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政治秩序如何「到達丹麥」

 　　似乎是一種巧合，昨晚剛讀完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毛俊傑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10月），今晨讀報就看到關於菲律賓家族政治的專題報道。這種巧合似乎是因為，在學者的政治學研究與時事評論人和閱讀（摘譯）者的現實關懷之間，在冥冥之中存在著的某種神秘聯繫，這種聯繫可能源自相同的問題意識或憂患感。 　　在閱讀福山這本新著的過程中，慢慢發現家族政治問題（尤其是古代中國的家族政治）是其論說的重點之一，這是在開始時有點意料不到的。即便是在「序言」中，福山也只是提到：「如果政治發展的涵義就是脫離家族關係和人格政治，那我們必須解釋，為何這些行為仍在多處倖存，為何看似現代的制度往往要走回頭路。」 　　來自菲律賓的觀察說，「在菲律賓，政客們紛紛宣布參加明年的大選，其中有不少的名字人們是如此的熟悉，甚至可以認為在這個國家政治就是一種家族生意。」（KateMcGeown，見《南方都市報》2012.11.1.，下同）由此可以說明，福山對當代家族政治的關注和重視是有現實依據的。平民出身的菲律賓參議員曼尼·維拉說，「你可以在政治上走很遠，但如果不是出生於政治世家，永遠別想當總統。」但是有人會問：如果治理得當，國家政治掌控在少數幾個家族手中又有什麼危害呢？政治分析家馬里特斯·維塔格回應說危害非常大，這不僅使窮人的發展嚴重受阻，「這還會令政治窒息。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拚命地保持現狀」。這篇專題報道的作者也認為，家族壟斷國家和地方權力，「這和代代相傳的封建獨裁又有什麼區別」？ 　　因此，要把家族政治放到具體的社會政治環境中進行細緻的分辨和研究，這正是福山在他的政治秩序起源研究中要解決的問題之一。福山在序言中表示，本書是以修訂和繼續擴展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為己任，這是該書寫作的起源動因之一。正如福山所言，亨廷頓在1968年發表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的中心見解是：政治發展有其獨特邏輯，與經濟和社會的邏輯既有關聯又有差異；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一旦超越政治發展，政治衰敗就會發生，因為現存政治制度無法容納動員起來的新興社會群體（第449頁）。但是由於時代的變化，亨廷頓的理論遇到越來越多難以解釋的問題。因此他接著說，「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找不到有關答案，這段歷史需要認真的梳理，以重溫亨廷頓的主題。」（第5頁）關於所謂政治發展的「獨特邏輯」，總會使人聯想到「發展模式」的問題，不由想到近來「模式論」中的一種比較角度：以中國台灣地區和韓國為代表的東亞模式之路，最終成功實現現代化和民主化轉型；另一是以菲律賓等為代表的南洋模式，長期在貪腐和矛盾激化的陷阱中掙扎。 　　該書的書名已經表明它以歷史研究的視角作為主要敘述框架，但其真正目的則是對當代政治秩序的發展不平衡、衰退和制度運作的深度研究。作者自言，「本卷的目的，是想詳述那些已被視作理所當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起源，從而填補歷史健忘症所造成的空白。」（第16頁）這些「基本政治制度」是指：國家（thestate）、法治（theruleoflaw）、負責制政府（accountablegovernment），成功的現代自由民主制把這三種制度結合在穩定的平衡中。那麼，「這三種制度最初來自何方？是什麼力量驅使它們誕生？又在何等條件下得到發展？建立的順序如何？彼此間有何關係？如能弄清這些基本制度的出現，我們便可明白，阿富汗或索馬利亞離當代丹麥究竟還有多遠」（第16-17頁）。 　　作者在前面已有解釋，「離當代丹麥還有多遠」是出自兩位社會學家一篇文章的命題，其實是一個建立現代政治制度的問題，常被形容為如何「到達丹麥」。「丹麥」代表了良好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民主、穩定、繁榮、包容、政治腐敗極低。因此有國際發展團體列出一份假設是丹麥屬性的清單，嘗試幫助落後國家來「達到丹麥」的水平。福山說，「大家都想弄清，如何將索馬利亞、海地、奈及利亞、伊拉克、阿富汗轉化成『丹麥』。」但是，「丹麥的民主政治秩序，能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紮根嗎？誰也不清楚。富裕穩定的發達國家，其多數居民不知道丹麥本身是如何『達到丹麥』的——甚至對於很多丹麥人自己來說也是這樣」（第14頁）。顯然，作者認為「丹麥」雖然不是可以簡單地複製移植的模板，但是它所代表的現代自由民主政治秩序是得到當代越來越多國家和人們認同的普世價值。關鍵是必須理解，國家、法治、負責制政府的組合缺一不可；而「我們必須記住，這一現象僅是歷史上的偶然。……人類社會不囿於自己的過去，可自由借用彼此的思想和制度。它們過去長得如何，幫助塑造了它們今天的面貌，但過去與現在之間不是只有單一的路徑」（第22頁）。 　　在本書關於政治秩序的起源研究中，古代中國佔據了相當重要的篇幅，涉及中國的國家政治制度的歷史形成與發展挫折等問題；如第二部分「國家建設」的第六章至第九章，第三部分「法治」的第二十至二十一章，都是完整地討論中國的專章。直至全書正文的最後一頁，仍然在談中國：不受制衡的政府權力很容易導致災難，「這仍是當代中國問題的關鍵」（第474頁）。 　　作者如此重視中國，是因為他認為中國在世界上最先建立了符合馬克斯·韋伯定義的現代國家，只有中國成功發展了統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眾多人口和廣闊疆域，尤其是與地中海的歐洲相比。因此如果要研究國家的興起，中國比希臘和羅馬更值得關注。但是，在中國的國家政治制度發展過程中，作者非常突出地關注著家族政治與國家權力的關係問題。福山通過對自秦漢以降的政治秩序發展的研究，認為從中國政治發展的觀點看，值得關注的是親戚關係和家族制，如何在漢和隋之間重新成為中國政治的組織原則。而在所謂的組織原則的背後則是赤裸裸的利益掠奪，「一小群貴族家庭掌控日益集中的財富。他們逐步剝奪政府的稅收……他們利用政治關係攫取國家權力，再使用國家權力使自己富上加富」（第137頁）。「這一切證明，真正的權力不在國家手中，而在貴族家庭手中。」（第141頁）在第九章集中論述了「政治衰退和家族政府的復辟」問題之後，在第二十章「東方專制主義」中繼續討論了缺乏法治給中國政治帶來的影響、政治制度中的合法性來自何方等問題（第286-287頁）。而全書最後部分的「政治衰敗」中，再次分析了家族政治，指出兩種政治衰敗——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復辟——經常同時發生。而「現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即家族化官僚，會極力阻止改革。如制度徹底崩潰，往往又是他們，憑藉其蔭庇關係網路，出來收拾殘局」（第444-445頁）。在對家族政治的研究中，福山還引入了經濟學家奧爾森關於從「流寇」到「坐寇」的解釋模式，同時也指出了這一理論的欠缺之處。 　　政治秩序的發展應該是「到達丹麥」，但是朝向家族政治的倒退使歷史不得不在挫折中徘徊，因此福山在序言中說，我們必須解釋現代制度為何要走回頭路。「未來會怎樣」？福山提出了尚無答案的兩個問題：一、中國會怎樣？二、自由民主制的未來怎樣？因此，據稱將一直講到今天的該書第二卷值得我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