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婆婆（一）

我的婆婆仙逝已經好多年了，一直想寫一篇懷念她老人家的文章。

我曾經對朋友說，在風雨飄搖的困苦艱難的日子裡，幸虧我的婆婆，天南地北跟著我，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在我們的顛沛流離的生活中，都是她伴隨在身邊。我們那個破碎的小家庭才沒有徹底瓦解。那些年我對這個家庭不離不棄，一部分也是她老人家的功勞，我不能忘恩負義。

也因為如此，寫我的婆婆和我在一起的故事，就變成寫我們家庭在那荒誕年代的日日夜夜。這好像不是我的初衷，但是無法不這樣寫。記憶的閘門一打開，收也收不住。

第一次看到我的婆婆，是她老人家來我們家給我們帶孩子，那是1965年的秋天。我見到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農村婦女，高高的個子，腰桿筆挺，面容端莊，衣裳鞋襪乾淨整齊。講話雖然是家鄉口音，但是輕言慢語，因此和我交流沒有大的困難。我們一天到晚上班、開會學習，也沒有什麼時間和婆婆拉家常。

婆婆做事情勤快，家務活一流，雖然食材有限，也有飯熱菜香，帶小孩也是非常裏手。剛剛來時，對家務事總是來尊重我的意見。後來發現我其實什麼都不會，她就給我們當起了家。她帶來「針線包」，縫縫補補，小孩衣服，無不熨熨帖帖。還帶來半新的小孩襁褓棉抱裙之類。原來她是幾個子女的「專業保姆」，不定期地輪換，因此這些小孩用品就會連續使用，這一家帶到那一家，成為一個傳統。。

婆婆是我的兒子出生時第一個見到的親人，當我從全身麻醉中醒來——那時只有乙醚麻醉，現在早已經淘汰，可能在外國小說如福爾摩斯探案里可以看到，外國小說用的是哥羅仿，可能氣味好聞一些。這一種麻醉方法，有很大的風險，完全靠醫生的手法分分秒秒掌控，我們在這裡，曾經用這一種古老的麻醉做了多少手術，搶救了多少病人啊！

......紗布罩住口鼻，一種難聞的揮發性液體不斷地滴下來，叫你深呼吸，數「一、二、三......」人漸漸變輕，輕得像一根羽毛，飄起來，飄得越來越高，一切痛苦都已遠去，如果這樣離開這煩惱世界，好像也不壞。

我睜開眼睛，耳畔有嬰兒的啼哭聲，看見婆婆將一個包在襁褓中的嬰兒舉給我看，說：「一個多大的伢兒.....」

嬰兒頭泡眼腫的，我看了一眼，心想：「這麼丑！」對他不屑一顧。因為對他，我一直沒有思想準備，並且吃這麼大的苦頭。

為我手術的大夫，是和我一起從省城下放的婦產科醫生。寫到這裡也應該感謝她。婆婆後來對我說；「太嚇人了，屁股剪開這麼大口子，肥肉翻翻，用兩個大鏟子往裡面這樣一鏟......還有命嗎！」當時是做的產鉗手術，現在這一種危險性大的手術方式也早淘汰了。孩子一出來，大夫就給我縫補破裂的身體，麻藥已經過去，但是我知道，因為組織水腫，不能加用局部麻醉，否則縫補不好。這樣，新一輪刑罰開始了。

醫生：「堅持一下，好！還要一下......好！還要一下......一下......快了快了！最後兩針。」有完沒完啊！婆婆在旁邊，緊緊攥著我的一隻手，不住地揩去我臉上的汗水和淚水。

第三天，當外科醫生的老公才從離醫院幾十里的修公路的工地醫務室回來，（他一年有三分之一時間去工地醫務室工作。）他說:  「估計預產期快到了，我就請假回來.....」

我滿心的凄涼，心想，我和孩子生死關頭走了一遭。但是看到幾天以來日夜一個人操勞操心的婆婆，就忍住沒有說出口。虛弱得也沒有力氣說話。

婆婆把我們的孩子帶得白白胖胖，乾乾淨淨。但是不久文革運動席捲全國，我們這個偏僻山區縣城也不能倖免。

婆婆忍受不了「反革命家屬」的歧視，在我們的兒子九個多月時，把他帶走到我老公弟弟家去撫養，在那裡可以享受「革命幹部家屬」的待遇。（她的這一個兒子，也就是孩子的叔叔，當時是某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工宣隊隊長，當年就是這樣荒唐！）

促使她作出這個決定是一件小事：有一天，我的小孩頭碰破一點皮，流了一點血。婆婆抱著他到我們醫院的門診換藥室，想給擦一點紅藥水。在那裡上班的是一個門診護士長，也都是同事和很熟悉的熟人，竟遭到拒絕。在當時的政治運動的氣氛下不難理解，其實那個同事後來也淪為「黑幫家屬」，和我成為難友之一。

