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專訪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 一切「大城市病」都可通過規劃治好，中國已具備條件

每經記者 江然 余蕊均 楊棄非 新加坡報道 每經編輯 陳俊傑

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

著名城市規劃學家芒福德說，「大城市是人類至今創造的記憶最好的器官」。

城市的繁榮興衰，記錄著國家的發展足跡，且和經濟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同時，城市又是一個複雜有機體，有著獨一無二的脈絡和肌理，包羅萬象。它的不可逆性也決定了一旦「生病」，需要及早「治療」。

「如果沉下心去研究，規劃得當，一切大城市病都能解決，沒有什麼好難的。」這是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所堅信的。2015年，新加坡建國50周年，BBC專門撰文，文章標題就叫《新加坡50歲：從貧民窟到摩天大樓》，對劉太格所大力倡導的、也是聞名遐邇的「組屋」（公共住宅）系統評價頗高：這不只是房屋修建，這是一個國家的修建。

離開政府職位的劉太格依然是新加坡國寶級人物。79歲的他開始創業，公司名字是父親當年用過的名字。他說明年就是標準的「80後」、「更年輕」，這個年齡創業是因為還有很多理念想傳遞，「規劃師的終極目的是提升民族尊嚴，讓世界不再盲目崇拜西方。」

最近20年，他把規劃、建設、治理新加坡的經驗和理念帶到中國，並且已為近50個中國城市做過規劃。眼下的中國城市規劃，站在一個新關口，如同當年的新加坡，正努力完成「從無到有」向「從有到優」的轉變。

按照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的規律，中國已進入高速城鎮化中後期，80%的經濟總量來自城市，超過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未來這個數字則將超過70%。十九大以來，「美好生活」、「以人為本」、「和諧宜居」這樣的辭彙被反覆提及。劉太格在新加坡辦公室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採訪時，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好閉幕，會議進一步強調了高質量發展。

劉太格感受得到這樣的變化，他認為中國已經具備最適宜城市規劃的環境，「現在要用心做的，一是把規劃方案做好，二是規劃法治化。」末了，他又叮囑，「不要操之過急。」

NBD：新加坡是世人皆知的好城市，您的規劃理念得到了證實。現在回過頭來看，您理解、堅持的規劃定義是什麼？

劉太格：城市規劃包羅萬象，涉及方方面面，空間、經濟、交通等等，規劃處理的是一個綜合問題。簡單說，一個規劃方案，無論是大城市還是衛星鎮，要用真功夫把動聽的文字和數據變成合理的空間布局，最終落到一張藍圖上，並且方案中的每一條線，每一片顏色都能說清楚為什麼。

規劃沒有什麼好神秘的，道理都懂，但下真功夫很難。

NBD：明確了這個定義，您先後效力新加坡建屋局和重建局兩個關鍵職能部門，也剛好是一個城市「從無到有再到優」的階段轉變。理念上發生了什麼變化？

劉太格：建屋局是做中等規模的規劃，到了重建局就是把過去所有東西融合起來，整體梳理。那時候我們做了一個「百年規劃」，總規時間範圍是從1991年到2091年，因為新加坡面積太小、人口太多，必須從長遠考慮，現在想來依然是個好事。

如今全球很多城市的規劃方案期限也只是15~25年，但我認為每個城市都應做一個長期的、整體性的規劃。就好像寫一本書，不能一章一章地寫，寫完第二章不知道第三章寫什麼，要有整體章法。如果一個城市，50年後會長成一隻大鵬鳥，應該提早把整個大鵬鳥畫出來，讓它慢慢長大。如果只做短期規劃，相當於畫了50隻火雞，綜合起來像，卻並不是真的大鵬鳥。

大家喜歡新加坡，也是因為新加坡是按照大鵬鳥的規劃方案來做的。當然這隻大鵬鳥還在成長，新加坡人口已經突破570萬，最近我提議做千萬人的規劃方案。

這個理念中國很多城市也在接受，比如西安、福州、昆明，人口是七八百萬，我建議做一個50年～60年的規劃，人口做到1200萬左右，他們都接受了。

NBD：做這樣一個長期規劃，對主政者和規劃師來講應該都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所謂「真功夫」怎麼練？

劉太格：人們稱我是新加坡「規劃之父」，我覺得誇張了，當時執政者提供了很大的空間，同時也是一代規劃師的智慧。但有一點我可以不謙虛地說，從建屋局到重建局，就是長達幾十年的學習。

