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學對中國的負面影響：讀書人徹底陷入黨爭

05-29

核心提示：這樣，在理學還沒有正式確立為官學以前，就容易激化為類似慶元黨禁那樣的黨爭；在理學認定為官學以後，很容易滋生出一批應景的假道學。這是從理學本身來考量。

理學大家朱熹（資料圖）

本文來源：東方早報網，作者：黃曉峰呂曉閩，原題：《虞雲國談宋代士大夫與政權》

那麼，理學對當時的知識分子有負面的影響嗎？

虞雲國：宋代理學對知識分子負面的作用，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首先，理學本身具有一種內省性和收斂性，這一特性與南宋以後內外交困的政治形勢相結合，就凸現了黃仁宇所說的理學「長於紀律，短於創造性」的缺陷。理學的用意主要是衛道，對有些問題不能不採取守勢。呂思勉認為：「宋學是不適宜於競爭的，而從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卻受其指導，那就無怪其要迭遭外侮了。」當然，理學對宋代社會的消極影響，總體來說還不特別嚴重，因為理學真正成為官學，是在南宋中後期，它的消極影響要到明清時期，才真正嚴重地呈現出來。

另外，我們知道，理學也稱道學，在其學術傳播與師生傳承的過程中，過分強調道統和門戶，總認為自家學說才是一本正經，而別人都是異端邪說。以這種道統觀，去處理與其他學派士大夫的關係，就會出現自視甚高、責人太苛的結果。不在自家門戶或道統之內的人，往往認為他們不是君子。這樣，在理學還沒有正式確立為官學以前，就容易激化為類似慶元黨禁那樣的黨爭；在理學認定為官學以後，很容易滋生出一批應景的假道學。這是從理學本身來考量。

從外部來看，宋代最高統治者對宋學各派所取的態度，不外乎接受、壓制與調和三種選擇。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變法，可以視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對王學以及洛學，採取不同程度的壓制方式，其極端就是慶元黨禁。第三種是調和的模式，從寧宗後期起到理宗時期，國家權力把理學確認為官學，吸納進主流統治思想里。理學官學化以後，在政治權益方面，知識分子似乎爭取到了一定的話語權，獲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東西；但在思想的創新度與開放度上，卻飽受官學化勝利後所帶來的負面後果，盛極而衰，開始走下坡路。一方面，由於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約束與干預，士大夫知識分子在言論自由度上，反而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於受到官學優越感的左右，他們也習慣壓制思想政治上的不同聲音。

宋代是市民社會、商品經濟開始發展的時期，知識分子又如何能做到獨善其身呢？

虞雲國：宋代城市化的程度確實比較高。開封、臨安的人口都在百萬以上，其下還有州府級的次等城市與縣鎮級的小城鎮，基本形成了一個城市化的網路。宋代的商品經濟也是很發達的，甚至連知識分子的精神產品，例如書法、繪畫乃至於文學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匯入了商品經濟的流通渠道。在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下，宋代知識分子的義利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李覯就公開討論利和欲的合理性，主張「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類似的思想，在南宋事功學派葉適和陳亮那兒也有，陳亮與朱熹的王霸義利之爭就是由此而起的。

必須強調的是：市民社會、經濟大潮與知識分子的獨善其身，並不是截然對立，相互排斥的。由於宋學價值觀的確立，儘管其內部也有過王霸義利之爭，但即便是強調利慾合理性的那些學者與士人，在講功利，講利慾時，也秉持著理性的態度，主張有一種自覺的約束。例如，李覯就認為：利慾應該「不貪不淫」，利慾「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矣」！所以市民社會和經濟大潮，並不妨礙宋代知識分子業已確立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我們更為關注的是，在南宋政治環境惡化之際，知識分子還能否「獨善其身」？不可否認，在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專政時代，那時知識分子中也有鮮廉寡恥之徒，鑽營進入統治集團的權力體制，迎合當局專制獨裁的政治意識。但那些有自己獨立價值追求的知識分子，大部分寧願閑居不仕，不再入朝為官。宋代有這個條件，哪怕不去擔任實職性差遣，還可以領取一份薪水，這是宋代優待士大夫的政策。例如陸遊，即便閑居在山陰老家，只要沒將他從官簿上除名，其俸入還可以保證最基本的生活水準。也會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期待通過自己的入仕，尤其通過提升皇帝的內省功夫，來達成他們內聖外王的政治追求。於是，就有朱熹那樣熱衷於當「帝王師」的士大夫學者。當然，一旦連帝王師也當不成，政治污濁徹底碾碎了其「外王」夢，他還可以退出廟堂，疏離政壇，閑居不仕，獨善其身地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與學派傳承。

