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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圈裡稱為「趙管遺韻」的九旬畫家陳佩秋

人物簡介:

陳佩秋,字健碧,齋名秋蘭室,河南南陽人,1922年12月生。1944年考入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受業於黃賓虹、潘天壽、鄭午昌等大家。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兼職教授,上海中國畫院畫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陳佩秋和她已故的丈夫謝稚柳可以說是滬上畫壇的雙璧,在整個當代中國書畫界,他們亦閃耀著各自的光輝。圈內人喜歡用「趙管遺韻」來形容這對夫妻的風雅,將他們比作元代書畫大家趙孟頫與他的夫人管仲姬。更有人認為,陳佩秋的格調,遠在管仲姬之上。管仲姬的作品未脫閨閣脂粉之氣,而陳佩秋雄沉端莊、綺麗典雅,自創一格。

陳佩秋本人也和她的畫一樣,言談舉止讓人感覺到一種不讓鬚眉的氣度。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是個「金迷 」,熟讀金庸所有的武俠小說。她的身上也有著一股任俠之氣。「有一種人是溫吞水,激動不起來。而我年輕時總忍不住暴跳如雷,容易得罪人。現在年紀大了,不和人家頂了。」儘管脾氣收斂了,但是臧否人物,評論起書畫界的亂象,她依舊毫不留情。犀利與直接之處,讓《環球人物》記者不禁咋舌。

《瀟湘圖》

陳佩秋作品《綠水肥魚》。

陳佩秋作品《蘭花》。

捨棄畫畫搞鑒定

這位書畫大家的住所位於上海長寧區。出了電梯,只見陳佩秋的家門口擺放著一大箱的簡易拖鞋,想來是門庭若市。採訪中,老人家也表達了對這件事的困擾。她嘆著氣說:「張大千是在出國的那些年,沒人打擾,才做出令人震驚的研究成果。要是今天這個人找,明天那個人找,怎麼靜下心來做研究工作?」

90多歲的她是頗有威望的大畫家,捧著重金登門求畫者自是不少。近些年,她卻將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中國古代書畫的鑒定上。這一方面是因為鑒定大家謝稚柳的影響,而直接的緣起,則是張大千暮年掀起的關於五代畫家董源那幾幅畫的爭議。

董源被認為是中國水墨山水畫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畫作極大地影響了元代以後山水畫的發展方向。著名的《瀟湘圖》《夏山圖》《夏景山口待渡圖》三件作品,一直被認為是董源的真跡,是五代山水畫的典範之作。1980年,身在海外的張大千託人給他的老朋友謝稚柳捎話,稱這三件作品「有問題、需要再研究」。當時謝稚柳認為,張大千「鑽牛角尖」了。

1983年,張大千去世,這件事也就被擱置起來。後來改革開放,謝稚柳和陳佩秋借著出訪交流的機會,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裡觀摩到許多五代、北宋時期的畫作。經過一番研究、對比,晚年的謝稚柳越來越覺得「張大千是對的」。但病榻之上的他終究沒有來得及將自己的質疑公諸於眾。陳佩秋繼承了丈夫未竟的事業,花費大量時間潛心研究,將謝稚柳生前以及她自己對《瀟湘》三圖的疑問告知了天下。

此外,2001年,八旬高齡的她還曾連續伏案11個月,重新審鑒被公認的美術史上的傑作——唐代畫家閻立本的《步輦圖》。她指出,這一幅並非唐畫,更非閻立本的作品,而是徹頭徹尾的偽作。此論一出,立刻引起海內外藝術界的一片嘩然。

「把好的東西說不好,不好的東西當寶貝,是對歷史的不負責,對藝術的不負責。」鑒定古畫時,她不輕易放過任何細節。鑒定界有一種「半卷」或「半尺」的說法,意思是對於一幅畫,鑒定家只要打開半卷或半尺,便能立判真偽。但在陳佩秋看來這完全不可取:「碰見高明的作偽者,細心辨認還怕看走眼,何況只看半尺?這種自大的做法,實在不適宜在鑒定界推廣。」

學中國畫就要看經典

「鑒定是一門科學。需要絲絲入扣,極其嚴謹。」陳佩秋強調。講到幾十年前的一次經歷,她至今還有些不服氣。那是1978年,華裔女作家韓素音來到上海中國畫院訪問,陳佩秋和另一位著名畫家程十發負責接待。三個人在一起寒暄,程十發說自己不會算賬,數學一塌糊塗,韓素音就介面「藝術家就應該是這樣的」。

「科學頭腦的人不能做藝術家?我就不這麼覺得。我來學畫畫,可不見得我是腦子笨。」她說。

陳佩秋小時候很喜歡數理化,成績很好,志願是讀理工科,將來學科學。但父親比較保守,對她說:「女孩子學什麼科技,學學經濟,今後在銀行當個會計,就很好了。」在父親授意下她考上了西南聯大的經濟系,但上了兩堂課她就輟學回家了。

那時候,張大千、傅抱石、李可染、黃君璧等不少畫家都去昆明辦畫展。抗戰時期的昆明,雲集了很多優秀的藝術家。陳佩秋經常去看畫展,並萌生了學畫畫的想法,22歲的時候考上了當時暫居重慶的國立藝專,從此開啟了和繪畫的緣分。

在國立藝專,受到潘天壽、鄭午昌、黃賓虹等名家的指點,讓陳佩秋受益匪淺。抗戰勝利之後,1946年學校遷回杭州,陳佩秋主動要求延長自己的學制,在學校里沐浴了7年的藝術熏陶。

