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評周小川：能承受住多深詆毀就能經得多大讚美

2013年03月16日 03:44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史進峰

.share{float:right; padding-top:16px;position:relative; width:200px} .relateNews a { color: #004276;}.recNews a { color: #004276;}a { text-decoration: none;}a:hover {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a:link { color: #004276;}a:visited { color: #004276;}a:hover { color: #BA2636;}a:active { color: #004276;}.adList3 a { color: #416571;}.adList2 a { color: #416571;}.labList { background: url("http://img.ifeng.com/page/label_2_bg.gif") repeat-y scroll right top transparent; float: left; width: 601px;}.con2 { border-color: -moz-use-text-color #DDDDDD #DDDDDD; border-right: 1px solid #DDDDDD; border-style: none solid solid; border-width: medium 1px 1px; display: inline; float: left; padding: 15px 10px 10px; width: 579px;}

分享到：

更多

0人

11人參與0條評論

本報記者 史進峰 北京報道

沒有人能確切說出，中國金融業下一個十年會是什麼樣子；但作為上一個十年中國金融體系的重要建構者--65歲的周小川——在執掌中國人民銀行十年之後，他的去留正在成為觀察未來中國金融改革的重要風向標。

3月13日，「兩會」新聞發布會上，在外媒連續兩次關於他本人是否連任的試探性提問後，周小川給出了一個頗為給力的回答，「不管我本人是否連任，所謂實踐檢驗真理、實踐檢驗政策，做得對的東西肯定會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

毫無疑問，無論支持者還是批評者，沒有人會否認周過去十年在央行行長位置上所作的一系列富有遠見且頗具成效的市場化改革、中央銀行框架構建和貨幣政策調控；乃至剛剛過去的2013年「兩會」上，余永定——這位過去十年經常批判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的社科院著名學者，都在公開場合對周小川留任央行行長一職表示支持。

周小川多年的老搭檔，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前央行副行長吳曉靈的一段話或許能幫助解讀周留任的政治邏輯——周小川是一個學者型的行長，他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參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他以系統論的思維對中國的價稅財聯動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議。他任央行行長之後，在貨幣的穩健經營，豐富貨幣政策的工具箱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和國際上主要的央行做了比較好的溝通。

「有這樣一個行長執掌，對中國和世界都有好處。目前確實是經濟、金融非常敏感的時期，有很多東西不在其中、沒有深刻的體會，是難以做出準確判斷的。」吳曉靈說。

「無可替代」，這或許是對這位過去二十年，中國金融體系最有影響力的技術官僚最大的讚譽；然而，這位被譽為中國的「格林斯潘」的世界級央行行長，毫無疑問也無法逃脫中國式的命題和困惑。

從2003年開始，周小川和他所領導的中國人民銀行一直處在金融改革和宏觀調控政策爭議的漩渦，在其第一任央行行長任期內，無論是堪稱大手筆的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還是歷史性的人民幣匯改，「賣國論」始終是民粹主義者質疑他最為有利的武器；而第二個任期上，中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迅速出擊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周和他本人所象徵的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又深陷今日通貨膨脹、地產調控、貨幣超發等輿論攻擊的漩渦。

所謂「承受得住多深的詆毀，就能經得多大的讚美」。

「包括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等在內的一批技術官僚，是中國很寶貴的人才。」3月10日，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理事長毛振華告訴本報記者，無論作官方智囊，還是搞政府運作，他們的邏輯和行動始終是一致的，始終在推動中國向市場化改革方向努力，推動中國按照國際慣例操作，「一如既往」。

上述三人和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整體改革理論」的倡導者，2010年，董輔礽基金會將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頒給了他們。

全球化時代，需要有全球視野的央行行長，對於新的中央銀行掌舵者，下一個十年，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所言，「在成功推行國有銀行股改上市等重大金融改革後，預期人民幣國際化可能成為新任期的主要任務。」

技術派官僚：從設計者到操作者

要了解周小川過去十年的改革，就不得不先研究他的改革思想。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國務院體制改革方案領導小組，是一個藏龍卧虎的地方，周小川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這一機構，最初是為國務院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制定加緊配套改革方案所設的智囊機構，也是日後整體改革方案理論的根據地。

