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降闖：以假亂真的欲加之罪
一
公元1644年，當「鐵人」克倫威爾率領著國會軍在馬斯頓草原上大敗封建王軍，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創造性地拉開西方社會向近代化過渡的序幕時，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國，卻還在進行著以一個暴政取代另一個暴政，從一個王朝的專制進入另一個王朝專制的簡單重複。但即便如此，也沒有人能夠懷疑這一年在中國編年史上的沉重。
這是極為普通的一年，卻又是極不普通的一年。這一年，歲在甲申。按照年號紀年法來說，是明王朝的崇禎十七年、清王朝的順治元年、大順政權的永昌元年、大西政權的大順元年。中華大地上，農牧兩種文化下，四股相互敵對的力量，在這一年發生著驚心動魄的風雲變幻。
同時，這又是極為不幸的一年。「天地大變」、「中外震懾」，上至天子，下到庶民，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被捲入這場歷史大旋渦，扮演著各自悲劇的角色。他們在命運的監視下，拚命地掙扎、抗爭和選擇，既被歷史改造，同時又或多或少地影響著歷史。這些人里，尤其以吳三桂最令人矚目。在風起雲湧的1644年，作為明朝的最後一支機動軍，他以及他的遼東鐵騎，因為地理優勢，同時被滿清和大順兩個集團所關注。他的一舉一動，至少從表面上決定著明、清、順三方力量的命運和歷史的走向。
三百年來，我們談起1644年，必然想起這一年的吳三桂。因為按照目前流行的說法，他在這一年不僅背棄自己的家國民族「開關迎師」投降了清軍，還曾經一度接受過大順農民軍對他的招降，正式投降了李自成，但隨即復叛。如此出眾的「反覆小人」，無論談歷史還是談人物，都無法繞他而過。所以古往今來，所有關於吳三桂的文史作品，都對他或貶或斥，將其作為反面教材的典型。
二
1644年正月，新年伊始，闖王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順政權，改元永昌。隨後，他親率百萬大軍渡河東征，兵分兩路向明朝的都城北京殺來。然而此時，統治中國達277年的大明朝卻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庫存如洗，一毫無措」。不僅如此，精兵良將也已經喪失殆盡，兵不足用，將不堪用。吳三桂手下戰鬥力稍強的三萬駐守寧遠的遼東鐵騎成了崇禎手裡最後的一張王牌。
三月初，李自成兵臨宣府（今河北張家口市宣化）城下，「近逼畿輔」。崇禎萬般無奈之下，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命其放棄寧遠，入關勤王。可是時機早已經失去了，吳三桂還沒來得及趕到，李自成就兵不血刃地攻下了北京城，明朝最後一個皇帝用一條白綾給這個王朝畫上了一個句號。
從寧遠到山海關二百里左右，形勢嚴峻，吳三桂三月初六接到勤王旨令，可直到三月十幾日以後才統兵入關，竟走了八九天。這其中有沒有故意拖延時間、保存實力等政治上的權衡，後人眾說紛紜，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清楚。總之，當京城失陷的消息傳來時，吳三桂才緩緩到達離山海關不遠的河北豐潤（今河北唐山境內）。震驚之餘，他感到「勤王」已沒有實際意義，便掉轉馬頭，回師山海關。
此時，命運給吳三桂留下了三個選擇：要麼領兵殺回北京，奪回明室後裔，然後保一方領土，割據分治；要麼後退投降清軍，引清軍入關；要麼前進投降大順，繼續為新政權守門把戶。除此以外，他沒有其他的路可走。前狼後虎，背腹受敵，權衡利害得失之後，他作最後一個選擇—投降李自成。
但是形勢的發展卻使他很快就改變了自己的選擇。四月初，吳三桂親率所部進京謁見新皇帝李自成。但途中突又聽聞大順軍在北京捉拿大批勛貴高官，拷打追銀，他父親吳襄也在其中。而更刺激的是，他的愛妾陳圓圓也被搶走了。吳三桂不由勃然大怒，他不假思索，當即揮師第二次返回山海關，降而復叛，上演了一幕絕世的「衝冠一怒為紅顏」，徹底投降了清軍，為清廷定鼎中原立下了不世之功。
這是我們在教科書里可以看到的關於1644年吳三桂的故事，也是歷史上比較流行的說法。但是仔細對明末清初的史料進行時間排列研究，卻可以發現這其中仍存在著很多疑點。尤其是大家眾口一詞的吳三桂降闖問題上，或許就隱藏著另外的真相。
