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辯護中的前沿性問題探討

刑事辯護中的前沿性問題專題講座

一、田文昌律師主講

今天來了很多知名的律師，所以這個題目倒是比較合適了，因為和大家討論幾個比較前沿性的問題，甚至有些是到目前還有爭議的，律師的研究。本來律師業務的問題就特別多，涉及到的範圍很廣，一個小的題目很難展開，所以我就想講幾個具有前沿性的，有一點爭議的、深度的、探討價值的問題。所以我希望今天提出的這幾個問題，咱們大家可以展開討論。

（一）律師的告知義務

我準備講四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律師會見被告的時候，對案卷內容的告知義務，或者說告知權利的問題怎麼理解。因為前些年出現過一些情況，律師在會見的時候給被告人看卷宗，有泄密最被抓了甚至被判了。還有律師給家屬看卷宗，也被

抓了、被判了。包括北京的律師，我們所就有過一次兩個律師在法庭上被告人說出了鑒定結論的內容，法官和檢察官就問你怎麼知道了，說律師給我的，當庭受到威脅、警告律師泄密。這樣的問題頻頻的發生，怎麼理解很重要。前些年在研究證據開示的問題的時候，我提出過這個問題，當時還是司法部段部長親自主持會議，高法、高檢、公安部都有人來，還有幾位知名的專家來，專門研究開示的問題。

證據開示的問題到現在沒開示起來，就是我阻擋的。為什麼我擋呢？我是主張開示的，但是在研究開示的問題上，障礙就出在對等開示和不對開示的爭論上。前些年開示的呼聲很高，而且檢察系統比律師還積極，包括最高檢。非常積極的要求包括跟司法部和律協找我，最高法、最高檢都找我談過怎麼樣研究開示的問題。研究了好幾年，對方就堅持要對等開示。本來開示的問題是律師一個權利，為什麼公訴方那麼積極的要去開示，他急於想了解律師的這種證據材料。而我擔心一旦真要對等開示了，306條就更擴大了，本來就存在那麼多問題，如果要是對等開示了，我們律師把我們調查的證據給他，回過頭來就找證人複核，這一複核問題就都出來了。

所以我是堅持不能對等開示，而且從國際上，我做了全面的調查，任何一個國家沒有對等開示的問題。控方必須毫無保留的

向辯方開示一切證據，而辯方有的國家規定是一律不許開示，有的國家規定是只有極個別的列明的事項，比如說責任年齡問題、責任能力問題，不在現場的問題可以開示，其他的都不開示。對於開示來講，辯方是一項權利，控方是一項義務。因為舉證責任在控方，你給人家送去證據，你指控犯罪就必須開示，而辯方沒有這個義務，沒有這個責任。我們國家證據開示變成了向辯方套情況的一種方式了。

不對等開示的結果，控方階段還有區別，在國外是從偵查階段開始，你的證據辯方隨時都可以調取，有的個別的是在起訴階段開始，絕大部分在偵查階段就要開始，沒有保密的任何理由。一旦辯方證據出示以後，像英美法系有一個審前程序，審前程序是完全開示證據的過程，這時候控方證據陸續的不斷的要向辯方開示，辯方到最後階段了，證據拿出來進行證據審查，這個證據法庭能不能應用，有沒有合法性，證據三性的審查，在英美法系是在審前程序當中進行的，這個時候證據拿出來以後辯方證據再出現就固定了，雙方不能再單方接觸另一方證人，證據不能變可以。我們一開示以後，回過頭來一複核就把律師抓起來了，把證人也抓起來了。最後沒搞成這個證據開示。

後來在刑訴法立法這一邊準備搞，最後刑訴法立法的過程，本來是比較有利的，後來爭來爭去非常激烈，最後就這樣，連人

大法工委和最高法院，都有這樣一個一致的意見，乾脆也不開示了，就閱卷權，現在《律師法》規定的這個權利，《律師法》規定的閱卷權就是在刑訴法已經討論了好多遍以後，尚未出台的問題，在《律師法》裡面先公布了。閱卷權對我們律師是有利的，單方閱卷。但是開示有什麼好處呢？開示的好處就在於可以節省開庭的時間。為什麼用開示不用交換，有人說刑事上審判有證據交換，交換概念本身就是偷梁換柱，民事是交換對等的，刑事證據開示不對等，所以用交換的本身就把你引向所以對等了。在刑事證據當中不能叫證據交換，只能叫證據開示。所以真正開示的意義在於在庭前程序當中經過開示，雙方沒有異議的，通過了。在開庭當中就非常簡略的出示可以了。大量的證據在庭前過了，也省了時間。包括一些算帳、辨認的證據，有的要花費很長的時間。

