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和杜甫：他們的中年況味，他們的春天和秋天

2016-04-05 14:49閱讀： 公元759年，杜甫辭去華州司功參軍的小官，開始了後半生漂迫流浪的生活。那時候，成都或許還不是他最終的目的地。在投靠成紀（今甘肅天水）的親戚無靠、短暫落腳同谷縣（今甘肅隴南成縣）後，次年12月，杜甫經木皮嶺﹑白沙渡﹑飛仙閣﹑石櫃閣﹑桔柏渡﹑劍門﹑鹿頭山，於歲終至成都，寓居在浣花溪寺。

短暫安頓後，在表弟王十五、好友高適（時任蜀州刺史）的幫助下，公元761年初春，杜甫開始了成都造房大業，準備在此長居。草堂於季春落成，前後建造時間幾乎貫穿了761年的整個春天。由此可以推斷，當時的建造規模，絕非今天的一間草房那麼簡單。

草堂建起之後，詩人的生活是悠遊而愜意的。善畫鞍馬的丹青聖手韋偃其時剛好寓居蜀中，詩人畫家之間，自然有文藝上的唱酬，韋偃為新落成的草堂畫了幾幅畫，以補草堂素壁。初秋的時候，杜甫和友人相邀游新津，拜訪詩人裴迪，隨後又到蜀州（今崇州）拜訪高適，相互之間都有詩文題贈。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對於寄寓成都、沒有生活來源的杜甫來說，這樣的悠遊歲月只是徒有其表，親友的接濟必不長久。內心裡，杜甫是很憂慮的，深秋的一場大風雨，加重了他的這種憂慮。這場大風雨，直接導致草堂屋破雨漏，有感於自身命運中經歷的中年困躓和戰亂以來的萬方多難，他寫下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這一千古名篇。

是時，杜甫48歲，已人到中年（從他的生命長度來看，這個時候的杜甫，其實更接近於暮年）。詩中所流露出的焦慮、無奈、痛苦和期冀，正是處於顛沛流離中的詩人所共有的中年況味。

無獨有偶，321年之後的公元1082年，貶任黃州團練副使的蘇軾，在「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里」的凄涼境遇下，寫成了《黃州寒食二首》，翌年書就，成就「天下第三行書」。是年，蘇軾46歲，和杜甫寫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年齡段，庶幾近之。《寒食二首》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合而觀之，其共同之處，恰在於以兩位大家的悲涼之筆，前後呼應，寫出了詩人們共有的中年況味，以及這況味之後深沉的眾生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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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個體見眾生：人性和詩性的升華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和《寒食二首》，都有對中年經歷的現實描寫。杜詩中，「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里裂。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一段，讀來辛酸。蘇詩中，「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蒙蒙水雲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數句，也讓人為之惻惻。中年經歷此遇，不免讓人心灰，但是，詩人共同的表現是：沒有驚懼和自哀，而是從個體的境遇中，升華到對更廣泛的苦難人群的傾注。

論杜詩，歷來多賞其「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升華。詩中不獨個人之悲，更有見眾生的大情懷。杜甫的「人民之呼」確實很明顯，這也是他身後廣受人們擁戴的一個主要原因。

蘇詩亦復如此——儘管它的眾生之念並不明顯而濃厚，「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的感嘆，恰是他人性和詩性中深刻的人民性的寫照。對於一個一心希望通過自身努力報效國家和人民的詩人來說，「君門深九重」的感嘆，與其說是蘇軾對自己投報無門的怨念，不如說是蘇軾對自己無法為人民做實事的悵惘。

從春天到秋天：傷者與悲者的通達

女子傷春，男子悲秋。

從這個古代文學意象來觀察杜詩和蘇詩，他們無論身處春天還是秋天，他們的中年況味、他們的在自身遭遇中的體驗、他們在遭遇之後的情感升華，其實是相互通達的。

「八月秋高風怒號」，點明杜詩中的季節特徵，正是深秋。「悲哉，秋之為氣也」。宋玉之悲作為濃郁得化不開的文學情節，似乎並不是作者的悲之所由，而是緊接著的「卷我屋上三重茅」。秋風作惡，詩人其實是無暇去感受作為一種氣存在的秋天，而是作為破壞力的一種存在的秋天。這種破壞力，加重了詩人悲的情緒。

蘇軾明明身處暮春，感受到的，卻是和杜甫一樣的秋天。悲涼之況味，瀰漫黃州。這回作惡的，不是秋風，而是春雨。「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今年的春雨綿綿不絕，接連兩個月如同秋天蕭瑟的春寒，天氣令人鬱悶。愁卧其中的詩人眼裡心上，哪裡看到春天的明媚鮮艷，只有秋天的蕭瑟凋零。隔了321年的時空，兩個詩人的靈魂，得以相互通達。春實為秋，秋者更秋。

這樣文學意象上的通達，其實質是一種中年況味的通達——如果一定要把秋天比做人生的中年的話，他們在公元761年的秋天和公元1082年的春天，用相同的中年況味，完成了一次時空上的穿越和精神上的串門，感同身受之餘，是不盡的惺惺相惜。

從實寫到虛寫：儒者和道者的感悟

自然災害之外，還有人為的破壞與超自然力量的影響。

杜詩中，「趁火打劫」的「南村群童」，公然「抱茅入竹」。面對此境，杜甫的心態是「嘆息」。在這裡，「南村群童」既是實指參與抱茅的這些可憐的兒童，也是泛指受戰亂影響而流離失所的貧民。通過詩人的嘆息，我們對「南村群童」的行為，已經沒有憤慨和指責，反是滿滿的同情，這正是詩人「倚仗嘆息」的絕妙之處。這一聲嘆息，流露出了詩人仁厚寬容的儒者品性。

蘇詩中，「趁火打劫」的，卻似乎是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很顯然，加重詩人憂患和感傷的，已從「南村群童」變為「暗中偷負」的力量。如果說，杜詩表達的是「同情和寬容」的儒家況味的話，那麼，蘇詩表達的，則是「時不我待」的道家況味。

「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一句，典出《莊子·大宗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意思是，把船藏在山谷溝壑里，把小山藏在湖澤中，好像比較穩固。可是夜半忽然發現船不見了，小山也不見了，因為有個大力士把船和山給背走了，那就是潮水。莊子的意思是說，把東西帶走的是時間，沒有一個東西比時間更厲害，它會把所有的東西偷走，這也是蘇軾用典故的意義所在。「夜半真有力」，越是在夜半睡眠中，越是不覺察的時候，時間的消逝越快。時間如此逝去，強勁有力，吞沒一切存在。

杜詩近儒，蘇詩近道。無論是儒者還是道者，人到中年，他們在某個時間節點、某個特定遭遇和環境下的感悟，不僅豐富了各自的人生體驗，也給後世讀者提供了足夠營養的精神滋潤。這正是兩詩作為偉大作品的又一共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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