鼓吹天下之事皆為賭博的人生觀與病死不如誅滅奸人而死這種男子漢的豪爽之氣。」而「二二六」事件皇道派青年將校的代表西田稅(一九○一 —— 一九三七)則有一種革命的英雄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氣概。他在《無眼私論》中說:「志士必須是聖人,古來的革命者都是聖人——真理之把持及其現實只有聖者能夠擔當。」 人生觀中,生死觀無疑是他們的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一方面,他們賦予死以詩意的理想價值。西田稅就高唱「死者詩也」。認為「美麗的死是人生終極的理想」。並解釋說:「短暫的生因為美麗的死而具有無窮的價值。即便長壽,因為醜死而價值全無。總之,殉於哲理追求人生去美麗地死的殉道者的生命,不單單以其年齡——靈肉俱在的——論長短,所有殉道者的生命都是同一的——在永遠的未來延續而不朽,其存在與哲理的永劫不朽。」與這種對死的禮讚形成對照的是將暗殺視為一種去道德化的手段或方便。對於為什麼要採取暗殺這種過激的手段,井上日召回答說:「那是無是非的方便。」「什麼能夠促使他們自覺?有什麼方法?一想馬上就應該明白。對他們的銅牆鐵壁而言,出版物和志士的誠意都沒有用,那麼剩下來的只有在他們所珍惜的最重要的生命上的危險感才能夠開導他們自覺了。」「對我來說我相信是佛行,不覺得是善也不覺得是惡,一切都是這個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必然。」這裡涉及佛教,特別是日蓮宗的法華信仰。如殺害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的小沼正說:「我殺掉井上准之助,朦朦朧朧地覺得能夠掌握佛教的某種東西了。成為殺人犯在拘禁中我更加熱情地閱讀了佛教經典。這都是托准之助的福。這樣,對我來說殺人是如來的方便。」
他們主張將殺人作為一種「方便」,其目的在於國家改造、在於「清君側」。同時也是排除天皇與其赤子之間的屏障,使作為有限的個人融入天皇這一萬世不朽的絕對生命之中。青年將校一般都認為天皇陛下即日本國,我們赤子是陛下的分身、分靈。立於這種信仰之上,去充實發展每一天的生活,就是維新、就是改造。但是,具體而言,天皇的命令要通過上級軍官來表現,這作為實際問題來認識還是相當困難的。所以長官不得不根據自己的信念來強行「含淚」要求部下,因為部下是將自己的命令「作為陛下的命令確信而動的」。與這種將擬似「陛下的命令」作為「確實的信念」而「去」死相區別,法西斯主義的恐怖暗殺活動,有所謂「一人一殺」與「一殺多生」的分別。一人一殺,朝日平吾是典型的代表,他留給盟友的遺言是:「卿等體會我平素的主義,不聲張、不外露,只是默默地刺殺、衝擊、斬伐、投放,不需要同志間的往來、結集,唯有埋葬一個,這即是盡自己個人的方法與手段。」而井上日召則告誡其同志說:「我們的暗殺,不是以殺人為目的,而是憂國青年為了促使其覺醒而不得已所訴諸的唯一手段。」還特別提到「無論是否達到目的,不要自殺。既然自己是信善行事,就必須明確活下去的態度」。 他們的人生觀和生死觀,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帶有「求道者」追求「自我實現」的意味。日本的超國家主義是在國家主義煙幕下日本人自我意識的大爆發和大幻滅。 國家觀應該說是超國家主義者思想中最具本質意義的部分。而在這一部分,也直接與天皇密切相關。在這一點上,西田稅表述得乾脆利索,他說:「天皇為國民的天皇,民族為天皇的民族。」他強調要將明治維新的理想發揚光大而進行大正維新,必須以劍、以神聖的血、「以徹底的國家主義」來洗濯此污濁的國家而在此之上建設新的真正的日本,「使日本成為世界的宗主國」。井上日召則是從宇宙觀來認識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他強調無論是從唯物的層面還是人的內在的知識、感情來看,宇宙的整體「森羅萬象都是同魂一體,沒有任何一個是獨立分離的」。而國家、社會和個人都被綜合統一在其中,沒有與全體分離對立的個人。國家改造的思想基礎,井上日召認為在於覺悟到日本這個國家是以與其他諸外國不同的宇宙法則為國體而成立的國家。也就是說,國民都是天皇的赤子,國民與國家是「同魂一體」的。他認為現實的教育及社會的制度組織等都只是以歐美式的差別觀為基礎的,都是違反宇宙的本來面目的。從而批評現實的日本政治只有天皇政治的名目,而實際上是政黨政治、寡頭政治,絕不是天皇的政治。 也有對天皇本身表示不滿而進行「忠義直諫」的。如皇道派青年將校的先驅者磯部淺一(一九○五—— 一九三七)認為明治以後的日本,是以天皇為中心的一君與萬民一體的立憲國、是以天皇為政治的中心的近代民主國。因此不允許獨裁。但現實中的日本則是特權階級的獨裁政治,他們甚至都不把天皇放在眼裡。他認為這是天皇陛下的「失政」。