如果真正爭取開示的目的達到了，這個問題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緩解，事先全都解決了。如果不開示辯方得到閱卷權也是一個進步，下一步如果真正的再走一步，還是要開示的，開示是必要的，現在刑訴法停滯了，什麼時候出來也不好說，刑訴法出來以後現在刑訴法草案是比較不錯的，這個過程始終都參加了，前幾年每次刑訴法研究的時候，我代表律協和司法部幾乎都沒落過，還是比較有利的。但是現在的大環境可能暫時出不了台，所以大家也不主張現在出台。寧可沒有也比出來一個更不利的好。

在研究證據開示的問題上，為什麼我提出來呢？第一證據開示是為了節省法庭的時間，真正達到開示的目的，要麼事先把證據都核對好了，第二證據開示是控辯雙方，研究的說應當控方和被告方，因為辯方的權利是被告人賦予他的，有的人甚至有的地方規定，公訴員和律師在那開示，那叫開示嗎？你把被告人撇在一邊那叫開示嗎？那是違反程序的，完全是侵犯被告權利的。證據開示必須有被告人開場才行的，律師代表被告人的，你在那說沒有異議就沒有異議了，被告說我有異議怎麼辦？所以第二步就是開示必須有被告在場。

從這又引出來我這個話題，既然證據開示，被告人要在場，要參與。不管開始還是不開示，在之前的會見當中，律師有沒有權利或者義務把卷宗內容向被告人出示、告知，包括辨認。當時我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引起了全場的驚愕，都覺得不行。理由之一是秘密，我說秘密法庭審理是公開進行的，你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背靠背的揭發檢舉，你指控人家犯罪，你要讓人家知道證據在哪。刑訴法明確規定當庭開庭要經過被告人質證，怎麼能是秘密呢。黑天說那是階段性的，開庭就不是秘密，開庭前就是秘密。我說如果開庭前是秘密證據開示如何理解，證據開示是不是還沒開庭，能不能說。開示前是秘密，我說如果這麼解釋的話，我不爭論，我必須一個問題，大家來解決。

決不好辦，後來我也很明確，能不能看，不能看就都不看了，否則到時候抓律師怎麼辦？那次會以後第一次涉及到這個問題，大家開始研究，緊接著在一年以後，我在紐約參加一個國際研討會，有美國的、中國大陸的、中國台灣的、韓國、俄羅斯的五個國家和地區的幾十個專家，在紐約開了一次研討會，會上本來沒有這個題目，我專門必須來，我說這個題目請大家研究，就是律師會見被告的時候，向被告披露、告知卷宗內容的權利和義務問題。應當怎麼做。最後得到一致的結論，都認為這不僅是一項權利，而且是一項義務，是被告的權利，是律師的義務。因為律師的權利來源是被告賦予的，是接受被告的委託。

接下來家屬行不行，人家認為家屬也沒問題，家屬不是一項義務，但是也沒有什麼秘密。在追究家屬就更麻煩了，我的觀點在中國家屬還是慎重點，先別看了，也沒什麼用。被告的問題先解決了，但是現在這個問題，理論上有一定的進展，回國以後在國內有幾次研討會還有在國內召開的國際研討會，和國內的研討會，我都提出這個問題，逐步的在學術界、高層認識比較一致，但是這個問題在立法上和解釋上沒有任何說道，這就還是一個問題。將來不排除還有一些司法機關要找律師的麻煩，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應當好好研究。