首先，建屋局具體職能是規劃衛星鎮，這個經驗對規劃師來說非常珍貴。這是一個從無做到有的過程，今天新加坡衛星鎮的模式、內容以及它的宜居性，我想在世界上肯定排在前列。

做完規劃之後做建築設計，公共住宅每一戶、每一寸面積，如何充分利用都要有科學依據，然後再做施工監理、物業管理。那時我的工作一方面是規劃師、建築師，同時也是開發商，因為我們不僅做住宅，也做相關配套，商業、工業，學校，還有體育場館，我們按規劃條件選好土地之後，讓政府的相關部門建設。

物業管理的優點就在於可以接收許多居民的埋怨。鼎盛的時候建屋局有15000人同時運轉，責任重大。而我有一個小團隊，包括工程師、建築師，還有很重要的社會學家，一定要用社會學家的眼光看城市發展規劃。

最高峰的時候有12位擁有社會學博士學位的專家幫我分析問題。每1、2個月，他們會對過去做錯的地方進行分析、得出結論。所謂做錯就是規劃方面的缺陷、建築平面布局的缺陷，以及還有哪些沒有想到的好的理念，分析之後放到下一輪規劃和建築設計中。

這樣整套的、不斷改進的工作連續做了20年，學到不少功夫。很多人問我最得意的衛星鎮是哪一個，當然是最新的那個，因為吸納了好的主意，把過去的毛病都改掉了。但遺憾的是，一般的規劃諮詢公司的工作方式是把方案做完交給業主就不跟蹤了，正確與否，不得而知。

NBD：規劃做出來，它的合理性怎麼去論證？又怎麼一以貫之地堅持下去？

劉太格：新加坡的規劃方案是法律嚴格保護的，不許隨意改變，執行也嚴格按照規劃方案來。那時候我對方案的合理性有相當把握，所以比較敢嚴格執行。不過即使這樣，每次政府部門或者開發商要申報開發項目的方案，我也會鼓勵他們對規劃條例提出需要修改的意見。幾乎每個月，我都會收到5～7條意見，把它們提出來開會徵求意見，合理的我們就修改。這個修改不是針對某個開發商或個體的需要，而是針對所有相關方的修改。

所以，一方面我們的總規很嚴謹，聲譽很高；第二，執行很嚴格，包括部長們都不能改；第三，不斷徵求意見（開發商、其他政府部門）。

我甚至不許我的同事用「有靈活性」這幾個字來形容規劃，這句話就意味著可以隨便改，我們是要根據一定的程序來調整。決定要調整的話，要給律政部同意後才行，修改後一公布就變成新的條規。

NBD：對，現在都講一張藍圖干到底。

劉太格：一張藍圖干到底，是很關鍵。規劃方案做得好，干到底當然是好事。在鼓勵做遠期規劃的同時，我更想強調的是把規劃本身做到位。

規劃這門學問很抽象，中國有句話是自古文人相輕，現在是規劃師相輕。規劃師的理論，要在三四十年後才能看到效果，這也是規劃的巨大挑戰，經常是理論越「性感」，越動聽，就越有號召力，越有人信奉。

所以我要談第二個問題，就是思想轉變。在城市發展規划上，我更認為應該把握當下，而不是一味強調創新、面向未來。人們總說大城市病，如果把城市比做病人，規劃師這個老中醫要知道的不是未來，而是今天這個病人病在哪兒，什麼是比較合理的治療方法，怎樣把他醫好，怎麼標本兼治。所以如果一個規劃師要搞思想轉變，重點應該是沉下去，了解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上的功能需要，而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

NBD：中國在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提到，城市的核心是人，關鍵是12個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樂業。

劉太格：就是以人為本。我的理論聽起來超級不性感，既沒有面向未來，也沒什麼創新。整天談的都是這裡有毛病，那裡受傷需要救治。其實了解市民在城市生活的基本需要，脈絡摸得越清楚越是創新，越是遵循城市發展的規律。

NBD：中國提出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強調要以人為本，但具體怎麼通過規劃來實現城市的包容性？

劉太格：新加坡以前有句話叫「金加東，銀東陵」，指的是新加坡當時最好的居住區，現在年輕人已經不知道這句話，因為這個格局被打破了。我們還是有富人區，這個免不了，也應該有的，不過我們主要的社區是衛星鎮，90%的人群都在這些區域，只有不到10%在富人區。

