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北大教授強世功：中央治港仍需解決三個問題

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法學院教授、副院長強世功

　　【編者按】2014年對於中國和整個世界而言，是頗不平靜的一年。同樣，在這一年，因為全國人大通過了2017年香港特首普選的決議，以及佔中運動的發生，中央、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關係也變得格外引人注目起來。佔中運動雖然已經告一段落，但整個香港卻不再是之前的香港，社會上仍彌散著抗議、不滿的氣氛，不時衝擊著香港的正常秩序。後佔中時代的香港，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

2014年12月2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南海會見來北京述職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

　　最近兩個月內，國家主席習近平三次在不同場合與香港特首梁振英會面，展現了中央始終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支持特區政府施政，依法落實普選的態度。尤其是最近一次會面，習近平提出，明確特首普選和特區一切發展都要符合「三個有利於」，成為中央對港政策的最新表述。與此同時，因佔中運動被押後三個多月的政改第二輪資訊也即將啟動，香港政改道路開始逐漸回歸正軌。

　　在這些背景之下，大公網專訪了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法學院教授、副院長強世功，就香港當下一些關鍵問題進行了闡述。強世功教授曾於2004-2007年在香港中聯辦研究部工作，並著有《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一書。

　　大公網：香港「佔中」運動從2013年1月起開始籌備，12月15日，這一運動告一段落。這場運動為何發生，背後的推力到底是什麼?您又如何評價香港特區政府在這段時期的作為？

　　強世功：香港是一個高度法治化的地方，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就香港的歷史而言，在港英時期就已奠定了法治傳統，歷史相對久遠，然而民主匱乏。直到中英談判開始，由於中國政府介入，香港才開始了民主歷程。中央一直是香港民主發展的推動力量。但是，中央對香港民主發展進程始終堅持「憲政民主」的立場，將香港民主納入到《基本法》軌道，從而用法治來約束民主。這就是《基本法》規定的香港民主發展要循序漸進、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然而進入1990年代，特別是港督彭定康上台後違反聯合聲明、《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推出了激進的政改方案，從而引發中英兩國在香港民主發展問題上的分歧和鬥爭。彭定康在香港放棄了傳統政治盟友即工商界，而著力培養親西方的新興民主派為自己戰略上的政治盟友，欲推動香港民主派通過普選執政，奪取香港管治權。此後，香港的政治力量就劃分為親西方的民主派力量與親中國的愛國愛港陣營。前者堅持「民主優先於法治」，為了推進民主普選可以不顧《基本法》的規定，後者堅持「法治優先於民主」，在《基本法》的軌道上推進香港民主發展。

　　香港回歸之後，特區政府的管治失誤為民主派動員市民追求激進民主普選提供了動力。從曾經爭取「07/08雙普選」到最近結束的「「佔中」」，都是在這種背景下發展起來的。香港民主派不認同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決定權，希望拋開中央來單獨決定行政長官普選，這顯然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這無疑涉及到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基本法》的性質和一國兩制框架根本問題。由此，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的爭論被看作是圍繞香港管治權的爭論，「佔中」被看作是一種顏色革命，都是在這種框架下進行理解的。

　　大公網：您在之前的訪談中說過，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但我們看到確實還有相當一部分香港人對中央設計下的香港民主道路不甚滿意，產生對立情緒。這些情緒來自於哪裡？對以後香港的政改道路會有什麼影響？

　　強世功：香港社會相當一部分人對中央設定的民主發展道路不滿，很大程度上是相當多的香港人不認同中央的政治權威，不認同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認同國家的憲政體制。而這種政治上的不認同就為反對派挑戰中央政治權威提供了社會文化的土壤。

　　近代以來，香港政治有著中西方文明的衝突的背景，冷戰後，這種政治衝突又增加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衝突。香港一直是這兩種文明和制度衝突的戰場。因此香港人在政治上更認同西方世界，而不是認同中國，他們即使認同中國，也是認同中國歷史和文化，而不認同現實的主權中國，不認同中央對香港的主權權威。這實際上是全球歷史發展中兩種不同的文明和制度衝突的產物。

