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晚清「屠官」岑春煊

晚清時期，官場權勢最為顯赫的封疆大吏有三位：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兩廣總督岑春煊，時人稱之為三屠。張之洞用財如水，時稱「屠財」。袁世凱迷信暴力殺伐無度，其一生殺人如麻，時稱「屠民」。岑春煊嫉惡如仇，對貪官極其仇視，劾罷不法污吏瀆職者無數，時稱「屠官」。

其實說袁世凱「屠民」失之偏頗，他不僅屠民心黑手辣，「屠財」方面更是取之有道頗有手段，極善於攬天下財中飽私囊。說張之洞屠財則很不準確，雖然他「蒞官所至，必有興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見《清史稿·張之洞本傳》）。但其與袁世凱之流有本質的不同，即手過錢財無數卻從不中飽私囊，所經手的錢財全部用到了公眾事務上去了，嚴於自律，時有清廉之名。《清史稿·張之洞本傳》贊張之洞「任疆寄數十年，及卒，家不增一畝雲。」

自然，這只是各就其突出之一項標舉以特稱，一身而二屠並在者自不免，如袁世凱，兼為屠財好手。每有記載，言其好財貨，揮金如土，喜以金錢爵祿羈縻人才，曾對人言:天下無難事，惟有金錢自能達到目的耳。胡思敬《大盜竊國記》論袁世凱，「每幸一姬，輒有犒賞。宴客常備珍饈，一席之費，不減中人十家之產。……敢於用財，視黃金直如土塊。」張佩綸《澗於集·致李蘭蓀師相》謂，袁世凱「驕奢淫佚，陰賊險狠，無一不備」。袁世凱於屠民、屠財之中，屠民居其首，尤在入民國後為獨夫民賊，屠殺異己，摧殘革命，其財更為屠民所掩而居於後位了。

岑春煊「屠官」則名不虛傳。在代理四川總督時，他居然準備一次彈劾300多名地方官員。你想想，一個四川便有數百名官員下課，這是個什麼概念？估計很多鎮長，鄉長之類的小人物也榜上有名！但幕僚力勸下作罷，但他也堅持彈劾了40多人，9個的時間把長期積累下來的官場弊端一一革除。岑春煊僅兩廣總督任上劾罷不法污吏瀆職者1400多位，使全國為之震動。這樣一來，弄得大小官員皆談「岑」色變，皆呼之為「官屠」。

岑春煊的屠官之舉，以逼令荷蘭引渡裴景福和查辦廣州海關書辦、駐比利時公使周榮曜、參劾載振與段芝貴三案尤其引人注目，並不惜開罪了這些官員的後台慶親王奕劻。

光緒二十九年，岑春煊調署兩廣總督，時已在庚子大得慈禧賞識之後，岑春煊膽氣更壯，在粵三年，辦了兩件懲治貪污案，分別簡述如下。南海縣知縣裴景福貪污案。裴景福，進士出身，歷官廣東數縣知縣。在南海縣任上，貪污受賄經查出者，即達銀元二十四萬四千二百餘元。據岑自述，岑先將裴景福革職看管，後裴自願罰款充餉，外釋，逃往澳門，抗不歸案。岑派員赴澳門與統治者荷蘭交涉，得以引渡，充發新疆。民國後，裴景福花錢運動，竟平安釋回，且在民國三年出任安徽省公署秘書長及政務廳長。此事由於在當時反響極大，被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據實寫入第一百零三回中，裴景福之名被改成裘致祿，廣東南海知縣則被改成福建侯官知縣。

至於粵海關書辦周榮曜侵蝕巨款案的大致情形，岑春煊在其《樂齋漫筆》中有記述，云：「粵海關監督向為膏腴之地，承平時恆為滿人所據，積弊日甚。部定額徵每年五百萬兩，歷任監督，均由內務府奏派，一年一更。旗員視為利藪，所派之員，每年解部額均在三百萬左右，無一人能解足。余奉命監督，即令奏調之馮嘉錫、朱祖蔭兩人充該關提調，認真整理，是年即徵得六百六十萬兩，奏明以五百八十萬兩解部，留八十萬兩充本省經費。奏入，即奉命裁除內務府派員，以後即歸總督監督。並查獲舞弊侵餉之庫書周榮曜，侵蝕公帑，積資數百萬，與官紳往還，儼然世祿。當譚鍾麟督粵時，王某倚勢相結，得其重賂，榮曜亦恃有護符，隱其蠹國病商之罪，益自驕縱。遂納賄京朝，廣通聲氣，得慶親王奕勖之援，筒任出使比國大臣，尚未出洋。余發其奸罪，奏請革職查抄，凡積年贓款，達數百萬之多。以一簿書小吏而擁貲至此，並得濫竊名器，貽笑友邦，果誰屍其咎歟？」

周榮曜以小小一書辦，侵蝕之款竟達數百萬，他用巨款賄賂慶親王奕，謀得出使比利時大臣之肥差，尚未出洋，就被岑春煊揭發，革職查抄。岑春煊動得了書辦周榮曜，動不了奕，岑春煊在謁見慈禧時多言奕，慈禧問:「汝說奕貪，有何證？」岑春煊講了周榮曜運動出使比利時事，「斯時奕方管外務部，周犯便伊所保，非得賄而何？」慈禧說:「奕太老實，是上人的當。」

