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性偏失與中國現代化
中國國民性偏失與中國現代化
發布時間:2013-09-18 作者:柳昌清
經濟轉型、體制創新、理論創建、國民性改造是中國現代化需要完成的四大任務。只有這四大任務都完成了，中國才能完全實現現代化。在這四大任務中，改造國民性是一項最長期的任務。長期自然經濟、宗法/專制政治和愚民文化中形成的國民性偏失（依附性、短視性、陰柔性），要以其他變革作為條件，才能得到矯正、彌補和提升；另一方面，對舊的國民性不警覺、不克服，它又會自發地阻礙或扭曲經濟轉型、體制創新和理論創建，形成惡性循環。當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喚醒全社會，警覺、克服那些阻礙理論創建和體制創新的國民性偏失，從應有的高度推進理論創建和體制創新，使中國能夠避免在現代化過程中再一次陷入循環。 關於改造中國國民性的問題，從近代以來，志士仁人和專家學者已有不少論述。中國國民性存在的問題，過去曾被稱為「國民劣根性」。筆者經過研究，覺得這種提法雖很嚴厲，但沒有深入本質問題和根源。中國國民性存在的問題，是在長期自然經濟、宗法/專制政治和愚民文化中形成的國民性偏失，即國民性形成的偏向和缺失。中國國民性可以概括出三大偏失：依附性、短視性、陰柔性。 一、中國國民性三大偏失的表現（一）依附性的表現 人格上輕獨立，重依附。個人依附於群體，小群體依附於大群體，群體依附於宗長。以感情為紐帶，情重於理。以地位確定權利和義務，上下、內外、親疏、遠近、好惡等對待不同，等級特權，優惠中有歧視。重視人身依附關係，因人亂制，因人枉法，因人背理。形成了以血緣、姻緣、地緣、業緣、志緣為基礎的權勢社會，山頭林立，爭權奪利。統一國家和人們思想行為的不是真理、法律和倫理，而是暴力、權力和潛規則，是人治而非法治。重視等級秩序而輕視公平競爭。 李大釗總結了中國人不良行為的基本特徵：「尚情而不尚理」和 「任力而不任法」。他深刻認識到與工業社會如影隨形的 「民主、自由、平等、科學」的理性力量在中國尚沒有深入人心，中國人的處事方式仍以原始的衝動情感為主要依據，「凡事皆以感情為主，不以理性為主，上至軍國大計，下至私人交際，但見感情作用，不見理性作用。以感情作用，處軍國大計，鮮有不憤事取辱，召敗亡之禍者。」此外國民普遍缺乏法制觀念，處事行動以力而爭，「稍不如意，動輒以腕力從事」，「其心目中毫無法紀之為物」。野蠻民族依腕力而爭，文明民族依靠法律之力解決糾紛。李大釗指出，如果中國人「其崇信法律之誠，乃不勝其奮施腕力之勇」，那麼，「斯而猶能立國，吾不信也」。 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強大，往往因為保護宗族起見，寧肯犧牲身家性命。象廣東兩姓械鬥，兩族的人無論犧牲多少生命財產，總是不肯罷休，這都是因為宗族觀念太深的緣故。因為這種主義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犧牲。至於說到對於國家，從沒有一次具極大精神去犧牲的。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於宗族而止，還沒有擴張到國族。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孫中山） 因為是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親熱。或者輕描淡寫地說一頓，不作徹底解決，保持一團和氣。結果是有害於團體，也有害於個人。（毛澤東） 戰國策派是抗日戰爭時期活躍在大後方昆明、重慶兩地的一個文化派別， 其理論多有偏頗，但也不乏閃光之點。在戰國策派學人看來，中國傳統的國民性是一種「缺乏活力」的「柔道的人格型」。這種「柔道的人格型」表現在官僚化、文人化、鄉愿化、阿Q化等方面。所謂「官僚化」， 是指中國國民性沾染上了官僚習氣。「始則政府人員，繼則社會人士，上上下下，都不想做事，只想做官，不曉得做事，只曉得做官，中國歷史乃不可挽救地永離了真正『創造』『活動』時期而陷入『停滯』『苟延』狀態了」。官僚傳統，講究的是耍「手腕」的「宦術」，這種耍「手腕」的「宦術」導致了國民性的作態做假：「投桃、報李、拍馬、捧場，此手腕也。標榜拉攏，結拜、聯襟，亦手腕也，排擠、掠功、嫁禍，又手腕也。如何模稜，如何對付，如何吹牛，如何裝病，形形色色，無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態，一切皆做假。」「人家的技術文明，日夜在那裡『制器造物』，我們的『宦術文化』卻整天在那裡『作態做假』。人家不斷『做事』，我們只一味『做官』，這就是我們國家的孽運。」官僚們「諂」、「蒙」結合的「妾婦之道」影響全社會，形成了國民性的二重人格：「對下必作威作福，對上必阿諛奉承。」