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山仙女庵、慈悅庵

05-29

據韶山毛氏族譜記載，在毛澤東舊居附近的韶峰，就有五個庵子：韶峰庵、白蓮庵、仙女庵、尋源庵、慈悅庵。而且其中至少有兩個庵子是毛氏祖先所建造，即仙女庵和慈悅庵。

　　仙女庵所以用「仙女」為名，是因為韶峰又名仙女峰。至於仙女為誰，有兩種傳說。一說為舜帝南巡，奏《韶》樂於此，後崩於蒼梧（今九嶷山）；其妃娥皇、女英陪舜帝南巡時，亦曾在此停留。韶峰及仙女峰之來源均與此傳說有關。一說是唐代恆氏二女，曾隱居韶山修道，有鳳凰銜書來降。唐睿宗景雲二年（711），二女採藥東台（今湘鄉東台山），就井洗葯。嶽麓僧迥登山見之，二女贈迥以紫檀香樹。之後，見峰頂祥雲繚繞，鸞鶴飛翔，二女冉冉升去，其遺像留仙林觀中（見《湘鄉縣誌.方外》），故後人稱韶峰為仙女峰。元人王文彪曾有詩記述此事：

　　瀟湘雲水夢中來，猶記蓬萊進酒杯。歌罷遠遊人不見，玉簫吹月過東台。

　　昔年辛苦讀丹經，夢裡瑤台月自明；玉洞桃花今寂寞，鳳音亭下竹風生。

　　後一傳說具有濃厚的道教色彩。但毛氏祖先雖用了仙女之名，創建的卻不是道教的宮觀，而是佛教的小庵。據毛氏族譜所載《仙女庵記》一文說，此庵為毛氏第四代祖毛鑒公所建。毛氏在湖南的始祖毛太華，是明洪武十三年（1380）從雲南攜長子清一、四子清四居湘鄉縣城北門外緋紫橋。十餘年

　　毛澤東青少年時期韶山活動路線圖示

　　後，清一、清四移至湘潭縣七都七甲，即今韶山市韶山鄉定居。傳到第四代，清一之孫三人，即毛震、毛瑺、毛鑒，清四之孫一人，即毛深。四人後裔便構成韶山毛氏的四大房，震為大房，瑺為二房，鑒為三房，深為四房。如果以毛太華為整個韶山毛氏「大宗」始祖的話，那麼上述四房則為「小宗」，震、瑺、鑒、深則分別為四小宗的始祖。毛澤東一家便屬於毛震公這個長房始祖之後裔，而創建仙女庵的毛鑒公，則系三房的始祖。

　　《仙女庵記》對於毛鑒公創建仙女庵及當時庵內外景況是這樣介紹的：

　　吾祖鑒公，自前明隱居斯山，披荊斬棘，結一茅庵，以供如來。松間聽月，石上觀泉，四時花鳥，一塵不到。誠哉別有天地，非復人間矣。庵左有白石泉，古井前有飛來船，石後有四方竹，右有核桃古木。當庵一松，參天蔽日，古致盎然者，六朝松是也。官貴文人，登臨不絕，唱和題詠，翰墨沉壁，古佛場直詩人打坐場也。勝境仙景，真有令人一步一回頭，低徊不忍去者。噫！吾祖宗之遺澤，遙遙數百年，香火如新，後之孫子當世守於不替焉。

　　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仙女庵從它創建開始，就是「以供如來」。如來正是佛的十號之一。據《韶山毛氏二修族譜》卷二所載《仙女庵圖說》稱，此庵「建於前明。剪茅結庵者，吾祖鑒公之辟構也。招僧奉佛，由來舊矣。」關於該庵的建築結構及布局，《圖說》是這樣講的：「庵中堂一龕，香火供奉三仙女遺像、如來諸佛，諸大菩薩左右兩座，色相如生者，四六諸天二九羅漢也。」「佛座後即招僧習禪之所」，「左階進為僧舍卧雲居、香積廚，空門受用」；「右階進為客堂，古書名畫四壁，西廂琴數張，棋一局」。可見，仙女庵原來的建制還是比較宏敞的。因為此處原系毛鑒公隱居之所，又是建於仙女峰（韶峰）山腰，所以在供佛的同時，既供「三仙女遺像」，又留有客房，以供文人學士、官紳貴介之登游流連。其二，此庵之修建者雖為三房始祖毛鑒公，但在清光緒七年（1881）編纂的《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族譜》中，《仙女庵記》的落款則有「闔房公識」、「韶山主人著」的字樣。所謂「闔房公識」，是說對仙女庵中如來佛的崇拜是得到毛氏全族，即四房後裔共同承認的。如果沒有這種共同的崇拜，就不可能「遙遙數百年，香火如新」。韶山毛氏將仙女廟視為「吾祖宗之遺澤」，並且希望「後之孫子當世守於不替」，說明毛氏對佛教信奉是有歷史傳統的。據毛氏族譜所載《慈悅庵記》，慈悅庵的修建，是三房毛鑒公的後裔「旦斗九三公」。記云：

