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薩的變與不變

巴爾加斯·略薩。2010年歲末，巴爾加斯·略薩的長篇小說《壞女孩的惡作劇》中文版與中國讀者見面了。至此，這位拉美文壇重量級作家已有20多部作品進入華語世界。去年4月30日，略薩為這部即將面世的中文版作品給中國讀者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從來沒有想到我寫的故事能到達如此遙遠的地方……文學是一種世界語言，我希望帶給我的中國讀者：友誼、理解和兄弟之情。」拉丁美洲的「文學爆炸」多少得益於「冷戰」。一方面，傳統使然，拉美是美國的「後院」、西方的延伸；另一方面，古巴的存在和時代的左轉又將拉丁美洲推到了反帝、反美的前沿。於是，拉丁美洲文壇左右逢源，人們言必稱「魔幻」，並終使奮起於上世紀中葉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等一批作家迅速聞達於世界文學殿堂。用小說方法結構人生如果將加西亞·馬爾克斯比作拉美文壇的梵高，那麼巴爾加斯·略薩就是多變的畢加索。略薩於1936年3月28日生於秘魯阿雷基帕市，和馬爾克斯相仿，他的父親也是報務員，且出身貧寒，母親卻是世家小姐。他從小隨母親客居玻利維亞的外祖父家，10歲時隨父母遷至首都利馬，14歲在父親的要求下進入萊昂西奧·普拉多軍事學校，開始大量閱讀文學作品。17歲考入聖馬科斯大學，攻讀語言文學。大學畢業後，他的短篇小說《挑戰》獲法國文學刊物的徵文獎並得以赴法旅行，後到西班牙入馬德里大學攻讀文學。1959年完成短篇小說集《首領們》，獲西班牙阿拉斯獎。翌年開始寫作長篇小說《城市與狗》。作品於1962年獲西班牙簡明圖書獎和西班牙文學評論獎。4年後，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綠房子》發表，獲羅慕洛·加列戈斯拉丁美洲小說獎。從此碩果累累，好評如潮。略薩在傳承批判現實主義衣缽、追隨薩特「造反」的同時，以出神入化的結構藝術重新編織了拉丁美洲現實。與此同時，也將個人生活演繹得令人眼花繚亂，但本質上無不契合自由率性。首先，他與表姨胡利婭和表妹帕特里西婭的婚戀令人費解，其次是與摯友馬爾克斯的恩怨讓人摸不著頭腦，再次是剛剛還在競選秘魯總統卻轉眼加入了西班牙國籍。凡此種種，無不使人猜想略薩在用小說的方法結構他的人生。由左及右的文學觀轉變自成名作《城市與狗》至《綠房子》、《酒吧長談》（1969）、《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1973）等，略薩的作品都充滿了火藥味兒。他曾經由衷地相信薩特、信奉馬克思主義，並對社會主義寄予極大的希冀。正因為如此，他將獨裁統治下的秘魯描寫成「犬場」、「青樓」。那裡暴力充斥，弱肉強食。由罪犯和警察、老鴇和修女等各色人物組成的社會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平行、交叉，卻無不指向邪惡與毀滅。小說結構變化多端，令人嘆為觀止。略薩因此而成為與科塔薩爾、富恩特斯齊名的結構大師。上世紀60年代，略薩隨著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的聲浪走向了世界，並於上世紀70年代末登陸中國，和馬爾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薩爾及老博爾赫斯等一併影響了中國文壇。但是，時移勢易，後現代思潮以其極端的自由主義和虛無主義傾向迅速改變了急於「走向世界」、「與世界接軌」的大多數中國作家的取向，略薩等作家被逐漸疏虞，並迅速「作古」。上世紀70年代中期，略薩因不可究詰的原因同馬爾克斯鬧翻後，開始了文學觀念上的大轉變。在政治上日益表現出相對右傾的自由知識分子姿態，創作上則「小我」比重陡增。到了80年代，他甚至推崇起博爾赫斯來。他說：「當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曾經狂熱地閱讀薩特的作品，由衷地相信他斷言作家應對時代和社會有所承諾的論點……現在是1987年，類似的想法可能令人覺得天真或者感到厭倦，——因為我們對文學的功能和歷史本身正經歷著一場懷疑的風暴。」而博爾赫斯在略薩看來則是「堪稱以化學的純粹方式代表著薩特早已教導我要仇恨的全部東西：他是一個躲進書本和幻想天地里逃避世界和現實的藝術家；他是一個傲視政治、歷史和現實的作家，他甚至公開懷疑現實，嘲笑一切非文學的東西……」但是略薩的這種轉變並不意味著背叛，而是一種十分矛盾的妥協。與此同時，略薩的創作內容和審美取向發生了明顯改變。雖然他繼續沿著一貫的思路揭露秘魯及拉丁美洲社會的黑暗，但力度有所減弱；情愛、性愛和個人生活及被壓抑的「小我」開始突現並佔據相當重要的位置。從「迷失」到「回歸」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略薩在後現代思潮的裹挾下「淡化」了意識形態和社會批判色彩，與他青年時代所信奉的介入理論漸行漸遠，出現短暫的「迷失」。好在跨國資本主義迅速扯下了「經濟全球化」的朦朧面紗。略薩也很快調整了姿態。進入新世紀後，略薩推出了又一部現實主義力作——《公羊的節日》（2000），繼而又有《天堂的另一個街角》（2003）和《壞女孩的惡作劇》等問世。《公羊的節日》是一部反獨裁小說，延續了拉丁美洲文學的介入傳統。《天堂的另一個街角》敘述了畫家高更及其外祖母特里絲坦的故事，高更尋找人間天堂的方式是逃避現實，而他的那位來自秘魯的外祖母則以入世（女權運動和社會改良）提供了探尋「天堂」的不同路徑。之後的《壞女孩的惡作劇》則以一個無心傷人卻又害之的「壞女孩」的「造反」經歷為主線，雖然保持了作者八九十年代的某些創作元素，但通過女主人公所關涉的一系列重大社會政治事件如「革命輸出」、「光輝道路」等等彰顯了她的右傾與懷疑。新作《凱爾特人之夢》（2010）是寫愛爾蘭獨立運動先驅羅傑·凱斯門特的，其追求絕對自由之心愈發鮮明。這才是他，快意人生，善寫多面，且最終證明自己仍是從「小我」出髮指點江山、宣示理想的自由知識分子。從某種意義上說，略薩於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至90年代中後期的轉向，與西方後現代主義和拉美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蔓延以及跨國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不無關係。由於意識形態的「淡化」，極端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推動了極端相對主義的泛濫，而所謂的文化多元，實際上不過是跨國資本主義一元化的表象而已。
推薦閱讀：