官僚憑籍或利用政治上的中間地位，對一切經手的事件或接觸的人物取得了法外的收入，中飽私囊，商人則與官僚勾結，「以中間人的地位操縱了中國經濟的命脈」，中國社會是「中間人得勢的社會，所以中國人實際的人生哲學以至中國人的民族性都大大沾染上了『中間人的色彩』。妥協，折衷，好講價，喜取巧，惡極端，反徹底，善敷衍，厭動武……處處都呈顯一種道地的『中間人精神』，『官商者模樣』」。所謂「文人化」，是指中國國民性文人式的文弱。所謂「鄉愿化」，是指中國國民性鄉愿般的老滑苟安、忍辱容奸。 「忌談政治，寄情詩，酒，小品文，效稽康阮籍的狂放，以『苟全性命於亂世』。流風所至，一套中國的人生哲學，成為如何品茶，如何栽花，如何烹魚，如何釀酒，如何欣賞女人小腳的美之老滑宇宙觀」。中國太多了「寬大容忍」的「好好先生」、「滑頭老闆」。所謂「阿Q 化」，是指中國國民性阿Q 似的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精神勝利法。「人家有什麼，我們必定也有！人家有卡車坦克， 我們便有木牛流馬。人家有社會主義，我們便有王莽王安石。……人家有個人主義，我們也自有我們的老莊。如此應有盡有，才不愧我們這古老大國四千年的長期生存！」 二、國民性偏失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制度原因 孫中山認為家族制度對於國民性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和作用。由於長期的家族制度的存在，致使家族觀念和宗族觀念極為濃厚，致使國人缺乏民族、國家觀念。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 梁啟超認為，我國國民，習為奴隸於專制政體之下，視國家為帝王之私產，非吾儕所與有，故於國家之盛衰興敗，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少動於心，無智愚賢不肖，皆皇然為一家一身之計。孫中山也認為，國民的奴隸性與專制統治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他說：我中國人民久處於專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並進一步分析道：中國四萬萬之人眾等於一盤散沙，此豈天生而然耶？實異族專制有以致之也。在滿清之世，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是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奪凈盡，至二百六十餘年之久。 陳獨秀認為，由於宗法家族制度的生存，使中國人最看重的是家，每家有家譜，有族長，有戶尊，有房長，有祠堂，個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業，討老婆，生兒子，發財，做官這幾件事。至於國家何物，政治何物，一概不知。如果與他們談到國家之事，總認為有皇帝官府做主，與百姓無關，人民除納稅訴訟外，與政府無交涉。而一般商民，猶以為干預政治，非分內之事；國政變遷，悉委諸政府及黨人之手；自身取中立態度，若觀對岸之火，不知國家為人民公產，人類為政治動物。而且，越是有錢的世家，越是只知保守家產，越是不關心國家大事。即使是有澄清天下之心的碩德名流，一遇艱難，輒自沮喪：上者憤世自殺，次者厭世逃禪；又其次者，嫉俗隱遁；又其次者，酒博自沈，毫無為國保民之心。陳獨秀指出，這種懷著狹隘的個人主義而又缺乏公德心的散沙之國民，投諸國際生存競爭之漩渦，國家之衰亡，不待蓍卜。所以，必須使國民樹立近代國家觀，增強愛國心，國家和民族才有希望。張宏傑認為，專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種制度。為了讓這一家一姓能夠千秋萬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盡最大可能地壓縮社會其他人群的權利和利益，盡最大可能地消滅一切對專有權力的覬覦和挑戰，盡最大可能地維持穩定，保持現狀，防止社會發展變化。套用魯迅在《春末閑談》中的比喻，專制技術就是掠奪者刺在中國社會神經上的一根毒針，它使得中國社會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於它肆無忌憚地敲骨吸髓。從韓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後有許多理論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國範圍內確立郡縣制度，是這一技術大規模應用的開始。