同時他感到既然現實世界中天皇都無能為力,那麼也只好以「我們另外有一個靈的國家」來自慰了。談論超國家主義者的國家觀,當然不能忽視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代表北一輝。從一九○六年他自費出版《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到一九一九年被奉為日本超國家主義聖典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的作成,典型地展示了社會主義、革命思想等近代思想如何日本化、軍國主義化的歷程。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是在日本法西斯主義運動中發揮了最具指導性作用的理論,是貫穿國內改造與國際侵略的最具理論形態的法西斯主義的典型。 在「大綱」的緒言中,他指出如同希臘是歐洲文明的中心,日本是「亞洲文明的希臘,在率先構築自己的精神完成國家改造的同時,高揚亞洲聯盟的義旗而執將真正到來的世界聯邦的牛耳,這樣就可以向四海同胞宣布佛子的天道而垂範於東西」。在國內改造上他提出一系列措施,比如「天皇為了與全日本國民一同奠定國家改造的根基,由天皇大權的發動開始,停止三年憲法,解散兩院,在全國發布戒嚴令」。「廢除華族,撤銷阻隔天皇與國民之間的藩屏以彰顯明治維新的精神。」「天皇在戒嚴令實施中,以在鄉軍人團為直屬於改造內閣的機關,來維持國家改造中的秩序,同時調查並徵集各地私有財產超限度者」等等。在國際方面,他認為日本「在國際上處於無產者地位」,主張以所謂「正義的名義」來打破「不正義的現狀」的戰爭的正當性,強調要重新「決定國際間的分配」,否則,「日本的社會問題永遠無窮地得不到解決」。其最終目標是要「構築起北到俄國南到澳洲的大帝國」,發出了發動對太平洋戰爭的預言。與「緒言」相呼應,在「結論」中,他認為日本改造法大綱,是「日本民族的社會革命論」,並且大言不慚地說,「日本民族在國際上復活主權的原始意義」就是要覺悟到那是要獲得作為「統治各國的最高國家」的「最高統治權」。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中也對「勞動者的權利」及「國民的生活權利」提出了明確的改造方案。比如對罷工,在某種程度上作為「國民的自衛權」的認可、「勞動工資以自由契約為原則」、八小時工作制、「婦女的勞動與男子一樣自由、平等」、「保障日本國民平等、自由的國民的人權」等等。可見右翼與左翼的確幾乎只有一紙之隔。直接處理右翼思想的檢查官也注意到「此日本改造法案中所包藏的思想,其社會主義色調極為濃厚,甚至極端地可以說是赤色思想」。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超國家主義的特點。 日本超國家主義的「革命行動」,由於不是靠大眾的力量來完成,而且其理論大多不成體系,更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大規模地指導或改造社會實踐。這樣,就不可避免地要藉助於宗教的力量來達到其目的。井上日召選擇同志的方針之一就是「儘可能有宗教信仰或經過宗教上的鍛煉,至少對改造運動具有宗教式的熱情」。還要「能夠滿足於為改造運動不惜生命的堅定信念,而不看重其所把持的理論」。而佛教的日蓮主義,特別是《法華經》信仰與超國家主義者有著比較普遍的聯繫。
井上日召自述其通過誦讀《法華經》,感到「全身沐浴著靈光,四面八方所見之物都大放光明,與佛教經典所描述的那種莊嚴世界毫無二致」。不僅如此,而且明顯地聽到有一個聲音對自己說「你就是救世主!」他批評當時的佛教界局限于思想或字句的細枝末節,進行無用的理論鬥爭,而忽視了當務之急不是理論問題,而是改造實行。他一方面念佛一直不斷。同時他也欣賞神道,指出「只有以此神道為生命的日本才有指導世界的資格」。其旨在強調「牢固地把持國體的絕對性」。實際上,在井上日召那裡宗教已經被生活化了。因此,他甚至說「我的國家改造運動就是我的宗教」。
而小沼正則試圖對「法華經與革命」的關係來進行論述。最終將革命歸結為內在的覺醒。他說:「覺醒不是從外在的概念地意識到的東西,而是內在的覺醒。將革命作為概念的人不知道革命為何物。內在的覺醒才是真正的革命。」其用意在於要將革命與自己的生命融為一體。「所謂革命就是覺醒自己的生命、去創造與自己的本性同一的世界,慾望就赤裸裸地、人就作為人的性情去生活。革命就是活著。而活著絕對不是因為外在的原因,而是自己自身自然地活著。」西田稅、北一輝都對《法華經》極為推崇。他們唱念《法華經》就是為了獲得這種「覺醒」的力量。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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