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信仰與當代中國人的信仰重建

　　（本文系東方講壇演講稿）

　　一 無法忽略的中國信仰

　　現在經常談及的和諧社會的建設，應當與信仰問題具有很深的關係。

　　然而，中國人很少以直接面對的方式，來討論自己的信仰問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交往中，不論是與國內的朋友交往，還是與海內外的朋友交往，可能都難以直接提到信仰。

　　在這裡，我把信仰問題放在宗教學或宗教社會學裡面來考慮。實際上，信仰和我們的人格發展，跟我們的精神關懷，跟我們的社會建設，緊密相關。我想，我們討論的這個話題，不僅僅是一個理論話題，也是一個實踐的話題。所以我希望能夠把我的一些想法，一些視野所及的問題，與大家分享，有一個思想的互動。

　　二十世紀以來，信仰問題有兩個歷史時期被涉及的比較多。一是辛亥革命前後；一是1980年代以後。因為這兩個時代，對中國人來說都是一個翻天地覆的時代。古往今來，常常是在中國歷史發生巨大變遷的時候，個人的精神關懷、安身立命的問題，就會自然而然地凸現出來。

　　只要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朝代之間的更迭，經常會有一個天命轉移的問題。一個農民起義推翻一個朝代，他往往也會有一個組織起義資源的口號，而這個口號本身往往就具有一定的信仰變遷的特徵。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朝代要改變，天命要轉移，人的安心立命問題也就成問題了。然而，在一個新的朝代建立後，真龍天子奉天承運，重坐龍床以後，信仰問題可能不再受人關注了。於是，朝代改換所帶來的信仰危機問題，就會被人們漸漸的遺忘了。

　　辛亥革命前後，打倒了滿清專制皇朝，但國家權力沒能很快整合起來，所以當時中國人的信仰問題就只有通過新文化運動，通過「主義和問題之爭」而被激化出來。當時，主要的問題是秩序的重建，政治秩序和權力秩序的重建；與此同時，當然就還有一個精神層面怎麼辦的問題。孔夫子、孔家店被打倒之後，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基礎似乎就跟著喪失了，好像無數「遊魂」一樣。

　　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表面上，這個問題得到了一時的解決。這是一個新舊之間的交替，很快的，全國人民的精神就在新中國這個大局下面給整合起來了。這個時候的信仰問題，不很突出。只是到了1980年代前後，信仰問題才突然被強調出來了。那時的中國人，剛剛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來。

　　一個「文化大革命」，走出了整整幾代中國人。從以前跟著一個人走，用一個人的腦袋、一個人的感情，代替自己的腦袋和感情的時代，中國人走入了另外一個時代，可以重新思考了，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但是，這麼一個新時代，中國人開始用自己的腦袋思考問題了，同時也好像自己的精神父親一會兒消失了那樣，打那之後，中國人就要自己去重新尋找一種精神關懷了。

　　當時以潘曉為名在《中國青年》提出來的「人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的問題，可說是這類問題的集中反映。

　　那是1980年初，當時中國有一個大規模的討論，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與此討論相伴而行的，還有一股潛伏的、卻不很突出的一股思想潮流，就是關於「民主和迷信」的討論。當然，這個討論是在「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全國大討論的背後。著名學者李洪林，寫了一本《科學與迷信》。

　　李洪林在這本書里指的迷信，是指的個人崇拜。他認為，在中國這麼一個強大的傳統文化背景之內，之所以會出現文革，之所以會出現那麼一種個人崇拜，實際上是一種迷信。至於迷信的出現，主要是在於我們的民主生活不夠。這種關於「民主和迷信」的思想討論，我覺得在當時雖然是一股潛在的思想潮流，但是它跟潘曉寫的文章，「人活著有什麼意義」一樣，同樣事關中國信仰及中國人的信仰重建問題。

　　一方面是活著的意義，一方面是民主和迷信的關係。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這就是一個「信仰危機」 及其信仰重建的問題。一個時代變遷之後，中國人的精神信仰要有一個新的掛搭之地！我的心靈，我的靈魂，有嗎？有的話，它們應該掛在什麼地方呢？

　　文革的時候，我是一個初中生，而在80年初則剛好大學畢業。當時我就有這麼一個體會，覺得那麼一個時代過去了，以後的時代會如何，誰也不知道？茫然不知所向，而原來想的、信任的、相信的，把精神掛搭在那麼一個固定對象上面的那個時代，早就過去了。這個時候，人都很茫然。

　　實際上，說的是信仰危機，其後要求的則是信仰重建。這個問題，從80年代初葉以一種模糊的形式提出來之後，到現在2007年，將近30年過去了，是不是真正的解決了？這個答案，應當是所有中國人共同面對的。問題提出來了，不一定能夠完全的解決；但提出問題的時代，肯定是一個很好的時代。

　　當代中國的信仰現狀，從歷史背景來說，每當一個歷史變遷，它都有一種潛在的和表面的表達方式，這就是雙重危機。不僅僅是信仰危機，還有一個權力秩序的危機。曾經有學者提過，辛亥革命前後，中國人不僅要忙著推翻滿清政府，同時還要建立一個新的精神秩序。因為中國人喜歡講安身立命、身心安在何處的問題，這就是信仰危機的問題。雖然是將近30年過去了，但1980年代的問題到現在，依舊保留在我們的心中，保留在我們的人際互動當中，保留在當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之中。

　　提出那個「人活著有什麼意義」的潘曉，是一個兩人共用的筆名。她們現在過得並不太好。有一個好一點，有一個穩定的工作；有一個已經退休了。因為她們在《中國青年》寫出這篇文章以後，她們所在的單位就一直對她們價不高：「這個人奇怪了，怎麼活著還會有問題？」單位把她們當作有問題的人來看待，她們因此而一直不能入黨，一直沒有好的工作。

　　可是，她們可能再也不會提出上面這樣的問題了。

　　二 形形色色的中國信仰

　　對此，我們在這裡討論中國人的信仰重建，就先從這些問題開始。

　　我曾在一刊物上看到一個問卷資料，說的是現在中國人當中，僅有1/4的人選擇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這與建國初，也就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候的萬眾一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與此相反，不要任何信仰的人高達16%以上。即便是相信社會上有道德規範的，比如說信仰傳統文化的人的比例，也是比較低的。