在政治環境逆轉、言論生態惡化的情況下，宋代書院的存在意義不可小覷。書院是獨立於官學系統以外的私學系統，沒有必要向官方的價值系統投降繳械，這就為思想學問的自由討論保留了一方凈土。尤其是南宋轉向以後，絕大部分知識分子作為政治上的反對派，就是通過書院這個陣地，來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與價值理念的。所以在這個階段，以理學為主體的宋學，反而得到了很好的普及與弘揚。在這一傳播過程中，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也會與主流意識形態發生衝突和鬥爭，比如慶元黨禁時，當政者運用國家權力把理學定為偽學。但當時的國家權力，也還沒有採取禁毀書院的極端措施，還是給他們保留了一定的學術空間。

知識分子獨善其身，無非要有三個空間：生活空間、學術空間、政治空間。南宋即便類似慶元黨禁那樣的黑暗時期，這三個條件也仍然具備。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職，也能保持起碼的生活空間。國家權力沒有取締書院，知識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國家權力儘管可以流放知識分子中的反對派，但不是在肉體上消滅他們，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在為知識分子預留政治空間這點上，還是很重要的。

在宋代的政治體制、官僚體制下，知識分子參與政治、「上書言事」起的實際作用有多大？

虞雲國：宋代畢竟是君主官僚政治，在君主政體下，對君權的制約也許最能說明問題。在正常情況下，對於君權的制約，上書言事還是起很大作用的。有一個例子：元祐更化時，高太后垂簾聽政，曾對當時的言事官說：你們也應體諒朝廷用意，天下事怎麼可以全由你們台諫說了算呢，「亦當出自宸衷」。就是說，也讓我做點主張吧。由此可見，連高太后垂簾聽政的最高決策權，也受到言事官的有力約束。

上書言事對君權的制約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監督君主恪守家法。第二，諫請君主更改詔令。第三，阻止君主內降詔書。宋代頒行詔書，有一個合理的程序。宋徽宗時有所謂「御筆」，但諫止御筆的言事上書不乏其例。第四，抑制女後干政弄權。兩宋十八帝，垂簾女後先後有九個，但在君權的移交上，沒有造成政局的動蕩。宋代也不是絕對沒有試圖仿效武則天那樣的女後，例如真宗劉皇后，但士大夫不斷上書言事，一再勸諫警告，終於沒有出現女後干政的嚴重局面。

在正常情況下，士大夫上書言事，在參政議政中確實起過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士大夫官僚，尤其是言事官特別敢說話，不怕撤職，不怕貶官；二是太學生也特別敢講真話，不怕開除，不怕入獄。宋代有一句諺語——「無官御史台」。太學生還不是官，但可以起到像御史台那樣的監察作用。正因如此，即便在南宋權相迭相專權的時代，還是不斷有士大夫官僚和太學生上書言事。

這種上書言事，堪稱「國家元氣」。比如理宗時權相史嵩之，因父親去世要離職服喪，他希望中止守制，繼續專權。太學生群起上言，堅決反對，宋理宗對主管太學的官員徐元傑說：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徐元傑卻強調「正論是國家元氣」，現在正論就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線之脈」。

不妨再舉一例，宋神宗時對西夏用兵失利，神宗準備殺一轉運使，宰相蔡確說：祖宗以來，從來沒有殺士人的事情，想不到要從陛下開始。宋神宗猶豫好久後說：那就刺面發配。大臣章惇說：這還不如把他殺了。士可殺而不可辱，你刺了面不是羞辱他嗎？神宗很生氣：快意的事情，一件都做不得嗎？章惇說：這樣的快意事，還是不做為好。這件事充分說明在正常情況下，士大夫上書言事對政治的有力影響。