在我們國家怎麼辦？我現在認為，第一個可以進一步討論，

第二我覺得應當造聲勢，來廣泛的研究，讓大家認識到它。否則不好辦，因為我們很多問題現在說起來很慚愧，很多1+1的問題，一個最基本的問題，要我拿根據，要問我為什麼，有時我真是不太謙虛，我說我是大學教授我真不會講1+1為什麼等於2。我經常遇到很多這樣的問題，包括這次在安徽開庭，遇到好多次了，原來我沒有理會，最後對方理直氣壯對於法庭質證的問題，控方舉證、辯方舉證，然後控方再來回應，辯方沒了。我說搞了兩天了，我都沒有堅持，沒有異議，沒有大問題就算了，這個安排是不對的。應該結束在辯方，就像辯論一樣。結果公訴人給我理直氣壯的，不對，我不那麼認為。我舉證了你反駁了，我不反駁你嗎？後來我說不爭了，我告訴你那是錯的，那你給我拿出根據來，我真拿不出根據來。我記得最高院出了一個東西，我就給刑裁庭的庭審打了一個電話我說是不是出了，他說想出沒出呢？我說這個問題怎麼辦？他說那不很簡單嗎，就是那麼回事。他把他的理由全說清楚了，辯方再反駁就完了。他願意說你說，你說還是有理由說。肯定一來一往的不能是不對等的。我說我建議你搞一個，現在就要把1+1的問題弄清楚，要不就不行。

所以實踐當中很多這樣的問題，都搞不清楚。現在一下法律規定那麼細，說實在的我提出這個要求，其實並不過分，但是真要這麼規定了，也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想不了那麼細，再一個有點丟人。中國的立法那麼細，把什麼問題都規定那麼具體了，可

是現在實踐當中很多就是那麼理解的。所以我們現在應當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到被告人的權利，涉及到律師的安全問題。現在我們做的很多案件，有的把卷宗帶到看守所里了，給被告一點點的說。也有的不敢帶，有的偷偷摸摸的帶，這樣對被告權利的保護差別很大，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深入的討論、廣泛的宣傳，最後迫使在立法上或者司法解釋上，或者辦案規則上應當明確，把它作為律師一項義務就更好。這對被告權利也是保護，對律師的安全也是個保護。所以這個問題我提出來大家研究一下，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二）對辯方證據合法性問題的認識

證據有三性，學了從本科到碩士博士都學，我現在發現辯方證據要不要三性，這個問題上次我講了以後，包括律師界，包括顧永忠律師都有不同看法。我現在是從理論研究專項以實務為主了，不敢自稱是理論家了，咱們從問題開始，大家來研究怎麼辦？所以是非常真實的問題。十幾年前有一個案子是投機倒把。指控被告倒賣汽車、摩托車，顯然是投機倒把，無證倒賣，有批件就是合法，沒批件就是投機倒把。一審就判了，被告說我所有手續都合法，拿不出來。當然在二審期間被告的朋友從公安局把合法

手續偷出來了，被公安局長藏到櫃低下了。這樣的證據合法嗎？拿到法庭上沒詞了吧，這麼硬的證據擺在這，無罪了。這樣的問題怎麼辦？

別說這個了，沒法取證有很多種，假如律師採取引誘、威逼各種方式取的證，特別是毒樹之果，毒樹之還好辦，毒樹之果簡單了地把你打一頓，打服了，口供肯定不行。嚴格說在國外毒樹之果是不能用的，特別是刑訊逼供逼出來的毒樹之果仍然排除的，可是如果律師弄出來毒樹之果了，這個毒樹之果是有利被告的證據怎麼辦？律師採取非法手段取得證據，或者非法錄音錄像、竊聽，都可以非法嗎？然後弄出來確實證明被告無罪，我就提出一個問題，能不能由於律師的違法行為而導致被告人被無辜的定罪，這和民事不一樣，民事有舉證期限，因為對等的民事主體。被告能不能就因為律師的失職或者失誤，甚至違法甚至犯罪，我說律師採取犯罪手段得到了，你該處罰律師，怎麼處罰是另外一回事了，能不能因為律師的責任而導致被告就活該。這個問題現在沒有解決，我在法庭上也遇見過多次，經常受到質疑，律師說明證據來源，來源不清楚、不合法證據無效。所以我就想在理論上要研究一下怎麼辦，有沒有必要在立法上或者在解釋上，明確的表明辯方政局不要求合法新為必備要件。