新加坡以前很窮，但現在你們來新加坡完全看不到貧民窟。一方面是我們的公共住宅做得好；第二，我們的政策防止了社會階層的分隔。

新加坡不但是在每個衛星鎮里有各階層人士，在每一個衛星鎮下面的小區也有各階層，甚至在小區裡面的組團也是各階層都有。但組團里每棟樓不可能有各階層，這是經過科學研究，比如一居室的可以跟兩居室的放一起，但不能跟三居室的放一起，會出現社會矛盾。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都在一起是可以的，這些也都是從回饋的信息提煉而來。

為了減少社會階層的分隔，我們在做每個衛星鎮的時候，不會把土地用完，只用80%左右，其他土地售給商品房開發商，那些收入比較高的人就可以進來，衛星鎮就不會變成一個中低階層的社會，而是高中低都有。這種高度融合，是我們的一個特色。

NBD：衛星鎮很理想，做起來困難重重，很多「死城」、「睡城」，說到底還是要就業去中心化。

劉太格：同意。衛星鎮的理念是西方的，我剛回來的時候，每年都要去歐洲取經，用心學他們的功夫，看優缺點，改善自己的版本。我們現在的版本應該比歐洲更好，其中一點是沒有貧民窟，還有就是裡面配套很齊全，有商業、有工業，有學校……每一個衛星鎮公共住宅用地基本是在45%上下，剩下的是配套，所以能做到衛星鎮高度自給自足。這不是因為我有才華，我最大的才華是我不相信自己有才華，這樣才會用心去練功夫。

NBD：可這難度很大。學校、醫院可以靠行政指令，但是商業呢？靠行政力量干預，效果可能不理想。

劉太格：這裡面有幾個問題。一個是規劃本身要合理，第二，發展的時序，要符合商業運作，這些都不是神秘、高科技的東西，主要是了解規劃的真功夫在哪裡，這種功夫在新加坡已經有了，所以完全沒有問題。

講到真功夫，就回到我們的初心。現在規劃師們整天談城市規劃，到底什麼叫做城市，這個定義沒有講清楚。比如要畫一隻鵬鳥，你不知道鵬鳥是什麼怎麼畫？當然，鵬鳥畫錯了，大家還能看出來，但是規劃方案錯了，沒有人知道，就將錯就錯。所謂真功夫，就是要把規劃的各種各樣的定義抓清楚，什麼叫城市，城市裡面的衛星鎮是什麼，衛星鎮裡面的小區是什麼。

我曾經問過幾個資深規劃教授一個問題，兩條平行的快速路，它們之間最佳的距離應該是多少，沒有人能回答。如果說這麼重要的問題都沒把握，怎麼做好規劃？每一個用詞，定義沒有去了解，怎麼可能做得好。畫鵬鳥不知道羽毛是什麼、眼睛是什麼，怎麼畫？問題在這裡。

處理好城市病，就是世界級城市

NBD：不可否認，我們的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規劃建設「重外延輕內涵」、無序擴張等問題，大城市病亟待治理。我們的現實情況也加劇了大城市病。

劉太格：我經常碰到有人講，「劉先生你這個理論很好，但我們的現實情況不允許，做不到」，其實新加坡也有不好的國情，但在不斷改善。現在，全球的綜合環境最適合規劃的，除了新加坡，就是中國，比歐美還有優勢。中國已經具備做規劃的基本條件，現在要用心做的一是把方案做好，二是規劃要法治化。不要操之過急，先把規劃做好。

任何城市都不是一張白紙，特大城市難度有，但每個城市都會被醫好，越早治療的話，成本越低，痛苦越少。新加坡以前有病，治療得早，25年後基本治好了。等得越久，痛苦越大，藥費越高。治療城市病一定要治根，規劃師是一個醫生，不是美容師，哪裡有問題就粉飾哪裡，城市的健康要從內而外。

NBD：怎麼做出好的規劃？現在提倡共享、共建、共治，這個過程中應該有怎樣的角色分工？

劉太格：第一，找有能力的專業人士，第二，尊重他的專業意見。

政府要有強大的推動力，一些西方國家老城區很美，外面亂七八糟，因為政府權力很小，難以推動。新加坡每五年大選，政府權力非常大，政府的政策高度明智，為人民著想。我們第一代政府覺得，如果這個彈丸之地不能做到世界級城市，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一開始就下決心做到世界級城市，要做好的話，我們工作就要嚴謹，對市民，只要有承諾就要做到位。