毛氏族本崇佛（2）毛澤東與佛教收藏本書字型大小 -+

　　韶山結庵五，韶峰、白蓮、仙女、尋源，其一則吾祖旦斗九三

　　公所遺慈悅也。庵兩晉，前晉供王爺聖像，雙目露睛，一鞭電掣，

　　屢著現身，誅奸靈報。拜瞻者心先震懾，有不敢仰逼焉。上晉奉彌

　　勒、觀音諸佛。而觀音，著靈救世，名傳九有，澤沛萬民，膜拜

　　紛紛，日夜不息，故廟祀之肥，駕四庵而獨立。庵築山之腰，登其

　　地俯視，有萬山羅伏，千峰揖拜之勝。佛靈耶？地靈耶？其有兩相

　　不朽者？庵前古柏二，蒼翠錯落，枝盤若龍，時有珍禽老鶴棲宿其

　　上。庵左有白果樹一，大數圍，瘤垂若乳，軟潤細膩，花開五夜，

　　人不得見。果熟時，遙望累累如黃金串絡，拾取者動以石計。庵

　　右白果樹一，亦大數圍，亭亭挺立，氣象岩岩，不花不果。兩樹

　　遙遙相對，每春深候，不風不雨，有柯交葉接，雌雄情洽之意，草木無知，靈意若此。庵後，危石嵯峨，交相磊落，苔錢斑綠，草帶團青，令人攀蘿跋蹬，把玩不盡。石際洞開八達，蟒蛇巨鼠出沒其間，樵歌互答，牧笛橫吹，偶有見之者，物有仙氣亦不驚人。

　　記中所說「庵兩晉」之「晉」同「進」，是說慈悅庵有前後兩殿。「前晉供王爺聖像」，這裡的「王爺」指四大天王。印度佛教傳說，須彌山腰有一山名鍵陀羅山，山有四峰，各有一王居之，各護一天下。佛教傳入中國後，漢化佛教寺院中，將南方增長天王，塑成身青色，穿甲胄，持寶劍像，立於剛進寺廟的大門內，作守護神。韶山在南方，故慈悅庵奉南方增長天王。

　　《慈悅庵記》說「雙目露睛，一鞭電掣……拜瞻者心先震懾」，正是對南方增長天王形象的如實描繪。至於所謂「屢著現身，誅奸靈報」中的「現身」，指佛的「現身說法」。《景德傳燈錄》卷一「釋迦牟尼佛」：「亦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就是說佛為方便施設，隨順眾生而顯現種種身形，為之說法；當然也就可以利用天王之身形，進行現身說法，「誅奸靈報」。所謂「上晉奉彌勒、觀音諸佛」一語中的彌勒，按佛教的說法，他是未來佛。彌勒的本像著菩薩裝，戴天冠，與京劇中唐僧帽相近。可是漢化佛教寺廟中常供奉大肚皮坦露笑口常開的彌勒，其原型則為五代時的布袋和尚。此和尚名契此，身寬體胖，常常面帶笑容，背個布口袋在鬧市中出現。臨終時遺偈：「彌勒真彌勒，分身百千億；時時識世人，世人總不識。」因此北宋以後，寺廟中便以大肚彌勒取代了天冠彌勒。在他的身旁往往還懸掛一副有名的對聯：

　　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笑口常開，笑世上可笑之人。

　　由於他形象可愛，所以在漢化佛教中，成了僅次於觀音，為人們最熟悉的菩薩之一。正因為觀音是漢化佛教中為人們普遍熟悉和供奉的菩薩，所

　　以《慈悅庵記》中說「觀音著靈救世，名傳九有（九州），澤沛萬民，膜拜紛紛，日夜不息，故廟祀之肥，駕四庵而獨立」。

　　毛澤東少年時代，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幽雅、寺廟林立的韶山沖，其母親文氏又虔誠地信佛，並堅持吃「觀音齋」，因此肯定是要定期帶領他去這些庵寺中「膜拜」一番的。稍長，毛澤東還到這些庵寺中向僧尼借佛教經書閱讀。

　　韶山毛氏的祖先不僅有人親建庵寺，而且有些人對佛學理論還有較深的修養。例如，纂修乾隆二年（1737年）韶山毛氏族譜的毛文伯

　　（1674-1760），字爾達，即是「以文章為遊戲，

　　將希劉勰之逃禪。」（周定寧：《韶山記》）而寫作《仙女庵記》的「韶山主人」，不僅將「古佛場」直當作「詩人打坐場」，而且寫了《韶山八景》詞。關於《韶山主人》，《韶山吟》一書的編者疑為光緒七年（1881）編《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族譜》的當時族長毛祖基。但同治七年（1868）所修之《韶山毛氏房譜》即已記載《韶山八景》詞，且未署作者之名。因此，我們懷疑此組詞寫作的時間比二修族譜時間要早得多。《韶山八景》詞中就流露了許多佛教思想。例如《仙女茅庵》一詞寫道：