　　從文化角度看，英國人經營香港150多年已經對香港人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文化價值塑造，那麼香港回歸中國，必然要面臨著新的文化價值的塑造。然而，中央在採取「一國兩制」方針收回香港之後，基本上遵循「不變」思路收回香港，沒有推動特區政府開展「去殖民化」的工作。相反，特區政府推出的教育文化政策，加劇了兩地之間的文化分歧。比如特區政府推出的母語教學政策，通識課程改革等。香港回歸十幾年來，香港學生依然缺乏對中國歷史的系統教育，缺乏對當代中國系統的了解和客觀評價。相反，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香港教育文化傳媒系統地塑造了香港人對內地的認知，同時給香港市民提供了虛假的西方文明優越感。

　　在這種背景下，香港回歸後必然面臨香港與內地和中央在政治文化認同上的分歧，應該說香港回歸之後中央治理香港引發的政治衝突差不多都與此有關。中央雖然提出「人心回歸」，但也僅僅是推動一些淺層次的兩地文化交流。而特區政府推出國民教育之所以遭到反對派的抵觸，甚至形成激烈的「反國教運動」，恰恰表明這實際上「動了乳酪」。因此，香港反對派表面上是政治，而根子上是文化。如果中央和特區政府不觸動香港的文教體系，香港市民的政治文化認同沒有改變，那麼中央與特區之間的系統性衝突就不可能緩解。

　　大公網：我們知道，「佔領中環」這個詞並非首次出現，2011年也出現過一次。但那次打出的口號是「反對資本主義」。這次「佔中」我們也零星看到1%對99%這樣的標語。每年「七一大遊行」的主題也多與反權貴反官商勾結有關。這是否意味著香港的經濟社會結構出現了危機？

　　強世功：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複雜問題。「佔中」無疑於香港的經濟結構和社會分化有關，但僅僅是「有關」，畢竟不能將「佔中」看作是階級政治。但我們要看到，在「佔中」的敘述中，不少人利用香港社會矛盾，把中央塑造成資本家和權貴的庇護人，從而將香港反對派反中央的政治問題、政治認同問題轉化成為階級問題，試圖為「佔中」提供正當性。由此，香港反對派不少人刻意將自己打扮成「左翼自由主義」的形象。「佔中」如此，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也是如此。

　　但歷史的弔詭在於，如果香港反對派試圖從階級政治的角度看「佔中」問題，那麼就應當旗幟鮮明地主張：「佔中」運動的傳統是1967年反英抗議運動奠定的香港左派傳統。與此同時，這些「左翼自由主義」者也必須在相當程度上認同中國共產黨的左翼歷史傳統。但奇怪的是，他們既想利用「左翼」反抗、造反的旗幟，但又無法認同上述這些。

　　可見，所謂的階級問題、左翼自由主義的問題，可能是虛假的偽問題。在香港反對派中，絕大多數往往是利用「左翼自由主義」的旗號和形象，為自己反抗中央提供新的時髦的依據而已。正因為如此，香港「佔中」無論用什麼政治動員口號，哪怕是貧富分化的階級抗爭，都沒有引起內地民眾的同情和認同。因為大家很清楚，香港面臨的問題與其說是階級問題，不如說是政治認同問題。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香港貧富問題不存在，或者說不重要，而是說香港貧富分化要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解決。而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反對派不認同中央，總是將香港經濟發展和管治措施問題轉化為普選問題，製造中央與特區的政治矛盾，使得香港社會在經濟發展問題上無法凝聚共識，特區政府無力解決香港面臨的經濟發展定位，也無力解決社會分化問題。即使如此，中央依然不斷提醒香港社會各界關注香港經濟發展問題，2014年，全國港澳研究會在香港專門召開會議，討論香港經濟發展前景。

　　因此，香港反對派要想解決經濟民生問題，要想與中央與香港社會各界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係，就應當對中央在香港的主權和管治權予以起碼的尊重，成為建設性的反對派，類似英國政治中的「忠誠反對派」，由此建立與中央的良性互動關係，而不能變成目前水火不容的敵我矛盾關係。

　大公網：香港回歸17年來，中央確實持住了香港繁榮穩定的基本盤。但這場「佔中」運動讓大家覺得，中央對港政策仍有調整空間。您怎麼看中央現在的對港政策？哪些方面還需要調整？

　　強世功：從新中國成立後對港政策「保持不變」，到在此原則下按照「一國兩制」模式實現回歸，從回歸初期中央採取不干預策略，到2003年後調整治港思路，逐漸強調要有所作為，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和政策沒變。但在具體治理思路和策略上，中央肯定要與時俱進，不斷調整治港思路以適應變化格局。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明確提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兩個戰略目標，改變了過往僅僅強調前者、忽略後者的問題。在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白皮書中，中央明確提出了「全面管治權」，這都已經看出中央治港思路的調整。從「佔中」暴露出的問題看，中央必須下決心著手解決三個問題：

