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2日一個95歲的法國老人在法國去世，法國總統希拉克說；「布列松的死使法國失去了一位天才的攝影家，一位真正的大師，一個他那一代中最傑出的藝術家。」布列松一生為人們留下了700萬張照片，這一數量驚人的作品中又包含了大量為世人所熟悉的傑作。
60年代美國好萊塢著名女明星瑪麗蓮.夢露。雖然布列松是在夢露不經意時抓拍了此照,但從這一凝固的瞬間里,還是抓住了模特的天生麗質和嫻雅風度。 布列松一生有40多年時間都是在世界各地旅行。從印度聖雄甘地葬禮到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威廉姆·福克納的日常生活，從西班牙內戰到中國革命，他的足跡遍歷德國、美國、印度、前蘇聯、中國、印度尼西亞等地。他習慣於拍攝身處劇烈變革的社會環境中的普通人，經由他們的瞬間表情，解構和傳達整個社會的內在陣痛。
攝影是歷史的忠實記錄者，毫無疑問，它比文字上的歷史更真實、更豐富。鏡頭下的現場感，人物的表情，環境的細節，這些都是文字無法復原也無法比擬的。中國至今似乎還沒有誕生偉大的攝影大師，記錄中國近現代史功績最大的反而是外國的攝影家。在這些攝影家中，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個人是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１９０８－２００４）。布列松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攝影師，他用手中的萊卡相機定格了無數的「決定性瞬間」，記錄了上個世紀眾多歷史事件。作為一名攝影記者，布列松有令人驚異的新聞觸覺，總是在正確時間出現在正確的地點，紀錄全球的重大事件，如西班牙內戰、墨西哥內戰、德國二戰攻陷法國、印度獨立運動、後斯大林時代的前蘇聯（斯大林死後，他是唯一允許入境的西方攝影記者）和中國革命、法國68年學生運動等。 1948年，布列松來到中國，但沒有和官方接觸。因為中國當時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攝影界，所以，他幾乎沒有跟任何中國人正面接觸。 布列松在中國行走了一年，其中有6個月是在國民黨垮台之前，6個月在新中國誕生之初。
1948年冬至1949年春，布列松先後採訪了中國的北平、南京、上海等城市，這張愁容滿面的男孩子照片，是在南京市民買米的隊伍中抓拍下來折，照片揭示了中國人民的悲慘和苦難。布列松是一位善於思考的攝影家。著名的美國雜誌攝影家協會主席B·格林曾說：「看上去，布列松的攝影好像是漫不經心隨手拈來。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很有思想的人。
1949年上海搶購黃金。他在中國內戰時期所攝的照片，尤其震撼人心。在我看過的幾張照片中，其中一張攝於1948年12月，照片中是一群擠在銀行前兌換貨幣的市民，密密匝匝連成兩排，姿態千奇百怪，有閉眼的，有面部扭曲的，有滿臉無奈的，有痛苦萬狀的，還有苦中作樂、咧嘴大笑的，為了不被擠出隊伍，每個人都用雙手緊緊抱著前面的那個人，腿部緊緊抵著地面，此時此刻，哪裡還顧得上「男女授受不親」？ 1949年，他拍攝了上海搶購黃金風潮，當時的通貨膨脹使百姓手中的紙幣幾乎成為廢紙。照片內容是人們瘋狂地擠在銀行門口，企圖兌換一點較可靠的黃金；在北京，他拍攝了一幅貧富對比懸殊的照片：門裡坐著富態的老闆，門外石階上坐著辛勞一天的僱工，吃著窩頭、鹹菜、小米粥當時北京勞動者最普遍的一日三餐；南京，在市民買米的擁擠隊伍里，他抓拍到了一張愁容滿面的男孩子照片，反映了中國人的悲慘和苦難。
1949年解放區的孩子
布列松客觀地記錄了蔣家王朝在中國的覆滅。同時，也記錄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大上海和北京城的歷史性畫面。照片發表後，他被當時的新中國政府認為是「好同志」。所以在1958年至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之際，布列松應中國政府邀請訪華3個月。 此間，他拍攝的有關新中國的大量紀實照片廣受西方讀者的歡迎。在一個科技展覽會裡，當一群觀眾好奇又專註地觀看著電視圖像時，布列松不動聲色地按下了快門。照片中人們的精神狀態與解放前那幅買米照片中的愁苦面容截然不同，形成鮮明的反差。他說：「我感到最大的愉快，就是別人看了我的作品而感到真實
