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獨尊儒術的淵源

05-29

董仲舒獨尊儒術的淵源

劉光華

我國的讀書人，二千多年以來，自認為孔子（儒家）信徒者不知凡幾，渺小如我者也是意兆中之一。這個信奉之念，不是憑空而來的，是經過閱讀比較，鑽研思考而後產生信仰而篤行不移的。

　　漢武帝就任的第一年，就召集賢良對策。親自提問並親自審閱答案。且經過三次問對，始採納董仲舒「尊儒」意見。歷史上記載所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在下是不完全苟同的，因為那一次的討論與政策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大不相同的。其措施僅是將孔子編定的五經，列為標準教材，不通一經者不能作官而已。並沒有禁止人民學習諸子百家的書籍。所罷者只有「治申韓蘇張之言者」僅法家與縱橫家而已，其實只是罷去法家的「酷吏」與主張合縱連橫的謀略。蓋當時已是大一統的漢家天下，用不著蘇秦、張儀之流的術士罷了。

　　獨尊儒術的歷史根源

　　一個可大可久的學派，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儒家雖以孔子為宗師，並不是認為孔子有什麼特異功能，而是他集歷代學術思想之大成，經過時間考驗而有所刪訂，他的作人處事以及「為政」的主張，都是有根據實證的。茲錄兩段歷史文獻作為參考。

　　中庸第三十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堯舜天下為公的政績典範，周文王、武王的典章制度，以及周公的勤政無私，即孔子的思想淵源。

　　再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

　　董仲舒是治春秋的學者，他所提出的對策（政治主張）也是以歷史實證為根據的。

　　董子的政見

　　天人感應。人君的作為乖張暴戾，民不聊生，上天會降災異示警，這一說似乎有些神奇，但歷史上確有亂世降臨的記錄。遠的不說，如宋神宗用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急功求利，措施不當，恰有大旱，人民因饑荒而流離失所。鄭俠繪流民圖進呈神宗，王安石因而罷相。

　　德治、法治與人治

　　孔子主張「為政以德」，德政就是愛民養民為先的治道，同時要保衛生活環境的安全，並與人民建立互動互信的關係。上下一心，在安定中求發展，和諧中求進步。具體來說，即禮運大同章所描述的境界，也就是堯舜當國時的政治狀況。

　　只是在發政施仁的堯舜時代，仍有賢臣皋陶職掌刑獄對於頑劣不化，惡性重大的人，施以刑罰，以保護多數善良人民的身家性命不受侵犯。孟子主性善，但也說過「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億兆眾庶，良莠不一，莠草不除則五穀不長。法治所以補教化之所不及，故不宜偏廢。但絕不能像暴秦那樣，以法網民，並任用酷吏，以控制民，以致動輒得疚。

　　最明顯的例證即是像陳勝、吳廣起義那樣，無以名之，姑謂之「法逼民反」。緣陳、吳等人，本無抗暴亡秦的決心，卻因途經大澤鄉時，連連日淫雨，不能行動，滯留多天，無法按期到指正地點。因秦法規定「失期當斬」，大家不願就此丟掉腦袋，結果為保命而拚命，首舉抗暴義旗，引發豪傑亡秦。

　　因而儒家主張德治，刑法只是輔助，不得已才用，輕重不能倒置。

　　以上所謂德治法治，是治道的理念，古人說徒治不足以自行，負責推行政令的究竟還是人，所以中庸特別提出「為政在人」，蓋政治的主持者與施政的對象都是人，沒有人就根本無政事可言，由此推論，用賢納諫就成為政治的核心問題。

　　堯舜之所以為儒家所推重，第一是「天下為公」的存心，是責任政治的示範。第二是廣求賢人輔佐，管教養衡，都有專責的賢能之士掌理。眾賢一心，造福萬民。第三是傳賢不傳子，即為史家所樂道的禪讓。

　　堯舜考量接班問題，都是因為兒子不肖，不足以擔當經國濟民的大責重任，為了天下蒼生著想，遂決定傳賢不傳子，為後世樹立典範。可惜這種心量廣大的人君太少，到了夏禹以後，又成了家天下的局面。

　　因而求賢輔佐，就成了君主的首要課題。

　　關於人才問題，有下列的幾個重點：

　　一、為求賢：每一個時代都有賢才，求賢要去發掘，首先鼓勵現任官員舉薦。領導人本身須有用賢的誠意，並予充分的信任與尊重，賢能始樂於為其效命。

　　二、為養賢：養賢有二義，一是對年高德碩，經驗豐富的人，使其擔任師保的高位，以指導政務的運作，此即所謂「三公論政」，其次是「六官分職」，到一定的高齡，則光榮退休，仍受國家的俸養。第二是廣設學校，普及教育，培養年輕的一代，使其具備完美的人格、豐富的學識或技能專長，使人才輩出，蔚為國用。

　　三、為爵賞，也就是用賢問題。人的聰明才智是天生不平等的。有些是棟樑之才，可為將相；有的椽榱之才，只能擔任較低的職位。大才不宜小用，小才更不可大用，否則不勝其任，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再事補救就來不及了。

　　用人又有年資與才能的問題。升遷不能按資排輩，有擔當的人可不次拔擢；守成之士，到達某一位階，就不能再晉陞；能擔百斤者一定要他負千斤之重，不但壞事，也會害了他。所以，量材任使非常重要。