表面上看，新加坡政府權力很大，背後則是把工作做好。怎麼做好呢？就是通過草根組織、社會組織，不斷吸取反饋的信息，市民的問題、要求等，政府很在意聽取專業團隊的意見，所以一方面看是表面權力很大，背後其實做了很多諮詢工作。

政府要拿出好的成績，這個成績要給市民帶來利益，還需要聽取方方面面的意見，有了好的環境，做專業的人更能放心大膽去做。

NBD：目前很多城市也在衝刺世界城市，規劃是個重要手段，怎麼通過規劃來實現？您理解的世界城市應該有什麼樣的構架？

劉太格：世界城市、宜居城市這些目標都很好。一個好的城市，要贏得市民的認可，而非自己說。我們做規劃，最終是要給各個階層提供多樣的選擇。

要成為世界城市，每一個規劃方案都要處理好城市病，處理好了，這個城市就是世界級的。每個城市也都必須要做世界級的，把最合理的規劃理念使用出來。規劃沒有一個普世的、放之四海皆準的理念，但規划出來一定要能夠給城市帶來一定的利益。

NBD：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您個人的，79歲還創立公司，為什麼？

劉太格：這個問題我不懂（笑），明年我就是「80後」了，更年輕了。我經常說，我這個年齡還要創立一個公司，主要是因為我做規劃師的最終目的是提升民族尊嚴。亞洲人、新加坡人必須把城市做得又健康又美麗。我畢竟是炎黃子孫，希望提升中國人在世界的地位。

每經記者 江然

城市的核心在人，用12個字概括，就是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安居樂業。新加坡以整個國家為例，驗證了該國規劃之父劉太格「以人為本」的規劃理念。現在，他把理念和經驗帶到中國。

中國城市發展已經站在「從有到優」的關口。早在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就已明確提出尊重城市發展規律，要提升規划水平，增強城市規劃的科學性和權威性。今年8月，住建部批複包括成都在內的15個城市作為總體規劃編製改革試點城市之一，成都新一輪總規的編製也是其衝刺世界城市的重要路徑之一。

從中國的成都、上海、深圳，再到新加坡、巴黎、東京，我們梳理這些城市的總規，發現幾乎都指向世界城市這個目標。

因此，我們試圖通過對話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先生，了解世界城市的真諦。 採訪中，「真功夫」是劉太格先生重複最多的詞語。如他所述，「我最大的才華就是不相信自己有才華，這樣才會去下真功夫」，以及「我的理論不性感，沒有吸引力，每天都在給城市補瘡疤」。

劉太格所謂的真功夫很簡單，就是回到初心：釐清各種各樣的規劃定義，摸清市民生活的需求。摸得越清，越是創新，越是遵循城市發展的規律。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把城市變美好，則需要有人下這種真功夫。聽起來高大上的世界城市，離我們並不遙遠，如同劉太格先生所說，處理好了城市病，這個城市就是世界級的，每一個城市也都應該是世界城市。

人物名片：劉太格博士

被譽為新加坡「規劃之父」，新加坡城市規劃和公共住宅建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承接完成了眾多城市規劃、城市設計以及建築設計項目，作品遍及新加坡、亞洲及中東與俄羅斯。

1969年至1992年，歷任新加坡建屋發展局總建築師、局長，新加坡市區重建局局長及總規劃師等職，期間，領導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1992年版新加坡概念性總體規劃方案的修訂。2008年至今，被任命為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諮詢委員會首任主席，積極組織並應邀多次參與世界級重大會議作主旨發言，促進世界宜居城市建設經驗交流。

劉太格先生完成多項公共設施的規劃和建築設計，尤其是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和新加坡中國文化中心，是中國政府首次委託外國建築師承擔的該類項目。在中國、中東地區、俄羅斯等地為50多個城市編製不同層次的城市規劃。在中國，先後受聘為北京市、山東省等地30多座主要城市的規劃顧問。2002年，應邀擔任北京2008年奧林匹克公園規劃設計方案評審委員會主席。

劉太格先生曾榮獲多項重要大獎，包括新加坡建築師協會金牌獎、法國巴黎城市獎、新加坡總統頒發的特殊功績勳章、新加坡設計金禧獎及新加坡規劃師學會的卓越終身成就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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