我記得我們看國外電影，在法庭審判的時候，正在關鍵時刻，

從外面衝進來一個人我要作證，有這樣的場面，這一個關鍵證據就起到決定性作用，中國馬上法警給你拉出去，這個問題怎麼理解保障被告人合法權益問題。咱們律師一定要僅僅泵著一根弦，我們不光是辦案的，我們在辦案過程當中會發現很多難以發現的問題，這樣我們把它研究一下提出來，確實起到個案推動立法的重要作用。我在政法大學教書的時候，第一瞧不起程序法，我說程序有什麼因此的，沒用。第二瞧不起研究分則的，我說那都是具體問題，我專門研究高深理論。當我做律師以後，第一個程序法現在多活躍，程序法是標誌著法制建設的發展，當越注重法制的時候，程序法越不被人重視，程序法越被重視的時候，說明法制在發展了，注重程序了。第二個分則，我現在滿腦子都是具體的罪，我覺得總則的問題太空了，我的興趣完全轉到分則的具體個罪問題上來了。

原來以為講課太簡單了，有個就有罪，沒這個就沒罪，特別是我經常講的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有這個目的有罪，沒這個目的沒罪。在辦案當中怎麼確定的有還是沒有啊，那太難了。所以這些問題出現以後，我們如果要用心動腦會發現很多問題，我們自己也提高一些問題，推動立法發展，法律研究的發展。

我提醒大家辦刑事案子的律師，一定要學點民法，我經常說我們的法官、律師、檢察官，包括我們的專家學者們，我們的法

他為什麼虧了呢，他廢鋼票抵扣10%，正常抵扣17%，他只是少損失了10%，還虧了7%，一點也沒有騙國家的稅。可是按照最高法院原來的解釋，什麼替他人虛開，接受他人虛開，這還可以。包括發票項下有真實交易的也算，完全就把虛開增值稅發票的立法意圖給變了。

甚至有些學者還搞成了說虛開增值發票是行為犯，有些學者很可悲，他不敢於挑戰法律本身的問題，他完全拘泥於解釋、注釋學，只要你立出來，我就給你解釋圓了。我非常猛烈的抨擊了那麼人，我說行為犯怎麼說啊，你拿偷稅罪對比一下，偷稅罪是結果犯，而且必須是情節嚴重到一定程度的結果犯，最高才七年。虛開罪一分錢稅得沒偷、沒騙過，只是擾亂了稅收管理秩序，就可以判死刑，哪個國家會有這樣的立法，把他當做行為犯判死刑，這兩罪怎麼協調啊，完全不符合立法原意。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也沒有時間，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來因此它，可以提立法建議，可以發表文章，把這個問題解決掉，這個問題在人大法工委包括最高法的這幾個主管院長，最高檢主幹副檢察長這一級的，全都認為是沒問題，這個立法有問題，這個不能定罪了。拿到上面來就是無形的共識，到省一下都不行。我和省一下院長、檢察長討論過，長時間討論認為我說的對，他說你說的對，不判不行，趕緊拿司法解釋、立法解釋來吧，要不我們就得判。

大家可能注意到，信用證詐騙、承兌匯票詐騙、貸款詐騙，問題更嚴重，在立法的時候，剛剛出現這樣的問題，嚴重的現象，但是我們根本沒研究透，特別我們立法者，根本就不懂金融炒作。別說法院，我們的立法者，我和專家在一起經常說，我不敢說我懂，而且我敢明確說我就不懂，你們誰敢說利用懂，你們就給人家立法，我們立法的時候沒有請一些證券業、金融業的專家來參加。所以搞出來就照葫蘆畫瓢弄了，弄了以後根本就不懂規則，現在這幾個詐騙罪，前些年出現了非常大的差別，有些地方比較嚴格，不懂這個防線，有沒有非法佔有目的，所有這些詐騙都有一個共性，一個是肯定有虛假手段，然後就看能不能還上錢，能還上錢就算了，一旦還不上，肯定就看有沒有目的了。目的的問題就多了，嚴格一點證據不足，不能定罪，左一點管你有沒有，還不上就有目的，定就是死罪。我辦了幾個這樣的案子，最少的七八千萬，多的都幾個億，一弄問題就是掉頭的。可是這個非法佔有目的，真說不清楚。