2010年11月，吳敬璉回憶當時的情景，方案領導小組有周小川、樓繼偉，方案辦公室副主任是吳敬璉本人，其他參加者有日後聲名顯赫的郭樹清、李劍閣；這批人成為日後整體改革協調理論的重要提倡者和實踐者。

按照周小川的說法，整體改革協調理論強調，從過去的集中計劃經濟體系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轉變過程是整體的、系統性的轉變，而不是拼湊起來的。簡言之，改革需要系統性的構建，這種改革思路結構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推動兩種方式。而周日後所操刀的銀行體系改革、外匯改革等金融市場改革，屬於整體設計自上而下的路徑。

在1993年7月份吳敬璉和周小川兩人聯名執筆的《對近中期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整體性設計》方案中，周有關金融體系改革的思路已經成熟，包括「中央銀行今後只負責掌握貨幣政策和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中央銀行應在宏觀管理上強化對利率槓桿和利率為基礎的見解調控工具的運用；專業銀行儘快實現向商業銀行轉軌……」

此前一年，周小川還和謝平等人完成了《人民幣走向可兌換》的課題研究，這又成為外匯改革的重要藍本，稱人民幣可兌換不是改革的目的，而是實現改革開放總體目標必不可少的步驟，謝平日後也成為周小川國有銀行改革的得力助手。

卡爾E·沃爾特(Carl E·Walter)和侯偉(Fraser J·T·Howie)在其著作《紅色資本主義：中國崛起脆弱的金融基礎》一書中，將上世紀八十年代體改辦的上述諸君稱為「市場改革派」，至今仍致力於中國市場化改革努力。

從1986年12月，周小川被任命為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開始，這位體制內的學者智囊就逐步開始向技術派官僚轉型，在經過多年一線歷練後，2000年從建設銀行行長轉任中國證監會主席；三年後，接替戴相龍成為中國央行掌門人。

此後，世界開始領略這位中國新時代金融高官的魅力。在外國記者筆下，灰發、愛笑、喜歡即興演講的周小川，以一口流利的英文成為國際會議上受歡迎的中國官員；而熱愛網球和歌劇也更加豐滿了他的個人形象。

「周最大的成就是完成了延宕多年的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一位國有銀行高管如是告訴記者，從上個世紀末，成立四家AMC公司開始，周小川就是中國國有銀行改革的重要設計者和操刀者。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促使時任中國總理朱鎔基抓住時機推動中國銀行業財務重組和重新注資，當時中國國有銀行體系被外界廣泛認為已經陷入技術性破產——截至1997年6月底，四大國有銀行當時不良貸款已突破1萬億元，佔全部貸款的25.6%，且上升勢頭還在繼續；本外幣風險資產5萬億元，資本凈額才1700億，資本充足率僅3.5%，遠低於巴塞爾協議8%的最低要求。

1998年起，國家開始出手拯救瀕於破產的四大國有銀行，其中，最大手筆是針對資本金和不良貸款的兩項改革方案：一是，由財政部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充實四大國有行資本金；二是，1999年開始，相繼成立信達、華融、長城、東方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分別從四大國有銀行和國開行手裡剝離了總計13939億元不良貸款(包括國開行不良貸款1000億元)。

時任建行行長的周小川便是這一方案的積極推動者。

卡爾·沃爾特和侯偉認為，朱鎔基和建行行長周小川領導的團隊採取了一種國際上常用的技巧去徹底重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這一點有點像上世紀美國處理聯邦儲蓄信貸機構危機時所採取的措施，即好銀行＋壞銀行模式·將母銀行的不良資產按公平市價連同已經分配的儲備一併轉讓給一家單獨成立的子公司，母銀行由於轉讓了不良資產而成為資產優良、資本充足的「好銀行」，而子公司則由於接受了不良資產而成為「壞銀行」。