　　這是登載在《南京社會科學》2002年第三期的一個問卷調查數據。雖然這個問卷，受它的樣本限制，不一定能夠推向總體，但是，它卻能說明一些信仰方面的問題。

　　我在跟一些同學上課、交流的時候，我經常會問他們信什麼。他們則會馬上回答我說：我姓吳、我姓張。他們沒有信仰，只好說自己姓名的姓。等後來他們明白了我問的問題之後，他們就會說：「我只相信自己，只相信自我。」 他們是現代或後現代的人，其他的都不相信，就相信自我。這應當也是信仰重建中的一種問題。

　　最近，還有一組由國家行政學院和中央黨校從事社會研究的人做出來的調研數據。它說明，目前有46%的縣處級幹部不信馬列信鬼神。

　　我也知道，我們的幹部、黨員信迷信的人確實不少。

　　根據中紀委和省紀委的一些調查，在最近幾年的貪污腐敗案件中，在那些貪官的背後，大都有一個風水大師或神漢、巫婆之類的人。有一些貪官貪錢之後，他擔心東窗事發，往往會到廟裡去燒香，請求菩薩保佑，不要老馬失蹄，不要被揭露出來。

　　我對此現象做過一些討論。我說，這些貪官好像還有點怕鬼神，還有點怕菩薩，比那個什麼都不怕的貪官，可能要稍稍好一點。因為他心中還有畏懼心理。曾經是山東省的一個省委副書記，現在已經因腐敗被抓住了。他曾經請風水先生給他算命，說他你命中可當總理，但在他的命里少一座橋。結果，這位長官就把一座正在修建的國道強行改道，途經一座水庫，並在水庫上面建造了一座橋。此人姓胡，後來中紀委把他抓起來，這座橋就叫做「改胡橋」。

　　官員如此迷信，法官檢察官信迷信的也不少。湖南雙峰縣檢察院里，曾經有一個法官，不小心從高樓上掉下來摔死了。因為事出蹊蹺，這個檢察院的黨委就集體討論，默許一個道士到法院里做了三天道場。我們要知道，法院——這是個公共權力的象徵，行使公共權力的神聖場所，為大家維護公平正義的地方。可是，道場卻做到了國家的檢察院裡面來了。

　　這是公共權力方面的迷信現象。接下來再講一些商業部門的相關現象。一些從事經濟活動的老闆，他們的信仰情況更加複雜。比如，山西五台山有一座廟，有一個法師，很是靈驗，所以許多人就會到他那裡去燒香許願，特別是那些很有錢的人。

　　前不久，我到雲南一寺廟去參加一個開光典禮。我們講文化，一般的人講宗教。其間，我們跟一個國企老總一起吃飯、聊天。這位老總說，他是有佛教信仰的，並且很虔誠。他說，就是今天開光的這座寺廟，在當時塑菩薩象的時候，他們公司黨委就討論過了，全體董事會成員應當在菩薩面前跪拜一個小時，以表示對佛菩薩的虔誠。我覺得很有意思，問他，拜佛菩薩的事情還要黨委討論？他說這是董事會的決定，最好討論一下。我又問：你們黨委書記去了嗎? 他說，黨委書記是董事會成員，當然是要去的。

　　以上是老闆企業界的信仰現象。這裡再說一般的、民間的信仰現象。民間的信仰現象是多種多樣的。我不敢說在座的都有算命、面相的經歷，但是我估計，看過血型、看過自己星座的人肯定很多。比如，有事了就找個朋友看看面相，比如，明天要考試了，今天會去廟燒燒香。

　　今年中考的時候，我送小孩到學校參加中考，只見學校四周鐵欄杆上面，就綁著很多紅綢子。鐵欄杆上綁個紅綢子，那算什麼，既沒有神、又沒有菩薩、上帝在裡面。綁個紅綢子，求一個吉利，討一個平安，為孩子討一個好分數。還有去旅遊的，可能會見廟必進，見菩薩就拜。過聖誕節了，過感恩節了，即使不是基督教徒，大家也可能會到教堂去。這算不算信仰呢？可能不算，但可能也算。

　　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信仰呢？怎樣才會走出信仰危機呢？

　　我在這裡，再舉一個我的課堂教學的實例。我曾把這個事例講過幾次，覺得在中國人的信仰方式之中很有代表性。

　　那是我上的《宗教學概論》，有一個女學生上完課以後，她跟我說，「李老師，我最近碰到一個困惑，不知怎麼辦？」

　　我問：「什麼困惑？」

　　她說：「我家裡是個基督徒家庭，有基督教信仰的背景。我經常跟著我姐姐到教堂去，現在他們考慮把我發展成為教友。我呢，對基督教也有好感，很想入教。但是，學院現在也想發展我入黨，我是入黨積極分子。他們叫我進黨校去學習。」她還說，入黨申請書我已經寫過兩次了。

　　我說：「那你困惑什麼呢？」

　　她說：「老師曾經教我們，基督教是唯心主義的，是落後的。共產主義信仰應該說是跟這個沒關係的，而且黨章裡面說了，黨員不能信宗教。」

　　她不知道怎麼辦，很緊張、很痛苦。我擔心了：「痛苦到什麼程度？」她回答我道：「還好，還不至於睡不著覺。」

　　她希望，我給她一個答案。

　　這個答案，我怎麼給呢？！我是一個宗教研究者，我很知道信仰宗教基督教信仰也是一個蠻好的事情。相對於沒有任何信仰的人來說，相對於你每天被一些亂七八糟的事弄得困惑不解的，它應當說是好事情。

　　我如何回答她的問題呢？

　　略作思考之後，我說她可以去看兩種書。一種是——《聖經》、《歐洲基督教史》、《世界文化史》；另外一種書則是《黨章》、《中國革命史》、《中國近現代史》。我希望她看了這些書之後，我們再討論。

　　那女孩當時很開心，滿口答應說：好的、好的，我回去看看。我還補充說，你可以跟你家裡人討論一下，或者跟你們黨書記探討一下，看看這個問題怎麼辦？因為這些問題，包含了無神論和有神論、政治信仰和人生信仰的複雜關係。

　　這個事情之後，我一直惦記著她。大概半年過去了，有一次我就在學院的電梯里遇到了她。她和一幫學生走進了電梯。我把她給認出來了，眼睛一亮，說，「這不是你嗎？你的那些問題還有嗎？」

　　她說：「什麼問題啊？」 我說「你要去教堂的事情啊。這個問題還有嗎？「她立即回答我說，」沒了。「

　　電梯門開了，我就把她拉了出去。問她：「你不說你很困惑嗎？現在怎麼沒了？「

　　她很簡單，說：書我沒看；我入黨了。她說，她要考公務員。

　　哦！是這樣啊。考公務員不一定要入黨啊？她說，考公務員呢，是黨員就好得多。比如在兩個人選擇當中，一個人黨員的，另外一個人不是，如果成績一樣，條件一樣，可能就會選擇一個已經是黨員的人。