我在承德辦的一個案子，一審判了死刑，因為詐騙及後來我給算了一筆帳，他用於投資的，我都給大量調查出來，說不清楚的1億七千萬，說不清去向的只佔百分之6點多。94%都是用於投資了，後來二審還真改過來了。像這樣的情況怎麼解決，立法本身有缺陷，解釋又跟不上，怎麼辦？我們開過一個金融工作會議，列出了非法佔有目的的七種表現，根本沒用，到法庭上說根

本沒用，他根本不聽你的，只要錢還不上你就是非法佔有了。所以後來我就提了一個立法建議，我先發表了一個長篇論文，然後正式提了個立法建議，就是提出來這幾個金融詐騙犯罪增加一個過渡性罪名，只要發現確有這些虛假手段，又造成不能歸還的嚴重後果，有這個前提之後，無法查明有沒有非法佔有目的的時候，設立一個輕罪名。就是非法取得帶看、取得信用證這樣的犯罪，判個三五年。這樣有兩個好處，一個是緩解了大的問題，司法不公正、不平衡的問題，而且也慎重。另外也有道理，現在實踐當中這些犯罪屬於在市場經濟初期是轉嫁風險的做法，他並沒有想騙錢，我弄一大筆錢我來投資，賺了我就還你，賺不好賠了我就砸了。實踐當中很多案子都是這樣發生的。

這樣的案子出現以後，賺了錢的，錢也還上了，各種頭銜全來了，一旦賠了，進監獄了腦袋沒了。我呼籲了幾次增加這個罪名，咱注意到刑法修正案的6的第十條加了，這就是個案推動立法的典型作用。說實在的這一個建議救了多少條命，所以我覺得當律師不單單是我自己辦一個案子，如果我們在這些分析多發揮點作用的話，可能會起到很大的作用。像這個立法出來，很多問題就解決了，就避免了一些重刑的出現，而且也警告了一些投資者，擺在那搞不好以後，我也會被追求責任，這個可能最高就是五年，這樣的例子不多說，這是拐彎講的幾個例子。

我希望我們各位，我們再發揮點作用，我們這一代律師責任太大了，所以我在國際會議上吹過，我說某種意義上，中國律師是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律師。這個話其實並沒有錯，我們從成熟度來說，我們是水平最低的，人家有幾百年、上千年，我們才三十年。但是我們律師面臨的責任多大，我們的能力、責任、工作、活動的範圍遠遠超過了律師本身的範圍，而且我們也起到推動立法司法改革的作用。所以我們第一代律師是新中國第二代，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代。我們肩負的責任很重大，所以我們這些人多動動腦子，多起點作用。從法制的整體和律師隊伍整體上來做一個提升，是比較有用的。

（三）交叉詢問的意義以及技巧運用

這個問題講起來基本上有點早，因為咱們基本上沒有交叉詢問。咱們說抗辯是個庭審方式，現在有幾個交叉詢問的，交叉詢問主要的不是被告，主要是證人。關鍵是咱們沒有證人出庭，就交叉不起來。前些日子搞了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交叉詢問，香港來了真正的法官、檢察官、律師，我們大陸也出了兩個博士，搞了同一個案例，兩種模式的交叉詢問。就是讓警察出庭、證人出庭，所有相關人都出庭，出庭以後我做了個點評，我就發現一個重大的差別，香港的律師的交叉詢問，用了大量的詢問技巧，

幾乎窮盡了所有的問題。給你感覺你問完了大家也聽明白了，總結幾句號就完了。中國問的少，大段的談話，問完了以後雙方來辯。長時間陳述自己的理由，所以我就總結一個問題，人家是以問為主，以最後總結陳詞為輔，我們是以問為輔，重點在於辯論。我們在思辨，人家在問。交叉詢問的作用在於通過詢問，把你問的無話可答，讓大家都能聽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這是問的技巧，我們問沒有多少技巧，完了就開始講，我問的結果，我自己來論證我問的結果是什麼。以論證為主，我覺得這是一個最關鍵性的問題。

因為對交叉詢問的基本功能沒有搞清楚。因為你通過交叉詢問，讓法官、陪審團能夠了解事情的真相是什麼，不是靠你自己在那自說自話。所以我們在法庭上這一點毛病是雙方都有，控方更嚴重一些。很多自問自打，強加於人。咱不說風氣的問題，基本原則、功能都沒搞清楚。所以真正的要理解交叉詢問，要發揮交叉詢問的作用非常重要。