三
經過對明清之際相關史料的研究，可以發現一個很詭異的現象：吳三桂降闖一說，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有的，而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才慢慢出現的。
按理說，一般距離史實越近，史料在記載上的真實性就越可靠。但在早期的關於1644年歷史的史料文獻中，卻只有吳三桂降清獻關以及李自成曾經招降他的情況，獨不見吳三桂接受李自成的招降並投降大順的記載。現存最早的關於吳三桂進關的記載是趙士錦《甲申紀事》里附遼東海州衛生員張世珩的一個《塘報》。內稱：「闖賊於三月……（缺幾字），三桂差人進北京打探老總兵、聖上消息，有闖賊在北京捉拿勛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銀，將吳總兵父吳襄挾打要銀，止湊銀五千兩，已交人。吳襄打發旗鼓傅海山，將京中一應大事，一一訴稟，吳老總兵已受闖賊刑法將死。吳總兵聞之，不勝發豎，言君父之仇，必以死報。」
裡面說吳三桂在京城失陷後派人了解情況，聽聞家中受迫的消息後決定要報「君父之仇」，但並沒有提他投降大順的事。這是距事發當時最近的記載。同樣地，明清易代之際很多住在北京或因政局混亂從北方逃去南京的文人官員們，在他們的書文記載中也沒有提到吳三桂降闖。恰恰相反，有人卻在此問題上持完全不同的說法。如《崇禎甲申燕都記變實錄》的作者錢邦芑說：「賊挾其父手書招之，三桂得書不發，八拜謝父，咬斷中指，扯裂家書，隨約王永吉借清兵十萬，以圖恢復。」夏允彝在《倖存錄》中也說：「三桂年少勇冠三軍，邊帥莫之及，闖寇所以誘之者甚，三桂終不從。」
可見，至少在1644年之後數年內，社會上還並沒有關於吳三桂降闖的說法。那麼，是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種說法的呢？
據目前所知的史料記載，最早的是文秉的《烈皇小識》，作者在該書卷八中說：「三桂聞京師失守，先帝殉難，統眾入關投降。」語氣肯定，但是對於具體的事情經過，他卻並沒有繼續作詳細的說明。與此同時，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成書於1653年的《甲申傳信錄》中的一段說法。該書的作者錢曾在1644年前後居住北京，他說：「三月，（明）廷議撤寧遠鎮，並調吳三桂剿秦寇，封三桂西平伯，上（崇禎）手赦諭之.三桂方奉詔，未及行，而闖寇已陷京師矣。闖入，各鎮將皆降，三桂道未通，闖令諸將發書招三桂，又令其父襄亦書諭，使速降。三桂統眾入關，至永平西沙河驛，聞其父為賊刑掠且甚，三桂怒，遂從沙河驛縱兵大掠而東，所過糜爛。頓兵山海城，益募兵議復京師。」
這裡面錯誤很多，如吳三桂的爵位不是「西平伯」，而是「平西伯」，這很可能是筆誤。但說吳三桂「方奉詔，未及行，而闖寇已陷京師矣」，卻是很明顯的事實錯誤。因為我們知道，京城失陷時，吳三桂的軍隊早已經進入了山海關。但這並不要緊，要緊的是後面幾句說吳三桂入關卻帶有很濃的歧義：錢並沒有明說吳三桂是去投降李自成，但在前後行文上，他先講了李自成招降，後說吳三桂「統眾入關」，到底是不是去投降，就看大家怎樣理解了。
所以隨後的幾位治學嚴謹的學者，並沒有在他們的作品中採納吳三桂降闖的說法。如談遷的《國榷》，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張岱的《石匱書後集》。談遷為修《國榷》，曾於1655年專門到北京收集材料，若吳三桂真的投降過李自成，不可能沒有人知道，更不可能有人為他保密。但是在對吳三桂的記載中，他仍然說：「唐通遺三桂書勸降，且言東宮亡恙，三桂不答，乃上書其父襄，略曰：……父既不能為忠臣，三桂亦安能為孝子，桂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雖置父於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對吳三桂的活動知道得比較清楚，曾寫下著名的「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吳梅村，在他的相關作品中也同樣不見吳三桂降闖的說法。
