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評桑德爾：人權的觀念在不同的文化中地位不同

陳來。

桑德爾教授的《民主的不滿》一書，我閱讀之後，從中獲得了很多有關美國政治歷史的知識，也從儒學的角度產生一些想法，以下我談幾點：

第一，有關政府的道德中立性。桑德爾此書開篇即坦承如下的感覺：「從家庭到鄰里到國家，我們周遭共同體的道德根基正在瓦解。」這種情形的出現，在他看來，應歸根於當代盛行並居於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特別是中立性政府的理論，「它的核心觀念是，對於公民擁有的道德觀和宗教觀，國家應持守中立」。重要的是，他指出，這看起來似乎是美國政治與憲政傳統的一貫特徵，其實這種自由是最近50年才發展起來的，而美國立國以來一直是共和主義傳統占重要地位的。

自由主義主張政府是中立的，在公共生活中不應表達任何道德信念，政府應放棄道德指導，不必關心公民德性的培養，它所要求的只是保障個人的權利，而個人權利不能為普遍利益而犧牲。與自由主義相反，桑德爾贊成共和主義理論，這種共和主義以自治觀念為核心，強調公民間就共同善( common good）展開協商，致力塑造共同體的命運，要求公民擁有某些品質或公民德性、重要的歸屬感、對集體的關心，重視公民和共同體的道德聯繫。因此，在哲學上，共和主義主張的自我不是分離的、個體的人，不是無負荷的自我（the unencumbered self），而是注重個人的義務，如團結的義務、宗教的義務。他認為, 自由主義的義務立場過於狹小，因為據羅爾斯的觀點，「除了不行不義這一普遍的自然義務之外，普通公民對其同胞沒有任何特殊的義務」，不僅對其同胞，對其共同體也沒有義務。因此這樣的自由主義很難說明公民責任，比如忠誠與責任。照桑德爾看來，我們乃是我們所是的具體的人，我們對家庭的忠誠，對城市、國家、民族的忠誠，這些關聯共同體的道德責任非常重要，而這些是自由主義無法說明的。我們作為家庭的成員，作為城市、國家的成員，對於所生活其中的共同體負有團結的責任，負有由這些成員身份所決定的、先於個人的道德責任，故基於這種成員身份而來的道德責任要遠超過「自然義務」。 桑德爾認為自由主義的人的觀念太稀薄了，甚至無法支持福利國家對其公民所要求的公民責任。

共和主義以美好社會（the good society）觀念為優先，肯定共同善的政治，主張在公民中培養自治的共同善所必須的那些品質和德性，如歸屬感、承諾，這些對於自治的實現都非常重要。共和主義把這些道德德性作為關注的對象，不認為這些只是個人的事情。如1940年在有關國旗宣誓是否違反宗教信仰的案件中，大法官法蘭克福特的判決詞便體現了這樣的觀念：「自由社會的最終基礎是團結感帶來的黏合紐帶，所有那些培養心靈與精神的機構可能有助於聚攏民族的傳統，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並由此創造那構成一個文明的寶貴的共同生活的延續性，正是這種機構培養了這種團結感。」

桑德爾對自由主義中立性立場的批評，他所表達的共和主義維護共同體的主張，都是我們所贊同的，儒家的立場與共和主義的德行主張有親和性。

第二，關於公民德行。政府要不要支持培養「公民品質」，公共生活要不要保持道德聲音的在場，共和主義對此的回答是肯定的。桑德爾此書並非只是提出一種共和主義的立場，而是把這種立場在美國政治史中作為一條主線展現出來，從而具有歷史的說服力。桑德爾梳理了美國18世紀以來的政治話語，使我們看到重視「德行」、「公民德行」一直是美國重要的政治思考方式。如梅森說「如果德行是共和國至關重要的原則，那麼沒有節儉、正直、嚴格的道德，共和國就不可能長期存在」，本傑明·富蘭克林更說道「只有有德行的民族，才能獲得自由」。從而，對喪失公民德行的擔憂成為共和主義經久不衰的主題。共和主義政治的理想是革新公民的道德品質，強化公民對共同善的歸附，如亞當斯說「造就人民的品質，正是偉大政治家的分內之事」。這種理解至少在形式上很像從早期儒家(《大學》)到梁啟超的 「新民說」。共和主義理解的美國革命的目標，內在地植根於一種價值觀，如伍德所說，是「為了整體更大的善而犧牲個人利益構成了共和主義的本質，並且包含了美國革命的理想主義目標。」對他們來說，公共利益不僅是個人利益的綜合，政治的關鍵不在於追求競爭的利益，而在於超越它們，「尋找作為一 個整體的共同體的善」，共和主義反對把汲汲謀利作為核心價值觀，相信普通公民德行能夠勝於自利心，以公民德行來維護自由，相信政府應由有德者統治，政府應以超越私人利益總和之上的共同善為目標，不放棄以共和政治塑造公民的主張。這些與儒家的立場都有相通之處。共和主義特別從自治的角度來看待這一點，他們主張「自由需要自治，自治有賴於公民德行」。

