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偉 | 思維最大的敵人是習慣性思維
劉亞偉
筆名亞子,1953年生於山東曲阜,北師大研究生學歷。自由作家,獨立學者。著有《我是一個兵》《五十年謀殺》《拾麥女》《旱》《吉他手》《報社》《今夜與誰同眠》等長中短篇小說,歷史紀實《孔府大劫難》等,另有散文、隨筆、文學評論等散見於各報刊雜誌。近期有微講座《自我啟蒙與救贖》系列。
思維最大的敵人,是習慣性思維;能夠把人限制住的,只有人自己。
說說「日用而不知」
為什麼說思維方式是日用而不知的深層結構?
這是因為思維方式一旦固化,就會成為習慣性思維定勢。
「習」者,反覆操作或運用;慣者,即由於重複或練習而鞏固下來,並變成需要的慣性模式,就像是那道老車轍,只要遇到類似問題,就會不假思索地習慣性滑入。
經常按這種行為方式進行思考問題,逐漸形成牢固的思維定勢,深入到潛意識中,並反過來支配自己的言行。
日用而不知,這句話來自易經。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說,老百姓雖然不知道也沒有看過《易經》,不能闡明易經的道理,但易經的道理仍然貫穿於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老百姓仍然按照易經中的道理來行動。
也就是說,民眾並不需要讀多少書,從日常生活中,就能將傳統的價值傳承下來。
「百姓日用而不知」,這話說得非常深刻,很好地的詮釋了傳統觀念以及泛道德主義、倫理本位的思維模式如何支配人的行為。
自由主義價值觀、民主觀念、權利意識,和與之相關的一切從個人權利出發的思維方式,是外來的,目前只進入了多數知識分子的意識層面。
而這些知識分子雖然可能懂得了或擁有了自由民主的觀念,但在其潛意識中,仍然很可能由傳統觀念及其思維模式所支配。比如泛道德評價、政治正確與否的判斷、對權力而不是對權利的關注,對自身利益的單一計較、對輸贏勝負的功利主義考量,這些都是典型的傳統思維定勢。
中國社會轉型最大的頑症,首當其衝是制度,除此之外,是上下同構的舊思維模式。之所以稱其為頑疾,還不在於固化,中國的專制制度雖然固化,尚可以手術式更替,而思維之頑症,在於其日用而不知,人們每時每刻都在使用卻毫無知覺。
我們常常能看見一些口中宣稱自由民主價值的人士,在行為上卻是反自由民主價值的。
比如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有些革命者在口頭上雖然可以把自由民主的一些口號,甚至結論似的理念,背的爛熟,出口成章。但其思想深處,尋常看不見的黑暗中,也即潛意識裡,並沒有完成思維工具的古今之變,由傳統向現代的思維轉型,以至於臨到具體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沿用慣常的思維路子。
所以我常說,看一個人是傳統人還是現代人,只聽他說了什麼不行,不經思考的結論性的東西,比如自由民主憲政之類,誰都會背一些。必須觀察他在一些具體的事情中,他是怎麼說的,從其言行判斷他的邏輯路線,他分析問題的前提以及論據,他的思路……那才是真實的他。
另外,就一個民族的文化來說,如果把文化看成一個有機體,那麼知識分子屬於顯意識或意識層面,而更為廣大的民眾,就位於潛意識層面。
正是因為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與龐大的群體,潛意識的力量非常強大,近乎成了一種本能,完全支配著意識。所以,在中國,並非知識分子支配民眾,實際上是民眾支配知識分子。
我們經常看到,外來的東西引入中國後會走樣,發生變異,被傳統價值蛀空,成為傳統價值的寄居體,就是因為傳統的力量太強大,精英從外部引入的價值最終都不得不遷就傳統的價值。
要改變一種思維定勢是有一定難度的,首先需要有明確的認識,自覺的進行;其次要有勇氣和決心。
故而說,思維最大的敵人,是習慣性思維。
也許我們正在被困在一個看似走投無路的境地,也許我們正囿於一種兩難選擇之間,這時一定要明白,這種境遇只是因為我們固執的定勢思維所致,只要勇於重新考慮,一定能夠找到不止一條跳出困境的出路。
我們經常看到,外來的東西引入中國後會走樣,發生變異,被傳統價值蛀空,成為傳統價值的寄居體,因為傳統的力量、習慣性的力量太強大,精英從外部引入的價值最終都不得不遷就傳統的價值。
這就是為什麼把每個人的思維方式的現代性轉型,看作是推動社會轉型的必須同時進行,甚至是要先行一步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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