不過，改革並沒有一步到位，國有銀行重生機制並沒健全，第一輪2700億元的注資過了僅不到三年，四大國有銀行幾乎又走到了技術性破產的邊緣。

截至2002年底，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按四級分類高達1.7萬億，不良率為21.4%，按五級分類不良率更高出4.7個百分點；同時，資本不足的問題依舊嚴重，當年末，四家銀行資本金總額7494億元，平均資本充足率僅4.27%。

舊的歷史包袱尚未完全卸掉，新的壞賬風險又在不斷產生，加之加入世貿組織後的「狼來了」擔憂，到2003年，中國銀行業已到了「背水一戰」的地步。

當時，距離第一次注資不過5年時間，中國銀行業沉痾難去，到2002年時，要想四大行資本充足率達到巴塞爾協議8%的國際標準，還必須動用約1萬億元資金。

再注資，錢從哪來？改革的迫切性與資源的匱乏，倒逼人們以創造性思維和增量改革殺出一條血路，剛剛上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創造性地提議，以動用外匯儲備註資為主線、以成立一家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匯金公司」)為操作平台，然後完成國家外匯注資、財務重組和股份制組建。

新一輪國有銀行改革由此破局。

這一方案，源於2003年中國人民銀行內部的一份PPT報告，史稱「5·19報告」。改革遵從「先易後難」的原則，率先選取資產質量狀況較好的中行、建行為試點。

2004年初，匯金公司動用450億美元國家外匯儲備向兩家試點銀行注資。這開創了國有銀行改革的成功模式，即2003年始，四大國有銀行通過一系列國家注資、不良資產剝離、股份制改造、引進戰略投資者，相繼成功實現境內外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加入WTO帶來的附加值效應開始顯現，尤其在引入境外戰投環節。中國金融業持有的開放姿態，為其日後股改上市成功打下堅實基礎；在引進境外戰投的過程中，身為央行行長的周小川本人得承擔起向外賣力推銷中國銀行業的重任。

2005年2月，G7峰會上，面對顧慮重重的RBS首席CEO弗雷德·顧德溫(Fred Goodwin)，周小川用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以及在現行利差制度條件下的銀行盈利前景，打消了外方的顧慮。

只是中國金融業的任何一場改革，動力和阻力幾乎都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隨著國有銀行的成功上市，國內關於國有銀行「賤賣論」的反對聲甚囂塵上，社科院一位學者曾直斥改革設計者為堅持私有化理念不回頭的人，「其實指導他們的行為的準則已經很簡單，那就是『堅持私有化』，直到『叛國』」。

這種夾帶某種傾向的言語攻擊，成為周小川這樣的堅定市場化改革派，十年間不得不多次面對的尷尬；只是，事實勝於雄辯，經此一役，中國銀行業脫胎換骨的變化足令民粹主義封口。

中國版「格林斯潘」的中國式孤獨

「全球流動性的主要提供者已變身為中國央行，並非是大家印象中的美聯儲或者歐洲央行。周小川不僅是中國央行的行長，還是全球的央行行長。」2012年4月份，來自渣打集團的一份報告足以點燃公眾的情緒。

是的，從2007-2012年的五年間，中國人民銀行總資產增長120%，並於2011年末達到28萬億人民幣(約合4.5萬億美元)；相反，知名度更高的美聯儲和歐洲銀行2011年末資產規模才只有3萬億美元和3.5萬億美元。

與之對應的，中國廣義貨幣(M2)也在過去幾年飛速增長，年均增長超過140%，到2013年2月末時，已經挺近百萬億人民幣大關。根據渣打銀行的測算，2011年，中國新增M2的規模全球佔比達52%。

這番數據的背後，恰是2008年以來，周小川本人和他領導的中央銀行不得不面對的質疑_——中國到底有沒有貨幣超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政府出爐「四萬億」刺激計劃，其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否過度？

宏觀經濟政策歷來有利弊，只不過，過去五年，周小川和他領導的人民銀行一直身處輿論的漩渦。

2012年年底，在財新峰會上，周小川為過去幾年的刺激政策進行了概括，認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人民銀行配合政府採取一攬子刺激計劃的應對措施，堅持了快速反應、力度充分、適時退出的政策理念，注意在危機發展演變的不同階段把握好政策的取向和力度。」