漢武帝「獨尊儒術」給秦始皇創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適用的意識形態體系。唐太宗完善了科舉制度，把社會的智力資源統一到「皓首窮經」這一條路上來，有力地從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識分子的頭腦。清代諸君，則大興文字獄，在人們頭腦里直接建立監獄，終於把專制制度推上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高峰。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停滯」「僵化」，正是專制制度所要達到的目標，正反映了專制技術不斷發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二）思想理論原因 陳獨秀指出，在君主專制統治下，國民皆以君主之愛憎為善惡，以君主之教訓為良知。生死予奪，惟一人之意，其結果是人的個性張揚受到嚴重束縛，民族的創新創造力大為降低。秦統一前，各諸侯列邦為謀圖霸業，無不積極招募人才，因此智勇豪強，爭受推重。自秦統一後，，天下同風，民賊獨夫，益無忌憚，而智勇豪傑在政治高壓下，只得甘受笞撻，奉令惟謹，否則，別無生路。如此境遇，只會湮滅人智，培養阿諛奉承、溜須拍馬之輩。陳獨秀認為，萬物之生存進化與否，悉以抵抗力之有無強弱為標準。優勝劣敗，理無可逃。通一切有生命生物，一息思存，即一息不得無抵抗力。此不獨人類為然也。然而，幾千年來中國人太缺乏奮鬥抗爭精神，總以為世上無論什麼事情，都有個天命做主，人不用費一毫的心，用一絲的力，若無天命，就是費盡心力，也是枉然。造成國民這種劣根性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儒釋道學說之危言。道家尚雌退，儒家崇禮讓，佛教說空無。三家學說雖各有差異，但無一強梁敢進之思，都有著教人謙卑忍讓、宿命知足、柔弱不爭、退縮苟安、不求進取的弱點。正是國民的這些弱點，使近代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 魯迅認為，愚民的發生是愚民政策的結果，民眾一切反對革命、保存舊制度的腐朽意識與不覺悟的精神狀態，主要是統治者想盡辦法毒化人民的結果。他強烈批判幾千年來封建傳統思想對中國人民性格的扭曲和殘害，以致形成非人的病態民族性。他把老子稱之為無為無不為的一事不做的空談家，批評孔子的中庸之道，批判莊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無是非觀的虛偽。此外，他還批評了道教、佛教的消極影響。他認為，所有這一切文化傳統的消極面，把中國變成了一個黑色的染缸。 （三）經濟原因陳獨秀指出：「中國的氣候土地適於農業，農業發達的結果，家族主義隨之而發達；孔子的學說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堯、舜思想，都是完全根據家族主義，所謂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與夫教孝祭祀，無一非家族主義的特徵……孔子的學說思想所以發生在中國也決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國的土地氣候造成中國的產業狀況，中國的產業狀況造成中國的社會組織，中國的社會組織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倫理觀念。」他認為，中國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不浸透著等級尊卑之觀念，究其原因，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家家戶戶的小農生產，使農民在經濟生活中處於被支配地位，缺乏獨立感，依賴心理甚重。同時，一家一戶的小生產難以形成有助於良好協作的必需的競爭心理，重遷徙，鮮往來，進而形成很強的宗族、家族觀念，並衍生出一整套宗法制度。這種以家族為本位，而個人無權利的封建宗法制度，損壞了個人獨立自尊，窒礙了個人思想自由，剝奪了個人法律上的平等權利。 魯迅在揭露批判國民性的同時，也分析了它產生的根源，他指出：封建社會的農業經濟與外民族的侵略是形成國民劣根性的歷史的社會的根源。 三、國民性偏失對現代化的阻礙作用（一）改造國民性是中國現代化需要完成的四大任務之一。 現代化包括器物、制度、觀念層面的現代化及人的現代化。