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與社會學帝國主義（三）

05-29

　　公有制社會中間精英階層的右翼激進主義

　　不同的人對於制度確有不同的選擇，藉助魯迅先生的一個說法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26]，這是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系列中間，通過觀察不同制度下人們的利益變動，去預測人們對變革的態度。對應著195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的情況就是：從前的地主富農希望回到解放前他們的好時光，富裕中農希望保持土地私有的現狀同時他們作為餘糧戶希望取消統購統銷（這樣他們可以得到季節差價），而窮苦農民因為生產和生存條件缺乏起碼的安定性，所以希望合作化事業能夠穩定發展。毛澤東常說他的心與魯迅是相通的，在同一個問題上他的理解是這樣：「地富反壞贊成資本主義，剝削人的人贊成資本主義，也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27]

　　不同階級的人對於制度和利益的滿意標準不同，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是：「……革命感的普遍而主要的原因……（是）渴望平等，其時，人們認為他們與勝過他們的其他人是相同；或渴望不平等和優越，其時，他們想到自己不是強於而是同於或劣於自己的下屬，然而卻自認為是優越的……於是，在寡頭統治的國家，民眾在他們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思想指引下起來革命，因為正如我以前所說，他們是相同的人，卻沒有相同的份額；而在民主政體的國家，達官顯貴起來反叛，因為他們不是相同的人，卻只有相同的份額。」[28]按照布勞的觀點：「左翼反抗是最下等的社會階層所經驗的對嚴重剝奪的一種反應，而右翼造反是由社會地位受到威脅的中等階層所經驗的對嚴重的相對剝奪的反應。」[29]

　　社會主義制度越是成功，毛澤東要求的扁平化管理越是得到落實，精英階層所得特權和利益越是有限，「貴族造反」的衝動就越是強烈。毛澤東於1959年把赫魯曉夫作為樣板對共產黨的權力精英做出了初步判斷，1962年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很隱晦地指出社會主義制度面臨著被拋棄的危險，1964年年底提出四清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5年初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他臨終前還汲汲不忘：「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他始終認定權力精英有著不同於普通工農的獨立利益而且是和工農相對立的。毛澤東這些系列判斷，都是基於共產黨內部權力精英的消極表現或者右翼激進主義來說的，預言未來社會主義制度被拋棄的可能，將主要來自共產黨內部。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去回顧中蘇論戰的升級過程，明顯有拿赫魯曉夫當靶子批判企圖糾正中國內部的偏差的小算盤——試圖在不涉及政權中間的當事人的情況下，從思想認識上解決問題，以免導致巨大的社會動蕩。

　　反過來，社會主義制度越是成功，扁平化管理中間的官民關係越是融洽，平民階層的政治意願肯定要相應地低落下去，此時官員群體的右翼激進主義和蛻化過程就越發得不到自下而上的有效抑制和監督，這兩個方面共同加深了毛澤東的憂患意識，他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講話中說：「他們為什麼能蒙蔽群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麼，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只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並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30]從這個意義上看，掛在毛澤東名下的個人崇拜和掛在劉少奇名下的「馴服工具論」，有著同一個現實依據——平民階層在政治上的保守化，馴服工具部分源於平民的「個人崇拜」平均分布於自毛澤東以下各級幹部身上了。

　　在文革期間毛澤東發動群眾造反，這顯然是針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受益者在政治上處於休眠狀態的焦慮，所以要把原來處在參與管理的邊緣線之外的人也高度政治化，支持並讚揚他們的「造反」行動（這顯然是為了降低他們參與的政治風險），讓那些勞動者中間監督和批評幹部意願處於高位的人起來說話。

　　對照中國革命期間的民眾表現，由於舊統治階級極端的狹隘利益阻塞了多數人的出路，其經濟領域的「負外部性」導致平民階層的不滿和政治反抗能量的高漲。反過來，一個相對扁平化管理的社會明顯抑制了精英階層的權力和利益擴張空間，會提高平民階層的政治支持能量並降低監督意願，同時卻會引發貴族造反的強烈情緒。

　　制度變遷及其穩定性問題，是新制度經濟學關注的一個焦點。諾斯在這個方面發展出較為系統的看法，他的看法與魯迅可以進行對照，他認為推動制度變革的人是那些在變革得到好處大於推動變革代價的人，認為「如果預期的凈收益超過預期的成本，一項制度安排就會被創新。」[31]「漸進性變遷來自於政治和經濟組織中的企業家的如下感知：即他們認為在某些邊際上改變現存的制度框架會使他們的境況更好。」而那些處在社會上層的、擁有政治和經濟權力同時也具備足夠的信息的「企業家可能會將他們的技能或默許知識用於探尋獲利邊際，估計成功的可能性，以及冒險將組織的資源用於捕捉潛在收益。很顯然，組織的效率取決於這些可觀察的和可實現的機會。」[32]