由於慈禧的庇護，奕沒有被牽涉到此案中。

慶親王奕劻之子載振時任農工商部尚書及御前大臣，其父乃朝中位高權重的慶親王奕劻。1907年的一天，載振往東三省路過天津，一眼就看中天津艷冠群芳的坤伶楊翠喜，欲納之為妾，卻遭到了楊翠喜的斷然拒絕。作為隨員的段芝貴聽說這件事，即利用手中權力威脅利誘楊翠喜的父兄，給銀一萬兩作為贖身費，楊家被迫應允。段芝貴隨即派隨從在深夜中將楊大美女送到載振邸中，成了載振的床上物。載振自然是喜出望外，感謝段芝貴玉成美事，他很快面請其父慶親王奕劻，盛讚慶親王奕劻政績卓著，心細才長，請破格使用。護犢子的慶親王奕劻於是奏請慈禧發出上諭：「欽命天津巡警道段芝貴恩賜布政使，署理黑龍江巡撫，著即前往任事。」

楊翠喜在載振府上得到專房之寵，因此不見容於載振之妻妾，而段芝貴獻妾求官醜聞漸漸泄露，弄得京城沸沸揚揚，被御史趙啟霖參了一本。各大報刊如《申報》、《時報》等也不惜版面作追蹤報道。

慈禧迫於清議，派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查辦此事。載灃、孫家鼐與奕劻父子本來就是沆瀣一氣，奕劻父子得到事先通報的消息，早就作好了偽證，只說楊翠喜是慶王府所買的使女。

接著，素以剛直敢言而著稱、時任大清郵傳部尚書的岑春煊上奏摺繼續參劾：「段芝貴為皂班之子，李氏家奴，獻妓取幸，眾所不齒！命為封疆大吏，實屬有違官箴。」並面見慈禧詳細申訴。岑春煊是慈禧的寵臣，他的上奏自然引起慈禧的重視。獲悉真相的慈禧龍顏大怒，旋即再頒上諭將段芝貴革職。時段芝貴已在赴任途中，接上諭如晴天霹靂，十分懊喪，只好中途折返。載振也因此事也不得不具疏辭職。

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岑家的祖先是浙江餘姚人，北宋時隨狄青平蠻有功，分封為廣西的土司，其父岑毓英曾任雲貴總督。少年時放蕩不羈，與瑞澄（大學士琦善之孫、奉天府府尹恭鏜之子、後官至湖廣總督）、勞子喬（大學士勞乃宣的公子）並稱「京城三惡少」。光緒五年，捐官主事，十一年中舉人，任候任郎中。十五年（1889年）岑毓英去死，岑春煊蔭以五品京堂候補，十八年補授光祿寺少卿，旋遷太僕寺少卿，署大理寺正卿。戊戌變法期間岑春煊趕赴京都，與維新派人士諸多往還。百日維新進入高潮之後．岑春煊在康有為的影響之下，屢屢上書條陳變法事宜。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七（8月23日），岑向光緒帝呈遞奏摺，主張對內外冗濫官員進行比較徹底的裁汰，「務使人歷一官，皆有職守之事，不至虛設一位，徒糜厚祿」。此疏深為光緒帝賞識。1898年岑以此書擢升廣東布政使。但岑歷官不及三月，便與兩廣總督譚鍾麟發生矛盾，改任甘肅按察使。

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慈禧與光緒出逃，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因此獲得慈禧的好感，因功授陝西巡撫，後調任山西巡撫。此後又歷任四川總督、雲貴總督、兩廣總督等職，他所到之處舉新政，辦教育，肅貪懲腐，人稱「屠官」，英國人稱其為「滿洲虎」。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岑春煊順應歷史潮流，於1912年通電清廷放棄帝制，贊成民主共和。1913年宋教仁案發，首倡討袁的孫中山、黃興等多次與岑春煊密晤，岑春煊被黃興等人推舉為全國討袁軍大元帥。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岑春煊被通緝，逃往南洋，流落天涯。

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孫中山發動兵艦起義。陸榮廷電請岑春煊歸國主持討袁戰爭。1916年岑春煊與孫中山在日本多次會晤，約定聯合討袁。岑春煊並以個人名義向日本政府借得日幣100萬元及兩師槍械。5月1日，在肇慶成立護國軍都司令部，眾推岑春煊為都司令，梁啟超為都參謀，岑春煊在就職宣言中說：「天下之督責，不負兩廣之委託者，惟有兩言：袁世凱生，我必死；袁世凱死，我則生耳！」他號召大家「解除舊怨，與子同仇」，集中精力，共同殺賊。兩廣都司令部的成立壯大了反袁聲勢，激勵了全國各省人民的反袁鬥志，岑春煊在這場鬥爭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發揮了重要作用。

岑春煊是廣西桂系開山祖師爺，曾極積迎救過共產黨黨魁陳獨秀，對蔣介石的獨裁專政，明確反對「如不改弦更張，足以斷送國家而有餘。」岑認為「教育者，政治之首務也」，他任官一地，必興教一方，兩廣尤其突出，他為廣東、廣西的近代教育作了重要奠基。九一八事變後，岑春煊積極主張抗日，1932年，他還為淞滬抗戰中的十九路軍捐助了3萬銀元，體現了拳拳之愛國心。

岑春煊從政之餘，喜好舞文弄墨，著有《樂齋漫筆》，還曾與嶗山太清宮道長韓太初合編了著名的琴曲《山海凌雲》。（劉繼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