當然，不同的共和主義者強調的德行重點不同。漢密爾頓更強調愛國主義對公民的塑造，他對一般的無私德行能否激發對國家的忠誠表示懷疑，希望培養的公民品質不是傳統的公民德行，而是對民族、國家的歸附，認為「公民越是習慣於日常的政治生活中接觸到全國性政府，公民的視線與感情越是熟悉它，它獲得社會尊重和皈依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當然，共和主義主要不是把政府作為國民道德提升的工具，更寄希望於教育、宗教和小共同體。而聯邦黨人重視的德行是保守主義的德行，如秩序、服從、剋制，相信民主政府的秩序與穩定有賴於宗教與道德。早期共和主義偏愛農業和農民，認為農民的勞動生活是德行的基礎，如傑斐遜所表達的「耕種土地的人是最有價值的公民，他們是最有活力、最獨立、最有德行的人」。看起來，美式自耕農社會是早期共和主義的基礎，古典共和主義的德行是19世紀美國自耕農的德行，故強調公民德行有賴於單純的農業經濟，與城市無關。與此相聯繫，他們把商業看成與德行對立的，是腐敗、奢侈和分離公共善的根源。

20世紀初開始，共和主義對公共生活的認同開始越來越與城市有關，1914年聖路易斯的慶典，「在城市居民中激發起共同的公民感和共享的目的感」，「隨之湧現的完全是神聖的公民感，對其他公民的信任與關愛，生活在這座城市的自豪感」。改革家的目標是在城市塑造「有教養的、有道德的、有社會責任心的公民」。西奧多·羅斯福強調擴展美國公民的自我理解，灌輸「廣闊而深遠的愛國精神」，認為 「我們民族的主要問題是獲得恰當類型的好公民」，「民主政府不能對人民的品質漠不關心」，要激發那些公民品德，「對義務的積極奉獻」，「誠實、勇敢、共同感」的美德，強調必須超越一心只考慮物質利益的」生活。關於民主和公民德行，克羅利甚至提出「民主把人民的道德與公民能力的提升作為最高目的」，「民主的關鍵不是迎合人民的欲求，而是提升他們的品質，拓寬他們的同情心，以及擴展他們的公民精神。......民主的原則就是德行。」於是，不僅「自由」有賴於德行，「民主」也是以德行為目的，這種對民主的理解特別容易使儒家找到政治的共鳴。

值得注意的還有較近時期的里根時代，既主張市場發揮巨大作用，又重視道德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後者召喚公民的、集體的倫理，召喚共同體的價值、家庭、鄰里、愛國的精神，這也是強調與個人主義不同的國民共同體的理想。這一政策得到了文化保守主義的支持，這一時期的文化保守主義以「共同體的保守派」（communal conservative）為代表，強調政府要關注公民的品質。法維爾提倡以復興基督教道德來拯救美國，而威爾主張「治理國家就是塑造靈魂」，強調培養自由政府所依靠的公民品德、氣質、習慣、風俗，威爾所說的品德即「好公民，基本要素是謙和、社會同情，以及願為公共目的犧牲私人慾欲求。」1984年里根爭取連任時宣稱「我們已經開始恢復偉大的美國價值———工作的尊嚴、家庭的溫暖、鄰里的力量」，以及宗教的力量，這就不僅涉及個人德行，更涉及美國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因為，「家庭的溫暖」已經不是公民德行，而是價值。里根所說的三條似乎就是美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而共和主義明顯主張共同體對個人的價值優先性。

如本書所說，共和主義關注的德行是以「自治」為核心，其所說的「共同善」也多以自治為基礎，這樣的德行不能不有其限制，因為自治及似乎是一種政治的概念，這個意義上的德行如政治參與也是政治的，而不純粹是道德的。另一方面，自治的傳統應是以美國鄉村農業或郊外社區的共同體為模式的，這一模式對大城市生活能否適用？共和主義如何看待那些不以自治觀念為基礎的品質、德行？共和主義的好公民以自治為基礎，可否有一種不以自治為核心的共和主義？