　　哎喲，原來這樣啊。我困惑了。她卻笑嘻嘻的，跑掉了。

　　現在，我只要講到中國信仰和中國人的信仰重建時，這個故事馬上就會浮現在我的腦海。我像祥林嫂一樣，可能還會講這個故事。我在中國基督教最高學府——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里也講過這個故事。那些聽課的教會領袖、各地牧師們也很驚異。他們說，她的入黨，是為了公務員才入黨的啊？我說，那是她黨風不正。那時正在「保先教育」之中，「保先教育」可以給她好好的教育。……

　　形形色色的信仰現象之中，我再給各位講講學者、文化人的信仰。

　　最近幾年，中國文化領域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大力推崇文化民族主義，希望在強大的西方文化的衝擊之下，能夠尋找到一個關懷和支點，抵抗西方文化。文化主義和民族主義結合起來了。其中一項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儒教做成宗教。

　　把儒教做成宗教，有兩種做法。一種是做成民間的宗教，就是老頭子、老媽子也好，民間廟會也好，強調一個「忠」字，突出一個「孝」字，強調一個對祖宗的尊敬和祭祀等等。這種儒教，在廟會裡面體現出來，在民間集市裡面體現出來；還有一種做法，是要把儒教做成當下的國家宗教。

　　從事這些事業的學者，有孔子的後代，有各個領域的專家。他們要把宗教，做成知識分子的、或者做成國家的宗教。像這些新儒教的代表，聽說還上書給國家領導人，理由是為了捍衛民族傳統，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大肆入侵，建議把儒教做成國教云云。

　　當然，這可以視為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個人考慮而已。至於對各個宗教進行分別的專業研究的學者，做佛教、道教研究的，大多數出身於中國哲學領域，很多人研究到最後，就皈依佛門和道觀。所謂皈依，就是到廟裡面拜師傅了，拜師傅了以後就不吃肉了，素食，但是沒離婚出家。做了在家居士。

　　做基督教研究的，大多是出身於外語、外國哲學或世界史領域。十多年以前，中國文化界就有個「文化基督徒」的概念。所謂的「文化基督徒」，即在感情上、理性上是認同、甚至信奉基督教的，但是他可能不一定受洗，不一定禮拜天要到教堂去做禮拜。目前在基督教的研究領域裡，這樣的學者不少。我最近有一個朋友，研究道教的，也因為身體突然不好，專門到一個道觀里辟穀去了。什麼叫辟穀呢？「辟穀」在道教術語里，就是說修持一種道術，不吃飯或盡量少吃，由少吃到不吃，來體驗一種精神境界。這是道教的一種修身方法，就像吃素是佛教的一種修行方法一樣。

　　為此，我們可以看出，這裡至少具有四種類型的信仰模式：當官的，掙錢的，有文化的，還有一個民間老百姓。你們說，哪一種信仰是最好的？哪一種是我們在和諧社會建設當中最應該藉助、認同的信仰？大家去思考，這個信仰現狀確實很複雜。

　　三 差異分別的中國信仰

　　這麼聽下來，細心的朋友可能會注意到，這裡講的信仰，好象亂七八糟。信仰這個東西，確實很複雜。你不知道，關於信仰的準確概念和定義是什麼？我甚至覺得，信仰這個概念，跟我們什麼叫文化，什麼叫宗教，什麼叫人是一樣的，很難定義。它涉及面太廣，每個人都有他的信仰，不同信仰方式，所以就很難界定。

　　中國人之間的信仰是有差異的。這是一種有差異、有分別的信仰。但是它曾經又是一個具有大一統傳統的信仰，既有整體性亦有個別差異。更重要的是，信仰的差異，則是因為每一個人的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而選擇的信仰和信仰的表達方式就當然不同。所以，差異的信仰，是由於個人的身份、地位不同而導致的。

　　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間，或者是1949年到1980這個年代期間，中國人就有一種概念，一切以人民為中心。這個時候，你只能選擇一種信仰，如果你有其他的信仰，那肯定是偷偷摸摸的，思想覺悟肯定成問題，肯定不是好思想。這個時候的信仰，應當是一個政治分類的概念。基於這樣一個政治分類的概念，政治信仰肯定也是一種帶強制性的政治認同方式了，別無選擇。

　　那麼，人們常常講的，信仰是一種希望，信仰是一種真理，信仰是一種信任等等，它們又是如何表現出彼此的差異呢？

　　在中國人的信仰當中，中國人的不朽，它不是一個彼岸的關懷，它就是道德立身的一種關懷。生命可以不要，殺身要成仁。仁是在身家性命之上的。所以中國人直到譚嗣同以前，中國人的性命是不可以隨意處理的。所以，一個臣子，在皇帝沒要他去處理自己生命的時候，這個臣子是不能隨意處理自己性命的。皇帝要給臣子賜死，臣子還要三呼萬歲，感恩戴德，感謝皇上賜給一個完屍。因為他的性命不是自己的。在忠的層面是這樣，在孝的層面也是這樣。所以，明清之際的中國人曾經有一個人生命覺悟的思潮，就是希望自己去死，自己把握自己的死亡。

　　我的導師吳澤先生，曾經在1940年代間寫過一本書，叫《儒家叛徒李卓吾》，李卓吾曾經為了他的死，寫了一個遺言。他說，我死的時候，我老婆不要來、小孩不要來。我死的時候，只要我的朋友來。我願意死在我的朋友手裡,讓朋友把我埋掉。在生命信仰層面，他就是一種突破，突破了一種三綱五常的儒家倫理。還有的像黃宗羲，也希望他死了以後，他的身體迅速爛掉，屍體要速朽。他覺得這個世界靠不住，不要去修墳墓，不要留給後人祭祀，不要到了清明節、大年三十的時候來祭拜，像那個陸遊講的：「家祭毋忘告乃翁。」這些都不要了，死掉算了，拉倒了。

　　近代的譚嗣同，告訴中國人，變革維新是要流血的，所以我今天就死給大家看看。到梁啟超講倫理的覺悟，是中國人最後的覺悟的時候，他就說了，死亡意識的覺醒，乃是中國人一個很大的覺醒。他有個名篇，大家可能看過，叫《中國人的死亡觀》。近代中國民主革命和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實際上也繼承了這一中國文化傳統，這種精神、仁義變成了一種主義，變成了一種政治理想。所以，當一個人獻身於他為之獻身的對象的時候，他的身家性命就交給了一個理想，其中就會有了一種叫做信仰的東西。