　　山深別有天，草木皆仙，茅庵丹灶築當年。道中女子今何在？一座金蓮。晨鐘暮鼓邊，驚醒塵緣，高僧無事抱雲眠。何必普陀觀自在，面壁依然。

　　詞的上闋是講唐代恆氏二女修道的故事，但已成往事；下闋則是描寫仙女庵的現在。作者認為，此處雖不如觀音顯聖的普陀山那樣有名，但仍不失為面壁修禪的勝地。

　　又如《胭脂古井》一詞寫道：

　　仙跡寄高岡，古井流香，胭脂笑問為誰妝？色即是空空即色，春雨斜陽。

　　一派玉瓊漿，寒碧冰芒，無纖塵染影嵐光。參透神仙中婦艷，紅粉何妨？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此處之「色」指物質現象，「受、想、行、識」則是指精神現象。大乘佛教認為不論是物質現象還是精神現象都是無自性「空」相。顯然，《韶山八景》詞的作者毛祖基吸收了這種「一切皆空」的思想，所以他說「參透神仙中婦艷，紅粉何妨？」

毛氏族本崇佛（3）毛澤東與佛教收藏本書字型大小 -+

　　再如《石壁流泉》一詞寫道：

　　素練影空懸，瀑布飛泉，佛幡高掛五雲邊。半點紅塵飛不到，石上因緣。撐起半邊天，清潔澄鮮，水晶簾卷萬家煙。說與王維難著筆，此景才仙。

　　這裡不僅「佛幡」、「紅塵」、「因緣」等為佛教用語，而且所講的王維固然是以善寫山水詩稱著，同時也是對佛學很有造詣的詩人，有「詩佛」之稱。王維字摩詰，「摩詰」二字即從佛教維摩詰菩薩而來。王維的山水詩，往往通過田園山水的描繪，宣揚隱士生活和佛教禪理。不難看出，《韶山八景》也有受王維詩風影響的痕迹。

　　《韶山八景》詞為歷次纂修之韶山毛氏族譜所載，八景成為毛氏後裔十分熟悉並引為自豪的風景。毛澤東青少年時代愛好學習，無書不窺。這八景詞他肯定也是很熟悉的。通過這種學習，他在無形之中又接受了一些佛教理論的影響。

必須指出，毛氏家族由於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對於僧道雖不堅決地反

　　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畫維摩詰像

　　對，但也不主張佞佛。例如在同治七年（1868）纂修的《韶山毛氏房譜》卷二所收的「古今格言」中，便有「與其朝山拜佛，何不孝順父母。……與其創修寺院，何不建立宗祠。與其供道齋僧，何不施孤濟寡。……與其虛設佛事，何不誠行家禮」等記載。光緒七年（1881）修的《中湘韶山二修族譜》的《家戒十則》中，不僅有戒「符法」、「謀風水」的內容，且有戒「為僧道」一條。這條說：「邪說異端，莫如僧道，高者談元（玄），卑者應教。昔聖昔賢，闢佛辟妙，倘非虛無，何故抹倒？人有五倫，僧歸一掃，盡如此輩，人類絕了。邪正兩途，各宜分曉。」儘管族譜上這樣寫了，但人們在實際生活中，從眼前利益出發，還是要求神拜佛。所以在同治《毛氏房譜》上記載的《時祭賑孤文》，就具有十分濃厚的佛教空宗思想和因果報應思想：

　　勸孤魂，生無樂，死多憂，人生在世一蜉蝣，誰能免得黃泉路，都落荒丘！勸孤魂，富莫喜，貧莫愁，一場空夢一時休，千年田地八百主，誰管到頭！勸孤魂，貴何顯，賤何羞，榮華無定等雲浮，東西南北皆荒冢，誰辨王侯！勸孤魂，分有定，事有由，冤報冤來仇報仇，為人莫作千年

　　計，何等優遊！……勸孤魂，莫亂想，莫強求，聽天由命度春秋，一念澄清成正

　　果，便上瓊樓。

　　如果說毛氏宗族的人們對於孤魂，是希望勸說它們「一念澄清成正果」的話，那麼對於生人，他們則是要求「招僧奉佛」作「一方之保障」。所以《慈悅庵記》在介紹該庵的創建情況及其內外景觀之後，接著寫道：