但是婆婆一生都不忘記、不原諒，提及此事仍然憤憤不已，總是說「那個×護士長......」後來我們回到原單位，兒子就要到我們工作當地讀中學，也被婆婆帶到自己家鄉去讀。說：「想起那些人就寒心！」對這件事現在我不知道應該慶幸還是應該遺憾。慶幸的是，我們的兒子在溫暖的環境中長大；遺憾的是，太小的小孩離開父母，成年以後，對父母雖然孝順，卻不親近。這是另話。

且說，婆婆有三個兒媳，其他兩個都是能幹人，各有所長，我不會做家務就太突出了。記得68年冬天，我在「我們都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的政策下，繼老公之後，來到他在農村的家。家裡有公公婆婆和老公的一個在農村務農的弟弟一家，一個還沒有出嫁的「回鄉知青」的妹妹，還有兩個早已經送回來的我們的小孩，我開始迎接新的生活。

過了一兩天，公公就喊著我的名字說：「××呀！你要學會做飯哦！」我趕忙答應著，心裡卻有些發怵。公婆家一大家子人，大鍋大灶，我怕我火都燒不燃。

不過，後來我並沒有煮一次飯。開始兩天還到廚房去「見習」了幾次，幫忙燒一會兒火，燒的是有枝葉的茅柴和稻草。婆婆告訴我：「火要空心，人要真心！」這些我一生都應該銘記在心。我公公叫我學習煮飯，是擔心沒有了工作的我沒有生活生存的能力。

沒過幾天，我就被公社安排到公社衛生院去工作，雖然還不知道工資在哪兒領，大家都很欣慰。我在衛生院早去晚歸，每天中午家裡給我送飯。鄉村的新米飯香噴噴，比起多年以來在單位吃的糧站的陳倉米好吃多了。

好景不長，冬去春來的一天，我的老公在田間勞動時，又被原來的縣城來人抓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很快，我被安排到離家和公社所在地十多里路的一個大隊的醫療點。（現在我想，一定與老公的身份升級有關）。這一次，婆婆又跟隨我，帶著兩個小孩，三四歲的大兒子和一個有病的一歲小女兒，一些鋪蓋衣物和一個藥箱，到這個醫療點和我一同生活。

這個大隊叫大勝，緊挨的一個大隊叫新勝，遠一點的一個大隊叫高勝，是公社中比較偏僻的地方，一部分是山區。我現在主要負責這三個大隊的醫療。大勝大隊給我們安排在一個祠堂的空屋裡，一間住房有床鋪，一間廚房打了一個小灶。我們請大隊給我們拿來一捆稻草鋪床，又買了一捆茅柴，從家裡帶來一些鍋碗瓢盆、油鹽米菜。我們的「新家」又建立起來了，雖然看起來簡陋荒涼。祠堂里沒有其他人住，到了晚上，陰森森空蕩蕩的。只有我們老小几個人，只聽見風從屋頂窗戶間嗚嗚地吹過。

我每天除了接待一些來看病的社員，還經常背著藥箱去社員家出診。回到住地，婆婆為我熱飯熱菜，安排得次一次二。隔一段時期，家裡就會來人送米送菜。到社員家，主人家總是忙著在火塘里用茶吊子烹茶，炒南瓜子黃豆等款待我。一次，一個治好病的老婆婆拉著我的手，絮絮叨叨地感激不已。這樣，這些日日夜夜就不怎樣難受了。（多年以後我們回到老公的家鄉，鄉親們仍然記得我。）

可是這樣的日子沒有過多久，從我們原來工作的縣城傳來通知，通知我回去。雖然一輩子「服從組織分配「——年輕人可能是意氣風發：「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裡需要哪安家！......」

對我來說，實在不願意又回到那個那樣虧待我們的地方。並且這裡也非常需要我，但是這裡「不管飯」，沒地方領工資，領糧票，有好幾個月我都是吃著公公婆婆家的飯啊。

當年全中國任何地方的飯碗不是你願不願意就可以端或者不端，包括工資，包括糧票。（年輕人不懂的，現在老闆不對他的口味，他可以拜拜！）一切由「組織」分配決定，即使你去流浪，沒有介紹信住不了旅社，沒有糧票買不到飯吃。難怪許多大知識分子、專家學者，現在責備他們沒有骨氣什麼的，那是因為「飯碗」的關係，還要包括家人、子女的飯碗。後面這一點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將心比心吧！

其實上面這一段想法是現在的想法，當年的我們沒有想法。人就是一個「提線木偶」，不可能有什麼想法，那是非分之想。我和婆婆捲起鋪蓋、帶著小孩回到家裡，把藥品賬目向衛生院交賬。就準備第N次「遷移」。這個時候，婆婆作出一個令我有些意外的決定。她也跟我們去。

現在我想，當時老人家這個決定，想保住我的飯碗，這還關係我們的孩子的戶口、糧票、今後的飯碗。

這樣，我們拖娘帶崽老少幾個人，帶著一堆行李。又千里迢迢，長途跋涉來到曾經將我們「驅逐出境」的山區縣城。在這裡不細述在縣城時的悲慘遭遇了，我被重新分配到大山深處的一個公社衛生院工作。至少，我又得到我的飯碗。這可是大事，沒有比生存、生活更大的事情。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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