　　還有親疏的問題，也就是人人都有至親好友，對於親近的人可賜予財，而不可輕授官職。名位是公器，私授必導致不平，甚至敗事。

　　更重要的一點是官不與民爭利。

　　首先是天子富有四海，勿須憂貧，民用足則君無不足。至於政府官員，有官必有祿，生活自不成問題。高官厚祿，更不在話下。

　　歷史上的名君賢臣，無不潔身寡慾，時時以民生疾苦為念，所謂勤政愛民，利濟群生。同時，本身日常生活用度，更是特重節儉。

　　宋朝編著資治通鑒的司馬光，是富有史識的賢臣，在他訓誡兒子司馬康的遺訓中，只是一個「儉」字。原文題目為「訓儉示康」，蓋廉皆從儉中來也。

　　北宋另有一名臣范仲淹，屢次對政事及主事的大員提諍諫，也因而多次遭到貶謫，但最後仍能全身而退，據他自己說是「因窮免禍」他後來官至參政，當然俸祿不薄，但他的收入除了生活必須用度外，從不積蓄，多餘的全用以賑濟族人之貧弱孤寡，筆者在易經中看到有「君子以儉德避難」，始悟范文正公不僅深入研易，且能終身付諸實踐，為吾輩讀書人的模範。

　　政治上的因革問題

　　儒家祖述堯舜，其重要性是堯舜時代政府組織初步完備，足為後世取法（因）但與時推移亦有其必要（革）董仲舒認為治世多因，亂世多革，皆有其時代性。

　　據史書記載，虞廷有九卿之設，分述如次：

　　禹為司空負責治水，並受命統理政務，位同宰相。

　　棄為后稷掌管農業生產。契為司徒掌教育。

　　皋陶為士，主管司法刑獄。垂為共工，主管建築。

　　益為虞，掌管山澤漁獵。伯夷為秩宗，掌理祭祀。夔典樂，掌理樂教配合禮儀。龍為納言，掌理詔令及賓客接待。

　　以上所列禹、棄、契、皋陶等，均為帝堯所延攬的賢人，舜受禪為天子，原班重臣俱在，所以他可以重拱而治，用不著有大的改變。

　　漢繼暴秦之後，典章制度，都要重新檢討改革，故有約法三章與叔孫通的制訂朝儀。到蕭何去世之時，規模已具，且執行順利，所以曹參接任承相，天天飲酒不勤政事，留下「蕭規曹隨」的名言。

　　其後以黃老清凈自然之道與民生息，乃開文景之治的盛績。到漢武帝之時，劉徹想干一番大統的事業，首先要求學術思想的統一，因而董仲舒以儒術治國的主張，為武帝所採納，亦時勢使然，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弘毅」精神，實為開創事業的動力。從此以後兩千多年，儒家思想就成為中華文化的重心。

　　現代學人對儒家的態度

　　古人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足證孔孟學說，是經過史實驗證的思想，有充分的事實根據，其成為中華學術思想的主流，是必然的，二千多年來聖賢豪傑仁人志士相繼而起，也是受了儒家的教澤薰陶，但自民國以後，有兩派反儒的言行，在此加以述評。

　　異議者認為儒學經過二千年的沿習，已形成一個大醬缸，讀儒書者都成了滿身醬氣的酸秀才，武不能抗敵救國，文不能經邦濟民，是謂無用之人，所以國家才積弱不振，近代乃備受外侮，面臨危亡險境。

　　我們承認，自北宋以至明清，儒學摻進佛學而為理（心）學，在上者要求尊君，以利其統治，處於師保之位者又只重讀書，把六藝的禮樂射御略去，以書數為教學重點，甚至數學亦不提，僅教學生死讀書，還要求學生靜坐養性,確有積弱之勢,勿庸諱言。

　　但就在這種大趨勢之中，仍產生岳飛、文天祥、耶律楚材、王守仁、鄭成功、徐光啟、林則徐這些驚天動地的人物。他們都是讀孔孟之書成就的人才。個人曾想到假如讓徐光啟領導學術，中國的科技就不致遠落西歐。即使因循至清朝道光年間，全國上下一致支持林則徐，則國家仍可發憤自強。由此可知國家強弱，主要是領導的腐朽問題，而非讀書人的責任。醬缸之說不能成立。

　　孔子是聖之時者，主張與時俱進。政製法令，可因可革，天人合一，天下一家是全人類共同的願景，這是儒家思想，也是董仲舒的政見，個人以為：儒學合乎人性，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勢將領導世界，日進無疆，垂諸久遠。

　　附記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年至前一〇四）漢·廣川人（河北景縣)是儒學的信徒，對春秋公羊傳用功特勤。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講授，三年不窺園，學士皆師尊之。

　　武帝時征賢良對策，仲舒根據經籍及史實提出具體意見，歸結以孔子學說為數育及政事的準繩，得武帝賞識採納。此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由來。

　　武帝與董仲舒的問對，是重要的歷史文獻，內容精實，文采可觀，值得詳讀。

　　在行事方面，仲舒曾任江都王相，事易王。易王素性驕慢好勇，仲舒常以禮匡正，因而受到敬重。後來又因承相公孫弘的嫉妒，出為膠西王相。謬西王也是帝兄，更為狂暴，因素知仲舒之賢，終善待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被學者譽為醇儒。嘗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恰為其人格的寫照。

（作者系台灣台北中原文獻雜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