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玉嬌案：呼籲尋求正義-拒絕暴力思維
回顧案發以來的新聞報道、警方通報以及輿論聲音，許多人支持鄧玉嬌、質疑當地公權力部門，並非沒有理由。
一開始，相關報道對案情的描述就足以刺激一些人的大腦神經。「三名官員逼服務員提供『特殊服務』」，「拿錢炫耀並搧擊鄧玉嬌」，「多次將鄧玉嬌按倒」……這些關鍵性情節，很容易激發人們對當地官員的憤慨以及對鄧玉嬌的強烈同情心。而警方兩次通報中對關鍵詞的置換以及對現場人物的「重新安排」，更讓人感到可疑。比如把「按倒」換成「推坐」，把「特殊服務」（其實就是逼迫賣淫）換作「異性洗浴服務」，現場本來說有三位當地鎮政府工作人員結果又變成只有兩個，而在休息室卻多出了兩名其他服務員……
羅蘭-巴特說：「事實只是一種語言學上的存在。」當地警方對案情的前後描述，正好為這句話做了腳註。這且還不說，在對鄧玉嬌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的鑒定結果尚未出來前，當地有關方面在醫院裡就限制她的行動自由，把她固定在病床上，這是一種非常不合理的舉動。相信當鄧玉嬌在電視畫面上不停哭喊「爸爸，他們打我……」，許多人便已斷然認定鄧玉嬌是無辜受害者。在這種情況下，當地警方以涉嫌故意殺人罪對鄧玉嬌立案，換來的註定是如同驚濤駭浪般的質疑和批評聲音。
但這隻能成為人們質疑當地警方的理由，而不等於一定存在隱瞞事實、包庇官員的證據。從相對客觀的角度，上述案情描述很容易成為人們追求真相和正義的煙霧彈。姑且不論新聞報道或警方通報語言表述上可能存在問題，就事論事，在警方偵查尚未終結前，案情的具體細節也很可能隨時發生新的變化。在這一點上，如果當地警方的具體說法前後有出入，也可以理解為對案情通報不夠嚴謹的表現。特別是在既有司法體制下，公檢部門才能夠對案件提出合法的證據，而公眾卻只能從新聞報道和警方通報上了解案情。這也就是說，人們可以對有關部門提出質疑和批評，卻不能干涉警方獨立辦案和提出結論，更不用說越過司法體制，以自己的判斷和結論來實現正義。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認為鄧玉嬌可能受到法律的不公正對待，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法律的框架內呼籲和尋求正義，而不是武斷地把公權力部門推向對立面——否則，以這種以暴易暴的思維和方式追求正義，二者之間的裂痕只會越來越大，直至無法彌合。這對整個社會來講，何嘗不是一種悲劇。
這也是我為什麼不同意一些人過分讚美鄧玉嬌，乃至於把她的行為當作一種啟蒙的理由。鄧玉嬌案發生後，許多人把她看作勇刺惡吏的「烈女」，還有網友為她寫詩作賦。學者楊恆均先生在博客寫下「謝謝你用修腳刀啟蒙了我」。這些聲音，恰恰扭曲了事實本身，甚至可能陷鄧玉嬌於不義的境地。
各種跡象表明，鄧玉嬌並沒有殺人的主觀故意。她不過是在面對三個（或者兩個）男人的脅迫（或挑釁）下，出於維護自身人身安全而動了刀子。警方的兩次通報，既沒有否認另一方對鄧玉嬌進行言語挑撥的事實，也沒有否認其中有人和鄧玉嬌發生了肢體上的接觸，甚至從一個房間追到了另一個房間。必須指出，當一個女人面對這種情形，不論對方是否要求提供「特殊服務」或「異性洗浴服務」，她都有理由認為自己處境危險，進而採取防衛措施。至於她的行為產生了致命後果，卻不是她所能估計而且可以事先考慮到的。
鄧玉嬌當時的行為在於保護自身免遭不測，而不是準備拿起刀子懲治惡吏，這是一個細微而重大的基本事實。一些網友認為「殺得好」，這無異於把鄧玉嬌推到一個「女英雄」的地位，進而也就等於認定她是在主動採取暴力行為。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警方認定鄧玉嬌涉嫌故意殺人豈非正合其宜？而楊恆均的觀點也不無「暴力啟蒙」的意味。他說：「你一個弱女子，……告訴我，在一個幾乎都失去了理智的社會裡，在面對尊嚴、自由和身體受到侮辱和傷害的時候，一隻修腳刀，很可能比我的筆、我的電腦和我的博客更具有啟蒙意義！」按照他的說法，一旦遇到傷害，人們就應該訴諸暴力而不是法律。這種不分具體情境的「暴力啟蒙」，不僅會讓社會變得更加糟糕，而且永遠地偏離了法治的軌道。