　　庵宇田山，先人遺置，為我三房孫子公管，歷來招僧奉佛，香熱金爐，不斷千年之火，光騰玉盞，長開不夜之天。鼓柱敲晨，鐘樓打晚，不獨驚醒夢中人，直作萬家之菩提，一方之保障矣。厚望孫子，當永保之，毋負菩薩救人之心，先人貽裕之澤焉可。

　　這篇《慈悅庵記》雖以「三房嗣孫公識」的名義寫作，但同樣載入《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族譜》，可見是為毛氏全族所承認的。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少年毛澤東受佛教影響，既有家庭的，特別是母親的原因，同時又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特別是家族的原因。

　　少年毛澤東對佛教的信仰是十分虔誠的。可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知識的增多，他對佛教信仰的懷疑也隨之增長了。關於此事，他在和斯諾的談話時說過：

　　我看的書，逐漸對我產生了影響，我自己也越來越懷疑了。我母親開始為我擔憂，責備我不熱心拜佛，可是我父親卻不置可否。……這時還有一件事對我有影響，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學來了一個「激進派」教師。說他是「激進派」，是因為他反對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勸人把廟宇改成學堂。大家對他議論紛紛。我欽佩他，贊成他的主張。[1]

　　這裡講的「激進派」教師指李漱清，又名李頡（1874-1957）。他家住韶山沖下部清溪湖堤澗下的陳家橋李家屋場（今屬韶山鄉韶北村），距毛澤東家上屋場僅三華里。他畢業於湘潭師範學堂和地方自治法政專門學校，曾在湘潭縣西二區上七都都校和韶山李氏族校執教多年。由於受維新思想影響較早，所以他常在鄉間給人們講述各地見聞，勸人們不要求神拜佛，要破除迷信，反對封建禮教。他主張廢除廟宇，用廟產興辦學堂，以提高農民子弟的文化科學知識。他的這些主張被一些思想落後的人們視為激進，因此得了個「激進派」的頭銜。在清代末年的社會，這個名字並非美名，而是一個大逆不道的危險稱號。可是在迫切追求新知識的青年毛澤東眼中，他卻是一位可敬的先生，因此經常向他請教，並且與李先生討論他讀過的一些書。毛澤東還很希望李先生改廟宇為學堂的主張能夠實現，他也可以去讀書。可是，直到宣統三年（1912），清溪寺和銀田寺才開始辦學。這時毛澤東早已於1910年在李漱清、文運昌、王季范等人的支持下，離開韶山去湘鄉、長沙等地讀書去了。1925年上半年，毛澤東在韶山進行農民運動時，李漱清之子李耿侯由毛澤東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韶山第一個黨支部的五名黨員

　　[1] 《西行漫記》，第109-111 頁。

　　之一。同年8月，毛澤東去廣州。10月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並主編《政治周報》，他曾邀請李漱清去廣州協助辦報。1927年初，李漱清到長沙，在湖南省清查逆產委員會工作。馬日事變後還鄉，仍任小學教員。對於這樣一位曾幫助自己啟蒙破除封建迷信並對革命作過貢獻的校外老師，毛澤東始終沒有忘懷。1936年他在和斯諾談話時，曾就李漱清對他少年時代的思想影響給予很高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後，他於1949年11月17日複信給李漱清之子李介侯時說：「尊翁健存，可為慶賀，尚祈轉致問候之意。」1952年9月，毛澤東還邀請李漱清及他青少年時代的三位老師鄒普勛、張干、羅元鯤去北京相會。在會見時，毛澤東曾對李漱清說：

　　我小時候受到您許多教誨，您還是我的民主思想的啟蒙老師呀！

　　當年你是主張拆祠堂、毀廟宇、辦學堂的，是個「激進派」，現在搞合作化，你要帶個頭。土改分了田，一人一口，七石二斗，現在生活改善了，但是人民還不富足，生活水平要提高。[1]

　　毛澤東的這些話說明，他對李漱清幫助他改變信佛的立場一事，終生未忘。

學任公究佛理（1）毛澤東與佛教收藏本書字型大小 -+

　　1910 年下半年，青年毛澤東離開韶山到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這時，他對佛教的信仰逐漸淡薄了，但對佛學理論的興趣，卻不但沒有淡薄，反而加強了。造成這一情況的，就是梁啟超的影響。因為正是在東山小學，毛澤東認真閱讀了梁啟超（號任公）主編的《新民叢報》的合編本。關於這件事，毛澤東1936 年在和斯諾談話時說過：

　　當時我正在讀表兄送給我的兩本書，（一本）講的是康有為的變法運動。一本是

　　《新民叢報》，是梁啟超編的。這兩本書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也非常感謝我的表兄。[2]

　　[1].引文見《毛澤東和他的父老鄉親》，第132、138、140頁。

　　[2].《西行漫記》，第113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