　　這就是一種信仰，這就是一種經由傳統轉折過來的一種信仰。為此，信仰是一種寄託，信仰是一種道德，信仰是一種關懷。信仰——都可以這麼講,它可以很寬泛，也可以很有內涵。

　　最後也當然可以說，信仰是一種宗教。宗教只是一種信仰，宗教信仰也只是很多信仰中的一種，所以，我覺得，講信仰可以講國家信仰，政治信仰，民族信仰，文化信仰，宗教信仰……。關鍵的問題是，在信仰這個核心概念前面，應當再有一個限制詞，比如說政治信仰、國家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和宗教信仰。這些限制詞所表達的意義本身，就能對信仰有個基本的界定，限定了信仰的表達形式和實踐模式。如果這樣來理解信仰現象的話，信仰問題就可能不那麼容易混淆了。

　　特別的現象，是有點類似那些官員的精神混亂狀態。他們可能在政治信仰和人生信仰上的界線上，一時無法清楚定義，也可能是民主生活不夠健全，甚至是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所造成的結果。我看過一些材料，都是黨報、黨刊上的一些材料，因為反腐倡廉，有很多材料被披露出來了。這些人往往是當自己的仕途保不住，或者是特別想保官，想陞官，想買官，卻又覺得他的命運把握在他的上司一人手裡的時候，他就只好去求助於迷信了。

　　對此類現象，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講宗教起源的時候，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起初是自然力量，講宗教是一種自然力量的崇拜；但後面還有一段話，我相信我們的政教老師可能忘記了，你們肯定也不注意。宗教還有一種起源——就是對社會力量的崇拜。社會力量，成為了人們崇拜的對象。對於自然力量的崇拜，可能會隨著文明的進步，會使這些崇拜和宗教自然消失。這個社會力量的崇拜所導致的宗教根源，卻難以伴著文明的消除而消除。特別是在自己命運把握不住之時，人們就不得不祈求於一個強大的、令他畏懼的力量。那些官員們的精神困惑，就是這種無法與人訴說的、不得不求助於人的被崇拜的社會力量，從而使迷信與民主問題發生了特殊的關係。這說明人們對於社會力量的崇拜，更複雜、更加深層。惟有消除那種不民主的生活方式，這種迷信，這種宗教，才能夠轉換為另外一種信仰形式。

　　信仰的一般定義，的確是不容易。現在再給大家一個比較專業的術語。它認為，信仰是一種特定的人群和個人能夠共享的目標、共識，共同的價值取向，共同的價值承諾。因此，一個人沒有信仰，也許能夠混下去；但一個民族沒有信仰，則是很荒唐的。所以梁啟超早在100年前就說了，中國要有信仰才能進步。現在我們強調中國人的信仰重建，就是這個進步的要求，反映了時代特徵。

　　當然，信仰的本質也可以是一種自我超越，是一種信奉、持守和追求，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所以你跟國外的人打交道的時候，如果談到信仰，你說你沒信仰，那就完蛋了。一個人活著沒信仰，我怎麼跟你交往。你憑什麼讓我信賴呢？但我們也可以說，中國人的信仰特色不一樣，可以沒有信仰。

　　從宗教社會學的理論著眼，信仰就是處理人和人、神和人之間的一種基礎關係。人們的信仰，是一個終極關懷的對象，這種對象會影響到你和人的交道方式，甚至影響到你和你自己打交道的結果。信仰是會表達在生活當中的。我們常常熟悉的，有信仰的人會說一句話叫：「活出信仰來」。不管是政治層面的，還是宗教層面的，或者是文化層面的，你的信仰是應該表達出來的。它的表現，就能夠表達為一種信賴、獻身，一種虔誠。

　　不過，中國人的信仰不一定都與宗教相關。我最近看過一本書，叫《社會主義的道德信仰》，這個信仰是道德信仰。雖然道德是值得去信仰的，但道德掛搭在什麼地方這就是問題了。當一個道德出自於一個集團，出自一個利益集團，出自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個人，這種道德信仰可能就會發生一種變質。所以，我們講信仰是真理，是主義，是道德，這個話都沒錯。問題是，它應當有個本來的源頭。

　　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之一——十世班禪，他曾經去中國佛學院上課，他講過這樣一句話，「佛教是個好東西。為什麼是個好東西呢？它的果報理論，告戒你不要做壞事。你如果做了壞事，下輩子你就可能變豬、變狗或者變成其他畜生。那人如果有害怕，他就不敢去做壞事。所以，宗教能夠給人一種寄託，同時也給人一種敬畏。」

　　人最怕的是無法無天，所以你僅僅講，你要做好人做好事，這是不夠的。而且做好人好事背後，你可能還有一種利益的誘惑。你做了好事，我給你一個獎狀，這種道德如果很普遍的話，也會成問題的。為此，道德的寄託，是人和人關係的一種規範性表達，既規範你的行為，也規範我的行為。如果大家要做好事的背後，都有一種利益需求的話——這本來也沒錯，但是仔細想想，再發展、延伸出去，就可能是很有問題的，甚至會走到道德的反面去了。

　　同樣的道理，中國信仰也很容易發生這類的問題。中國人的信仰非常個人化，個人的信仰選擇往往要以個人的利益、興趣為依據。有些人不願意接受約束，選擇了信仰，但不一定皈依宗教。人們受的約束已經太多了，還來你這裡受約束。於是，他就選擇一種只相信自己的信仰方式，那隻相信自己。

　　至於西方人的信仰，就要和宗教結合起來了。它更多的是群體的信仰，不僅僅是個人的。一個人有了信仰之後，他往往會積極的、與同信仰的人去交往、溝通，他會到教會去做禮拜。雖然有些人也不喜歡到教會去做禮拜的，但他們常常會把信仰視為是一種宗教生活的表達。

　　信仰會告訴大家，應當聚集在一塊兒。前幾年在美國的時候，我曾經去黑人、黃人、白人的教堂，觀察、體驗他們的宗教生活。在教堂裡面，人們過的宗教生活，往往就是一種公共生活，大家聚在一塊兒，交流思想。做禮拜、讀聖經之後，他們常常有一個茶敘的時間，而茶敘的時間就是一個聚會的時間，朋友、鄰居或同事，都會因此而得以相聚。

　　聚會時候，有人講自己的苦難，大傢伙會為他承擔；他有成功的時候，大家會一塊兒和他分享，這就使大家建構了一種公共生活，可以叫做社區。我們現在講社區，一個教堂、一個宗教建築在一個社區裡面，它們往往就象徵了一個精神中心。可以說，這就是西方人的、或比較典型的西方人的信仰表達方式和宗教生活方式。