當然，網上輿論呈多元化共存狀態，激烈聲音夾雜其中並不稀奇。關鍵是，對此要有獨立判斷力，且要明白：一個公民社會不能建立在暴力的基石上，否則必然要花更大的代價來修復裂痕。相較之下，我們更當推許那些在逼仄的既有法律框架下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值得欣喜的是，在鄧玉嬌案中，我們從另一些方面也看到了法治的微光，看到了一個公民社會得以建立的必要元素。
鄧玉嬌案發生後，網友和媒體報道對當地公權力部門的質疑和批評，客觀上有利於推動案件的公開辦理。一些律師站出來紛紛表示願意代理此案，後來兩名維權律師奔赴當地，著手開始工作。雖然兩位律師所採取的方式受到來自部分網友質疑，甚至有評論人士認為兩位律師的表現很不專業，最終當事人家屬還和律師解除了代理協議。但應該說，在當前的司法體制下，律師的騰挪空間並不是很大，兩位律師試圖突破約束另闢蹊徑固然存在爭議之處，但這種出於公益目的的維權活動本身，卻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有的網友為聲援鄧玉嬌，自費製作T恤在網上分發，還有些網友準備趕赴案發當地「旅遊」。這種來自民間的支持力量，也讓人看到了作為現代公民所擁有的公共情懷——只要沒有違法違規，沒有干涉警方辦案過程，都應當得到理解和支持。日前，一場「關注鄧玉嬌案及網路民意研討會」在北京舉行。數位學者和媒體記者呼籲公開、公正處理鄧玉嬌案，並擬組成觀察團持續關注此案。這一活動，填補了知識界的理性力量在本案中的缺席狀態，發出了專家和學者的聲音。
上述這些活動旨在關注真相，而不是越過司法自作結論；旨在呼籲正義，而不是繞開法律自我實現正義。我認為，這種尊重憲法和法律的公共行動和表達，才是體現和建立現代法治社會的真正力量。只有如此，鄧玉嬌案才不會成為「暴力思維」的標籤式人物，公眾輿論和公權力之間也才能夠進行良性、有效的溝通，共同推動社會的法治進程。
這些活動還讓人想起19世紀末發生於法國的德累福斯案。在那起為猶太人法國軍官德累福斯洗清冤屈的事件中，著名作家左拉喊出了「我控訴」的正義聲音，大量市民也參與其中，勇敢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就是在這一事件中，「知識分子」這一具有公共關懷色彩的名詞，正式進入歷史的視野。左拉的名言——「真理若被埋藏於地下，將會生根發芽；一旦有一天爆發，一切都會被炸開」，從此成為人們追求真相和正義的照明燈。
有人也許會說，倘若當地公權力部門不僅不樂意傾聽來自社會輿論的呼籲，甚至強硬地關閉公開辦理此案的大門，怎麼辦？說的不錯，在現有法律框架內尋求正義，有賴於各方面的良性溝通，如果公權力部門拒絕溝通，那麼任憑民意滔天可能也無可奈何。但是，這仍然不是我們拒絕理性、拋開法律的理由。
鄧玉嬌的行為表明，無論她是否防衛過當，在當時的特定環境下，她有權利用自己的方式保護自身安全。因為，哪怕她是一個性工作者，他人也不能強行採取違背她個人意志的行為。這是我們必須為她辯護的根本理由。在這樁案件中，我們需要的既不是對這起事件進行「暴力審美」，更不能拿一個人的生命（無論是那位因此致命的官員還是鄧玉嬌）來發泄自己對社會的不滿和憤怒情緒。我們所要做的是，對公權力部門行使一個公民正當的質疑和批評權利，站在法律和正義的立場上呼籲公開、公正辦理此案。哪怕真相的大門漸已關閉，我們也不能因此拋棄理性，從而成為那個幫忙關門的人。
正義必定會以一種合適的方式，最終向我們呈現。
稿源：荊楚網
作者：魏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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