邁克爾·桑德爾。

第三，關於公民德行的進一步討論。本書經常出現的一個關鍵詞是公民德行（civic virtue），不過在我看來，公民德行究竟只是指公德，還是兼包括私德和公德，本書中這個概念對讀者而言並不是很清楚的。公民德行是人作為「公民」而發生的德行要求，而私德則是指人作為「人」而發生的道德要求。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區別了「公民的品德」和「善人的品德」。公民的品德是指作為政治團體的公民身份所應有的道德，亞里士多德說：「好公民不必統歸於一種至善的品德，但善人卻是統歸於一種至善的品德的。於是，很明顯，作為一個好公民，不必人人具備一個善人所應有的品德。」他還說：「好公民的品德不能全都符合善人的品德」。可知善人的教育不同於一般公民的教育，善人的品德即儒家所提倡的君子德行，比公民的品德要求更高、範圍更廣，而公民的德行要求相對而言則較低。因此，桑德爾所說的共和主義德行究竟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公民的德行，還是善人的德行，政府應不應該倡導善人的德行?

近代西方思想對個人和社會之道德的區分，始見於邊沁對「私人倫理」與「公共倫理」的區分，此後密爾在其《論自由》中特別區分「個人道德」和「社會道德」。日本受此影響，在明治二三十年代關注過公德討論。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在戊戌運動後到日本，受到其影響。梁啟超區分公德和私德，認為私德是個人的品德、修養，而公德是指有益於於國家、社會的德行。公德是有益於社群團體的德行，私德是個人完善的德行。梁啟超以愛國的民族主義出發，把個人對群體的自覺義務看成公德的核心，這是和中國近代民族國家的受壓迫而欲自強的時代要求———救亡圖存密切相關的。共和主義也有類似的例子，像漢密爾頓，強調對國家的忠誠，而忽略「一般無私的德行」的意義，把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似太割裂了。而博耶所說的「有教養的、有道德的、有社會責任心的公民」便具有較寬的包容性。羅斯福、克羅利、威爾主張培養的德行中都含有比自治的公民更廣的方面，如誠實、勇敢、謙和。如果共和主義的德行僅僅是公德，那麼如何認識私德、培養私德，如何確定私德與公德的關係，現代社會的政府是否應該推進培養私德，共和主義應有明確回答。從桑德爾此書所述可見，一些自由主義者也承認我們可能為一些義務所約束，但他們堅持這些義務只適用於私人生活，而對政治沒有意義。其實，即使對政治生活沒有明顯意義，也不見得只是對私人生活有意義，而是可以對社會、文化生活有意義。桑德爾指出，為什麼要堅持把作為公民的我們和作為人的我們分開呢？我們要問，為什麼要把公民德行和人的德行分開，只關注培養公民德行呢？除了個人的德行，共和主義贊同的價值是什麼？

托馬斯·潘高從桑德爾此書中抽取了美國共和主義一直強調的公民德行，共23條，這使我想起富蘭克林的13條德行，這些德行似乎都是以新教倫理或清教德行為主，那麼，是否美國200年來共和主義主張的德行，是與一定的宗教背景相關聯的？富蘭克林的13條德行曾得到馬克斯·韋伯的特別關注，認為這是新教倫理的集中代表。如果美國共和主義的德行主要是新教的德行，或者像富蘭克林提倡的、適合在近代社會獲得個人成功的德行，屬於「資本主義精神」，而不能涵蓋天主教、猶太教即整個基督宗教的善人德行傳統，這樣的共和主義德行有沒有局限？從桑德爾此書來看，美國歷史上的共和主義強調是德行主要是勤奮、節儉和忠誠、團結，前兩者是新教的工作倫理，後兩者是自治共同體或社群主義的德行，這四項德行應該說都是適合現代社會的德行，但從德行倫理（virtue ethics）來看還是有局限的，即未能廣泛涉及個人完善的德行。儒家的德行論是更厚的德行論，從儒家的角度看，共和主義的德行還不夠厚。對比中國，如果從儒家德行論的角度來看，當代中國個人生活主要需要三組德行：

仁愛、道義、誠實、守信、孝順、和睦

自強、勤奮、勇敢、正直、忠實、廉恥

愛國、利群、尊禮、守法、奉公、敬業

前兩組屬於「私德」即個人基本道德，古代儒家稱為君子德行；後一組屬於「公德」，即個人基本公德。而自由、公平是社會價值，不是個人道德。比較而言，儒家所倡導的德行比較厚。培養個人基本道德，在世界其他國家，多由各個宗教根據其經典確定，政府不需要參與其中。但在中國文化的歷史上，儒家的價值觀是二千多年來傳統中國社會文化的主流價值觀，是中國文明自身的傳統，儒家士大夫則是歷史上承擔了傳承固有文明、從事道德教化的主體，而儒學並不是宗教。《大學》開首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故中國文化傳統始終認為政府作為共同體的代表負有風俗教化的責任，負有塑造價值觀、提升成員道德品質、精神面貌、文化素質、禮儀素養的責任。這仍然影響著當代中國政府對政治的理解，也是當代中國國情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的重要之點。