將來我們如果真的走到那種抗辯式的審判，我們都出不了場。有的律師可能去國外觀摩過，有的在影視作品也能看到，國外的法庭控辯雙方的實質的、核心內容主要是陳述證據，很少有人說事實清楚的情況下，我再論證夠不夠犯罪，那樣的很少。程序論清楚了，證據有沒有，這個事基本就明確了。我們的立法就

這樣就很明確。當然這裡有個前提，一定要將證人出庭，現在我們主要是對被告，也是同樣的道理。將來如果證人出庭的時候，這樣的問題會更多。包括文化當中的講話，我們很多話都不注意。比如在法庭上一個重音的運用，有時候就非常關鍵。哪個重音在哪就非常重要，我們很多律師就把握不了這個重音，聽的人又把重要的問題會略過去。

比如說最近有一個案子，被告被逼供的情況下，比較機敏，在幾個簽字上寫到以上筆錄我不看過，不字寫的很小，混過去了。我把它拿過來，我們說有的律師就以以上筆錄我不看過，我們要是以上筆錄我不看過，就把不字突出出來，就很有說服力。有時候就過去了。我們在律師最簡捷的明確的語言運用，應當怎麼把握，為什麼在交叉詢問里提到這個問題，因為交叉詢問的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際非常複雜。要有策略，要機敏也要面對著被告人和證人緊張的心態，或者里猜不透他們抱著什麼樣的心態，你還要給別人聽，你還要應付對方的進攻，你還想說服法庭、說服聽眾。如果運用不好就會非常的麻煩。

（四）證據能力和證明力

大家知道證據能力和證明力是不一樣的，證明力是說這個證據的證明程度，哪一個證據更有證明力，可以相比較來說。證據能力實際上相當於夠不夠證據的標準，能不能成為證據，這裡說起來話又多了。我們的刑訴法的教材包括講課，過去講證據材料，什麼是證據，什麼是證據材料，經常弄不清楚。實際上我認為應當包括幾種情況，一種情況是證據，不能說它不是證據，但是它沒有證明作用，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還有一種就是說它不是證據，刑訴法規定裡面就沒包括那七種證據類型當中的。

好多年前我在雲南開一個比較大的民事庭，對方律師說了句話把我嚇住了，我先舉了幾個證據，對方律師兩句話給我打住了，第一句話，對方舉證統統不是證據，第二句話我方一概不予認定。我就傻了，第一不是證據，我那是證據，沒有超出法律規定，只能說證據無效或者是沒有證明力。還有我方一概不予認定，法官又出來了。所以沒有了解清楚，反過來有沒有不是證據的呢？大家可能都能不同程度的遇見過，在法庭經常會出現蓋著公安局公章的一紙說明，紀檢委的一紙說明財務處的一種叫說明，清算組的一種說明。還用最有利的證據蓋著紅章的，中國人就認紅章，可是這是什麼證據？

我多次在法庭上講，我說刑訴法規定的七類證據，其他的排除不說，有人說書證，什麼叫書證？書證是對發生過的事實的一

種記載，像日記、會議記錄、曾經發過的文件。它不是事後的說明。事後的說明怎麼能算書證呢？事後的一個認識，一個證明不是原來的記載，事後說明，可能是人證、證言，證言必須有主體的，誰的證言，沒有簽字，哪怕有個簽字再加上紅章也行。我們在法庭上經常拿出這個東西來，我覺得這個問題也是要研究的。我跟學術界提出來你們要下點功夫，把這個問題在立法上，或者至少司法解釋上有所明確。另外對證據的認識，我們有很大的差別。我們律師在交叉詢問當中，在論證證據的時候，特別要注意，一定要機敏是一方面，但是更深的要有功底。

咱們律師一直很自豪，前些年律師的整體素質高於公訴人，這是不假。現在開始變了，公訴機關不斷的搞培訓，強行的搞培訓。我在檢察官學院給他們研究生班講過好多課，非常的正規，我們現在組織部起來，光去找自己的事去了，都不重視了。我們的水平在下降，人家的水平在上升。所以我們自己要有個提升的過程，我們有些問題靠我們資深律師多做點工作，好好提升一下，這樣才能夠穩住要不然將來我們陣腳都站不住了。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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