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礪鋒:這首悲傷的詩是唐王朝的輓歌嗎?
本文首發於《古典文學知識》2017年第6期
原題:韓偓《惜花詩》是唐王朝的輓歌嗎?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韓偓(822-923,生年一作842),字致堯(《唐詩紀事》、《唐才子傳》),一作致光(《新唐書》本傳)。小名冬郎,號玉山樵人。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昭宗龍紀元年(889)進士登第。歷任左拾遺、左諫議大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兵部侍郎等職。他如懷古、詠物、寫景等詩,均有可誦之作。詩集以四部叢刊《玉山樵人集(附香奩集)》為通行。《全唐詩》存詩4卷,《全唐詩續拾》補斷句1。
(節選自《唐詩大辭典》,鳳凰出版社2003年版,梁超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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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吳喬云:「明人以集中無體不備,汗牛充棟者為大家。愚則不然,觀於其志,不惟子美為大家,韓偓《惜花》詩,即大家也。」(《圍爐詩話》卷一)為何韓偓以一首《惜花》詩即能稱大家?吳喬所謂「觀於其志」,又是指何而言?韓詩如下:
皺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愁態靜中深。
眼隨片片沿流去,恨滿枝枝被雨淋。
總得苔遮猶慰意,若教泥污更傷心。
臨軒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
字面上句句都是惜花之意,但後人都認為別有寄託,主要有兩種意見:一,自詠懷抱。如清人朱三錫云:「此篇句句是寫惜花,句句是寫自惜意,讀之可為淚下。」(《東岩草堂評訂唐詩鼓吹》)二,抒發亡國之恨。持此說者最眾,比如清人吳闓生云:「此傷唐亡之旨,韓公多有此意。」(《韓翰林集》)吳汝綸則云:「亡國之恨也。」(《唐宋詩舉要》引)今人劉學鍇先生則認為它「稱得上是一首唐王朝的輓歌」(《唐詩選注評鑒》)。這種評價符合事實嗎?
(南宋)馬麟 《梅竹圖頁》
韓偓是唐末大臣,唐昭宗對之極為倚重。在朱溫即將篡唐的危難時刻,韓偓始終忠於朝廷,因此被貶荒遠之地。唐朝既亡,韓偓義不仕梁,入閩隱居。據南宋劉克莊《跋韓致光帖》,在朱溫篡唐八年之後,韓偓仍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之年號,真乃唐末鳳毛麟角的忠節之士。正因如此,後人解讀《惜花》詩時,往往將它與唐末史實直接聯繫,例如吳喬雲:「余讀韓致堯《惜花》詩結聯,知朱溫將篡而作,乃以時事考之,無一不合。起語云『皺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愁態靜中深』,是題面。又曰『眼隨片片沿流去』,言君民之東遷也。『恨滿枝枝被雨淋』,言諸王之見殺也。『總得苔遮猶慰意』,言李克用、王師範之勤王也。『若教泥污更傷心』,言韓建之為賊臣弱帝室也。『臨軒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意顯然矣。此詩使子美見之,亦當心服。」(《圍爐詩話》卷一)姚范對此評極為推重:「看唐詩當須作此想,方有入處。」(《援鶉堂筆記》卷四四)陳沆的解讀也基本相同:「此傷朱溫將篡唐而作。次聯言君民之東遷,諸王之見害也。三聯望李克用之勤王,痛韓建之逆主也。結末沉痛,意更顯然。」(《詩比興箋》卷四)今人吳在慶在《韓偓集系年校注》卷二中系此詩於後梁乾化五年(915),此時韓偓身在閩地南安,上距唐亡已有八年,故吳認為:「此詩乃作於唐亡後多年,非唐將亡時詩,以唐將亡時情事比附解釋詩句,恐未必符合。」可惜此詩系年並無確據,據此反駁吳喬之解讀亦顯無力。筆者也不認同吳喬之解讀,因為如果每句皆指某項史實,那麼此詩究竟作於何年?今檢朱溫逼迫朝廷東遷洛陽並弒昭宗,事在天祐元年(904)。朱溫使蔣玄暉盡殺昭宗諸子德王等九人,事在天祐二年(905)。至於李克用之勤王,如指其在黃巢進犯長安時率軍赴難,則事在中和二年(881);如指其在昭宗遇弒後令三軍縞素,臨終時遺命務滅朱溫,則事在天祐元年(904)及五年(908)。王師範之奉詔進攻朱溫軍,事在天復元年(901)。韓建在華州行在所殺通王等諸王十一人,事在乾寧四年(897)。除了李克用之勤王難以確定年代以外,其餘史實皆發生在天祐二年(905)以前。如韓詩全篇皆緊扣史實,則末聯乃指唐室將亡而未亡,故必作於天祐五年(907)朱溫篡唐之前。這樣,此詩必作於天祐二年至天祐五年之間,也即唐朝的末代皇帝昭宣帝時期。韓偓於此時作詩惜花,並暗諷時事,為何所及之時事忽前忽後,時序混亂?且如韓建殺諸王早於蔣玄暉殺諸王八年,為何在韓詩中的時序先後顛倒?而且同樣是指諸王被殺,為何敘德王等被殺用敘述語氣,而敘較早發生之通王等被殺卻用假設語氣?可見吳喬之解讀其實是穿鑿附會,故扞格難通。
且從藝術上看,吳喬之解讀也絕不可取。若依此解,則韓詩除了首聯以外句句皆實指某事,全篇則渾如啞謎,這是對比興手法的極大麴解。韓偓詩風,以「詞致婉麗」為最大特徵,宋人陳政敏和薛季宣皆持此論(分見《遁齋閑覽》與《浪語集》卷三〇《香奩集敘》)。韓偓要在詠物詩中暗寓亡國之恨,豈會如此直截淺露!
