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里埃爾·魯比尼：全球化政治顛覆左右

在整個西方，左右各黨的建制派中堅勢力的根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有的甚至是從內部崩塌了。在這樣的政黨內部，社會競爭中的失敗者或者說弱勢群體看到，反全球化鬥士們正在挑戰主流正統觀念。因此，傳統上認為的中間偏右和中間偏左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了。

一般來說，建制派中的實權階層受益於全球化，商業利益、城市精英、熟練工人以及工會庇護下的勞動者是這個階層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

右翼和左翼政黨中都有部分工人在全球化競爭中被淘汰，成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這些人支持黨內的建制派，右翼政黨的工人支持黨內建制派是因為他們在社會心理和宗教信仰方面屬於保守派（意識形態上可被歸為右派），左翼政黨的工人支持黨內建制派是因為中左政黨支持工會、維護工人權利，而且努力爭取為弱勢群體提供社會福利保障。

曾有一個時期，金融民主化（也就是降低信貸門檻——原注）以及家庭的過度槓桿化（借債進行投資，以較少的本金獲取高收益——觀察者網注）成為彌合社會弱勢群體停滯不前的收入水平與消費慾望之間差距的遮羞布。

2008年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之後，在負債率高企的情況下，美國的工資水平一直停滯不前。無論政見偏左還是偏右，弱勢群體都不得不組織起來為自己發聲，反體制的桑德斯和特朗普就是他們的典型代表。

在美英這樣兩黨制的國家裡，中左翼的工黨或民主黨中分別湧現出了為弱勢群體發聲的傑里米·科爾賓和伯尼·桑德斯。而在歐洲大陸，多黨制議會非常普遍，頗具民粹色彩的反體制政黨紛紛成立，如希臘的左翼激進聯盟黨和西班牙的社會民主力量黨，當然也有從已有中左政黨中分裂出來的左翼黨派。

但是，最激進的人士卻出現在中右政黨內部。美國的共和黨、英國的保守黨以及歐洲大陸各國中右黨派傳統上受控於親市場的商業團體、金融利益集團以及社會觀念、宗教信仰上很傳統的保守人士。

同時，這些中右黨派還吸納了一批數量持續增加且經濟上弱勢的選民，這些毫無技能或技能不熟練的藍領、白領們，他們的工作由於對外貿易、全球化和移民的大量湧入而受到了嚴重威脅。

男性低階工人群體把票都投給共和黨，原因在於他們是白人、信仰基督、反精英、勞動技能缺乏，而且還將自身收入停滯歸咎於移民、維護少數族裔權益的反歧視運動和民主黨精英，他們反而對共和黨建制派支持大企業及華爾街的政策毫無指摘。

隨著時間的推移，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和工作機會的缺乏讓這些在宗教信仰和社會政策上保守的選民感到越來越難以忍受。國際貿易、全球化、移民以及自由市場讓這些共和黨的支持者們受到經濟和社會的雙重壓力。由於缺乏勞動技能，他們在全球化的競爭中不可避免成為了失敗者。

無怪乎次貸危機後，對自身經濟狀況的不滿將他們拉向了反對共和黨的那一邊。特朗普代表了反貿易、反移民、反穆斯林、反華爾街、反建制派的一股力量，他的崛起反映了共和黨中間選民更希望與弱勢群體而不是那些成功人士站在一起。

這個巨大的政治嬗變已經發生。儘管兩黨在減稅、政府干預經濟等問題上意見相左，但在共和黨內部，對平等、貿易問題的關注與在民主黨內部一樣，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在其它方面，經歷了次貸危機之後，支持共和黨的憤怒的白人基督徒藍領工人最終認識到，自身的利益與親華爾街、親全球化的共和黨建制派人士的利益是不一致的。這些處於弱勢的男性勞工在機會主義者特朗普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英國方面的矛盾在於，擁護脫歐的陣營，其人員構成非常複雜，包含了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而工黨藍領選民希望享受到更多的社會福利並獲得利益再分配的好處；另一方面，英國也不乏右翼的民粹主義分子。

極右翼政黨英國獨立黨的選民曾是保守黨的支持者，他們反對高稅率、大政府、外國移民，他們甚至還反對國際貿易。

而經濟上的保守派團體希望脫離歐盟的英國將會減少監管，削減勞工權益，輸入合適的外籍勞工（「合適」的意思是：具備熟練的工作技能而且不能是穆斯林——原注），奉行更親市場的政策。

這就是為什麼擁護脫歐的陣營在脫歐公投結果出來後卻很難找到與自己具有相似經濟政策的盟友。這樣，傳統上被工黨和保守黨劃江而治的英國政壇將逐漸出現新的局面：親歐洲、擁護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政黨與持相反立場的政黨，這兩者將定義英國政壇新的楚河漢界。

在歐洲大陸，整體經濟狀況是萎靡不振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而且政治上的分裂、蛻變與美英兩國相比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全球化已經在下列五個方面重塑了歐洲政治：

首先，在歐元區邊緣國家，消費慾望下降和改革疲勞症在隱現，德國等歐元區核心國家也有緊縮疲勞症的跡象。歐元區邊緣國家希望能共同分擔風險並在財政上各國間互相支持，而德國等歐元區核心國家則擔心共擔風險將導致轉移風險，還擔心財政上的互相支持實際操作時變為歐元區核心國援助邊緣國；

第二，德國的失業率不高，缺乏勞動力，該國希望接納更多移民，甚至從歐盟以外來的移民也可以，但這類移民往往不受歐洲其他國家的歡迎；

第三，英國前首相卡梅倫曾指出，脫歐公投之所以發生，原因在於歐盟在控制勞工自由移動時缺乏靈活性，而歐盟領導人已經正式反駁了卡梅倫的這種說法。歐盟一直堅持認為，允許勞工的自由移動是建立單一市場的前提條件（歐盟27個成員國領導人曾發表聲明稱，他們希望未來英國能成為歐盟一個密切的夥伴；將來與作為第三國的英國達成的任何協定都必須基於權利和義務對等的原則，有權進入單一市場需接受歐盟貨物、勞工、服務和資本自由移動的四項基本原則——觀察者網注），而歐盟內部在這一問題上一直存在爭議。

冷戰後加入歐盟的新成員們（波蘭、匈牙利以及其他中東歐國家）都堅稱，他們為加入歐盟而進行的經濟改革是建立在人口自由流動的原則下的。但這一原則在英國並沒有受到歡迎，甚至在法國這樣的歐洲國家，該原則也受到質疑，因為高失業率以及財政緊縮的影響，接納移民（甚至是那些來自中東歐的移民）變得日益困難。

在整個西方世界，新的政治形勢將舊有的左右派別在勞與資、監管與自由等矛盾上的區分抹掉了。新的判別標準在於對待全球化的態度——是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

在全球範圍內，顛覆原有政治局面的因素在於，新興經濟體大多擁護全球化，因為他們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布蘭科·米蘭諾維克（塞爾維亞裔美國經濟學家，供職於世界銀行——觀察者網注）曾經指出，在發達國家，經濟不平等狀況已經趨於惡化，但在全球層面來看，不平等狀況卻是減輕的，隨著貿易和外國投資的增加，貧窮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經大幅提高。

但在發達國家，對全球化的抵觸情緒真實存在，而且越來越明顯。但克服這種情緒並非不可能。只要我們制定出合適的政策，讓全球化的正面效應波及更多的人，降低附帶損失，讓更多的人加入到全球化受益者的行列中去。

（青年觀察者林麥克譯自8月23日美國《赫芬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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