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的神話

本文節選自羅斯巴德的《亞當斯密前的經濟學：奧派視角經濟思想史》第16章第一節。

亞當·斯密（1723—1790年）的神話是一個謎中之謎。這神話是斯密崇高聲譽與其對經濟思想的可疑貢獻間巨大且前所未有的反差。

斯密的聲名幾乎遮住了太陽的光芒。從其過世後不久直到最近，他被認為是實質上從無到有地創建了經濟學。他被普遍譽為經濟學的創立之父。關於經濟思想的著作，在對重商主義者一些應有的嘲笑和對重農主義表示認可後，會不約而同地將斯密作為經濟學學科的創始人。他的任何錯誤都被理解和原諒為所有偉大先驅都無法避免的瑕疵。關於他的著作汗牛充棟。在他的巨著，《國家財富性質與原因的研究》（1776）出版200周年之際，關於這個安靜的蘇格蘭教授的書籍、文章和紀念品恰如洪水般泛濫。他的頭像被雕塑家塔西雕塑在獎章上而聞名世界。一個自由市場基金會還在200周年之際製作了一部關於斯密的聖徒傳似的電影，商人和自由市場的擁護者一直把亞當斯密當作守護神。在里根執政當局高層，「亞當·斯密領帶」被當作一種榮譽徽章來佩戴。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者，將斯密視做其思想創立之父馬克思的最初靈感來源，某種程度上這是對的。實際上，如果問普通人他所知道的歷史上兩個經濟學家的名字，斯密和馬克思將極可能是絕對的贏家。

如我們所知，斯密根本不是經濟學的創始人，這門科學自中世紀經院哲學家時就已經存在，而其現代形式也是自理查德·坎蒂隆開始。但是德國經濟學家所稱的亞當斯密問題[I]，在狹義上，比此更嚴重。因為這不簡單是斯密不是經濟學的創立者的問題。而是他沒有原創任何正確的理論，他原創的都是錯的；即使是在一個比我們現在更少標註引用和註腳的時代，亞當斯密也是個無恥的抄襲者，很少或從不致謝，大量剽竊，比如從坎蒂隆那裡。更糟糕的是斯密連對他最熱愛的導師弗朗西斯·哈奇森都根本不引用或致謝，他的大部分思想以及其經濟與道德哲學文章的組織都來自其導師。斯密確實給格拉斯哥大學寫過一封私人信件，提及「永不該被遺忘的哈奇森博士」，但當到了他為公眾寫《國富論》的時候，很明顯，失憶輕易地擊中了亞當斯密。[II]

雖然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剽竊者，斯密卻沒有自知之明，錯誤地指責他的密友抄襲他。即使剽竊，他也剽竊的很差勁，在他抄襲來的真理上增添新的謬誤。批評亞當·斯密的錯誤，我們並不是搞錯了年代，荒唐地懲罰過去的思想家沒有我們這些後來者聰明。因為斯密不僅對經濟思想毫無貢獻；他的經濟學與其前人，如坎蒂隆、杜爾哥、他的老師哈奇森、西班牙經院哲學家比是嚴重惡化的，甚至與他自己的早期著作比都足夠奇怪，比如《法學演講錄》（未發表，1762年—1763年，1766年）和《道德情操論》（1759年）。

亞當·斯密的神話，是過度膨脹的聲譽和慘淡的現實之間的無情對比。但問題比這還要糟糕；因為不僅是斯密的《國富論》從當時到現在享有過度誇張的聲譽。問題是《國富論》某種程度上讓所有人，包括經濟學家和普通人忽視了其他經濟學家，更不用說是更好的經濟學家在1776年以前的存在和著述。《國富論》對世界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影響，使得所有之前的經濟學家的知識都被抹殺，從而斯密成就了創立者的聲名。歷史問題是：這一現象怎麼發生在一本如此轉述，嚴重錯誤的書上？它與之前的書相比毫無價值。

答案肯定不是風格或思想明晰或清晰的問題。因為備受推崇的《國富論》是一本篇幅長、涉及廣、未完成的混亂的大部頭，充斥著含糊不清，模稜兩可和嚴重的內在矛盾。在社會思想史方面，篇幅長，涉及廣、充滿矛盾和困惑當然是一個優勢。含糊和曖昧有社會學的優勢。糊塗的德國斯密，克里斯坦 J. 克勞斯（Christian J. Kraus），一度稱《國富論》為政治經濟學的「聖經」。某種意義上，克勞斯教授的表達比他想的智慧。因為某種意義上《國富論》確實像聖經；不同的人從書的不同章節甚或是相同章節能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釋。此外，正是含糊和曖昧給知識分子、學生和追隨者提供了快樂的闡釋的餘地。選擇在一個少人涉及且有難度的方向上有所建樹，將一本書中晦澀的線索整理出連貫的內容——這些都是讓知識分子有所收穫的工作。這樣的一本書還提供了一個受歡迎的內在的篩選過程，只有一小部分行家能展現他們關於思想系統或著作的才能。這樣他們的相對收入和聲譽增加，讓他們的崇拜者在其身後成為對大師超凡學問的喝彩派。

亞當·斯密並未發現經濟科學，但他確實創建了英國古典學派的範式，對一個範式的創建者，不成熟和混亂往往是有用的，為要嘗試澄清和系統化大師貢獻的人留出了空間。直到1950年代，至少是英美傳統的經濟學家仍尊斯密為創始人，將經濟學後來的發展看成是朝燈塔持續前進的運動，斯密被李嘉圖和穆勒繼承，之後，在1870年代奧地利人的一點小分支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建立了一種新李嘉圖主義因此也是新斯密主義的新古典經濟學。在一定意義上，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馬歇爾在劍橋大學的學生，認為他只是在填補李嘉圖主義和馬歇爾主義遺產的空白。