第四，關於德行與權利。如果西方政治思想的中心原則是個人權利優先和個人自由優先，如果認為把一種共同的善的觀念要求所有的公民，將違背基本的個人自由，那麼，儒家永遠不可能認可此種權利優先的態度。儒家與西方各宗教倫理都強調社會共同的善、社會責任、有益公益的美德。因此，儒家的精神立場可以接受《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和《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的所有內容，但卻是在責任、義務、共同善的背景和框架中來肯定其內容。從而，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各種權利在邏輯層位上，在與歷史情境密切關聯的實現次序上，更在責任與權利的根本關係上，儒家的安排會與西方文化不同，其立場肯定是是非權利優先、非個人優先的。

權利觀念的最高體現是人權。人權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被普遍接受的價值和理想。但是人權的觀念在不同的文化中地位不同。在現代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教育中，人權已成為首要的內容。中國沒有逃避宗教迫害的背景，沒有與殖民者進行鬥爭求得獨立的歷史，沒有市民階級與貴族鬥爭的歷史，而中國自古以來，特別是儒家傳統，始終不是把個人對國家的要求和權利放在首要地位。儒家思想中規定了統治者和政府所應承擔的保障人民的義務，但其重點在經濟社會權利方面。儒家思想在幾千年中更是作為士大夫的思想，士大夫則是知識分子和官員，這使得儒家思想始終內在地把對社會承擔的責任和美德以及對公共事務的關切作為首要的要求，而儒家民本主義又要求士大夫始終對民生有高度的關注。於是「憂國憂民」成了儒家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和內在關懷。19世紀中葉以來的中國歷史，面對外來的衝擊與壓迫，使知識分子的這種精神更為強化。因此，處在發展中的社會、受儒家傳統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會樂於認同人權思想，但這種接受和認同不會是超越了他的固有的憂國憂民的社會意識和責任觀念優先的倫理態度，從而使得人權觀念不會無條件地成為他的第一原則，而始終會與他的傳統的文化價值取向處於複雜的互動。事實上，這對世界各大宗教傳統都是如此，不獨儒家為然。這種多元文化的體現是當今推動全球倫理和文明對話的過程中應當受到注意和尊重的前提與背景。

儒家理想的政治是以美德為基礎的政治，強調政治事務不能脫離美德。從政治與道德的關係來看, 孔子認為政治是不能脫離道德的，故在這裡不存在政治的中立：政治必須以倫理原則為其自身的基礎，脫離了倫理，脫離了道德概念，政治將不復為政治，政治必須放在價值的善惡中予以掌握。現代政治哲學主張，政治獨立於道德，即政治主張、制度、原則可以脫離社會的道德文化，政府不應當主張任何一種道德倫理原則。其實這是虛偽的，政治的去道德化，在現實上是很危險的，它會把政治只變成一人一票的選舉遊戲，使政治對社會、秩序、倫理、道德都無所承諾，導致社會政治生活的道德缺席，若再沒有傳統道德力量作為砥柱，政治便可能把社會引向道德混亂。一個政府也許不必同特定的某一學派、流派、教派捆綁在一起，但對社會生活基本規範和做人美德，對傳統的基本價值必須明確加以認同和發揚,離開了這些，不僅就談不上政治的正當，連政治本身都會成為問題。

中國文明是世界歷史上唯一連續性存在的文明，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與其說是一個西方意義上的 「民族—國家」，不如說是一個「文明—國家」。經歷了百年的困頓與曲折，今天的中國正在謀求中華文明的復興，中國政府正在推動保存中國傳統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這不僅具有一種可與美國共和主義相比的特點，而且更體現出作為一個文明的自覺意識。

因此它所倡導的德行不限於公民德行和政治參與，而是全面指向儒家美德，並謀求這些美德的實踐在時代的變化中進行創造性發展。共和主義重視的共同體，在經驗性上可以是家庭、社區、民族、國家，在當代中國，中華民族包含幾十個族裔族群，中華民族的政治共同體的建構正是伴隨著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發展起來的，因此，當代中國所強調的共同體必然首先是超越族裔族群的政治共同體即政治國家。當然，正如查爾斯· 泰勒所說，在革命後文化認同重構的過程中，若「國家」太強，導致「社會」式微，則不利於認同的重建，這是需要加以注意的。這些對全面理解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都是很重要的。

＊本文原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原題為「關於桑德爾論共和主義德行的思考——對《民主的不滿》的評論 」，澎湃新聞獲學報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