　　信仰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的選擇，而且不應當把個人的信仰當作一種隱私來對待。可是，我們遇到更多的信仰現象是，當你問及他人有沒有信仰，你燒過香嗎？你受過洗嗎？往往會被視為侵犯了個人的隱私。

　　前不久，著名的林妹妹扮演者陳曉旭出家後不久就去世了。她被譽為「上品上生，潔來潔去」。媒體上對她議論很多，一時關注的對象。大家很關心她為什麼要出家，削髮為尼，甚至會探討到她出家後面的精神方面的東西。……對此，著名的余秋雨就在上海的一個報紙說話了，說不要再打攪陳曉旭了，這是她的隱私！再去打聽別人的隱私，這是我們社會不文明的標誌。

　　我當時就想，余秋雨怎麼不懂信仰？信仰怎麼就完全成為一種隱私呢？信仰是要表達出來的，但中國人就很喜歡把它表現成一種內心的事情，是個人一種神秘的體驗，或者是我個人的一種內心深處的一種要求，跟別人沒關係。的確，信仰確實是在你要行動的時候，他就不完全是一種個人的事情了。憲法是保護個人的信仰自由的，憲法同時也保護個人隱私的。為此，人們也可以從中體會，信仰是不是一種個人隱私。如果信仰完全是一種個人隱私，這種信仰方式，幾乎就是個人體驗的神秘主義。這樣的信仰，關注的是自己，不管別人。

　　各位朋友，你們到廟裡去燒香的時候，你們可能會告訴一同去的朋友，你自己的香，是不能叫別人幫你買的。你得自己買。如果有一個人說，今天燒香我請客了，香火錢我全出了。你們會同意嗎？懂得其中奧妙的人就會說，不要你幫他買了。自己的香，必須自己買；自己的心愿自己許，自己的菩薩自己拜。如果我幫你們買了這個香，你們也就去為他個人去燒香了，許的願也是為他許的了。比如，你許了一個願，升官發財，按照信仰習慣，那就是幫我求的；你要健康平安，也是幫我求的。因為香是我買的。這就是這種傳統的信仰方式，一種中國人式的精神寄託。

　　當然，地方父母官或領導人去燒香拜佛就不一樣了。他會代表當地全部人民祈求平安和諧。因為他的個人身份不一樣，效果就不一樣。這就是信仰及其表達的差異。個人的信仰，只能為自己祈福。只有大人物的信仰，才能代表一方水土，祈禱國泰民安，經濟繁榮。

　　四 混合建構的中國信仰

　　顯然，中國信仰及其表達方式，比較隨意，比較個體，比較因人而異。有求必應，觀音菩薩有求必應。你求什麼，你求的心誠不誠，你不誠就不行，你來求就不一定誠。因此，中國人的信仰個體化的情況非常突出。

　　與信仰不一樣的地方，宗教則是一群人的信仰。中國人的信仰方式基本上是個人的，他不太喜歡和大家折騰在一起。所以，與西方人的信仰方式比較起來，西方人的基督教信仰往往講究過禮拜，講究受洗、領聖餐，講究一個群體之間的共同禱告、精神分享。現在中國人也經常使用「分享」這個概念了，它的本來意義，就是你有我也有。這個傳統，其實就是從西方人的信仰傳統中演進出來的。

　　很明顯，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中國人的宗教概念，與西方人比較起來都不一樣。當我們講「宗」和「教」的時候 ，在中國漢語裡面是要分開理解的，而在西方人裡面，則主要是強調人和神的關係的。一旦講宗教，肯定是要有一個不可動搖的、高高在上的一個崇拜對象；不像中國人祭拜一個神，一定會有一個具體的利益追求藏在後面。

　　比如說：今年大旱或今年洪水，我們去求一個神，結果還是繼續大旱和洪水泛濫的話 ，那麼，老百姓就會不再去祭拜這個神了，可能會對它潑污水、髒水，或把這個神毀掉。他們也會咒罵這個神：「這個小子不保佑我，那麼我今天也不睬他；我為你請客吃飯，你還不領情，我就不理你。」

　　認真分析一下，可以發現，這個被人祭拜的神，好像和人存在著一種賄賂與被賄賂的關係，好像中國人信的神是可以被賄賂的。否則，幹嘛要交錢呢？比如，人到了寺廟裡，往功德箱往裡投點錢，就是因為一般人會以為，做了這種功德之後，神菩薩就會對你好一點。女孩子則是投一點錢，到佛菩薩的腳上摸一摸，到臉上擦一擦，好像就會漂亮一點。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為了獲得一份好心情，但在其中難免有一種利益的交換關係，如同神人之間的互惠關係。

　　那不同的宗教，信仰肯定就是不一樣的。基督教、伊斯蘭教他也都有捐錢的，而且是把一個月收入的1/10捐到裡面。但這個錢不是捐給神的，而是捐給這個信仰共同體中所有的教友，或者是宗教活動聚在一起共同承擔的費用開支。其中，不是說我給菩薩捐的多，就會獲得更好保佑。好像人們到廟裡去燒香，燒個高香，就可能保個很大的平安。實際上，神、菩薩不是那麼容易被買通的，但中國人的普通信仰，大多就是抱著這樣一種心愿。

　　中國人的信仰，可能不一定完全跟彼岸世界或宗教體系相關係的。我們更喜歡在「立德、立言、立功」等問題上來考慮。中國人講到信仰的時候，更多的是強調一種道德教化。你要做什麼事情，同你的道德教化，同你的道德修養，同你的文化素質是緊密聯繫的，而不說跟你的信仰對象具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如果這一道德教化的根基，不是出自於一個終極的信仰對象，而出自於現實人際關係或權力關係的話，其最可能的結果，就可能出現一個這個歷史中常見的現象：這就是人們對於日常道德原則的懷疑，甚至會發生疑問，懷疑我們的信仰是否能夠靠得住？換句話來說，你會如何去信仰固有的道德原則？你怎麼去信任我們的信仰。這也是人們經常討論的信仰危機問題。

　　與此相關的是，近期少林寺爆出了一個案例。它說的是一個來自青甘西部的香客，在少林寺燒香。當他燒完香以後，廟裡的和尚就跟他說：對不起，你這燭香要出錢。六千塊。

　　當時我正好針對少林寺現象寫過一篇與宗教社會學有關的文章，以後就有人給我發帖子說，你在瞎說！少林寺都成什麼樣子了，一柱高香，值六千元錢？！

　　這個問題，使我引起了特別的關注。雖然我對此過程沒有全面的了解，但我後來注意到，寺廟燒香大都是明碼標價的。最少的香，10塊錢一支；較貴的，900塊錢一支……，都明碼標價，物價局核准的。你燒什麼香、你許什麼願，你就買多大的香，你的願就容易實現，願小就買小的香。