這7年,她大多的時間都在臨摹、寫生,「好像對別的東西都不感興趣」。別的同學臨摹老師的畫,一臨就像,但陳佩秋刻意求難,找來一些古畫的印刷品臨摹,她說:「學中國畫就要看傳統經典的東西。」其中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五代南唐時期趙幹的山水畫《江行初雪圖》,這幅畫她前前後後臨摹了多次,每一次,都震撼於畫家的布景精奇,筆墨線條的細膩,也從中領略到中國畫技法的精髓。

1950年畢業後,她進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工作,1955年上海中國畫院成立後,她又被聘為畫師,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專業畫家之一。

除了師法古人,她還師法於自然。多年來,寫生已經成為她的一個習慣。1956年令她在畫壇揚名的《天目山杜鵑》就是寫生獲得的靈感。在雲南,她深入過許多偏遠山區,山勢的跌宕、雲靄的厚薄、樹木的疏密,都留在了她的寫生本里。「我覺得一定要對實景寫生。身邊的一草一木,皆可入畫,要的是心思和毅力。」

改革開放後,她看到了大量的西方印象派原版畫作,這給了她新的啟思,將印象派的用色技法運用於中國畫上。耄耋之年的她,筆下的青綠山水,滿紙蔥鬱,一片欣欣向榮的景緻。

她銳意創新,畫風不失新潮,但實際上始終還是一名傳統的捍衛者。在香港中文大學一次國際研討會上,有位著名畫家發言說,要像海盜一樣,快一點把西方的東西趕緊接包下來。其他一些新派畫家也隨聲附和,指陳著中國傳統繪畫的弊病。陳佩秋拍案而起:「我們中國的傳統繪畫有什麼不好?」然後和這些藝術家展開了一番唇槍舌劍的辯論。

傳統筆法不可丟掉

《環球人物》記者採訪之日,陳佩秋剛喬遷新居不久,家裡還未及收拾,屋內陳設好多都暫時地簡單擺放著,只有書房,一切看來都已布置妥當。她指了指牆頭的一大摞大開本的《宋畫》,對記者說:「現在我的健康還可以,我想我總是還要再活幾年的。有生之年一定要把宋畫弄好。不弄好,這輩子就留下遺憾了。」

《環球人物》:對比中西繪畫,您覺得我們應該如何取長補短?

陳佩秋:西方畫的色彩比我們中國畫用得多,而且用得非常好,可以借鑒。但其他的還是我們比他們好。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就是一個微笑的女人的肖像,而我們不像他們那樣專畫人臉,我們擅長用線條來表現人物的形態。早在初唐的人物畫里,人物的頭髮,都是一根一根帶著呼吸感的,線條極其流暢,下筆必須又快又好,需要極高的技術。而西方繪畫是不注重線條的。

《環球人物》:您一向捍衛傳統,那怎麼看待現代派的畫家?

陳佩秋:畢加索,抽象派的代表人物,給張大千畫了一張畫像。怎麼畫的?頭是圈一個圈圈,頭髮就是這樣豎起來的幾根,其中有兩根很長。我說這個是什麼東西?他就是隨便畫畫,這就成了一件藝術品。藝術品要是這樣的,人人都會畫。

現在的繪畫是亂得一塌糊塗,好與壞,沒有一個藝術標準。不好的東西硬要說好,硬要捧起來。你一個人說不好,人家有三五個人說好,你能怎麼辦呢?

《環球人物》:您認為評判繪畫的藝術標準應該是怎樣的?

陳佩秋:早在南齊的時候,謝赫就提出了「六法」: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你要達到這些規範了,你才是一個藝術品。就像京劇表演一樣,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都有不同的規範。可現在,隨隨便便就可以創個流派。但這些東西,總歸經不起歷史的考驗。

《環球人物》:臨摹、寫生那麼多年,您現在到了一個能隨意發揮的境界了嗎?

陳佩秋:隨意發揮,這個你自己說了是沒用的,要留給人家去評說。人家認為你這個是藝術,就可以。當你達到那個藝術標準的話,人家自然說你的畫好。達不到就算了,死乞白賴地做,也是不成的。

《環球人物》:古畫鑒定既繁瑣,又充滿是非。為什麼捨棄畫畫搞這個?

陳佩秋:上世紀90年代在全世界看畫,即便是在很好的博物館裡,專業人士對古畫的判斷都很不準確。那時候我才意識到假畫泛濫的問題。

現在搞鑒定的人都是「史論系」畢業的,只懂理論,不曉得作畫的方法。而我自己畫了這麼些年畫,再來搞鑒定,當然是有優勢的。我由臨畫而熟悉了歷朝歷代畫家的用筆習慣,以及墨色、款識等等。山的皴法,石的點法,水的畫法,衣紋的描法,還有各種風格的時代性,我都有體會。

《環球人物》:現在掀起藝術品的收藏熱,一件件畫作拍出天價,對此您怎麼看?

陳佩秋:齊白石老先生的畫拍出了上億,那天他們告訴我潘天壽的畫也拍了兩個億。我覺得這些都有炒作的成分在裡面。一張畫到極其精緻的古畫,畫家花了一輩子心血,不也才幾個億嗎。如果這些拍品值一億兩億,那范寬的《溪山行旅圖》,千億萬億也是值的了。

前人說「學無止境」,到老了我更能體會這其中的道理。一個學畫的人也不知道要進修多少年,才能夠有所建樹。大概是終其一生都不夠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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