以上的這些現象出現得很不正常，而現在大家一致相信吳三桂降闖，主要是因為在彭孫貽的《流寇志》中轉述了一個叫馬大令的人的說詞，他說：「世傳吳襄作書招平西，平西告絕於父，起兵勤王，非也。都城既陷，三桂屯山海，自成遣使招三桂，三桂秘之，大集將士，告之曰：都城失守，先帝賓天，三桂受國恩，宜以死報國，然非借將士力，不能以破敵，今將若之何？將士皆黯然，三問不敢應。三桂曰：闖王勢大，唐通、姜皆降，我孤軍命。三桂乃報使於自成，捲入朝。」
因為是吳三桂的幕僚人物所云，所以很容易讓人相信。但好多人並沒有注意到，作者彭孫貽雖記載了這段說詞，卻只是附錄於正文之後，「錄其說以備考」；而在《流寇志》正文中，對吳三桂降闖卻隻字不提。由此可見，作者在整理這段材料時，只是有點懷疑，但並沒有相信。這在作者的另一本書《平寇志》里得到了進一步說明。彭孫貽明確說道：「唐通為賊呼關，持吳襄書招三桂，不聽。」
四
蹊蹺的是，當以吳三桂為首的「三藩之亂」爆發後，隨著清廷對吳三桂的鎮壓和打擊，關於他的降闖一說，卻迅速地在社會上流行了起來。
1673年十一月，吳三桂因不滿清廷撤藩，在雲南起兵叛亂，並發出檄文指斥清人「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聲稱要「共舉大明之文物，悉還中夏之乾坤」。第二年，耿精忠在福建叛亂；第三年，尚之信在廣東叛亂。一時間，清廷半壁江山失去，歷史上稱為「三藩之亂」。
面對吳三桂的煽動挑釁，清廷也迅速作了回應。據《清聖祖實錄》中記載，在1674年四月的一封上諭裡面，康熙說：「逆賊吳三桂，值明季闖賊之變，委身從賊，尋以父死賊手，窮竄來歸。」可以說是直指吳三桂首鼠兩端，反反覆復。這是政府公文，說吳三桂「委身從賊」，理應有據。可是經過仔細分析，卻發現其中很有問題。首先，吳三桂的父親吳襄死於他正式降清之後，清廷不可能不知道，但康熙卻說「尋以父死賊手，窮竄來歸」，可見康熙並沒有嚴格依據事實說話。其次，吳三桂在檄文開頭一大段，以當年「討賊」自任，曆數復君父之仇的蓋世之功，向天下人自我誇耀，閉口不提降闖。如果他真有曾「委身從賊」的污點，清廷必然會一再揭露，口誅筆伐，揭露他的偽善面目。但考察當時的政府行文，除了這道上諭中提過外，其他對吳三桂的文書都沒有提及他降闖。最後，相反於康熙頗具政治目的的上諭，同樣是政府行文，在1644年五月山海關大戰結束後，清攝政王多爾袞在給順治皇帝的軍事報告中，明確地說道：「臣統大軍前進，明總兵吳三桂遣使來言：賊首李自成已陷燕京，崇禎帝、後俱自經。自成於三月二十二日稱帝，遣人招降三桂，三桂不從，隨自永平返據山海關。」一個是軍事報告，一個是政府公文，哪一個更可信，一目了然。而且多爾袞不會也不可能為吳三桂刻意隱瞞真相。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康熙這道上諭很可能只是想醜化、孤立吳三桂，盡量把他描述成一個反覆無常的小人。
但大門已經打開了。由於吳三桂降清復叛，向為清人貶斥，明人又因他開關引師，甘為異族鷹犬，痛加責伐。他儼然已經成了政府及民間的公敵，所以，這個時候社會上逐漸出現了一批揭露吳三桂惡劣行徑的書，比如《庭聞錄》、《平吳錄》、《圓圓傳》。在這些書里，作者都異口同聲地說吳三桂曾投降過李自成，後因陳圓圓的緣故又轉而降清。從此，大家逐漸開始肯定吳三桂的確投降過闖王李自成。
五
吳三桂率領著數萬將士去投降新政權，這在什麼時候都是一件大事，然而史書對這件事的記載卻是從無到有、從略到詳，好像在慢慢考古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真相慢慢從土裡發掘出來，而那數萬將士和沿路百姓全都守口如瓶。如此不正常的現象，不能不令人懷疑後來的結果，而事情的真相很可能就是，吳三桂入關後，面對降清和降闖的選擇，他都遲疑過、動心過，態度極為曖昧，但要說他認真地投降了大順政權，顯然不能讓人十分信服。
在中國，任何對歷史的講述和研究，都是為了指出錯誤，通過指出錯誤而總結失敗的教訓。所謂「以史為鑒」，就是這個意思。基於這樣的目的，史料展現在我們面前的人往往是兩極化，要麼十分完美，要麼十分醜惡。今天大家一致認為吳三桂曾投降李自成，兩面三刀，極大的原因就是無論是明清官方，還是民間百姓，誰都不喜歡他，有污水全往他身上潑，反正他是反覆無常的小人，叛變一次是反覆，叛變兩次還是反覆。至於真相是怎樣的，很顯然已經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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