今年3月的「兩會」期間，周小川為2008年以來的貨幣政策作了辯護，「應該說，我國在抵禦國際金融危機中成績突出，經濟在全球率先復甦，許多國家對此很羨慕。」

「應對突發性危機時，刺激政策力度究竟要多大，是很難事前在數量上進行科學測算的。特別是這次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信心，而信心危機的傳染性極強，應對政策如力度不大的話就很難制止信心崩潰。」

從周小川本人的觀點看，他反對事後諸葛的批判，「總體來講，我國應對危機的成效相當不錯，不能既要好效果，又要零代價；也不能這山望著那山高。」

只不過，從2009年9.6萬億天量信貸投放開始，中國銀行業四年超過30萬億的信貸投放狂潮，其瘋狂擴張帶來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房地產、過剩產能等信貸風險，已經不容忽視。

「從行為上看，這一輪四萬億，商業銀行表現出，從經濟上非常不理智，從政治上表現得很出色。」2012年年中，在一場內部研討會上，一位退休央行官員如是疾言厲色地向一群商業銀行高管說道。

「我們的商業銀行極其不理智。」上述央行前高官說，「2009年1月份信貸數據出來之後，有關部門就曾召集商業銀行開會，問為什麼這麼放貸款？一季度的數據出來後，我下的結論是，中國要用三到五年時間來消化這一年闖出來的禍。」

是的，從財務上看，上一輪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成就已是世界第一；但成本明擺在那裡。在這位央行前官員看來，上一輪改革將近3萬多億的不良資產甩給了財政，這是財政的隱形負擔，中央銀行之所以保持這麼高的利差，很大的原因在於國有商業銀行的利潤要上繳給匯金，匯金要給財政買單。

「工、中、建這輪改革甩出去的不良資產，通過匯金上繳的利潤已經差不多對衝掉了；但上一輪四大資產管理公司AMC成立有8000億元的資產還掛在那裡，再加上農行的8000億元，一萬六千億掛在那裡，靚麗的財務報表背後，是巨額的財務負擔甩出。」該人士如是說。

一位銀監會中層也曾做過類似的分析，1949年到2007年，58年間，中國的銀行業放貸只有26萬億，而從2008年到2011年僅僅4年的時間放了30萬億，前58年貸款餘額不及後面的4年。「前面58年，商業銀行曾做過三次不良剝離，超過了3.3萬億。」

來自中央銀行、銀監會、商業銀行在內的中國金融體系的精英們，都已明白上一輪「四萬億」下大投入模式已是不可持續了，「不可能再干第二次了。」

然而，這恰是身為中國央行行長的「困境」，這既緣於身處轉軌時期中國經濟自身的毛病，也在於中國央行缺乏決策獨立性的尷尬位置。

借用周小川的話說，新世紀以來，「轉軌」的發展階段特徵，使中國的貨幣政策面臨明顯不同的調控環境。

「一方面，中國人均收入較低、提升空間較大，處於起飛和趕超的較快發展階段，各方面的發展積極性很高，經濟主體容易出現過於樂觀預期。另一方面，中國仍處於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軟約束』的現象依然存在，尤其是各地方舉債、上項目的動力都很強，都希望『銀根』松一些。加之中國尚在城鎮化加快發展階段，城鎮人口佔比從2000年的36.2%升至2011年的51.3%，地方政府建設發展任務較重，也傾向於融資條件更寬鬆一些，金融支持力度更大一點。」周小川分析。

「在過去十多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中國經濟都表現出了走熱容易、走冷不易的不對稱特徵，通貨膨脹是主要的宏觀經濟風險。」

中國經濟在轉軌階段存在的「過熱衝動」，使得中國貨幣當局不得不更加關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問題，並始終把防範通脹風險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從2003年開始，周小川和他領導的人民銀行就致力於央行貨幣政策操作工具箱的不斷創新和豐富，從對沖流動性的央票，到存款準備金手段，用貨幣金融的術語說，「在金融宏觀調控的工具選擇上，目前中國採用了數量型調控、價格型調控以及宏觀審慎政策相結合的調控模式。」