　　就佛教的真實信仰來說，並不是燒的香越多，他受的菩薩保佑就越多。如果佛教就是這樣一種佛教的話，那早就完蛋了。像這樣的宗教，你怎麼信得過呢？！不過，當下的佛教現象很是複雜，你們也不要去片面的批評佛教。在一些地方，一些政府管理部門、旅遊局也大多參與了佛教寺廟的管理和發展，作為宗教搭台，經濟唱戲，並且參與佛教寺廟的經營和分享。現在海南島的三亞觀音像，那就是旅遊局、三亞市政府、佛教寺廟三家分紅的。

　　用我關於少林寺文章裡面的一句話來說的話，這就是「另一種信仰危機」 了。它與1980年代以後的信仰危機，既有關係亦有區別。民主和迷信的關係，人生與信仰的關係，曾經是1980年代以來信仰危機的主要內容。目前這一種信仰危機，則需要從中國人的信仰傳統講起。

　　中國宗教和西方的宗教很不一樣。中國社會裡面宗教功能的發揮路徑，不一定要經過宗教的組織或藉助於宗教制度的力量；中國人的信仰表達和信仰實踐，往往要藉助於非宗教的組織非宗教的力量、資源來表達。他們依賴的往往是現實的秩序和權力、道德習慣。因為中國人的信仰，歷來都是很分散的、很個人的。中國人在表達自己信仰的時候，常常要藉助於其他的力量、非宗教的力量。用社會學的一個概念，這叫做路徑依賴。它已經成為一種信仰習慣了，只能這麼去表達。而宗教組織呢，往往不是很健全。

　　中國人的信仰，是各種現實的東西與宗教資源的結合。孔孟儒學是不是宗教？爭論很多，既可以說是宗教，亦可說不是宗教。但是，儒教之祭祖、拜天，是不是宗教呢？300年前，利瑪竇來中國傳教的時候，他就搞不清楚，中國人到底信的是什麼神？！可是，利瑪竇之所以能在中國成功，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人物，則是無疑他採取了易佛補儒的策略，走的一條上層路線，跟儒家知識分子、跟皇帝去交往溝通。後來皇帝喜歡他了，儒教學者接納他了。他就好辦了。但他的後繼者，又跟皇帝吵翻了，所以天主教在中國、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告一段落。

　　就事實而言，儒學是不是宗教，不是很麻煩的事情。關鍵是它在中國還有些用處。現在西方的宗教界和宗教學人士很喜歡跟中國的儒學對話，而不太喜歡跟中國的宗教對話。這還是利馬竇的一個傳統，覺得中國的宗教在中國太邊緣化了，中國的生活不靠宗教來組織的。儘管中國人具有他自己的信仰和信仰方式，但是跟儒學打交道，有時候就等於是跟官方信仰打交道。

　　我曾經認為，儒學是個信仰體系，但不一定是個制度化的宗教體系。如果把儒教視為一個宗教體系的話，那麼，它就是一個依賴權力秩序的宗教體系。它缺乏的是自己獨立的宗教制度或者宗教組織。所以儒教很不一樣，它沒有專門的制度化，而它的天祖信仰，卻又在中國信仰結構之中很有影響、很有地位。

　　儒學知識分子身在官場，同時卻以佛教、道教或民間信仰作為他的官場信仰的補充，作為他在官場當中的另外一種心靈寄託。中國的文人、中國的哲學家，大多數都有一種信仰，在個人身份的背後藏著。剛才講的李卓吾、黃宗羲，都有佛教信仰。王陽明，他則直接把佛教的東西變成了儒教心學的一部分。這是中國人一種很奇特的信仰方式，如同身在曹營心在漢，身為儒教學人、朝廷官員，但他們信仰方式卻可以是儒佛、佛道互補，就像我剛才講的幾種信仰方式糾合在一起那樣。

　　所以，中國人的信仰或者精神寄託，不完全是靠救贖，也沒有末世論。世界觀之中的世界，不分為此岸世界和彼岸天堂。如果有末世論的話，他們又往往把信仰的改變，寄托在權力秩序的改變上。這個朝代不行，換一個朝代。這個皇帝不行，換一個皇帝。這個人不好，換一個人。怎麼換，不用管，甚至管了也沒用。權力秩序無法更換，中國人的信仰變遷也成困難。這就是中國人的信仰危機的深層內涵。問題已經超越了信仰本身。

　　因此，信仰危機中的信仰，反而不是危機的主要問題了。傳統中國人信仰的天命，對理解目前中國人的信仰狀態有一個極好的說明。按中國人的天命信仰，每個人都有天命，中國人很喜歡講天命。女孩子喜歡叫媽，在她身處逆境的時候，很需要幫助的時候，就叫一叫媽啊。一般的中國人則很喜歡講天、講天命。中國人還喜歡講「20年以後、又是一條好漢」。至於天命的信仰，中國人普普通通的，可以有信仰，但是不一定能夠表達這個信仰。一般中國人的天命信仰，就只能轉換成為個人的內在的道德修養。

　　你想想，傳統中國之中，誰敢祭天？誰敢組織祭天的儀式？誰敢祭天？滅九族！誰想私下裡祭天，他就是想當皇帝。天命信仰的表達和實踐，就是官方信仰，就是傳統的國家信仰，傳統的國家權力信仰。

　　我去年曾在《文匯報》或《光明日報》上，看到一則對河南省省長的批評。這位首長在主持河南新鄭的祭黃帝大典。當時，鼓樂齊鳴，香火繚繞，祭文出來了，牛豬羊三牲也殺了，天空出現了一片彩雲。正當此時，這為河南省領導欣喜無比，大聲呼喊：「吉兆！吉兆！」

　　對此現象，一家官方報紙嚴厲批評了這個省長。理由是，一個省長怎麼能說你主持祭黃帝大典的時候就出現了吉兆呢？傳統中國，如果這樣說話，就會說明你是一個想改天換日、自己做皇帝的人；就憑這件事，皇帝就會滅了你的九族。 傳統的祭祀大典，只能為皇帝操辦；這種話，也只能是做皇帝的、或是想做皇帝的人才能講的。一般的人講了，就是大逆不道。該報紙批評說，在當代中國，祭祀黃帝，不過是表達我們的紀念罷了，你怎麼搞出宗教迷信了？最後認為，這位省長的思想覺悟不高，需要好好學習云云。