《老北京 舊書攤》
《老北京 乞丐》
警察與老百姓--舊北京平民生活一景
《老北京 街頭》
《老上海 街頭賣孩子》一個行乞的女人和懷中一兩歲左右的小孩（攝於上海）。婦人身裹一件髒兮兮的厚大衣，頭部圍著白布，頭低著，看不見眼神，但從悲戚的臉部表情中能感覺到眼中的絕望。婦人皮膚黝黑，粗糙，相形之下，懷中幼兒卻膚色白皙，一身挺乾淨的小厚外衣，看起來質地不錯，花紋也很漂亮，和衣服連在一起的帽子遮住了他的左眼，露出的眼睛很大很亮，帶著一絲訝異望著鏡頭。這不是一個啼飢號寒的小孩，或許他還沒有到懂得恐懼的年齡，或許是他手中拽著的一點白麵包讓幼小的心靈有了片刻的安全感。婦人面前有一張兩米寬、寫滿字的白紙，特錄如下： 「窮難，因丈夫不幸病死，留下孤兒寡婦真□恨□□居於異地，無親，生活甚為艱難，迫在危險途境，今有人設法寫一告白（示？）在街，乞求過往人、仁君子有見義勇為之情，以資相助，維持難婦及二幼子之生活。難婦孫氏書。（注，標點為筆者所加，方框中的字為石頭所蓋，無法辯識）」婦人背後有一招牌，上面有幾個大字「清真爆□」，依此，行乞處當在一餐廳旁邊。不過，從照片中看，母子二人除了小孩手中握住的一點食物，似乎是一無所獲。
門裡坐著富態的老闆，門外石階上坐著辛勞一天的僱工，在吃著窩頭、鹹菜、小米粥——當時北京勞動者最普遍的一日三餐。不同的人物身份和境遇鮮明而突出，足見布列松的抓拍功力。
《老北京 街頭 出宮後的太監》
布列松製作的《從一個中國到另一個中國》畫冊里的照片，記錄了中國在變革中的歷史瞬間，成為十分珍貴的文獻。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有人突然發現，除一些「正面」的照片外，布列松還拍了許多「醜化」中國的照片，比如《最後的太監》等。於是，布列松又成為了牛鬼蛇神，被大肆批判。
最初的新中國
最初的新中國 茶館
當我們追索中國在世界攝影史上的痕迹時，我們看到的是一串外國人的名字：布勒松、何奈·布里、尤金·史密斯、馬克·裡布…… 幾十年來，細心的中國讀者在不停地問：在五十年前、在六十年前，當布勒松們在中國縱橫馳騁的時候，中國的攝影家在幹什麼? 現在，我們可以驕傲地告訴讀者：在那個時代，我們有方大曾，他像一顆流星，雖然短暫，卻劃破了沉寂的夜空，我們不能忘記他。 發現方大曾是在一本叫《攝影家》的台灣雜誌上。
《方大曾在前線》 而該刊總編阮義忠先生是這樣描述了他發現方大曾的過程，以及與之相關的一件事。先說說那件事。 「一想到那天，那種恐怖就鮮明地回來。在香港啟德機場跑道上，飛機輪子已快觸地了，可就在那時刻，飛機被巨大的颱風掀了上來，一次次降落，一次次被掀起來，大家都知道此刻命已經交了出去……當飛機終於安全返降在廣州機場時，我便問一直緊緊抓住我的太太，在你快完蛋的那一刻你想什麼，太太說她想才幾歲的兒子怎麼辦。而我老實地說我想的是，左胸口袋裡的五十張底片，我對不起作者小方，他這一生已經夠倒霉，失蹤了五十年，這下子，豈不如同他又死了一次！」
（阮義忠是紀實攝影大師亨利．卡蒂－布列松的忠實信徒。）
方大曾像 阮先生是四年前從一位大陸攝影家那裡知道大曾的。而那位攝影家又找到了大曾的胞妹----方澄敏女士，從而發現大曾讓他吃驚的作品的。
方大曾的作品 方大曾的作品令我們吃驚，在中國攝影史上還沒有哪一位攝影家能象這樣在短短的二、三年的時間為我們留下表現方法如此現代、水平如此整齊、數量如此之多的高水準的圖片。 攝影藝術被西方人發明之後隨即傳人了中國。在漫長的150年間，尤其是在三四十年代以前，我們的攝影與西方有著極大的差距，當不少中國攝影家沉醉於用照相機作畫的時候，西方入早已把照相機作為記錄社會生活的工具，開始了照片報道傳真的現代歷程。過去的150多年裡，我們曾經深深地為中國沒有西方人那種奢侈揮霍的文化活力而遺憾，今天，當方大曾的這批照片被公諸於世的時候，這種遺憾多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彌補。 