2003年4月，在SARS疫情嚴重、伊拉克戰爭爆發等不確定性因素較多的情況下，人民銀行就創造性地及早啟動央行票據收迴流動性，並成為長期運用的靈活管理流動性的有效工具。

2003年9月開始使用存款準備金手段，並逐步將其發展為常規的、深度凍結流動性的「中性」工具；這一手段在2010年後，成為周小川寄予厚望對沖流動性的「池子。」

自2003年9月起至2011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調整存款準備金率36次，其中上調32次(2008年下半年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期間4次下調)。

這背後，央行的獨立性一直成為周小川，這位中國「格林斯潘」不得不面臨的體制難題，借用吳曉靈的觀點說，「央行連具體操作都沒有任何自主權，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換句話說，將宏觀調控爭議的板子打在央行身上是有多不合理。中國央行缺乏獨立性。而在格林斯潘和伯南克那裡，聯邦儲備委員會僅需對國會負責就可以了，即使總統亦無權越過國會對其發號施令；而德國則乾脆將聯邦銀行的地位寫入憲法，央行行使權力不受政府干涉。

即便如此，過去十年，周小川在貨幣調控方面的努力依舊值得信任。

從數據上看，過去10年內，中國經濟基本維持了「高增長、低通脹」格局，據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張明統計測算，2003年至2012年這10年間，中國年均GDP增速高達10.5%，顯著高於1993年至2002年的年均9.9%以及1983年至1992年的年均10.3%。2003年至2012年這10年間，中國年均CPI增速僅為3.0%，顯著低於1993年至2002年的年均6.5%以及1983年至1992年的年均7.8%。

「儘管過去10年的高增長、低通脹與中國更緊密地融入全球經濟以及全球經濟的較快增長有關，但同時也離不開貨幣政策操作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張明在其專欄文章中如是寫道，例如，在國際資本不斷流入中國的背景下，央行通過實施沖銷政策，成功地遏制了資本流入加劇國內流動性過剩、進而加劇國內通貨膨脹的風險。

「人民幣先生」：未盡的使命

從2003年開始，長達十年的人民幣和美元匯率口水戰，讓世界認識了周小川，由他主導的漸進式人民幣匯率改革，堅持幣值穩定，又不時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這幫他贏得了另外一個稱呼，「人民幣先生」。

「我不喜歡這個稱呼，我們並不是那麼去說什麼，去影響人民幣的幣值，也不是那麼頻繁地、不斷地在干預外匯市場的運作。因此，並不是說我說什麼話對人民幣有什麼影響，如果你說是因為人民幣匯率改革，那倒是未嘗不可。」

一句話展現了周小川的基本立場，他對外既是國家利益的代言人，對內又是堅定的市場改革派，匯率自由化也好，利率市場化也好，一概如此。

在他的兩任任期內，國際上人民幣被嚴重低估的聲討之聲不絕，周基本立場一直很清晰，穩定的人民幣匯率對於世界經濟是重要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問題應該循序漸進。

2005年2月份G7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峰會上，周小川對於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回答得清晰而簡潔——「我們討論了其他的議題，匯率政策不是今天的議題」 。他表示，「中國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改革銀行金融系統，為實行貨幣政策改革做準備。中國需要時間來培訓新一代銀行工作人員。」

從2005年7月21日開始，人民幣匯改正式啟動，央行宣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暫時停止人民幣升值進程，重回盯緊美元的策略；不過，2010年6月，周小川仍然盡自己最大努力，再度重啟匯改，2012年4月，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由0.5%進一步擴大至1%。

然而，匯率改革的複雜性和難度，以及引起的爭議甚至勝於中國金融體系的任何一次改革。

在周小川看來，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決策當局認識到積累大量外匯儲備的重要性，它不僅可以降低匯率大幅波動的風險，而且有助於提高信用評級和降低借貸成本。因此，儘管2000年以後外匯儲備漸漸超過了通常的進口和外債所需，但由於對危機的擔憂及政策的自身慣性，新興市場經濟體仍在繼續積累外匯儲備。

這是造成過去二十年，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格局的關鍵原因，也恰是匯改的難題所在。