　　然而，這些批評，牛頭不對馬嘴。你想想，這個省長在祭中國人的人文初祖，黃帝是一個經由中國文化做出來的祖宗，他又不是我們的血緣之祖。依據中國人的宗法傳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此，你跟我或許就不屬於一個血緣傳統，你跟我或許就不是一類人。為此，超越這一傳統的，就是我們的政治認同、權力規訓，不過是把血緣的、民族認同建構在裡面罷了。所以，這個省長之所以會講出這種話，不過是藉助於祖宗崇拜及其信仰祭祀的儀式，表達了一種強大的權力認同而已。

　　這就是中國信仰中的天命信仰，在它的裡面深藏有權力的認同和制約。即使是中國人講求的道德信仰，也在其中藏有這麼一些制約。道德信仰從哪兒出來？從祖宗出來，從炎帝、黃帝那兒出來？還是從社會人際互動的關係建構出來？從祖宗出來？祖宗死了，成為了祖神。從黃帝出來？黃帝的神話，成為中華文化社會的創始人，同時還是道德信仰、民族認同的根基。因此，中國人的核心道德信仰之中，立言、立德、立功，不一定具有終極的關懷形式，卻又成為了中國人人際互動的價值規範。

　　天命、祖神、炎黃信仰，就是這樣一些具有終極特徵的信仰內涵。但是，它們的表達和實踐方式，卻只能以現實的權力秩序或行動規範作為基礎，這就限定了中國人的信仰方式，只能是各種資源的混合建構，不是一種單純的信仰或宗教體系。信仰由此被加以分別了。

　　五 多層替代的中國信仰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對傳統文化進行過全面的批判，甚至是顛覆性的批判。在這些批判中，曾經有三種思想主張，希望取代宗教。

　　這三種理論思潮，一種是以梁漱溟說的「道德代宗教」，一種是陳獨秀講的「科學代宗教」，一種是蔡元培講的「美育代宗教」。但是，這些「取代」的設想和行動都沒有成功。這些文化思潮，後來都被歸納到一個中心，被歸納到一種政治思潮，「主義取代宗教」，被當時中國人接受和理解的學說及其主義所替代了。

　　如果道德能夠替換宗教，道德就不是一個終極性的；如果說美育能夠替代宗教，那就是孔子說的，志於道、游於藝，就是一種智慧遊戲，是一種美學的、哲學意義上的遊戲；如果科學能夠替代宗教，導致科學成為主義，科學就會成為萬能的世界觀。儘管科學只解決人和自然的關係，不解決人和自我，人和人，人和社會的關係，但是當科學變成信仰的時候，它也可以把一種道德、學說變成主義，也可以把一種政治主張變成最後的關懷。最後是科學替代了信仰，把科學兩個字，轉成主義替代了宗教，變成了信仰和此岸性的關懷，被轉成一種信仰方式。

　　不錯，中國人是要有一個信仰，有一個核心的信仰，主要的信仰或者說基本的信仰，但是這個層面，是不是有一個多元的選擇空間。這很重要。然而，多元的選擇空間，會不會有不同的信仰的要求和寄託，同時還能自由地表達出來，予以實踐？這就要依靠目前的社會建設了，這也就是我經常強調的宗教社會化、或者是信仰社會性的表達訴求了。

　　傳統的說法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說的是傳統中國的國家使命，就在於宗教活動和戰爭討伐。把這兩個事情做好了，國家及其權力秩序才能建立起來。這就奠定了中國人的信仰傳統，要祭祖，祭天，使它們成為一個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如果這些信仰方式，要被轉換成一種個人信仰的話，在中國文化語境之中，它們就變成了一種道德的、權力的要求。

　　中國人的道德信仰，本質上就藏有這樣一個要求在深處。與其說是信仰，不如說是道德講究。更要指出的是，這種核心道德信仰，卻因與祖宗和天命的信仰而存在著與官方信仰內在打通的關係，從而會使中國人的信仰內涵之中具有一種倫理化、權力化和政治化的內在邏輯，很容易被捲入國家政務和國計民生等大事之中去，使信仰也成為了國家、政治緊密相關的大事。

　　國家主持的祭祀活動，由此而變得非常的重要，變成國家之重大政務，變成一個國家的公共事務。傳統中國就是這樣，祭天、祀祖、封禪，祭社稷、登泰山、封聖人……，這些信仰活動都是國家的象徵。延至今日，我們現在的祭孔、祭炎黃，都是國家級公共祭祀。當然，我們也可以把它當成一種文化習慣、紀念活動，像毛澤東寫《為人民服務》以紀念張思德一樣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寄託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其中就有一個很深刻的信仰傳統。因為這些祭祀內含有人們的信仰習慣，卻又要經過國家認同、官方主持，這就建構了一種所謂「公祭」的信仰表達方式。古往今來，其影響日益重要，而且會越來重要。時下里對公祭的熱烈討論，應當要注意到其中的這一奧妙。如宗教，非宗教；即信仰、即權力。

　　為了進一步把握中國人的這種信仰特徵，我再給大家講一個小故事。2006年，我去武漢參加一個道教研討會，其中有來自台灣地區親民黨的貴賓，連同這個會議一起到神龍架祭炎帝。在這個祭祀活動之中，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在祭炎帝的祭壇旁邊，有一個觀音廟，裡面供奉觀音菩薩。出於社會調查的習慣，我就跑進觀音廟去看看，和廟裡的法師聊天。

　　我說，我們都是炎黃子孫，來這裡的人都是為了祭炎帝來的，你設個觀音廟在這裡，不煞風景嗎？

　　法師說：你不知道，我這個觀音廟很管用。你們在祭炎帝的時候，表達的都是民族大義、國家要求，比如兩岸統一、國家安定啦。那是大家的事情。但是，還有些人、包括官員、老闆，祭炎帝的時候，他個人的要求怎麼辦？他就可以到我的觀音廟裡面來求觀音了。

　　一個祭炎帝的祭壇，一個表達個人精神追求的觀音廟。這使我恍然大悟。一個官方的，公共的，公祭的，大家都要求的；一個是個人的，私人的，自己的，隱秘的。這是個很有意思的信仰現象啊！