方大曾是一位天才的攝影家，如果不是他這麼早就失蹤於抗日戰爭的戰場，中國攝影史應當有他整整一章，即使是就他留下的這些作品的整體水平和作品所體現的發展趨勢而言，方大曾也可以毫不遜色地與當年的世界攝影大師布勒松、何奈·布里、尤金·史密斯齊名。 但我們今天是怎樣也無法弄清一個50多年前的東方人何以能夠如此銳敏地把握了影像的特質，充分地運用照相機記錄了他所面對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方大曾又為我們留下了一個謎。
方大曾的作品 1995年6月21日的《人民攝影》以超過三個整版的位置介紹了「一個沉寂了60年的攝影家」----方大曾，上面刊登了該報記者、方大曾妹妹方澄敏等文章，並刊登了方大曾(又名德曾)在1936~1937年的一些作品。 該報是這樣介紹的：方大曾於1912年生於北平，1930年入北平中法大學經濟系讀書。上學期間，方大曾就十分喜歡攝影，業餘時間經常一個背包，一把雨傘加一台相機，就出去拍照。1931年「九·一八」以後，方大曾拿起相機開始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6年綏遠抗戰爆發時，他到前線採訪，活動於長城內外，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他作為「中外新聞學社」攝影記者及《大公報》戰地通訊員到前方採訪，用筆和相機為武器，向社會傳遞著抗戰的信息，各地的報紙上，經常能夠看到他發回來的戰地報道。而後，他便神秘地失蹤了，一直到今天。那年他是25歲。
方大曾的作品 從1947年開始至今，住在北京東城協和衚衕10號的銀行系統退休職工方澄敏女士仍完整地保留著上千張底片。 從報紙那粗糙的紙張上和數量不多的插圖也能看得出，這些用「祿萊福萊克斯」拍攝的照片「結像清晰、焦點實、顆粒細膩、構圖講究」，所表現的內容是如此地豐富，以至於現代的「攝影家」們「望方興嘆」！
方大曾的作品 方大曾僅比布列松晚到這世界4年，現在國內的許多攝影人都在對布列松(Bresson，1908-？)、蘭格(Lange，1895-1965)、杜瓦諾(Doisneau，1912-1994)、比斯霍夫(Bischof，1916-1954)、卡帕(Capa，1913-？)等與他同時代的紀實攝影大師著名攝影記者津津樂道時，誰又知道在那神秘古老落後的中國大地上還有個名叫「方大曾」的人呢？ 於是《人民攝影》同時還刊登了另一篇題為：方大曾，為我們留下了一個謎(原載於《焦點》雜誌第三期)的文章。
方大曾的作品
在《尋找方大曾》一書中，午馬說：在他之前以及失蹤之後的半個世紀里，中國一直沒有過自由攝影師，而方大曾的行為方式卻近乎無師自通地具有這種職業的影子。在一個缺乏考察民生、直面社會現實的文化傳統的國度里，他幾乎是憑直覺感受並運用了攝影紀錄的力量。中國攝影的幼稚不在於接觸攝影術晚了幾年，而是僅僅停留在把相機當作可以觀賞鏡花水月的金屬畫框，或者過於直接的宣傳工具，並不真正懂得攝影本身更廣大的應用領域，從而讓逝去的時代錯失了留存為影像的機會。 也就是說，方大曾至所以值得在此記上一筆，在於他用相機記錄下了那個特殊年代的典型性的場景。通觀書中方大曾的攝影作品，與其失蹤後一年到中國拍攝抗戰的卡帕來說，在表現手法、攝影語言的運用、場景的選擇上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方大曾在那個時候按下了快門，這就是他和他的圖片的價值所在。 在那個時候，如果有誰拍了北京人的頭蓋骨，哪怕是一個攝影門外漢，哪怕頭蓋骨拍得不那麼清晰、精緻，那張照片放在今天也足以使其揚名天下。 方大曾除了記錄還是記錄，雖然那種記錄在當時的中國是珍貴的，但是現在看來，其中缺乏那種對於人性的關注，缺乏那種對於人的深切關心與興趣，缺乏那種努力超越事件的特殊性而逼近事件背後的普遍性的強烈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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