曾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余永定對「雙順差」格局導致中國經濟失衡的弊病有過多年的分析，也是央行匯率政策的一貫「批評者」。

用余的觀點，中國每增加一美元順差意味國民財富損失幾角，而2009年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也曾撰文指出，中國一不留神，積攢了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即便不考慮美國國債收益過低(零收益甚至負收益)的問題，由於所持的這些資產都是以美元標價的，一旦美元貶值，中國的外匯儲備就會遭受巨大資本損失。

今年3月份，一次內部論壇上，一位來自社科院的經濟學家如是談了他對貨幣金融的看法——

「截至2012年底，中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3.4萬億美元的水平，美元和人民幣比價，也就是匯率，如果人民幣不斷升值，美元不斷貶值，這意味著美元供給過多，人民幣供給過少，應該增加人民幣，但人民幣操作方向恰恰相反，我們用外匯儲備(外匯占款)投放人民幣，又用提高準備金的辦法限制國內貨幣流動性，這種周轉的結果就導致人民幣供給實際減少，而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加又依賴貿易順差，但貿易順差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又非常小。」

「這裡面，包含的是賣國主義。」上述社科院專家如是說。

這種略顯民粹化的批判之聲，毫無疑問將帶給下一任央行行長，無論周小川留任與否。

早在20年前，周小川就對人民幣自由兌換改革進程做過整體設計。

3月13日「兩會」新聞發布會上，周小川重申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長期改革方向，他表示無論有沒有金融危機這個特殊窗口和人民幣國際化這件事，中國也都是要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

「中國要使人民幣逐步實現自由兌換，已是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的政策，最早出現是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文件中，當時提出要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周如是說，從經常項目實現自由兌換，到今後要推動的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有了人民幣跨境使用的發展以後，它會產生一種需求，就是希望資本項目可兌換能夠走得更快一點。」不過，周小川對此仍然採取了審慎的態度，「總體來講，因為資本項目可兌換也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所以我們還是按逐步實現的提法來把握。」

2013年，人民幣國際化將進一步深化，正如巴曙松所言，這是留給周下一任任期最大的使命。

根據人民銀行工作主要措施，2013年，央行將穩妥推進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試點，積極做好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QDII2)試點相關準備工作。

3月13日，周小川說，近年來，人民幣跨境使用得以較快發展，得益於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機這個特殊的機遇和窗口，「全球金融危機使得大家對於某些主要貨幣產生了擔憂，同時又有一些區域合作，這些區域合作希望中國加以支持配合，這些因素推升了人民幣的跨境使用和發展。」

過去幾年，從結算貨幣到儲備貨幣再到投資貨幣，人民幣國際化的藍圖已成，周小川留任的話將有更多的時間來證明自己的改革方略。

具有國際化視野的周小川顯然更適合擔當這一角色，借用余永定的話說，目前周作為央行行長是無人能替代的。「隨著中國越來越國際化，央行行長必須與同行保持密切的關係，以便在一些政策上與世界各地的其他央行行長進行協調。」

1984年9月，周小川參加了中青年經濟學者橫空出世的「莫干山會議」，從會場上他提出的「小步快調」的價格改革方案就已初步展現了其整體改革的理論設想，在前述央行退休高官看來，所謂整體改革類似於當下流行的「頂層設計」。

2011年，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一次內部會議上，吳曉靈提出了她的金融改革頂層設計方案，在她列出的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需要解決的六大問題清單中，第一個問題便涉及到中央銀行獨立性的問題。

或許周小川的全球地位和長期經驗應會幫助中國央行贏得更大的獨立性。

.an{background:#ff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background-position:center bottom; height:95px; clear:both;}.next{padding: 0;}#artical_line{ font-size:1px; line-height:1px; height:1px; padding-top:0px; padding-bottom:0px;}.an{height:auto;}[責任編輯：duandi] 標籤：1983年 流動性過剩 1986年 

分享到：

更多

0人

11人參與 0條評論

列印轉發

 

相關專題：行長周小川

免責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鳳凰網無關。其原創性以及文中陳述文字和內容未經本站證實，對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內容、文字的真實性、完整性、及時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請讀者僅作參考，並請自行核實相關內容。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