　　其一是香港普選與國家安全的矛盾導致了「一國兩制」陷入了目前的普選困局。中央強調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如果香港市民要在特首普選中擁有更大的自主選擇權，就要在制度上降低特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政治責任。這就意味著中央要自己承擔這些責任。中央如何主動承擔起在香港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的責任，不僅是中央的憲制責任，而且是走出目前香港普選困局的必然選擇。

　　這就要求中央必須超越《基本法》23條立法中體現的狹隘的國家安全立法思路，要強調「總體國家安全觀」。就香港而言，不僅要注重傳統的政權安全，而且包括金融安全、信息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等。而要將香港納入到維護國家安全的「命運共同體」之中，就必須與時俱進，完善《基本法》實施的制度和機制，在實踐中走出中央依法治國的新路子。

　　其二，需要開展「一國兩制」下的政權建設。中央要維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就必須發展壯大愛國愛港陣營，因此必須要有相配套的政治制度空間。

　　香港回歸之後特區政府管治失誤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央「缺位」造成的，比如香港公職人員的政治效忠、政治培訓問題，與中央公職人員交流、學習、借調、任職的正常化問題等等。再比如《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要接受中央的「行政指令」，但是在諸如23條立法、國民教育等涉及中央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重大問題上，中央並沒有給特區政府明確的行政指令，也未能有效地指導特區政府如何施政，結果導致特區政府在推行政策中陷入困境。由此，在特區政府施政涉及到中央的利益、中央與特區關係、香港政治體制等重大問題時，應當事先向中央彙報，中央應給予清晰而明確的行政指令。這些行政指令應當刊登在《香港憲報》中，在香港具有法定的效力，從而有助於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

　　其三，打破「兩制」造成的「身份隔離」，重建「一國」的公民身份，從而根本上解決香港中國公民對國家的政治認同。港英時期，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內地與香港之間形成了事實上的「兩制隔離」，而「一國兩制」又將這種隔離固定化，導致香港的中國公民與內地的中國公民在憲法之下享有不同的權利義務。這種特殊身份進一步強化了香港的本土意識和身份認同。

　　在這種制度隔離背景下，香港年輕一代無法直接參与，甚至被排斥於國家崛起的進程中。他們的眼界被局限在香港，而無法站在中國的角度看世界，因為國家的政治生活與他們無關。無論如何開展國民教育，香港人對國家只能產生文化認同，而難以產生政治認同，無法與內地人融為一體，形成緊密的命運共同體。由此，不打破「兩制」下的「身份隔離」，就不可能在根本上走出香港政治認同的困境。

　　總之，「一國兩制」不是在1997年完成，而恰恰是在這個時候開始。這就意味著新一代領導人要以鄧小平當年的政治勇氣，承擔起全面完善《基本法》的政治責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維護香港社會的長治久安。

　　大公網：香港「佔中」運動讓我們看到香港社會各界立場「極化」的趨勢，大家似乎都不能坐下來好好談，找不到共識。您認為香港社會現在存在共識嗎?怎樣更好凝聚共識？

　　強世功：「佔中」不過是「一國兩制」發展長河中的小小浪花，中央始終著眼於香港的長遠未來，而香港社會各界也應當著眼於中國崛起的未來求同存異。在這個出發點尋找共識，香港社會各界應當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背景下重新調適其政治立場。對於中央而言，要從國家治理現代化和依法治國的角度看待香港，認識到香港對國家的貢獻不僅僅在於經濟、金融，而且在法治、反腐、城市管理、公共服務、民主發展等方面對國家治理現代化和法治中國都會產生長遠的貢獻。香港依然是東方之珠。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中央應當從香港工商界轉向中產專業人士，尤其是法律界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專業界人士，他們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實現良好治理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央應當與這個階層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使其真正成為愛國愛港陣營的重要力量。為此，中央治港隊伍要與時俱進，轉變過去重工商界、輕中產專業界的思想傾向，重基層、輕教育文化的思想傾向，將思想統一到中央提出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和依法治國的思路上來，尊重香港的法治、公正等核心價值，認同香港的專業階層對於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價值和意義，堅持不懈地團結香港的中產專業人士，引導他們在國家崛起的歷史進程中，特別是在國家治理現代化和依法治國的歷史進程中，作出香港人自己的獨特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