中國現代化所要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在器物層面，可以沿用傳統說法，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在制度方面，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發展市場經濟、現代教育、現代科技、現代文化與高度集權的體制之間的矛盾。在觀念層面，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與時俱進的要求與「左」的、舊的思想理論之間的矛盾。在人的現代化方面，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現代社會要求與傳統國民性之間的矛盾。這四個方面的主要矛盾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要解決必須統籌兼顧，不能顧此失彼，更不能把四個主要矛盾縮減為一個主要矛盾，那樣，現代化就會變成片面的現代化而不能完成。 解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要採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辦法，完成從自然經濟（包括所謂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解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代教育、現代科技、現代文化與高度集權的體制之間的矛盾，要採用全面深化改革的辦法，創新體制，改變不合理的權力結構和利益機制。解決與時俱進的要求與「左」的、舊的思想理論之間的矛盾，要採用理論創新的辦法，完成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時代化、中國化創新，創建中國現代哲學社會科學。解決現代社會要求與傳統國民性之間的矛盾，要採取改造國民性的辦法，矯正、彌補國民性的三大缺失，使那些不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國民性得到改造和提升。與經濟轉型一樣，體制創新、理論創建、國民性改造也是中國現代化需要完成的重大任務。只有這四大任務都完成了，中國才能完全實現現代化。 在這四大任務中，改造國民性的任務是一項最長期的任務。國民性的改造需要基礎條件：貧窮落後面貌的改變，奠定國民性改造的經濟基礎；權力結構和利益機制的合理化，為國民性改造提供製度條件；中國現代哲學社會科學的創立並運用於教育，是國民性改造的根本途徑。另一方面，對舊的國民性不警覺、不克服，它又會自發地阻礙或扭曲經濟轉型、體制創新和理論創建，形成惡性循環。當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喚醒全社會，警覺、克服那些阻礙理論創建和體制創新的國民性偏失，從應有的高度推進理論創建和體制創新，使中國能夠避免在現代化過程中再一次陷入循環。 中國近現代化從洋務運動開始，中間經歷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一次循環，近現代化的任務一直沒有完成，不得不重新開始。這一循環的邏輯關係是：和平改革失敗導致革命——不斷革命導致背離現代化——背離現代化導致落伍——落伍不得不重新走上第二次現代化的道路 如果認真反思這一歷史過程，有兩點教訓值得記取。一是變革的目標單一片面，顧此失彼，效果大打折扣。如洋務運動堅守「中體西用」，沒有改革傳統體制；社會主義改造只考慮到生產關係的變革，沒有考慮到生產力的發展；文化大革命只考慮政治，不考慮經濟；新時期又只考慮經濟增長，忽視了政治進步，等等。二是國民性缺陷的影響。例如，同樣是近代化性質的日本明治維新、俄國彼得大帝改革、中國戊戌變法，為什麼明治維新和彼得大帝改革成功或基本成功了，而戊戌變法卻失敗了？與這三個國家的國民性差異有很大關係，中國國民（包括統治者和廣大民眾兩個方面）的短視性、依附性和陰柔性，是導致戊戌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再例如，解放後，中國之所以能夠形成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群眾運動，也與國民性偏失有直接關係。 就經濟建設來說，全社會各階層不同程度的短視性、依附性和陰柔性，使政府和人民都變得急功近利，只顧眼前，不考慮長遠，不掂量得失，浪費了資源，污染了環境，製造出大量假冒偽劣產品，坑蒙拐騙行為不斷變換花樣，搞亂了市場秩序，助長了貪污腐敗，敗壞了社會風氣，經濟建設的成就大打折扣，毀譽參半。