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國際時代是怎樣一去不復返的

2016-10-01

侯虹斌導讀:

在九世紀的時候,真實的新奇物品已經無法到達唐朝境內了,只能虛構出怪異荒誕的貢物。簡單來說,「在玄宗時代,人們可以隨處聽到龜茲的琵琶,但到了九世紀,這一切就成了夢想。」

最早知道《撒馬爾罕的金桃》這本書,是兩年前我在撰寫一本關於廣東的花道時查閱資料得知的。廣州至今仍有花城之美譽、花市之習俗,其實在古代這個「花」,全都是特指素馨花。素馨與茉莉,是近親,其由來我就是在《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中找到一條線索:

「唐朝人知道兩種外國來的茉莉,一種是以波斯名『yasaman』(耶塞漫)知名,而另一種則是來源於天竺名『mallika』(茉莉) 。這兩種花在當時都已經移植到了唐朝的嶺南地區。……」

這些記載其實是從唐代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唐代杜環的《經行記》等著作里總結出來的。我查閱了其他的古籍和相關資料,發現當時的文化人,對拂箖(羅馬)、波斯、大食(即阿拉伯)都比較熟悉;而這些舶來品在不同的古籍里名字都不一樣,有波斯譯名,也有阿拉伯譯名;以茉莉為例,這個詞源自梵語malikā、經暹羅(泰國)語mali、到占城(越南南部)語molih,一路演變而成的。

外來物種的傳播路徑,就是研究這個時代文化的一個有趣的入口。

我花了幾天時間去讀《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這是一本關於唐代文化交流史的名著,美國薛愛華(舊譯為愛德華·謝弗)教授撰寫。長達七百多頁的學術著作,光是索引就有一百頁了,為什麼會成為暢銷書呢?只需讀幾個章節就能明白了:好看,細節多、乾貨多、信息增量多

撒馬爾罕的金桃,有學者認為是榲桲,原產中亞和高加索山區

我們經常提到大唐盛世,一個繁榮開放、萬邦來朝的帝國。但有幾件事我始終沒有太明白。首先一個就是關於廣州。直至唐朝,廣州仍然是位於熱帶荒原邊緣的一個邊疆城鎮,棲息著兇猛殘暴的野獸,還有令人討厭的疾病;在李唐皇室統治期間,廣州只有二十萬人口。這樣一來,我就特別不能理解了,為什麼在乾符七年(879年),黃巢向朝廷討封廣州節度使不成,大怒攻克廣州之後,在廣州大肆濫殺無辜,光是殺死的外國人,就達到十二萬人之多?

罹難的中國人的數字不好計算,而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的數字卻能夠統計出來,因為這些商人都要向中國政府交人頭稅,有戶口簿可查。這件事,在當時的阿拉伯國家影響不小,他們的一些史籍中有記載。

我一點也不懷疑黃巢的殘暴,只是覺得這個數字很奇怪。難道唐朝時廣州的外國人能佔到二分一或三分之一(如果外國人不算在當地戶籍人口之內)?

書中給出了一些幫助理解的線索。1,唐代,印度稱廣州為China;2,廣州只能算是中等城市,因為為唐時人口五十萬以上的城市就有二十五座;3,據生活在九世紀時的Abu Zayd記載,居住在廣州的外國商人超過十二萬人;4,廣州是一個的巨大海港,是世界交易的中心之一,這裡太容易發財了,於是連廣州城和嶺南道的官員也具有了超乎尋常的崇高地位,大和尚鑒真甚至說,「廣州都督六纛,一纛一軍,威嚴不異於天子」。

不過,中古時期的數據統計以不可靠的居多,外國人是否真的佔有那麼驚人的比例仍然是存疑的;但卻足夠作為廣州外國人「多」、商貿高度「集中」的佐證了。

當時的外國商人,都集中居住在廣州劃定的一個區域內,甚至享有一定的治外法權,大家之間相處融洽,印度佛教徒與什葉派穆斯林都能和睦共處。但廣州城的商貿地位就在這兩三百年當中反覆動搖,多次衰落。有時,是因為朝廷派來的「市舶史」太過貪婪;有時,是因為大食與波斯強盜洗劫了廣州;最後,則是黃巢的大肆屠殺外國人——此後,一個遍布外國人的廣州城,它的重要地位再也沒有恢復過來。

那外國人在廣州的地位如何?總的來說,唐朝政府對待外來居民的態度和政策是很複雜的。外來居民想同化為中國人、按唐朝人的生活習俗來生活,但唐朝有時又禁止回紇諸胡穿漢人的衣服仿效漢人。唐文宗時代,嶺南節度使盧鈞擢強迫外國人與廣東人通婚、不許他們占田和建房子,認為自己是在「整飭這座荒淫放蕩的城市」。這又顯然是歧視了。