那麼,韓偓《惜花》詩還能「稱得上是一首唐王朝的輓歌」嗎?能!我們先從詠物的角度來細讀此詩。古代詠物詩的主流,是詠物中需有寄託,在對物象的描寫中需有情感的投射。早在南朝,劉勰就指出:「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龍·明詩》)又云:「寫物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文心雕龍·物色》)到了唐代,杜甫的詠物詩樹立了詠物寄情的典範,正如清人喬憶所言:「詠物詩齊梁及初唐為一格,眾唐人為一格,老杜自為一格。……當分別觀之以盡其變,而奉老杜為宗。大率老杜著題諸詩並感物興懷,即小喻大,何嘗刻意肖題,卻自然移他處不得。」(《劍溪說詩》)韓偓生於唐末,作詩詠物當然會繼承杜甫的傳統。況且韓偓的姨丈李商隱即是詠物詩大家,其詠物之作大多深情委宛,寄託遙深。韓偓年方十歲即以送別詩蒙李商隱之賞識,日後李商隱有詩追憶云:「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韓冬郎即席為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余方追吟「連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成二絕寄酬,兼呈畏之員外》之一)李商隱的詩風會對韓偓產生一定影響,乃情理中事。所以韓偓的詠物詩也與李商隱詩一樣具有寄託遙深的特點,這首《惜花》詩即是一例。試看李商隱《落花》:
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
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
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稀。
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
誠如清人姚培謙所評:「此因落花而發身世之感也。天下無不散之客,又豈有不落之花!至客散時,乃得諦視此落花情狀。三四,花落之在客者。五句,花落之在地者。六句,花落之猶在樹者。……人生世間,心為形役,流浪生死,何以異此。只落得有情人一點眼淚耳。」(《李商隱詩歌集解》引)何焯評曰:「致光《惜花》七字意度亦出於此。」(同上)此評極具手眼。李詩雖然寄託著身世之感,但在字面上則句句皆是寫落花。韓詩「意度亦出於此」,當然也是別有寄託,但字面上則句句皆是寫惜花。首聯開門見山,敘述枝頭殘花之情狀。「皺白」者,枯萎皺縮之白花也。「膩紅」者,細膩鮮麗之紅花也。白花即將脫離高枝,故離情悲切。紅花暫時無恙,然亦深愁盛況難久,故沉寂無語。不同品種的花卉,開花落花都是有早有晚,但是花期短促則是普遍規律。所以在詩人眼中,「皺白」也好,「膩紅」也好,都是轉瞬即逝、值得哀悼的美好事物。此聯的寫法頗為新奇,詩人並未說自己如何憐惜殘花,而是說將落未落的花朵在枝頭自哀自憐。這樣的擬人手法賦予花朵以情感、生氣,堪稱傳神之筆。次聯轉從詩人的角度來觀花:水流花謝,詩人的眼光隨著片片落花流向遠方。雨淋殘花,詩人的心中愁恨堆積。頷聯將情思轉到飄墜地下的落花:落花隨風飄蕩,不由自主。如果落處有青苔遮掩,總算是個潔凈的去處,詩人還能得到一絲慰藉。假如落在污泥濁水之中,詩人就更加傷痛難忍了。這兩聯前者實寫,後者虛擬,虛實相應,很好地表現了詩人惜花、悼花的百轉愁腸。末聯寫落花既盡,春天已逝,詩人無可奈何,只得以酒澆愁。明日重到此地,映在池塘中就只有一片綠陰了!
現代人所繪杜甫畫像、為李商隱而建的雕塑像
詩人惜花,多因花期短促象徵著美好的事物容易消逝。劉禹錫詩云:
《和楊師皋給事傷小姬英英》
但是好花皆易落,從來尤物不長生。
吳融詩云:
《情》
月不長圓花易落,一生惆悵為伊多。
前者實為哀悼少女早逝,後者乾脆以「情」為題。杜甫在乾元元年(758)春季在曲江池邊看到落花成陣,不由得連聲驚嘆:
《曲江》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
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
清人蔣金玉評曰:「只一落花,連寫三句,極反覆層折之妙。接入第四句,魂消欲絕。」(《杜詩鏡銓》卷四)為何如此?因為此時大唐王朝中興無望,詩人自己也前途渺茫,滿腹愁緒,乃借落花一吐為快。如果說前人的落花詩多抒哀惋之情,那麼韓偓的《惜花》詩簡直是悲不自勝。如非心懷深哀巨痛,何以致此?對韓偓而言,還有什麼比唐朝衰亡更加悲傷之事?所以吳汝倫一針見血地指出:「亡國之恨也!」我們不必將此詩句句落實到唐末史實,詩人的比興手法是從整體著眼的,他對亡國之恨的抒寫也是從整體落筆的。惟其如此,此詩在千古的落花詩中卓然挺出,因為它確實是情深意長的「一首唐王朝的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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