（二）國民性偏失對現代化制度創新的阻礙作用 就體制創新來說，由於全社會的短視性和依附性，使得真正合理的新體制設計和改革方案難以產生，即使產生了也難得到承認和確立；體制創新還會遇到既短視又依附性很強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而阻撓又往往採取陰柔性的手法。 陳獨秀把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歸結為沒有通過批判封建主義意識形態使國民真正覺醒起來，自覺地擔負起國家主人翁的職責。他說，所謂立憲政體，所謂國民政治，果能實現與否，純然以多數國民能否對於政治，自覺其居於主人的主動的地位為唯一根本之條件。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製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而在當時，中國多數國民口裡雖然是不反對共和，腦子裡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故要鞏固共和，非先將國民腦子裡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乾淨不可，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由此，陳獨秀進一步指出：中國時下的危機不獨源於外敵和專制，其最深最大的病根是國民抵抗力之薄弱所致。因此，中國的變革有賴於國民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重塑，沒有國民根本之進步，沒有多數國民之自醒，建設共和政治只能是一句空話。因此，只有培養國民的獨立人格觀念，喚起國民的主人意識，讓國民知道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才會形成崇高的國格，才會使國民意識到愛國就是愛自己之國，才會知道國家、民族的命運與他們自身命運休戚相關，激發起他們的愛國思想。 1920年11月，孫中山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演說時指出：「現在人民有一種專制積威造下來的奴隸性，實在不容易改變，雖勉強拉他來做主人翁，他到底覺得不舒服。」「中國奴制已經行了數千年之久，所以民國雖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還不曉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們現在沒有別法，只好用些強迫的手段，迫著他來做主人，教他練習練習。這就是我用『訓政』的意思。」（三）國民性偏失對理論創建的阻礙作用 就理論創建來說，重實踐輕認識、重實用而輕論證的短視文化意識，使得全社會忽視基礎理論的創新；把創新基礎理論看成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事、習慣於做注釋學問的依附性，使學術界未能承擔起理論創建的責任；「文人相輕」、拉幫結派、勾心鬥角的陰柔性，又使得即使有新的成果出現，也不能被學術界廣泛承認，傳承發展，完成創建。理論創建的缺失，使指導理論在深度、廣度和嚴密程度方面都達不到要求，制約著改革方案的制定和體制創新；沒有全面深入剖析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哲學社會科學應用於教育，改造國民性的任務就無法正確完成，不僅舊的國民偏失性無法得到矯正、彌補和提升，還會形成新的國民性偏失。 能夠指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基礎理論，只能通過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時代化、中國化的創新，才能獲得。但現有的觀念、體制，阻礙甚至封死了創新的道路。就觀念方面來說，阻礙創新的有三個層次的觀念。第一層次的觀念，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都是永遠正確的、不能改變的，我們能做的只是怎樣去更好地理解它，解釋它，應用它；第二層次的觀念，認為即使某些觀點需要發展、探索或改變，那也得靠實踐，靠黨和國家領導人，專業理論工作者只能去調查，去總結，去論證；第三層次的觀念，認為即使專家學者能夠提出新的理論觀點，那麼，一定是那些行政職務最高、所在單位的級別最高、或者是喝過洋墨水的專家學者，其看法最高、最正確、最值得重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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