　　為此，我後來又問了炎帝祭壇的負責人，我說，祭炎帝，個人可祭嗎？他說，不行。家族可祭嗎？不行。他回答我，這是要預約的、並且要經過有關方面批准的。沒有批准，不好公祭。這似乎在說明，所謂公祭，一定要經過官方批准。它有種權力的合法性要求藏在裡面。但觀音廟裡面，誰都可以進去，哪個都能祭拜。不僅在炎帝祭壇的地方能祭，其他寺廟裡也都可以能拜。這是一種極其明顯、深刻的信仰分別。

　　誠然，應當指出的是，在公祭炎帝的信仰方式當中，其中包含有一種普善性，有一種信仰普世特徵。中國人都祭炎帝。你會說你不是炎黃子孫嗎？你能不接受這一炎黃信仰的認同嗎？

　　炎黃之祖，是人文祖系，本來不是血緣系統。可以說，這是一種相象的建構的信仰共同體。這是一種信仰符號，是文化認同的核心象徵。但這象徵是公共的，屬於國家權力秩序分為之內的東西，國家要管的。至於像剛才講的，炎帝祭壇旁邊的觀音廟，就不是國家直接要管的，隨你自己去祭拜。因此，中國人的信仰模式之中，一直存有一個私人信仰與公共信仰之間的區別。

　　與此比較，中國人之中的學者信仰就更加複雜。中國的學者很累，既要管自己的身家性命，又要管老婆孩子，還要治國平天下。你說能不累嗎？最累的，是還要看皇帝的眼色。中國的儒家知識分子啊，是哲學，又美學，同時還是政治家。既是理論家，又是行動者。這個是最累的一個原因。所以他要急流勇退啊，獨善其身啊，怎麼辦呢？他的信仰就是如此，從修身齊家，一直到治國平天下，他都要表達、要有實踐。所以，儒教知識分子要儒佛互補，儒道互補，官場裡面不夠的，只要走出廟堂，在六合之外精神走私，去江湖之中尋求一點個人的信仰關懷。為此，中國知識分子的信仰方式也是一種私人信仰，雖然在他們頭上懸掛的卻是官方信仰、為民請命。

　　然而，精神走私，就會出現民間信仰，所謂的「封建迷信」。它表明學者信仰的不穩定。傳統中國的儒、釋、道三教，實際上是哲學、政治、美學、個人信仰三種東西放在一塊兒，最後歸屬於一個權力秩序、公共宗教裡面去了。這也是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會出現道德代宗教、科學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等文化思潮的基本緣由。

　　至於民間迷信，那給人的感覺好像是「亂七八糟」。當代中國有五大宗教，民間迷信不算其中，但是我們處處都可以看到，許多中國人的精神關懷，就是這種不在宗教體系之中的信仰方式。

　　正是這些不在固有宗教系統中的信仰表達，有時會很麻煩。他們的表達往往不拘時間地點，完全根據他們的信仰需求。比如有些老人，因為他們原來燒香的廟給拆掉了，遷居新地方，卻沒地方燒香，他們就在野外燒香，實踐他們的信仰。可是，這不符合宗教活動場所的管理原則。可是，這些老人家會對這些管理人員說：「你們啊，不去管貪官污吏，卻來管我們老人家燒香」？對此，那些地方官員無言以對。想想，他們也無礙大局，只好聽之任之。

　　還有中國人幾乎都有的家族信仰，其中的意義就更加豐富了。家祖信仰的一個重要表達，就是祭祀祖宗。每年農曆清明、7月半、大年除夕的時候，就是這一信仰的最好表達時機。我們今天中國人是講龍的傳人，炎黃子孫，實際上也是一種家祖信仰的放大而已，同時具有中國人的宗教特色。

　　不能發現，中國信仰是多元的、多層次的、有核心信仰卻又可以多元選擇，各種各樣的，林林總總，可以湊一塊兒，但又有權力約束。權力，哲學，倫理，美學，宗教，一種同構，權力主宰。根據權力的需要，這些個信仰，老百姓，學者，統治者都是各有不同，卻又九九歸一。所以，可以說中國沒有西方那樣的宗教，但不能說中國人沒有信仰。中國人有的是信仰，只是這些信仰並不完全歸屬於宗教，而信仰的表達方式，也就隨之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了。

　　我想強調的是，當我們講中國人的信仰重建，當我們講中國人的信仰危機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弄清楚，這究竟是哪一種信仰危機？是哪一種信仰需要重建？佛教有佛教的信仰危機，佛教的信仰危機，大抵上就是：「信佛不進廟。」 而基督教的問題，可能是「信神不信教」。我信上帝，但是我不相信你這個教堂和教會，不相信某某牧師。那麼，什麼是中國人普遍的信仰危機呢？所謂的中國信仰，其實是可以分類處理的，不要把所有的信仰，像煮八寶粥一樣，全都攪渾在一起了。

　　如果一個國家只有一個信仰，在一個權力穩定之時，這個信仰也許不會出問題；但是在一個時代變遷、權力的合法性基礎也要改變、國家權力出現分化的時候，信仰的問題就會隨之呈現，而不同層次的信仰就有不同的實踐要求、不同的表達形式，不同的危機現象，進而就會有不同的信仰重建之方法和路徑。

　　當然，個人的信仰容易解決，而群體的、社會的、國家的信仰問題，不是那麼容易解決。而信仰的分類，中國人一直不太注意，給忽略了，具有混合信仰取向。至於信仰的表達和信仰的實踐，則需要一個公共的基礎，一個公民社會。因為，信仰建設與社會建設是相輔相成的。

　　現在我們講憲政建設，講民主建設，講社會建設，講和諧社會建設，其中有一個很根本的要求，這就是國家權力和個人精神權力要有兩分，不兩分則會導致很大的麻煩。公共權力怎麼與靈魂的管理之間建構一種制度的分割、促使信仰、精神、靈魂獲得一種自理、自助的可能。這個問題，將會涉及到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當一個公共權力的擁有者，同時又是一個精神領袖的時候，他一個人把兩種權力合二為一，對普遍的人群發生一種強制性規範的時候，這個矛盾就會更大。公共權力就很容易被等同於一種道德楷模、精神信仰，從而會忽略了人們對公共權力的監督和要求。當信仰、精神、靈魂都被納入公共權力秩序之時，信仰、精神、靈魂就轉成了公共權力的對象。此時此刻，真正的中國人的信仰，就只能是精神走私了，而公共權力則進入了人們的信仰、精神和靈魂，無所管束了。就此而言，中國信仰的重構，就不僅僅是信仰本身的問題。首先要為權力「祛魅」，然後才是信仰的重建。

　　最後，借用梁啟超的話作為結論：「中國當以有信仰而後進。」 然而，什麼信仰？怎樣建構？這才是當代中國人的信仰重建、中國進步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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