　　制度變遷是由人來推動，諾斯等人把經濟學的收益成本分析引入制度變遷領域，認定人們推動制度變遷的原因是新制度將比舊制度能夠更好地滿足他的利益；同時如果滿足推動制度變遷的成本小於收益，人們將有足夠的誘因去承擔制度變革的成本。諾斯在考察了阻滯成本之後，就提出了制度均衡問題，他把這個重要的概念表述為：「制度均衡是這樣一種狀態，即在行為者的談判力量及構成經濟交換總體的一系列合約談判給定時，沒有一個行為者會發現將資源用於再建立協約是有利可圖的。要註明的是，這一狀態並不意味著，每個人對現有規則和合約都滿意，只是由於改變合約參加者遊戲的相對成本和收益使得這樣做不值得。現存的制度制約確定和創立了均衡。」[33]只要是現制度的受益者不組織積極的反抗，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阻滯成本就相當低，精英階層可以輕易獲得一個有利的成本收益比，進而積極主動地推進位度復辟。毛澤東臨終前曾經說過林彪一類上台復辟資本主義很容易，這意味著他認定社會主義制度下缺乏自下而上的支撐力量，似乎只有高層以他本人為首的有限幾個人才認真扞衛社會主義制度，好像一個斬首行動就可以實現復辟意願。

　　對照蘇聯的解體過程中間其精英階層的表現，可以檢驗毛澤東共產黨內部將產生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力量的觀點：蘇聯的「黨—國精英們得出結論：資本主義將為他們帶來更大、更安全的個人特權。他們於是著手廢除這一體制。這一體制具有壓制性，許多公民轉而反對它，尤其是知識分子，他們這一階層的人遭受國家社會主義的壓制最嚴重。知識分子在用資本主義取代蘇聯體制的事業中，成了黨—國精英最為寶貴的同盟軍。蘇聯體制集權化的、等級制的特性使普通公民非政治化了，也使他們變得消極了，要不是這樣，他們就有可能響應民主社會主義的號召，讓親資本主義聯盟最終作無效的反抗。」[34]

　　蘇聯社會的問題出現得比中國早，也具有更多的後續時間進行更為徹底的變革，但是蘇聯幾任領導人都選擇了因循苟且的「理性」態度，使問題積累並惡化下去，法國學者貝特蘭在評價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時一針見血地指出：

　　「對蘇聯社會的和歷史的矛盾的現實，沒有進行任何分析。應該受到譴責或改造的現實的各個方面，也沒有與蘇聯的內在矛盾聯繫起來加以闡明，反而解釋為『個人』行動（斯大林的）所引起的『倒行逆施』。蘇聯共產黨接受了這種虛假的解釋，證明它已不再使用馬克思主義作為分析的武器，使馬克思主義不再能真正地幫助改變產生那些口頭『譴責』的社會關係。這個虛假解釋就這樣完成了它的使命：鞏固那種把經濟和政治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階級關係，因而使這種階級關係所產生的矛盾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更為深化了。」「蘇聯的經驗證明，推翻舊的統治階級並不是最困難的，最困難的是首先要摧毀舊的社會關係——在這些舊的社會關係的基礎上可以再建立起一種類似人們認為已被徹底推翻的那種剝削制度——，其次是阻止在新的社會關係中以還會長期存在的舊因素為起點重新組成舊的社會關係。」[35]

　　毛澤東與此不同，他始終把蘇聯社會的消極現象以及赫魯曉夫的「變修」與社會結構方面的變化聯繫起來進行理解，從而把問題的認識和解決都提升到一個「遠非偶然」的層面上。

　　把晚年毛澤東關於社會分層、制度選擇和利益衝突的觀點，轉換為可以檢驗的社會學命題，可以這樣來表述：在中國這樣一個第三世界的人口大國，無論是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都會產生社會分化，其中上層的人數只包括很少一部分人口，可能只有百分之五（肯定超不過百分之十），而且上層和下層之間的衝突是對抗性的矛盾，根本利益處於不兼容狀態，由於國際格局的影響，上層會傾向於選擇「對外投降、對內鎮壓」這種違背民族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政策，重複晚清政權和蔣政權的覆轍。上層社會違背民族整體利益和多數人利益的問題，是第三世界國家內部階級結構和外部力量對比決定的，所以不可能通過制度建設和組織程序在內部解決，必須發動群眾在外部組織起來，形成有組織的力量以構成社會主義制度的支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