放在整個唐朝來看,大家對外來事物的心態更是曖昧的,矛盾的;中亞的琴師和舞女受到仰慕和歡迎,但是富有的波斯、大食商人卻被仇恨,甚至數千外國商人在揚州被屠殺。在七、八世紀的時候,那是唐朝朝氣蓬勃的全盛時期,外來物品還比較常見;「唐朝軍隊的優勢力量和唐朝藝術的優越地位,在當時得到了普天之下的外國人的承認;這時,哪怕是普普通通的唐朝市民,也完全有可能享用到來自遙遠的地方的珍稀貨物」。但到了九世紀,物價越來越高,外來物品價格昂貴,對外國的富商越來越敵視。也因此,「以貨比人,外國人永遠也無法與外國奢侈品相提並論」。

可以想像,在安史之亂後,在黃巢的屠殺和劫掠之後,外來的奇珍異寶就更為罕見了。而且,與周邊國家的戰爭也多了。就在同一世紀里,唐朝政府開始了對外來宗教的大規模迫害。從一般唐朝人的眼光來看,這次迫害運動不僅是要剷除外國宗教,外來宗教的信仰者,而且也要剷除外國書籍和外國神像。

這麼說起來,這和晚清時的中國社會的情形還是頗有幾分相似呢。貴族階層迷戀外來的奢侈品;朝廷對外國商人態度搖擺不定,時而歡迎、時而引誘百姓自發屠殺外國人;意識形態上則儘力打壓。在「祖上曾闊過」但後來又沒落的時代,對外國的人和物,免不了首鼠兩端。

廣州出土的唐代胡人俑

實際上,在七八世紀唐朝全盛時,中國與外國交流非常密切,到處都仿效外國人,新奇服飾隨處可見。皇帝甚至為了扭轉這種風氣,禁止災祥符瑞、異獸奇禽和奇形怪狀的貢品。詔令有的針對「來自訶陵的五色鸚鵡」,有的針對「東北白如霜雪的獵隼」,有的針對「侏儒短節」,有的針對「異獸奇禽」等等,減少獵奇性。這些東西,在那個時代,是一種寫實的存在。

但為什麼唐代傳奇和筆記小說中,如《酉陽雜錄》《開元天寶遺事》《杜陽雜編》等等,大量湧現像《山海經》一樣的奇珍異物?

應該說,人們一般不會把熟悉的東西妖魔化;就像我們今天一般懶得去編造歐美日等地方的怪力亂神一樣。但是如果把地點變成太平洋或印度洋上一個與世隔絕的孤島,也許就會有人信了。

唐筆記中湧現出來的詭異之物比比皆是:既有能讓周邊國家臣服的白玉環,也有交趾國進貢的能辟寒、能當炭的犀牛角;有能讓人夢遊四方的枕頭,有日林(日本)進貢的能照見人的五臟六腑的「靈光豆」;還有南海某國進貢的能讓人身輕御風的小麥,能延年益壽的紫色稻米……

想像力固然很發達,但顯然也是對異域的一種疏離。這是因為,在九世紀的時候,真實的新奇物品已經無法到達唐朝境內了,只能杜撰虛構出怪異荒誕的貢物。簡單來說,「在玄宗時代,人們可以隨處聽到龜茲的琵琶,但到了九世紀,這一切就成了夢想。」

「從九世紀初期開始,唐朝的國際時代、進口時代、融合時代和黃金時代,都已經一去不復返的,對於跨越大海、翻過大山而來的珍奇物品的渴求,都已經不可能輕易地得到滿足了。」

唐朝由盛而衰,同時也對應著對外來事物的開放程度的起落曲線。盛唐氣象,終究只是一個曇花一樣短暫的時期。

《胡服美人圖》

讀這些外國學者的作品,很容易有一種陌生化的效果。外國人來寫「中國對世界」的看法,就是互為想像的異域。盛唐時期雖然不長,但已享受到這種開放、「萬國來朝」的紅利。而且,外國人不是來打秋風的,而是真真切切地生活在這裡的居民,甚至有個別已經能進入朝廷為官了。

打斷了這種開放的進程的,原因很多。這裡,包括戰亂,包括沒有匹配的先進生產力和管理方式,也包括後來的元明清政府在政治上全面走向倒退、閉關鎖國。

說實話,中國古代的所謂開放(盛唐也不例外),是被狠狠打過折扣的;官方對外國人,總是抱著一種「納貢」和「恩賜」心態,「費天朝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來展現大國風範,費而不惠。沒有平等,也即難有平等交流。但即便這種很不徹底的「開放」,也足夠讓當時的社會受益了。

文明總是在交換和交流中前進的;今天我們能夠吃到玉米、土豆,吃到辣椒、蘋果,能夠聞著茉莉花香,唱著《茉莉花》,無一不是得益於歷史上曾經的海納百川。

《撒馬爾罕的金桃》/[美]薛愛華 著/吳玉貴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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