對斯密崇拜的烏煙瘴氣，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1954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重磅炸彈。繼承歐洲大陸瓦爾拉斯和奧地利的傳統，而非英國古典主義，熊彼特能夠幾乎是在第一時間向盛名的蘇格蘭人投以冷靜和現實的眼光。帶著幾乎不加掩飾的蔑視，熊彼特整體性地否認斯密的貢獻，認為斯密將經濟學引入歧途，與其歐洲大陸前輩不同的道路上。[III]

自熊彼特以來，經濟思想史家大部分在立場上有所倒退。承認斯密什麼都沒創造，但它曾經是偉大的建構者和系統化者，第一個將前人的理論整合，融為連貫和系統的框架。但斯密的著作並不是連貫和系統的，他的兩個弟子，李嘉圖和薩伊，各自都從斯密的糊塗中脫身，建構前後一貫的體系。而且，雖然斯密前的著作或深刻而零落（杜爾哥），或包含在道德哲學（哈奇森）里，但在《國富論》之前確實有兩本經濟學整體分析。一本是坎蒂隆偉大的《Essai》，在斯密之後被嚴重忽略，一個世紀後由傑文斯發掘出來；另外一部，第一本以政治經濟學為名，是詹姆斯·斯圖爾特爵士（1712年—1780年）過時的兩卷本《政治經濟學原理》（1767年）。斯圖爾特因參與到邦尼王子對查理的叛亂，大部分時間流亡在德國，在那裡他接受了德國「官方主義」的方法和理想，官方主義是專制的重商主義的致命的形式，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在德國蓬勃發展。官方主義者，比西歐重商主義者更不懂經濟學——也就是說，它們不分析市場的過程，而是統治者如何建立國家權力對經濟控制的技術顧問。斯圖爾特的《原理》是這一傳統的，完全不是經濟學，而是呼籲大規模的政府干預和極權主義的計劃，從詳細的貿易監管到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的強制聯盟系統。他唯一的「貢獻」是完善和擴展了之前零星散見和不成熟的勞動價值理論，並闡述了社會內在的階級衝突的原始馬克思主義理論。此外，斯圖爾特在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放任思想興起並在英法處於統治地位的時候，寫了一本極端重商主義的大部頭。

雖然斯圖爾特的《原理》是與正在興起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潮不協調的，但不能斷言他的作品沒有或影響很小。這本書深受好評，備受推崇，賣得非常好，其出版五年後的1772年，斯圖爾特戰勝亞當·斯密爭取到東印度公司貨幣顧問一職。

熊彼特關於斯密的看法讓經濟學界震驚的原因之一是，經濟思想史家，與其他學科歷史學家相似，已經習慣性地將科學的發展視為朝著真理的持續進軍。每個科學家耐心假設、實驗並推翻假設，因此每個人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所成就。這個所謂的「科學史的輝格理論」現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更為現實的庫恩理論範式所取代。對於我們而言，庫恩理論的重點是，極少有人耐心驗證什麼，特別是他們理論的基本假設或基本「範式」，範式的改變可以在新理論糟糕於舊理論時發生。簡言之，知識也會得而復失，也確實失去過，科學的進程是曲折的而非直線的。我們可以說在社會和人文科學尤其是如此。結果是，範式和基本真理失傳，隨著時間推移，經濟學家們（以及其他學科的人）可能變得更糟糕，或更好。很有可能出現倒退的年代，跟進步年代一樣。熊彼特向經濟思想的輝格派史家，特別是斯密-李嘉圖-馬歇爾傳統派派的聖殿中投下一個重磅炸彈。[IV]

因此，我們要提出我們自己的版本的亞當斯密問題：為什麼《國富論》錯誤如此嚴重的一本書能快速橫掃所有其他著作成就統治地位？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詳細全面地分析斯密的思想。

注釋

[I]亞當斯密問題只是在亞當·斯密傳奇中無數矛盾與困惑的一個：《道德情操論》中的自然權利——自由放任觀點與他後來影響力巨大的《國富論》中附更多條件的觀點間的巨大反差。

[II]在一篇富有啟發的文章「亞當·斯密的致謝」中，薩利姆·拉沙德教授寫道：「熊彼特指出（不向來源致謝）是他那時代的做法。這是不對的。如果我們看看《國富論》引用的一些著作，比如查爾斯·史密斯的《玉米貿易短論》或約翰·史密斯的《羊絨回憶錄》，我們會發現他們都小心翼翼地向知識恩人致謝。作為斯密的同代人，吉本以細心提供引用而聞名，斯密時代的農業作家阿瑟·楊也一樣因此而聞名。薩利姆·拉沙德 「亞當·斯密的致謝：新抄襲主義與國富論」，自由意志主義研究雜誌，9（1990年秋），第11頁。

[III]現代斯密修正主義的第一且最一致的一節見於一年前的兩篇優秀且富於啟發的文章：埃米爾·考德爾的《邊際效用理論的起源：從亞里士多德到十八世紀末》，J.斯賓格勒和W·艾倫主編的經濟思想隨筆（芝加哥：蘭德麥克納利有限公司，1960年），第277-87頁;和《邊際效用理論遲來的認可》，「經濟學季刊（1953年11月），第564-75頁。但熊彼特的修正更具有影響力。

[IV]不幸的是，從1970年代中期慶祝斯密誕辰二百周年以來，出現了反修正主義的趨勢，使1950年代佔主導地位的視斯密為聖徒的態度復現。見附後的文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