當然，上書言事的影響力還要取決於兩種因素。首先是政治生態的影響。尤其是高宗朝，君主政體愈加獨裁。高宗和秦檜君相聯手，採取了兩種高壓措施：一是把知名的政治反對派，以及有反對派嫌疑的士大夫官僚，全部驅逐出朝廷；二是建立起被後代史家稱為「前現代的思想統治手段」，完全不讓你說話。這種高壓政策，導致了兩個嚴重後果：一是絕大多數的士大夫都不再參與政治討論；一是體制內官僚道德普遍淪喪。在這種情勢下，士大夫儘管還有上書言事者，但其針對性就相當有限，只能就那些沒有政治敏感性的枝節問題隔靴搔癢。

其次是理學內斂自省的負面影響。確有一些士人拘泥古制而昧於政事，正如史家呂思勉毫不客氣地批評所說：「外有強敵的壓迫，最主要的事務，就是富國強兵，而宋儒卻不能以全力貫注於此。」他們有些上書言事，不僅沒能觸及國計民生的大問題，還盡說些言不及義的老調子。在充分肯定宋代知識分子上書言事的積極作用時，也不應將其強調得太過完美，魯迅指出的現象，唱些「和社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也確實存在的。

相比之前的漢唐和之後的明清，宋代的知識分子似乎風骨最盛，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虞雲國：從秦漢到五代，因上書言事致死的士人數以百計。即便在唐代，被杖決朝堂的御史也大有人在。而且，宋代以前申訴言事的亢直士人，基本上屬於個體行為，不像宋代那樣形成一個階層與群體。明清是黃仁宇所謂的第三帝國，徹底轉向獨裁。在明代，儘管仍不乏士大夫上書言事，但皇帝通過廷杖可以把你打個半死，或者直接斃命，士大夫官僚的人格尊嚴掃地以盡。及至清代，士大夫完全淪為漢族奴才。明清兩代的政治生態，即便與南宋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語。

宋代知識分子風骨之所以如此之盛，第一個原因就是基本國策的保護傘作用。任何時代，知識分子始終是思想自由的社會主體。陳寅恪推許「天水一朝思想最為自由」，而言論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必要前提，不開殺戒的基本國策至少營造了相對寬容的政治空間。惟其如此，宋人在指責前代時就說，「待士大夫有禮，莫如本朝。」士大夫官僚完全可以正面與天子爭是非曲直，這與宋代「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的國策是分不開的

第二個原因就是相應健全的制度程序。在中國古代，宋代制度建設漸臻成熟，而且在統治思想上已達成共識：「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諫之法，遠出前代」，有一整套堪稱嚴密的制度與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稱職，有相應的遷轉規則，提拔的力度、優待的程度是很高的。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對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貶謫，平調離職而已。最嚴重的不過是落一階官，即少拿一級俸祿。由於宋代制度「未嘗深罪言者」，因而「一事過舉，議論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爭之」，這在比較完善的宋代台諫制度下是司空見慣的。

第三個原因就是宋代士大夫階層的形成及其自覺意識的崛起。宋代是文官政治，士大夫官僚就是中流砥柱，他們的政治要求和社會理想，必然自覺和強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體里。儘管當時還是以君主政體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無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擔當者。范仲淹就說：「凡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這是宋代知識分子風骨要遠盛於前代的一個根本原因。

話還得說回來，知識分子和國家政權的關係，始終是皮毛關係。中國知識分子對政治的興趣歷來是濃厚的，但他們的心態和行為，最終取決於現實的政治生態，特別是國家權力的運作狀態。儘管總體來看，宋代賴有保護傘的存在，即便在南宋，知識分子的風骨仍相對存在。然而，「毛」畢竟附在國家權力的「皮」上。南宋以後，中國轉向內在，政治生態惡化。在這種情況下，士大夫上書言事的實際效應比起北宋來明顯衰減，而知識分子的風骨在實際上也呈現出不斷下降的總體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